跟香港的经历不同(它在1941年圣诞节遭到了日本的入侵)，日本人大体上尊重澳门葡萄牙人的中立。然而，尽管葡萄牙当局保持了对这块殖民地法理上的控制权，但日本在澳门的军事存在也显得很突出。日本人接管了帝汶岛，并拘留了这块遥远的东南亚殖民地的总督和葡萄牙人社群，这明显把澳门的葡萄牙政府推向了一个高度紧张的位置上。无论如何，澳门被日本占领区所包围，使得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非常孤立。但作为中国人及其他难民的一个避难所(当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仍在继续的时候，大量的难民源源不断地涌来)，澳门的战时人口翻了一倍。本章试图说明，尽管澳门有着作为萨拉查政权的一个前哨的殖民地身份，尽管依然有相当大的风险引发日本人的吞并，但澳门地方当局还是因为在给中国人及西方战争受害者提供庇护上所做出的无数的人道主义行为，而使自己显得卓尔不凡。
1.战前日本人在澳门的阴谋
英国的文献资料忐忑不安地记录了战前时期澳门葡萄牙人所承受的那种压力。日本的要求(有时候会提供强有力的诱惑或某种补偿)包括捕鱼权(1929)、食盐专卖权(1930)、含酒精饮料和葡萄酒专卖权(1934)、自来水厂特许权(1935)、炼糖厂及填海拓地工程合同(1936)，以及帝汶岛上的食盐、食糖和开发特许权(1937)。所有这些要求，除了帝汶岛的开发/投资建议之外，其余的全都遭到了拒绝。1935年，英国的意见认为：“要在日本人试图在澳门获得让步的企图中把战略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考量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1]在这个时间点上，某些居住在澳门的日本人——包括那些卷入这些经济谈判的人——被认为是间谍。1936年4月21日，葡萄牙殖民部长在对澳门总督谈到1931年把供应街道照明设备的合同判给一家日本公司时说，他不能同意把澳门交给日本资本去渗透。[2]
20世纪中叶的澳门地图
特别是英国国防部的首脑们担心，如果日本在葡萄牙人的让步中获得了基地便利的话，香港就会变得容易受到以海岸为基地的日本飞机的攻击。不仅英国担心，中国的消息灵通人士也警告葡萄牙人提防日本人的图谋。[3]
尽管法国(在印度支那)和葡萄牙(在澳门)都同意日本的要求：不允许利用它们各自的殖民地转运武器和军需品到中国，但香港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尽管在偷袭珍珠港之前，英国政府并没有正式与中国结盟，但许多年来，香港一直是国民革命军军事供应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进口港，尤其是在1937年之后，当日本人封锁了长江以及后来占领了华东地区所有沿海港口的时候。只是在1938年10月广州落入日本人之手、珠江被封锁之后，才降低了香港作为军需品进入中国通道的重要性。正如迈乐士曾经指出的那样，通过舢板继续转运战争相关物资，导致日本增加了针对这些船只的攻击。[4]
据日本的资料说，当时的澳门驻军包括三个步兵连：一个葡萄牙人的，一个华人的，一个非洲人的。补充部队有：一个机关枪班、防空炮、两辆装甲车、一个野战炮连以及一个要塞炮连。另有2000人的临时的卫戍部队，由21名军官和511名军士组成。两艘海岸炮舰、一艘炮艇和两艘江河炮艇，决定了殖民地的海军力量。空军(以氹仔岛为基地)由最近获得的4架英国制造的水上飞机所组成[5]。然而，尽管葡萄牙人着手增强澳门安全的行动可谓手脚麻利，但面对日本人所向披靡的力量，武装保卫殖民地的前景看起来似乎并不乐观。
广州城的陷落以及国民政府的西迁，也为共产党人在广州的地下活动创造了新的机会。尤其是在客家人聚居的东江地区，学生领袖及其他受过教育的、理想主义的和革命的团体，继续通过鼓动人们的反日情绪来开辟游击根据地，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尽管游击队依然是小规模的、偷偷摸摸的、组织紧凑的团队，但他们在跟日军作战——甚至在香港的新界的时候，也能够取得相当惊人的军事胜利。正如在马尼拉一样，英国人在香港也通过英军服务团(BAAG)与这一有力而有用的反日盟友达成了一项妥协。作为一个中立地区，澳门——实际上正像葡萄牙在欧洲一样为五花八门的情报机构(共产党的、国民党的、英国的、葡萄牙的和日本的)提供了掩护。[6]
1935年的澳门街景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担心。正如葡萄牙驻香港领事1938年4月向日本领事提出抗议时所说的那样，日本人对澳门注册的渔船及其他船只的侵扰，给这块殖民地制造了严重的经济困难[7]。1937年10月，当葡萄牙人向日本政府抗议日本飞机飞越澳门领空的时候，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竭力为这一侵犯主权的行为辩解，称之为一个“错误”[8]。在这个时候，澳门开始着眼于要把它的防卫进一步现代化，购得了三挺DCA 20毫米机关枪。12月，日本海军部队在临近路环的大横琴岛的半月湾卸下300个人和一些物资，占领了几间废弃的中国人的房子。尽管如此，日本驻香港总领事还是对澳门加强防卫的做法提出了抗议，因为不像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日本与葡萄牙并没有发生争执[9]。氹仔对面的小横琴岛从这年1月起就一直被日军占领着。然而，随着日本战机在9月开始轰炸广州，也出现了把葡萄牙侨民撤离广州市的问题。
尽管澳门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依然是友好的，但地方当局的行动有时候会导致葡萄牙方面的神经过敏。1937年9月，当葡萄牙人注意到中国的工人正在湾仔岛东面构筑防御工事的时候，便担心中国在耍机会主义的花招，试图强行实现实际上的占领。在寻求中国的解释的时候，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得到了这样的保证：中华民国与葡萄牙之间的关系是“热忱的……亲密的和良好的”[10]。葡萄牙人还发现，中国警察和平民在关闸附近的“中立区”的活动是挑衅性的，不必要的。到11月为止，湾仔海关和广州中国海关都为日本人所控制，所有收入都被存入了横滨正金银行。
然而，当对华战争向南扩大的时候，日本要求葡萄牙给予的主要补偿，就是要求澳门不要成为向中国输入军需品的渠道。例如，1937年10月，日本人试图劝阻葡萄牙人，不要允许一艘据信是运送军需品的法国船只在澳门卸货。表面上，葡萄牙人答应了。葡萄牙在中日战争中严守中立的声明至少在口头上是毫不含糊地被葡萄牙驻香港总领事传达给了他的日本同行。[11]
日军占领中国城市(原图未说明是哪一座城市，据考应是广州)
1937年，澳门葡萄牙当局已经清楚地明白，这一年里日本在北京和上海的军事推进，十有八九是一个不祥的兆头，预示了日本人未来的企图：要把他们的势力扩张到中国所有的南方省份，包括广东。有人担心，这样一种局面将会损害澳门的中立，甚至危及其领土完整。[12]
1938年12月，随着日本在广东势力的巩固、难民在澳门边境的聚集，使得分别来自澳门和中山的救济委员坐到了一起，以便处理这个问题。他们讨论了各种计划，从在路环岛建造简陋棚屋，到在边境那边的金山创建难民营。教会和政府不得不携手合作，以改善眼下这种悲惨的境况。[13]
到1940年初，日本强加给澳门的要求通过香港媒体变得众所周知。据3月30日路透社的一份电讯说，日本当局已经向葡萄牙人清楚地表明，他们应该撤离湾仔岛，承认日本在中山县扶持的政府，接受日本军票纸币在澳门流通，日本人有权挨家挨户搜查反日分子，并且，中国设在澳门的海关署必须关闭。正如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在评论这份报告时所说的那样：“只要日本人想要，他们多半会拿下澳门。”[14]
2.战时澳门
到1941年中期，葡萄牙当局承受着日本人很多高压的胁迫行动，即便尚没有在殖民地内部采取军事行动。尤其是1941年6月21日，一艘属于商会有限公司的商船“几亚”号从法属通商口岸广州湾起航，先到澳门，再到黄埔，结果，途中被日本海军当局给扣押了。尽管葡萄牙提出了抗议，但这艘船还是没有被放还，事实上，后来人们看到它挂起了一面日本国旗。1941年10月20日，澳门当局注意到，日本士兵已经在关闸外面各就各位，正在拦截那些自称是旅游者的人。人们经常看到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出入澳门的赌场和餐馆，而且分文不付。另外，澳门当局也惊恐不安地密切关注着正在展开的战争形势，保持能从葡萄牙驻广州领事官那里得到及时的信息。[15]
战时澳门可怕的经济困境也反映在它的货币体系中。特别是日本人在香港引入军票纸币之后，当时在澳门流通的港元便迅速贬值。就连官方的澳门元也几乎不流通了。相反，有各种不同的货币在澳门流通，尤其是汪精卫政权和国民政府的货币，都容易受到相对价值波动的影响，很容易被人用于投机和牟取暴利[16]。香港货币在战时澳门的囤积助长了这个难题。一船在伦敦印制的价值380万澳门元的“宝塔”纸币没能运到，使得这场货币危机雪上加霜。[17]
澳门大炮台，坐落在大三巴牌坊侧。在1622年抵御荷兰人入侵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年，流通中的凭单增长得令人心惊肉跳。随之而来的投机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对于当局来说，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了：要想防止金融崩溃，政府的干涉必不可少。在战争的阴影中，发行银行、华人银行的代表和日本当局坐到一起开了个会，达成了一项将会彻底改变殖民地金融体系的解决办法。最重要的是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逐步停止使用凭单，到1944年彻底淘汰(1944年2月26日的法令)，停止“银币”的流通。尤其是那些来自中国的银币，包括汪精卫政府发行的银币，并且，紧接着把澳门元定为单一货币[18]。就在同一年，政府授权BNU发行“票券”，用于本地流通，以澳门元为单位，在其他地方不可兑换硬币。这种票券由新村公司在顶级安全保障下在澳门本地印制，作为一种保障措施，每张票券上都有BNU的经理和财政主管的亲笔签名。[19]
BNU发行的各种纸币
与此同时，日本人在帝汶岛实施了军事接管，并把葡萄牙总督连同官员及他们的家人拘留在臭名昭著的“莫巴拉-利奎萨”集中营里(整个战争期间生还者一直关押在那里)。当这个消息传到澳门的时候，葡萄牙人社群当中的士气达到了最低潮。换句话说，帝汶岛的遭遇明确地向葡萄牙人表明：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中立并不能确保日本人不接管澳门。
到1943年中期，日本人已经控制了澳门的水上警察，并因此控制了进出这块殖民地的整个贸易。日本人还插手警察事务，任命了很多亲日华人探员进入澳门警察部队，后来塞进了大约50名前香港警察和预备役军人，这些人是被作为宪兵雇佣的。[20]
在此期间，当盟军对广州城的轰炸开始使之付出代价的时候，日本人接管了水坑尾街，以安顿从广州和香港逃出来的日本官员的家属。他们相信，香港也会遭到盟军的空袭。然而，澳门日本人口的增长依然没有被解读为日本的正式接管[21]。此外，日本强加给葡萄牙人的要求也不是那么不堪重负。在1943-1944年间，这些要求包括：允许日本注册的医生在澳门执业，允许日本的药品在澳门市场上销售。次年，葡萄牙人不得不允许横滨正金银行在澳门开设一家分支机构，连同亚洲图书公司的一家分支机构，这家公司由日本军队的专门部门经营。
然而，1943年8月18日发生的所谓“澳门事件”，无疑是战争期间日本人在澳门唆使的更具挑衅性的行动之一。这里提到的是，有一支由日本人和中国援军组成的大部队强行进入澳门港，用武力夺取了一艘英国船只“西安”号，葡萄牙人至今拒绝交出这艘船。[22]
街头商贩
一位到访的日本领事官所撰写的一份秘密报告中，给出了葡日关系的某种洞察。这份报告是为日本外相重光葵起草的，当时他正竭力减轻葡萄牙人对日本干涉澳门事务的担心：
澳门的葡萄牙官员都决心要保持中立。我不知道他们内心的感受如何，但在表面上，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友好的，而且，他们显然在做每一件能够取悦于我们的事情。例如，他们曾用大米换武器(然而，却对此守口如瓶)。他们对我们的陆军和海军的行动视而不见，似乎跟英国领事毫无关系，至少在我们面前是这样。可以肯定，尽管总督及其他官员几乎不可能太多地考虑我们，但他们的行动多半是不得已而为之。[23]
正如英国驻澳门总领事J. P.里夫斯向英军服务团报告的那样，在日本人与汪精卫傀儡政权的代表1943年2月21日在澳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怂恿日本人发动一场突然袭击[24]。然而，日本人不会被这个建议所吸引。4月，英国情报部门再一次担心，在紧接着访问广州之后，澳门总督会把这块殖民地交给汪精卫政权，后者对保护“第三国国民”给出过某些担保[25]。尽管此事并没有发生，但葡萄牙人仍然不得不跟日本人在广州建立的政权展开某种形式的合作，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澳门远景(20世纪初叶)
3.战时的境况
英国情报部门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幅图景，把澳门想象成一座围城，流干了其经济活力的血，挤满了难民，社会服务几近崩溃，饥饿的幽灵萦绕在澳门居民的心头，挥之不去。尽管在香港，医生们也曾目睹过饿毙者的尸体，但在澳门，据报告，乞丐和街头流浪汉的尸体实际上被人吃掉了。公共卫生系统也随着疟疾在某些地区的流行而进一步恶化。
正如1940年的人口普查所显示的那样(这是战争开始之后所搞的最后一次人口普查)，澳门的人口总数是321629。这个数字当中，4273人是葡萄牙人，加上765人被列为“其他”，余下的当然都是华人。与1930年代的人口统计学格局相反，陆地人口与海上人口之比在相当可观的程度上转向了定居人口。因此，294233人被列为陆地居民，相比之下，海上居民只有27396人。对于这一转变，有几种可能的解释。首先，大量的船民已经离开澳门，去了其他市场；其次，一定数量的船民定居化了，以回应贫民窟的清理和新住宅的建设；再次，澳门陆地人口因为来自中国五湖四海的难民而迅速膨胀[26]。然而，当战争不断向前发展、难民的到来进一步增加的时候，澳门在人口统计上被彻底改变了。这块小小半岛上的人口几乎翻了一倍，达到了大约60万人，把社会服务系统彻底淹没在了此前从未有过的——事实上，打那之后再也没经历过——过渡拥挤和高人口密度的境况中。
平民百姓被价格上涨和生计匮乏的铁钳给牢牢地卡住了，大米卖到了每斤一块银元，油卖到了每斤4.50美元。肉类已经超出了所有人(除了上层社会)的购买力。对水电消费的限制使得日常生活的问题雪上加霜。澳门的命根子——声名狼藉的夜总会也门庭冷落车马稀。电影院因为缺少顾客大多都关门大吉了。赌场和烟馆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就连福隆新街的妓院也关上了大门。少数在午夜之后冒险外出的行人甚至只敢走大路，偏僻小巷里经常有抢劫的传闻。由于游击队在西江地区打仗，澳门与它的自然腹地“四邑”(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之间的交通处于停顿状态。[27]
然而，面对糟糕的境况，澳门比香港做得更好一些，后者到1943年中期在情报报告中被描述为一座绝对的死城：街道荒芜，商店关闭，居民忍受着脚气的痛苦。比方说，1944年4月，戴思乐总督(1940-1947年在任)与相关的交战国谈判，允许对轮船“葡萄牙”号开放通道，让它从事至印度支那的航运服务。一趟试运行给澳门带回了煤和豆子。同月，澳门至广州的班轮恢复了。1944年9月，席尔瓦·科斯塔(澳门总督的秘书)在一次访问期间与广州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协商，获得了许可：进口15万担大米到澳门，以渡过这场危机。[28]
在这样的景况下，某些商业集团生意兴隆。尤其是那些跟日本在广东的军事占领者做生意的商行。一个在战争期间保住了其财富的商人，就是日后的商业大亨何鸿燊。正如这位买办阶级的富家子弟在1995年对一位香港记者所说的那样：“我管理着一套实物交易体系，帮助澳门政府用机器与装备跟日本人交换大米、食糖、大豆……那时候我是一个准政府官员；我是一个中间人。”[29]何鸿燊20岁的时候赶在日本入侵香港之前来到澳门，1944年4月，通过获得汽艇“路环”号从而打造了他早期的战时商业的成功。
战争难民
另一位也被归为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中间人”角色的澳门名人，是战后澳门未来的商人、出生于帝汶岛的罗保。据文德泉说，作为戴思乐总督的重要“合作者”，罗保是战时澳门真正的救星。他被赋予“东方心理学”和“基辛格那样的技巧”，无数次为了澳门的利益与日本人进行调停，包括一次危险却成功前往中国，以说服一位本地的日本司令官停止炮轰湾仔岛；这样的炮轰几乎让澳门人感到恐怖。这个故事有可能是杜撰的，因为这次停止炮击是用大量葡萄牙人的葡萄酒换来的。[30]
随着对广州和香港的空袭在1944年9、10月间达到了剧烈的强度，在三个礼拜的时间里估计有8万难民到达澳门，使得社会服务——尤其是住房陷入了极度的紧张[31]。没有一个人遭到明显的阻拦。他们当中有数百个来自香港的华人家庭。尽管香港的葡萄牙侨民受到日本人多少有点不友好的对待，并不得不依靠葡萄牙驻香港领事馆以及葡萄牙侨民协会和葡国人俱乐部的支持，但到1943年中期，随着红十字会的救助在香港彻底垮掉，并且，这些从前的“中立者”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动辄被逮捕并受到持续的监视，起程前往澳门便成了唯一安全的选项[32]。尽管有些人选择留在香港，但还是有大约1000名葡萄牙公民在1943年6月回到了澳门。为了应对这场危机，总督把殖民地的全部赌博收入都拿来救助难民，总额高达200万澳门元。[33]
虽然紧迫的社会环境是澳门的大势，但在很大程度上，公民社会依然在继续发展。很多指标都反映了这一点。在战争的阴影中，“独立”媒体的存在，就是这样一个顽固的措施，并独立于这个被围困的殖民社会中的某些部分。尽管所有的报纸都受制于一个时刻提防不要冒犯日本的政府审查，受制于严守中立的编辑倾向，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它还是提供了远东唯一的媒体典范。正如英国情报部门在写到《澳门论坛》(一份英文周报)时所说的那样，它“与其说是中立的，不如说是亲盟国的”[34]。对于欧洲和太平洋战争的潮涨潮落，《澳门论坛》的读者也将获得公正的洞察。例如，1944年4月2日，该报报道了丘吉尔的演说“我们最伟大的行动如今正在接近的时刻”中的主要观点，乃至对尼米兹向帕劳群岛推进的报道。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和路透社都被用作消息来源。葡文午报《澳门之声》(A Voz de Macau)被描述为“严格中立”。
在澳门，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然是——而且一直是华文报纸。战时澳门最畅销的《华侨报》被描述为“中立的、有影响的报纸……不发表未经证实的消息”。另一些中立报纸包括《新声报》、《商报》、《新声日报》、《体育报》和《市民日报》。尽管表面上是中立的，但《新声报》、《新声日报》和《体育报》(全都是《华侨报》的子报)依然被认为实际上是亲盟国的。发行量位居第二的《大众报》被描述为实际上是亲重庆的，尽管经常发表未经证实的消息。令人惊讶的是，日本人只能依靠《西南日报》来发布他们的信息[35]。1944年1月，有一份报纸添加到了这份清单中，这就是萨拉查所控制的政党“国民同盟”的机关报《同盟报》(Uniao)。
另外，澳门没有新闻采编机构，也没有任何消息是从里斯本转载来的，除了政府通告之外。消息来源都是源自于无线电报道，是通过私人拥有的收音机听来的。审查机构发挥效率的一个例子是刚刚出版4个多月的《澳门之声》的关闭，因为它发表了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建议：“流放”日本天皇(推测起来应该是在解放之后)。[36]
4.庇护之港
尽管澳门在中国“事变”之后的那些年里，既吸引了学生也吸引了学校，但澳门过高的生活费用导致其中大多数在战争岁月里重新搬到“自由中国”去了[37]。然而，对于香港那些自封的“日本的英国战俘”们来说，对于无以数计的声称“中立”身份、千方百计逃到澳门的个人来说，毫无疑问，这块殖民地是一座如《澳门论坛》(《澳门之声》的英文增刊)所描述的那样——“庇护之港”。[38]
上香
正如1945年9月11日的《复兴报》(英国难民创办的一份报纸)所指出的那样，在维护这个宝贵的庇护所上，英国总领事J. P.里夫斯所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他不仅要照顾在澳门领取英国救济品的9000多人(其方式是为这个社群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而且，英国政府对战时澳门的经济生活也作出了牢靠的贡献。英国在澳门的开销由两笔资金来满足。首先是由香港的资金来满足，总共支付给澳门政府241776英镑，作为香港政府对难民营的捐助，以帮助那些穷困潦倒的人。第二笔钱——后来作为“一般军费支出”给注销了——是支付给英国领事馆的1000397英镑，用于给贫困者(主要是文职人员)发放救济贷款。英国驻澳门领事馆提供的其他社会服务包括：澳门足球俱乐部，中国新年津贴计划，对同惠诊所的捐助，一项合作计划，分发大米，遣送印度人回国，以及对葡萄牙志愿兵和前往“自由中国”的美国难民的经济支持。[39]
澳门关帝庙内关帝像
尽管里夫斯总领事处在日本宪兵队的严密监视之下，有时候甚至受到他们的恫吓，但在为不同国籍的人逃往“自由中国”提供便利的事情上，他还是扮演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双重角色。这事是通过英军服务团的赖翼云来实现的，1942年6月，赖翼云通过澳门领事馆的钟威廉和杰伊·威尔逊跟里夫斯建立了联系。[40]
《澳门论坛》的文章揭示了澳门政治难民的虚幻世界。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从华人区的贫民窟居民那里照搬来的世界。例如，12月12日的报纸提到了教会活动，电影院、辩论会、演讲、麻将、桌球、运动、圣诞节舞会，以及唱大戏。这些都是既要有钱又要有闲，澳门还有其他的娱乐。1944年4月2日，这份报纸预告，在首都剧场放映乔治·拉夫特、简·布赖恩、汉弗莱·博加德和威廉·霍尔登主演的电影《无形的枷锁》(Invisible Stripes)。第二周登出了秀兰·邓波儿主演的《我们的小姑娘》(Our Little Girl)的海报。尽管《澳门论坛》(1944年11月5日)的头版刊登了《为保卫桂林而战斗》，但新中央大酒店却宣告，开设一家新舞厅和音乐厅，给“度假者”提供一位“魅力四射、妩媚迷人的女主人”。
主教座堂(史密罗夫画)
澳门甚至还接待过不期而至的艺术家。俄罗斯流亡艺术家乔治·史密罗夫的命运就是这样，他在1944年初从香港逃到澳门。史密罗夫的表现澳门宁静街景的素描和水彩画，与他所逃离的战争的野蛮残暴形成鲜明对照。不仅市政厅很有眼光地在1944年委托他画了一系列老澳门景观的水彩画，而且艺术家还赢得了从前折磨他的人——日本人的赞赏。
5.政治事件
说到这块殖民地上葡萄牙人与日本人的关系，最恰当的描述或许是：紧张，但好打交道。然而，在整个战争时期，澳门的葡萄牙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长期利益之所在，即打败日本。下面这份文件是中国应急事务技术处在1942年初写给总督的，其中就包含了这样的观点：
可以肯定，澳门未来的延续依赖于日本的战败。很明显，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和军事人物的大话，并没有停止表明这样一种愿望：要把门罗主义应用于亚洲，很显然，在这样一些条件下，日本将会在骇人听闻的屠杀中以胜利的姿态出现。[41]
1945年2月4日，日本驻澳门总领事福井保光被人暗杀了。在有些报道中，刺客据说是台湾人。福井自1941年起担任总领事之职，英国的资料认为，他“对英国侨民是友好的”[42]。葡萄牙当局对此事展开了一次调查。多数意见认为，没什么政治动机，纯粹是“妒忌”之举。
1945年1月16日，美国飞机在澳门扔下了炸弹，这一事件导致战前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棚和总督的座机被毁。美国飞机所实施的另外两次轰炸分别发生在2月25日和7月5日，导致几个平民的伤亡，包括给济贫院造成的严重损毁。尽管美国政府声称，这次轰炸是一次意外事故，但很清楚，其目标是海军的飞机棚。澳门政府要求赔偿。据葡萄牙的资料说，美国参议院后来承认了轰炸中立国的错误，并支付给葡萄牙20255952美元的赔偿。[43]
美国对澳门总的战时政策是，首先，尊重葡萄牙在其所有殖民地的主权(美国政府在1943年10月26日向葡萄牙传达了这一信息，作为交换，美国则获得了亚速尔群岛战略基地的使用权)；其次，不卷入中国可能会对澳门提出的主权要求。更明确的是，在结束这场战争的过程中，美国对澳门的政策是——撇开压倒一切的军事考量不谈——避免在这块殖民地展开军事行动，不管日本是不是尊重葡萄牙的中立。只要日本继续尊重葡萄牙的中立，美国就不支持任何预期的英国对澳门的占领。就这个问题而言，也不支持中国对澳门的占领。无论如何，中国人会得到提醒：美国所提供的援助只是为了进行对日战争这个唯一目的，而不能损害这块殖民地未来的地位[44]。很有可能，日本人在认识到美国政策总体要旨之后，其对破坏澳门的现状就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了。无论如何，这一安排很适合他们。还有一种可能，在战争结束时，美国制止了中国对澳门采取决定性的立场，尽管——正如下文所显示的那样，中国的立场也没有含糊到足以让葡萄牙人持续紧张的程度。
1945年8月12日，《复兴报》发表了来自日本驻澳门领事馆的一份公告，否认了投降的消息，并号召生活在澳门的所有日本臣民“保持镇静，继续和平地从事他们各自的活动”。接下来，8月15日的正式投降在澳门来得有点虎头蛇尾，因为，无论如何，葡萄牙和日本并不是交战方。然而，日本的投降对临近的广东和香港的影响则更为重大。
6.澳门与国民党
1945年9月16日，国民党在香港和澳门的指挥官、前澳门周边地区游击队首领瞿远泽(译音)将军对澳门进行了一次访问[45]。然而，1945年10月31日，一支中国指挥官组成的小分队通过关闸突然抵达澳门，此事引发了不祥的猜测：中国人是否试图接管这块殖民地。这伙人在新中央大酒店安顿了下来，只是在干涉澳门警察之后才被解除了武装。[46]
香港光复(1945年9月16日)
然而，事情极其微妙。1946年4月，澳门警察注意到，国民党正缓慢而不屈不挠地忙着通过五花八门的职业团体——比如中医、理发师、酒店职员和火柴公司雇员——把它们的组织安插到这块殖民地。有人相信，这些团体的领导都来自中山和石岐。当局最担心的是(尽管这是个错误判断)，组织化劳工会发动一场总罢工，以此检验自己的实力。[47]
无论如何，当局不愿意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因为这一行动将会严重危及澳门与广东的关系。然而，1946年12月，援引葡萄牙的法律，澳门洪门会(其前身是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们密谋推翻清朝时所利用的秘密社团)奉命解散，其成员——包括它的堂主赵煜被驱逐出境。葡萄牙人尽管认识到了洪门会与国民党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但与此同时，他们确信，广东和中山的政治顾问都试图在他们反对澳门的活动中利用洪门会。解散洪门会的命令没有被送达国民党澳门支部。正如澳门总督1947年6月写信给葡萄牙殖民部长所说的那样，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主任委员建议国民党领导人与殖民地总督合作。他指出，澳门华人对关于收复问题的媒体大战漠不关心。然而，针对中国主张对澳门的主权，他得出结论：“在中国，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48]
结论
到1943年中期，宗主国葡萄牙的外交政策明显是亲盟国的。葡萄牙与英美两国就使用中太平洋亚速尔群岛基地所进行的讨论和达成的协议就表明了这一点。正如葡萄牙在1943年6月23日对英国政府所说的那样，在通过外交手段让日本军队撤出帝汶岛的努力失败之后，葡萄牙将会在任何军事行动中与英军合作。《复兴报》的一位作者在战争结束时指出：
如果葡萄牙政府透露了秘密条约的话，它就会毫无必要地牺牲掉已经完全被日本人所包围的澳门殖民地。[49]
还可以说，如果没有戴思乐总督的支持和勇气，情况可能会大为不同。1944年10月15日，他不顾自己糟糕的健康状况，毅然同意连任，再干4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局面，里夫斯总领事的角色已经引起了注意，福井总领事的温和立场也受到了猜疑。在这种三角关系中，军方迄今为止只能是相机而行。
澳门得胜公园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葡萄牙再一次获得了喘息的空间。尽管民国政府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便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意图：要终结葡萄牙在澳门的统治，而且，尽管华文媒体传播着关于中国接管澳门的传闻——广东当局明显没有予以阻止——但中国内战的爆发最终否决了这样一个选项。
无论如何，广东省主席宋子文需要葡萄牙当局和英国当局的积极合作，以帮助克服他所认为的南方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即镇压“共匪”和抑制走私，尤其是大米走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1948年，澳门通过葡萄牙驻沙面岛的领事馆，与广州方面就关税问题达成了各种不同的协议[50]。
总而言之，战争岁月的政治动荡总是伴随着经济的衰退，如何从这一衰退中恢复，将在接下来的关于战后澳门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两章中加以讨论。
[1]英国档案局：CO 129533/5，1935年3月25日。
[2]AH/GGM/6。
[3]《日本在澳门》，载《南华早报》，1935年3月18日。
[4]迈乐士：《从国家对抗到地区对抗：中国-香港-英国，1926-1941》(From Nationalistic Confrontation to Regional Collaboration:China-Hong Kong-Britain,1926-1941)，载陈明编：《不稳定的平衡》，第59页。
[5]柳泽武：《帝汶岛与澳门》，载《当代日本》，第10期，1941年10月，第1297页。
[6]傅高义：《共产主义治下的广州：一个省首府的计划和政策，1949-1968》(Canton under Communism: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1949-1968，哈佛大学出版社，1969)，第35页。
[7]AH/GGM/8。
[8]日本总领事中村丰一来信，1937年10月2日。
[9]AH/GGM/7。
[10]AH/GGM/7，“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刁作谦，1937年10月8日。
[11]AH/GGM/7，1937年11月2日。
[12]AH/GGM/7，“军队总司令部致总督”，1937年9月1日。
[13]AH/GG/21，1938年12月14日。
[14]F. P.芒森：《美国军事情报报告》，中国1911-1914。
[15]AH/GGM/11。
[16]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席尔瓦：《战时在澳门》(Eu Estive em Macau Durante a Guerra，澳门，1991)，第83-84页。
[17]马德和：《澳门货币》，第18-19页。
[18]路易斯·昆塔尔：《四十年代澳门的经济》，载《澳门》，1993年4月，第36-38页。
[19]马德和：《澳门货币》。
[20]KWIZ/04/d/27/6/43，报告第102号，1943年6月22日，1943年6月30日。
[21]KWIZ/03d/20/6/43。
[22]《魔法档案：日本绝密外交通信的摘录和抄件，1938-1945》(The Magic Documents:Summaries and Transcripts of the Top-Secret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s of Japan,1938-1945)，美国陆军部(缩微胶片)，1943年9月5日。
[23]同上，1943年10月6日。
[24]赖翼云：《英军服务团：香港的抵抗运动，1942-1945》(British Army Aid Group:Hong Kong Resistance，1942-1945，牛津大学出版社，1881)，第214页。
[25]KWIZ/05/d/12/7/43，1943年4月23日。
[26]9/761/55 HKRS 1/1216，英国领事馆，1948年10月29日。
[27]《万国日报》，惠州，KWIZ 79/42中所引用。
[28]KWIZ 69/32。
[29]西蒙·贺伯顿：《何鸿燊评述赌博业构建起来的帝国》，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1995年5月20日、21日。
[30]文德泉：《大战期间的澳门》(Macau durante a guerra)，载《贾梅士学院学报》(Boletim do Instituto Luis de Camoes)，第15期，第33-67页。
[31]KWIZ，1944年11月4日。
[32]KWIZ，1943年8月1日。
[33]奥斯汀·科茨：《澳门纪事》，第103页。
[34]KWIZ 69/40，1945年1月5日。
[35]KWIZ 69/40，1945年1月5日。
[36]KWIZ 83/57。
[37]《复兴报》，1945年10月21日。
[38]《澳门之声》。
[39]香港政府档案局，编号41/1701/4104，“澳门账目”。
[40]赖翼云：《英军服务团》，第209页。
[41]AH/GGM/16，1942年1月12日。
[42]路易斯·安德拉德·德·萨：《澳门航空：一个世纪的尝试》，第115页。
[43]KWIZ 87/52。
[44]美国国务院陆海军协调委员会：“远东的政治军事问题：美国占领军对特殊地区的处置：澳门”。
[45]《复兴报》，1945年9月11日。
[46]《复兴报》，1945年10月12日。译者注：以上两条注释原文如此，但正文中所记叙事件的日期，均在所引报纸日期之后，殊不可解。
[47]AG/GGM/12，“警察专员致总督”，1946年4月13日。
[48]AH/GGM/8，“总督报告”，1947年6月30日。
[49]《复兴报》，1945年10月10日。
[50]若泽·卡尔韦特·德·马加良斯：《战后的澳门与中国》(Macau e a China no Após Guerra，澳门，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