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试图分析战后时期澳门经济的结构转变——从一种本质上是建立在赌博业基础上的食利经济，转变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所依照的是，在东南亚和东亚都非常成功——尽管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模式，它成为一个成熟的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取代了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和进入广东省西江地区通道的位置，其本身做好了要跻身“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行列的准备。正如克里默所说的那样，尽管论述这些经济体的大多数文献著作都讨论到了宏观因素，但把这样一些宏观因素看作是企业家和商业组织的品质以及制定经济政策的艺术来加以衡量，也是有益的——如果我们把决定性的角色归到一方或另一方的话。显然，如果宏观因素是决定性的，那么，澳门的成功与否确实非常容易受影响[1]。我们还应该问——特别是考虑到最近对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国家权力形态所作的研究——相对于这一地区的资本，我们能把什么样的角色归到政府的头上？[2]
1.大米与黄金
从战争中走出来的澳门，基础服务彻底崩溃，养活极大膨胀了的人口负担沉重。而且，处在政治上不确定的境况当中，它再一次不得不依靠自己收拾残局，并寻找创造性的办法，以解决提高公共收入的难题。像1950年之前的香港一样，澳门的经济也是建立在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转口贸易的基础上。但在香港，政府在诸如教育、基础设施、住宅、银行和促进出口等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干预性则远远大得多。相比之下，在澳门，最初的工业化阶段——至少是直到1970年代则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企业家在一个放任主义的环境里所作出的个人努力的基础之上。
毋庸置疑，战争结束时压倒一切的难题是：确保食品——尤其是大米的供应。在战后早期的那些年里，大米及其供应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1946年8月，澳门当局不得不抗议英国禁止所有在香港卸船、准备转运澳门的商品出口，其中也包括食品。葡萄牙人觉得，这一政策是不可理解的，尤其是考虑到在战争期间澳门对来自英国殖民地的难民那样慷慨大方[3]。在这样的形势下，澳门更紧密地依赖广东，指望它能够向自己供应大米。因此，1948年1月，广东省主席宋子文与葡萄牙当局达成了协议，向澳门供应它所需要的大米。作为交换，葡萄牙人保证打击走私，并禁止大米的再出口[4]。然而，到1949年，澳门担心，共产党人在西江地区的不正规活动会夺取生产地区。不像香港——它已经有了由缅甸供应的国际大米配额——澳门没有大米供应的这种国际保证。[5]
开往广州的班轮(约1950年)
战后的早期阶段，澳门还成了一个主要的黄金转运中心，使得这宗生意成了经济的主要支撑。这宗生意部分是合法的，部分是非法的。无论如何，葡萄牙并不是1946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的签约方。该协定禁止出口黄金供私人使用。澳门的黄金走私被“五福堂”所垄断和操纵，接下来是赌博垄断集团泰兴公司的一家分号。安排这一垄断的关键中间人，是一位土生葡人名流、资本家罗保。[6]
1947年，许可进口到澳门的黄金，总量是10万盎司。白金是5万盎司。1948年的上半年，这个数字有望翻倍[7]。1948年初，中国的中央银行向澳门总督抱怨，中国出口到澳门的黄金有重大渗漏。正如柯维纳总督(1947-1951年在任)所答复的那样，尽管澳门试图最终停止黄金进口，但考虑到澳门所面临的预算困难，以及政府对来自这些黄金转口贸易的许可费、手续费等收费的依赖，它将要花一定的时间，寻找另外的收入来源[8]。1949年至1966年之间，输入到澳门的黄金数量增长到了一年1600万-2000万盎司之间。黄金到澳门之后，便被熔化成金条，然后再出口。尽管没有保留黄金再出口的统计数据，但很显然，印度是主要的目的地[9]。事实上，尽管黄金贸易在香港依然是非法的，但澳门并没有特殊的动机去压制黄金生意。只是到了1974年，随着黄金交易在香港的合法化，黄金走私才走向终结。
澳门即景(东方斜巷口)
2.赌博世界
澳门作为一个赌博中心和旅游胜地的国际形象(至少，电影和小说总是把这二者相匹配)并不完全是误会。尽管精确的统计数据很难得出，但在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赌博和旅游占到了澳门GDP的25%，在某些估计中，到2001年增长至40%，成了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60%-70%之间)，也为五花八门的基金会和殖民地的主要雇主带来了收入。
在战后的早期阶段，“博彩”专营执照的持有者是傅德荫。此人在澳门的工程项目上投入了大约1000万澳门元，1949年试图再一次续订他与政府所签的合同。除了他的赌博企业(在新中央大酒店占了三层)之外，傅德荫还在南湾拥有公寓楼，在内港拥有码头，4艘定期来往于珠江三角洲各港口的商船，以及另一艘往返港澳的轮船。[10]
赌博业的重大变化是1962年实现的。当时，何鸿燊和他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STDM)以最初的5年经营期为基础，接管了赌博业的特许经营权，并在第二年着手爱都酒店之外的经营，从停泊在内港的一艘平底帆船开始。STDM引入了西式赌博游戏，改变了对参赌者有利的概率，并改造了从香港运送参赌者及其他游客的交通体系，使之现代化了。不消说，旅游和赌博业继续为政府提供了价值不菲的租金和主要的预算支持。在2001年法律被修改之前，STDM拥有对澳门娱乐场的垄断控制权，此外还拥有酒店和旅游中介机构、银行以及一家电视网络。到1990年为止，澳门大约20%的劳动力受雇于STDM。而且截至1999年，STDM一直经营着澳门的10家娱乐场，其中包括里程碑式的葡京酒店(1970年开张营业)。这一地区的另外一些冒险包括1963年开始的赛狗，1972年开始的回力球(不过在1990年关闭了)，1980年开始的赛马，以及一些特许彩票。STDM把娱乐场毛收入的大约30%作为特许经营税支付给澳门政府，1992年占到了直接税总收入的78%。这笔收入在1992年累计达到了破纪录的34亿澳门元。到1993年为止，唯一对何鸿燊的垄断经营构成竞争的，似乎是在香港海上离岸经营的赌博船。[11]
何鸿燊先生
显然，要取得赌博经营的成功，必不可少的是特许权持有人的这样一种能力：既要提供从香港运人的运输基础设施，又要为到达澳门的旅行者提供膳宿。尽管澳门在1980年代就着手改善其酒店的基础设施，但直到1993年10月，才为做生意开设了一个新的渡船终点站。1993年，澳门记录在案的游客人数超过600万，多数是乘坐喷流水翼船从香港来的。不过也包括一种新类型的游客，他们来自中国大陆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1970年代引进的喷流水翼船，取代了从香港到澳门的老式通宵航班。然而，来的这些“游客”当中，对游山玩水十分感兴趣的人寥寥无几。由于娱乐场的收入，也使得政府可以允许其他经济活动(比如在服务业和工业部门)的避税港的存在。[12]
澳门赛马会
1998年，当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游客到澳门旅游开始产生影响的时候，STDM所公报的2.31亿美元利润比上一年下降了50%。收入也减少了18%，下降到了20亿美元左右。然而，STDM(根据修订后的特许条款，征收31.8%的税)依然占到了政府收入的一半以上，1998年贡献了6.3亿美元的税款。尽管特许经营权对其持有者来说依然是有利可图的，但压力正从澳门的内部浮现出来。这不仅是因为经济更加多样化了，而且还因为赌博业的内部也有了更多的竞争。尤其是自1997年起，考虑到透明度的重要性，法律要求STDM披露它的利润。[13]
如此暴利的一代，也导致了澳门的腐败问题。1989年，埃德蒙兹指出，不仅三合会依然活跃在这块殖民地上，而且还由STDM支付工资，即便STDM的经理们并不是三合会成员。赌博业、卖淫业和放高利贷，长期以来就一直被看作是澳门黑社会的常规主题[14]。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黑色经济在1980年代晚期扩展到了贩毒、伪造、洗钱，甚或诱拐。尽管黑色经济不可能量化，但想必相当可观，尤其是当跨境诈骗于1990年代在指数上有所增长的时候，这是中国南方自身经济繁荣的结果。
澳门即景
要证明这一自明之理，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澳门街头暴力犯罪的激增。从1996年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汽车爆炸、枪击(包括刺杀那些起诉娱乐场相关犯罪的政府官员)，澳门法律和秩序环境的明显崩溃，逐步侵蚀了旅游业。尽管关于暴力的政治后果将在下一章中讨论，但在这里，我们不妨指出，正像旅游业遭受重创一样，澳门的三合会也为了控制赚钱的战利品(娱乐场贵宾室)而展开了殊死的竞争，并让人联想到，何鸿燊的权威正受到那些越来越冷酷无情的暴发户们的挑战。[15]
3.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策略的崛起
直到1960年代末，澳门的制造业几乎一直局限于烟花和火柴，在1970年代开始出现多样化，有了纺织品、塑料制品及其他企业。澳门一头扎进了现代制造业和贸易中，这一发展是香港作为轻工业和贸易基地取得成功的一个结果。自1960年代初期以来，大量的香港实业家都想到澳门设厂，作为避开外国对服装出口所设置的越来越多的限制的一种方式。澳门成了美国1976年建立的“普惠制”(GSP)的直接受益者，这一制度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部分产品给予特殊关税的优惠。它因此获得了对那些没有被包括在这一计划中的国家和地区——比如香港、台湾、新家坡和韩国的优势。[16]
为了符合GSP特殊优惠的条件，澳门还不得不着眼于改善其劳动条件。历史上，组织化劳工在澳门一直受到压制。在整个大萧条期间提供了经济支架的鞭炮工业，乃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之上。这些劳动力大多是女性，不过也包括少年儿童。战后对氹仔岛的鞭炮厂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一天8个小时是标准规范，但工资却低到了只有每天2.50-10澳门元。童工问题十分严重。相比之下，茶厂的工人一天能挣到10-50澳门元，尽管一天要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15个小时。造船厂的木匠一天8小时只能挣9澳门元。[17]
实际情况是，在整个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澳门的社会环境和劳动条件一直很落后。我们还可以说，澳门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位置，得益于这种对劳工的剥削，尤其是在服装行业。事实上，澳门的第一部劳动法直到1984年5月才开始生效。劳动法规定每周的工作时间最多为6天，确立了年假的最短期限，并宣布童工为非法。澳门劳动法还承认，工人有组织和加入工会的权利和自由，承认私营企业工会有罢工的权利。这部法律事实上保护了针对工会的歧视。一个例子是1993年举行罢工的环卫工人的案子。实际上，澳门7000个私营企业工会成员几乎全都属于亲华的劳工联盟。只有少数几个私营企业工会和两个公共部门工会在中国人的控制之外。近些年来，工会并没有努力参与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这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影响，本质上与推动中国在澳门的政治议程背道而驰。另外，澳门的工会往往有点类似于本地传统的兄弟会，这些兄弟会总是试图促进社会和文化活动，而不大操心与工作场所相关的问题。[18]
不过，还有一种情况是，澳门从前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身份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或者至少是比竞争对手(尤其是香港)更低的劳动成本的基础上。合法和非法的外来移民，使得澳门的劳动力供应能够跟上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迅速增长的劳动力需求。费特和克里默在评论这一事实的时候说：作为结果，工资率只略有增长，有时候甚至还倒退了。此外，企业家不愿意在生产设备上投资，这给经济整体带来了损害。[19]
要理解澳门的劳动力问题，不妨跑一下题，转到人口统计学的问题上，或者至少转到澳门人口特征的变化上。澳门实际上经历了一次人口的急剧下降，从战时60万人的高峰，甚至是从战前的322000人一路向下。196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澳门的人口只有169299人。这个数字包括1080名在葡萄牙出生的葡萄牙人，5119名土生葡人，1178名来自其他葡属殖民地的人，597名其他地方出生的葡萄牙人和561名其他外国人。到1968年，人口增长到了大约25万人。此时，正如下一章将会讨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创造了又一波涌入澳门的移民潮[20]。此外，1966-1967年间的事件导致了专业人才的外流，这一趋势大概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遏制。然而，中国在1978年实施改革政策，促进了另一波移民潮，几年的时间里，有成千上万的合法和非法移民涌入澳门。
街市
尽管我们已经看到，澳门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在其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出现，但澳门制造业自1970年代之后的崛起，还是与克里默所说的“移民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跟社会和文化资本的输入有关，也跟本地机会结构的特殊性有关”[21]。黄绍伦曾把1940年之后的那段时期从中国进入澳门的移民潮描述为难民企业家。在推动因素的驱使下，这群企业家——就绝对数而言很少——也包括了大量海外华人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他们曾经从国外回到中国，但在最近十年再一次出走。尽管这类人当中大多数人都在战争结束之后被吸引到香港去了，而且确实对推动这块英国殖民地的工业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在1959-1963年这段时期，澳门成了一个更受青睐的目的地。[22]
正如克里默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五六十年的时间里，涌入澳门的移民潮不断地形成一个很大的经济活跃分子的蓄水池，而且他们总是把自己的活力直接注入了私营经济部门。而享有特权的葡萄牙语教育总是通过“殖民地的劳动分工”把他们排挤在公共部门之外。特别是，有3万多名在澳门安家落户的海外华人继续扮演作为投资人、商人、店主和产业工人的特别重要的经济角色。[23]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纺织和服装工业成了1960年代下半叶和1970年代澳门制造业的“驱动力”，它们加起来在出口市场上所占有的份额从1970年的58.2%猛增到了1979年的90%[24]。同一时期，澳门在整个制造业部门和出口上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增长，最大的份额销往了欧洲共同体的市场。然而，纺织和服装工业的崛起带来了一个必然的结果，这就是澳门传统产业的衰落，尤其是当澳门被美国市场所拒绝的时候。
在1980年代，澳门再一次不得不适应外部贸易环境的变化。纺织业和服装业的扩张受到了市场准入的限制(以配额限制的形式)，此外，还凸显了其对这一经济活动的过度依赖。与此同时，当香港的制造商开始在诸如玩具、电子产品和人造花的生产上失去其“普惠制”优惠的时候，澳门便成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投资地。香港资本的注入，使得这些产业在澳门出口总成绩中所占的份额从1977年的1%增长到了1985年的31%，并再一次在美国市场达到了卓越的高度。[25]
尽管澳门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在1980年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但纺织品和服装继续在制造业中占优势，雇用了总劳动力的64%，占到了澳门出口总量的73%。在1987年底，有740家服装厂和281家纺织厂在澳门建立。非纺织品的出口，包括玩具、电子产品、塑料产品和陶瓷制品占到了1987年出口额的27%。人造花的生产开始于1978年。[26]
澳门出口导向型产业概貌的另一个特征是，中小型企业(SMI)——被定义为雇用员工不超过200人的公司占支配地位(据1983年的数字，在所有注册的工业企业中，中小型企业占95%，其产出占工业总产值的60%-70%)。薛凤旋指出，过去30年的时间里，澳门中小型企业的特征是：迅速的增长，对市场变化(包括市场位置)的快速反应，以及相对于香港的普惠制待遇。然而，他认为，澳门的增长是技能程度低、劳动强度轻和技术密集度不高的消费品框架之内的量的增长。他把这归因于澳门作为一个国际次级承包商、在一种贬低并挤压澳门发展的关系中对香港跨国投资的过度依赖。[27]
理所当然，澳门对香港资本的吸引力，部分原因是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据估计，澳门的劳动力成本比香港要低40%，而土地和工厂租金要低30%。尽管有更便宜的土地和租金所带来的吸引力，但实际上还是劳动力的供应及其成本维持了澳门作为一个对香港的某些工业企业有吸引力的“境外加工”的场所。[28]
尽管澳门传统上是一块吸引中国移民的磁铁，但只是在1988年，为应对劳动力的不足，控制外国工人进入澳门的规章制度才放松了。在这一政策的管理之下，政府允许根据合同从中国输入劳动力，与此同时，也对窝藏非法移民的雇主处以重罚。据估计，在19.5万劳动力(1993)当中，有1.2万名中国工人是在建造澳门机场时雇用的，同时有2500名工人是为了其他工作而输入的。通常，跟澳门的工人比起来，大陆华人劳工的工作时间更长，工资更低。直到现在，正是中国的劳工——特别是年轻的单身女性为纺织厂提供了大部分劳力。然而，非技术劳工的迅速输入，被技术工人的不足和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的缺乏所抵消。
4.1980年代的经济计划
1980年代初，政府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敦促它启动了一大批计划，主动应对快速的经济扩张和房地产投机。表面上，一个市场驱动环境中的无计划发展，越来越让澳门颇堪自夸的建筑和文化遗产付出了代价。有人认为，澳门要想能够在经济上得以幸存，那么就必须使它的公共服务现代化，这一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此同时，中国市场在1970年代的重新开放，以及澳门(还有香港)的转口贸易中心的角色的重新恢复，既对资本主义企业家、也对经济计划者提出了新的挑战。[29]
在某种程度上，环境规划问题早在1976年就被李安道总督所预见。在他的监督下，创立了“澳门遗产保护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高斯达总督(1981-1986年在任)提出了立法，以创造城市扩张的新领域，同时启动了一项保护研究，旨在保护尚未沦为开发商铁锤受害者的部分城市遗产。其结果是一份遗产清单，公布了遗产地带，以及至少保护已列入建筑之外墙的官方政策。同样重要的是“澳门文化司署”的创立，作为澳门历史研究的资助者，这家机构在培养公众对澳门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的意识上创造了奇迹。然而，正如一位研究澳门建筑遗产的学者所言，像香港一样，澳门也未能在1970年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收录，从而错失了遗产保护的良机。[30]
澳门街景
然而，与澳门的遗产保护意识相同的，是东方基金会所扮演的角色。这家机构是由马俊贤总督的政务司孟智豪在1988年建立的，他后来成了该基金会的第一任主席。同样，东方基金会最初是用来自何鸿燊的STDM的2.12亿澳门元建立起来的，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又追加了1亿澳门元。STDM还捐献了其赌博利润的1.6%。STDM还承担了东方基金会的一个创建者的角色，负责开展与葡萄牙在东方的遗产之连续性相一致的“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和慈善性质”的活动。[31]
面对诸如汽车太多、垃圾处理难题及人口密度过高这样一些显而易见的发展问题，政府试图寻求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澳门的自然局限，决定了传统工业不可能生存下来。这一点，在1980年代当经济发展加速的时候变得日益明显。增加澳门基础设施的需要，同时也被两个方面的需要所推动：一方面是要增强澳门经济相对于香港的自治，另一方面是要为澳门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方向转变打好基础。
有一些关键性的计划，被认为对于确保澳门生存到新千年来说，对于增强澳门向地区性商业服务中心转型的基础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计划包括一个国际机场、九澳深水港、第二座澳氹大桥、一座焚化炉、一个污水处理中心，以及一套基础卫生体系。所有这些设施都要在移交之前完成。
大三巴牌坊(圣保禄教堂前壁)是澳门历史文化遗产的标志性建筑物
正如前文所推断的那样，这一宏大幻想的生态和社会成本就是澳门的物理变化。“南湾湖计划”在1994年被一位新闻记者描述为“这一地区建筑上最庸俗的计划之一”，注定要吞噬掉南湾——这片南中国“最令人追忆、最美丽如画的风景”的一大部分[32]。这一计划在1999年基本上完成了，使澳门半岛扩大了20%，增加了1520万平方英尺新的住宅和商业空间。氹仔和路环之间的填海拓地所产生的4.5平方公里的空间，预定成为一个工业园区，通过高速公路和铁轨连到广东。这些开发不仅让开发商们(既有土生葡人也有华人)大发横财，而且也让澳门政府从土地销售上收获了大笔的税收(1994年是250亿澳门元)。[33]
填海造地后的南湾
1983-1987年间，澳门的GDP按实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8.2%。人均收入每年增长11.7%。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伴随着不断上升的投资水平，可以被归因于在一个有利的世界经济气候中强大的出口驱动以及日趋增长的内需。事实上，澳门的出口收入在1980-1988年间增长了4倍。与此不相上下的是，原材料和消费品进口的强劲增长势头。据估计，澳门1988年的人均GDP为5725美元，比1987年的数字高出40%[34]。在服装和纺织品出口及基于旅游业的服务部门的拉动下，澳门经济在1987-1989年间实现了平均5.9%的增长。
然而，正如1985年的GDP增长下滑到了1.3%所揭示的那样，澳门经济依然与世界经济的健康，特别是与香港——它最大的供应商和第二大市场的好运有着非常大的关联度。1994年，澳门的服装出口(95亿澳门元)占到了总出口额的64%，尽管是在一个非常容易受制于《多种纤维协定》的逐步分解(根据《乌拉圭回合最终协议》中的规定)的市场。就在同一年，非纺织品出口的下降与对中国大陆的销售下降几乎是同时的。这表明，澳门本地的经济与广东的经济逐步咬合在了一起。相比之下，对美国和欧盟的非纺织品(尤其是鞋类)出口却显示出了“显著的”成绩。[35]
至少，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相对较低的增长率防止了经济过热，并为新的基础设施的发展留出了时间。1992到1993年间，澳门的GDP按实值计算增长了4%。澳门的出口业绩也比上一年有所改进。本地的经济在建筑和赌博两个行业表现出了强劲活力。1992年，澳门娱乐场的净收入是35亿澳门元左右，比1991年增长了35%。总的说来，澳门的GDP在1982到1995年之间增长了三倍，这让澳门人民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5.韦奇立总督的经济计划(1990年代)
韦奇立总督在1993年的预算演讲中说，澳门所面临的主要宏观经济任务，就是要通过继续加强地区经济活动的现代化和多样化来增强经济活力，要扩大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接下来，他继续说道，传统产业必须着眼于增强生产力和质量控制。可以肯定，正如澳门的经济计划者们所清楚地知道的那样，这些广泛目标的实现，需要澳门来一次彻底的转型，离开传统的经济活动，转向一个已经扩张了的第三产业。不可避免地，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强化澳门的金融体系。为了保持竞争力、吸引外资，澳门不得不创立一套有利的财政体制，以及充满信心的氛围。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澳门元继续跟英镑区的港元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1971年，澳门成了埃斯库多区的组成部分，尽管名义上是一个免税区。1977年，与葡萄牙货币的关联再一次终结了，澳门元(MOP)在一个接近等值的水平上与香港货币相关联。然而，自1989年2月以后，港元一直比澳门元更强。特别是澳门的货币供应超过一半依然是用港元及其他货币。澳门元只占到了本地货币供应的38.2%。[36]
澳门货币暨汇兑监理署
从1980年代初开始，澳门着眼于发展一直被忽视的服务部门，或许在预先规划着把澳门建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1987年，当法规允许外国银行在缴纳一笔年费之后免税运作的时候，这一设想离现实更近了。1982年，一项银行法令许可建立澳门地区的第一家发展银行。次年，13家新银行的开张营业，使得澳门金融机构的总数达到了23家[37]。1986年，中国单方面把澳门游乐场的特许权(由STDM经营)延长到了2012年，当时，人们相信，这是一次无偿的干涉行动，是为澳门注入信心而开出的价码。同年，孟智豪以财政司副司长的身份把合同正式谈妥，并延期到2002年。[38]
1993年，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的重要措施，以增强人们对澳门金融机构的信心，至少要维持到1999年。自1993年9月起，澳门以一部共129项条款的《金融体系法》，有效地引入了对其金融体系的广泛修补。紧接着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及欧盟的其他规程。根据这部法律，澳门货币和外汇管理局开始履行职责，不仅作为银行系统的监管机构，而且也监管整个金融体系。另外，这部法律还引入了大量预防性的控制措施。例如，有一款宣布“未经批准接受存款或其他可偿还资金”为犯罪，以此来防止洗钱。作为一项防止银行清算——就像在如今已倒闭的国际商业银行澳门支行身上所发生的那样的措施，所有信用机构固定的清偿能力比率成为了强制性的。然而，有一点尚待观察：这部新的法规是否能杜绝这一地区的贩毒资金洗钱。[39]
6.澳门商业集团的角色
我们已经说过，从最早的时候起，澳门商业资产阶级的崛起就是建立在买办资本的基础之上。香港成了一块磁铁，吸引着一波接一波连续不断的外逃资本。而且，当香港取代后革命时期的上海成为中国的金融和工业中心的时候，中国的损失就转变成了香港的获得。相反，澳门的商业集团却凭借他们的浮华和幻想而显得与众不同。
有人(比如香港的霍英东)因为在朝鲜战争期间帮助中国渡过了美国贸易禁运的难关而赢得了北京的感激，为自己挣得了“红色资本家”的绰号。可以说，澳门的何氏家族也是如此。许多年来——至少是直到他1993年去世之前——何氏家族的族长，一个经营着银行、酒店、餐馆和运输公司的商业帝国的老板何贤，一直充当着中国在澳门的非正式代表。他来自一个古老的澳门家庭，商业和政治的关系——或者至少是社会关系——重重叠叠，牵连甚广。何贤横跨于葡萄牙人和华人的商业和政治社群之间，在不同时期先后担任过中华总商会理事长、澳门立法会的副主席，以及(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经历，也反映了同样的利益重叠。像他的父亲何贤一样，在他这里，商业和政治似乎也是密不可分的。尽管何厚铧声称自己是个银行家(是他父亲创立的大丰银行的总经理，以及香港几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但他戴着很多顶帽子：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立法会副主席，以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要想对澳门商业集团所扮演的角色作一次明晰通达的讨论，就不能不提到何鸿燊的角色，据估计，他的资产高达20亿美元。尽管何鸿燊对STDM的控制我们已在上文讨论过，但这位大亨的商业兴趣也扩展到了运输、房地产、电子产品、酒店、航空货运和餐馆等领域。何鸿燊的旗舰公司“信德集团”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喷流水翼船舰队，占到了港澳客运交通的70%。尽管何鸿燊在酒店、房地产和开发区上的投资数量很大，但他还是谨慎地使自己在房地产上的投资多样化，把投资分散到了日本、菲律宾、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甚至越南和韩国。
毛泽东主席与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何贤交谈
2002年4月，STDM摇身一变，成了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SJM)——何鸿燊新的赌博业旗舰。SJM有7000名雇员，2002年赢得了22.2亿澳门元的利润。但是，根据2001年澳门所颁发的新的赌博业特许状(作为一揽子经济自由化法规的组成部分)，SJM必须与两家新的竞争对手分享娱乐场的特许经营权，保证在酒店和娱乐场基础设施上有巨额的新投资，这是澳门此前从未见过的。何鸿燊一点儿也不羞于自我宣传，他渴望夸大自己在澳门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座城市，正如他曾经写过的那样，从一座赌场管理员们穿着汗衫、趿着拖鞋的“要死不断气的城市”，发展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葡京酒店的灯红酒绿，辉映着南湾湖的大规模填海拓地工程。[40]
葡京娱乐场
我们前面提到过STDM与东方基金会之间的关系。乔利夫指出，东方基金会的资产(到1992年12月为止)高达238亿埃斯库多，包括在法国、英国、瑞士和卢森堡的大笔投资。她评论道，当时，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把东方基金会看得像逃到香港的商行怡和集团一样无足轻重，亦即看作是资本逃离何氏赌博帝国的一个渠道。更广泛的澳门储备问题，也随着葡萄牙总理阿尼巴尔·卡瓦科·席尔瓦1994年5月到访北京而被提了出来。尽管葡萄牙可以回答：东方基金会的条例要求总部必须设在里斯本，代表处则以澳门为基地，但毫无疑问，葡萄牙在这个问题上依然采取防御性的姿态。[41]
7.澳中关系
尽管澳门传统上维持着与西江地区以及北至广西的所有主要经济中心之间的密切联系，一方是作为中国西江地区食品生产商的一个重要市场，另一方则是作为澳门特色商品出口的一个目的地，但只有到了1978年，中国的“开门”政策启动之后，澳门商人才开始成为中国大陆企业一个投资资本的稳定来源。
由此推导出的结论也是正确的：中国也指望澳门拓展它的境外投资。1987年，中国银行买下了南通银行，以打理它在澳门的银行业务。中国银行于1993-1994年间在澳门开张营业之前，南通银行一直管理着澳门银行总存款的30%左右，在运作向邻近的珠海贷款上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42]
正如在香港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澳门确立了发展势头很好的商业实体，既有地区级的也有国家级的。这些利益主体当中，包括很多中国国有企业的办事处，从事进出口贸易、银行、保险和船运。与这些国有企业相匹配的，是一大批私营公司，充当中国产品和服务的代理机构，它们反过来又提升了中国公司在资本主义环境中的竞争力。这些澳门拥有的公司，是由那些同情中国，也同情澳门中华总商会的团体在运作。[43]
从中国的观点看，最杰出、最强大的是南光集团。这家公司是1949年在澳门建立的，起初被称作“南光贸易公司”，35年来一直充当着中国官方在澳门的政治和商业代表。1984年，南光被一分为二：从事纯粹商业运作的南光贸易公司(就像香港的华润公司一样)以及负责照管中国政治利益的南光公司(就像香港的新华社分社一样)。作为一家控股公司，南光贸易公司由两家子公司组成，它们是南光工艺品公司和南光纺织品公司。不像在香港(中国的很多省在香港设有运作机构)，在澳门，南光还要处理大多数中国行省的事务，尽管要跟它们在香港的代表密切合作。唯一的例外是，广东省与澳门的贸易是由南粤公司来打理的，它是香港粤海企业有限公司的一家分支机构，后者则向广东外贸公司负责。反过来，南粤公司又在香港组建了一大批子公司和合资企业，它们分别代表广东的各市县。尽管南光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大多是中国南方人，从属于对外经济贸易部，但南粤公司的人员主要是广东人。康原在1985年的著作中还断言，在照管中国在澳门的金融利益方面，南通银行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澳门的其他实体还有国有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中国旅行社以及北京的本地喉舌《澳门日报》。航运业的联系由粤通船务公司打理。[44]
南光大厦
澳门机场外景
10年后，金融记者西蒙·贺伯顿注意到，“澳门是一个中国银行占支配地位的地方”。就自身而言，中国银行控制了澳门银行系统33%的资产，当它持有了大丰银行(澳门第二大银行)50%的股权的时候，这个数字便上升到了38.5%。尽管中国的银行占优势，但紧跟着1983年改革之后，由于欧洲和美国的银行机构的存在——它们与葡萄牙的银行(包括澳门第三大银行BNU)并肩而立——银行系统依然是竞争性的。保持这种方式，显然符合中国的利益。[45]
与香港麻烦不断的赤镴角机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澳门机场的修建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政治支持。尽管机场的特许权持有者“澳门机场专营公司”是一家私营公司，但澳门政府是大股东(持有61%的股份)，持有10亿澳门元的原始股本，而且还为由公司订约的贷款作担保。何鸿燊持有另外36%的股份，剩下的股份由葡萄牙的、中国的和澳门的个人股东持有。何鸿燊还担任了专营公司的董事局副主席。澳门机场的经营管理，在葡萄牙国有的机场管理公司与中国民航总局之间分配。
1993年6月，中葡双方就涉及机场的所有突出问题达成了基本协议，包括跨1999年的金融事务，以及同样至关重要的澳门与两岸三地(包括台湾)之间未来空中交通的协调。中国还批准了12亿澳门元的追加贷款，供机场专营公司使用，贷款的偿还延期至1999年之后。按照1994年的价格，机场总造价为76亿澳门元(连同跑道的延长)，1995年11月投入运行，大大领先于饱受围攻的香港机场[46]。1994年，澳门航空公司成立，中国大陆拥有51%的股权。
尽管最初只有少数几条主要国际航线签约澳门(人们都预期香港新机场即将启用)，但赤镴角机场开放后所受到的约束，实际上促进了物流通过澳门机场过境。有人预期，澳门所承办的关键性基础设施工程(以机场为中心)将会帮助减少对香港的依赖，同时增强澳门自身作为商业、金融和贸易港口的战略价值。特别是，机场被看作是增强了这一地区传统上的沟通中国的通道功能。连接路环、小横琴岛和珠海的莲花大桥在2000年的建成，被看作是进一步增强了澳门机场作为华南空中货运中心的战略地位。澳门机场不仅成为服务于华南的地区货运中心，而且成为香港之后台湾进入中国的第二个空中通道；2001年吸引了1451800名台湾旅游者，虽说其中大多数人是过境。
在机场开放前的准备阶段，以中国为基地的公司将大约50亿美元的资本倾注到了澳门，尤其是在房地产上，给疯狂的住宅和酒店建设火上浇油，并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势：中国公司控制了澳门大约一半的金融和地产部门。这次投机狂潮，不仅使得中国在澳门的不动产市场上发挥了特殊的杠杆作用，而且也出现了这样一种荒谬可笑的局面：大约有3万套新建住宅完全空置。尽管中国在澳门房地产市场上的投资也可以被解读为对未来信心的投票，尤其是当新机场被指望吸引更多的商业和旅游活动的时候，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1994年，当中国投资者撤回资本以回应中国经济过热中的流通性问题的时候，澳门经历了一次流通体系中的“外资净资产的负变”[47]。直到目前为止，与机场工程相关联的“投资动态化”的影响依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平衡。
别具特色的公寓住宅
甚至早在1997-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地区旅游者锐减之前，澳门的GDP增长率就已经滑向了负数，分别是负0.4%(1996)、负0.3%(1987，译者注：原文如此，推测起来应该是1997)以及负4.3%(1998)[48]。然而，大致就在移交之后安全形势有所改善的前后，旅游者汹涌而来，增长到了2001年的1000多万人次。重要服务部门的扩张，还伴随着负GDP增长率猛增到了2002年的9.5%、2003年的15.6%，以及2004年的超过20%。推动这轮增长的不仅是旅游业，还有不断增加的公共工程支出，以及与赌博经济自由化相关联的投资狂潮。
8.澳门-珠海-中国的三角关系
尽管是近亲，并且有着文化和家族的纽带，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只是在相当晚近的过去，澳门才试图与广东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中国大陆的情形则正好相反，1979年，中国把珠海——一个紧邻澳门、面积为1266平方英里的地区——划定为“经济特区”。它的管辖范围还包括分布在南中国海和珠江口的大约144座小岛。直到这时，珠海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渔业和农业，它一直是广东省最贫穷的落后地区之一。从1985至1990年，珠海的GDP增长了将近300%。如今，珠海大约有65万常住人口，是一个甚至比澳门还要大的都市。正像澳门一样，珠海必须在基础设施的发展上投入大量的资金，舍此别无选择。
1992年，韦奇立总督访问了一次珠海。是年8月，珠海当局发出邀请，建议已经在澳门立足的葡萄牙公司参与特区的建设。到1991年，共有580家在澳门有投资的公司到珠海注册。澳门企业在珠海的投资额达到了4亿美元，或者说占总投资额的38%。在广东，有2300个澳门的投资项目，总计43亿港元。虽说这样的投资规模比香港要少，但它依然是意义重大的。正如金融记者西蒙·贺伯顿所写的那样，珠海的吸引力表现为它更低的劳动力成本，这一点在总体上很符合澳门政府的策略，即牺牲传统的制造业，优先发展服务业。无论如何，制造业已经被珠海给挖了墙脚。[49]
普济禅院
毋庸置疑，珠海的成功开发，威胁到了澳门作为地区贸易港口的能力，促使澳门进一步利用它作为自由港的位置。对此，至关重要的是澳门与欧盟的协议。谢松的金融机构在澳门的出现，欧洲研究学会在澳门的建立，这一切，决定了澳门作为北京与布鲁塞尔之间的一座桥梁，在加强中欧贸易联系上的地位。至少从广东的观点看，澳门对欧洲有着比香港更强大的影响力。较之香港与大陆之间的疏离(这种关系见证了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在香港的停滞)，葡中关系和澳中关系相对比较平稳。这不仅意味着中国通向欧盟的一个渠道，而且也是广东当局对澳门经济未来的信心的一个信号。
与此同时，在地区性的澳门—珠海宏观经济结构中，澳门更加靠近珠海了，并与广东西江地区联为一体。这一点在基础设施开发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中，除了澳门机场和第二座氹仔大桥之外，还包括：一条高速公路，它将把广州与珠海和深圳这两个特区连接起来；一条计划中的铁路，从广州连到珠海，全长150公里，造价30亿澳门元；一个深水港，在珠海西边的高栏；修复同一地区的从前的日本空军基地。所有这些项目，全都在一个目睹过全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区域中完成了，或者已准备就绪[50]。不消说，澳门腹地——包括大、小横琴岛的这种机会主义“发展”的生态影响实在是太明显了，其表现形式有视觉污染、水污染和空气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