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尽管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见证了澳门经济不同寻常的拓展和深化，并伴随着从低附加值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向成熟的服务业转型，但荒谬的是，澳门依然带有食利经济的某些特征，即源自赌博业的租金或特许权使用费的再循环。尤其是考虑到澳门地理上的局促和劳动力成本的劣势跟正在脱颖而出的大陆相比——澳门政府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向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转型，使它的银行业和金融部门真正国际化。这些发展不仅会完成澳门向第三产业服务提供者的转变，而且——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的那样——还会帮助确保这一地区的自立。
友谊大桥
在很大程度上，国有和私人资本赞助之下的经济重构——尤其是在20世纪的最后两个十年——帮助澳门挣脱了这些约束，或者说至少是优化了它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中的经济小环境。因此，一些传统产业被允许逐渐消亡，同时让新的产业繁荣兴旺。土地的使用，通过大胆采用香港式的填海拓地工程，从而得以最优化，同时，与广东当局尤其是珠海的合作允许澳门把它的经济边界拓宽到甚至超过政治边界。毫无疑问，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澳门政府充当了这些趋势的促进者。与在过去一样，社团主义的葡萄牙政府强行充当了其所有海外领地过快发展的制动器。即便如此，中国的资本和企业家也始终与澳门政府保持着距离，尤其是自从它的运作倾向于国际化，依靠亚太地区的亲属网络，并且，它的决定是建立在纯粹的市场考量之后。
总之，很难把决定性归于宏观因素还是微观因素，归根到底，区别是假的。但什么是确凿无疑的呢？当澳门被整合到了一个包含珠海及其以外地区的大经济区的时候，是否有更多的经济决定和宏观因素超出了它的控制范围呢？澳门政府所面临的考验和挑战，就是要保持对其经济进程中这些部分的控制，它所能充分利用并依赖的正是这些，即金融和银行业、人力资源开发、通信，以及澳门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尽管也面临着主权改变所意味的一些的挑战。我们在作出结论的一章中所要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
[1]R. D.克里默：《中国企业家和企业：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宏观基础》，载克里默编：《澳门：商业和文化之城》，第202页。
[2]论述这一主题的文献著作卷帙浩繁，可以参看饶伟讯、理查德·罗比森和加里·罗丹所编《1990年代的东南亚：威权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Southeast Asia in the 1990s:Authoritarianism,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悉尼，1993)。
[3]香港皇家学会，编号：41/701/1024，1946年8月31日。
[4]AH/GGMI25，1947年，广东省主席宋子文致葡萄牙领事馆，1948年1月22日。
[5]参见若泽·卡尔韦特·德·马加良斯：《战后的澳门与中国》。
[6]理查德·路易斯·埃德蒙兹：《澳门》，第xivi页。
[7]AHM/GGM/25，内阁，1947年12月19日。
[8]AHM/GGM/25，澳门总督致俞鸿钧，1948年3月4日。
[9]埃德蒙兹：《澳门》，第xivi页。1990年代晚期，美国政府调查人作出下面的断言：葡萄牙是劫掠纳粹黄金的主要渠道，有不同的媒体提出，澳门也是一个这样的中转地(例如安德鲁·希金斯的《澳门的金鹅》(Macau’s golden goose)，载《卫报》，1998年2月7日)。诸如此类的报道依然是间接的，直到2001年初，澳门黄金进口委员会的一位资深官员费尔南多·布里托透露，1969年，澳门每周进口175磅刻有纳粹党标记和“Reichsbank”(德国国家银行)字样的金锭。他还暗示，这些金锭的最终目的地可能是大陆。破天荒头一遭，中国外交部否认大陆接受过这样的转移：“中国拒绝接收纳粹的黄金。”美联社，北京，2001年1月10日。
[10]AHM/GGM/26，总督致殖民部长，1949年10月31日。
[11]《南华早报》，1993年1月7日。
[12]A.皮尼奥：《澳门的赌博业》，载R.D.克里默编：《澳门：商业和文化之城》，第254-255页。
[13]布鲁斯·吉利和丹·比尔斯：《何鸿燊继续赌》(Stanley Ho Plays On)，载《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99年12月9日，第8-12页。从1997年6月23日起，澳门政府与STDM签订了一份新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它的税额将提高到毛收入的31.8%，并一直追溯到1996年1月1日。额外增加的税收被投入到新创立的“澳门合作与发展基金会”。
[14]埃德蒙兹：《澳门》，第xivii页。
[15]卢兆兴：《赌博与组织化犯罪》(Gambling and Organised Crime)，载《神州展望》(China Perspectives)，澳门专号，第26期，1999年11-12月，第56-65页。
[16]H. K. Tse：《澳门的国际贸易关系：正在改变的外部和内部环境》(Macau’s International Trade Relations:the Changing External and Internal Environment)，载R.D.克里默编：《澳门1990年代的工业经济》(Industrial Economy ofMacau in the 1990s，香港，1990)，第57-66页。
[17]AG/GGM/12，1947年3月16日。
[18]参考美国国务院：《1993和1994年人权报告：澳门》。
[19]R.费特、R.D.克里默：《澳门的现代经济》(Macau’s Modern Economy)，载克里默编：《澳门：商业与文化之城》，第190页。
[20]J. M.布拉加：《澳门：一本简短的手册》(Macau:A Short Handbook，澳门，1968)。
[21]克里默：《华人企业家》，第202页。
[22]黄绍伦：《澳门的华人企业家》(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in Macau)，载克里默编：《澳门1990年代的工业经济》，第30-31页。
[23]克里默：《华人企业家》，第203页。
[24]费特、克里默：《澳门的现代经济》，第184页。
[25]费特、克里默：《澳门的现代经济》，第189页。同时可参考H.K.Tse：《澳门的国际贸易关系：正在改变的外部和内部环境》，第57-66页。
[26]《香港和上海的银行有限公司》(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1989)，第8页。
[27]薛凤旋：《1990年代澳门的工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ies for Macau in the 1990s)，载克里默编：《澳门1990年代的工业经济》，第67-69页。
[28]薛凤旋：《1990年代澳门的工业政策》第69页。
[29]傅高义：《四小龙：工业化在东亚的展开》(The Four Little Dragons: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哈佛大学出版社，坎布里奇，1991)，第73页。
[30]乔恩·A.普雷斯科特：《澳门的纪念碑：一段建筑残片：澳门发展史上的一个瞬间》(Macaensis Monumentum:A Fragment of Architecture: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Macau，澳门，1993)。
[31]吉尔·乔利夫：《澳门不那么隐蔽的小战争》(Macau’s not-so-private little war)，载《东方快讯》(Eastern Express)，1994年6月14日，第13页。
[33]吉尔·乔利夫：《澳门不那么隐蔽的小战争》(Macau’s not-so-private little war)，载《东方快讯》(Eastern Express)，1994年6月14日，第13页。[32]参见埃德·佩斯利：《机翼与祈祷》(On a Wing and a Prayer)，载《远东经济评论》，1994年5月5日，第76页。
[34]《香港与上海的银行概览》(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 Profile Series)，第6页。
[35]《经济公报季刊》(Economic Bulletin Quarterly)，第43期，1994年第4季度。
[36]《统计年鉴，1993》(A nnuario Estatistico，1993)。
[37]埃德蒙兹：《澳门》，第xi页。
[38]《澳门》，1993年2月。
[39]夏礼贤：《澳门立法会拿出1.95美元支持机场》，载《香港虎报》(Hong Kong Standard)，1993年7月19日。
[40]《澳门的大富豪》，载《日本时报》(The Japan Times)，1995年9月2日，第B3版。
[41]吉尔·乔利夫：《澳门不那么隐蔽的小战争》，载《东方快讯》，1994年6月14日，第13页。东方基金会的地位问题，也包含在马里奥·苏亚雷斯总统1995年4月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与中国官员之间会谈的内容中。尽管会谈的详细资料没有公布，不过，STDM直接为东方基金会提供资金的做法在1997年停止了。
[42]埃德蒙兹：《澳门》，第xi页。
[43]康原：《澳门关系》(The Macau Connection),载《中国商业评论》(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1985年9-10月，第46-50页。
[44]康原：《澳门关系》(The Macau Connection)，然而，1999年，作为国有企业整体困难的反映，南光集团拖欠了外国债务人的一笔贷款，正如南粤控股公司暴露出巨额亏损一样(《远东经济评论：2000年亚洲年鉴》，第155页)。
[45]西蒙·贺伯顿：《对平稳过渡的谨慎乐观》(Guarded optimismfor smooth transfer)，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1995年5月15日。
[46]夏礼贤：“即将得到修补的金融部门”，载《香港虎报》1993年7月19日。然而，到1995年，澳门机场专营公司试图重订还债计划，这些债务源自于机场建设成本的超支，中国批准澳门与大陆和台湾空中航线的延期，以及公司没有能力开发它的房地产(参见夏礼贤：“机场公司陷入贷款麻烦”，载《香港虎报》1995年7月26日)。
[47]澳门政府：《经济公报季刊》，第43号，1994年第4季度。在《对平稳过渡的谨慎乐观》一文中，西蒙·贺伯顿报道，从1993年底开始，北京所采取的新的紧缩措施，开始以流动资金从澳门撤回国内的方式冲击着澳门。
[48]葡萄牙通讯社(澳门)引用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
[49]西蒙·贺伯顿：《缓慢的扩张》(Expansion sluggish)，以及托尼·沃尔克：《差距进一步增大》(The gap growsfurther)，载《金融时报》，1995年5月15日。
[50]保罗·诺盖拉：《珠海与广州：一个未来的三角洲》，载《澳门》(特刊)，1992年，第7-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