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的出现，以及涉及战争和革命时期一套新的地方政权的内容，包含在第5章里。澳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个中立地区和避难港的角色，将在第6章中讨论。
第7章追踪澳门从一块赌博业的飞地起步，发展成(在很大程度上有政府的干涉)一个出口导向制造业基地和一个地区范围的服务中心和交通中心，尽管是大粤港经济体的一个子集。
本书的倒数第二章描写战后政治进程中的一些重要发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澳门所遭受的政治创伤，以及葡萄牙本国1974年的革命给澳门的政治发展所带来的机遇。
最后一章将描述澳门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变化。这些变化由中葡对话启动，在1987年3月中葡两国草签《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时达到了高潮，另外也包含在中国人的“一国两制”这句口号中。
[1]统计数据无疑低估了中国出生的澳门居民的数量，尤其是忽视了下面的因素：有大量的大陆人合法地在这一地区工作。而且，就这个问题而言，每天访问澳门的游客数量惊人，如今大部分来自大陆。1993年的游客总数是590万，2003年上升到了1180万。
[2]龙思泰：《葡萄牙在华殖民地史略》(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波士顿，1832年初版，1836年修订版)。这部罕见的作品最近由香港Viking Publications再版(1992年)，文德泉神父为此书撰写了一篇颇有见地的序言。译者注：此书东方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过汉译本，书名为《早期澳门史》。
[3]曼纽尔·德·卡斯特罗·桑帕约：《澳门华人》(Os Chins de Macao，香港，1867)。
[4]本托·达弗兰卡：《澳门史》(Historia de Macau，1888)。
[5]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新旧中国的国际特征》(Historic Macao：International Traits in China Old and New，1902)，此书1984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再版。
[6]然而，应该提及的是，在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先后出现了三部关于澳门的英语著作，尤其是考虑到它们从现代的观点为澳门史的学术研究设定了一个新的标准，虽说它们都回避了对20世纪澳门的处理。这三部著作是：奥斯汀·科茨的《香港的序幕》(Prelude to Hong Kong，伦敦，1966)，同一作者的《澳门纪事》(A Macao Narrative，香港，1978)，以及胡纪伦的《澳门》(Macau，香港，1984)。
[7]R.D.克里默编：《澳门：商业和文化之城》(Macau：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澳门，1987)。
[8]理查德·路易斯·埃德蒙兹：《澳门》(Macau)，《世界文献研究》第105卷，牛津，1989。
[9]就这方面而言，值得一提的有：潘日明的历史研究，若奥·格德斯对20世纪澳门史的开拓性研究，以及施白蒂对澳门史的编年注释。最近的葡萄牙语澳门学术研究，倾向于在学科的范围或技术上高度专门化。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费尔南多·利马的《澳门：两个转变》(Macau：As Duas Transicoes，1999)。1990年代晚期的一个单独的发展是：澳门政府资助葡、中两国政府间官方通信的翻译和出版，因此为未来的澳门史学家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原始材料矿藏。
[10]例如，可参见R. L.埃德蒙《澳门与大中华区》(载《中国月刊》第136号，1993年12月，第878-906页)。宏观经济的前景，以及对澳门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的欣赏，也得到了各个领域国际投稿人的支持。他们的文章被编辑成册，由笔者作序，参见J. A.伯利编辑的《澳门2000》(Macao 2000，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9)。
[11]研究澳门的经典著作《澳门记略》，作者是两位清代官员：印光任和张汝霖，他们曾在1745年担任澳门同知，这部著作论述了澳门的地形地貌、行政管理和外国人的角色。同样，它也提供了一部有价值的关于这一时期澳门的文献记录。1950年，路易斯·G.戈麦斯把它翻译成了葡萄牙文，并以《澳门专论》(Monografia de Macau)为题出版(Quinzena de Macau，澳门，1979)。
[12]就此而言，对相对晚近的修正主义者的作品来说，香港历史书写的倾向，是从澳门历史学家霍启昌所谓的帝国主义的“辩护学”开始的，尽管是亲华的解释。的确，这是一次急剧下滑，但在当下的结合点上，也给了关于本地背景中“自治”的历史作品的变数一个暂时的停顿。
[13]乔纳森·波特的《澳门：想象中的城市》(Macau：The Imaginary City，1996)和郑妙冰的《澳门：文化的双面神》(Macau：A Cultural Janus，1999)，分别通过文学的文本分析和后现代主义解构的应用，给澳门研究带来了一种新的复杂性。
[14]龙思泰：《葡萄牙在华殖民地史略》。
[15]在1999年12月历史性的移交这一背景下，中国大陆关于澳门的学术研究空前繁荣。特别是费成康的《澳门四百年》(Macao 400 Years，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译者注：此书中文版出版于1988年，出版者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尽管它对战后的发展阙如。“移交文学”还包括：冯邦彦的《澳门概论》(三联书店，香港，1999)，吴志良的《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成人教育学会，1999)，以及余振(编)的《澳门回归前后的问题与对策》(名流出版社，澳门/香港，1999)。
[16]当时葡萄牙的官方态度是试图把澳门定义为殖民地，而不是藩属身份。与此相一致，本托·达兰卡的《澳门史》(1888)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对澳门历史的两段分期，即：从1556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到中国海关在1688年的引入为第一时期；第二时期自此至1849年，满清官员的统治连同海关一起被撤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