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描述澳门的崛起，及其与世界的结合：在葡萄牙海上力量的保护下，它从中华帝国外围的一个前哨，成长为世界经济体系在亚太半球发展中的一个关键节点。正如沃勒斯坦所断言的那样，并入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决不是根据那些已被并入者的邀请。更准确地说，这个过程源自于世界经济扩张其边界的需要[1]。那么，围绕澳门并入的政治环境如何呢？以澳门为基地的贸易中心是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在何种环境下充当了连接经济外围与世界中心的商品链条呢？与地区贸易相对的远程贸易在这一发展中又有怎样的重要性呢？理解这一整合的意识形态和和政治关联也很重要，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将留待下一章。
1.起源
它最初是中国南部沿海的一个偏僻渔村，作为葡萄牙人在通向中国广东省香山地区的那个狭窄地峡上的一块永久居留地(广东话称Ou Mun，普通话是Aomen)，则始于1550年代。这是葡萄牙商船第一次到达中国海岸并开始贸易活动的大约20年之后，而距离明朝放弃在郑和领导下的海上冒险，也才只有100年。
在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1510年占领印度果阿地区一年之后，葡萄牙人征服了马六甲海峡，打败了它的穆斯林霸主。由此开始，葡萄牙人的势力向东推进到了帝汶岛和摩鹿加群岛，向北推进到了中国沿海。1514年，第一个经由海路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欧维士，在澳门附近一个被称作“屯门”的地方上岸。次年，一个在葡萄牙效力的意大利人拉法
葡萄牙殖民先驱阿尔布克尔克尔·佩雷斯特罗步其后尘而至。1517年9月，一支由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率领的葡萄牙舰队出现在广州海外，带来了葡萄牙的曼努埃尔国王的一个使团。这个先遣使团由托梅·皮雷斯领头，留下了一笔善意的遗产，并导致伊比利亚民族与中国之间最早的直接贸易接触。然而，一支由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芒所率领的舰队(以反复无常地使用武力为特征)所进行的穷追不舍的访问，却导致了1520年中国对外国人的驱逐，对违抗禁令的葡萄牙人的关押，以及贸易联系的切断。一点儿也不奇怪，皮雷斯率领的使团在1520年5月北上京师，结果铩羽而归。张天泽指出，明朝政府无疑对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颇感不快，认为那里是他们从前的诸侯国之一。[2]
然而，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却在澳门西南的上川岛和浙江沿海的宁波成功地建立了两个次要的贸易港口。1542年，葡萄牙的冒险家们发现了日本，他们在马六甲的时候已经通过那些驶过南中国海的日本人的红印商船知道了日本。这样的遭遇，增加了在中国沿海建立贸易基地的推动力。当马六甲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在1553年后变得规律化的时候，葡萄牙人便加速了他们在珠江口那些迷宫似的岛屿间搜寻一块基地的工作。在这项活动上，他们被传教士们抢先了一步，其中就有沙勿略。
东方基督教先驱沙勿略
据张天泽说，1542年，浪白澳岛(位于珠江三角洲南部，澳门以西约40公里)成了葡萄牙走私贩子们的集合地，到1560年，吸引了大约500至600名葡萄牙人。早在1535年，明朝政府就在澳门建造了一座海关署，1554年又迁到了浪白澳[3]。从那一年起，浪白澳就成了年度集市的场所。葡萄牙人在这个集市上购买丝绸，作为他们对日贸易的一个重要元素。同年，葡萄牙人还得到了明朝政府的许可，可以到广州从事商业活动。1553年，航行日本的指挥官莱昂内尔·德·索萨与中国当局就这一地区的永久性交易地点达成了一项协议。然而，直到4年之后，也就是1557年，葡萄牙人才被允许在澳门永久居住。有一个传说(而不是历史)，说在这个节骨眼上，葡萄牙桂冠诗人路易斯·德·卡蒙斯(旧译贾梅士)就在澳门。
可以肯定，这是从最早出版的关于葡萄牙人在中国存在的记述中得知的。这篇记述就是耶稣会神父费尔南·门德斯·平托所撰写的、1614年出版于里斯本的《远游记》(Perigrina am)。平托的这本书详细记述了他于1542年的日本(种子岛)之行，以及在1555年回到上川——澳门附近的一个小岛，1552年沙勿略在上川去世。平托令人动容地写到了岛上的百姓为这位东方的基督教先驱举行的宗教仪式。1549年，平托曾陪伴沙勿略去日本。他写道：
第二天早晨，我们离开了上川岛，日落时分抵达了距离北岸6里格[4]处的另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名叫浪白澳，葡萄牙人就是从这个地方与中国人做生意，直到1557年，在商人们的请求下，中国官员才把澳门港给了我们，如今我们继续在澳门做生意。那里从前荒芜人烟，我们向那里大量移民，如今可以找到价值三四千达克特[5]的建筑，连同一座教堂、一位牧师和受俸教士。更有甚者，这块殖民地还养着它自己的总督、审计官和法官，而且，或许可以补充一句，所有人都安全地生活着，就好像生活在葡萄牙最太平的地区一样。
很多人对平托的《远游记》持怀疑态度，这是不无道理的，而上面的记述，是出版物中最早提到澳门的创建日期及其名字的。更可疑的是，平托描述了1544年中国人对葡萄牙人两年前在宁波建立的补给港口和殖民地的破坏，它们的繁荣也源自对日贸易，它们的制度也源于并类似于澳门所建立的制度[6]。如果的确发生过这样的挫折，那么，葡萄牙人活动集中在澳门—广东地区的说法也就变得看上去更有道理了。
葡萄牙人在这个半岛上的第一个永久性居留地位于港口附近。起初，葡萄牙人占据的这块领地一直推到了香山半岛，当时并没有明确的边界。1573年，随着一座中国海关在香山的永久建立，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它不仅限制了葡萄牙人对这块地峡及周围小岛的影响力的范围，而且还行使了对殖民地供应的控制权。后来的1590年，中国在南湾建立了一座海关，面朝内港，并颁布了法律，此外还调整策略，允许日本人入城，并订立了建筑规章。徐萨斯在这些措施中看到了情况的重大变化。当初，葡萄牙人无须缴纳地租，殖民地不依赖中国及其官员也能生存，而1573年的情况是：必须向皇帝的国库缴纳岁贡，而这笔钱起初只不过是一笔贿赂。怀着对龙思泰的敬意，徐萨斯慷慨激昂地声称，把这叫作贡赋，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贬低这块居留地的身份。[7]
葡萄牙人成功地从明朝政府那里获得许可，在澳门建立一个永久性的通商港口，并建立管理内部事务的政府，这无疑要归功于贿赂并迎合中国地方官员的策略。张天泽发现，对葡萄牙人存在的这样一种默许，还要归功于传统。这里提到的是14世纪所开创的先例，正如阿拉伯旅行者伊本·巴图塔曾亲眼目睹过的那样：在广州，有一个繁荣兴旺的穆斯林区，除了清真寺和市场之外，还有自己的法官和教长。但是，他继续说道，中国人“如今认识到了，明智的做法是，让外国商人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而不是让他们来广州港”[8]。
妈阁庙
所有这些并非在暗示：澳门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是一块“无主之地”。这一地区最早的居民，大概是在13世纪的南宋时期到达的。然而，正是福佬船民，以他们在14世纪的到来，给澳门港增添了商业活动的元素。在葡萄牙人定居澳门的时候，乃至在此之前的某个时期，这里就已经建立起了三个中国人的小村：望厦、沙梨头和妈阁，连同妈阁庙和观音庙，至今依然是澳门中国文化宗教景观的特征。
地方官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默许外国人的这一方便贸易之举，对这个问题作出判定，并不仅仅是出于学术上的兴趣。事实上，除了葡萄牙人定居澳门的实际日期这个问题之外，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葡萄牙人究竟凭什么占有澳门。例如，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尤塞利斯就考虑了三个论点：第一，葡萄牙人凭借征服占有了澳门；第二，它是作为葡萄牙人为中国政府效劳而得到的回报；第三，它是作为“皇恩浩荡”的结果而被占有[9]。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进入了19世纪中叶主权之争的核心，当时，所有这些考虑都被重新考量了，爬梳历史和文献材料成了急时抱佛脚之举。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中心是葡萄牙人向中国皇帝缴纳地租的行为。几乎从葡萄牙人定居澳门伊始，他们就不得不对付中国官员的权力。1573年初——这一年，中国人修建了关闸，从而第一次划定了这一地区的边界——缴纳地租的制度就发展起来了，并不是出自任何正式的条约，而是根据地方当局的调解。有些葡萄牙作者认为，澳门葡属殖民地的宪法基础，取决于地租和租借期的存在[10]，尽管有这种观点，但租借本身也是有条件的。关闸并不是皇帝插手澳门事务的唯一实例。到17世纪下半叶的时候，缴纳岁贡的负担，让议事会遭遇了严重的财政困难。
尤塞利斯总结道，朝廷决不放弃它在澳门的权利。葡萄牙人向地方当局缴纳地租，而地方官无疑向朝廷隐瞒了这个事实，葡萄牙人守在他们的位置上，任由地方当局处置。同时，葡萄牙人还维持着某种司法权力，这样做所凭借的，并不是权利，而是地方当局的许可。通过行贿，葡萄牙人得以能够把他们的临时逗留，转变成永久性的居留地位，正在萌芽的对日贸易(它对本地商人和地方官员都同样大有好处)，使这一居留地位得到了巩固。在尤塞利斯看来，有一点很清楚：葡萄牙人在定居澳门的早些年并没有得到皇帝的恩准或担保，即使他们通过了各种各样至关重要的认可测试。[11]
研究葡萄牙与明朝关系的重要学者霍启昌也指出，广东地方官员的默许(作为对贿赂的回报)，为澳门作为一个每逢交易季节便搭起帐篷的临时交易场所，以及后来作为葡萄牙人的永久性居留地，提供了方便。他写道——引用1553年的中文材料——葡萄牙人每年缴纳两万金，以方便他们在澳门的贸易活动。那一时期的官员奏折(明代最早对澳门的记述是庞尚鹏于1563年的一篇奏疏)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心：葡萄牙人的动机恐怕不仅仅是贸易；同时还说到了人们的普遍忧惧：经香山到广州的南路容易遭到日本海盗(倭寇)及其他私商的劫掠。正如庞尚鹏的奏疏所透露的那样，忧惧还源自于澳门外国殖民地的迅猛发展——仅仅在永久殖民20年之后，那里便达到了一千多户，有上万外国人存在。[12]
关闸
霍启昌指出，葡萄牙人只是逐步地在澳门成功获得了立足之地，中国人的担心也只是逐步地开始减少，因为他们想利用澳门的贸易使自己变得更强大。除了通过修建要塞来巩固阵地并在别的方面强化自己的战略防御之外，葡萄牙人还留心驯化日本的倭寇，雇佣他们做自己的扈从。霍启昌所读到的中文材料证实了西方人的记述所持有的观点：葡萄牙人仅仅是在1564年4月22日帮助镇压了潮州拓林港海防军兵变之后，才通过了认可测试。正如中国指挥官所承认的那样，来自澳门的葡萄牙船队帮助消除了这场危机。不过，正如霍启昌所揭示的那样，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存在，从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在明代官员当中，在那些把洋人视为毒瘤的人之间，就一直是一个激烈争论的主题。1614年甚至在中央政府一级获得了支配地位的观点是，澳门人的贸易(对海盗的镇压就更不用说了)所带给中国的，利多于弊。由于缺乏坚定的中央政策，在明代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任由地方官员用他们自己的办法来适应葡萄牙人的贸易需要。然而，霍启昌认为，在达致这一程式的过程中，葡萄牙人从来没有被承认是明朝的属臣，大明天子也没有召见过任何葡萄牙人，澳门的葡萄牙人也没有向北京进献过任何贡品。因此，他们依然留在中国正式的藩属关系体系之外。[13]
葡萄牙人的大船来了
1630年，贡萨罗·特谢拉和400名葡萄牙人在澳门被征入伍，由大明朝廷支付费用，帮助对付长城一带的清军。然而，特谢拉团伙的主力却由于广州商人的反对和阴谋而被阻在了广西。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菲茨杰拉德把此事看作是北京与广州之间利益分歧的典型案例。广州商人在与澳门葡萄牙人的贸易中看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担心，倘若皇帝在其他地方授予葡萄牙人以特权的话，就会失去他们的垄断。在1644年北京陷落(以及1650年对广州的血腥围攻)之后，南明的皇帝再一次向葡萄牙人求助，最终的征服者——清朝——没有忘记这层关系[14]。事实上，几年后，为了安抚葡萄牙人，清朝提出了暂免令人头痛的地租。此事发生在1651年，一共免了三年的地租。当时，澳门承认了清朝的权威。由于某些顺从的行为，清政府先后于1714年和1718年再一次暂免了地租。
2.对日贸易
葡萄牙商人最早向日本供应中国的产品是在1540年代。到下一个十年，葡萄牙已经成为中日贸易(以及泰日贸易)的关键性中介，尤其是当中国朝廷颁布谕旨禁止中国商人直接与日本接触的时候(这一禁令是倭寇在福建沿海活动的结果)。直到1639年，当基督教传教士在日本的活动——尤其是支持信奉基督教的大名(即封建领主)——导致激烈反弹的时候，预示了葡萄牙人对日贸易的终结，澳门人(葡萄牙王国政府也是一样)因为对日贸易而繁荣兴旺。而议事会对每艘商船强制征收的一种叫作caldeirao的税赋，使得对日贸易的终结成为可能。
澳门作为东亚支点，或者作为横跨非洲、印度洋海岸、散落各处的香料岛、中国沿海直至日本的葡萄牙海上帝国的一个节点，其重要性在一位匿名官员于1582年撰写的《市堡书》中得到了详细而清楚的论述。这部著作，不仅提供了葡萄牙人在柬埔寨、帕塔尼、暹罗、巽他、婆罗洲、帝汶岛、蒂多雷岛、索洛群岛这样一些地方从事商业活动(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传教活动)以及来往果阿和马六甲这样一些主要设防前哨和贸易中心的证据，而且还预告了澳门城的早期辉煌。[15]
澳门远眺
澳门作为远程贸易的东方支点，其重要性也被1588年1-3月间探访过马六甲海峡的英格兰冒险家拉尔夫·费奇所预告：
当葡萄牙人从澳门去日本的时候，总是携带很多的白绸、黄金、麝香和瓷器，他们从日本只带回白银。他们有大帆船，每年都去那里，再从那里带来60多万银币。所有这些日本银币，再加上他们每年从印度挣到的20多万银币，全都用来在中国谋取更大的利益，以及其他贵重的东西。当葡萄牙人到中国的广州做买卖的时候，他们只能在那里待上规定的几天。当他们进入城门的时候，必须在一个记录簿上登记他们的姓名，夜里出城的时候，他们必须划掉他们的名字。他们不能在城里过夜，而是必须在城外他们的船上睡觉。他们规定的日子期满的时候，如果他们还留在那里的话，他们就是犯罪，要遭到监禁。[16]
葡萄牙早期与日本的接触，其背后的传教推动力不可小觑，它始于1549年沙勿略抵达鹿儿岛。还有一种情况是：葡萄牙人的航海和商业活动常常与基督教的传播携手并进。索萨写道：葡萄牙人的对日贸易，自16世纪中叶起，就与日本的银、铜和金等大矿床的发现正好同时。16世纪晚期，生丝的供应和金银交换支配着贸易。到1630年，丝绸出口比黄金出口更重要。在澳日贸易的整个时期(1546-1638)，葡萄牙人从日本到广州的白银出口总额是每年12525公斤左右，尽管到最后——正如下面将要讨论的那样——享有特权的葡萄牙人在对日贸易中的地位，因为英国人、荷兰人及西班牙人(范围更小)的到来，而受到了侵蚀。[17]
关于对日贸易，及其对澳门的影响，葡萄牙官方编年史家安东尼奥·博卡罗在1635年写道：
很显然，从这座圣名之城出发的所有航行当中，最主要、最重要的是日本之行。每年有四艘双桅船去那里，满载着各种丝绸，去的时候要花上10-12天，回程需要8-10天。在日本要待上大约一个月，这些商品保准都很畅销。除了丝绸之外，它们还包括很多黄金和中药，所有这些都被换成日本特有的天然金块。此外，我们还出口条例中开列的铜、大量的樟脑，以及很多金漆橱柜。
博卡罗还注意到了投入日本航行的巨额资本，以及给王国政府和航行“所有人”——实际上就是大船长——带来的同样巨大的利润[18]。他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航行产生了11万两白银的毛利，而供应船只、货运和人员薪水的成本则很少。然而，他指出，这样的好运要依靠把船装满、良好的销售业绩以及安全的航道。他的意思是，并非所有的航行都能遇上这样的好运，而另一些人则成了狂风暴雨以及日本当局狂暴敌意和疯狂迫害的牺牲品。
1638年，曾探访问过澳门的意大利游客马可·德·阿瓦罗为我们贡献了一幅完整的图像，描绘了在澳门运转的贸易体系。事实上这一体系是以经过某种修改的形式而存在的，直到鸦片战争时期：
中国官员对每一艘船向船长征收碇泊税，而商人们除了船上的货物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交。这座城市里不生产任何制成品或纺织品，这些航行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都要乘坐小舢板或其他船只去广州购买。为了这个目的，那里每年要举办两次大的集市。在集市季节，人们就会委派几个澳门商人去广州买东西(既为他们自己买，也为别人买)，并及时订购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在下一次集市上交货。这些人在广州待的时间，有时候长达四五个月。……当葡萄牙人到达广州城外的海域时，他们便把他们巨大的货运驳船牢牢地固定在正对着广州城的一个江心小岛上。那里有一座漂亮的大宝塔和一所中学，他们从那里动身去找总督，在他不在的时候，主事者依照古老的习惯，带给他一份礼物，从不少于4000个金币，有时候甚至更多。这只是为了获得自由贸易的许可，获得许可之后，他们会预付给商人们一笔钱，好让他们能够准备纺织工、织布机及其他设备。以这种方式，他们按照自己的需求量订购货物。这样订下合同之后，他们再一次请求获得开办集市的许可，这同样需要再行奉送一份价值相当的礼物。
来自澳门的大船
阿瓦罗继续写道：这还不是事情的结束。为了在起程之前获得至关重要的总督官印，还需要孝敬8000个金币，这还不包括在石岐镇贿赂官员的钱。[19]
写到对日贸易，阿瓦罗补充道：前往日本的航行，只有那些议事会推荐的人才能从事，他们的名字被张榜公布，贴在一些主要的街角上。他指出，这样的航行，在1630年之前，任何个人都不得从事，只能由澳门议事会进行。航行所带来的利润则被用作维持驻军和要塞之需，以及用于其他开支。然而，当一位名叫洛佩斯·卡梅因特·卡拉瓦罗的贵族获得了从果阿航行日本和马尼拉的垄断权的时候，议事会也就失去了它的主要收入来源，利润流向了王国政府。[20]
关于对日贸易的经典记述，是查尔斯·博克瑟的专著《来自澳门的大船》。故事从果阿开始，博克瑟叙述了下面的格局。每年的4、5月份，大帆船——比在印度修造的船更好，可以装载1000吨以上的货物离开果阿，满载着布料、棉花、玻璃器皿、时钟和葡萄酒。如果船像往常一样进入马六甲海峡，就会把部分货物交换成香料。抵达澳门之后，通常要在这里逗留10-12个月，因为令人垂涎的中国丝绸只能在广州每半年一次(1月或6月)的集市上才能买到。大帆船在下一年有点季候风的7月前后起程前往日本，航程要花上12-30天。从1571年起，长崎(如今已经成了一座事实上的耶稣会士之城)是唯一的停靠港。回程在10月份当东北季候风开始的时候动身，每次都满载着白银，在3月份到达澳门。在澳门，大多数银子被卸下来，用于购买下一年的货物——丝绸。然后装载黄金、丝绸和布匹，返回果阿。假定一趟航行要花3年时间完成，航行日本的大船长们通常有2年(有时候甚至是3年)的时间在中国海域[21]。对此，还可以添加上葡萄牙政府管理的互补性的暹罗航行(尤其是在1580年代)，这条航线把暹罗的商品从大城经由马六甲海峡运往日本。[22]
博克瑟写到1620年代时说，尽管澳日贸易的活动范围正逐渐改变，葡萄牙人越来越依赖中国和日本的富商为他们提供资本，但它依然是风雨飘摇的葡属亚洲帝国巨额利润的来源。特别是在荷兰人阻断了通往果阿的航线之后的那段时期，对日贸易(九州的商号使之成为可能)维持了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商业份额。从日本的观点看，来自澳门的大船，及其装载的令人垂涎三尺的中国丝绸，是这一时期日本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单一因素[23]。从1587年颁布第一道驱逐传教士的诏令(这导致葡萄牙人失去了对长崎的控制)以及1614年颁布禁止基督教的法令开始，葡萄牙人的对日贸易(通过长崎)越来越受到限制。1636年，日本人把葡萄牙人赶到了较次要的贸易港口：出岛。宽容，在1638-1639年间戏剧性地结束了。当时，德川幕府以血腥手段推行他们的闭关政策，迫害基督教皈依者。然而，到这一时期，葡萄牙人的垄断地位已经受到了日本商人、荷兰人，尤其是中国人的侵蚀。撇开某些开端不谈，葡萄牙人再也没有回来过。5年后，荷兰人对葡萄牙商业的侵扰，导致了对马六甲海峡的占领。
在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环境下，对日贸易的损失，对于那些以澳门为基地在南海中国运作的商人们来说，并不是致命的。更重要的，据苏布拉马尼亚姆说，是1640年代损失惨重的饥荒，连同明清之交的改朝换代，导致中国东南地区的国内市场变得很不稳定。事实上，在澳门内部，逃避清军的难民潮水般地涌入这座城市，致使资源变得紧张。苏布拉马尼亚姆指出，颠覆地区贸易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郑氏家族的崛起。特别是1661年，郑成功(他自称明朝的忠臣、指挥着一支庞大的舰队)把荷兰人赶出了他们在台湾的热兰遮要塞。只有当中国东南地区的和平得以恢复，荷兰人被赶走，澳门的贸易才能繁荣兴旺。[24]
然而，随着郑氏家族在1660年代的衰落，葡萄牙人不得不放弃他们想让明朝东山再起的希望，而是寄希望于与清朝的外交。这些年里，他们派出了两个使团前往大清的朝廷。第一个使团由曼努埃尔·德·萨尔达尼亚率领(1667-1670)，第二个由本托·佩雷拉·德·法里亚率领(1678)。据苏布拉马尼亚姆说，这两个使团的目的，不仅是要维护澳门的特权，而且还要确保让1666-1668年间的荷兰使团无功而返。在这件事情上，还有与柬埔寨、越南和暹罗的外交，澳门的葡萄牙人享有与果阿程度相等的自治。[25]
3.马尼拉贸易
从一开始，伊比利亚人在东方的关系就带有不信任的特点。1565年，西班牙人在宿务岛安家落户，3年后，一支葡萄牙舰队试图把他们赶走，结果无功而返。无论如何，葡萄牙人并不能阻止马尼拉与广州之间的直接贸易。就短期来看，大规模地从中国购买丝绸，与新世界白银产量的增长正好同时，从1582年起，白银成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向明朝缴纳关税的标准。1580年，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国王登上了葡萄牙的王座，从此之后，葡萄牙就成了西班牙的一部分，直至1640年。两个王国政府合并的消息，直到1582年才随着西班牙政府驻马尼拉公使的到来，而在澳门被人所知。就在大船长、贵族和教士们纷纷宣誓效忠菲利普二世国王的时候，澳门的大船长若奥·德·阿尔布克尔克(他担心澳门失去宝贵的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却继续执行顽固独立的政治和商业路线，另外，还让葡萄牙的旗帜继续在澳门的上空飘扬。正如帝国的属地在联盟存续期间与西班牙属地保持着分离一样，葡属澳门与西属马尼拉之间也只有很少的接触。占支配地位的，是竞争，而非合作。比方说，1587年，一艘商船直接从阿卡普尔科抵达澳门，此事激怒了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两年后，澳门与墨西哥之间的第一次直接贸易也是如此。[26]
然而，自1599年(或者说葡萄牙人定居澳门约45年之后)起，荷兰商船开始出现在这一海域。胡纪伦说，必须把这一活动放到这样一个背景中来看：几十年来，荷兰人和英国人对伊比利亚人在欧洲、美洲和远东的船只和沿海城镇发动了一连串的海上袭击。荷兰人想要夺取澳门、马六甲海峡和长崎，其目的就是要截取利润很高的白银贸易。[27]
这个敌人到达这一地区，也在马尼拉引起了不安，促使王国政府号召东方的天主教势力直面这一威胁。正如新塞哥维亚省的主教在那一年所写的一份关于澳门的西班牙文备忘录中所声称的那样：
(澳门)唯一的支撑，就是在那里从事的与中国人之间的贸易，以及从那里销往日本及其他地方的出口商品。凭借葡萄牙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他们成功地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购买原材料，并凭借后来在日本及其他地方所获得的一点点薄利，来养活这些人。我们即使去了那里，也不会有商业上的成功，不会有我们自己中间的和谐，也不会有耐性和冷静，我们要寻求更大的利润。
此外，主教继续说道：澳门的葡萄牙人独自养活了日本的基督徒，“如果澳门丢了，日本也就给毁了”。[28]
当澳日贸易威胁着马尼拉的繁荣的时候，西班牙人对澳门的兴趣也是所有权。1619年，一个名叫福莱·迪亚哥·阿度阿尔特的人建议西班牙摧毁澳门。他指出，与日本之间的大多数白银贸易都是澳门的葡萄牙人在经营，而且，如果通过赶走葡萄牙人来截取这一贸易的话，那么就会有助于马尼拉。他坚持认为，迫使葡萄牙人撤回印度群岛，只会有利于葡萄牙王国政府，因为澳门并不向他们的国王而是向中国皇帝缴纳贡赋。而且无论如何，是马六甲海峡为了葡萄牙民族的荣誉而养活了澳门。他指出——非常正确——这就是葡萄牙人对中国人的依赖，没有中国官员的许可，他们甚至连一堵屋墙都造不了。另一方面，他指出，除了每年有两艘船从澳门贩运丝绸到果阿之外，澳门其实很穷。由此，他得出结论，总的说来，作为两个伊比利亚王国，西班牙的利益和葡萄牙的利益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就是荷兰。此外，马尼拉对澳门比对果阿更重要。他断定，更好的做法是，让所有的利润(全都是白银)流向西班牙，至少要像白银曾流回到葡萄牙那样。有人认为，澳门充当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滩头堡，这个论点有一定的价值，但被下面这个事实所削弱：葡萄牙人提供了这样一个负面的实例，以致他们实际上妨碍了基督教信仰的传播[29]。结果，在1620至1644年间，有54艘商船抵达马尼拉被记录在案。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王国政府再一次分道扬镳，贸易也走向了终结。[30]
中国商船
4.地区贸易
正如《市堡书》中所证明的那样，到16世纪最后几个十年，澳门作为外来热带产品贸易的主要目的地和汇聚点已经脱颖而出，与马六甲海峡并驾齐驱。贸易航行的范围从孟加拉湾的孟加拉、马达班、德林达依和琼卡劳，一直延伸到东部列岛的柬埔寨、巽他群岛、婆罗洲、索洛群岛和帝汶岛。帕坦、暹罗、巽他群岛、索洛群岛和帝汶岛被挑选出来，作为中国专程航行的目标。这些航行全都在澳门为葡萄牙王国政府每年赚到了成千上万的克鲁扎多。[31]
爆竹作坊
然而，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势力也遭遇了欧洲的竞争对手：荷兰和英国。新教在欧洲的兴起，西班牙无敌舰队在1588年的溃败，以及荷兰对西班牙统治的成功反抗，全都扮演了它们各自的角色[32]。1601年9月，一支荷兰舰队在冯·尼克将军的率领下，袭击了葡萄牙人在摩鹿加群岛的蒂多雷岛上的要塞，结果铩羽而归，之后便出现在澳门海域。进攻澳门失败之后，为了报复，荷兰人便封锁了马六甲海峡，禁止葡萄牙人的商船通行，甚至也不让日本人的大帆船过。在1601、1604和1607年的袭击中被打败之后，1622年6月24日，根据巴达维亚的让·P.科恩总督的命令，荷兰人卷土重来，以三艘军舰的兵力(它们是一支舰队的一部分，这支舰队共有13艘军舰，1300名官兵)，猛烈地攻击已经加固城防的澳门。耶稣会士的火力支援，不仅帮助葡萄牙人赢得了彻底的胜利，而且还得到了中国当局心怀感激的赞扬。[33]
不消说，对日贸易在1639年的终结所导致的新情况，以及争勇好战的荷兰商业力量和海军力量在东方海域的崛起，都需要葡萄牙商人对他们的贸易策略作出某些调整。特别是，1630年代见证了澳门贸易的繁荣兴旺，尤其是与望加锡、马尼拉和越南(东京湾和交趾支那)这三个地区的贸易。可以说，随着日本的大门对葡萄牙的关闭，与南海港口的贸易就显示出了新的重要性。望加锡—弗洛雷斯岛—索洛群岛—帝汶岛这一网络，即使是在来自荷兰人的强大压力下，也成了诸如檀香和香料这样一些赚钱生意的目标。[34]
写到1635年，安东尼奥·博卡罗指出，能赚取巨额利润的从索洛群岛到澳门的檀香贸易非常重要，这一活动涉及把檀香从帝汶岛转运到索洛群岛，常常还涉及与荷兰人之间的武装冲突[35]。同样，这些航行，以及为了100%-150%以上的利润而把这些令人垂涎的檀香木销往中国，都是保留给王室专营的。不仅这些航行是国王的特权，而且对于像供养澳门驻军、筹款修建澳门防御工事这样一些王家国库的开支来说，它们也是至关重要的。议事会还负责把大部分利润投入到养活本城的穷人、寡妇和孤儿上[36]。据葡萄牙海外事务委员会关于与索洛群岛的檀香贸易的报告称：“除了檀香贸易之外，澳门城的居民既无土地可耕，也没有让他们赖以谋生的资源。”[37]
相比之下，去往望加锡的航行，则涉及多产的——尽管看上去不那么赚钱——以香料交换中药和棉布的生意[38]。然而，博克瑟说，在荷兰人于1641年占领马六甲海峡之后，澳门与望加锡之间的贸易增长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威胁到荷兰人对东印度群岛的垄断。[39]
据博卡罗说，去交趾支那的航行则是并不怎么关键的活动，主要起到维持耶稣会传教区的作用，尽管有些生意是用布匹交换丝绸、沉香木、伽罗木、安息香和铜[40]。相反，耶稣会士在东京湾的郑氏朝廷和交趾支那的阮氏朝廷的影响力，给这项贸易增加了巨大的推动力，尤其是在白银换丝绸的贸易上。澳门与越南贸易的高峰时期，是在1617-1637年之间的阮福澜治下，当时，大约50-60个澳门家庭获准在世界性通商港口岘港和会安定居[41]。据皮埃尔-伊夫斯·芒古安说，总体来看，澳门与越南的贸易，给澳门-广州-长崎的三边贸易添加了一个平行的补充。只是随着1773年的西山起义和费福港的丢失，澳越贸易才走向衰落。[42]
然而，由于索洛群岛的要塞在1636年遭到围攻，望加锡在1660年代遭到荷兰舰队的悍然袭击，澳门的商人们就只能派出零零星星的商船去帝汶岛，当时那里依然是果阿的天下。澳门一直是与帝汶岛之间的利润丰厚的檀香贸易的主要合作伙伴，至少在1664-1730年间，它被卷入了帝汶人无休无止的国内叛乱。到17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实际上放弃了与帝汶岛之间的檀香、奴隶、马匹和蜂蜜的贸易。[43]
果阿远景
到了17世纪的最后30多年，澳门的商人们被迫到更远的西边、去婆罗洲的马辰和爪哇的巴达维亚做生意[44]。尤其是在1665-1682年间，葡萄牙商人和澳门华商对于把粤东北饶平生产的青花瓷运往巴达维亚的生意特别积极，这项贸易帮助打破了郑氏家族的垄断[45]。1689年，韦以纳总督(1688-1691年在任)得到了果阿的同意，委托一位名叫约瑟夫·皮涅伊罗的澳门富商在马辰港建造一家工厂。在马辰苏丹的同意下，与澳门之间活跃的胡椒粉贸易开始了。但两年之后，随着一次针对葡萄牙人的未遂屠杀而突然终止[46]。这一时期的澳门非常困难，以致不得不向暹罗王国借了13.5万皮阿斯特[47]，这笔债直到1722年才还清。[48]
尽管如此，正如芒古安在评论澳门人在东南亚地区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所言：“他们与东南亚周边国家长期的经济共生，他们对亚洲商业习惯和商业实践的适应，常常让他们成为东南亚的君主们所青睐的合伙人。”正如下面所描述的那样，尽管澳门开拓性的枪械铸造厂只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但那些以澳门为基地的商人依然能够(直到18世纪和19世纪)向亚洲列强提供西方制造的大炮、来复枪和弹药。芒古安声称，这一因素，常常使他们比他们的中国竞争对手有更大的优势，后者走的是同样的亚洲路线，做的是同样的生意。[49]
5.外部竞争
18世纪初，欧洲与中国的经常性贸易闪亮登场。在回应这一事件的过程中，澳门的繁荣(在对日贸易终结后有过一段长时间的衰落)经历了又一次重要的转变。1635年7月23日，从苏拉特驶来的第一艘英国商船“伦敦”号抵达中国，在澳门抛锚。由于担心中国人的反应，澳门当局才勉强准许英国人靠岸。当中国最终以制裁对此作出反应的时候，这种担心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其制裁手段，在澳门的历史上用过不止一次，即封闭关闸。直到1706年底，随着英国与广州开始建立起贸易的纽带，英国商船才开始定期驶进澳门港。另外一次不受欢迎的造访，是乔治·安森的舰队在1742年抵达澳门，并因此预示着新的重商主义时代的破晓。[50]
但在1685年，皇帝颁布了一道谕旨，决定向外国人开放广州港，至少是每年一次。在举办年度贸易集市期间，澳门不再是中国对外贸易独一无二的中心，葡萄牙人也不再是唯一的中间人。很清楚，这一措施改变了澳门在对华贸易中所扮演的经济角色的条件，尤其是当一些外国公司在沙面岛上修建仓库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1699年，第一家英国人的工厂在广州建成。然而，1688年，中国人在澳门的南湾创办了一座海关(或称“户部”[51])，由一位清朝的官员负责监管。这意味着，在控制外国船只进入珠江三角洲的官方设计中，澳门也注定要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尽管如此，中国当局还是不允许外国人在澳门居住。
到17世纪晚期，随着荷兰与葡萄牙在国内和在对华贸易中的竞争的终结，澳门的葡萄牙人便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与巴达维亚做生意，尤其是在1717-1727年间，当时，清朝禁止对外贸易。这意味着，有利可图的巴达维亚茶叶贸易要改道澳门——至少在中国的平底船贸易恢复之前是这样。[52]
例如，1719年，以澳门为基地的25艘葡萄牙远洋商船一年的贸易额有7-8万克鲁扎多。去一趟望加锡、索洛群岛和帝汶岛的航行，就能带回4000帕塔卡[53]。1725年，对外国人并不格外青睐的雍正皇帝把允许澳门拥有的商船数量限制在25艘。但是，到了1754年，这支船队只剩下7艘商船，几乎入不敷出[54]。这一衰退被正在澳门访问的英国船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记录了下来，写在他1727年的一本书里：
广州城
一千个此前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管家当中……留下来的几乎不到50个；40艘商船当中，剩下的不超过5艘。[55]
以澳门为中心的茶叶贸易，越来越有利于英国人，而受损的则是葡萄牙。1742年，曾为葡萄牙商船在澳门的大量出现而大发感慨的英国舰队司令官安森，甚至更震惊于澳门华人的能力：他们有本事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达成“更加可观的贸易”，“用大量的贵重商品、以高昂的价格”换取银币或银条[56]。事实上，由于葡萄牙缺乏资源，澳门如今所依赖的新型商业在范围上并不是跨洲的，而是在亚洲内的。[57]
科茨说，每年夏秋两季，澳门挤满了来自欧洲的游客——包括荷兰人——要么是等候他们的船在氹仔过磅，要么是等待颁发起程通行证。随着对外国人的居住和贸易限制在1760年的放宽，这座城市通过中介而从商业中提取利润。与这种新的体制相一致，澳门成了所有与中国做生意(全都通过广州)的外国人理所当然的住处或中转站。由于欧洲公司不得不在这块葡萄牙人的居留地建立总部，这样就给澳门带来了商业利润。用科茨的话说，澳门成了全欧洲在中国的前哨。在每个贸易季结束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丹麦人、瑞典人和西班牙人纷纷前往澳门，这里绝对是一个世界性的社区，尽管总督和主教给他们设置了一些令人窒息的限制[58]。即便如此，澳门商人还是不得不小心谨慎、如履薄冰，他们总是容易受到市场的风云莫测和意外事件的影响——尤其是海难，总是被迫调整他们的贸易关联，以回应本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现实。
松山灯塔
澳门港
另有几次值得注意的航行到达澳门港，其中包括法国的船只。1703年2月9日，法国的商船带来了教皇的使节查尔斯·梅拉德·德·图尔农；1787年，又带来了法国探险家和博物学家拉彼鲁兹。然而，靠港的并不限于英国人和法国人，到访的也不都是政府性质的船只，尤其是当王国政府对商业的垄断被庞巴尔侯爵废除之后。所谓的“港脚商”——可以把这一术语视为亚洲内贸易的同义语——在起锚前往中国之前，也理所当然地在澳门作中途停留。到1798年，北美船只也加入了英国人、法国人与荷兰人的行列，停靠澳门港。
尽管澳门无法阻止欧洲商人与广州建立直接的商业关系，但他们足够务实，能够充分认识到，在澳门做生意，不能采用一种会危及他们自己与中国人的微妙关系的方式。后来在1760年代以后，当孟加拉与中国之间的鸦片贸易成为一个重要增长点的时候，澳门的商人再一次去了那里，以利用种种的可能性[59]。从1720年前后开始，地方官员对鸦片贸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报答财政控制之外的某些回扣。不过，到最后，正如第4章中将要讨论的那样，在中英之间逐步升级的冲突中，澳门受到了连累；这些冲突在著名的鸦片战争中达到了顶点。
加尔各答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港脚贸易”几乎成了澳门与加尔各答之间贸易的同义词。葡萄牙人在那里经营香料、棉花和鸦片，对换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例如，1797年，孟加拉和果阿作为澳门商船的主要目的地脱颖而出。在这一冒险中，以澳门为基地的港脚商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携手合作，而不是互相竞争。葡萄牙人也与法国人在印度沿海发展出了密切复杂的贸易联系。1798年，婆罗洲和帝汶岛继印度之后扮演次要的贸易目的地的角色。与此同时，1799年，马六甲、槟榔屿、科伦坡和科罗曼德尔也被添加到这份清单中。然而，到这个世纪末，以澳门为基地的商船只有8-12艘，其中大部分从事与暹罗之间的贸易，一两艘驶往里斯本或巴西[60]。正如徐萨斯所写的那样：“一言以蔽之，澳门的贸易彻底完蛋了。”[61]
1784年，葡萄牙人创立了自己的海关机构，向船只收取碇泊税，对进口商品征收进口税。这一措施在为澳门增加收入的同时，其主要部分却被汇给了葡萄牙政府。澳门海关还监管澳门与巴西之间的直接贸易，另外还利用1810年巴西港口的开放所允许的某些税收豁免，给流亡的葡萄牙宫廷一些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