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如上所述，澳门的政治整合，其所处的环境是晦暗不明的，很成问题的，动辄会产生大量的虚假信息。岁贡和地租的例行公事是象征性的，而在另一方面，则是葡萄牙对自己的易受伤害的藩属身份的感觉，以及相比之下，中国对澳门的主权感。这一合同，在葡萄牙人治下的澳门450年的历史上，始终都是有争议的。问题的核心是中国对葡萄牙在澳门的权力的限制。澳门权力的双重责任或二元观念，不仅在关于澳门的现代著作中得到了公认，而且也被19世纪的葡萄牙行政官员所认可。这种混合管辖权是明显的，不仅表现在政治权力的行使上，而且还表现在司法部门、宗教组织、贸易事务，甚或市政管理上。然而，它的解决，还要等到未来的殖民资本主义时代，等到中国自身被纳入国际金融网络之内，等到澳门从重商主义资本手里的不可救药的衰退中被拯救出来。
处在一个庞大海上帝国的中心，澳门成了奢侈品的采集点和出类拔萃的商行。这些奢侈品——用沃勒斯坦的话说——作为奢侈消费的对象进入了外部区域(中国、欧洲、日本)。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确保这个伊比利亚人的前哨繁荣兴旺的贸易体系是：从日本获取白银，为对华贸易筹措资金，再反过来购买日本所垂涎的中国丝绸。到16世纪末，尽管有风险、管理费用和竞争，但以澳门为基地的商业资本家们还是每年在马六甲和果阿给皇家国库上缴了慷慨的税捐。[62]
沃勒斯坦继续写道，一个地区，要想整合进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所要通过的测试就是：该地区是否能对“世界经济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作出反应。没能通过测试，也就预示着外在于把一个地区与资本主义中心连接起来的商品链[63]。正如前面显示的那样，澳门在一个原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为对日贸易而达到了它的顶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是在硬币流通或交换的领域，而不是在生产领域，尽管在德川时期日本的银矿和中国明朝时期的城市，也凭着它们自身的资格，出现了跟欧洲相比尚处于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中心。
因此可以说，1500-1650年间，葡萄牙正在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秩序，在它遭遇亚洲藩属体系的时候，便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约束。船坚炮利与地方联盟的结合，足以保证在东南亚网络中获取诸如香料和檀香这样的异国商品的权利。就中国(还有日本)的情况而言，葡萄牙人的海上力量，与强大的陆地帝国及其辐射八方的藩属关系产生了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著作认为，葡萄牙人及其他欧洲人只有通过参与这个“藩属—贸易网络”、通过在这一体系之内建立一个能发出有力声音的工作基地，才能进入亚洲。[64]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随着对日贸易的终结，澳门迅速衰退。这种衰退，预示了它自己的“外在性”。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到17世纪初叶，以澳门为基地的商人们才不得不调整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尤其是在亚洲内的贸易上，尽管是处在艰难的逆境中。然而这一次，新的贸易变量不是由葡萄牙，而是由正在崛起的重商主义欧洲强国荷兰和英国来设置。而且这一次，全球秩序的建构，越来越多地按照欧洲的，而不是亚洲的条件。
[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第二个时代，1730至1840年代》(The Modern World SystemⅢ：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_sion of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1730-1840s，圣地亚哥，1989)，第130页。
[2]张天泽：《中葡贸易：自1514至1644年：中葡资料综合研究》(Sino-Portuguese Trade：From 1514 to 1644：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莱顿，1934)，第28-46页。译者注：1988年1月，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出版了此书的中文版，书名为《中葡早期通商史》，翻译者是姚楠、钱江。2000年1月，华文出版社出版了另一个中译本，书名为《中葡通商研究》(译者王顺彬、王志邦)。
[3]同上书，第87页。
[4]译者注：长度单位，相当于4.8公里。
[5]译者注：中世纪在欧洲各国流通的一种金币。
[6]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Perigrinacam，里斯本，1614，里斯本1829年再版)。平托的记述，其真实性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挑战。参见张天泽的《中葡贸易》和查尔斯·博克瑟的《日本的基督教世纪：1549-1650》(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1549-1650，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1951)，第18-19页。
[7]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40-41页。
[8]张天泽：《中葡贸易》。
[9]威廉·R.尤塞利斯：《澳门的起源》(The Origin of Macao)，提交给芝加哥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论文，1958。
[10]艾维斯与李志高：《澳门的政治地位和政府体制》，载《香港法律学刊》(Hong Kong Law Journal)1986年第16卷第1号，第28-57页。
[11]同①。
[12]霍启昌：《明代关于如何容纳葡萄牙人及澳门程式出现的争论：葡萄牙殖民地与早期中国的反应》，载《文化杂志》1991年，第328-343页。
[13]霍启昌：《明代关于如何容纳葡萄牙人及澳门程式出现的争论：葡萄牙殖民地与早期中国的反应》，载《文化杂志》1991年。
[14]C. P.菲茨杰拉德：《中国文化简史》(China：A Short Cultural History，伦敦，1935)，第486页。
[15]匿名：《市堡书》(Livro das Cidades，e Fortalezas，里斯本，1960)。
[16]拉尔夫·费奇撰、威廉·福斯特编辑：《印度早期之旅：1583-1619》(Early Travels in India：1583-1619，伦敦，1921)，第41-42页。有人认为，费奇大量抄袭了另一位欧洲旅行家塞萨尔·费德里西·维亚吉奥的作品；1587年，维亚吉奥写过关于澳门的记述。
[17]乔治·布赖恩·索萨：《帝国的遗存：葡萄牙人在中国的贸易和社会以及南中国海，1630-1754》(The Survival of Empire：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1630-1754，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第48-63页。
[18]安东尼奥·博卡罗：《澳门纪事，1635年》(Descricao de Macau，em 1635)，载查尔斯·博克瑟《复辟时期的澳门》(Macau na Epoca da Restauracao，里斯本，1993)，第40-41页。译者注：此书澳门官印局1942年出版过一个版本，书名为《三百年前的澳门》。
[19]马可·德·阿瓦罗：《澳门纪事，1638年》，载查尔斯·博克瑟《复辟时期的澳门》(Macau na Epoca da Restauravcao，里斯本，1993)，第87-88页。
[20]同上书，第86页。
[21]查尔斯·博克瑟：《远东的贵族们，1550-1770，澳门历史上的事实与想象》(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海牙，1948)，第15-16页。
[22]孔塞桑·弗洛雷斯：《15、16世纪葡萄牙人在日本和暹罗之间的商业》，载《文化杂志》第17号(第二卷)，1993年10/11月，第17-22页。
[23]查尔斯·博克瑟：《基督教在日本一百年：1549-1650》(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1549-1650，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1)，第301、371页。
[24]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一部政治经济史》(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1500-1700：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伦敦和纽约，1993)，第208页。
[25]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一部政治经济史》(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1500-1700：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伦敦和纽约，1993)，第211页。
[26]索萨：《帝国的生存》(The Survival of Empire)，第66-69页。
[27]胡纪伦：《澳门》，第17页。
[28]新塞哥维亚省主教写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信，载E. H.布莱尔和J. A.罗伯逊所编《菲律宾群岛1493-1803》(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克拉克，1903-1909)，第十卷第192-193页。
[29]《摧毁澳门的建议》，1916年5月25日，载E. H.布莱尔和J. A.罗伯逊所编《菲律宾群岛1493-1803》(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克拉克，1903-1909)，第十八卷。
[30]索萨：《帝国的生存》，第66-69页。
[31]参见《市堡书》。译者注：克鲁扎多(cruzados)是一种葡萄牙银币，旧译“十字钱”。
[32]张天泽：《中葡贸易》，第12页。
[33]胡纪伦：《澳门》，第19页。
[34]随着对日贸易的终结，以及马六甲海峡落入荷兰人之手，以澳门为中心的南部贸易紧跟着迅速崛起。皮埃尔-伊夫斯·芒古安在《17世纪中叶一批亚洲作者的手稿》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研究(载Stvdia杂志，1989，里斯本，第187-212页)。芒古安发现，澳门与印度支那、望加锡、帝汶岛、弗洛雷斯岛和索洛群岛之间贸易的增长，与非常详细的运往这一地区产品目录比较一致。
[35]博克瑟编《复辟时期的澳门》中所载博卡罗的文章，第47-48页。
[36]澳门-帝汶岛贸易的详细资料，大多源自阿图尔·特奥多罗·德·马托斯出版的澳门档案材料：《葡属帝汶岛，1515-1769：对其历史的贡献》(Timor Portugues，1515-1769：Contribuicao para a sua Historia，里斯本，1974)，第182-183页。
[37]上书中所发表的文件。
[38]博克瑟编《复辟时期的澳门》中所载博卡罗的文章。
[39]同上书。
[40]同上书。
[41]潘日明：《十八世纪澳门的海上生活》(A Vida Marítima de Macau no Século XVIII，澳门文化局、澳门海事博物馆，1993)，第12-13页。
[42]皮埃尔-伊夫斯·芒古安：《葡萄牙人在越南和占婆海岸》(Les Portugais sur les Cotes du Viet-Nam et du Campa，巴黎，1972)。
[43]苏布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第207-212页。
[44]索萨：《帝国的生存》，第124-128页。
[45]何翠媚：《亚洲的瓷器贸易，1602-1682》，载A. J. H.莱瑟姆和川胜平太(编辑)的《日本工业化与亚洲经济》(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Asian Economy，伦敦和纽约，1994)，第35-49页。
[46]约翰·弗朗西斯·杰梅利·卡勒里：《一次环球航行》，载奥恩沙姆和约翰·丘吉尔(编辑)的《航海与旅行文集》(A Collection ofVoyages and Travels，伦敦，1704)，第4卷，第275页。
[47]译者注：法属印度支那流通的一种银币。
[48]科龙班：《澳门简史》(Histoire Abrégée de Macao，北京，1928)。关于澳门与暹罗之间关系的广泛的文献研究，可参看伊绍·桑托斯：《澳门与暹罗之间的关系》(Relaes entre Macau e Siao，澳门，1993)。1699年暹罗给予澳门的许可，以及澳门议事会写给暹罗国王的信(1720年3月20日)在这部作品的第10页得到了解释。
[49]皮埃尔-伊夫斯·芒古安：《十九世纪之交文莱与澳门的贸易》，载《文莱博物馆杂志》(The Brunei Museum Journal)第6卷第3号，第16页。
[50]奥斯汀·科茨：《澳门纪事》(A Macao Narrative，香港，1978)，第54页，以及科茨：《香港的前奏》(Prelude to Hong Kong，伦敦，1966)，第48页。
[51]译者注：外国人把清朝的海关监督称作“户部”(hoppo)，有时亦称海关为户部。
[52]潘日明：《十八世纪澳门的海上生活》，第12-13页。
[53]译者注：葡萄牙在澳门使用的货币单位，现称澳元。
[54]潘日明：《十八世纪澳门的海上生活》。
[55]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新东印度群岛记》(A New Account ofthe East Indies，爱丁堡，1727)。
[56]《英国舰队指挥官乔治·安森阁下环球远征记》，载《航海与旅行全集》(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伦敦，1745)，第1卷，第345页。
[57]科茨：《澳门纪事》，第59页。
[58]科茨：《澳门纪事》，第62-63页。
[59]科茨：《香港的前奏》，第123-138页。
[60]潘日明：《十八世纪澳门的海上生活》。
[61]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137页。
[62]海上贸易在中国与其他地区政府之间转移财富(尤其是银条)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这种贵金属在中国国内的流通，以及葡萄牙和西班牙对这项贸易的双头垄断，也是决定中国在明清争斗时期的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参看索萨的《帝国的生存》。
[63]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30页。
[64]滨下武志：《东北亚—东南亚的未来》，载S.克特金和D.沃尔夫(编辑)的《在亚洲重新发现俄罗斯：西伯利亚与俄国的远东》(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纽约，1995)，第312-3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