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面讨论过的那样，澳门在亚太地区自17世纪晚期以后的世界整合当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定义了它作为中国沿海的一个贸易中心港口的经济身份，它的发展也伴随着民事制度和教会机构的兴起。结果也是必然的。如果没有诸如涉及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冲突的解决及司法仲裁之类的调停机构的出现，远程贸易所牵涉到的精密复杂的商业行为就不可能得到发展。但是，正如葡萄牙把它的伊比利亚制度嫁接到本质上是中国的风景当中一样，澳门半岛的社会—人口统计学也在范围和复杂性上有所改变。正如本章所显示的那样，社会—人口统计学上的改变，伴随着澳门的分化：分别区分为葡萄牙人社群和华人社群，各有其相伴而生的民事、文化和司法机构。本章还试图把制度发展上的改变，与更广泛的、由澳门本土及中国和广州的历史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和技术的变革连接起来。
1.城邦政府
从它充当葡萄牙人的前哨之初，澳门就是被财阀集团所统治，或者用胡纪伦的话说，被从事贸易的最富有的买办或商人的小集团所统治[1]。然而，由于印度政府(或者说是设在果阿的葡萄牙王国政府)对控制权的主张，最高政治权力被授予给了商船队的司令官，即“航行日本的大船长(capitaomor)”。这一职位(实际上的澳门总督)赋予被任命者对年度航行的贸易垄断权。大船长本人并不总待在这座城市，协助他的是一个理事会，由一名驻地兵头(capitao da ter_ra)、一名大法官(ouvidor，《澳门记略》中称判事官)和4名商人所组成。理事会负责商业和行政事务的管理、冲突的裁决，以及法律的执行。随着商业的扩张、人口的增长，于是就需要发展出更复杂的行政体系，以适应澳门作为一个城邦和国际贸易中心的新身份。
1834年绘制的澳门地图
然而，直到1583年，澳门才创立了议事会(Senado da Camera，或称议事公局)。议事会由主教或驻地兵头主持，管理商业生活和市民生活，同样也操心法律的执行和冲突的裁决。其他关键职位包括：大法官(由两位普通法官共担)，3位市议员(vereador)，1位检查长(procurada，《澳门记略》中称理事官)，以一支公共安全部队作后盾。检查长充当司库官兼海关监督的角色，还负责操作与中国的谈判。1584年，大明朝廷承认了这一角色，检查长被授予二品官阶，对数量不断增长的生活在澳门的中国人行使管辖权[2]。议事会的选举每三年举行一次；这又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涉及总人口中的葡萄牙居民，而把所有其他人排除在外。一个额外的政府阶层由市民大会(Conselho Geral)组成，它的成员包括前任议事会成员、牧师和驻地兵头。
1586年，澳门被赐予“圣名之城”的头衔，并被授予了与印度柯钦的圣克鲁斯城同等的、葡萄牙埃武拉市特许状的条例所规定的责任与特权。这一授权在1596年4月18日获得了批准。当时，澳门被授予了与埃武拉市特许状同等的治权与特权的特许状，用一位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马里亚诺的话说，就是为澳门市创造了一个同等卓越的政府机关，确认了相对于宗主城市的充分自治，这种自治持续了两个世纪。[3]
胡纪伦这样描述议事会：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它发展成了一个会议大厅，理论上，那些已经获得有限选举权的公民可以聚集在这里投票[4]。正如后面所显示的那样，在没有总督的时代(直到1615年，为了应对荷兰人的威胁，才任命了一位总督)，财阀控制的议事会被授予了政治、司法和行政的权力。
舞狮
关于从建立定居点之初直至1784年之间澳门的公共财政，龙思泰的记述很生动，正如其方法很巧妙一样。这个瑞典人冷嘲热讽地指出，整个这一时期，葡萄牙人的澳门财政就是“连续不断地在错综复杂的税收黑洞里摸索”。收入包括用实物支付的一船货物所应缴纳的税款，税率每年由议事会的议员们和城里的头面人物来定。他详细地描述道：
当澳门的船只在海面上出现时，理事官——同时也担任司库——前往登船，并将自己的几名随从留在船上。他们首先列出一份清单，包括申报所载货物的数量、质量和重量，列出货主的姓名。这一工作完成后，这些人又将货物送交各个货主的货栈，并将用作缴税的那部分货物送到理事官兼司库的仓库。
全部关税的五分之一属于葡萄牙王国政府，其余的属于民用基金——用于支付总督的薪水，修缮防御工事，维护大炮，向中国人缴纳每年的地租，结算牧师、议员的工资，以及所有其他民事开支——这一制度中存在着大量的不规则。澳门商业活动的不足，经常导致财政赤字。关税制度在1784年3月29日的合理化带来了更可靠的财政管理。直到19世纪，澳门城一直有效地用进口税解决了各项开支，使居民免除了任何个人税收的负担。[5]
独立的主张(这是自1583年议事会建立以后的一种倾向)是针对中国人的干涉主义，他们越来越多地插手澳门事务。这个过程的主要基准点，是1688年中国海关(或称“户部”)在澳门的建立，以及1736年在香山设立了地方官(或称“同知”)。中国官员对澳门的权力是如此之大，以致直到1712年，澳门的议员才获得恩准：当地方官一行抵达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们可以坐在椅子上。后来，当他把自己在香山的官署刷白之后，人们便把他称为“白屋”官，他还被授予了司法权。1749年，两广总督就刑事法律颁布了多项法令。特别是，中国官员声称拥有司法裁判权——包括判处死刑的权力——无论是对中国罪犯，还是对伤害中国人的外国人。随着越来越多的流民、赌徒及逃避中国官员管辖的逃亡者进入澳门，中国官员打破了居住在澳门之外的传统，于1800年坚持就地任命一位副职官员。到1820年代晚期和1830年代初，这样的借口让位于同知对澳门提出的一连串蛮横的要求。[6]
实际上，这样的要求扩大到了金钱勒索。说到这些发展(相当于清朝政府的第二次干涉)，萧伟华声称：中国海关所征收的各种关税严重影响了澳门议事会的财政地位，给正在崛起的荷兰人的势力带来了好处。这一体制——它还涉及对修造房屋、船只和街道的限制——也严重削弱了议事会的权力[7]。然而，这些对葡萄牙人管辖权的种种限制，总会得到议事会的承认，直到18世纪末。[8]
香山知县出具的地租收据
澳门南湾
然而，不可避免的，正是内部的改革强有力地约束了议事会的权力和自治。值得注意的是，1783年4月4日，玛丽亚一世女王把澳门的主要权力授予了总督。被称为“皇家条款”的这些文件，责成总督以对议事会的否决权干预涉及该地区政府的所有事务。它们还强化了葡萄牙中央政府在澳门的权力，把一份更传统的殖民地特许状授予了这个城邦。[9]
对于19世纪初期发展起来的总督与议事会之间新的权力平衡，龙思泰提供了一个公正的评价。他指出，总督掌管“一切政治、经济、民事或军事的事务”，关涉到公共财政、法律和秩序、国际关系(包括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军事问题。澳门总督一般由果阿总督派到澳门，任期3年，他还要向果阿报告议事会的所有行动。龙思泰继续写道：“总督尽管没有投票权，但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职责，否决任何违背规章、法律或来自里斯本和果阿的命令的任何动议。”即使是“地方独立”也不过如此，但地方民主如何呢？龙思泰补充道：“假如议事会和总督在有争议的问题的任何一点上都不一致，而且推迟决定又太危险，就召集主教和有投票权的人组成政务委员会，由多数票对该项问题作出决定。”正如过去一样，龙思泰时期的议事会也是选出来的，由多数票决定事项。[10]
2.澳门公民社会的崛起
从同时代旅行家们的记述中，我们知道了一点这座“圣名之城”在它辉煌巅峰时期的巴洛克式的浮华富贵。关于这座移植过来的卢西塔尼亚人的城市，有几件事情让这些观察者大吃一惊，尤其是它引人注目的建筑(无论是军事建筑还是教会建筑)所带来的冲击，它的社会人口统计学格局(无论是葡萄牙人、混血种族，还是华人)，以及由澳门社会各成分所占据的物质的、社会的和职业的特殊位置。
几乎从建城之初，澳门就建起了一座教堂。1588年，耶稣会士们在澳门创建了他们的第一座教区教堂(圣安多尼教堂)。步其后尘的先后有：西班牙的圣奥古斯丁会士(1560)、圣方济各会士(1580)，以及来自马尼拉的多明我会士(1587)。1569年，在主教的庇护下，已经在葡萄牙各殖民地牢固立足的古老慈善机构“仁慈堂”，也在澳门得到了它的一席之地，以帮助——用龙思泰的话说——“那些靠自己卑微的谋生手段不足以维持众多家口生计的人，救济那些卧病在床的、值得尊敬的人士，帮助那些不愿到海外领取救济金的人，以及抚养孤儿和弃婴”[11]。
穿中式服装的澳门西方传教士
澳门的教会不仅在远东培植了天主教的种子，而且留下了属灵的和世俗的遗产。到1569年，随着长崎被当时的大名大村纯忠割让给葡萄牙人，便长期成为日本的一座基督教城市，类似于澳门，而且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维持着它自己的仁慈堂和教会。1575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创立了澳门主教座堂，管辖中国、朝鲜和日本。随着澳门主教辖区的建立，澳门教会不仅成了从中国到日本的热情的传教活动的焦点，而且也凭借自己的资质，成了一股与政府平起平坐的势力。
在这一努力中，就像在澳门一样，正是耶稣会士，组成了葡萄牙利益的守护者，抵抗着西班牙的侵蚀。在这一活动的中心，耸立着圣保禄学院。1588年，耶稣会士把使用活字的印刷机引入了远东。从这台印刷机上出来的第一件作品，也是澳门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若奥·博尼法西奥的《基督教青少年教育》(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 Adolescentiaeque Perfugium，1588)。1589年，也是在澳门，旅行欧洲的日本基督徒用日文撰写、用拉丁文翻译并出版了关于他们传教和旅行的记述：《日本遣欧使团旅行记》(De Missione Legatorum J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rebusque in Europa ac toto in itinere animadversis)，对此，或许还可以加上若奥·罗得里格斯的《日语的简单艺术》(Arte da Lingoa de Japao，1620)，这是有史以来出版的第一本日语语法书。另外，澳门的教会还通过圣保禄学院开拓了澳门的教育事业。这所学校创办于1572年，是那个时代最有名望的机构。1759年，庞巴尔的一纸敕令，强行赶走了耶稣会士，关闭了这所学院。在此之前，几代学生在这里学习了语法、古典文学、道德神学和哲学。
澳门慈善堂(钱纳利画)
马可·德·阿瓦罗也曾指出，1638年，澳门养活了5个教会团体：耶稣会、宣道弟兄会、多明我会、圣奥古斯丁会和圣方济各会。1631年，圣克莱尔修女会也成立了。澳门城本身被分为三个教区：主教座堂区(大堂区)、圣老楞佐堂区(风顺堂区)和圣安多尼堂区[12]。然而在17世纪末，也把宗教冲突带到了澳门城。产生分歧的是所谓的礼仪之争，针锋相对的一方是更适应中国传统的耶稣会士，另一方则是多明我会士和圣方济各会士。直到18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场破坏性的争论蔓延到了议事会。[13]
正如澳门的繁荣随着对日贸易的兴隆而相应扩张一样，澳门城也在按照一座利比里亚人城市的路子改变自己，维持着要塞、教堂和商号。在短时间里，澳门的海岸线在战略上被占据高地的设防教堂所守卫，可以肯定的是，1565年迁到大炮台的耶稣会士为防御体系提供了人手。17世纪的那座有城墙的城市，是被两堵横跨半岛的主墙创造出来的。北墙连接沙梨头炮台与大炮台，再继续延伸，跟圣方济各炮台连在一起。南墙则从烧灰炉炮台开始，向上延伸到主教山炮台，再向下延伸至内港。许多年来，城墙不断被推倒，中国人的定居点最后渗透进了这座基督教城市，而城墙则有效地把这两个社区分隔开来。一些仿古木雕唤起了人们对商业黄金时代澳门市政和建筑辉煌的某些记忆。
正如第2章中所论述过的那样，荷兰人攻打这座城市的一个结果，就是1623年对澳门首任总督的任命。人们把这个角色与里斯本和果阿的权威视为一体，但他也激怒了本地的财阀。荷兰人进攻的另一个结果是，这座城市努力加固它的防御系统。这一努力，始于1617年大炮台的修建。[14]
尽管是第二手的著述，但安东尼奥·博卡罗还是留下了一篇关于澳门社会的珍贵记述，材料都取自官方文献，他在1631年曾是这些文件的保管人。按照博卡罗在1637年出版的那部重要著作中的说法，当时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大约有850人，其中包括孩子，平均起来，每个家庭有6个奴隶，被认为是“最棒的黑人”。除了民事的和教会的权威(总督和他的军队以及主教)，他还写到了华人基督徒阶层，被称作jurubassas，这是一个马来语名词的音译。还提到了水手、领航员和船长这一阶层，有些人极其富有，他们从事马尼拉、索洛、望加锡和交趾支那的贸易[15]。博卡罗还提供了一份目录，开列了澳门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要塞：圣地牙哥炮台、主教山炮台、圣方济各炮台、东望洋炮台、大三巴炮台(在澳门地貌中，这些依然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地方)，全都由caldeirao税支付费用。他说到了澳门的73门大炮，此外还有布加路在1629年创办的大名鼎鼎的枪械铸造厂，这家工厂生产铁炮和铜炮[16]。同样，葡萄牙的军事力量也可以与它的军事技术优势相媲美。从1612年起，布加路在澳门铸造的枪炮，就像军事技术方面的葡萄牙专家一样，从日本到中国，都非常抢手。
彼得·芒迪对澳门全盛时期的描述，也勾起了人们的回忆。芒迪是1637年7月抵达澳门海域的一支英国船队的代理人，当然不是唯一一个留下了澳门纪闻的访问者，但是，正如查尔斯·博克瑟所评论的那样，他给出了一份更好的对日常生活的记述。例如，芒迪在一段富有启发的评论中提到：“全城只有一个女人出生在葡萄牙，他们的妻子要么是中国人，要么属于之前与葡萄牙人通婚的种族。”在详细描述葡萄牙人社会的时候，芒迪直接观察到了那些富裕的家庭：“很多富人穿着打扮完全是按照葡萄牙的方式”，女人佩戴着珍贵的宝石，(在室内)穿着价值不菲的和服，由女仆或中国佣人伺候。他注意到，这一阶层的另外一些人则披着果阿(或马六甲)式样的披肩，作为户外的行头。他注意到，为了娱乐(除了婚礼等之外)，大约15个人骑马在圣多明各广场赛跑。他亲眼目睹的另一项奇观是“追逐游戏”。参与表演的是两队骑马的人，每一对都有黑奴伺候，一队扮演基督徒的角色，另一队则扮演穆斯林。在圣保禄教堂，芒迪目睹了耶稣会教育节目的成果：其形式是由本城的孩子们参加的各种戏剧表演，甚至包括一场葡萄牙人与荷兰人之间的模拟战斗。[17]
澳门南湾(钱纳利画)
民间娱乐活动
据一篇同时代的报道说，1642年，葡萄牙王国复辟的消息，在澳门足足庆祝了两个月(6月和7月)，尽管这个城市的经济正陷入衰退(以对日贸易的终结为标志)。庆祝的形式，采用了演戏、欢宴、钟乐及其他“纯粹的喜庆和欢乐”。庆祝活动还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确认大家对葡萄牙王国政府的忠诚。中国海岸上的这种巴洛克式的盛大场面(类似的场面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见证了广泛的参与，不仅有葡萄牙的官员和平民，还有澳门的各个社群。正如牧师若奥·马克斯·莫雷拉所描述的那样，活动包括一大群音乐家，火炬手，穿着摩尔人的服装、浑身珠宝的官员，穿着绫罗绸缎的中国官员和他们的随从，身着和服的日本乐手和舞女，旁边是挥舞着宝剑给他们加油的地方官，还有衣着华丽的波斯人、荷兰人和德国弓箭手。澳门各教区的牧师们给队伍增添了色彩。一队五颜六色、肩扛步枪的奴隶也是如此，他们由非洲人、孟加拉人、马拉巴尔人、布吉人及其他人列队组成。公牛在街上狂奔，连同斗牛，增添了刺激。[18]
华人的店铺
关于这一时期澳门的华人社会，我们所知不多。在较早的一个时期，福建移民加入了澳门本地的渔民和商人的行列。福建人属于两个家族：曾姓与何姓。总的说来，澳门的华人社群很快就兴盛起来了，尽管在任何时期，其人数都依照葡萄牙当局提供的安全的程度而上下起伏，而且跟中国官员的命令相合拍。在此后几个世纪的不同时期，中国官员目睹了大批的中国人离开这座城市。阿瓦罗曾这样写到1638年的澳门：“这里有一些漂亮的中国店铺，还有大量挨家挨户叫卖衣服和丝绸面料的中国人。”[19]
从一开始，葡萄牙人对古老的中国风俗和习惯就采用了一种完全放任的态度。还有一点也是真的：撇开社区共存不谈，葡萄牙出生的葡萄牙人与中国人之间，在商业之外并没有太多的往来。唯一的例外是那些通过婚姻、出身或不改信天主教而是根据血统的事实进入葡萄牙人世界的中国人(如今被称作土生葡人)。然而，从各种材料看，葡萄牙出生的葡萄牙人(男性占压倒性多数)通常与马来人、印度尼西亚人、果阿人以及尤其是在被迫离开日本之后与日本女人姘居，比与中国人姘居的更多。很多来自这一类别的人都是奴隶。事实上，彼得·芒迪在澳门就已经注意到了中国人卖儿还债的习俗[20]。尽管有1595年的总督令明文禁止，但拐骗或贩卖中国国内劳工的勾当一直持续到了现代。[21]
很显然，从最早的时候起，葡萄牙人就想方设法要限制试图居住或定居这座城市的华人数量。使出的手段五花八门，或者在夜里把中国人关在城外，或者(像1711年所做的那样)命人捣毁几幢中国人的房子；或者，当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把他们的房子抵押给中国人的时候，则禁止他们这样做。例如，1749年，议事会获得中国官员的同意，只允许70个木匠和砖匠、10个屠夫、4个铁匠以及100个苦力生活在城里。直至1793年，果阿总督才放宽了对出租房屋给中国人的限制。[22]
看戏去(约1910年)
科茨说，对澳门人来说，有一点很快就变得一目了然了：中国人提供的服务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作为佣人、洗衣工、小贩，还是劳工；他们也找到了办法来规避禁止中国人在澳门过夜的规定。华人并非全都是仆役，正如下面所论述的那样，有些华人构成了商业阶层的核心，他们与马尼拉及其他地方做生意。那些为造船提供资金的福建造船商，尤其是如此。[23]
澳门华人社会的活力——在葡萄牙人占领的第二个世纪就发展起来了——被记录在意大利世界旅行家约翰·弗朗西斯·杰梅利的书里。1695年9月9日，澳门半岛在遭受了一次强台风的袭击之后，杰梅利看了“一场按中国人的方式演出的戏”，他写道：
演大戏
戏是在一个小广场的中间演出的，为了他们的娱乐消遣，而以牺牲某些邻居的利益为代价。有一个大舞台，台上容纳了30个人(男演员和女演员)，尽管我一点也听不懂(因为他们说的是官话)，但我理解他们的艺术表现手法：他们是用生活和技巧在演戏。部分是念白，部分是唱腔，几件木制和铜制乐器奏出的音乐，和谐地应答着唱者的声音。他们的衣着足够华美，他们的外衣上装饰着经常变化的金银饰品。这场戏持续了10个小时，在摇曳的烛光里结束。[24]
蔡炽昌写道，由于五花八门的居住限制，直至19世纪初，澳门华人才摆脱了祖辈们与中国之间的世系和家族联系，开始重新把他们的人力和资本投向澳门。这一从临时居留地向永久居住地转换，其证据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看出：自1832年起，大市场区的“凉棚”(亦即临时建筑)陆续被重建为永久性建筑。到1860年代，中国商人已经在这一地区站稳了脚跟，正如居住的建筑、寺庙、神殿和福利设施所证明的那样。[25]
正如郑炜明在对氹仔、路环两岛1746-1846年间的华人定居点所作的研究中断定的那样，这两个岛上所发展起来的一种能生存下来的市场经济，牢固地建立在农业剩余生产的基础之上，但也维持了金属制造业，连同小规模的造船厂。与此相匹配的，是建立在堂、关、厂、行基础上的复杂社会的出现。郑炜明通过对清代中文材料和本地文献资料的研究证实，到19世纪最后几十年，在这两座岛上，崛起了一个繁荣兴旺的华人社区。到这一阶段，渔业及其关联产业(比如食盐的生产、造船、海洋运输与营销)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26]。正如将在第5章中要论述的那样，在澳门及周边岛屿的华人当中发展出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从这一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业资产阶级的起源。
有一点很清楚，在实践中，澳门华人不得不去适应欧洲的法律观念，以及与中国人的道德和习俗背道而驰的其他东西。与此同时，至少在19世纪初叶之前，葡萄牙当局对中国传统只有过一次让步，这就是允许设立华人法庭，由负责华人事务的检查官主管，并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正如左倩萍所言，这家机构依据华人自己的道德法规，审判华人社群的成员。协助这个法庭的，是一个由华人社群中40位最重要成员所组成的委员会。另外，检查官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比如像进行人口普查、健康卫生工作之类的政府职能，以及像管制食品、旅馆、赌场、妓院和贫民这样一些影响到华人社群的日常行政职能。[27]
渐渐地，这座城市呈现出了幸存至今的类似形态。在17世纪中叶，城市是围绕中央大街和议事厅前地(两条主街和7条辅街汇聚于此)来组织的。城市建筑的突出特征(今天依然清晰可辨)是环绕教堂和公共建筑的开阔空间。耶稣会士们最早的住处，都是典型中国式的。到16世纪晚期，欧式建筑形式开始出现，与中式的适当空间组织感并存。街道不规则，民用建筑与果阿类似，但细节上被中国的工匠所改变。贵族的宅邸带有花园、庭院和露台。随着时间的推移，葡萄牙人的镇区逐渐向妈祖阁扩张。相比之下，大市场区的华人区却反映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通常被砖瓦结构的店铺和民居所占据。从这些互相影响中，产生了东西方建筑形式的综合体。宗教建筑明显受到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启发，直到今天，圣保禄教堂的废墟依然见证着葡萄牙人的折中主义，是这一时期中国与日本的形式和解释。[28]
不消说，葡萄牙人的航运业输给了荷兰人——还有连续不断的海难，其损失有时是天文数字，耗空了金库，把寡妇和孤儿扔给了仁慈堂。作为遗嘱执行人，或者至少是无遗嘱意愿的受托人，这家机构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积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基金，即使中间有起伏。几乎从它在澳门建立之初，仁慈堂就负责照管一家麻风病院，一家公立医院(圣拉斐尔医院)，以及自1726年起管理一家收留女性孤儿的收容所。瘟疫和流行病总是给这块殖民地造成重创，一直到近代(例如，1862年和1888年爆发的霍乱，以及1897年的黑死病)。与此同时，澳门也在医学领域给中国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服务，从药剂师兼医师托梅·皮雷斯的访问中国，到1805年对种痘的开拓性运用。[29]
澳门地形图
在一个更世俗、但同样持久的层面上，葡萄牙人还给澳门(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国农民的饮食引入了颇有价值的新品种，即甘薯、玉米和花生。
然而，我们不应该忽视澳门缓慢的经济衰退所带来的社会后果。1695年，正在澳门访问的意大利人卡勒里就曾注意到：“因为生意冷清，澳门的居民陷入了贫困。如今，他们只剩下5艘船是自己的，他们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辛苦劳作，养活这座城市，他们再也拿不回日本提供的300%的回报了，利润非常微薄。”他还注意到，随着拥有某些垄断特权的东印度公司的开张，个人的利润进一步被挤压了。从他在青洲传教区耶稣会东道主的有利位置上，卡勒里还提供了一份对普通葡萄牙人的珍贵描述。他写道，他们的境况“由于生意冷清而非常可怜，尤其是在更卑微的那类人当中”。从他们典型的衣着上(包括长至脚踝的马裤)，那些葡萄牙男人让他联想到“一群肮脏的狗”。和“穿着体面”、坐着镀金轿子到处溜达的葡萄牙夫人们不同，普通葡萄牙女人的服装，在他看来是“古怪的，整个就是两块布所组成，不用劳驾裁缝、剪刀和针线”。这里提到的，正是彼得·芒迪介绍过的马来—马六甲人典型的围裙和披肩。[3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内贸易所带来的商业活动足以在澳门创造一个由企业家组成的原始资产阶级。这些人是谁呢？说来他们是一些在18世纪初叶崭露头角的船主冒险家和商船船长。潘日明通过对文献的研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最重要的以澳门为基地的商业资本家或港脚商的剪影。1700年代，杰出的商人和船主，包括曼纽尔·法瓦乔和若泽·德·利斯沃亚·德·阿尔梅达。在这个世纪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占支配地位的是意大利出生的商人、船主兼议事会官员路易斯·桑谢斯·德·卡塞雷斯，以及商人和船主尼古劳·阜姆。潘日明提到了大约20个人的名字，弗兰塞斯科·沙维尔·多特尔、曼纽尔·文森特·罗萨、路易斯·科埃略、若阿金·卡内罗·马沙多·卡斯特罗·布兰科、安东尼奥·若泽·德·甘博亚和安东尼奥·若泽·德·阿布雷乌或许可以算是其中的佼佼者。有些人，比如甘博亚(1754-1796)，以今天澳门的著名街道名字而被人们所铭记。[31]
正如科茨所指出的那样，到18世纪中叶，像彼得·芒迪所描述的那种多种族融合的澳门已经面目全非。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流亡者组成了更高等级的社会阶层，“他们不再平等地与葡萄牙人及其他混血种族打成一片，而即使是在这些欧洲流亡者中间，英国人，由于他们的超然物外以及不愿意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组成了他们自己的超级阶层”[32]。在某种意义上，科茨是在描述这样一个澳门：西方是从表现欧洲商人阶级的萌芽的油画和雕版画中知道了澳门，当对华贸易使这座城市繁荣兴旺的时候，这些欧洲商人把澳门当成自己远离广州的第二故乡。英国流亡艺术家乔治·钱纳利的画作，准确地描绘了这种感觉。
澳门妈祖阁
至少在香港建立科茨所谓的“超级阶层”——钱纳利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逃离英国之前，澳门社会包含了另外两个分离的社会和种族成分。这里说的是孟买的帕西人(他们从1770年代起开始定居澳门)，以及数量远远大得多的穆斯林社群，主要由果阿血统的印度人组成。帕西人作为香港的先驱资本企业家的角色，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有趣的是，帕西人的考瓦斯吉家族在澳门也赢得了类似的荣誉，尤其是在1836-1861年间经营印度与澳门之间的以家族为基础的航运业务。澳门的帕西人公墓(建于1829年间)，连同白头马路，直到今天依然是人们所熟悉的澳门地名。[33]
但是，正如帕西人一样，一千余名18世纪末在澳门从事商业活动的穆斯林当中，大多数人都转移到香港去了——尽管这依然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课题。就像那些来自葡属非洲殖民地的人一样，澳门的印度人也多在警察和武装部队中服役。值得注意的是，一支穆斯林警察小分队于1878年抵达澳门。自1851年起，澳门就建起了一座清真寺和一座幸存下来了的公墓，这证明了这一社群在早期的人口统计学上的重要性。1923年，澳门的穆斯林建立了一个慈善协会，而如今，这一社群只有区区几百人。正如库尼亚所言，这些不同的种族成分在澳门的存在，证明了这一时期葡萄牙各殖民地的种族和宗教的自由得到了确保。[34]
3.澳门与自由主义革命
印度的英国人从1799年到1815年一直占据着果阿，相反，很少有葡萄牙人能够抗议拿破仑战争的这一遥远的后果，尽管他们与英国结成了反法联盟。1802年，英国驻印度总督韦尔斯利勋爵以保护澳门免遭法国人侵犯为借口，下令占领澳门，最后在葡萄牙人的抗议和中国人的压力下才撤走。1809年，英国政府又以法国人可能会发起进攻为借口，派出了由海军上将威廉·德鲁里勋爵率领的分遣队，再一次占领澳门。这一回，中国当局最强烈地抗议英国人在澳门登陆，声称，澳门的领土不是葡萄牙人的，而是大清帝国领土的组成部分。英国人担心这样下去会严重干扰对华贸易，于是便屈服了。
科茨写道，在抵挡英国入侵的事情上，核心角色是澳门大法官亚利鸦架。此人是一个高深莫测的人物，“迂回而狡猾”。在中国海关专注于广州的贸易而无暇他顾的时候，亚利鸦架与某些人联合起来，从狡诈的鸦片贸易中挣到了可观的利润。科茨写道，通过让各方面的参与者互相争斗，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几乎不可挑战的位置——甚至跟总督并驾齐驱。亚利鸦架甚至能够声称自己是这座城市的救世主。[35]
珠江口远景
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平定海盗对珠江三角洲的威胁上，亚利鸦架也扮演了一个核心角色，为此还赢得了嘉庆皇帝(1796-1820年在位)的褒奖。为了实现这次对“海盗”——其实是觊觎皇位的反清者的胜利，亚利鸦架编制了20万美元的预算，准备了6艘船和120门大炮，以迎战海盗头子张保仔。决定性的胜利是1810年1月21日的大屿山海战——俘获了270艘舢舨，1200门大炮，7000支军刀和来复枪，连同1700名海盗和5000名随营人员投降。很多作者纷纷撰文，赞扬亚利鸦架在复兴澳门的商业财富、巧妙处理与广州的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智慧。[36]
葡萄牙作家弗雷塔写过大约在香港建立之前50年的澳门。他说，澳门养活了5315个基督徒，他把这些人分为三类：欧洲人、混血欧洲人和混血亚洲人[37]。这一叙述忽视了这一地区占大多数的中国人口，它站在葡萄牙人的立场，把注意力放在了土生葡人成分的增长上。从很早的时期起，葡萄牙人在与异族文化和异族语言打交道时，就不得不借助于中间人。某些社会阶层(比如耶稣会士)担负起了这一角色，但与此同时，毫无疑问正是土生葡人(他们是这两种文化传统的继承人)充当了两个社群之间的基本纽带。1865年，为了培训翻译人员，创立了一个被称为“华务科”的政府部门，赋予这家机构的毕业生以某种官方标记。另外一些土生葡人，因为财富和地位而受人巴结，从而进入了统治阶层，他们在政府圈子内外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天主教徒，作为说着截然不同的澳门方言的人，以及作为混合文化的继承人，正如在后面多次提到的那样，土生葡人开始利用、开始争取、开始主张堪与更短暂的殖民特权阶级相媲美的特殊权利和特权；另一边，则是更为“机会主义”的华商和工人阶级。
1815年在澳门出版的第一部《华英字典》
澳门公民社会的崛起，还伴随着活跃的新闻媒体的发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出版业早已在澳门扎下了根，但只有到了1821年，随着新闻限制的放宽，报纸的出版才有了一个稍嫌来迟的开端。这样的出版物，可以分为葡文媒体(包括葡萄牙人出版的官方公报)、华文媒体以及英文媒体。1814年9月2日，英国印刷商澳门彼得·汤姆司的到来，为出版业的小小复兴提供了必要的手段，他带来了一台有拉丁活字的印刷机。18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用这台印刷机出版了马礼逊牧师的《华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这是第一本英汉词典。而就在同一年，圣若瑟书院的创办者们设法出版了一部24卷本的圣徒传，用的是木活字技术。相比之下，汤姆司在澳门对金属字的开拓性使用，使中国的新闻出版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并为远东第一份报纸的出版铺平了道路。在其他方面，当广州的中国当局依然禁止向外国人讲授汉语的时候，澳门也就成了发展新闻出版业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地点。事实上，在1817年9月，当一伙华人暴徒抢走活字之后，澳门的新闻出版业险些被迫关门大吉。1825年3月，汤姆司离开澳门回到伦敦，不过他把一台印刷机和英、汉两套金属活字留了下来。一部福建方言词典，是这台独一无二的印刷机的早期产品之一。直到1834年关门大吉之前(当时，围绕鸦片战争的骚乱导致公司失去了它在中国的特权)，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在澳门出版了约14本书，内容全都跟中国有关。[38]
正像法国大革命给葡萄牙本国带来强大的冲击一样，澳门也不难找到宗主国的倾向在本地激起的回声。在葡萄牙，当若奥六世重返王座的时候，民众反对把专职君主政体重新强加给他们，这一倾向反映在了1822年的新宪法中，这部宪法把权力从君主手里转移给了人民。1820至1851年间这段自由主义时期困扰着葡萄牙的政治动荡，也是这一时期澳门的典型特征。正如葡萄牙出现了选举政治一样，自由主义的或革命的潮流也在各殖民地浮出水面。葡萄牙国内对新闻出版限制的放松(各殖民地也一样)，提供了新的政治机会。[39]
因此，宗主国的发展，在澳门与之相匹配的，是自由主义者(或称立宪主义者)与保守党人(或称现状捍卫者)之间的对抗。在这场混战中，澳门大法官亚利鸦架站在保守党人一边。自由主义者的论点是由若奥·巴蒂斯塔·德·米兰达·利马起草的，其措辞的风格是直接诉诸国王和议会。在这篇请愿书中，立宪主义者要求恢复古老的地方自治制度，解散摄政王的军队，以地方卫队取而代之，免除澳门给果阿和帝汶岛的财政援助。另外，在推动赋予澳门人以自治权的同时，请愿者们还为澳门出生的公民寻求担任民事和军事职务的特权。
1822年2月15日，市民们聚集到了议事厅，要求落实新宪法。领导这场争取地方选举的人，是保利诺·达·席尔瓦·巴波沙中校。同年8月19日，在多少有些骚乱的场面中，就授予议事会以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举行了投票。然而，果阿和澳门的高级官员和贵族对自由主义运动心存戒备，计划把参与投票的人抓起来。不过，在议事会的一次会议上，亚利鸦架被指控与华人串通一气，阴谋阻挠新宪法的采用。在议事会选举中获胜的自由主义者们设法剥夺了亚利鸦架的权力，免除了总督欧布基的所有行政职责。[40]
与此同时，获胜的立宪联盟着手出版澳门的第一份报纸：《蜜蜂华报》(Abelha da China)。这份报纸于1822年9月12日创刊。这是一张印在宣纸上的小报，由市议事会管理的政府印刷所承印。担任编辑的是一位多明我会修士，名叫安东尼奥·德·S.贡萨洛·德·阿马兰特。出版人是在澳门占统治地位的、巴波沙所领导的“立宪联盟”。就这份报纸被巴波沙的朋友们所利用这一点来看，它所关注的完全是宗主国的政治争论。[41]
当巴波沙试图让倔犟的欧布基总督辞职的时候，后者组织了一场反政变。这场反革命活动，旨在颠覆议事会的角色，并实施军管统治，但密谋者失败了。巴波沙和亚利鸦架都被逮了起来，并遭到监禁。但果阿支持他们，并派出了护卫舰“萨拉曼德拉”号，广州和商人小集团也支持他们。1823年8月23日，亚利鸦架从巴波沙那里夺回了权力，反过来逮捕了巴波沙，并把他连同其他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一起赶到果阿去了[42]。亚利鸦架还像英雄一样乘船离开果阿，而安东尼奥神父及其他人不得不逃到了广州，然后，他们从那里去了加尔各答。在最后的戏剧性时刻，亚利鸦架所领导的保守派耀武扬威地回到了澳门，判决在1823年8月28日当众焚烧被认为是“煽动性的”《蜜蜂华报》。然而，尽管换了编辑，这份报纸还是在1823年12月27日彻底关门大吉。它的继任者《澳门钞报》(Gazeta de Macau)于1824年1月3日创刊，成了专制集团的喉舌。[43]
最早的平版印刷
结果，尽管有亚利鸦架的反政变所引发的骚乱，但《葡萄牙王国宪法》还是在1822年9月23日明确地把“澳门的组织机构”列为葡萄牙在亚洲属地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在1826年4月29日和1838年4月4日再次得到重申。正如这一时期的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在澳门，尽管保守派在政治上毫不妥协，但自由主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44]
在这一背景下，新闻出版业繁荣兴旺起来了。然而，对澳门印刷媒体的崛起，主要的推动力还得算是1832年第一台平版印刷机的引入。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传教事业都利用了这台印刷机，他们先后出版了《广州纪录报》(The Canton Registrar，1827-1844)，《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2年之间出版的一份月刊)，《澳门杂文编》(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ie，1833)和《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1839-1844)。在这样的环境下，一点也不奇怪，学术工作和传教的兴趣都激发出来了。值得注意的是圣若瑟书院在1831年出版的《葡汉词典》和1841年出版的一部对汉语发音学的拉丁语研究。毫无疑问，正如一位研究西方人在华新闻出版业的学者乔治斯·博纳特所写的那样，平版印刷机无法估量地提高了西方人的汉学知识，服务了西方汉学的需要，同时不可逆转地在东方打上了它的烙印[45]。然而，19世纪澳门葡文新闻出版业的一个特征是：大多数报纸都很短命——1822-1900年之间大约有40份报纸。大多数是周刊或双周刊。
天主教巡游活动
从教会的观点看，澳门，连同北京和南京，长期以来一直是作为一个中国主教区，听命于果阿的大主教，每年由葡萄牙王国政府资助1500美元。澳门主教区实际上包含了广东、广西两省和海南岛。很多杰出的牧师——其中就有约翰·巴蒂斯特·马奇尼——都把澳门作为他们的居住地。乔治·斯当东爵士曾说，东京湾基督教皈依者的数量(20万人)比全中国的信徒(17万人)还要[46]。1834年，也就是里程碑式的圣若瑟书院被大火所毁的前一年，新教传教士郭实腊(又译郭士立)这样说到澳门：教会依然配置了大量的教堂和机构，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传教团的代表。他说，1726年的驱逐耶稣会士事件，几乎给澳门作为一座学问之城的名声带来了“致命的一击”[47]。1862年，当耶稣会士们回到圣若瑟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发现，除了一些为富家子弟办的小规模私立华语学校之外，很少有孩子能在另外的地方接受教育。在澳门，私人和公共教育方面的努力，只是到了19世纪晚期才发展起来，尤其是氹仔(1862)、路环(1884)两岛招收工人阶级华人子弟的公立学校的创办。[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