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这一时期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强调葡萄牙商业、军事和行政精英的天主教特征。正如澳门社群通过他们的天主教来定义自己一样，教会也是这样继续作为集体生活的中心。相比之下，外国商人社群都是新教徒。这两个社群都拥有各自的教堂和墓地。华人集中在市场和内港区，那里有40家华人商号的总部。
从城市的远景看，其他欧洲商人到达澳门所带来的新一轮繁荣，在新的欧式建筑形式上得到了表达。比如南湾沿岸的那些新建筑，包括商人阶层的住房，贵族的宅邸，以及像1846年修建的托马斯·德·阿奎纳的宅邸和1999年之前的澳门总督官邸(被称作“圣珊泽宫”)那样的新古典主义模式[49]。管辖澳门英国人社群的是东印度公司，他们的建筑群在南湾区占据着主要的位置。科茨写道，在东印度公司还没有渗透到澳门政府系统的时候，他们高兴干啥就干啥，这是他们的商业权力。[50]
圣多明各教堂(钱纳利画)
的确，正如研究澳门视觉建筑的三位葡萄牙学者在评论这一时期时所说的那样，澳门的种族分离，以及南湾连同它的正面和拱门的观念，成了香港早期城市化的出发点。[51]
这一时期的很多视觉记录，保存在罗伯特·埃利奥特和澳门艺术家马西安诺·巴普蒂斯塔的水彩画以及W.海涅和I.克拉奇的素描及平版画中。在这个意义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访问澳门的法国艺术家奥古斯特·博尔热(1808-1877)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乔治·钱纳利的素描画。作为英国艺术家约翰·康斯坦布尔的同时代人，其肖像和风景杰作更为知名。钱纳利(还有博尔热)对普通中国人生活的再现，提供了当时澳门社会令人耳目一新的交替景观。澳门最早的照片图像可以追溯到1844年，是访问澳门的法国商人外交官于勒·埃及尔拍摄的，但直到1860年代晚期，澳门真正的照片记录才开始集合到一起。这要归功于西方拍摄中国的先驱摄影师约翰·汤普森的工作。
澳门远景
到19世纪中叶，澳门在它的城市地理学上获得了一个新的特征，即鼎鼎大名的“巴拉坑”，这是等待换船的苦力们住的地方。这些有害健康的机构，坐落于像大三巴街、华旺街、白马巷、海湾街、善静路和沙兰仔这样一些地方[52]。很不幸，所谓的“苦力贸易”(即契约华工贸易)，导致了澳门历史上黑暗的一章，至少直至地方舆论——尤其是教会的意见——试图从澳门清除这宗有害的贸易。1848年，第一波移民起程离开澳门，前往加利福尼亚金矿区。有些人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有些则是被强迫。苦力贸易的另外一些目的地包括古巴和秘鲁。尽管苦力贸易是由外国人控制的，使用的是外国船只，而且澳门也不是中国沿海卷入这种人力贸易的唯一港口，但毫无疑问——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中讨论的那样——个别澳门商人以及作为整体的澳门都从这一贸易中受益。
1883年6月，香港总督宝云爵士应澳门总督罗沙(1883-1886年在任)之邀访问澳门。他通过英国人的眼睛对澳门所作的描述更加珍贵，因为他把澳门与它的更有活力的邻居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比较。他发现，澳门是一幅名副其实的图画，寂静而安详，养活了将近7万人口，主要是华人，但也包括一些混血种族和大约4000个葡萄牙人，他们组成了大约3000名政府官员和驻军。澳门每年可从它的各种政府专营权当中得到大约60万美元(或10万英镑)的收入，与香港的经济活力形成鲜明对照。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注意到宝云对澳门殖民政府的观察。他注意到，澳门地方政府有点类似于英国皇家殖民地政府，隶属于总督和由官员和非官方成员所组成的立法议会。他指出，尽管只有少数葡萄牙人才有资格进入市议会，而且，占压倒性多数的华人(他们贡献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却被排除在外，但在这方面澳门依然不同于所有的英国殖民地，也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这就是，它允许自由选举代表，出席里斯本的全国议会。宝云爵士进一步声称，下面的情况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香港强大的英国商人社群有时候拒绝承认他们弱小的澳门葡萄牙邻居们竟然拥有这样的特权，可以把他们的冤屈和愿望直接带到里斯本的全国议会的面前。
并非不带一点夸张——尤其是在谈到澳门的权力滥用和行政不规范的时候——宝云评论道：这个葡萄牙人的前哨为大英帝国的改革充当了一座灯塔，甚或是一个引路人：
阁下想必还记得，亚当·斯密强烈地鼓吹(《国富论》第五卷第7章)允许殖民地的代表进入英国国会。对他的建议和警告的忽视，导致了大英帝国在上个世纪失去它在美洲的大部分殖民地……而且多半还会导致它接下来失去……澳大利亚和加拿大。[53]
澳门作为殖民地亚洲的自由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前哨这个主题，我们回头再讨论。
结论
我们在第1章中讨论了澳门在远程贸易时代的经济基础，在本章中，我们又仔细研究了伊比利亚人统治的意识形态关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其全盛期，澳门成了一座在东方同样优秀的欧洲教会城邦。就此而言，我们注意到了有些观察者所描述的澳门统治中的结构交汇，即议事会、王国政府、教会和中国官员的经常性冲突和彼此重叠的角色。所有这些机构当中，根扎得更深的是议事会。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1783年之后，澳门的权力天平偏向于宗主国任命的总督，至少在面对议事会的时候是这样。即便这一制度从未变得充分民主——特别是考虑到它拒绝华人参与的意义——但它的建立的确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播下了代议制政府的种子。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葡萄牙君主专制政体的反对——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找到了本地的回声，它表现为自由主义言说的形式。尽管宪政主义者暂时受阻，然而，自由主义已经在19世纪初期的澳门扎下了根。在这一发展中，印刷媒体在澳门的出现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尽管到20世纪的最初十年，共和主义在葡萄牙和中国都将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政治信条，但在19世纪中叶，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满清官吏及其在澳门的体系(它们并不比满清在中国的统治寿命更长)确实成了澳门寻求主权过程中的首要问题。澳门的教会，尽管从它建立的时候起就一直扮演着十字军的角色，但它在澳门(还有帝汶岛)的边界之外所扮演的传教的(而不是教育的)角色，却随着对日贸易的终结而式微。不过，五花八门的官员、商人、资本家、投机者、牧师和背教者，加上澳门社会中的华人和土生葡人的部分，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全都通过他们的存在，对打造一个澳门公民社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1]胡纪伦：《澳门》，第9页。
[2]若泽·加布里埃尔·马里亚诺：《中国事务的理事官，1583-1894》，载《法学院学报》(O Direito，澳门大学，1991年)，第18-22页。
[3]若泽·加布里埃尔·马里亚诺：《中国事务的理事官，1583-1894》，载《法学院学报》(O Direito，澳门大学，1991年)，第21页。
[4]胡纪伦：《澳门》。
[5]龙思泰：《葡萄牙在华殖民地史略》，第47-49页。
[6]参见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250页。
[7]萧伟华：《澳门宪法史考量，1820-1974》(Subsidios para a Historia do Direito Constitu_cional de Macau，1820-1974，澳门，1984)。
[8]艾维斯与李志高：《澳门的政治地位和政府体制》，载《香港法律学刊》1986年第16卷第1号，第28-57页。可参看若泽·加布里埃尔·马里亚诺：《中国事务的理事官》。
[9]萧伟华：《澳门宪法史考量》。
[10]龙思泰：《葡萄牙在华殖民地史略》，第51页。
[11]龙思泰：《葡萄牙在华殖民地史略》，第32页。
[12]马可·德·阿瓦罗：《澳门纪事，1638年》，载查尔斯·博克瑟《复辟时期的澳门》，第89页。
[13]胡纪伦：《澳门》，第30页。
[14]张天泽：《中葡贸易》，第12页。
[15]安东尼奥·博卡罗：《澳门纪事，1635年》，参见查尔斯·博克瑟《复辟时期的澳门》，第40-41页。
[16]同上书，第34页。
[17]彼得·芒迪：《澳门纪事》，载查尔斯·博克瑟《复辟时期的澳门》，第51-75页。
[18]若奥·马克斯·莫雷拉，载查尔斯·博克瑟《复辟时期的澳门》，第161-187页。
[19]查尔斯·博克瑟：《复辟时期的澳门》所载阿瓦罗的文章。
[20]查尔斯·博克瑟：《复辟时期的澳门》所载芒迪的文章。
[21]查尔斯·博克瑟：《澳门的妹仔》，见《远东的贵族们》，第221-241页。
[22]龙思泰：《葡萄牙在华殖民地史略》，第46页。
[23]奥斯汀·科茨：《澳门纪事》，第39-40页。
[24]约翰·弗朗西斯·杰梅利·卡勒里：《一次环球航行》，载奥恩沙姆和约翰·丘吉尔(编)《航海与旅行文集》，第4卷第275页。彼得·芒迪早年也看过一场粤剧演出(参见博克瑟《复辟时期的澳门》中所载芒迪的文章)。
[25]蔡炽昌：《华人家庭在澳门的定居》，载R. D.克里默编《澳门：商业和文化之城》，第78页。有一种途径把澳门华人社会与更广阔的香港地区联系起来，这就是詹姆斯·海斯的方法，参见《香港地区1850-1911：城镇与乡村的制度与领导》(The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Institu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own and Countryside，道森，1977)。特别是海斯研究了本地华人的居住组织，涉及带有社区精神的活动，就像中国寺庙的匾额中所记录的那样，例如内港区的福德祠(1873)和包公庙(1896)。
[26]郑炜明：《清代氹仔、路环两岛的华人定居点：从乡村到集镇》，载R. D.克里默编《澳门：商业和文化之城》，第51-60页。
[27]左倩萍：《翻译者-解释者：一座通向共存的桥梁》，载《澳门》特刊，1992，第105页。
[28]玛丽亚·卡拉多、玛丽亚·门德斯和迈克尔·图森特：《澳门：记忆之城》(Macau：Memorial City，澳门政府，1985)。
[29]J. A.科拉德：《澳门早期的医疗实践》(Early Medical Practice in Macao)。
[30]卡勒里：《一次环球航行》。
[31]潘日明：《十八世纪澳门的海上生活》，第139-148页。如果我们把那些与文莱做生意的商人囊括进来的话，这份名单将会更长。芒古安提到了若阿金·罗伊斯·利马和J.德·德奥斯·德·卡斯特罗，把他们归为在1794-1820年间派船到这个婆罗洲港口的最富有的澳门商人。皮埃尔-伊夫斯·芒古安：《十九世纪之交文莱与澳门的贸易》，载《文莱博物馆杂志》1987年第6卷第3号，第17页。
[32]奥斯汀·科茨：《香港的序幕》，第56页。
[33]迭戈·费尔南德斯：《澳门帕西人社群的古老遗迹》，载《文化杂志》1987年第1期，第40-43页。
[34]路易斯·库尼亚：《澳门的穆斯林》，载《南湾杂志》(Nam Van)1986年第21期，第23-25页。
[35]奥斯汀·科茨：《香港的序幕》，第54、66页。
[36]科龙班：《澳门简史》，第113-114页。另外可参看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231-248页。
[37]若泽·德·阿基诺·吉马良士·弗雷塔：《澳门记忆》(Memória Sobre Macao，科英布拉，1828)，第14页。
[38]乔治斯·博纳特：《东印度公司印刷所》，载《葡萄牙语书目文献》(Arquivo de Bibli_ografia Portuguesa)第三卷，1957年第12号，第193-206页。
[39]胡纪伦：《澳门》，第37-41页。
[40]奥斯汀·科茨：《澳门纪事》，第70-71页。
[41]J. M. B.：《澳门的第一份报纸》，载《复兴报》(Renascimento)，1945年9月12日。
[42]同上，第370页。
[43]J. M. B.：《澳门的第一份报纸》，载《复兴报》(Renascimento)，1945年9月12日，第37-40页。
[44]科龙班：《澳门简史》，第123页。
[45]乔治斯·博纳特：《东印度公司印刷所》。
[46]乔治·斯当东：《关于中国的杂记及我们与该国的商业交往》(Miscellaneous Notes Relatingto Chinaandour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thatcountry，伦敦，1822)，第82页。1908年，澳门主教把海南岛的管辖权割让给了法国传教团。根据这一协定，法国人把肇庆传教区的管辖权割让给澳门。就这样，这一时期的澳门主教区实际上包括：澳门及周围岛屿(包括湾仔岛和小横琴岛)，香山教区，以及整个信江盆地，从顺德到广西的梧州。
[47]郭实腊：《中国史略：古代和现代》(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伦敦，1834)，第2卷，第262页。
[48]潘日明：《澳门的起源和早期历史》，载R. D.克里默编《澳门：商业和文化之城》，第17页。
[49]玛丽亚·卡拉多等编：《澳门：记忆之城》，第59页。
[50]奥斯汀·科：《澳门纪事》，第66页。
[51]同①。
[52]1970年代，笔者有机会查看澳门的一个幸存下来的巴拉坑。尽管它被美观地改造成了一间公寓房，但不难想象这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当时的监狱般的环境。
[53]英国档案局：CO 129/210，“香港总督宝云爵士访问葡属澳门殖民地”，1883年6月13日，第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