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对于19世纪的澳门来说，核心事件是两次鸦片战争。这与其说是战争威胁到了澳门的安全——尽管这种威胁确实发生了——还不如说(正如《南京条约》所象征的那样)它们断然宣告了英国重商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中国在所谓“不平等条约”的框架内对西方列强的屈从。尽管香港在1842年的建立及其奇迹般的变化(转变为中国南部沿海的一个繁荣兴旺的贸易中心)，不可挽回地让澳门的繁荣一去不复返，把这块葡萄牙人的殖民地转变为真正的一潭死水，但西方帝国主义的胜利也为里斯本制造了讨论主权问题的机会。本章试图确定澳门在鸦片战争所导致的更大范围的政治动乱中的位置，同时详细叙述1887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葡萄牙与中国签订的关于澳门主权的条约)预备阶段所牵涉到的复杂的政治外交争论。
1.澳门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
1700年代早期，中国每年进口的鸦片被限制在几百箱，然而后来这个数字增长到了数千箱，1839年，甚至突破了3万箱，尤其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指导下。一方面，孟加拉鸦片向中国出口带走了银条，据认为，这些银条对于挽救印度帝国免于财政破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另一方面，它对清政府的金融危机作出了贡献。澳门并没有直接卷入鸦片贸易——尽管葡萄牙一度从印度的达孟港出口它的鸦片——因此能够对自己的“中立”感到宽慰。事实上，在早期，走私贩子们最早把他们的鸦片卸在澳门，在那里偷偷摸摸地卖掉，然后转运到黄埔和广州。后来，当清朝的地方官们对鸦片贸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时候，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商人便把他们的船停泊在黄埔，就这样绕开了澳门。[1]
南湾远景
然而，对议事会的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一场灾难正在酝酿之中，其表现形式就是英国与中国之间的一场竭尽全力的关于鸦片问题的冲突。1834年，为了回应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要求，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被废除了。英国派遣律劳卑前往澳门，以应对这一新的形势，并把这些要求强加给中国。直到1836年12月31日，澳门当局才允许一位英国官员在澳门常驻。这就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船长，经中国人的许可，他把自己的官署从广州搬到了澳门。
湖广总督、钦差大臣林则徐进入了这一场景，他所肩负的任务就是要让国家摆脱鸦片的祸患。1839年，随着中英战争的爆发，英国试图把澳门的英国臣民置于葡萄牙人的保护之下。反过来，地方(中国的)当局对这些人所下达的驱逐令却得到了华人的称赞。1840年1月，林则徐不顾英国人的抗议，强迫所有外国商人离开广州。然而，在澳门住下来之后，他们继续坚持做他们的生意，哪怕危及澳门的中立。当林则徐把军队集结到边境的时候，由于担心中国人报复，边度总督(1837-1843年在任)要求英国人社群离开澳门。1839年8月26日，英国人乘船前往前途未卜的香港(鸦片战争之后才根据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被割让给英国)。7天后，正直的林则徐进入澳门，受到了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热情接待。[2]
1843年7月，当中英之间再一次爆发战争，并导致英国军队封锁广州的时候，葡萄牙政府宣布中立。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英国提出了葡萄牙对澳门的主权问题，并宣布，澳门不能两面讨好。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同时既主张主权又宣称中立。英国人很不高兴地指出，中国战船在澳门港被给予了庇护权，而与此同时，英国护卫舰进入澳门港的通行权却遭到了葡萄牙人强有力的拒绝。
2.葡萄牙对主权的主张
尽管葡萄牙对澳门主权的主张被大胆地写进了1822年的葡萄牙宪法[3]，但是，英国通过条约取得的对香港的主权与葡萄牙人凭借中国人的宽容依然占据着澳门这个事实之间的矛盾，在龙思泰的著作(发表于1832年的《中国丛报》)中得到了清楚的呈现。[4]
1834年1月9日，议事会在权限上被缩减为一个纯粹的市政厅。1844年，总督颁布法令，把澳门整合到一套殖民体系中。这一年的9月，澳门、帝汶岛和索洛群岛在行政上被结合为一个地区。在这样的整合下，忠诚议会失去了它一直保留的对该地区财政的行政权限，这一权限反过来受到总督的监督(通过他对海关的控制)。马里亚诺曾写道，在澳门已经运行了几百年的带有民主倾向的议事会制度，事实上已经被一位集政治、行政和军事权力于一身的行政长官(即总督)所取代。1847年8月20日，检查长官署从忠诚议会分离出来，附属于总督秘书处。最后，在1849年，检查长官署被重组为一个单独的机构，不受行政官员的控制或影响，并在仲裁澳门华人社区讼争的范围内被赋予政治、司法和行政的功能。[5]
中国海关颁发的入港许可证
尽管在《南京条约》签署之后，与英国人之间关于主权问题的争论明显被搁置起来了，但英国这一时期的内部文件透露，根据1661年英葡条约，防卫澳门的义务这个理论问题却被提了出来。当时的舆论认为，这一条约是适用的，而且葡萄牙有权依据该条约要求英国协防澳门，使之免遭中国人的入侵。异议是，澳门的本地总督不能随意援引该条约，而是必须先由葡方证明澳门没有发起挑衅，然后葡萄牙政府才可以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这一年，英国任命了一位驻澳门领事代办(J.里克特)，然而并没有得到澳门当局的正式承认。随着里克特1845年的退休，这一职位再一次空缺。事实上，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再也没人填补这一空缺。
天后宫
香港的英国官员约翰·戴维斯(又译德庇时)在发给阿伯丁勋爵的一份急电中说道：
我想说的是，我完全同意他(璞鼎查勋爵)关于澳门的观点和意见，而且，当葡萄牙人纯粹是因为中国人的宽容才被允许在该地居住的时候，不把它看作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不明智的。由于中国的主权获得了承认——由于他们曾在1839年把英国商人赶出了该地，不管有还是没有葡萄牙人及其臣属的同意——那么，承认葡萄牙人的主张并因此不得不与同一个地方的两个主人打交道，将会有极大的不便。葡萄牙人要求英国居民忠诚的主张，可以借口他们公开承认的没有能力提供保护来立即予以回答。
戴维斯还试图让葡萄牙人承认：居住于澳门的英国臣民，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都应服从于英国的法律。这一要求遭到了葡萄牙首相蒙哥米男爵的拒绝，认为它侵犯了葡萄牙“在她自己的一块领地上”的权利。对此，阿伯丁勋爵的回答是，这一措施绝对无意对葡萄牙王国政府在澳门所拥有的权利提出异议。关于这个问题的通信到此结束，而英国人也并没有执行炮舰外交来维护自己的主张。相关的案子涉及一位英国臣民和新教徒詹姆斯·萨默斯被澳门总督投入了大牢，罪名是所谓的大不敬，因为他在圣餐节游行队伍面前没有脱帽。有关释放他的谈判毫无结果，英国人派出了皇家军舰“勒安得耳”号的凯珀尔船长，率领一队水兵，攻占了监狱，释放了萨默斯。在这次进攻中，一人被杀，多人受伤。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葡萄牙总督亚马留(1846-1849年在任)对这一暴行怒不可遏，要求道歉和赔偿。
在这场争执中，英国人再一次声称，葡萄牙人所提出的主张是矛盾的，即：一方面，他们声称澳门属于中国领土，以此为由拒绝允许英国臣民进入；另一方面，又声称澳门是葡萄牙领土，而把英国臣民投入大牢。作为葡萄牙首相，蒙哥米澄清道：“除了澳门的满清官吏之外，任何中国权力机构都不被允许进入澳门的关闸。”最后，萨默斯的案子以英国政府对英国海军指挥官的行为表示遗憾，并向在攻打监狱战斗中的伤者和死者家属支付赔偿而告终。[6]
3.亚马留总督的被刺
结果，国内问题远远盖过了两个从前盟国之间的这种戏剧化的冲突。尽管葡萄牙人一直宣称，由于两广总督的恩准，澳门是葡萄牙领土，但他们依然恪守自己的义务：为这块领土向大清帝国支付年租。这种令人愤恨不平的做法在1848年停止了。这一年，亚马留总督赶走了中国海关的官员，连同华人在澳门的象征性存在。
亚马留原本是葡萄牙海军的一名船长，1846年就任澳门总督之职，他所得到的命令是：在中国吃了败仗从而创造出新的环境的时候，宣称葡萄牙对这块殖民地的主权。有一艘英国战船在澳门海域的出现给他撑腰，亚马留便理直气壮地恐吓澳门的华人暴乱者，并威胁要用武力对这座城市实施粮食封锁，以对付那些商人。“澳门的居民们，”他斥责道：
一小撮儿华人——绝大部分是流浪汉——企图公开违抗政府的命令，因此有必要采取政府认为合适的一切手段惩罚他们……然而，本督还是忍不住要建议你们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不要伤害任何一个与你们和平相处的中国人。这些人应该被视为朋友和兄弟，同样受到保护和捍卫。本督强烈希望你们记住这一命令，一切违背本命令的放肆和暴力的行为，一经发现，严惩不殆。[7]
正如人们普遍注意到的那样，香港在1842年的割让，以及它的飞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澳门商业繁荣的衰退。香港的迅速发展——从一个人烟稀少的渔村，发展成了华南沿海的商业中心促使亚马留总督把这块领地宣布为一个自由港。接下来，他还让澳门摆脱掉了妨碍它自豪地宣布自由港身份的一切阻碍，尤其是中国在南湾设立的海关职位。然后，于1849年3月5日，摆脱掉了海关官署。1849年8月22日，澳门华人利用内部骚乱，通过行刺亚马留总督来实施报复。这一招儿十分鲁莽，足以引发某种危险。
不管怎样，这都是一次卑怯的行动，葡萄牙人必定要恢复秩序，重新赢得尊重。在这种环境下，澳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尽管英国、美国和西班牙的战船以及法国的军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团结，但这只不过使葡萄牙先发制人的决心更加坚定。亚马留总督的死得到了赎偿。8月25日，军舰抵达之后的那天，也就是中国士兵在关闸向葡萄牙军队开火之后的第三天，一个年轻的土生葡人美士基打上校领着32个人，成功地以压倒性的优势袭击了北山岭。他不仅重申了葡萄牙人的主权，而且恢复了葡萄牙人的威信[8]。他还因为他的英雄行为而在澳门和葡萄牙的历史上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与此同时，葡萄牙得到了关卡与这座堡垒之间的所有领土，事实上，这块地是作为中立地区被保留下来的。即便如此，葡萄牙人后来必定要主张把它作为中国人的坟场。
澳门与大陆
1857年，英国再一次设立了驻澳门总领事的职位。这一回，明显得到了葡萄牙当局的批准。在这一时期，每年有一百多艘英国商船访问澳门，而同时每年也有很多英国臣民探访这块殖民地。然而，随着十年之后总领事的去世，这个职位再一次获准终止。大约12年之后，关于英国驻澳门总领事的任命再次引发争论。此时，北京的英国使馆致伦敦的备忘录说：只有在总理衙门不抗议的情况下，才可以批准澳门总领事的任命。尽管要优先保护英国的利益，并提供了关于这一任命的解释，但英国人并不怎么关心此事会不会被误解为一种暗示，表明他们对主权问题之争的看法。[9]
4.《中葡和好贸易条约》(1862)
1862年，葡萄牙试图通过条约谈判获得对主权的正式承认，从而使澳门的地位合法化。早在1843年，当英国批准有关香港的《南京条约》的时候，葡萄牙人也寻求并获得了中国的一些小的让步，但不包括废除地租。1844年初，顾盛在澳门的一幢房子里设立了第一个美国驻华使馆。是年7月，在观音庙签署了《望厦条约》，这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第一份这样的条约，是今天的“最惠国”待遇这一制度的先驱。法国立即跟着效尤，于1844年10月签订了一份条约。1858年，英国人缔结了《天津条约》，另外几个欧洲国家也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澳门成了很多这样的外国使团的驻地。葡萄牙人对俄罗斯的条约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并在圣彼得堡的协助下提出与中国谈判。[10]
结果，围绕这份条约，基玛良士总督(1851-1863年在任)进行了为期4个多月的谈判，他于1862年抵达北京，住在法国使馆里。1862年8月13日，《中葡和好贸易条约》签订，尽管该条约并未把澳门名义上的主权让与给葡萄牙——这正是葡萄牙人的主要目标——不过还是让葡萄牙人拥有了对澳门的事实上的主权。据同时代的英国资料说，主要的妥协是，中国保留了在澳门设立领事的权力[11]。两年之后，当基玛良士的继任者阿穆恩总督(1863-1866年在任)去天津交换批准文书的时候，中国政府却拒绝提供确认葡萄牙占有这块领地所必不可少的条约批准书，并提出一些新的条款，以修改双方已经同意的条款。[12]
1870年的澳门
1864年，在与阿穆恩总督的通信中，英国人再一次提出了禁止从香港出口军需品的问题。英国的政策是不许提供武器给反对大清政府的起义者。英国人担心的是，如果澳门不配合英国人想把所有国家都扯进这次禁运的全面努力的话，那么，澳门就会成为“东方海域的火器和弹药的贸易中心”[13]。然而，军火问题还会在英国人和葡萄牙人之间再次引发矛盾。
不过，在葡萄牙方面，对太平军起义(1851-1864)不可能作出这样模棱两可的评估。葡萄牙人倒向了被围困的清军，这符合英国人的利益和商人的利益。例如，在得到请求的时候，澳门提供了13艘由地方上配备人员的三桅帆船给宁波的清朝官员，后来又在一次海战中与英国和清朝的军队并肩作战，对付太平军[14]。太平军叛乱在时间上也正好与澳门的一段相对繁荣的时期相吻合，这次繁荣源自于资本的流入，连同资本一起涌入的，还有那些想赶在被叛乱者毁灭之前逃之夭夭的富有阶级。
5.《中葡和好通商条约》(1887)
1864-1887年之间，接连几任澳门总督都千方百计地想让1862年的条约获得批准，但白费力气。正如科茨所写的那样，两个问题的结合最终导致了与中国签署的一份条约。第一个问题涉及法国对中华帝国南部边界的侵略意图，这个问题在1884-1885年间达到顶峰。法国还有一个意图也很清楚：它试图取代葡萄牙在澳门的位置。第二个问题更棘手，主要涉及英国人管理的中国海关总署，以及它试图控制中国鸦片进口的努力。在这场冒险中，香港试图寻求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的合作，以便在英国的努力无果而终的时候赢得澳门的默许。[15]
到1886年，关于澳门的鸦片走私问题，以及中国海关税收大量流失的问题，英国人似乎对葡萄牙人失去了耐心。事实上，正是赫德爵士于1886年10月在澳门正式启动了与罗沙总督的谈判。尽管在这次访问中并没有作出什么靠得住的决定，但至少，英国的谈判代表还是能够稍稍平息香港英国人的意见，否则的话，这些英国人就会热切地渴望反走私法令在立法院获得通过。[16]
看来，在这些谈判当中，英国人和葡萄牙人还推动了不同的议程。比方说，在被推入与中国就鸦片走私问题谈判一项协议的过程中——正如一位英国观察者所指出的那样——葡萄牙人“试图让他们对澳门的权利明确获得承认，从而阻碍了谈判”。在1887年1月27日给伦敦的一份照会中，葡萄牙人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
在最初的谈判中，葡萄牙还试图获得湾仔岛的完全割让，以此作为一种替代，这既是因为它俯临内港的战略位置，也由于它对于获得内港的充分管辖权来说是必要的。然而，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固执，使得它没有被纳入最终的谈判议程。[17]
1887年1月，葡萄牙当局与金登干之间的谈判在里斯本开始。金登干是中国海关的专员和总税务司的非常驻秘书，名义上代表清朝政府，但事实上是对赫德爵士负责。最终，1887年3月26日，葡萄牙外交大臣巴罗果美和金登干(代表清朝政府)签署了一份关于澳门的协议。在1887年3月29日的《政府公报》(Diario do Governo)中，这份协议被描述为一份“预备协定”，独立于正在进行的关于《中葡通商条约》的谈判。在第一款中，该条约明确规定：带有最惠国条款的《友好通商条约》将在北京拟定并签署。第二款规定，中国批准“葡萄牙对澳门的永久性占有和统治”，及其作为葡萄牙属地的身份。第三款——在英国人的强烈要求下插入的，作为针对法国人主张的防范措施规定，未经中国同意，葡萄牙不得把澳门及其属地转让给他国。最后一款确认，在澳门的“鸦片税收工作”中，葡萄牙将以英国在香港所执行的同样方式提供合作。
赫德爵士
有人理解，这份协议的临时性基础只有在北京交换批准文书之后才会成为权威性的。然而，作为第一步，1887年3月31日，这份协议在葡萄牙被国王敕令所批准。正如金登干与赫德之间关于此次谈判的通信所明确表明的那样，“国王敕令清楚地表明，这份协议并非条约。”金登干还阐明，尽管新闻媒体有所误传，但不能把这份协议等同于领土的割让。[18]
1887年下半年，在英国观察者看来，葡萄牙大使没能获得他们想要的条约批准书：
葡萄牙声称它有权拥有澳门人周末外出时习惯探访的那些岛屿和大陆的部分地区，但中国人却说，澳门没有属地，除了老议事会治下的土地之外，他们不会给葡萄牙人任何别的土地，于是就出现了僵局。
就英国人所关心的事情而言，这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这份报告继续写道：“它可能成为香港也会碰到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协议也是有条件的。”[19]
最后，1887年12月1日，在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谈判”之后，罗沙代表葡萄牙，庆亲王和孙毓汶代表中国，在北京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译者注：即《北京条约》)。尽管英国的资料以赞成的态度看待这些谈判，认为“不可能获得比这更好的条件”，然而他们还是注意到了一个主要障碍，会妨碍里斯本的完全批准。这涉及葡萄牙人对下面这种情况的忧惧：“未经任何法律程序”，便违宪地交出华人臣民，并使之遭受包括诸如根据中国刑法所施加的酷刑在内的惩罚。[20]
签订条约
毫无疑问，条约中最重要的条款(第二款)是确认葡萄牙对澳门的永久性占有和统治，作为回报，葡萄牙将在控制鸦片贸易上提供合作(第四款)。条约还规定，要任命专员来划定边界。但是，条约宣称，在这样的划界悬而未决的时候，“关于边界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继续维持现状，任意一方都不得增加、减少或变更”。然而，由于边界从未划定过，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也就成了与中国产生摩擦的一个持续不变的缘由。此外，12月1日，双方签署了一份关于鸦片贸易的单独协定，以及葡萄牙就鸦片收缴所给出的承诺。
尽管葡萄牙国王接下来在1888年2月1日批准了3月26日的协议、12月1日的《通商条约》和12月1日关于鸦片贸易的协定，在6月7日批准了关于鸦片收缴的附加协定，但这一姿态从未得到中国的回馈。
1895年，英国人再一次担心葡萄牙在面对中法冲突时会不会严守中立。抱着这个目的，香港总督访问了澳门，并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观点的一致”。英国人满意地看到，澳门当局拒绝了法国想在澳门建一个法国舰队加煤站的申请。[21]
正如科茨中肯地评述《通商条约》(1888年8月28日获正式批准)时所说的那样：“对于英国与澳门之间的关系来说，典型的点睛之笔是：即便当葡萄牙的殖民地最终获得了它所要求的权利的时候，那也只有当它符合英国利益的时候，而且也正是因为它符合英国的利益，这样的要求才能得以实现。”然而，还有一点也是真的，这就是：在这个帝国主义时代，主权问题对葡萄牙人来说至关重要，对此，其他欧洲强国的印象比中国更深刻，而在这一地区，关系最重大的当然是中国。[22]
6.中国的关税体制
直到20世纪初，澳门一直存在于不规则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尽管主权问题名义上被解决了，但澳门依然负担着中国的海关系统，这家机构在澳门及周边地区雇用了800多人。然而，澳门却并没有分享到通商口岸的好处。
1901年，白朗谷缔结的《中葡条约》遭到了葡萄牙议会的否决，因为它包含对国家利益不利的条款，即中国人坚持要允许他们在澳门重建中国海关。尽管首都的部分媒体敦促批准这一条约，但澳门前总督布渣(1890-1894年在任)在议会辩论时极力要求否决它，并援引亚马留当年驱逐“户部”时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正如香港的《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在报道此事时所写的那样，批准这一条约就好像“凌辱对一位捍卫自由贸易原则的英雄的记忆……通过仿效其姐妹殖民地的榜样，她(澳门)所能做到最好的，莫过于保护其神圣不可侵犯的港口自由”[23]。
1900年初，随着江门作为澳门附近的一个通商口岸的建立，尤其是当江门的发展是以牺牲澳门为代价的时候，问题再一次出现了。在过去，澳门总是从海南和广东的西部沿海吸引本地的贸易，而海关在湾仔的建立，连同关税防线在澳门周围建立，意味着商船如今会绕过澳门直奔江门，那里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首屈一指的贸易中心。进入澳门的商人们不得不按照海关的体制，同时缴纳进口和出口的关税，而在江门却只需缴纳一种关税。据海关总署的C·G.斯科特说，摒弃老的协议将会把澳门置于与其他通商口岸(包括江门)相同的基础之上，并且会恢复澳门从前的繁荣。据斯科特说，中国人默许这一方案的动机，就是希望葡萄牙提供合作，抵消法国在南中国的扩张[24]。这种推测并非毫无价值，因为就在同一年，让葡萄牙当局和广州当局都惊惶失措的是，法国传教团在澳门附近的香山县买下了一大块地。[25]
7.勘界问题
尽管有1887年的条约，但澳门的边界从未勘定过。1890年，葡萄牙人就关闸以北的中立地段与中国缔结了第一份协定。1901年，葡萄牙人提出了一条拟议的分界线，把临近的几个小岛(中国政府一直拒绝承认它们是殖民地组成部分)包括在内，即：a.澳门半岛直至关闸；b.关闸至北山岭之间的中立区；c.内港；d.湾仔、青洲、氹仔、路环、大横琴、小横琴诸岛及邻近的其他小岛；e.半岛及上述领土的近海水域。
尽管葡萄牙至今尚不得不部署军事力量以维护其对周边的主权，但葡萄牙人对这些岛屿的权利主张是毫不含糊的。正如葡萄牙的文献所揭示的那样，葡萄牙人在湾仔的存在可以追溯到1687年(当时，葡萄牙传教士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传教区)。青洲也是如此。氹仔是从一开始就占据了的，并自1851年起建立了永久性的军事设施。1876年，葡萄牙人在氹仔修建了一座教堂及其他公共建筑，包括一所学校。路环在海盗从岛上溃退之后于1864年开始驻扎军事部队。后来也建起了炮台、兵营及其他政府建筑，包括一所麻风病院。岛上居民也必须缴税。尽管直到19世纪上半叶，小横琴岛一直是荒无人烟，但如今定居在岛上小村里的渔民们也要求得到葡萄牙人的保护。由于不存在任何中国的权力机构，葡萄牙人便建起了一所市立学校，市民们向氹仔缴纳税捐。大横琴岛的故事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其四百余居民向澳门缴税。[26]
澳门及周边诸岛
1909年2月8日，清朝政府正式通报葡萄牙政府，勘界谈判开始。葡方把这一举措视为符合1887年协议的第二款。1909年，两国政府都任命了勘界专员，但葡萄牙所主张的领土权利有一半不被中国所承认。葡萄牙建议把争论提交给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但中国表示反对。边界问题的悬而未决，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引发了中国地方当局与澳门当局之间的许多事件。
1909年7月，澳门任命的勘界专员马沙度和他的中国同行高而谦抵达香港。多亏了英国人的斡旋，谈判在香港开始了。然而，正如1909年8月5日英国的一份照会所揭示的那样，两次会议之后，葡萄牙的观点是，中国采取了“绝对强硬的姿态，甚至都不同意考虑勘界”。在这样的情形下，英国人不愿意卷入太深[27]。10月，垂头丧气的马沙度声称：“这已经不再是个谈判问题了，因为中国人如今连条约本身也否认。”然而，这位葡萄牙代表又不敢完全中断谈判，他担心那样一来会激发中国人进攻澳门，尤其是当他得到情报说中国正在珠江口的大虎岛大规模集结军队的时候。[28]
英国的官方通信显示，1919年11月，澳门总督因为考虑到“中国方面可能的挑衅行为”，而向香港总督求助。而英国观察者也注意到，中国人确实曾对澳门方面所执行的某些工作提出过抗议，这一抗议得到了“最谦恭而友好”的回应。报告继续说，有争议的是，中国人对1887年3月26日里斯本协定的第二款莫衷一是，该条款规定：葡萄牙永久性占有和统治澳门，并维持其现有的边界。无论如何，外交部裁定，1661年的《英葡条约》不能绑定在中葡之间的这场争论中。[29]
结论
亚马留总督的惨死和广东当局的回应，很难说是中葡关系中最光荣的一页，然而，它却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标定了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一个新纪元。亚马留的总督职位，以及美士基打的胜利，放在《南京条约》的背景上看，无疑为关于澳门主权的重新谈判铺平了道路。这次谈判创立了一个新的现状，这一现状又将维持一百年。
1887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存在，并非无足轻重，事实上可以说，它把澳门置于跟香港同等的位置上(就英国与中国签订的关于主权问题的“不平等条约”而言)。尽管在1986年关于澳门未来的谈判当中，澳门当局把这份条约搁置一旁——这是这一时期盛行的实用主义措施——但是，更加难以解释的是，当时的本地媒体为何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提及这份条约及其政策含义。[30]
韦奇立总督
1993年，在中国人的坚持下，澳门把亚马留总督那尊跨骑战马的醒目雕像从显著的位置上拆除了，这一举措似乎透露了所有的秘密。1990年，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声称，这尊1940年6月24日竖立起来的雕像是一个令人厌恶的殖民主义符号，应该在1999年之前拆除，亲北京的媒体应声附和。最后，1991年9月，韦奇立总督宣布，拆除这尊令人不快的雕像，并把它运往里斯本。美士基打上校那尊坐落在议事亭前地显著位置上的塑像，更早的时候在1966-1967年间的亲共示威和骚乱中被摧毁了，而且再也没有恢复。
[1]要了解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记述，可参看《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外文出版社，北京，1976。
[2]奥斯汀·科茨：《香港的序幕》，第193-194页。
[3]艾维斯与李志高：《澳门的政治地位和政府体制》，载《香港法律学刊》1986年第16卷第1号，第32页。
[4]奥斯汀·科茨：《澳门纪事》，第85页。
[5]若泽·加布里埃尔·马里亚诺：《中国事务的理事官，1583-1894》，载《法学院学报》(O Direito，澳门大学，1991年)，第18-22页。
[6]英国档案局：CO 129/191，第124页，同时可参看科茨：《澳门纪事》，第92页。
[7]亚马留，总督府，1846年10月8日，载《中国丛报》，第十五卷，1846年10月。
[8]奥斯汀·科茨:《澳门纪事》，第96页；理查德·路易斯·埃德蒙兹：《澳门》。
[9]英国档案局：CO 129/191，第124页，“外交部的E.赫兹勒特的年表，1880年1月10日”。
[10]奥斯汀·科茨：《澳门纪事》，第86-87页。
[11]英国档案局：CO 129/191，第124页，引用“韦德的特电”，1864年7月。
[12]英国档案局：CO 129/100，第2-31页，1864年9月3日。
[13]英国档案局：CO 129/235，第218页。
[14]密迪乐：《中国人及其叛乱》(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1856)。
[15]奥斯汀·科茨：《澳门纪事》，第101页。
[16]英国档案局：CO 129/220，第250页。
[17]英国档案局：CO 129/235，第181页，1886年10月11日。
[18]英国档案局：CO 129/235，第200页。
[19]英国档案局：CO 129/236，“葡萄牙与中国的谈判”，1887年11月1日。
[20]《中国海关起源、发展与活动文件汇编》(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Develop_ment，and A 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1940)，第6卷，第153-154页。
[21]英国档案局：CO 129/358，“澳门定界”，第277页。
[22]奥斯汀·科茨：《澳门纪事》，第102页。
[23]1903年7月7日《士蔑西报》。
[24]英国档案局：CO 129/314，“中国海关在澳门分局，1902年9月8日”。
[25]英国档案局：CO 129/314，第312页。
[26]英国档案局：CO 129/362，第700页，“马沙度致外交大臣”，香港，1909年7月23日。
[27]英国档案局：CO 129/362，“中国事务”。
[28]马沙度致外交大臣。
[29]英国档案局：CO 129/457，“澳门的摩擦”，第579页，1919年11月18日，以及“葡中关系”，第585页，1919年11月24日。
[30]参见文德泉的评论：《澳门主张它自己在1887年的‘不平等条约’中的权利》，《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85年10月10日，第1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