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在现时代所采用的解决澳门财政自治的创造性办法，经常让这块殖民地在它的邻居们面前名声扫地，或者把它置于国际谴责的攻击之下。尽管在19世纪中叶，澳门已经获得了作为一个茶叶贸易中心以及作为一个劳工输出港所带来的繁荣，但随着茶叶出口市场的撤销，以及苦力贸易的被禁，这块殖民地便陷入了长期的衰退，只是通过政府的鸦片专营，以及当局确保澳门作为一个地区赌博中心的能力，情势才有所缓和。
尽管我们已经看到，在它的“黄金时代”，一个悠闲的贵族阶级，以及一个地方的买办阶级在澳门的崛起，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个时代的澳门已经发展了一个金融产业阶级的基础。那属于未来的时代。然而，从19世纪中叶起，一些富有的实业家便开始从大陆来到澳门，他们带来了技能和资本。其中有些人是来自广州的丝绸商和茶叶商，他们是作为逃离太平军动乱的难民而来到澳门的。有一类新型的中国企业家，他们生来就跟西方接触。尽管某些老产业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冲在了前头，即丝绸制造、茶叶、烟火，以及后来的砖瓦，但新的工业观念从西方的引入，对于从前局限于贸易的澳门经济向新领域扩张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催化剂。[1]
尽管澳门不是东亚资本主义的摇篮(那只是一种期望，随着对日贸易的终结便凋萎了)，但有一点依然是真的：一个货真价实的买办资产阶级——都是华人精英——已经在这个城邦出现了很长一段时期。到20世纪初，我们已经能够认出组成澳门的商业、资本和文化精英的某些组织和个人。还可以认出为澳门战后经济转型奠定基础的某些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优势。本章试图辨识出那些使得这次经济转型成为可能的组织和个人，同时还要近距离地观照澳门财政收入的来源。而在别的方面，它的“食利”性质被定义为跟成熟的资本主义基础背道而驰。
1.苦力贸易
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所提到的那样，葡萄牙政府迫于地方和国际的压力，而不得不使所谓的“苦力贸易”合法化了。在这个问题上，澳门最早的控制措施是1853年9月12日通过的一项法律，要求对苦力转运站进行医学检查。1855年11月颁布的一项管理条例，要求劳务合同必须在检查官法庭登记。根据1856年6月5日的一项法律，要求招收苦力的代理机构必须获得特许。1856年8月18日通过的一部葡萄牙法律规定，所有奴隶在进入葡萄牙领土(包括澳门城及其属地)的时候便自动获得自由。1856年12月23日，一部在澳门城及其属地废除奴隶制的法律得以产生。然而，对这一制度的滥用却持续了下来。
尽管香港在1869年终结了所谓的“契约移民”(向英属殖民地移民除外)，但所谓的“自由移民”却依然在继续[2]。对这一制度中的滥用，导致了香港和澳门的官方调查。尤其是在1871年5月12日，澳门总督苏沙(1868-1872年在任)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苦力移民的工作方式。该委员会所揭露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虐待和“事实上的恐怖”，包括把苦力的尸体抛弃在澳门的大街上，在1870年代初期达到了一年数百名。接下来，委员会进一步鼓吹：
澳门的苦力贸易
要保护殖民地居民，就好像他们是葡萄牙臣民一样，要监督充分遵守他们的合同条款，还要采取措施，使他们在规定期限届满之后能够回到他们的故乡。[3]
作为对这份报告的答复，总督下令采取某些与苦力贸易相适应的“根本”措施，即要求“所有正在经营或者希望经营移民公司的个人，都必须获得注册官发给的执照和一份由主管华人事务的检查长所签署的声明”。这部法令的另一款规定，贩卖苦力的中间人一旦被移交给中国，就禁止他们进入移民公司。另一些条款制定了一套惩罚违法者的办法，还有一些条款则是强加给中间人的限制。1872年的法律——由新任总督欧美德(1872-1874年在任)正式颁布——乃是建立在上述决定性的因素之上，但已获批准的移民自由，是由控制年龄和工作条件的严格的合同条款来保证的。
船上的苦力
最早，第一批250名苦力在1851年乘坐一艘葡萄牙船运往秘鲁的利马。自1856-1858这三年的时间里，从澳门移民出去的苦力增长到了19910人(相比之下，从香港移民出去的苦力高达56256人)。在1859-1873年间一直维持着这样的平均数，高峰时期的1872年达到了21854人。两个主要的目的地是哈瓦那和秘鲁。1859-1870年间，进入澳门的船只数量(以年度为基础)从1158艘增长到了27891艘，吨位从626536吨增长到了2836436吨。除了葡萄牙的船只之外，还涉及一支多国航运舰队：英国的、西班牙的、法国的、秘鲁的、荷兰的和美国的。最早是在1851年从两个法国人和一个土生葡萄牙商人之间的联系开始的，到1870年代，苦力经纪人的数量增长到了800人。尽管有些公司是本地人的商业投机，但大多数是外国人控制的。事实上，几乎所有利用澳门的船只都是在香港装备并提供补给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也只不过是管制上的努力导致了“自由”移民的增长。[4]
关于粗暴虐待华人苦力的报告让总理衙门大惊失色。1873年11月，它派出了三位专员去西属古巴(有两位是从海关抽调过来的)，以查明苦力贸易的事实。搜集到的证言和诉状读起来的确很可怕。例如，在被调查者当中，十个人中有八个人说自己是被绑架或被诱拐的。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是“被我们国家某些受葡萄牙人唆使的人给诱骗到了澳门的巴拉坑”。他们还发现，航行期间死于殴打、自杀和疾病的人超过10%，到达哈瓦那之后，以前的自由移民便被卖为事实上的奴隶。[5]
关于澳门为什么在1852年后的某个时间点上取代厦门成为苦力贸易中心的问题，颜清湟曾提出过一些思考。他谈道，除了澳门临近劳工来源的有利位置之外，澳门“暧昧的”法律地位也提供了掩护。他指出，同样重要的是，澳门与东南亚各港口有着广泛而牢固的贸易联系。尽管颜清湟搜集不到足够的事实，以表明葡萄牙政府与苦力贸易有直接的联系，但巴拉坑的存在，明显暗示了有这样的可能。然而，毋庸置疑，强大的“黑社会”在澳门的存在已经涉及鸦片走私、贩卖妹仔(mui tsai)和卖淫生意；而且葡萄牙当局的放任姿态——腐败的清朝地方官员的纵容就更不用说了——使得苦力贸易的繁荣兴旺成为可能。[6]
苦力贸易实际上是否给澳门带来了繁荣呢？葡萄牙人1874年的《报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报告证实，苦力贸易尽管提供了一次“表面的或虚幻的繁荣”，却“遭逢了一次影响深远的道德衰退，一次生产力的彻底瘫痪”。受外国资本的控制，苦力贸易给外国(西班牙、秘鲁等国)带来了利润，同时让外国的公司和代理人大发横财。从国内来看，苦力贸易助长了澳门的腐败，而对澳门的商业进步和繁荣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促进。变本加厉的是，还要应付大规模遣返苦力的难题。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这桩邪恶的贸易损害了葡萄牙的好名声，使葡中关系变得紧张。总而言之——报告总结道没有令人信服的经济和政治理由维持这一制度，在道德上，它也是站不住脚的。[7]
2.早期工业化：资本的崛起
工业资本方面对澳门的兴趣一直是补缀性的，或者，正如澳门铁路公司的实例生动说明的那样，完全是投机性的。澳门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有利可图的茶叶贸易上所扮演的角色颇能说明问题。1880年代，澳门有大约15家茶厂，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在这些茶厂里为欧洲的消费做进一步的加工。这些厂里雇员的数量各不相同，但平均起来是600人左右。除了大约300名苦力连同一些下游活动(比如茶叶箱及其他产品的制造)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之外，女性占绝大多数。茶叶产业不仅创造了就业岗位，而且产值也相当可观。例如，1887年，澳门一家主要的出口商行就出口了41000皮可(600万磅)茶叶，价值875000澳门元。不消说，澳门政府在牌照费上就从这些工厂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入。然而，正如J. A.科特里尔在1879年所指出的那样，澳门的茶叶工业，以及(据推断)本地资本企业家的积极性，被1870年12月27日的一项法令所牵制。这项法令限制了葡萄牙航运业在茶叶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至于在他所写到的这一时期，只有两艘葡萄牙船只——果阿的“协和女神”号和航行帝汶岛的“维纳斯”号参与了茶叶贸易。相比之下，澳门茶叶生意最大的份额是经由香港来做的(每年大约80万澳门元)。在那里，加工好的茶叶改由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船只运输，驶往伦敦(而不是葡萄牙)的市场。科特里尔(他赞成废除1870年的法律)声称，在苦力贸易终结之后，以及在1874-1875年间的台风给澳门造成的破坏之后，只要复活澳门到欧洲市场直接的茶叶贸易，就能够挽救澳门的经济停滞。[8]
对于澳门作为贸易港口的传统角色，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1889年8月29日，总部设在香港的“青洲英坭有限公司”成立了。这一天，该公司获得了青洲的场地特许使用合同。作为澳门在重工业领域的第一次冒险，这家工厂还在创造就业岗位和培训劳动力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部分工作涉及改造邻近海港和建设一座码头。水泥生产中所使用的石灰石是从广州北部的采石场进口的，而黏土则是从海港里搜集来的。50年来，这家工厂向澳门、香港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供应水泥[9]。澳门还有烟草制品厂，被19世纪末的一位游客描述为“非常庞大，尽管没有蒸汽动力的帮助，可以自夸是南亚最大的工厂之一”[10]。
茶叶的收购与加工
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对19世纪末珠江三角洲生产关系的革命同样是关键性的，正如它对今日经济中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是至关重要的一样。1865年创办的“港粤澳轮船公司”，与其他以香港或中国为基地的公司竞争对珠江航运的控制权。航运服务把珠江三角洲的这三座城市连接了起来。到19世纪末，港澳的航运服务成了每天都有的。1910年，港粤澳轮船公司引入了香港和澳门之间的每日两个航班，澳门与广州之间的每周三个航班，只有战争的爆发才使得这一服务中断了。
时代的澎湃热情，还可以通过提及拟议中的广澳铁路来加以说明。这条拟议中的铁路所依据的是中国铁路大臣与葡萄牙公使先后于1902年10月15日在上海以及1902年10月15日和1904年11月11日在北京所签署的几份协议。在葡萄牙方面，正是来自澳门华人当中“富裕的有产阶级”组成了大多数股东。少数参与这场冒险的葡萄牙股东，也跟澳门华人利益集团密切合作。根据协议，拟议中的“中葡铁路公司”将由两国平摊资本费用，共同管理。控制交易的总部将设在澳门[11]。中国方面提供保证，不允许修建平行的铁路线。
结果，这条铁路线成了中国革命的受害者。紧接着1911年的事件导致的动乱之后，这项计划再一次被提交给北京当局，并获得了革命政府的批准。然而，正如一份英国的备忘录所揭示的那样：“有了粤汉铁路的例子在心里，广东人不愿意在新的铁路上投钱，尤其是当政治环境依然像目前这样不确定的时候。”另一个因素是这条铁路的主要发起人梁云逵在募集必要资本时所遭遇的困难。尽管广澳铁路公司公布了一份计划书，并为筹集必要的赞助作出了断断续续的努力，包括对铁路线进行的勘测，但这项计划最终还是消失得无影无踪[12]。此后，关于一条连接到澳门的铁路线的念头，只在1990年代再次出现过。
尽管围绕“苦力”贸易的活动让澳门港获得了新生，但在香港作为华南沿海的杰出海港辉煌崛起之后，随着苦力贸易的终结，加上内港的逐步淤积，要想让澳门的商业繁荣得以持续，就需要创造性的解决办法。1884年，工程师罗理路被委以重任，负责设计澳门港的清淤。尽管进行了详细的勘测，并先后在1891年、1897年、1903年和1907-1909年间接二连三地提交讨论，但全都被认为是不可行的，至少从财务上的观点看是这样。只是随着葡萄牙共和国的出现，诸如此类的计划才开始有所行动。工程最终在马沙度总督(1910-1912年在任)的领导下着手实施，并在1917年，由米那总督以更大的决心，按照工程师卡斯特罗·布兰科所拟订的计划予以推进。在最后的阶段(结束于1927年)，海港的清淤工程被阿德默尔·德·拉塞达以600万港元的价格承包给了一家荷兰公司。[13]
1928年的一份英国人的报告证实，某些值得注意的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到这一时期都已完成。这些工程包括：大范围的清淤和填海拓地(总计300英亩)，耗资1500万港元；修建了一个能供船只使用的新海港，筑起了高20英尺、长4英里的防波堤，围住新海港；在氹仔和路环安装了电力设施；修建了一条从路环到澳门城的输水管道。另外，澳门开通了到葡属印度和非洲殖民地的定期班轮，强化了澳门作为葡萄牙产品分销中心的角色。到这时候，澳门已经开通了到广州和香港的定期班轮，并且有电报和电话线连接到香港和全世界。[14]
1927年，澳门还在氹仔岛设立了“海上航空中心”，尽管更多地是一个安全和出头露面的问题，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实惠。到1920年代晚期，还开始了修建石岐到澳门的公路。第一段穿过半岛的颈部进入中国大陆领土，于1928年举行开工典礼。葡萄牙当局把这一愚昧的计划归功于前中山县县长梁鸿洸，此人在红色罢工时期镇压罢工者和共产党人有功，从而赢得了葡萄牙人的信任。[15]
1900年的内港沿岸
澳门港
然而，在很多方面，澳门都落后于香港，甚至广州。学校教育便是一个这样的空白。圣保禄教堂的耶稣会公学只不过是一段记忆。由于澳门高等教育和技术教育的落后，本地那些雄心勃勃的学生便不得不到香港去接受更高的教育。尽管在中日战争期间有很多中小学和大学搬迁到了澳门，但出于各种目的和意图，教育依然被教会所垄断，而教会教育在宗教方面远胜于技术方面。鼎鼎大名的耶稣会圣若瑟书院——很多牧师都是从这所学院出来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个例外是1920年代的澳门英文书院。另外，澳门的商业资产阶级都是在传统的中国学校里接受教育，首先是古典课程，然后再是稍嫌陈旧的民族主义课程，就像在海外华人当中一样。
3.华人资产阶级的崛起
很明显，华人买办或商业资产阶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澳门建城的时候。这意味着，到现代时期，某些商行已经相传了很多代人。
曼纽尔·德·卡斯特罗·桑帕约在1867年关于澳门华人社会的经典研究中——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都堪称研究亚洲社会的一部开拓性社会学著作——记录了“四十商号”(即位于澳门华人商业核心地带的商会)的存在，其中很多商号在中国各地以及交趾支那、暹罗、新加坡、马来半岛和东南亚的其他地区设有分号。典型的商号在内港地区都拥有房产，进一步提升了其上流社会的商业品格，其遗迹今天依然可以看到。此外，这些商号都是更有活力的、在商业上更有闯劲的“casas commerciaes de oito a nove por cento”(葡萄牙语，字面意思是“百分之八九商号”)。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们对寄售商品收取的百分比。在它们本质上的买办活动当中，核心业务是进出口。尽管它们主要是从广东和马尼拉进口商品，并间接地经由香港，但出口却是直接面向欧洲、美国、印度、大洋洲以及中国各地。桑帕约列出(附带描述)了大约64种进口产品，有来自中国、马尼拉、西贡、暹罗、孟加拉和爪哇的稻米，来自广东的茶叶，来自孟买和加尔各答的鸦片，来自巴达维亚、帝汶岛、澳大利亚和马拉巴尔的檀香。从桑帕约按行当和职业列出的个人名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多数人被标为“店主和商会成员”，或者索性标上“买办”。一些不那么重要的行当包括在那些被认为附加值较低的业务活动中，比如茶叶厂、烟草和雪茄生产，或者诸如木匠和造船匠之类。[16]
澳门一角
对华人商业资产阶级职业和专业上的多样性某种认识，当它在20世纪初叶出现的时候，就可以从下面这份商业组织清单中读出来(由即将离任的米那总督在1919年9月2日提供)。在这份清单上高居榜首的是澳门中华总商会。该机构是1911年作为一个现代保护型组织创立的，澳门商会把五花八门的贸易组织和行会整合在了一起。同样，作为澳门亲华势力的堡垒，它也幸存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另外一些组织包括华人医院、同善堂互助会；五花八门的商人和大亨代表各行各业的行会：银行家、店主、丝绸商、金匠、典当商、药剂师、茶叶和糕点商、鸦片商、番摊经营者、废铁经销商、木材商、鞭炮商、酒商、欧式成衣商、烟草商、纸商、果脯商、成衣商、香商、染工行会、猪肉商、面条商、腌鱼商、家具商、盐商，以及海运行会。[17]
谈到这份清单，我们不得不说，传统手艺和行会活动凌驾于那些可以说代表了真正的工业行为的业务活动之上。尽管大多数这样的手艺依然以退化了的形式存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形式的经济活动已经使得大多数传统手艺在经济中变得无足轻重。
正像在香港一样，或者说就此事而言正如在广州一样，迄今为止，澳门人口中的大多数是工人阶级：渔民、船上的苦力、船民、码头苦力、叫卖小贩、人力车夫，以及妓女等。他们大多数生活在贫困之中，挤在内港区的廉租屋里，或者沦为船民，甚或是贫民窟的居民。他们在官方报告、标准历史和表现官僚阶级生活的水彩画中通常被忽略；正是劳工阶级为各行会提供了人力，正是渔民构成了澳门经济的支柱，正是这些乌合之众或劳苦大众，最容易被中国政治情绪的鼓动所唤起。[18]
澳门内港：贫民住宅区
尽管在澳门从未出现过广州甚或香港那样规模的工业无产阶级，但这并不是说澳门没有发展出流氓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它确实发展出了这样一个阶级，尽管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传统的围绕行会的劳工组织形式，而不是在1920年代的罢工中导致广州和香港陷入停顿的那种工会组织。葡萄牙当局也努力不懈地分解澳门劳工团结的形式，特别是随着萨拉查的“新国家”的出现。
很明显，在其发展中的这一阶段，澳门代表了中国贸易城市的典范，虽说它坐落于海上，并且在葡萄牙人的管理之下。尽管个人、家庭和宗族在创造财富上取得了成功，而且，像他们在香港、广州和上海的同胞一样，也代表了最早的一批现代中国资本家，但工业的多样化却只能留待未来。
在20世纪的前30年，三种传统的手工业在制造业中占支配地位。它们是火柴、炮竹和神香的生产。1930年，火柴、炮竹和神香的份额加起来占到了出口总额的37.8%。毋庸置疑，这些早期手工业的发展，因为来自中国的移民潮所提供的廉价劳动力而成为可能。此外，这些产业也得益于对主要原材料所征收的低进口税，以及美国作为这些商品的主要市场所给予的关税优惠。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里，很多观察者都把澳门的特征描述为一个大渔村[19]。这幅图景并不错，事实上直至战后早期的那些年依然如此。在战前的那些年里，渔业一直是劳动力的主要雇佣者，在1930年，鱼产品占到了澳门出口的四分之一。然而，像鱼和鱼产品这样一些非人造商品直至战后时期依然在澳门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本身就显示了工业产品的实际价值很小。从传统手工业到轻工业产品的转换还只能留待未来。不过，还有一点也是真的：手工业为澳门的早期工业化充当了开路先锋。
1927年的人口统计显示，澳门的人口数(包括氹仔、路环和大小横琴岛)是157175人，这次统计揭示了当时澳门社会人口学图景中的某种东西。有趣的是，它反映了渔业的实力，上述数字将近一半被分类为海上居民。在这一时期，澳门半岛的数字是：98202人为陆地居民，50254人为海上居民。人口总数当中，152738人被分类为华人，3846人是葡萄牙人，其他591人。当时在澳门居住的外国人当中，最大的群体是荷兰人，人数是20名，英国人13名，日本人2名。[20]
如果不考虑个人企业家，这幅图景将是不完整的，他们是商业资产阶级当中的革新者和冒险家。1936年，政府草拟了一份名单，列出了30位主要的工商要人，连同行政、社会和文化圈子里的关键人物，“以便更好地验证社会与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镜湖医院慈善会和同善堂再次被列为杰出的华人团体，加上中华总商会。在这份名单上高居榜首的个人，是华人社区被封为“资本家”的十多位名流。接下来的9个人被认为是澳门一些关键工业企业的经理人或拥有者，这些企业是：“昌盛”烟草公司、“昌明”火柴公司、“岐关”运输公司、“先施”百货公司、“广兴隆”炮竹厂、“陈联馨”香厂、“中山”雪厂(制冰厂)，以及一家腌鱼厂。这份名单接下来开列的是澳门主要的华人名流，即中华总商会会长、镜湖医院院长、同善堂值理会主席、圣善学校的校长、粤华学校的校长。特别是还提到了政务委员会前投票委员、前中国驻伦敦公使刘玉麟博士。[21]
妈阁庙门前
澳门海滩即景
面对世界市场，澳门经济的弱点被“大萧条”给凸显出来了。正像在华南一样，澳门的商业和贸易在1930年代初期下降到了历史新低。在政府之外，只有百年老字号的慈善组织“仁慈堂”依然在从事社会福利活动，为那些社会或政府认为不值得支持或者超出其支持能力的人提供安全网络。
在一份官方说明中，为这次衰退援引了5个理由。第一，中国对从澳门进口的鱼类产品大幅度地提高了进口税；第二，中国对湾仔渔场的权利主张使得大批渔船和渔民纷纷离开澳门的问题变得进一步复杂；第三，澳门赌场所面临的竞争已经越过了边境；第四，由于抵押贷款而造成的资本流动困难；第五，华人银行的糟糕状况。提到1935年的经济危机，美兰德总督(1932-1935年在任)写道，只有启动澳门的公共工程项目，才能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和减轻危机影响从而给澳门带来活力。这样的公共工程包括：排水系统、游泳池、帮助穷人的住宅计划、修建一个市场，以及在外港建造一个“战略”蓄水库。在大萧条的那些年里，只有炮竹业状况良好地幸存了下来，实际上，它的出口还一直在增长，尤其是对美国市场的出口。[22]
除了水库之外，澳门自来水有限公司在1935年7月13日通过发行公债所筹集到的基金，被认为是对澳门的经济健康至关重要。按照合同规定，该公司每天给殖民地的每个居民供应40升水。这项计划还有一个重大的社会成果。香港银行对这家公司的金融支持高达200万澳门元，这被看作是对澳门的重大支持[23]。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将在第7章中解释的那样，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使得澳门当局把日本的资本拒之门外。
然而，在战前时期的澳门，如果说工业生产相对落后的话，那么，从事过境贸易的买办商业却繁荣兴旺。例如，1937年，澳门的进口额是19805475港元，出口额是15526332港元，主要是与香港交易。从香港进口的商品包括油脂、纺织品、烟草、纸、供应品、金属、药材、化学制品和杂货。反过来，澳门卖给香港的商品有矿石、油脂、纺织品、烟草、含酒精饮料、供应品和杂货。澳门一年从中国购买了价值3697块大洋的家禽、鱼、木炭、水果和刷子，卖给中国价值4016块大洋的腌鱼、木材、油脂和煤。[24]
1936年10月23日，当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水上飞机在外港着陆的时候，可以说澳门就此进入了现代世界。这架飞机的着陆权在香港遭到了拒绝，看来就好像是澳门实现了一次政变。一座令人难忘的飞机棚修建起来了。7个月之后，举行首飞典礼，一趟定期航班就这样开始了。不过，运来的乘客还不如邮件多。三年后，泛美航空公司停止了这趟航班。[25]
4.银行业
在某种程度上，澳门成了中国沿海的一个小规模制造业中心，其快速发展的银行体系也是如此。由这一陈述所推导出的一个结果可能是，政府在创立发行银行和货币控制的管制体系方面没能充分地控制金融系统，妨碍了澳门与现代全球资本体系的整合，而仅仅在20世纪最后几个十年才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在殖民地建立的头300年的时间里，澳门的葡萄牙政府一直没有发行官方的货币。日常交易是通过中国的银锭、墨西哥银元、中国和香港的银币，还有其他外国硬币。在19世纪的澳门，流通一种这样的中国硬币，本地人称作“sapeca”，是用铜合金铸造的。到1865年，港元也进入了流通。在不同的时期，日元、银元和人民币全都在澳门流通。在本地，墨西哥银元在葡萄牙语里被称作“Pataca Mexicana”(墨西哥的八个雷亚尔)，是从菲律宾传到澳门的。Pataca也是巴西和帝汶岛从前的货币名字。在葡萄牙的各殖民地当中，唯独澳门，从未采用埃斯库多作为官方货币。
直到1901年，澳门政府才授权大西洋银行(BNU)以pataca(澳门元)为名称发行法定货币。在许多年的时间里，这家银行是澳门的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欧洲银行。并且，自1906年起，它一直充当着澳门政府的金库和出纳员。澳门元纸币的发行，并没有取代人们所熟悉的银币(特别是广东的20分银币和香港银币)。事实上，当这些纸币在1906-1907年间以有限的数量在市面上出现的时候，其商业作用适得其反：人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纸币，因此总是亏本把它们兑换成外国的银币。1913年，BNU纸币被禁止在澳门之外流通，而事实上，外国纸币却有权在澳门流通。就连所谓的“辅币”(或称“汇票”)在1920年的生产和流通，也没能恢复人们对本地纸币的信心。然而，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澳门政府开始小心翼翼地储存中国的银币，作为一种保值措施，以防止外币流的中断可能会带来的通货紧缩。因此，银元和外币的坚实储备，帮助澳门确保了战时货币发行的金融支持。[26]
大西洋银行发行的澳门元纸币
除了使用外国的硬币之外(澳门最早的硬币直到1952年才出现)，很多的日常交易和商业债务是用保证金凭证或出纳员支票来结算的，本地人把这种支票称作“pangtan”(凭单)。这种由十多家澳门银行或钱商发行的凭单，被广泛地当作本地纸币接受，用于一般流通；因为当它们被提交给最初的发行者的时候，它们是很容易兑换或赎回的。凭单比法定货币的发行还要长寿，甚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还在使用。
到1929年1月为止，澳门共有18家银业公会，分布在4个不同的地方，即：瑞恒、宝衡、宝裕、顺德、致祥、恒裕、丰裕、信和、宝丰等银号全都聚集在营地街；广裕银号在米糙巷；富衡、同德、宝生等银号在新马路；恒昌、永亨、益记、三益、和祥等银号在十月初五街。
1928年，政府试图管制据认为正在失控的凭单“问题”。作为辩护，澳门同福堂在一封写给政府的信件中坚持认为，作为对广东省所发行的银币的一种替代，凭单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再者说，它们已经在澳门广泛流通，并且在大宗交易中确实成了硬币的替代品。而且，同福堂争辩道，凭单在广东的临近地区受到了人们的尊敬，而在这些地区，人们并不接受欧洲的货币。废除凭单，只不过意味着广州的银行所发行的汇票将取而代之，而受损的只能是澳门。1929年7月1日，政府作出了回应，放宽了对凭单的很多限制，例如，撤销了凭单只能由官方印刷所印制的要求。[27]
总的说来，流通中的凭单，其数量在此后许多年里一直在增长，尤其是——正如下面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在战争时期。
5.澳门的食利经济：起源
随着苦力贸易的衰落，澳门的未来退一万步说也是悬而未决的。虽说帝汶岛已于1896年10月15日宣布从“澳门省”独立出去(至少是为了行政和政治的目的)，但澳门的财政依然不得不每年拿出数目不菲的6万澳门元，养活帝汶岛的殖民前哨。承受着这样的重担，连续几任澳门总督都在试图寻找一个创造性的解决办法，来应付财政收入的捉襟见肘。例如，1893年，政府确立了对进口、销售和出口石油连同对出口火药、硝石和硫黄的专营权，由此得来的利润将被分配给海港工程。不过，最持久的垄断——澳门在本地区和国际上的名声正有赖于这一垄断——还是赌博业，以及跟鸦片联系在一起的“包税区”——从19世纪晚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正是包税区把澳门从污名中营救了出来。
6.鸦片专营体系
在澳门，鸦片的生产和销售始终既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说它是经济问题，乃是因为，作为一项政府垄断，它长期以来充当着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说它是政治问题，乃是因为，鸦片贸易，就像鸦片的食用一样，必将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尤其是国际联盟的谴责，而且到最后，当国际联盟忙着清理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则主要是受到英国的谴责。事实上，在1927年以前，澳门的鸦片贸易一直是在“包税”体系之下运作的。根据这一体系，政府把加工、包装、销售鸦片的专营权承包给了投标人——总是一家华人商业财团——作为回报，经营者则把扣除固定“租金”之后的利润上交给政府。这家获得许可的华人商业财团，不仅垄断了澳门地区之内的销售，而且还垄断了澳门所生产鸦片的出口。就这样，澳门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作为国际鸦片走私的主要中心之一的名声。
葡萄牙的问题是，它的鸦片供应依赖于英国，英国的代理机构垄断了从印度到波斯的优质鸦片的来源。葡萄牙不得不经常向英国人证明它的购买量是正当的。尽管英国人对于向政府垄断供应鸦片并没有什么顾虑，但他们强烈反对明显的过量进口和再出口的做法。葡萄牙当局在给英国人的陈述中反复声称，减少向澳门供应鸦片将损害该殖民地的财政地位。
1909年4月1日，从澳门向旧金山出口精制鸦片的业务终止了。这项业务占到了澳门鸦片包税区经营者总贸易额的70%。这个月的月底，澳门鸦片包税区终止了它的生意。澳门政府便接手把这桩生意继续做了下去，直到1910年7月，一个新的包税区被创立。在1909-1910年之间，澳门生产的几乎所有鸦片都是在本地被消费掉的(1909年是181箱，1910年是150箱)。即使这一高比例的本地消费被认为是“合法的”，并且在与英国签订的进口协议的限制范围之内，但人们还是注意到，中国在革命之后对吸食鸦片的限制，导致了澳门鸦片消费的增长，进而推测大概也导致了吸食者数量的增长。
但是，随着1911年鸦片包税区的再次建立，非法的或无照的印度鸦片的进口和再出口重新抬头。1911年7月-1912年6月之间，澳门进口了1364箱无照的印度鸦片，635箱经由新加坡船运，400箱经由加尔各答，329箱经由香港。在1911年的头6个月里，澳门鸦片包税区熬制了114箱鸦片用于出口墨西哥。此后12个月的数字是344箱。英国人由此推断，为出口墨西哥而加工的鸦片当中，有很多不是为了合法目的，因为它远远超出了墨西哥垄断者所求购的数量[28]，而且很有可能，这些超量的鸦片被转运到了中国。
鸦片吸食者
比方说，在1910年，港英当局就曾注意到，香港的立法无助于限制向中国出口吗啡、鸦片和可卡因，因为这些药品被出口到了澳门，而“在那里，并没有对把它们再出口到中国做出什么明显的限制”。回顾这一年，共有2825磅吗啡、2600盎司可卡因就是这样被出口的。[29]
最终，在1912年，澳门的鸦片问题变得国际化了，并在1912年1月23日的海牙国际鸦片大会上被特别提了出来。然而，英国之所以有兴趣管制澳门的鸦片生意，更多地是出于私利，而非道德。中国驻湾仔的海关专员也对澳门的鸦片贸易做过仔细的调查。调查报告在呈递给外交部之后，又被转寄给了英国外交部，请求英国帮助责成葡萄牙采取预防措施。
尽管澳门政府已经下令，每年减少大烟店和烟馆的数量，并颁布了规章，强制吸食鸦片者必须取得吸烟执照，但并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强制执行这些措施。澳门政府尚未采取有效的步骤，以获得弥补鸦片收入损失的资金，这使得澳门政府看来好像依然要依赖这笔收入作为今后的收入来源。[30]
1913年，在经过“漫长的讨论”之后，葡萄牙同意相关的英国当局把澳门生鸦片的进口数量限制为：本地消费每年260箱，再出口每年260箱。尽管某些英国官员认为这个数量还是过多，而且不利于香港自己拟议中的垄断权，并试图削减这个数字，但他们又担心葡萄牙会中断谈判。葡萄牙人所获得的主要补偿是，由于英国人会保证鸦片(大概还包括供应品)的转运，因此租船的必要性就消除了。[31]
1913年6月14日，英国人和葡萄牙人就鸦片贸易达成了一份协议，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终止协议，但必须提前12个月通知对方。这一协议(《澳门与香港鸦片专营协定》)允许澳门通过香港进口一定数量的鸦片。如表4.1所示，就1914-1919年之间香港和澳门进口的鸦片箱数而言，这确实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在这6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年转运到澳门的数量是473箱。[32]
表4.1 香港与澳门进口的鸦片箱数
资料来源：英国档案局：CO 129/465，英国使馆，里斯本，1920年8月9日。
1918年的一份英国备忘录指出，鸦片包税区被续租了5年，自1918年9月1日算起，每年交给政府的租金高达667.6港元。据称，澳门鸦片包税区——其鸦片的质量已经有口皆碑——有能力熬制和销售允许出口的240箱鸦片和允许本地消费的260箱鸦片。这一说法无视下面这个事实：墨西哥——迄今为止是澳门鸦片包税区精制鸦片的一个合法的外国市场——政府已经向鸦片贸易关上了大门。报告指出，不像它的前身(一位极其有效率的生产者)，“这个新的鸦片包税区，如果没有精制鸦片价格(每两12美元)的大幅度上涨，如果不偷偷地从诸如广州湾之类的非法来源进口生鸦片的话，它在财务上是不可能成功的”。这里所说的广州湾，是法国租借的通商口岸。[33]
最终，自1919年以后，在军阀们的许可和鼓励下，中国的鸦片生产急剧增长。事实证明，这对澳门来说是毁灭性的，仅仅两年之后，澳门鸦片包税区经营者便抛弃了他的合同。1920年7月，鸦片包税区又续租了3年，年租金是395万港元，或者说约略等于1920年香港专营权所产生的利润。为了维持销售，新的鸦片包税区经营者立即把它的零售价格降到了每两9港元[34]。此外，1919年，有人试图到帝汶岛租地进行鸦片生产。香港的两广公司赢得了这项业务的执照，但还没来得及开张，新加坡的英国当局便叫停，并在生鸦片运抵帝汶岛之前，中途把它截了下来。自始至终，英国人一直怀疑这是葡萄牙人策划的又一个阴谋，为的是获取更多的鸦片配额，以满足中国的非法需求。[35]
鸦片吸食者
1927年，包税区制度被废除了，鸦片被确定为政府专营。就在同一年，印度政府决定不再供应鸦片给澳门。尽管到这时候葡萄牙已经批准了1925年的取缔鸦片贸易的日内瓦协定，但它保留了在垄断条件下把这一体系继续到现有租期届满为止。失去了印度的供应，并没有影响到澳门为它新的专营生产波斯鸦片的能力。[36]
澳门新的政府专营权的确立，并未终结鸦片走私贸易。事实上，1927年7月，新的垄断经营者把它的鸦片价格从每两6港元降到了2.8港元，以应对廉价的走私波斯鸦片和中国鸦片，还有由广东的地方军政府首脑所征用的中国生产的本地鸦片。这个价格与香港的印度鸦片每两15港元的固定价格形成了鲜明对比。与此同时，在澳门，秘密的鸦片工厂也开张营业，厚着脸皮使用政府的标签。[37]
看来，作为政府的司库，BNU负责处理与指定鸦片经纪人之间的财务事项。例如，1934年，BNU一度与波斯鸦片出口垄断公司打交道，或者通过他们指定的代理人，以及他们在澳门的经纪人(一个纳马族人)[38]。在巴波沙总督(1918-1919、1926-1931、1936-1940年在任)治下，BNU是政府鸦片购买事实上的(即便不是法理上的)财务掌管者。
看来，垄断似乎从未带来过老的鸦片包税区曾经上缴过的那种收入。月收入在1933年12月——这是一个萧条之年——达到了历史最低点：5293美元，此后增长到了1937年6月的69000美元，以及1937年12月的265000美元[39]。即便如此，鸦片咨询委员会的美国代表依然确信，整个1939年，澳门进口波斯鸦片的数量比它所公布的要大，差额被再出口到了日本。两家日本公司与这宗贸易有牵连：三井株式会社和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据称，是由BNU负责处理这些交易的财务事务。[40]
1936年，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压力，葡萄牙当局压制了鸦片专营的运作，对牵涉到秘密交易的某些官员，要么定罪，要么解职。就连澳门总督也被迫辞职。据美国的材料说，在7年的时间里，总共有35吨鸦片消失不见了。尽管葡萄牙当局答应把鸦片专营的所有相关材料都交给鸦片咨询委员会处置，并且，他们的诉苦甚至都传到了萨拉查首相的耳朵里，但情况依然照旧，甚至有所恶化，直至太平洋战争前夕。[41]
基本上，鸦片垄断体系完好无损地持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1946年5月28日第933号法令的颁布，才正式宣布澳门“彻底根除”了鸦片。根据这部法令，从这一年的6月30日起，所有烟馆都将被夷为平地。不消说，无论是经销者，还是瘾君子，都不怎么欢迎这一措施。[42]
7.赌博专营
华人对赌博的热情在澳门的早期就非常明显了，正如一位研究这一课题的作者皮尼奥所评论的那样，把这一热情转变为一宗大买卖是分几步发生的。最初，是基玛良士总督开的头，他为澳门的赌博场引入了一套许可制度，作为一种提高财政收入、弥补养活帝汶岛给澳门造成的持续消耗的方式。[43]
科茨指出，这一创新，或者说是今天澳门最广为人知的特色，从一开始就是成功的。它不仅从财政的观点看取得了成功，而且还成功地给无法无天的无照赌场带来了秩序，坦率地说，这些赌场一直受三合会的控制。正如科茨所解释的那样，包税区经营者也帮助维持了这一体系的秩序[44]。不管怎么样，毫无疑问，三合会在澳门的活动，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共生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