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对赌博业的自由放任不仅长期以来支撑了它的繁荣，而且也帮助损害了——或者说至少是腐蚀了本地人以及临近的广东和香港的居民。因此，当两广总督关闭赌博业专营的时候——大约要损失300万港元的财政收入——澳门便抢步上前，填补了这一空缺。
早期的赌博场
1911年，香港总督写道，每年多达300万元从香港转到了澳门，用于购买彩票，“其中大部分是劳动阶级贡献的”。这样的彩票，尽管在香港是非法的，但还是广为流通，这多亏了彩票经营者的勤奋，以及他们贿赂香港警察的本事。有人寻求港英当局的帮助，以关闭澳门的赌博专营，香港总督答复道，他会向葡萄牙人就此事提出正式抗议[45]。事实上，在中国人的怂恿下，英国外交部就此事向里斯本提出了抗议，试图把限制赌博业跟中国人在允许葡萄牙人疏浚内港的问题上作出让步捆绑起来[46]。无论如何，中国人或英国人在商业道德问题上对葡萄牙人的说教是滑稽可笑的。中国的倒霉就是澳门的繁荣。
澳门赌博业历史上的另外一项重大措施是，1934年，破天荒第一次，政府以特许合同的形式把赌博专营权授给了一家财团。这就是在新中央大酒店开办了其第一家娱乐场的泰兴公司。另外几家娱乐场设在福隆新街和十月初五街。在这些娱乐场，像番摊、白鸽、骰宝这样的中国游戏曾经风靡一时。泰兴娱乐场的专营权在战争岁月里幸存了下来，一直坚持到了1960年代初。[47]
然而，看来，自第一家赌博业辛迪加在1934年建立至今，三合会似乎一直在利用赌博业促进他们的罪恶活动。[48]
正如澳门总督在1933年写给殖民大臣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澳门没有农业或工业基础，由于它紧挨着香港，因此“不可能被转变成一个大商业中心”。他指出，只有旅游业能确保殖民地的繁荣，而确保旅游业的唯一途径，就是改造赌博业。他说，赌博业的重组正在进行当中，方式就是责成特许权获得者既要迎合无产阶级，又要迎合富人阶层。对赌博公司数量的限制也被设定得不至于损害特殊的特许权获得者(番摊公司)，它们每年向政府缴纳140000美元的租金。然而，他指出，由于大多数番摊行经常光顾的都是一些最贫困、最可怜的人，这样的收入也就意味着加诸这部分人身上的一种沉重的间接税。相反，华人商业阶层对这些不能给他们的生意带来任何好处的地方避之唯恐不及，而富人阶层又往往在私人俱乐部里彼此之间赌博。总督因此建议，在这个萧条的年头里，要通过在现代化的酒店中修建一些高级豪华的娱乐场，从而把澳门转变成蒙特卡洛、圣雷莫、比亚里茨，或埃斯特里尔，以吸引那些腰缠万贯的欧洲人，以及来自邻近城市的中国人。用他的话说，就是：“让澳门前进吧，把这座美丽的城市转变成全中国的一个旅游胜地。”[49]
8.妹仔/卖淫
卖淫尽管很难说是政府垄断，但它依然存在于一个政府管制的环境中。正如吸毒和赌博一样，卖淫也是一项跟地下经济交织在一起的活动，被澳门的三合会所控制。正如在中国由来已久的“琵琶仔”传统一样，一个由歌女、舞女和妓女所组成的阶层也在澳门重现，尤其是当华人社群规模壮大、繁荣兴旺的时候。然而自1851年之后，政府试图管制“mundo florido”(葡萄牙语：烟花世界)的努力，有效地导致了这一行业被限制在贫民区。一个妓女阶层从仁慈堂所照料的孤儿当中浮现了出来。在社会阶层的梯级上，“妹仔”所占据的位置甚至更低，这符合传统中国社会中关于妇女价值的那些至今依然盛行的观点。这种家庭契约劳工的形式，逐渐演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奴役和卖淫。最后，自由主义在葡萄牙的兴起，要求净化妹仔的身份，但直到1937年，当局才下决心终结澳门的妹仔陋习。[50]
歌女
1905年，殖民地当局试图通过制定法规来管制卖淫的某些方面。除了其他的规定之外，这些法规还规定了“默许妓院”(casas tolerados)的具体位置。默许位置的清单颇有意思，包括：福隆新街、白眼塘横街、下环正街、山水园围、水手西街、通商新街、河边新街、渡船街、柴船尾街、木桥街、永福巷、新市巷、福宁巷、鸭涌巷、清平巷、道德巷、小贩巷、烂鬼楼巷、担杆巷、水手斜巷、玫瑰里、西瓜里、蓬莱新巷、福隆围、家神围[51]。1911年，当局又颁布了一部城市法令，试图管制妇女在酒店里出现。另外，很有可能，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因为中国的辛亥革命而得到了强化。[52]
问题一直是按照实用主义的思路来处理的。例如，1933年4月15日和1936年8月1日的法令，其目标并非要消除卖淫，而是要消除对受害人的剥削和虐待。然而，当卖淫还跟“妹仔”制度紧密相连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政府干预是否真的卓有成效，而且，无论如何，这一“产业”在战后又死灰复燃了。
结论
尽管澳门将会恢复它在19世纪下半叶的某些商业损失，这多亏了邪恶的苦力贸易，以及这块殖民地作为茶叶加工和出口中心的崛起。但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实际利润却转到了其他方面，延缓而不是提升那种对生产关系革命化来说所必不可少的产业深化。到头来，这种产业深化将在20世纪最后几个十年大放光彩。
本质上，如前所示，澳门是凭借着来自两个主要垄断行业——鸦片与赌博的收益而得以幸存，尽管在这一时期，某些形式的早期工业化确实得到了发展。在战前时期，赌博税收和鸦片收入加在一起，占到了澳门财政总收入的60%，大约等于今天的数字。尽管鸦片垄断很早就寿终正寝，但赌博业却幸存了下来，作为战后澳门财政的主要支撑而繁荣兴旺。尤其是1949年之后，当这一行业在中国和香港都遭到禁止的时候，则更是如此。
在本章中，我们把在设定澳门资本主义经济参数上的突出角色归到了政府的头上，虽说在几个垄断领域之外，官僚政治的影响其实很小。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个人企业家所扮演的角色，不应该忽视商人阶级的积极进取和坚定不移，不应该忽视大受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劳动。尽管——如前所示澳门华人资产阶级在20世纪上半叶的崛起，为澳门未来扮演一个同等卓越的出口型金融平台中心的角色奠定了基础，但很显然，在这一时期，澳门在提供诸如银行服务、货币控制和优良通信之类的资本主义基础结构上却落后了——尤其如果跟香港比起来的话。
[1]参考胡纪伦的《澳门》，第47页。
[2]围绕英国人对澳门滥用苦力贸易的指控，某种花招儿在徐萨斯的《历史上的澳门》中得到了非常精彩的讨论，参见该书第399-412页。
[3]英国档案局：CO 129/154，“苦力贸易”，1871年，第345页。
[4]《海事大臣在1874年立法会议上提交的关于废除澳门华人契约移民的报告和文件》(Relatorio e Documentos sobre a A bolicao Emigracao de Chinas Contrados em Macau Apre_sentado as Cortes na Sessao Legislativa de 1874 pelo Ministro e Secretario d’Estado do Nego_cias da Marinha e Ultramar，里斯本，1874年)。
[5]古巴委员会：《中国移民：委员会寄给中国的关于古巴华人苦力境况的报告》(Chi_nese Emigration：Report ofthe Commission sent to China to Ascertain the Condition of Chi_nese Coolies in Cuba，上海，1876)。正如约瑟夫·康拉德在他1903年的短篇小说《台风》(Typhoon)——讲述的是一艘蒸汽船满载着归国的苦力在南中国海上漂泊的故事中所再现的那样，航行中的伤亡达到了悲剧性的比例。
[6]颜清湟：《苦力与官员》(Coolies and Mandarins，新加坡，1985)，第52-55页。颜清湟的主要论点就是要反驳清朝政府不保护海外华人的“公认”理论。
[7]《海事大臣在1874年立法会议上提交的关于废除澳门华人契约移民的报告和文件》(Relatorio e Documentos sobre a A bolicao Emigracao de Chinas Contrados em Macau Apre_sentado as Cortes na Sesszo Legislativa de 1874 pelo Ministro e Secretario dEstado do Nego_cias da Marinha e Ultramar，里斯本，1874年)。
[8]J. A.科特里尔：《澳门的茶叶贸易和工业及1870年12月27日的法律》(O commercio e indústria do cháem Macau e a lei de 27 de Dezembro de 1870，澳门，1879)。
[9]C.邓肯：《澳门城市景观的发展》，载C. D.克里默编：《澳门：商业和文化之城》，第177页。
[10]R. C.赫尔利：《广州、西江与澳门旅行指南》(The Tourist’s Guide to Canton，the West River and Macao，香港，1898)。
[11]英国档案局：CO 129和CO 129/330。
[12]英国档案局：CO 129，总领事阁下，广州，1913年5月14日。
[13]科龙班：《澳门简史》(第二卷)，第1
[14]英国档案局：CO 129/533。
[15]AH/GGM/16，1929-1930年。
[16]曼纽尔·德·卡斯特罗·桑帕约：《澳门华人》。
[17]关于华人协会的澳门档案。
[18]参看蔡荣芳：《从排外主义到大众民族主义：中英之间的香港，1839-1911》(From A ntiforeignism to Popular Nationalism：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1839-1911)，载陈明编：《不稳定的平衡，中英之间的香港，1842-1992》(Precarious Balance，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1842-1992，香港大学出版社，1994)，第9-25页。
[19]例如，柳泽武：《帝汶岛与澳门》(Timor and Macao)，载《当代日本》(Contemporary Japan)，第10期，1941年10月，第1297页。
[20]澳门档案馆：P-11130 cx205，1927年2月28日。
[21]AH/GGM/6。
[22]AH/GGM/17，美兰德总督，1935年4月15日。
[23]AH/GGM/17，美兰德总督，1935年8月8日。
[24]柳泽武：《帝汶岛与澳门》，第1298页。
[25]路易斯·安德拉德·德·萨：《澳门航空：一个世纪的尝试》(Aviacao em Macau：Um Século de Aventuras，澳门，1990)。
[26]马德和：《澳门货币》(Currency of Macau，香港，1987)。香港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以防止外国银票的流通(为的是增强本地货币体系，抵抗贬值的中国硬币的涌入)(1912年《外国铜币条例》)，这一措施激起了民众在1912-1913年间联合抵制有轨电车系统。这导致了严厉的立法，以及另外两部关于外国银票和银币的相关法案(1913年)。自那以后，外国银票(包括澳门的)从香港消失了(陈明编：《不稳定的平衡》)。
[27]“凭单”，AH/GGM/16，1929-1930。
[28]英国档案局：CO 192/392，总督府，1912年10月15日，第283页。
[29]英国档案局：CO 129/369，总督府，香港，1910年10月24日，第238页。
[30]英国档案局：CO 129/396，“陆征祥致朱尔典爵士”，1912年9月7日，第124页。
[31]英国档案局：CO 129/400，1913年3月6日。
[32]英国档案局：CO 129/465，英国使馆，里斯本，1920年8月9日。
[33]英国档案局：CO 129/447，总督，香港，澳门土栈，1918年2月25日，第327页。
[34]迈乐士：《帝国统治下的香港1912-1941》(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1912-1941，香港，1987)，第246页。
[35]英国档案局：CO 129/457，“葡属帝汶岛的鸦片垄断”，1919年2月19日。
[36]迈乐士：《帝国统治下的香港1912-1941》，第256页。
[37]迈乐士：《帝国统治下的香港1912-1941》，第256页。
[38]参见AH/GGM/5，“BNU给总督的信”，1934年3月7日。
[39]英国档案局：CO 129/465。
[40]AH/GGM/7，1937年。(译者注：文中所说“整个1939年”疑似有误，似乎应该是1937年。)
[41]弗雷德里克·T.梅里尔：《日本与鸦片威胁》(Japan and the Opium Menace，纽约)，第66页。
[42]弗雷德里克·T.梅里尔：《日本与鸦片威胁》(Japan and the Opium Menace，纽约)，第63-67页。对于美国人领头发出的谴责，葡萄牙人提交给鸦片贸易咨询委员会的回应，收录在J.卡埃罗·达马塔的《澳门殖民地的鸦片贸易问题》(La Colonie de Macao et la Question du Traffic de l’Opium，里斯本，1940)中。特别是，澳门葡萄牙当局极力要摆脱这样的指控：他们与日本的一艘武装商船“新加坡丸”的行动串通一气。据说，这艘船于1938年4月3日抵达澳门，卸下了2000箱波斯生鸦片。更有甚者，据称这些鸦片由葡萄牙的武装部队护送去了BNU。葡萄牙的答复是：当时没有日本的武装船只靠近澳门，澳门也不存在三井株式会社的代理处，等等。出于自卫，报告指出，就连官方的澳门鸦片专营的雄狮商标也经常被假冒，成了狮子和地球、老虎、公鸡和大象、地球和毒蛇、红狮，不一而足。此外，大家想必还记得，澳门是一个开放的港口。无论如何，澳门政府从鸦片上得到的收入只占总预算的14.16%。
[43]A.皮尼奥：《澳门的赌博业》(Gambling in Macau)，载R. D.克里默编：《澳门：商业和文化之城》，第249页。
[44]奥斯汀·科茨：《澳门纪事》，第98页。
[45]英国档案局：CO 129/376，总督府，香港，1911年4月24日。
[46]英国档案局：CO 129/384，1911年7月27日，第296页。
[47]A.皮尼奥：《澳门的赌博业》，第249页。
[48]理查德·路易斯·埃德蒙兹：《澳门》，第xivii页。
[49]AH/GGM/4，总督致殖民大臣，1933年3月30日。
[50]伊莎贝尔·努内斯：《舞女与歌女：澳门卖淫面面观》(Bailarinos e Cantadeiras：Aspectos da Prostituio em Macau)，载《文化杂志》，1991年，第15号，第95-117页。
[51]“默许妓院”，1930年7月11日，第486号卷宗，TP-12871 Cx235。
[52]参见伊莎贝尔·努内斯：《舞女与歌女：澳门卖淫面面观》，第12-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