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洛阳城除了雄伟壮观的建筑外，其城市发展也达到高度繁荣。唐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京师洛阳城就集中反映了唐代政治开明、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盛唐时期，洛阳因一度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人口众多，交通发达，促进了洛阳工商业的发展。
自东汉以来，洛阳就同文明世界的“丝绸之路”有着密切联系，此后历经曹魏、西晋、北魏至隋不辍，延及唐代更加密切，洛阳成为工商业最集中的地方，可谓这条商路和文化之路东端的起点。洛阳的主要手工业部门都掌握在官府手中，其中以丝织业、建筑业、漆器制造业、冶铸业最为发达。“丝绸之路”的主要输出品是丝绸，洛阳是唐代丝绸的加工集散地。纺织炼染历来是一项重要的行业。唐代长安洛阳都设有“织锦坊”，专门为官府和皇室生产高级丝织品，至开元二年始罢两京织锦坊。“织锦坊”集中了大唐的能工巧匠，技术也尤为高超，例如武则天的内宠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金银、珠玉、宝贝之类罔不毕萃，旷古以来，未曾闻见”[87]。洛阳在建筑方面，武则天时期所造的万象神宫和天堂，其高大程度超过了被纪念馆故宫太和殿近两倍，结构的复杂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表现了中国大唐帝国鼎盛时期洛阳非凡的建筑水平。洛阳除居住着皇室贵族、文武百官外，还驻扎有大量的军队，每日需消费大量粮食，官营手工业的粮食加工便应运而生，出现有从事粮食的加工生产。洛阳的冶铸业，在武则天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所造天枢，高达105尺，径12尺，下面为铁山，周170尺，上面的腾云承露盘，径3尺，高1丈；所铸九州岛鼎，大的高1丈8尺，受1 800石，小的高1丈4尺，受1 200石。洛阳在商业上也极为繁荣。唐代长安有二市，洛阳则有南、北、西3市，且均傍河渠。南市通运渠，北市南临洛河，北傍漕渠，西市通通济、通津两渠。这种设计极有利于商业的繁荣。洛阳三市中，北市一带是最繁盛的地方，这里常有万余只舟船停泊，旅馆、酒店大多集中在此，市内有彩帛行、香行、丝行、骡马行等，骡马行中的牲畜交易还出现了“牙人”，称为“马牙”。此外，三市中还有卖药者、卖器物者等商业店铺。
盛唐时期的洛阳，由严格的坊市制度，市是专门进行商业活动的地区，政府设有市署，有令、丞掌握贸易。市井规定了集散时间，“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88]。洛阳城市商业的繁荣，首先表现在市内的店铺已不能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景龙元年（707）十一月敕：……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各听用寻常一样偏厢，诸行以滥物交易者，没官，诸在市及人众中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89]。这道敕令记载了两京各市诸行的细况，说明景龙年间洛阳和长安一样，市内除正铺外，由于贸易的发达又出现了偏铺，而且还出现了伪劣商品和扰乱市场的现象。这样才遭到政府的干预。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武则天时期，洛阳的商业活动已突破了市的区域性限制，在市的附近和交通要道的地方兴盛起来。北市附近的漕渠桥之东，“皆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若西京之崇仁坊”[90]。如此阔大景象，漕渠运输的繁忙整合促成了大唐洛阳北市的繁荣。就是隋大同市和大唐西京西市的繁荣也都得力于由洛河引导的分渠。北市附近的殖业、清化、履道诸坊出现了酒家、客舍商铺。由此可见，北市附近区域已成为洛阳繁华的商市天地。另外，洛阳城东大门——长厦门，这一区域水系纵横，环境优美，是大唐南市商贾云集的国际商贸区，也是白居易、裴度等历代文人雅士集宴唱和的高雅休闲之地，这里商铺极多，长夏门附近的履道坊有旅舍，修善坊有酒肆，南市还出现有书肆等，各种商业店铺应有尽有，一派繁盛景象。三市之外还有饮食摊贩。这样，众多商业区和商市点的扩散化分布，说明此时市制已开始动摇。这是唐洛阳商业特别繁荣的重要标志。它说明将商业贸易限制在固定的市场区里已不能适应商业形势发展的需要。这种都市商业，由固定的市场区而发展到市场区及其以外的商业区、商业点并存，此实为一大进步。
洛阳城商业的繁荣与都市聚集着大量商人有着密切关系。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武则天“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91]。其中“多选高产”。这些高产之户中，有不少工商户。再加上“雍、同等州先有工商户在洛者甚众”[92]。由此可知，当时有不少国内商人聚集在洛阳。他们从事的各种商业活动繁荣了京都的商业市场。这时的洛阳是大唐著名的商业都会，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城中有南市、北市等市场，吸引了大量外国商人涌入洛阳从事商业贸易。他们不但将唐的丝织品运往西方，而且还把西方的香料运来洛阳，有的便在洛阳定居。这其中有许多人是粟特商人。武则天执政时期的永昌元年（689），来自中亚昭武九姓的安国、史国、康国的商人，在洛阳北市开设有香行。洛阳北市“香行社”造像记中，记录了社官、录事及社人等20余人的姓名，其中有安僧达、史玄策、康惠登、何难迪、康静智等从事香料贸易的商人。这些人的姓氏都为粟特胡姓，大都是来自中亚的胡商或他们的后裔。[93]一些粟特商人可谓富甲一方，如康婆“世袭衣缨，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巨万……锦衣珠服，人必珍羞；击钟鼎食，出便联骑”[94]。此外，长庆四年（824），波斯大商李苏沙向朝廷进贡沈香亭子材[95]。此波斯大商，显然就是以兴贩香材为业的胡商。正是由于外国商人的众多，为便于他们开展宗教活动，遂在洛阳南市附近德修善坊建有波斯胡寺，立德坊及南市西坊建有胡祆神庙[96]，会节坊建有祆祠。波斯胡寺即景教寺，天宝四载改为大秦寺[97]。景教是唐朝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太宗贞观九年由叙利亚人阿罗本等教士经波斯来长安传教，以后传播到全国各地。洛阳波斯胡寺的建立，说明外商中当有不少叙利亚人。祆寺为祆教的寺院，祆教流行于古代波斯和中亚等地，当时洛阳有多座祆寺，说明洛阳外商中波斯和中亚的商人颇多，反映了洛阳与中亚等地的贸易往来有了急剧的发展。商业的繁荣，使商人的势力大为增强，洛阳在当时出现了许多资本雄厚的富商巨贾，其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天宝五年，洛阳巨商李秀升，于南市北，架洛水造石桥，南北二百步，募人施财钜万计，至天宝八载始毕[98]。《太平广记》中记载：垂拱中，龙女“汜人尝出轻缯一端卖之，有胡人酬千金”[99]。在京都能出千金买缯一端，绝非一般外国商人。可见，唐代京都洛阳中外贸易交往之繁盛。洛阳兴旺繁盛的市场交易，催生了一大批富豪巨贾，个人财富少则百万，多则敌国。这些富贾更不失时机地彰显着这种富有，这不仅是个人财富的显耀，更是京都洛阳经济繁荣的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