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典籍中的京都长安
古都长安肇始于西周，长安于先秦时期，水源充盈，土地肥沃，十分利于农作物生长，周人正是选择了这块优越的地理环境定居繁衍，使周文化发展到一个辉煌的阶段。西周初，在长安建立国都后，关于京都长安便有了零散的记述，这些大多数散见于今天流传的《禹贡》、《山海经》、《周礼》、《诗经》、《国语》、《吕氏春秋》与《商君书》等先秦典籍之中。尤其《周礼》、《诗经》有不少内容反映了西周京都丰、镐悠久的都城文化，呈现其独具特色的城市意象。
（一）《周礼》规划之西周国都制度的都城意象
《周礼·冬官考工记》规划的西周国都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100]。西周丰、镐两京就是按照这种国都制度布局帝王都城的。按照各九里正方形的城郭设置面积，四面城郭各开三个城门，城内有经纬交错的道路各九条，经路可容九辆车并行。王宫及远又有郊、甸、稍、县、都的区划，形成方千里的王畿。再以王畿为中心，由近及远又有九畿的划分[101]。《吕氏春秋·慎势》曰：“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102]在《周礼·考工记》中，“王宫居中”也被作为“匠人营国”制度而规定下来。然而，某种程度上，《周礼》规划的西周国都制度，实际是对未来国家政体的一个构拟规划的设想，是一种建都规划的都城意象的呈现。这种整齐划一的都城规划及广大的疆域范围，以周代的经济基础和国力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这种虚拟设想的西周国都制度却为后世封建王朝都城建制所采用。
（二）《诗经》中有关西周丰、镐双城的描写
镐京位于沣河东岸，与西岸的丰京仅一水相隔，水上架桥联通二京。西周虽以镐京为都城，但周王朝的祖庙在丰京，奴隶主贵族常到丰京去拜祖祭庙，国王也常去那里暂住，料理国事。实际上丰、镐二京是一个统一整体，是西周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诗·大雅·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103]这里歌颂了文王文武皆备，特别是其卓越的武功，武功指伐四国及崇国之功。约前11世纪中期，周文王（姬昌）在今西安城西南长安区沣河中游西岸营建丰京。周文王接受了古公亶父之命，征服了西北和西南诸小国，沿渭河东进，讨伐沣河一带的崇国。崇国是故嵩山崇族的分支，在今长安东。文王晚年灭崇之后，曾在沣河西岸作“丰邑”，以便东征。清方玉润按，丰即崇国之地，在今户县杜陵西南。其子周武王（姬发）在沣河东岸又营建了镐京，后又大会诸侯，推翻了商朝，建立了西周王朝。丰、镐二京在沣河的东西两岸，直到平王东迁（前770）以前，丰、镐双城一直是西周的都城。
根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帝王已经拥有池苑，西周丰京有文王灵沼。《诗经·大雅·灵台》叙述了文王建灵台、灵沼、灵囿的情况：“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虡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雍。”[104]这里记载表明，人们称赞文王灵德泽被鱼鸟虫兽，与民偕乐。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麀鹿鱼鳖。刘向《新序》云：“周文王作灵台及为池沼。”据《三辅黄图》记：“周文王灵沼，在长安西三十里。”[105]周文王灵沼在长安西三十里处，灵沼即苑囿中池沼，古时常与神池并举。沣河东岸的镐京宫城旁，灵囿中也有高台、池沼及伏卧的母鹿，是供周王玩赏游乐的场所。据载，文王的灵囿方七十里，养有麋鹿、白鹤等动物，沼内有鱼、鳖和飞鸟等。镐京有镐池，据说为周武王镐京池苑遗址。《三辅黄图》卷四《池沼》曰：镐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也”。又引《庙记》曰：“长安城西有镐池，在昆明池北，周匝二十二里，溉地三十二顷。”[106]《史记·周本记集解》：“徐广曰：‘镐在上林昆明北，有镐池，去丰二十五里。’”《水经·渭水注》镐水“上承镐池于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皇甫谧《帝王世纪》曰：“‘武王自酆居镐，诸侯宗之，是为宗周。’今沣水之东，长安之南三十里。去沣二十五里镐池，即其故都也。”[107]由此记乃知，周文王将都城从歧邑迁至酆，周武王又迁都于镐。丰京是宗庙和园囿的所在地，镐京为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镐京又称宗周，与丰京合称丰镐。镐京大约位于今西安市长安之南，沣河东岸。
周王朝在国都镐京和东都洛邑之间，修建了一条特别宽广平坦的大道，号称“周道”。《诗经·大弁》中对周国的大镐京遗址大约位于今道也有记述，“踧踧周道”[108]，周国的京都大道很平坦。《孟子》记“周道如砥”这里孟子评价周国道路修建得很好，非常平坦。西周时，朝廷特别注重修整道路，《诗经·大东》中“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形容[109]，即是描写周王朝京都大道平坦似磨石，笔直像箭杆。周都丰镐一带气候温和，河流密集。在东边广袤的白鹿原下，是流淌的浐河，南倚秦岭，北面是宽广平坦的渭河川地。周国郊外的牧场，繁茂的绿地，以及为防御灾害的林木和水池，使周国城郊山水与田园景色浑然一体，成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区域。
除《诗经》外，《国语·周语》对周都也有所记载：“故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陨霜而冬裘具，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110]雨过后修路，于枯水期在河流上建桥梁，草木凋敝时储藏粮食，寒霜降临时就备好冬衣，凉风吹过就整修城郭宫室，周人充分利用一年四季气候变化的自然规律进行各种修整和建设，这与《夏令》中所记录的经验是一致的，也是周人根据季节变化总结出来的经验。
（三）《诗经》对西周镐京帝王贵族饮宴狂欢的叙写
《诗经》中有关西周镐京帝王贵族们在节庆饮宴时狂欢场景的描写，无不洋溢着浓郁的欢愉气氛。《诗经》中，对筵席饮酒狂欢最典型的描写莫过于《宾之初筵》：
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殽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
籥舞笙鼓，乐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礼。百礼既至，有壬有林，锡尔纯嘏，子孙其湛。其湛曰乐，各奏尔能，宾载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尔时。
宾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仪反反。曰既醉止，威仪幡幡，舍其坐迁，屡舞仙仙。其未醉止，威仪抑抑，曰既醉止，威仪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邮，侧弁之俄，屡舞傞傞。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饮酒孔嘉，维其令仪。
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监，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从谓，无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语，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识，矧敢多又。[111]
此诗具体刻画当时帝王贵族于镐京饮宴狂欢的情景，同时也讽刺周幽王及君臣上下饮酒无度，失礼败德，以警戒饮酒失仪。诗歌前两章描写大射宴饮的场面，各个方面都极尽典雅庄重之貌。而第三章就开始描写“屡舞仙仙”的初醉之貌，四章的“屡舞僛僛”是甚醉之状，醉舞欹斜失仪之态，“屡舞傞傞”则是极醉之意。这三句“屡舞”层层递进，由浅入深，再加上“舍其坐迁”、“乱我笾豆”、“侧弁之俄”等语句，将一幅酒醉图淋漓尽致地再现在我们眼前。平时温文尔雅的王公大臣们在酒的刺激下，将最原始、最本质的部分显露出来。尽管这是用来“讽刺统治者饮酒无度失礼败德的诗”[112]，但它的确释放了体内过剩的“力比多”，展示了人类本性中最本真、最赤裸的一面。人们的思想里不再有道德、礼教的束缚，而是以彻底的姿态释放着原始本能。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是迷狂的，也是快乐的，更是让人发笑的。“对话性的筵席语言，亲昵、坦率、不拘形迹、亦庄亦谐、风趣幽默，他享有一种特别的自由。”[113]这种自由是在平常的日子中难以享受到的，只有在欢乐的筵席上，在酒至半酣的时刻才能得到彻底彰显。这种欢悦的景象在《诗经》中得以真实展现，正是文化面对自然的最本质、最赤裸的表达。《诗经·鱼藻》叙写周王在镐京安乐宴饮的场景：
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
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
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114]
这是一首赞美君贤民乐的诗歌。诗中描绘了周王在镐京饮酒作乐的场景，或亦以此讽刺周幽王之意。此诗朴实中寓新奇，无论是语言技巧、结构方式还是总体风格都与民谣相近。那种根植于民间新鲜活泼和摇曳多姿的诗风在雅诗中独显风韵。全诗三段中每段第二句对鱼的形态描写，酷似现代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依于其蒲”则是鱼在藻中摇头摆尾，得其所需的全景式展示。三段并提，由特写至全景，构成了一组极具情节性和象征意味的鱼藻情趣图。而诗的每段后两句则是写王，“王在在镐”、“饮酒乐岂”，形式上只是语序颠倒，实则暗含活动顺序和因果；“有那其居”既是对周王居所镐京的无限赞叹，也是对前两段因果关系上的照应。春秋时代，酒是富足后的奢侈品，因而也是欢乐的象征，那欢乐的气氛在酒香弥漫中显得更为浓烈，其宴饮之景、欢乐之情跃然纸上。
二、《诗经》对东周都城洛邑的记述
东周洛邑（洛阳）的营建，始于西周初年，今洛阳有周公庙以示纪念。周武王克商后建立周朝。第二年武王死，年少的成王即位，不久即派周公去东方今洛阳一带营建两座城池，一为王城，亦称洛邑（今洛阳王城公园，“雒”通“洛”）；一为成周，亦称下都（洛阳白马寺东侧），相距25公里。
成王即位后，由周公辅政，于洛阳建都，这里自然条件优越，地理位置又适中，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处于重要地位。当时周公曾向成王陈述：洛阳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说明在洛阳建都的重要性。成王即位第二年初，率群臣到丰京告祭祖庙，同时，又派召公去洛邑勘察地形，规划城郭、宗庙、宫室和市场等位置。大概历经九个月，建好了城墙和宫室。成王从镐都至洛邑，将象征王权的“九鼎”从殷都朝歌迁往新都。洛邑建成后，周公率诸侯于王城（洛邑）宗庙祭祀文王，《诗经·周颂·清庙》中记载：
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115]
宗庙制度是祖先崇拜的产物。人们在阳间为亡灵建立的寄居所即宗庙。帝王的宗庙制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宗庙的位置，天子、诸侯设于门中左侧，大夫则庙左而右寝。庶民则是寝室中灶膛旁设祖宗神位。据此，东周诸王宗庙之祭的地点也该在王城（洛邑）的宫殿区之内。这里，《诗经》中描绘了周公率领众诸侯于洛邑清肃而壮美的宗庙里，恭敬陪祭，执事的人们威仪齐整，各自奔走于宗庙里忙祭祀的场景。
传说王城（洛邑）建完，定九鼎，王宫内有吉兆，凤凰翔舞，歌舞升平，呈现一派祥和之象。成王为之兴奋，以示内心雀跃之情，遂作《神凤操》歌一首：“凤凰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以感灵？赖先人兮恩泽臻，于胥乐兮民以宁。”此歌名于《乐府诗集》中记载：“一曰《凤凰来仪》，《古今乐录》曰：‘周成王时，凤凰翔舞，成王作此歌。’谢希逸《琴论》曰：‘成王作《神凤操》，言德化之感也。’《琴集》曰：‘《凤凰来仪》，成王所作。’”[116]歌中所描绘的情景，似乎向我们再现了周成王时，麒麟来臻凤凰翔兮，与天相保永无疆兮，一番国泰民安的祥瑞景象。当时周代已有了天子宴享时的宴乐，有时在宫廷大典和大节宴庆上，也会演奏颂扬本朝功德的雅乐舞。这首成王即兴所作之歌《神凤操》便是当时盛景的记录。
西周国王每年都到王城（洛邑）会诸侯，接受诸侯朝拜。王城（洛邑）的地位仅次于镐京，成为西周的陪都。《诗经·小雅·瞻彼洛矣》中描绘了周王在洛邑会诸侯以及诸侯对周王赞美的盛况：
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师。
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万年，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万年，保其家邦。[117]
此诗生动描述了周天子会诸侯于东都洛阳以讲武事，而诸侯美天子之诗。诗中记叙了周天子御戎服而起六军，于洛阳检阅六师以举武事，安家邦，由此赞美天子能整军经武，保卫邦家，使周室独具中兴气象。
王城（洛邑）营建制度与丰镐二京建制相同，也是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城共有十二座门，城门都有三条道，宽二十步。规定男子走右侧，女子走左侧，中间行车辆。正南门为圉门，正北门为干祭门，正东门为鼎门，九鼎就是由此门入城内的。城内有纵横街道甚为宽阔。各城隅建有九个长三丈、高一丈的齿形雉堞，供防守用。王宫在城的中央，宫南面有广场，是诸侯朝会帝王的地方。宫北有书坊，是朝廷上下阅览书画之所。宫有五门，内有六寝。从洛邑的建制和规模可知，王城（洛邑）是西周皇室贵族所居之地，帝王常在此居住，处理政务，召见各诸侯，是西周的政治中心之一，乃当时繁盛之都。
* * *
[1]参见朱士光主编：《中国八大古都·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国古都学会通过并经国内史学家认可的八大古代都城，按定都时间先后分别为：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杭州、安阳、郑州。
[2]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1《咸阳故城》，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3]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99《王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040页。
[4]宋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9《献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9页。
[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0，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20页。
[6]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0页。
[7]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6页。
[8]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72页。
[9]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8—129页。
[10]唐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38《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82页。
[11]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70《张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89页。
[12]“关中本位政策”具体内容：其一，入关的胡汉贵族“改京兆人”或“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淡化胡汉差别。其二，以婚姻为纽带，增强关陇集团上层凝聚力。尽管西魏、北周、隋、唐的王朝更替频繁，但4个王朝都来自关中婚姻集团的圈子。其三，以关中为根据地，完成统一大业。
[13]陈寅恪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36页。
[14]西汉刘向辑录：《战国策》卷3《苏秦始将连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8页。
[15]唐魏徵等撰：《隋书·帝纪》卷3《炀帝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3页。
[16]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156《州郡部二》引《两京记》：“贞观六年改为东都，旧宫为洛阳宫。”《四部丛刊三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889页。
[17]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3—4页。
[18]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1《汉长安故城》，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19]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1《汉长安故城》，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20]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1《汉长安故城》，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58页。西汉武帝以前，一汉尺合今23.5厘米。见天石《西汉度量衡略说》，《文物》，1975年第12期。
[21]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1《汉长安故城》，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61页。
[22]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1《汉长安故城》，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23]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
[24]汉赵岐撰，晋挚虞注，清张澍辑：《三辅决录》卷2，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25]唐佚名撰，清张澍辑，陈晓捷注：《三辅旧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26]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5页。
[27]参见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2《长安九市》，对九市有三种解释：一说指长安城内的九个市场，王仲殊云：“三市在街道之东，称东市；六市在街道之西，称西市……二说指长安城内外的九个市场……陈直曰：“汉城九市，今可考者，有柳市、东市、西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七市之名，此外尚有高市……三说九市只表市场之多数，而非具体的市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85—86页。
[28]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2引《三秦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27页。
[29]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2引《三秦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28页。
[30]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
[3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5《东方朔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58页。
[32]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3页。
[33]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1页。
[34]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2页。
[35]汉刘歆撰，晋葛洪集，王根林校点：《西京杂记》卷1，《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1页。
[36]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4、414页。
[37]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2引《庙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38]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5页。
[3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8页。
[40]据《水经注·谷水条》和《洛阳伽蓝记》附图。
[41]宋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灵帝纪》注引蔡邕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39页。
[42]隋树森编著：《古诗十九首集释》卷2《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5页。
[43]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谷水》卷16注引《汉官典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97—398页。
[44]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0—441页。
[45]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5《礼仪志中》注引《洛阳宫阁簿》，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31页。
[46]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5《礼仪志中》注引蔡质《汉仪》。
[47]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1页。
[48]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点校：《水经注·谷水》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01页。
[49]《汉魏洛阳城南郊的灵台遗址》，《考古》，1978年第1期。
[50]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点校：《水经注·谷水》卷16，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01页。
[51]南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0页。
[52]南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39页。
[53]南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灵帝纪》，第352页。
[54]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0页。
[55]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4《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64页。
[5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57]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28《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25页。
[58]汉王符著，汪继培笺：《潜夫论》，《诸子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50页。
[59]南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9《王符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35页。
[60]南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0《光武郭皇后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03页。
[61]南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第1648页。
[62]南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9《王充传》，第1629页。
[63]南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4《马援传》，第844页。
[64]南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34《梁冀传》，第1182页。
[65]清徐松撰，清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1，《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66]《唐两京城坊考》卷1：“皇城，亦曰子城，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张穆校补注引《新书志》曰：“皇城长一千九百一十五步，广一千二百步。”清徐松撰，清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1，《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页。
[67]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51《杨贵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79页。
[6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37《五行志》，第1377页。
[69]［日］圆仁撰，白化文等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4，北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25页。
[70]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95《邹凤炽》，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062页。
[71]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99《王氏子》，第4096页。
[72]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4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4936页。
[73]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63页。
[74]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189，《唐纪》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918页。
[75]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02，《唐纪》十八，第6358页。
[76]清彭定球等编：《全唐诗》卷30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3409页。
[77]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740，李庾《东都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647页。
[78]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03，《唐纪》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21页。
[79]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04，《唐纪》二十，第6447页。
[80]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04，《唐纪》二十，第6467页。
[81]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04，《唐纪》二十，第6447页。
[82]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04，《唐纪》二十，第6454页。
[83]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05，《唐纪》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96页。
[84]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05，《唐纪》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02—6503页。
[85]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05，《唐纪》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05页。
[86]以上引自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03—206，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21—6517页。
[87]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卷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0—41页。
[88]宋王溥撰：《唐会要》卷86《市》，《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81页。
[89]宋王溥撰：《唐会要》卷86《市》，《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81页。
[90]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城坊考》卷5《东京·漕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7页。
[91]宋王溥撰：《唐会要》卷84《移户》，《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53页。
[92]清董诰编：《全唐文》卷272《请停募关西户口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765页。
[93]《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下册，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424页。
[94]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贞观13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6页。
[9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7上《敬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2页。
[96]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卷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97]清董诰编：《全唐文》卷32《改波斯寺为大秦寺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57页。
[98]宋王溥撰：《唐会要》卷86《桥梁》，《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77页。
[99]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98《太学郑生》引《异闻记》，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2373页。
[100]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考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27页。
[101]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02]秦吕不韦撰，汉高诱注：《吕氏春秋·慎势》，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211页。
[103]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26—527页。
[104]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24—525页。
[105]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3《池沼》，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56页。
[106]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4引《庙记》，第215页。
[107]宋宋敏求撰：《长安志》卷3引，据《经训堂丛书》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7页。
[108]陈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88页。
[109]陈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08页。
[110]徐元诰撰，王树民点校：《国语集解》，《国语·周语中》，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8页。
[111]陈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53—456页。
[112]陈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56页。
[113]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73页。
[114]陈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59页。
[115]陈俊英译注：《诗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20页。
[116]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57，北京：中华书局，《四部丛刊初编》本，第427页。
[117]陈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