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京都赋中的洛阳宫殿建筑
汉代京都赋，往往注重以帝都为中心进行大量铺陈。武帝时，大一统局面形成，京都乃帝王之都，是汉帝国天下的中心。无论西都长安，还是东都洛阳，都不可能恰巧是地理版图上的中心，所以赋家往往取向于天，将地之都城对应于天之中心，这样就为帝都作为人间的中心找到了上天的依据。张衡《东京赋》追述先王当年选址营造洛阳的情形时，有如下记载：“昔先王之经邑也，掩观九隩，靡地不营。土圭测景，不缩不盈，总风雨之所交，然后以建王城。”[50]《西都赋》、《东都赋》在开篇不久就着力渲染都城周围的山川地势之险要，除了风水意义上的考虑之外，其主要意旨还是在于彰显帝都的中心意义。正是站在帝都中心的心理制高点上，赋家们才得以俯瞰天下，鸟瞰全城，将所有的山川、城郭、宫殿、道路、市场、人物、风俗、鸟兽等景致尽收眼底。
汉代京都赋中对于洛阳宫殿的描述，主要表现为强调合符礼乐。无论是班固的“两都赋”还是张衡的“二京赋”，它们的下篇都着重突出“合制”，合符礼乐，从而压倒上篇所描述的“奢侈无度”。京都赋中描写洛阳的宫殿设施，主要强调其“合制”，是以“中和”、“中度”、“中庸”为法则的。班固的《东都赋》着力描绘洛阳的法度，赞颂东都天子的宫室苑囿、田猎巡游莫不合乎王制。他还盛赞光武帝重造纲纪的赫赫帝功，颂扬他迁都改邑的重要决策，并充分肯定明帝朝崇盛礼乐，修明法度，巡狩万国，稽考声教所取得的成就；此赋在陈述光武帝增建周王京师洛阳的旧制时，既突显巍巍皇德，以臣服诸侯，又要使得宫室阙庭都合礼法，都奢俭适度。在作者笔下，这是东都区别于西都的主要特点。体现了法度之美的东都在很多重要方面都表现出与西都的差异。《二京赋》中的安处先生就是用礼乐的尺度来批判凭虚公子“有胸而无心，不能节之以礼”的。可以说，崇礼乐，尚节俭是京都赋所标榜的最为鲜明的道德主题。张衡《东京赋》描述洛阳宫殿、苑囿及其他附属设施，气韵和缓，言辞文雅，洋溢着从容不迫的气度：
乃新崇德，遂作德阳。启南端之特闱，立应门之将将。昭仁惠于崇贤，抗义声于金商。飞云龙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建象魏之两观，旌六典之旧章。其内则含德、章台，天禄、宣明，温饬、迎春，寿安永宁。飞阁神行，莫我能形。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龙雀蟠蜿，天马半汉。瑰异谲诡，灿烂炳焕。奢未及侈，俭而不陋。规遵王度，动中得趣。[51]
此处，张衡着力对京都洛阳宫殿建筑之盛况做了一番细描，其意在称颂东京的兴盛而不流于奢侈。洛阳宫殿建筑的最大特点是：“瑰异谲诡，灿烂炳焕。奢未及侈，俭而不陋。规遵王度，动中得趣。”这里所指的“王度”是先王的约束，指按照礼制规范进行修建，讲究“中和”：既要壮观华美，又不能没有约束。与之相应的班固《东都赋》也从立法制度出发，宣扬：“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能逾，俭不能侈。”[52]用奢俭适度概括洛阳宫室的建筑风貌。
宫殿为政治中心，占据全城的主要位置。东汉洛阳有南北二宫，位于全城的中部地区。《元河南志》的记载，南宫有五排宫殿，位于全宫中轴线上的有却非殿、中德殿、崇德殿、平朔殿和千秋万岁殿。洛阳初以南宫却非殿为正殿，后又修前殿，为崇德殿。北宫德阳殿成，为朝会之所。德阳殿是东汉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其形制见于蔡质《汉仪》：“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画屋朱梁，玉阶金柱，刻镂作宫掖之好，厕以青翡翠，一柱三带，韬以赤缇。天子正旦节，会朝百僚于此。”[53]由此可知，德阳殿可容纳一万多人，其台阶高二丈，南北宽七丈，东西长三十七点四丈，这些都是花纹石作坛，白玉砌台阶，黄金嵌饰的柱子镂刻着精美的花纹，殿内墙壁上画着优美的图案，红漆梁上镶嵌着青色翡翠，并引洛水注于殿下，天子每逢正旦节，就于此会见百僚，其场面之盛非同一般。李尤《德阳殿赋》也描写道：
开三阶而参会，错金银于两楹。入青阳而窥总章，历户牖之所经。连璧组之润漫，杂虬文之蜿蜒。尔乃周阁回匝，峻楼临门，朱阙岩岩，嵯峨槩云。青琐禁门，廊庑翼翼，华虫诡异，密采珍缛。达兰林以西通，中方池而特立。果竹郁茂以蓁蓁，鸿雁沛裔而来集。德阳之北，斯曰濯龙。葡萄安石，蔓延蒙笼，橘柚含桃，甘果成丛。文曜水，光映煌煌。[54]
李尤笔下的德阳殿，华美而壮观，行文流露着一种从容不迫的优雅，读起来雍容平和，没有班固、张衡赋中描绘西都的恣肆夸耀。以上描述可知，汉代的宫廷建筑，非常重视庭院大门，门不但宽阔，而且两侧立有高大的石阙。德阳殿门阙高耸入云，气势非凡。另外，在全宫中轴线两侧各有两排殿，约30余座，十分壮丽。洛阳北宫呈长方形，地势高出附近4米左右，位于中轴线上的大殿有安福殿、和欢殿、温錺殿、德阳殿、平洪殿、宣明殿。另外，在中轴线两侧，还有殿观近20座，同样是一组庞大的宫殿建筑群；其四门名称与南宫相同。后来，北宫经过大力修建后，其宫殿更显雄伟，门阙高峻，气势磅礴。班固、张衡在京都赋的书写中，并没有像写长安那样，对洛阳的宫室建筑展开全面铺陈，这是有一定现实背景的。从客观上讲，东汉洛阳的南北二宫，加起来的总面积也不过西汉一个未央宫面积的五分之三，更不用说西汉还有建章、长乐、北宫、桂宫等建筑，洛阳的宫室数量和面积远无法与长安相比。
二、京都赋中的洛阳明堂建筑
明堂是古代礼制中最重要的建筑，汉代京都赋中赋家们都认为洛阳的宫殿设施并非洛阳的标志性建筑，能够体现洛阳建筑特点和文化品格的是以三雍为代表的礼制建筑，即营建明堂、辟雍、灵台三座宫殿，其营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布教颁常”，施行教化，颁布礼典。在汉代京都赋中，有不少描述京都洛阳明堂建筑的内容，笔者在此主要论析京都赋中洛阳的明堂建筑及其文化内涵。
所谓东汉洛阳建筑中的“三雍”，《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传》注云：“三雍，宫也，谓明堂、灵台、辟雍。”张衡《东京赋》云：“乃营三宫，布教颁常。”三宫，《汉书》云：“建三宫之文质，章厥职之所宜。”颜师古注引服虔曰：“三宫，明堂、辟雍、灵台也。”[55]东汉重要的礼仪活动常在三雍举行。因此赋家认为明堂、辟雍和灵台是东汉洛阳标志性的建筑，他们的修建，意味着洛阳采取了与西汉长安不同的政治文化制度。
明堂是周制最重要的礼制建筑。《礼记·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毛奇龄云：“明堂自昔有之，古名蒿宫，亦名明庭，皇帝名合宫，尧时名衢室，舜名总章，夏后氏名世室，殷名重屋，周名明堂。”[56]明堂建筑是历代王权与治道的象征。明堂之制自西周始广。孙希旦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服。七年，致政于成王。”[57]以明堂为永乐政治的标志。明堂的主要功能是制礼乐，宣教化，朝诸侯，祭祀祖先鬼神之所。东汉洛阳的明堂可以说是祭祀和布政作用的统一，是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学说上。蔡邕《明堂论》说：“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崇礼其祖，以配上帝者也。……政教之所由生，变化之所由来，明一统也。故言明堂，事之大，义之深也。”《三辅黄图》云：“明堂所以正四时，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宫也。”[58]《太平御览》引《礼记·明堂阴阳录》云：“明堂阴阳，王者之所以应天也。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象紫宫。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总章，象五潢。北出玄堂，象营室。东出青阳，象天市。上帝四时各治其宫。王者承天统物，亦于其方以听国事。”[59]由以上记载可知，明堂是古代帝王行德治王政，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京都赋中涉及东汉洛阳明堂建筑的内容，主要强调遵从礼制，又因为明堂是天人感应的产物，所以严格依照阴阳五行理论来建造，“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规天矩地，授时顺乡”[60]。八达，八牖；九房，九宫；规天，象天之圆；矩地，因地之方。依月份运行而行政令。洛阳明堂左有辟雍，右有灵台，张衡《东京赋》云：“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灵台。因进距衰，表贤简能。冯相观祲，祈禠禳灾。”[61]这里的辟雍为帝王行政教化之所，也是礼乐教化的象征，早在西周就已设立。
明堂作为京都洛阳最重要的建筑，明堂礼也因此在京都赋中屡有提及，并得到赋家的极力推崇，汉代京都赋对于洛阳明堂礼的赞颂，揭示了洛阳明堂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早在汉明堂制度尚未建立时，赋家司马相如就在《上林赋》赞颂道：“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62]如此壮观景象正表达出汉代赋家对建立明堂礼的期望。根据《史记》记载，元光元年（前134），众儒希望天子能够封禅泰山并定明堂之礼，当然这一奏议因窦太后反对而未能实现。《史记·封禅书》曰：“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63]汉武帝时，重视尊卑秩序和等级观念的儒家希望天子能定明堂之礼，这种心理和司马相如在赋中流露出的心理有着共同之处，即都希望帝王能够改革礼制，框定秩序，建构新的符合儒家思想的信仰体系，并实现汉帝国的统一和强盛。只不过赵绾、王臧等众儒是上奏武帝，而司马相如则是通过文学来劝谏武帝并表达对建立明堂礼制的殷切期冀。
汉代京都洛阳的明堂作为政教之堂，既是天子布政之宫，也是进行祭祀的重要场所。首先，明堂是朝见诸侯、列侯的重要场所，赋家推重明堂礼制体现出对尊卑等级秩序的维护和对帝王权威的拥护，对中央集权的支持。无论是司马相如赋中对天子的劝谏，还是班固在《东都赋》中对明堂礼的赞颂。张衡在《东京赋》中亦有如此描叙：
神歆馨而顾德，祚灵主以元吉。然后宗上帝于明堂，推光武以作配。辩方位而正则，五精帅而来摧。尊赤氏之朱光，四灵懋而允怀。[64]
此处作者描述了帝王在明堂祭祀上帝和先祖的事迹，体现了明堂的祭祀功能。帝王通过主导祭祀礼仪，臣民跟随，彰显了皇权至高无上和等级秩序的森严。
其次，明堂是天子布政之宫，赋家的推崇包含着对天子勤政治国的期望。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先是对天子校猎的威仪进行铺排和渲染，接着又转入讽谏的模式，而劝谏天子不应该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要“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65]。在这里，赋家希望天子登明堂之上，行天子之礼，勤理朝政。另有，扬雄的《羽猎赋》曰：“乃祇庄雍穆之徒，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未皇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因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66]也对帝王迷恋于畋猎游玩的行为进行讽谏，希望天子能够效仿三皇五帝，勤于政事，体恤百姓。因此，赋家颂赞明堂之礼隐含着对天子勤政治国的期望，也隐现出赋家身上所隐现的责任意识和道德观。
东汉洛阳除了建筑遵从礼制，具有伦理意蕴之外，京都赋在描绘官仪以及游猎、祭祀时也特别强调合符礼乐。班固《东都赋》在描绘光武帝的丰功伟绩时，着重颂扬他的正人伦，醇风俗。赋中有云：“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实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颂扬明帝的圣明时，也陈述了他在洛阳三雍宫严肃朝仪，整顿各级官员的服饰，修正郊庙、朝会的音乐，使得君臣关系敬肃，人神关系和洽；狩猎讲武也要“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67]李尤《辟雍赋》中辟雍之礼的描写：“辟雍岩岩，规矩圆方。阶序牖闼，双观四张。流水汤汤，造舟为梁。神圣班德，由斯以匡。”[68]班固《东都赋·辟雍诗》也说：“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于赫太上，示我汉行。洪化惟神，永观厥成。”[69]此外，《东京赋》对于朝觐、郊祀、藉田、大射等典礼都是以符合礼法，遵从伦理为前提的：朝觐之礼旨在通情上下，纳谏恤民；郊祀之礼旨在上祭天德，下报地功；藉田之礼旨在鼓励万民，劝农稼穑；大射之礼却旨在进用明德，提倡道义。汉代京都赋中这些礼仪的目的、程序、乐曲、车骑和服饰等的详细描述，作为深入研究古代城市文化的文学典籍，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