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对社会城市的影响几乎是无孔不入，文学创作也不例外。汉赋中关于京都经济盛况的题材，包含了大量有关京都手工业和商业的信息，诸多汉赋作品反映出汉代京都工商业的富庶繁盛景象，为我们研究汉代京都的经济提供了一定的材料，兹不揣谫陋，试从汉赋中择其涉及京都工商业的相关资料略作论析。
一、汉赋中京都手工业的发达
古代史书中记载两汉手工业的内容较少，近年来大量出土的汉代器物，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为今人研究汉代手工业提供了颇为丰富的实物。有些学者结合田野考古成果重新审视汉代手工业，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如陈直先生所著《关于两汉的手工业》[70]、宋治民所著《汉代手工业》就都颇有影响。其实，除了史书和考古资料，文学作品中汉赋蕴含了大量关于汉代手工业的信息，可以作为研究汉代手工业材料。笔者试选出汉赋中关于京都手工业的材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汉代京都手工业盛况略作探析。
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某些矿物质的特性并加以利用。“我国封建社会中能冶铸的八种金属（金、银、铜、铁、锡、铅、汞、锌），除锌外，秦汉时均已掌握其冶炼技术。”[71]汉赋对于各地的矿产亦有颇多记载，特别是京都长安的矿产颇为繁盛，如：班固《西都赋》描写后宫装饰多有美玉：“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垂棘，春秋晋地，以产美玉著名，此处以地名代指美玉。悬黎，美玉名。《战国策·秦策三》：“梁有悬黎，楚有和璞。此四宝者，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72]玉作为一种珍贵的石料，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被人们利用。我国古玉产量颇丰，但是现在对于玉的产地知之甚少。[73]史书记载多提到位于西方的新疆玉矿，但是中国其他地区亦多有美玉出产。早在汉代矿产开采知识就十分丰富，从关东平原到西蜀边疆，人们已经具备了开采、析选、冶炼各种矿石的技术。有些地方因生产某种矿石而闻名于世，由此可以推断其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另外，汉赋中也有不少涉及兵器种类的描写，如：鋋，铁把短矛。班固《东都赋》：“元戎竟野，戈鋋慧云。”[74]张衡《西京赋》：“植铩悬，用戒不虞。”[75]铩，长矛，即铍。可见，两汉金属加工技术发达，金属加工产品种类颇为丰富。
汉代的织物种类繁多，出现了具有复杂花纹的罗、锦、绮等高级织物，这些极品纺织物多为统治阶级消费，汉赋中着墨最多的是对宫中舞女衣着的描写，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于是郑女曼姬，被阿锡，揄纻缟，杂纤罗，垂雾縠。”[76]锡，通“緆”，细麻布；纻，麻布；缟，细白的生绢；纤罗，细纹的罗绮；縠，绉纱类丝织品。这些织物大多轻柔细白，很能衬托了舞女们姣美的体态，优美的舞姿。这些织物也用来制成京城贵族豪富的日常用品，张衡《西京赋》：“木衣绨锦，土被朱紫。”[77]绨，古代指一种较厚的丝织物；锦，亦是高级丝织物，却被用来装饰树木，而地上也铺上了颜色绚丽的地毯。由此可想见，当时京都长安纺织物发展之兴旺。
汉代大量的咏物赋，多涉及器物的选材、制造以及对器物的摹写。根据其歌咏的对象，大致分为乐器赋、家具赋、文具赋、其他器具赋等类别。汉赋中具体涉及京都日用品的作品亦不少，笔者于此着重探析汉赋中涉及京都帝王诸侯日用品，如屏风、灯具、茶几等家用之具，这些器物制作精美绝伦，展示了当时京都手工业的华美风采。汉代羊胜《屏风赋》记载：“屏风鞈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绣，沓璧连璋。饰以文锦，映以流黄。画以古列，颙颙昂昂。藩后宜之，寿考无疆。”[78]赋中描绘宫中日常使用的屏风，如此富贵华丽，雕刻繁花累枝，以文锦、黄绢等高级丝织品为材料，装饰众多美玉，画有古之勇士，气宇轩昂。刘歆《灯赋》：“惟兹苍鹤，修丽以奇。身体剼削，头颈委蛇。负斯明烛，躬含冰池。”[79]赋中所描的灯为鹤的造型，体型修长，结构巧妙尤为精美，是当时灯具中的精品。邹阳《几赋》云：“王尔公输之徒，荷斧斤，援葛蘲，攀乔枝。上不测之绝顶，伐之以归。眇者督直，聋者磨砻。齐贡金斧，楚人名工，乃成斯几，离奇髣髴，似龙盘马回，凤去鸾归。”[80]几，即指小桌子，古代设于座侧，以便凭倚之用。此具虽为木质所制，但是经过名工巧匠的制作，却有了龙盘马回，凤去鸾归的恢弘逸动之势。以上提及的日常用物皆因出自帝王诸侯之家，才如此考究，精美。普通百姓的家具，则颇为简单粗糙，有的甚至是利用大家具剩下的边角料做成的，正如王褒《僮约》所言：“若有余残，当作俎几木屐及犬彘盘。”[81]汉赋提到的汉代京都手工业的内容还有很多，此不赘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综上所述，已能看出当时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和高超的技艺。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赞美说：“汉代极端精美并且可说空前绝后的各种工艺品（包括漆器、铜镜、织锦等）。汉代工艺品之所以空前绝后，主要因为它们在造型、纹样、技巧和意境上都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包括后来唐、宋、明、清的工艺也无法与之抗衡（瓷器、木家具除外）。”[82]可以想见，汉代京都手工业发展在当时已达到极盛之势。
汉代京都手工业之所以发达，究其原因，主要是此时城市市场的大量需求，形成了京都手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从某种角度来看，因为汉代京都奢靡之风导致对技巧之物的大量需求；汉武帝之时，奢侈之风渐起，以后愈演愈烈，《盐铁论·散不足》列举了当时社会种种奢侈的现象，涉及宫室舆马、衣服器械、丧祭食饮、声色玩好等诸多方面。作者从工商农的角度，批评了当时社会“一杯桊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83]的现象。可见正是社会奢靡之风的畸形发展，促成为汉代京都手工业发展的主动力。另外，汉代人的积极进取精神也是汉代京都手工业发达的内在动力。汉武帝雄才大略，他“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84]，积极拓展疆域，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更是当时汉人最具积极进取精神的事情。到了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大败匈奴，通往西域的道路完全畅通了。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对中西经济交流起了重大的作用，必然也带来了汉代手工业的繁荣。[85]他们这种积极进取精神表现在手工业方面则为不畏困难，敢于创新，这应该也是汉代京都手工业走向繁荣的原因所在。
二、汉代京都赋中长安商业的繁荣
中国古代社会里，商业甚是兴旺繁荣，《史记》、《汉书》均有专门章节记录。司马迁属于比较开通的史学家，在《史记》中设《货殖列传》，专述商人以及他们的商业活动。《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司马迁将“农工商虞”四者并列，同视为民“衣食之原也”[86]。班固则代表了当时一般儒者的看法，他认为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87]。但是班固在《汉书》中同样写有《货殖列传》，可见商业在当时社会中的经济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汉京都赋中在极力铺陈京都的富庶繁荣时有不少涉及当时的商业情况，本文试从汉京都赋角度，探析帝都长安的商业盛况。
西汉时期商业最发达的地区首推关中，“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88]。司马迁着力描绘西汉关中的繁富，而商业的中心，还属关中帝都长安。长安作为西汉的政治中心，贵族官僚、豪富大贾都云集于此。皇家的赋税，贵族的奉养，官僚的俸给，地主的地租，大半都消费在这里。长安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消费市场，西汉政府还不断地将各地的豪富迁徙到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仅成帝时，一次就迁来了资产在五百万以上的五千余家富翁。所以，长安又是全国财富的集中之地。所有这些，无疑都吸引着海内外的商人，大大刺激了长安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
长安作为汉代社会商业的中心，消费市场广大，贸易繁荣。但由于长安平民不许凿街开户，更别说当街开铺，所以都城的商业主要是在“市”里面进行。市井商业成为都城商业的主要形式，故京都官府设立了“九市”。班固《西都赋》描述长安盛市之景：“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89]如此盛况，甚是繁华；长安九市一齐开业，不同的货店列于路边；拥挤的人潮难以回顾，密集的车流不能回旋，行人充满市区，溢出城郭，流入成千上万的商市。滚滚红尘弥漫四处，卷卷烟霭连接云天。当时长安商品丰富，品种繁多，市场人潮如涌、车马喧嚣，各种方言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呈现一派富庶繁荣的景象。作者不由赞叹道：社会富庶超过以往任何时光，百姓的欢乐程度实在是不可限量！笔者结合史料，可以从京都赋中察知市里的商业自由及其规矩与特点：
其一，京都长安设有管理机构。汉代京都官府为了便于管理和控制商品交易，规定城乡居民的交易通常都必须在指定的市场内进行，市是进行商业活动的主要场地。在普通的郡县城市中，一般一个城郭中设置一市，但是大都城里，则设置多个市，如京都长安设九个市，因此赋中的“乃开九市”乃实写。长安九市的平面皆为正方形，市井门垣之制很严。《西京赋》中说到九市“通圜带阓”据《文选》李善注云：“市墙曰圜，市门曰阓。”即市井四周筑有围墙，出入市场必须通过大门，即文献中所说的“圜阓”。为了加强对市场的控制，汉代城邑内的市中一般都建亭，又名为“旗亭”、“市亭”。市井设有市令或市长等官吏。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又都水、铁官两长丞……长安四市四长丞皆属焉”[90]。管理市井的官署设在“市楼”（亦名旗亭）之上，楼皆重屋，市楼上悬着大鼓，击鼓以令市。从张衡《西京赋》记载：“尔乃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91]九市之中围墙环通市门相连，五层高的市楼上树起旗幡，站在楼端即可察看百物货摊，可见市楼上的建筑是相当壮观的。旗亭是市吏治所，市吏在上俯察监控市场各列肆的情况，以维持市场交易的秩序。可以想见，京都长安市里的日常交易活动皆处在官吏的严格管理之下，运行秩序井然。
其二，长安市中商铺店面构置井然有序。据《三辅黄图》所记，长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92]《后汉书·班固传》李贤注引《汉宫阁疏》也如是说。除了这九个主要的、规模较大的市场，长安城还有槐市、高市等规模较小的市场。市场内部有商肆，并且分门别类，市肆通常是市场内同类货物陈列摆放的地方。市内有隧，李善注引薛综《西京赋》注：“隧，列肆道也。”隧，指陈列店铺、货摊的行列。隧中央相交如十字形，两旁夹以陈列商品的列肆，商肆皆分列成行，井然有序。如班固《西都赋》所说的“货别隧分”，则表明市场上不同的货物按照不同的行列陈放。张衡赋所言“百隧”形容市场内此类行列众多。市场里还设有“廛”，用于存放货物。靠市墙（列肆之后）有堆放货物的店，即“邸舍”或“廛”。《西都赋》所谓“阗城溢郭，旁流百廛”，即指众多选购货物者流入成百上千的商店。这种列肆制度，既利于管理，又便于交易。
其三，长安行商贩货，坐商销售，京都市场内商品极为丰富，购者如云，商业贸易十分繁盛。张衡《西京赋》描写长安九市的经营盛况如下：
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边鄙。何必昏于作劳，邪赢优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史。若夫翁伯浊质，张里之家，击钟鼎食，连骑相过。东京公侯，壮何能加？[93]
长安市场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行商坐贾，贱买贵卖的贩夫贩妇。他们经营品种繁多，不仅有珠玑、玳瑁、旄羽之类的地方特产，耗日费工、价格昂贵的高级丝织品、毛皮制品、精美漆器和金属制品，还有各种生产原料和生产工具。城市居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日常生活用品，更是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长安成了财源茂盛、商贾所趋的商业圣地。各地的商人带来各自的地方特产，从四面八方来到长安销售，卖货的人成倍赢利，求购的人接连不断，如鸟之集于树上，鱼之会于深潭，此情此景，正如张衡《西京赋》所云：“瑰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匾。”[94]随着商业的迅速发展，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急剧膨胀。当时商贾生活奢侈，甚至富比诸侯，如班固《西都赋》中所描述：“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95]赋中所述京都商贾衣饰华美胜过贵族姑娘，甚至超过皇亲贵族。而“翁伯浊质，张里之家”本是凭着卖浆、贩脂等贱业起家，但是他们的排场却超过东京公侯。正如西汉晁错所言：“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96]此话乃当时京都经济盛况的真实写照。
汉代疆域辽阔，京都长安的商业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商业活动呈现出繁荣盛况。古人对商业形态有“行商坐贾”之分，即“通物曰商，居卖物曰贾。”（《周礼·地官·司市》郑玄注）行商，即长途贩卖物品的商人，他们利用物品的地方差通过贱买贵卖而获得利润。坐贾，即通过市场店铺向消费者零售商品。汉代京都的行商往往是长距离的贩卖商品，因而交通运输的条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商的成本。秦朝统一全国伊始，便下令车同轨，并下令全国修筑驰道。“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97]汉代因袭秦朝的便利的交通系统，再加上全国一统的良好局面，商业迅速兴旺起来，京都贸易繁荣，其货物或来或往，周流天下，互通有无。汉武帝时曾不断地派遣远征军去打通通往西域的商路。随后，中国的商人就从长安出发，踏着远征军的足迹，前往西域经商。西汉京都朝廷的外交使节，实际上就是国际贸易商队的领导人。在外交使节的后面，都跟随着大批量的商人。这些外交使节在西域各国进行贸易往来。除了中亚以外，长安的商人还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分别到朝鲜、日本，以及印度、越南、南洋诸国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同时，各国的商人也纷纷从四面八方来到长安，向汉天子朝贡各种奇珍异物，并在汉代京都进行贸易。这就使得以长安为中心的国际贸易日趋频繁。
以贫求富，工商末业，是贫者致富的手段。《史记·货殖列传》指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98]对于汉代京都商业之盛景，汉京都赋可谓提供了最为生动真实的描绘，其中不乏描写当时长安商业的繁荣盛况。如张衡《西京赋》：“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槅，隐隐展展。”[99]五都指西汉以外的五个大城市，即洛阳、邯郸、临淄、宛（南洋）、成都，这里都是经济繁荣之地。全国各地的货物汇聚长安，商贩之车或进或出，前后相连，车声不断。汉代不仅陆路交通发达，而且水上交通也十分便利，班固《西都赋》：“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100]由此可见，汉代的水陆交通四通八达，为四方的贸易往来提供了极大便利，保证了汉代京都商业的繁荣发展。西汉长安汇纳天下财物，都城繁华的商业贸易让帝王之都不仅成了当朝的政治中心，也成为当朝的经济中心之一，商业让人们趋之若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