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生活的舞台中，人是永远的主角。在汉代都城里，有处庙堂之高的皇室家族，有处市井之远的平民百姓、贩夫走卒，他们的威严气派、进取得失、居常娱乐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丰富生动的都城生活画卷。汉代京都赋中有不少文字铺陈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上层人士的生活图景。本节着重探析汉代京都帝王游猎的皇室生活与都城市井生活在京都赋中的精彩抒写。
一、京都赋中的帝王游猎生活
汉代皇室居住的宫殿是都城的主体，帝王、诸侯及其宫女妃子们的生活是都城生活的主体，都城、宫廷包括宫廷的延伸——郊林苑也便成了他们政治活动、宴乐游猎、角斗恩怨的表演场。综观两汉都城着墨最多、最为生动之处，当在帝王游猎、祭祀及后宫恩怨角逐。这些既与皇室的内容有关，也与大多数京都赋的写作动机相关联。
帝王游猎分为相对正规的校猎与一般性质的游玩，有时两者分开，有时又糅在一起。关于帝王游猎，古代典籍中记录无多，但将两汉都城赋纳入研究视野的话，会发现一幅丰富的帝王游猎图景。两汉校猎活动源于商周田猎传统，其目的有开辟农场、为田除害的经济诉求，又有祭祀取牲、供给宗庙的礼仪内涵，还有侈游娱乐的成分，但在崇尚武力、诸争的春秋战国，军事训练成为其主要目的。《左传·隐公五年》云：“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已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101]校猎之于两汉，固然有天子奢靡、纵欲的一面，但主要在于训练士卒、检阅军队，以达到展示军力、威服四夷的目的，实现训练军队、展现国力和合成礼仪三者的统一，作为当时国家、帝王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自然也就成为汉代赋大书特书、极尽颂咏之能事的主题。
汉代京都赋中详细交代了京都帝王校猎的时间、地点及参与者。《上林赋》云：“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102]《西京赋》云：“孟冬作阴，寒风肃杀。雨雪飘飘，冰霜惨烈。鹤卉具零，刚虫搏挚。”[103]又《东京赋》云：“岁惟仲冬，大阅西园。”[104]可见时间相对固定，当在冬季。地点一般在长安城郊的上林苑、广成苑、平乐观。《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汉武帝广开上林苑的目的即为游猎之用。司马相如《上林赋》云：“道尽途殚，回车而还。消摇乎襄羊，降集乎北纮，率乎直指，揜乎反乡。蹙石阙，历封峦。过鳷鹊，望露寒，下棠犂，息宜春。西驰宣曲，濯鹢牛首，登龙台，掩细柳。”[105]这里作者既言明此次校猎的行进路线，也勾勒出上林苑的大致范围。对此，张衡在《西京赋》记载较为详细：“上林禁苑，跨谷弥阜。东至鼎湖，邪界细柳。掩长杨而联五柞，绕黄山而款牛首。缭垣绵联，四百余里。”[106]由此可见知，上林苑的范围大致可定位为：约北抵渭北甘泉宫（今咸阳市淳化县西北），西至长杨榭、五柞宫（今西安周至县终南镇），南到终南山北麓，东到鼎湖、华阴（今西安蓝田焦岱镇）。西汉平乐观在上林苑中，扬雄《校猎赋》云：“望平乐，径竹林。”张晏注曰：“平乐，馆名也。”晋灼注曰：“在上林中。”东汉平乐观在洛阳城西，李尤《平乐观赋》云：“习禁武以讲捷，厌不羁之遐邻。”据《后汉书》所记，东汉耀兵讲武或举办出征仪式多在此处。至于参与者，《上林赋》云：“前皮轩，梭道游。孙叔奉髻，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107]王先谦《汉书补注》释“四校”曰：“当即屯骑、步兵、射声虎喷，皆天子行猎必当随从者。”由此可推知，当时大汉帝王出征或校猎时，汉军的主力军皆随从守护。另据“两都赋”记载，参与校猎的人还有皇帝的贴身禁卫军、车驾随从以及园囿管理人员。
汉代有不少以京都苑猎为题材的赋作记载了帝王校猎的详情，其校猎的整个流程秩序井然。首先是做好准备工作：整顿场地，扬雄《羽猎赋》记载：“乃诏虞人典泽，东延昆邻，西驰闛阖。”运输物资、修筑道路，“储积共偫，戍卒夹道。斩从棘，夷野草”。置巡逻，“贲育之伦，蒙盾负羽，杖镆邪而罗者以万计”。[108]搜集猎物，“命荆州使起鸟，诏梁野而驱兽。毛群内阗，飞羽上覆。接翼侧足，集禁林而屯聚”[109]。其次，是正式出发，司马相如《上林赋》云：“于是历吉日以斋戒，袭朝服，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110]这盛大的场景，一时车驾三十六乘，旌旗飘扬，乘舆鸣和，气势浩大，巍然壮观。到达猎场后，紧接着是举行检阅仪式。班固《东都赋》：“遂集乎中囿，陈师按屯，骈部曲，列校队，勒三军，誓将帅。然后举烽伐鼓，以命三驱。”[111]集结排列好部队，发号施令。之后，紧张的猎杀开始了，“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舞干戚”[112]。同时，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各兵种各以所长尽显其能：有以四面合围而猎的围猎，扬雄《羽猎赋》：“翼乎徐至于上兰。移围徙陈，浸淫蹵部。曲队坚重，各按行伍。壁垒天旋，神抶电击。逢之则碎，近之则破。鸟不及飞，兽不得过。”[113]有网猎，王粲《七释》：“絙网连罝，弥山跨谷。流锋四射，毕罕横历。”[114]有焚猎的，张衡《西京赋》：“焚莱平场，柞木剪棘。”[115]有穷追野兽使其疲惫或自相撞击受伤而后生擒的，枚乘《七发》曰：“于是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慴鸷鸟。逐马鸣镳，鱼跨麋角，履游麇兔，蹈践麖鹿，汉流沫坠冤伏陵窘。无创而死者，故足充后乘矣。”[116]有借用鹰犬的，司马相如《上林赋》曰：“流离轻禽，蹵履狡兽。轊甫白鹿，捷狡菟。”[117]有赤手搏击或刀剑并用的，扬雄《羽猎赋》曰：“若夫壮士慷慨，殊乡别趣。东西南北，骋耆奔欲。拖苍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玄蝯。腾空虚，距连卷。踔夭蟜，娭涧门，莫莫纷纷，山谷为之风猋，林丛为之生尘。”[118]此情此景，真乃一场天翻地覆、触目惊心、荡气回肠的杀戮！
在惊心动魄乃至凶残的猎杀完结后，各自清点猎物，天子再行检阅，论功行赏。张衡《西京赋》描绘：“息行夫，展车马。收禽举胔，数课众寡。置互摆牲，颁赐获卤。割鲜野飨，犒勤赏功。”[119]汉天子在游猎之后，又开始割杀猎物，烧烤野味，酒肉飘香，钟乐齐鸣；兼有广陈声乐，置酒酣歌，歌舞齐兴；侍从献辞，以娱耳目，扬雄《羽猎赋》记载天子游猎之后，儒生开始登场：“于兹乎鸿生钜儒，俄轩冤，杂衣裳，修唐典，匡《雅》、《颂》。揖让于前，昭光振耀，蠁曶如神。仁声惠于北狄，武义动于南邻。”[120]如此欢欣独特的场景，尽显风雅之胜。然后是蛮夷异俗之民，远慕汉天子之仁风，纷纷来朝。这与武帝的武力征服迥乎不同。游乐往往并不由此打住，还需逍遥于五柞六宫，休憩于昆明池岸。班固《西都赋》有详细铺陈：“于是后宫乘辂，登龙舟，张凤盖，建华旗。祛黼帷，镜清流。靡微风，澹淡浮。擢女讴，鼓吹震。声激越，营厉天。鸟群翔，鱼窥渊。招白闲，下双鹄。揄文竿，出比目。抚鸿幢，御矰缴。方舟并鹜，俯仰极乐。遂风举云摇，浮游普览。”[121]另有《西京赋》、《上林赋》还写到天子命主舟之官，组织水上表演，当意兴倦怠之时，还举行大型的娱乐表演，置酒宴于高台，张雅乐于广宇，千人领唱，万人相和，山林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因礼仪而有游猎之制，兴搏杀而展猛士之威，酒肉宴乐、歌舞升平而显皇家之乐，真乃一派雄汉盛世之象。这些生动欢盛的场景描写丰满了两汉的京都赋，赋家们或讽或诵，内心皆因大汉盛世而激动感怀。
二、京都赋中的都城市井生活
《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长安如果把皇族、士兵、佣仆、没有市籍的商贩、游学的儒生、无业的游民算上的话，当不下50万人。可见，在都城里除皇家贵戚外，市井之内还有一个巨大的人群演绎着更为丰富的市井生活[122]。在都城赋中，《西都赋》、《西京赋》对此都有不少的描述。笔者试以此二赋为例，结合相关史资料略作论述。由于两汉都城生活的相对稳定性，东汉洛阳等都城市井生活大致可以相通。
在汉代京都中，普通市民居住在都城的坊市或者城郊。这些地方构成的特定都城市民生活空间与各种来源的市民，共同造就了精彩纷呈的都城市民生活。对此，班固《西都赋》有着详细的描述：
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
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黻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123]
结合史料，从这段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城中市民“殊异乎五方”，除去本城中的各色人等，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可谓形形色色者皆有之。除了提到商人，还有游士、游侠、豪强英俊之士。汉初实行“内实京师，外消好猾”之策，即将各地豪强迁居至诸陵，筑城置县，拱卫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124]。从各地迁来或者本地土生土长的豪强及其子弟，家庭殷富却大多无所事事，于是一些娱乐活动便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了。《史记·货殖列传》载曰：“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125]所玩者何？《史记·平淮书》载所忠上言曰：“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126]《汉书·地理志》又另有一番描述：“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127]可见，不同“来路”的英俊之士亦有着不同的生活追求与生活状态。而这些人的家庭生活大多豪奢、气派，《西京赋》中的“击钟鼎食，连骑相过。东京公侯，壮何能加”之说正是其生动描绘。
再观汉代长安游士城市生活的主旋律，即对功名富贵的追求。汉初，秦末策士以黄老之术淡化自我的政治存在，秦末儒士经过“焚书坑儒”后顺应时变进行精神调整，反以积极姿态介入学术与政治生活，也不断受到统治阶层的接纳[128]。武帝时，策贤良、立乐府、尚调章、建学校、置五经博士及弟子，令吏通一艺以上者，皆得补职。天下的儒士、辞赋家都纷纷游至长安求功名、取富贵。他们有的作赋，“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有的从博士为学，此类游士，元帝时有千人，成帝时增至三千人，有的家世微贱者还有类似后母“织履以给方进读”的故事。有的投靠一些达官显贵，以求发达。史载汉代官僚均喜好养士，得势时趋者甚众，失势时大都作鸟兽散，颇类战国四公子。诸类游士中司马相如、主父堰、吾丘寿王、东方朔等人即其中的成功者。
汉代京都长安还有享有盛名的游侠。如张衡《西京赋》云：“都邑游侠，张赵之伦，齐志无忌，拟迹田文。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寔蕃有徒，其从如云。茂陵之原，阳陵之朱。趫悍虓豁，如虎如貙。睚眦虿芥，尸僵路隅。”班固《西都赋》亦提到“乡曲豪俊，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129]。《史记》、《汉书》也都为游侠立传，作为大汉帝都长安，更是汇聚了不少游侠，即如《汉书·游侠传》所云的“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130]。游侠手下经常有一帮追随者形成帮会，他们又常与豪强、官僚勾结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甚至能够“权行州域，力折公侯”，影响到上层社会。《西京赋》中提到了“丞相欲以赎子罪，阳石污而公孙诛”[131]的轶事，阳陵大侠朱世安能知晓丞相公孙贺之子与武帝之女阳石公主的私情，且能让武帝将丞相父子处死狱中，足见他与丞相交往的不一般。他们重义气，舍身求义，专门使用暴力解决一些京都司法部门无法或者没有解决的问题。此外，根据史书的记载，都城中还有占卜者、乞丐、隐士等类市民，因京都赋中极少描述，故此处略之。
汉代京都以皇室为中心的上层社会生活与以普通市民、外来人群为主体的市井生活，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丰富的汉代都城生活图卷。这两种生活方式在文献史料与京都赋中各异其趣，又互为关联，为我们深入研究汉代盛世京都城市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如今，伟大的汉王朝已成为历史，但汉朝的辉煌盛世成就了伟大的“汉民族”。那个曾经可以和古罗马媲美的汉朝，现在也只剩下几截残垣断壁兀自伫立，但是作为那个朝代，特别是帝都长安所展现出的磅礴恢宏气象，作为汉朝的文化遗存却保持着永久深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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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
[2]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
[3]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3—415页。
[4]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8《高祖本纪》正义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85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以下关于未央宫的考古资料，未另注明者均据此。
[6]汉刘歆撰，晋葛洪集，王根林校点：《西京杂记》卷1，《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7]汉刘歆撰，晋葛洪集，王根林校点：《西京杂记》卷1，《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8]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3页。
[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3页。
[10]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3页。
[11]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3页。
[12]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2《未央宫》，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07页。
[13]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
[14]汉班固撰：《汉书》卷36《楚元王传》注引《三辅旧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929页。
[15]李毓芳：《汉长安城未央宫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文博》，1995年第3期。
[16]骨签的内容有两类，一类是物品代号、编号、数量、名称、规格等，一类是年代、工官或官署名称、官员或工匠姓名。大致可以判断这里是中央官署或者管理郡国工匠的官署。
[17]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3页。
[18]李毓芳：《汉长安城未央宫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文博》，1995年第3期。
[1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3页。
[20]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2《孝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82页。
[21]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2，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14页。
[22]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
[23]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4—315页。
[24]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2，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18页。
[25]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4—415页。
[26]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3—414页。
[27]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3—314页。
[28]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4页。
[29]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2引《关辅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26页。
[30]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10页。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中日联合考古队：《汉长安城桂宫二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期。
[32]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2，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27页。
[33]汉刘歆撰，晋葛洪集，王根林校点：《西京杂记》卷1，《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2—83页。
[34]汉班固撰：《汉书》卷87《扬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41页。
[35]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2—63页。
[36]何清谷撰：《三辅黄图校注》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16页。
[37]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3页。
[38]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6页。
[3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40]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41]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42]何清谷撰：《三辅黄图校注》卷4注引南宋王应麟编《玉海》卷171《苑囿》引《关中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218页。
[43]汉刘歆撰，晋葛洪集，王根林校点：《西京杂记》卷1，《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0页。
[44]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45]何清谷撰：《三辅黄图校注》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82页。
[46]何清谷撰：《三辅黄图校注》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83页。《三辅黄图校注》卷3注引汉班固《汉书》晋灼注引黄图曰：“上林有犬台宫，外有走狗观也。”
[47]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1页。
[48]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0页。
[4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4页。
[50]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0页。
[51]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0—441页。
[52]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9页。
[53]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5《礼仪中》梁刘昭注引蔡质《汉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30页。
[54]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55]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4《终军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15页。
[56]清毛奇龄：《明堂问》，《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57]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42—843页。
[58]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281页。
[59]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533引《礼记·明堂阴阳录》，《四部丛刊三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547页。
[60]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441页。
[61]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441页。
[62]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67页。
[63]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28《封禅书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84页。
[64]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3页。
[65]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7页。
[66]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0页。
[67]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8—329页。
[68]唐欧阳询等编，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90页。
[6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2页。
[70]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
[71]李则鸣：《先秦·秦汉经济文化史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98页。
[72]西汉刘向辑录：《战国策》卷5《范子因王稽入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82页。
[73]夏湘蓉等撰：《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北京：地质出版社，1980年，第419页。
[74]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9页。
[75]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3页。
[76]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8页。
[77]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5页。
[78]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7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9页。
[80]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81]清严可均校辑：《全汉文》卷42，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59页。
[82]李泽厚：《美的历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
[83]汉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6页。
[8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46《万石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97页。
[85]参见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黄留珠：《秦汉社会文明》，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70页。
[86]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5页。
[8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2《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88]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2页。
[8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
[90]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36页。
[91]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5页。
[92]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卷2引《庙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93]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5—416页。
[94]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5页。
[95]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
[96]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3页。
[9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51《贾山传》，第2328页。
[98]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4页。
[9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6页。
[100]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3页。
[101]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一“隐公五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102]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103]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7页。
[104]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4页。
[105]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6页。
[106]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6页。
[107]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108]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
[10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5页。
[110]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7页。
[111]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0页。
[112]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7页。
[113]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8页。
[114]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88页。
[115]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7页。
[116]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19页。
[117]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118]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8页。
[11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8页。
[120]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9页。
[121]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6页。
[122]参见［日］吉田光邦：《汉代长安素描》，《摘译》，1975年第12期。
[123]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
[12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8《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2页。
[125]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1页。
[126]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30《平淮书》，第1437页。
[12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8《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2页。
[128]参见程世和：《汉初士风与汉初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48—254页。
[12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6、312页。
[130]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2，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05页。
[131]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