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都长安城东南部的公共园林曲江池，以曲江为代表的城市建筑空间，开创了皇权、士大夫与市民等不同政治地位、社会层次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想象空间的交织和多重建构。曲江对长安的都城生活起着重大的作用，在中国园林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曲江名胜景观曾经是唐代文人墨客不断吟咏的对象，这里曾经开创了我国园林史上公共园林的先河。本文以唐代诗歌作为切入视角，来研究曲江园林盛景，探讨曲江提供了怎样丰富的活动内容，使得这里云集了帝都长安各层人士；曲江从一个静态风景之地到动态群集胜地，反映出人与自然和谐融合后的狂欢和激情，曲江这一独具风貌的帝都盛景，无不孕育着独特的都城文化意象。
一、曲江的沿革
唐代长安城的曲江本秦汉旧苑。在秦代，曲江之处称隑洲，位于秦都咸阳东南远郊宜春苑中。《汉书》载司马相如随汉景帝御驾路过宜春苑时，曾作赋悼秦二世，其中提到：“临曲江之隑洲兮，望南山之参差。”[111]由此可知，曲江之得名，当在西汉景帝之前，曲江池之名则稍晚至武帝时。《太平寰宇记》记载：“曲江池，汉武帝所造，名为宜春苑，其水曲折有如广陵之江，故名之。”[112]这里不仅记录了汉武帝曾“造”过曲江池，而且也指明了曲江池名称之由来。今人夏承焘、郭声波对此有考证，并得出曲江在城东南诸坊有下泄支流的结论，且进一步分辨曲江和曲江池的不同，指出《长安志》所谓“流水屈曲”之曲江只是曲江池的下泄水道。夏、郭二者研究得出曲江池有西、北两个方向的下泄水道，分别达于乐游原下和慈恩寺、杏园旁，从而把长安城东南连成为一体的风景区。[113]曲江池为南北长，东西短之狭长水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曾对曲江池进行了探测，曲江池为“南北长、东西短的不规则形状，面积约70 000平方米”[114]。特别是曲江池由于北向的下泄水道的存在，加以文献记载不精密，遂促成曲江池位置的灵动性，即在乐游原和城东南隅之间摆动。秦汉时期的曲江池沿岸约有3公里之长，江池中的水源主要依靠池内西侧的汉武泉；至初元二年三月，汉元帝下诏罢宜春下苑等园囿，于是，两朝园林顿失风采，此后数百年乱世，宜春苑和曲江池皆年久失修，一度干涸。隋代建都长安后，曲江之地又复为长安城名胜风景区之一，宇文恺营造大兴城，因地制宜，重开曲江池，以新京“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为池，以压胜之”[115]，此处虽说凿池以压胜，实则是为了皇帝和达官贵人游览享乐之用。据《隋唐嘉话》记载：“京城南隅芙蓉园者，本名曲江园，隋文帝以曲名不正，诏改之。”[116]关于芙蓉园的命名，在《资治通鉴》中引刘餗《小说》曰：“园本古曲江，（隋）文帝恶其名‘曲’，改曰芙蓉，为其水盛而芙蓉富也。”[117]以上记载说明，隋建都之初，曾再次疏浚曲江池，并广种芙蓉，因隋文帝恶“曲江”之名，改名为芙蓉园。可知，芙蓉园之名始见于隋代文帝世，在当时，芙蓉园即曲江，但与唐之曲江相比，其面积尚小。芙蓉园在隋代其性质当为离宫禁苑。
唐代定都长安后，又进一步把曲江池凿疏为盛景观光游览之地。唐玄宗开元年间，大规模兴建曲江，使古老的曲江得以大兴。宋代张礼《游城南记》引《剧谈》云：“‘曲江，本秦榝洲。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江故有泉，俗谓之汉武泉。又引黄泉水以涨之。”[118]如此使得曲江池之水巨增，为进一步建设曲江池风景区提供了有利条件，都人游赏也颇为增多。在这个繁华富丽的时代，曲江这个古园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唐人笔记《剧谈录》对其盛况就有详细记载：
曲江池，本秦世隑洲，开元中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玩，盛于中和、上巳之节。彩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上巳即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长安、万年两县以雄盛相较，锦绣珍玩无所不施。百辟会于山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池中备彩舟数只，唯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登焉。每岁倾动皇州，以为盛观。入夏则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好事者赏芳辰，玩清景，联骑携觞，亹亹不绝。[119]
由以上所记可知，当时曲江盛况空前，玄宗开元中，凿池引水，环植花木，为京城之胜地。中唐时，欧阳詹有《曲江池记》记载：曲江池“涸于有隋，兆我皇唐之在孕，逮其季主，营之以须焉。揆北辰以正方，度南端而制极。墉隍划趾，勾陈定位。地回帝室，湫成厥池。既由我署，才成伊去。真主巍巍，龙盘虎踞。爰自中而轨物，取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仪形也”[120]。由此说明，开元年间的“疏凿”意义重大，唐玄宗时不仅曾凿“江”扩大为“池”，而且还“引黄渠之水以涨之”。《唐两京城坊考》载：“黄渠，自义谷口涧分水入此渠，北流十里，分两渠，一渠西流，经樊川，合丈八沟。一渠东北流，经少陵原而北流，入自京城之东南隅，注为曲江。”[121]由此可知，黄渠入流曲江池后，池中之水又从池东北方向分出两支穿城而进，一支西北向流入慈恩寺方向；一支东北向流入升道坊龙华尼寺方向，供城东南居民生活用水。《游城南记》记载颇为详细：“黄渠水，出义谷，北上少陵原，西北流经三像寺、鲍陂之东北，今有亭子头，故巡渠亭子也。北流入鲍陂。鲍陂，隋改曰杜陂，以其近杜陵也。自鲍陂西北流，穿蓬莱山，注曲江。由西北岸直西流，经慈恩寺而西。”[122]这里所指的“注曲江”，实即先注入芙蓉园，进而达于新扩凿之曲江池。此次大规模的开挖拓展，曲江池的总面积达到了70万平方米。在凿池扩建引水的同时，又在沿岸广种花木，复修和新修了芙蓉园、紫云楼、彩霞亭和杏园等景观建筑；芙蓉园是御苑，也称“南苑”，即使是朝廷重臣，非奉诏亦不得入内，芙蓉园有苑墙，《唐会要》卷30载：太和九年（835）七月“修紫云楼于芙蓉园北垣”[123]。可知，芙蓉园有一苑墙，有园内园外，寰宇之别。曲江则为公共园林，可自由出入。换言之，芙蓉园为曲江园中的园中园。这样，长安城东南隅形成以曲江为中心的风景带，其北有乐游原，南有芙蓉园，西为杏园、慈恩寺，其范围则在延兴门内大街之南，启夏门内大街之东。黄渠从南山上蜿蜒而下，注入曲江，把南山和曲江风景区连结起来，山光水色，相映而发，一派清秀富丽之象。在唐长安城的东南隅，整个曲江形成了一幅花木环绕，烟波浩淼，亭榭竞巧，楼阁争辉的灵动景象，其绮丽娇娆，风物华富，真可谓人间仙境。每年仲春，曲江“苑外江头坐不归，水精春殿转霏微。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124]；“城上春云覆苑墙，江亭晚色静年芳。林花著雨燕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125]；真是群鸟临池飞，百花争相艳。到了秋季，“秋波江蓼水，夕照青芜岸。独信马蹄行，曲江池四畔”[126]；“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风涛”[127]。夕照秋水，清风拂莲，又构成另一番优美、轻逸的园林景观。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城遭受了严重破坏，曲江池沿岸建筑物大多被毁，残破不堪，繁华景象杳然无痕。安史之乱勘平之后，国家元气渐渐恢复，作为一代繁华的象征，曲江的重修提上议事日程。大和年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重修，《旧唐书》载：“（大和九年冬十月）内出曲江新造紫云楼彩霞亭额，左军中尉仇士良以百戏于银台门迎之。时郑注言秦中有灾，宜兴土功厌之，乃浚昆明、曲江二池。上好为诗，每诵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乃知天宝已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思复升平故事，故为楼殿以壮之。”[128]这一次大兴土木，曲江不仅恢复到开元时的盛景，且略有增益，曲江又呈现出一派繁盛景象。
曲江的萧瑟与长安城的衰落休戚相关，唐末的屡次战乱，无可避免地影响到曲江。天祐元年（904），朱温迫使唐昭宗迁都洛阳，逼令长安士民随驾东迁，“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129]。煌煌帝都，终成废墟。当时的诗人只有凄怆的悲吟：“何事天时祸未回，生灵愁悴苦寒灰。岂知万顷繁华地，强半今为瓦砾堆。”[130]长安城的曲江作为一处优美的自然景观，在社会人世的沧桑巨变中，也由于黄渠水断，汉武泉枯，以至池底干涸，变为田圃；四周园林荒芜，楼台亭榭或自然倒塌，或人为破坏，迨至北宋时，昔日盛景不复存焉，曲江池沿岸已全被辟为农田，但池中之水依然相当可观，仍可泛舟游览，而此时的曲江水主要用于浇灌两岸的农田了。宋人张礼曾旧地重游，在《游城南记》中感慨道：“倚塔，下瞰曲江宫殿，乐游燕喜之地，皆为野草，不觉有《黍离》《麦秀》之感。”[131]明代以后，曲江池底西侧的汉武泉眼又被堵塞，池水逐渐干涸，池底变为陆地农田。正所谓沧海桑田，时移景迁，平添几多惆怅，几多思忆。
二、唐诗中曲江的园林盛景
唐代长安曲江风景区历史悠久，其开发自秦代即已开始，到唐代始形成了一处独具盛名的公共园林。这里曾留下不少文人墨客的足迹，“曲江流饮”、“雁塔题名”至今仍被传为佳话。唐代是曲江发展的鼎盛期，据统计，在《全唐诗》收录的500多位著名诗人中，有一半多曾在曲江留下足迹，流传下来近500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历时之久，艺术成就之高，影响之大，在唐诗的发展史上，可谓首屈一指，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从中我们可以想见当年曲江的繁盛景象。曲江以其独特的景观，为诗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激发着诗人们的创作灵感；唐诗赋予了曲江独特的文化内涵，使曲江盛名于世，充满诗情画境，成为唐文化兴盛和繁荣的象征，促进了曲江的发展繁盛。本节主要以唐诗为中心视角，针对长安城东南隅以曲江为中心的曲江池、芙蓉园、杏园、慈恩寺等园林景观进行论析。
（一）曲江池
唐代长安城曲江池遗址在今西安东南的曲江池公社一带，早在秦汉时就是有名的风景胜地。唐开元年间，玄宗李隆基动用民力，疏凿黄渠引水入曲江，使池水剧增。池面宽阔，碧波荡漾，沙鸥翔集，百舸竞渡。池岸广建楼阁亭榭，《醉翁谈录》载：“曲江池本秦世丰州。开元中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玩，盛于中和、上巳之节。”[132]由此可知，曲江池岸亭阁园苑甚多，自帝王将相至商贾庶民，莫不毕集。每逢节日，曲江两岸幄幕云布，车马填塞，馨香满路，皇帝在这里设宴置酒，沿岸张灯结彩，赐饮群臣，在此举行各种仪典。
曲江池是一个盛产诗歌的胜地，许多诗人墨客一到曲江便触景生情，诗兴大发“朝士词人赋诗，翌日传于京师”[133]；唐代每个到过长安的诗人，几乎都写下了与曲江池有关的诗，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颇有趣味的现象。譬如，白居易有《登乐游园望》，张籍有《酬白二十二舍人早春曲江见招》，王涯有《游春词》，李商隐有《乐游园》、《曲江》等诗歌。描绘曲江池的诗歌大多以水景为主，构成多样的园林意象空间。唐人韩愈有诗《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云：“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134]此诗尤为感叹曲江景色之美，有甚可忙啊，再忙也值得抽空来此一游！早春时节，张籍有诗《酬白二十二舍人早春曲江见招》云：“曲江冰欲尽，风日已恬和。柳色看犹浅，泉声觉渐多。”[135]此处描绘了曲江池一派春机盎然的生动景象；阳春季节，都城游人们渐次增多，加上踏青等活动及“三月三日上巳节”的到来，带来了曲江游赏活动的第一个高潮；王涯有诗《游春词二首》云：“曲江绿柳变烟条，寒谷冰随暖气销。才见春光生绮陌，已闻清乐动云韶。”“经过柳陌与桃蹊，寻逐春光著处迷。鸟度时时冲絮起，花繁衮衮压枝低。”[136]暮春时节，惜春之情油然而生，杜甫有诗《曲江二首》云：“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花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137]此为诗人在曲江看花喝酒，正遇“良辰美景”，可谓“赏心乐事”了，但作者却别有思绪，诗中便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惜春情绪，产生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诗人描绘春到深处时，曲江之景煞是令人陶醉，杜甫《曲江二首》其二：“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138]如此恬静、如此自由真乃绝美之境！曲江池多植莲花，姚合有诗《和李补阙曲江看莲花》云：“露荷迎曙发，灼灼复田田。……晓多临水立，夜只傍堤眠。”[139]入夏时，曲江菰蒲葱翠，池畔垂柳成行，柳荫四合，碧波红药，湛然可爱。其动静辉映，妙趣横生。卢纶有诗《曲江春望》云：
菖蒲翻叶柳交枝，暗上莲舟鸟不知。更到无花最深处，玉楼金殿影参差。
翠黛红妆画鹢中，共惊云色带微风。箫管曲长吹未尽，花南水北雨濛濛。
泉声遍野入芳洲，拥沫吹花草上流。落日行人渐无路，巢乌乳燕满高楼。[140]
此诗沁透着清逸灵动的园林意象，让人沉醉。仲春的曲江池畔，绿意盈盈，菖蒲摇曳，细柳亭亭玉立，随风剪裁出绮丽婉约的春日诗篇，宛如曼舞飞扬的青鸟翩跹着朦胧的春意，轻盈的流莺旖旎着幽婉的心弦，随意撷取一枝翠柳，心荡神摇于鹅黄初生的韶光芳讯，沉醉，沉醉，不知归处；乘舫悠悠飘荡于池中，一蕴水意，一抹清雅，曲江池之烟柳诗画尽收于眼眸，近处的亭台楼榭，远处的碧水山廓，夕阳下行人依稀，隐隐约约，迷迷离离，曲曲回环中便朦胧映现成了一色春日空蒙的水墨写意，尽是一派灵动与秀逸。
（二）杏园
杏园位于长安城通善坊，在曲江池西岸，与慈恩寺相对并紧靠寺的南边，所以也称南园，每到春季杏园有数十亩杏花盛开，杏园以杏花为主景。春日有元稹《伴僧行》诗曰：“花满杏园千万树。”[141]陈翥《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诗云：“映雪犹误雪，煦日欲成霞。”[142]曹著《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诗云：“晚日分初地，东风发杏园。异香飘九陌，丽色映千门。照灼瑶华散，葳蕤玉露繁。”[143]从视觉、味觉、嗅觉各方面来写杏花盛开时的杏园盛景，其景色极为瑰丽。杏花被古人认为是最能传达春之信息的花卉之一，再加之杏园是唐代新科进士举行探花宴的场所，故杏花又是春风及第之花，增添了一份文化底蕴。正如郑谷《曲江红杏》诗云：“女郎折得殷勤看，道是春风及第花。”[144]诗人笔下的杏花，艳态娇姿，一树杏花属春风，何不趁此时光一睹杏花之芳容？唐人特别喜爱杏花，白居易《重寻杏园》诗云：“忽忆芳时频酩酊，却寻醉处重徘徊。杏园结子春深后，谁解多情又独来。”[145]由于每年在这里定期举行“曲江会”、“杏园宴”等重要活动，使这里成为天下文人学士心目中的“圣地”。宴庆活动专为新科进士而举行，群贤毕至，才俊会集，并有诸多诗人赋咏诗作，比试高低，举行游宴活动，吸引了无数争奇观赏者，天下闻名。杏花本无情，因为生长在曲江池岸，即寄托了诗人们的无限情思；杏园本无奇，因为“杏园宴”、“曲江会”，却引来了天下文人学士的膜拜，成为曲江园林一处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
（三）芙蓉园
芙蓉园是曲江风景区的一个特区，故也是曲江风景区的精华所在。芙蓉园也叫芙蓉苑，是隋唐皇家禁苑，位于曲江池南岸，紧靠外郭城，周围筑有高高的围墙。园北墙也是长安城的外郭城，沿墙筑有紫云楼，亦称“小苑”或“南苑”；《太平御览·居处部二五·园圃》记载：“芙蓉园，本隋氏之离宫，居地三十顷，周回十七里，贞观中赐魏王泰。泰死，又赐东宫，令属家令寺。园中广厦修廊，连亘屈曲。其地延袤爽垲，跨带原隰，又有修竹茂林，绿被冈阜，东阪下有凉堂，堂东有临水亭。”[146]芙蓉园“青林重复，绿水弥漫”，景致极佳。入夏以后，园中莲花盛开，柳丝低垂，清风习习，荷香阵阵，夏日里的烦躁为之尽去。皇帝常在芙蓉园赐宴、游娱，唐玄宗常在曲江举行盛大的祭祀、宴庆及巡游活动，吸引百姓观看。诗人杜甫的名篇《丽人行》，就是描写唐玄宗与杨贵妃姊妹在曲江游乐、宴庆的盛大场景。“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147]等美妙的诗句，生动地展现了唐宫廷的奢华与排场，唐长安的富庶与开放，被后世作为“盛唐气象”的典型画面和题材，广为传播。诗人李乂在《春日侍宴芙蓉园应制》中也写道：“水殿临丹籞，山楼绕翠微。昔游人托乘，今幸帝垂衣。涧筿缘峰合，岩花逗浦飞。朝来江曲地，无处不光辉。”[148]由此可知，芙蓉园中有水殿山楼等建筑，与周围景色相映，构成一幅清秀瑰丽山水楼阁和谐融合的园林景致。在芙蓉园里有成群成组的楼台亭阁，芙蓉园中的紫云楼，是曲江的标志性建筑，建于芙蓉园北园城墙上，皇帝常在此不仅可以接见臣下，还可以观赏百姓游览的景象。
（四）大慈恩寺
大慈恩寺位于长安城晋昌坊东部，占半坊之地，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唐高宗李治做太子时，为追念他母亲文德皇后而扩建，故以慈恩为名。慈恩寺水竹森邃，为京都之最。寺院规模宏大，依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证，唐代慈恩寺兴盛时，占地逾三百亩，由大殿、大佛殿、塔北殿、翻经院、元果院、太真院、东院、西院、浴室院等13个院落组成，共有殿房1 897间，云阁禅院，重楼复殿，异常豪华；其香火之旺盛，寺庙园林之精雅，为长安之最，吸引了众多达官显贵和诗人寻幽赏景。如诗人韦应物，不仅常来慈恩寺内避暑小住，而且和寺院的方丈谈经说法；他在《慈恩精舍南池作》诗中写道：“清境岂云远，炎氛忽如遗。重门布绿阴，菡萏满广池。石发散清浅，林光动涟漪。缘崖摘紫房，扣槛集灵龟。浥浥余露气，馥馥幽襟披。积喧忻物旷，耽玩觉景驰。明晨复趋府，幽赏当反思。”[149]此诗描绘慈恩寺幽旷静僻，菡池清逸，涟漪微漾之胜景。除了韦应物之外，还有李远、贾岛、刘沧、刘得仁、曹松、李频、赵嘏、郑谷、司空曙等诗人，都曾在慈恩寺赏景游宴，留下了十余篇优雅、隽永的诗作。
大慈恩寺院内的景色以浮图和牡丹为主，犹以牡丹著称。《南部新书》记载：“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太真院牡丹，后诸牡丹半月开。”[150]唐代牡丹是风靡全国的花卉，权德舆有诗《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咏：“澹荡韵光三月中，牡丹偏自占春风。时过宝地寻香径，已见新花出故丛。曲水亭西杏园北，浓芳深院红霞色。”[151]慈恩寺内有玄奘法师建造的大雁塔，可以登高眺远，也是曲江重要的景观之一。《全唐诗》中有很多描写大雁塔的诗；天宝十一年（752），诗人杜甫、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等七位诗人，登临赋诗，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岑参的《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成为千古传唱的名篇：“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152]此诗是写登佛塔回望景物，首先是仰望全塔，接着登塔，然后由上俯瞰，描写在塔上所见东西南北的景物；诗在描摹大雁塔的高耸、巍峨雄峻等方面，可谓匠心独运。“如涌出”、“耸天宫”、“碍白日”、“摩苍穹”等，语语惊人，彰显寺塔高耸雄伟的气势，令人有亲临其境之感，不禁为之惊叹。
可以说，唐代将近三百年间，曲江是长安城中最具活力和生机的名胜之地，是长安繁盛的象征，是当时园林、建筑、绘画艺术和宗教文化等凝聚而成的帝都气象的菁华。曲江之地位足以见京都之盛，又以见上国之雄，正因如此，曲江成为唐诗重要的创作对象和兴盛之地。大唐盛世，长安城曲江以其独特的山水个性、四时景致、园林建筑、宗教文化、节庆活动、世俗风情，为诗人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创作素材，牵动着诗人们的情思和灵感；唐诗赋予了曲江深厚的文化内涵，使曲江盛名远扬，充满诗情画境，成为唐文化兴盛和繁荣的象征，促进了曲江的繁盛和发展，使曲江园林胜景提升到了一个高深的境界。唐诗与曲江两者交相辉映，水乳交融，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璀璨夺目的历史画卷，为古今文化之奇观，甚为罕见。
三、曲江：“狂欢”胜地及其所沉淀的文化意象
唐代长安城曲江作为公共园林区，之所以成为天下名胜之地，最重要的是注入了人文因素，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一个公众化的活动空间。曲江风景的各个组成部分如曲江池、芙蓉园、杏园和乐游原等景点都已和大慈恩寺、塔联结一气，形成一个有机的文化整体，即曲江风景区。而贯串两者的纽带则是曲江宴游和雁塔题名，这一文化整体在唐代帝都表现得尤为浓烈、突出。大慈恩寺宗教文化与曲江风景区的各大景点俗文化的有机结合，则使得整个曲江风景区的文化意象显得更加深厚。曲江，从皇家御苑建筑到大众游览景观，从一个静态风景之地到动态群集胜地，反映出人与自然和谐融合后的狂欢热情及一种活力的释放，彰显了帝都曲江独具风貌的人文景观，呈现出独具特色的都城文化意象。
曲江池的东部是皇家御园芙蓉园，四周建有围墙。开元十四年（726）和开元二十年（732），从兴庆宫外傍郭城东壁，建筑了北通大明宫、南达芙蓉园的夹城，与郭城南北平行，其目的主要是专供唐玄宗北趋大明宫上朝，或率领皇亲贵戚南去芙蓉园、曲江游乐时的警戒保密。李绅作诗《忆春日曲江宴后许至芙蓉园》云：“春风上苑开桃李，诏许看花入御园。香径草中回玉勒，凤凰池畔泛金樽。绿丝垂柳遮风暗，红药地丛拂砌繁。归绕曲江烟景晚，未央明月锁千门。”[153]此处说明，芙蓉园有围墙，非有诏则不许进入；为了皇亲贵族出行的安全，夹城和新开门也兴建于此时。夹城从大明宫到通化门再到春明门、延兴门一直通到芙蓉园，在各门处特造蹬道，犹如过街天桥，与各门下往来之人互不相扰，确保帝后出巡的安全。但是，皇帝为了彰显与臣同乐、共享美景，也经常恩准臣僚入园游览、侍宴应制，吕令问在《驾幸芙蓉园赋》中写道：“入红园而移步辇，俯绿池而卷行幕……留连帐殿，弥望帷宫。”[154]芙蓉园内帐篷帏幕遍布，说明楼阁亭台不够皇宫随从人员居住，因而采取了野外安置措施，但客观上更使人与自然和谐融为一体。另有杜甫诗云：“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155]杜牧诗云：“六飞南幸芙蓉园，十里飘香入夹城。”[156]这些都是叙述夹城里皇亲贵族车马通过时的喧嚣盛况。从夹城最南端到芙蓉园前，建有形式朴雅、尺度不高的“新开门”城楼，当人们从漫长的夹壁城墙出来后，首先看到的就是透过新开门、芙蓉园构成的幽美而古雅的园林胜景。每到盛夏酷暑难耐时，朝中百官公卿于闲暇日赴曲江池度假消暑，池中早已备有船舫，以供游赏。曲江风景区山池布置精巧，户部的船舫样式新颖，都为时人所称道。在安史之乱前，曲江沿岸有各官署建造的亭子，布满了曲江沿岸，与高低起伏的地形相映成趣，既提供了度假憩息地又为景区增添了美感。皇帝有时会御驾亲临，同大臣们于曲江胜地宴集、吟诗作赋，尽情欢娱。此外，平时久待在宫中的男女终于有了放风撒欢的日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芙蓉园内举行的百戏歌舞表演，由于露天场地较大，作为一种恩宠待遇，更是召集朝廷众多的文武官员前来欣赏。中唐以后，举行曲江宴时，皇帝还带领嫔妃登上紫云楼，落座远眺。司衙百僚则会聚于曲江边的山亭游观赏景，百姓则凑集彩棚绸帐围绕水边，载歌载舞的曲江之盛景也使芙蓉园融于其中，皇帝兴浓时，则连连作诗，百官赋咏奉和，气氛甚是繁盛。皇家的御园成了与民狂欢遥相呼应的“娱苑”。唐代时期，每年的三月三日是国定公众假期，此时正值阳光绚丽，百花争艳，微风轻拂，水波荡漾，草木青翠，足以赏心悦目。就在这一天，上自天子，下至群臣官僚及百姓，都会赶赴曲江游娱集宴，真乃“举国盛游”。所以，白居易在《三月三日谢恩赐曲江宴会状》中不禁感叹：“获侍宴于内廷，又赐欢于曲水。踏舞局地欢呼动天，况妓乐选于内坊，茶果出于中库。荣降天上，宠惊人间。”[157]看的是皇家教坊的伎乐，吃的是供皇帝享用的茶果，可见宴乐之盛。这一天的曲江有彩舟巡游，有百转流莺的歌声，有长袖飘逸的舞者，有顶竿钻火的艺人，有吆喝叫卖的商贩，整个曲江沉浸在欢乐之中。
曲江不仅是皇家贵族的狂欢乐园，也为文人提供了一个遣怀、游宴的公共场所。曲江池既没有浩淼的湖海那么远不可及，又没有私家造园的池塘水洼那样袖珍，它的开阔地形和水面尺度非常适合作为帝都的一个公共活动场所。于是，唐朝官府在曲江布设了鳞次栉比的楼阁亭榭，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王桀在《曲江池赋》中铺陈：“帝里佳境，咸京旧池。远取曲江之号，近侔灵沼之规。东城之瑞日初升，深涵气象；南苑之光风才起，先动沦漪。其地则复道东驰，高亭北立。旁吞杏圃以香满，前噏云楼而影入。嘉树环绕，珍禽雾集。”[158]这里高亭指唐中央诸衙署各自在池北丘陵上建的所谓“曲江亭子”。池西有杏林达数百亩之广，其间有供新进士聚会的曲江亭。池南芙蓉园北垣上的紫云楼倒影映入曲江池中，现出一幅绝美的水上园林胜景。唐代诗人更为曲江的诗情画意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宋之问有诗《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云：“年光竹里遍，春色杏间遥。烟气笼青阁，流文荡画桥。飞花随蝶舞，艳曲伴莺娇。”[159]曲江景物处处是人文与自然巧妙融合的杰作。文武百官到此划分地盘，争先领略美景，不仅放松了宦海沉浮带来的紧张压力，而且互相攀比竞相夸饰，宴饮活动常常寄于其间。这里既有个人活动也有群体活动。
曲江是文人远避尘世的乐园。杜甫有诗《曲江对酒》云：“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160]在这里，文人的心灵世界暂时回归本我。“曲水流觞”一直传为千古佳话，唐代每年三月初三，有不少文人学士游宴于曲江旁，举行饮酒赋诗的“曲江流觞”活动，类似上巳曲水这类的“儒风雅俗”，其余韵一直蔓延留传至今。曲江更是科举士子及第之后必到的欢庆之处。最值一提的是进士“关宴”，它贯穿了整个曲江景区：曲江赐宴、杏园聚宴和雁塔题名为曲江游娱增添了一处独具特色的人文风景。笔记小说《唐摭言》也描述了当时文人士子的游宴盛况：
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列于岸水浒；幸蜀之后，皆烬于兵火矣，所存者唯尚书省亭子而已。进士关宴，常寄其间。既彻馔，则移乐泛舟，率为常例。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鞍，栉比而至。[161]
从这段记载可见，当时曲江之宴场面的盛大。曲江宴会是新进士宴集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活动，不管是少年得志、一跃龙门，还是多年蹭蹬方得折桂，都在彼时缓解压力获得精神的释放，他们肆意庆贺，大喜若狂。为了狂欢尽兴，湖中不仅备有画舫彩船，还要在船上演绎歌舞，极尽欢愉之乐。孟郊诗《登科后》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162]罗隐有诗《偶兴》云：“逐队随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车尘，如今羸得将衰老，闲看人间得意人。”[163]曲江进士宴会作为当时士子狂欢的压轴大戏，历来受到官方重视和民间艳羡，《唐摭言》载：“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城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164]如此景象盛况空前，整个长安城的男女老幼几乎倾城出动，整个曲江不仅新科进士的宴会之繁盛，而且商客行市罗列货物以提供买主挥霍，如此大宴真可谓曲江狂欢之盛！
曲江大宴后是杏园宴，亦称“探花宴”。刘沧赋诗《及第后宴曲江》云：“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165]士子及第在曲江池游览之余，在杏园娱乐、嬉闹、狂欢，也常来大雁塔下作诗竞比，题写名籍及诗作于粉墙之上，以尽兴致。那些王侯公卿为了在“探花出巡，绕池迂回”的欢喜日子里挑选女婿，竟然全家车马出动造成路途拥塞。狂欢的曲江池一边是“千队国娥轻似雪，一群公子醉如泥”[166]，一边是“恰似曲江闻喜宴，绿衣半醉戴宫花”[167]。如此壮观盛大的场面中，曲江、杏园、雁塔组成进士精英文化的载体。曲江人文荟萃，文兴诗盛，成为众多诗人和士子展示才能的舞台；进士是人间精英，他们的言行举止为万众瞩目，而世人的仰慕更促进了狂欢活动，使人不由自主地加入到热烈的气氛中，沉浸在个性释放的欢愉中，这种张扬宣泄的狂欢形成了唐代帝都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
曲江作为公共园林，也是市民百姓自由出入的外苑。曲江节庆风俗活动之兴盛。每逢上巳、中和及重阳节之时，“上巳曲江滨，喧于市朝路。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遇”[168]，“曲江初碧草初青，万毂千蹄匝岸行”[169]。真可谓一幅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的繁盛景况。三教九流汇聚，百技杂艺荟萃，汇成一幅幅灵动、鲜活的风情画卷。每年立春后天气转暖，长安市民纷涌踏青赶赴曲江，节俗与游赏融为一体，热闹非凡。正如赵璜诗云：“长堤十里转香车，两岸烟花锦不知。”[170]唐僖宗时期，进士康骈的《剧谈录》记载，长安春日那天“都人游玩，盛于中和、上巳之节。采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171]。在唐代，春日游宴几乎是全民性的，尤盛于中和、上巳二节日；每逢佳节京城内外便呈现一派盛大壮观的游览景象，曲江堤岸上布满了人们临时休息搭建的彩色帐幄，骑马赶牛车的前拥后挤、熙熙攘攘，大家都来享受大自然的恩泽。九月重阳节的登高活动也多选在地势高亢的乐游园和慈恩寺浮图，这是都城市民节俗活动的一个主要分布区。除了三节，其他的游春活动也很丰富，尤为盛行的是仕女们的踏春游宴，《开元天宝遗事·裙幄》记载：“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其奢逸如此也。”[172]在唐代，春日踏青习俗颇为盛行。每当春风拂煦，冰雪消融，原野上草芽出土，绿意葱葱，京城中的人们便成群结队地走到郊外“踏青”，踏草寻花，赏游春色。长安仕女是日多盛装出行，踏青时遇到名花，就在草地上铺席，四面插上竹竿，然后将亮丽的红裙连接起来挂于竹竿之上，就形成了临时的“裙幄宴”，和着良时美景，尽情宴饮，真乃奢逸狂放。唐代妇女社会地位普遍较高，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妇女出外游乐，聚观并无限制，“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游”[173]。于此可知，唐代夜游不仅可在城内，亦可移至城外。当时长安城的曲江池、乐游原等风景胜地都是仕女、文人学士及京都百姓们毕集的游赏嬉戏之地。曲江入夏则“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174]。秋日，正如白居易诗《曲江》所云：“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楼台在烟杪，鸥鹭下烟中。”[175]于是，杨巨源有诗《长安春游》云：“凤城春报曲江头，上客年年是胜游。”[176]曲江池自然成为长安居民心仪向往的游览胜地。
长安城曲江池西岸的杏园是面向全体长安市民百姓开放的风景胜地，杏园风景入画，每逢春天来临，就如陈翥作诗《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所描绘的：“十亩开金地，千林发杏花；映雪犹误雪，照日欲成霞。”[177]如此美妙烂漫之象，于是，人们争先恐后前来赏花，姚合《杏园》诗云：“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欲待无人连夜看，黄昏树树满尘埃。”[178]长安仕女不论老幼拥进杏园，采花、折花、插花的女子蔚为壮观，元稹《杏园》诗云：“浩浩长安车马尘，狂风吹送每年春。”[179]李绛《杏园联句》诗云：“杏园千树欲随风，一醉同人此暂同。”[180]可惜杏粉桃红，瞬间凋落，杜牧《杏园》诗云：“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181]众多男女集会在一起，打破了平时的礼教制约，自由的欢娱出现了，人们沉浸在花雨之中，顾不上花落满地、零乱狼藉了，欢乐的心情超过一切。林宽《曲江》诗云：“倾国妖姬云鬓重，薄徒公子雪衫轻……柳絮杏花留不得，随风处处逐歌声。”[182]甚至纨绔子弟混迹其间，尾行追逐姝丽艳姬，真乃狂放风流之举。
杏园不仅只是一般的花团锦簇、欢天喜地的游玩乐园，还是无名寒士、困顿举子无拘无束、痛快淋漓的发泄场所。《开元天宝遗事·颠饮》记载：“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饮。”[183]这里，我们似乎目睹了新科进士在未授官职前不拘礼节、不怕耻笑的种种欢娱之举，真乃狂欢至极。而激进的士子李群玉作诗《赠魏三十七》发出了满腔积怨：“莫放焰光高二丈，来年烧杀杏园花。”[184]唐代白居易、刘禹锡、元稹、韩愈等著名诗人年少时，都在曲江池畔、杏园粉坛留下了名句绝唱，以释放青春意气。
唐代安史之乱后，内忧外患使曲江全民同乐的狂欢气氛一度静默。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朝廷又重修曲江，其往日的繁荣景象又得以恢复，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稳定政权、粉饰太平，但这又给了都城民众一个向往盛世、狂欢发泄的机会，曲江集宴又再次盛况空前。许多唐代诗人挥笔作诗，如杜甫诗《曲江二首》其一云：“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185]徐夤《杏园》诗云：“杏园箫声好醉乡，春风嘉宴更无双。”[186]只不过这个时期的曲江宴饮开始走向纵情恣欲、侈逸奢靡，与盛唐时期的那种歌颂自然、向往自由的时代强音颇为不同。
可以说，狂欢实质上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特殊气象，也是一座城市的活力元素，世界上有不少城市就因为有名的狂欢节，而一年一度地展现着自己的精神风貌。尽管唐代帝都曲江的狂欢一般只体现在传统节日或者庆典宴集活动中，但它那种随心所欲、感情奔放、彰显人自然本性，甚至以非理性的情绪癫狂迸发出来的行为方式，这种独特的都城气象值得我们思考。帝都曲江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狂欢的文化圣地，它所提供的不仅仅是观赏美景，更主要的是它为都城市民提供了一处开放自由的文化活动空间，尽情释放、肆意狂欢的活动空间。追溯大唐、梦回帝都长安，缱绻流连的梦境里，我们发现：有人欢歌狂舞，有人宴饮失态、神情狂放，有人喧哗嚷叫，随之群噪、观者蜂拥蚁簇，场景极其壮观。这种“万头攒动，盈街溢巷，男女响应，举国若狂”的都城盛况，其实质蕴含着开放博大的历史背景和一个城市的活力。久而久之，经过历史的沉淀，唐代长安之曲江，北宋汴京之金明池，南宋杭州之西湖，明清南京之秦淮河，北京之紫禁城，扬州之瘦西湖，苏州之虎丘，都成为中国文学中特有的一种城市文化意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