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社会人们集会宴饮的活动中，文士们的这种宴集生活是最具有文化文学意义的，特别是任职朝廷中的文士多有集会宴游，以及在这一活动中的奉和与唱和，蕴涵着京都独特的政治文化意义。这一活动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有皇帝王侯贵戚参加，并以其为中心的集会宴游，我们称之为朝廷集会宴游；二是朝中臣子们自由组织的宴集游乐，我们称之为朝中文士的集会宴游。
唐代这种由帝王倡导的朝廷宴集唱和活动，明代文学家胡震亨根据《玉海》、《唐语林》、《唐会要》、《册府元龟》等文学典籍的记载，在其所著的《唐音癸签》中均有所罗列[1]，据此，笔者主要结合《唐诗纪事》[2]所录，将在京都举行的具有代表性的宴集唱和活动综录于下，以此展现唐代朝廷宴集唱和之盛况：
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二年（628）十二月宴突利可汗及三品以上于中华殿赋诗；五年破突厥，宴图利可汗于两仪殿赋柏梁体；六年闰八月宴三品以上，又九月宴从臣于幸庆善宫赋诗；十一年十月宴五品以上，积翠池赋诗，各赋一事，帝得尚书；十九年征辽班师至定州赋诗；二十年八月，幸灵州赋诗；又玄武门宴群臣、正日临朝、太原守岁、经战地、幸陕、还陕并有诗，群臣属和。
唐高宗李治在显庆五年（660）十二月校猎，宴侍臣蕃客于安乐川赋诗；龙朔元年（661）十月，狩陆浑赋诗；仪凤三年（678）七月宴近臣诸亲于咸亨殿赋柏梁体；又七夕玄圃宴、重九宴并有诗。
唐中宗李显于景龙二年（708）七夕集宴两仪殿赋诗。九月登慈恩塔，上官氏献诗，群臣并赋。闰月九日，幸总持寺登浮图，李峤等献诗。十月三日，幸三会寺。十一月十五日，中宗诞辰，内殿联句位柏梁体；二十一日安乐公主出降武延秀；是月，以婕妤上官为昭容。十二月六日幸荐福寺，郑愔诗先成，宋之问后进。立春，侍宴赋诗；二十一日幸临渭亭，李峤等应制；三十日，幸长安故城。三年人日，清晖阁登高赋诗唱和，因赐金彩人胜，李峤等七言诗；是日，甚欢，上令学士递起屡舞，至沈佺期赋回波。晦日，幸昆明池，宋之问诗自有夜珠来之句，至今广为传之。二月八日，送沙门玄奘等归荆州，李峤等赋诗；十一日幸太平公主南庄。七月幸望春宫，送朔方节度张仁亶。八月三日，幸安乐公主西庄。九月九日，幸临渭亭，分韵赋诗。十一月一日安乐公主入新宅，赋诗；十五日，中宗诞辰，长宁公主满月，群臣赋诗唱和……十二月十二日，幸温泉宫，敕蒲州刺史徐伯入仗，同学士例，因与武平一等五人赋诗，上官昭容赋诗七言绝句三首；十四日，幸韦嗣立山庄，拜嗣立逍遥公，名其居曰清虚原、幽栖谷；十五日，幸白鹿观；十八日，幸秦始皇陵。四年正月朔，赐群臣柏树；五日，蓬莱宫宴吐蕃使，因为柏梁体；七日，重宴大明宫，赐彩缕人胜，又观打球；八日立春，内殿赐彩花；晦日，幸浐水。二月一日，送金城公主；三日，幸司农王光辅庄；是夕岑羲设茗饮，讨论经史，武平一论春秋，崔日用请北面，赋诗唱和；二十一日，张仁亶至自朔方，宴于桃花园，赋七言诗；明日，宴承庆殿，李峤桃花园词，因号桃花行。三月一日清明，幸梨园，命侍臣为拔河之戏；三日上巳，祓禊渭滨，赋七言诗，赐细柳圈；八日，令学士寻胜，同宴于礼部尚书窦希玠亭，赋诗，张说为之序；十一日，宴于昭容院；二十七日，李峤入都祔庙，徐彦伯等饯之，学士赋诗。四月一日，幸长宁公主庄；六日，幸兴庆池观竞渡、过窦希玠宅等，以上并赋诗命侍臣和或止命侍臣赋。
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初于洛阳丽正院赐学士宴。十年（722），送道士司马承祯。十三年，登封礼毕洛城酺宴，宴两相礼官丽正学士送许景先等为各州刺史及送萧嵩、裴宽、张嘉贞、崔日知、宇文融、王晙、张说诸重臣并采访朝集等使。十四年十一月，幸宁王宅与诸王宴探韵诗即日还宫。十五年五月端午，宴群臣于武成殿各赐衣一副自赋诗；十二月幸温泉宫登骊山石瓮寺赋诗俾群臣和焉；十七年，左相张说、右相宋璟、太子少傅源干曜上官宴东堂，又同宴乐游园，又御春明楼、临右相园亭；十八年八月五日，千秋节御花萼楼受贺；二十三年，张守珪献捷饮至；二十五年，花萼楼设宴赋诗唱和；天宝二载（743），送太子宾客贺知章，又送张暐还乡；四载，幸朝元阁，又花萼楼宴毗伽可汗妻；十载，御朝元阁观庆云；十四载，宴群臣勤政楼，并赋诗唱和。
唐肃宗李亨于乾元二年（759），饯李光弼镇泗州赋诗。唐德宗于贞元四年（788）三月，宴麟德殿；十四年，中和节宴麟德殿；六年，又十七年，中和节赐宴曲江；六年，上巳赐宴曲江亭；于四年、十年、十一年、十三年、十八年，九月赐宴曲江亭，又九月十八日追赏重阳、幸章敬寺、饯张建封归镇，并赋诗。唐文宗于开成元年（836），幸龙首池赋喜雨诗；三年夏日与五学士联句；四年上巳宴曲江赐裴度诗。唐宣宗于重阳宴群臣诗；太液亭饯宰臣崔铉镇淮南诗。
综观以上所载，虽远不为全面，但由此可推知，唐代有不少帝王均有集宴赋咏唱和之盛举；以上所记对君臣集宴唱和之时间、地点、事由，均有详实精要的记录，其宴集唱和之盛况可谓唐代奉和应制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尤其是从唐代景龙二年（708）七夕至景龙四年（710）四月二十九日，群臣集宴应制唱和次数就高达近四十次，由此足见朝廷宴集唱和之繁盛。京都集宴虽多为王公大臣、公主亲属等贵戚来举行，或缘起于帝王之行幸游乐，可以想见，这些人本身就多能赋诗者，而随从者当有更多的文官，故他们每每多有赋诗联句之事。从以上记载，可以发现，这种由皇帝主导的集会宴游以初盛唐为盛，而中晚唐之后此风虽尚存，却有逊于初盛唐之繁盛气象了，其原因当与时代的兴盛与衰落密切相关。可见，唐代朝廷文士的这种集会宴游，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创作活动，在初盛唐时期比中晚唐时期表现得更为繁盛，它构成了朝廷文士一种颇富政治文化内涵的生活圈。以上所记录的仅是极为简要的概况，还远不能展现这种集会宴游赋咏唱和的具体情景，不能够详细了解到当时参与活动的文士们的唱和情态及其创作。要具体了解这些，还须借助典籍所载，让这些历史活动得到部分还原。以下，笔者主要择取其宴集活动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之例进行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