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宗朝以洛阳为中心的朝廷宴集唱和
隋代王朝虽然短暂，但毕竟基本实现了大一统，末年诸雄纷争只是乱世的余绪，经过李氏父子多年的征战，到李世民继承皇位，已经隐现盛世之象，天下太平，百姓安乐，自然随之而来的各种宴游、集会也越发热闹和频繁。唐太宗作为一个雄才伟略的圣主明君，也是一位颇具造诣的诗人，他善于抓住时机，引领着臣子们，在宴饮集会中吟诗颂赋，赠答往来，此类活动显然具有一定娱乐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交流思想，君对臣示好，展现政治宏图，臣则通过唱和诗歌功颂德，间或也有一些劝谏，这种宴集唱和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方式，贯通着君臣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敞开了朝士文人与君主，诗人与诗人之间的交流之门。同时，这种赋诗唱和也丰富了朝廷文士的政治文化生活。
唐代有不少帝王均崇尚文教，喜好艺文。《贞观政要》记载：“太宗初践祚，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已上子孙，为弘文馆学生。”[3]太宗李世民不仅崇重儒学，延揽培养文士，而且他本人也颇好艺文，常有诗文之作。帝都长安，为盛气之所聚，帝宅皇居，宫殿巍峨，甚为壮丽，此种雄壮气象，为关中特别的地势所衬托，益显壮观，它曾激起众多文人学士写下动人的诗篇，而以太宗朝君臣所作诗歌最具有开创意义。这些诗作都体制宏大，场面壮丽，声调铿锵，用意大都是通过描绘帝都的宏丽来讴歌太平气象。太宗朝的朝廷宴集、君臣唱和活动的数量颇多，太宗听政之暇就表露出对君臣集体游乐的浓厚兴趣。有史书记载，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幸长安城南的翠微宫，其时“（崔）仁师上《清暑赋》以讽，太宗称善，赐帛五十段”[4]。又据《资治通鉴》记载：“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宫。冀州进士张昌龄献《翠微宫颂》，上爱其文，命于通事舍人里供奉。”[5]根据文献史料记载，太宗朝时期朝廷集宴唱和的地点主要集中于洛阳，长安相对较少。唐太宗于贞观十一年（637）十月宴五品以上官员，此事《旧唐书》记载：“后太宗在洛阳宫，幸积翠池，宴群臣，酒酣各赋一事。太宗赋《尚书》曰：‘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征赋《西汉》曰：‘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也。’寻以修定《五礼》，当封一子为县男，请让孤兄子叔慈。太宗怆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励俗。’遂许之。”[6]《唐诗纪事》亦记：“太宗在洛阳宫，幸积翠池，宴酣各赋一事。”[7]参与此会的群臣除魏徵外，当有多人，且各有诗作。李百药有诗《赋礼记》，亦当是时所赋。其诗云：“玉帛资王会，郊丘叶圣情。重广开环堵，至道轶金籯。盘薄依厚地，遥裔腾太清。方悦升中礼，足以慰余生。”[8]魏徵、李百药所赋诗歌皆属于五言四韵；贞观十二年（638），太宗又赋《咏司马彪续汉志》，王珪和诗有《咏汉高祖》、《咏淮阴侯》等作品。由以所记可知，贞观十一年，太宗皇帝在洛阳积翠池宴请群臣，当朝廷众臣文士正处酒酣耳热之际，太宗命奏乐赋诗，太宗赋《尚书》，魏徵即席赋了一首五律《西汉》，诗中历述汉高祖、文帝、武帝等西汉时事，以及叔孙通建立礼规以凸显朝廷威严的史实，强调儒家礼乐建设的重要性。除与另一赋诗者王珪诗意相通外，又针对太宗所赋诗：“恣情昏主多，克已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9]中隐含的佛家因果轮回观念和志满意得之情进行委婉寄讽。唐太宗对此心领神会，褒赞云：“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也。”[10]即指魏徵的话何尝不是用礼来约束规劝君主。这里，太宗诗论君德，魏徵诗论臣德，全然是儒家礼乐观的宣传品。魏徵的诗《西汉》用词强直而又谨慎，显示出一个饱经沧桑的通人，老于世故，达于人情的特征。此类朝廷宴集唱和突出的特点多在于说教，当时因太宗尊崇儒学，留意于政治文化建设，宴集唱和中从太宗到臣僚，都极力想从过往的史事、人物中找寻足以为今日所用的经验教训；众朝官文士善于利用赋诗唱和叙述史实的便利，将议论和观点融入其中，并通过比较明晰的婉言规谏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政治意图，使得朝廷宴集唱和呈现出浓郁的时政文化色彩。
除了《全唐诗》中零散的篇章外，记录太宗君臣宴集唱和的唯有《翰林学士集》。此集国内早佚，诸家书目均不载，然日本尾张国真福寺收藏有唐卷子本一卷，弥足珍贵。日本学者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六曾著录，日仅存第二卷，有太宗、许敬宗、长孙无忌等人诗六十首，序一。《翰林学士集》录有诸多的朝廷文士与唐太宗的应诏之作，如：唐太宗有《赋得残花菊》诗，长孙无忌有《赋得寒丛桂应诏》诗，许敬宗有《赋得阿阁凤应诏》之作，上官仪则有《赋得凌霜雁应诏》之咏，此皆诸学士侍宴洛阳延庆殿奉和太宗之作。除了太宗所作诗《五言延庆殿集同赋花间鸟》外，尚有许敬宗应诏之作：《五言侍宴延庆殿集同赋得花间鸟一首应诏》、《五言侍宴莎栅宫赋得情一首应诏》、《五言后池侍宴迥文一首应诏》、《五言七夕侍宴赋韵得归衣飞机一首应诏》等。而唐太宗作《五言咏棋》诗二首，许敬宗、刘子冀、上官仪亦均有两首《五言奉和咏棋应诏》诗。由此可见，其时这种宴集赋诗奉和之事颇为常见，而参与集会赋诗唱和者当不仅有以上所述翰林学士，应有不少朝廷文官亦参与其中。尽管《翰林学士集》不能展示贞观唱和的全貌，但它保存了数十首唱和诗，其中有些不见于《全唐诗》。
唐太宗于贞观十四或十五年在洛阳宫仪鸾殿引朝廷群臣文士进行的宴集唱和，其中以《仪鸾殿早秋》集宴唱和为例来分析，这一唱和活动的首唱者是太宗，其诗曰：
寒惊蓟门叶，秋发小山枝。松阴背日转，竹影避风移。
提壶菊花岸，高兴芙蓉池。欲知凉气早，巢空燕不窥。[11]
此诗首联“寒惊”、“秋发”直切诗题，展现了京都秋日萧瑟之寒；次联用松、竹这样耐寒的植物与日影、秋风组合，将秋之寒气推进一层；第三联有了人的介入，菊花是秋的象征，面对如斯美景，提壶畅饮于京城的芙蓉池畔，岂不乐哉；而尾联又一次用燕巢空空来强化秋之到来。诗中有画，画中寓意，此情此景呈现出若秋之清凉，展现在眼帘的是一幅怡然闲逸的生活画卷。许敬宗的奉和诗《奉和仪鸾殿早秋应制》结构规整：
睿想追嘉豫，临轩御早秋。斜晖丽粉壁，清吹肃朱楼。
高殿凝阴满，雕窗艳曲流。小臣参广宴，大造谅难酬。[12]
许敬宗这首奉和诗首联即用“早秋”二字直切，次二联则描摹落日下洛阳仪鸾宫殿的绮丽之景，尾联引到自身，述说能参与盛会的荣幸，以及对君王诗歌的奉承。许敬宗是太宗较为赞赏和倚重的宫廷文士，早年便是秦王府的学士，太宗登基后，“累除著作郎，兼修国史”，太宗、高宗两朝所修史书、类书、总集等典籍，敬宗“皆总知其事，前后赏赉，不可胜纪”。可见他当时在京都朝廷占有重要地位。细观许敬宗的诗，“粉壁”、“朱楼”、“雕窗”、“艳曲”，满眼浮靡俗艳之气，毫无自然清新的气息，也未显其独特之处，实乃生硬地与“早秋”嵌套。朝廷文人为了求宠固位，除了努力作出迎合君主的诗篇外，不惜牺牲个人人格与尊严，想方设法求得富贵功名。许敬宗这首奉和诗，最夸张的是尾联，卑躬屈膝的谄媚情状跃然纸上。他所谓的才情，在一定程度上实乃靡靡之语，令人无语。许敬宗并不是唯一使用藻词丽句的朝廷文士，实际上，他代表着当时朝廷的一种潮流趋向；再看同一组诗唱和诗的另外两首（原诗为《翰林学士集》著录）：
秋气洒云景，高弦韵早风。雕梁尚飞燕，洛浦未惊鸿。
水泛芙蕖影，桥临芳桂丛。称觞奉高兴，长愿比华嵩。[13]
金飙扇徂署，玉露下层台。接缓芳筵合，临池紫殿开。
日料林影去，风度荷香来。既承百味酒，愿上万年杯。[14]
杨师道诗情横溢，有七步之才。“太宗每见师道所制，必吟讽嗟赏之。”[15]可他的作品，同样充满辞藻的雕饰，所不同者，丽而不艳，自有其清雅之韵。长孙无忌是国舅，正史对他的评价是“无忌贵戚好学，该博文史，性通悟，有筹略”[16]。诗歌上并不很擅长，只不过由于特殊的身份，参与宴会较多。此次宴集唱和中，唯有太宗是一枝独秀，影横斜，燕南飞，本是十分平凡的景色，再加上毫无藻饰的描述，直扣住京都秋色之景，尽显其清新、自然的风格。
唐代贞观以后，朝廷宴集文会尤其兴盛。今天仍能考实，并有诗歌留存的，陶敏先生和贾晋华都有十分明晰的考证[17]。贾晋华共考得宫廷应诏、大臣聚会两类文学创作五十余次，太宗朝君臣唱和诗214首，预唱诗人45位。作为其创作主力的宏文馆学士，全是“以本官兼学士”，他们的身份不仅仅是文学侍从，更是朝廷能臣，其职责“内参谋猷，延引讲习，出侍舆辇，入陪宴私”[18]。由此可知，文馆学士首要任务是作为君王的谋士，参与政治决策的讨论和制定。武德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出谋划策、冲锋陷阵，帮助李世民成功登上皇帝的宝座。在政治局面日益稳定的贞观，他们与这位君主的关系亦师亦友，“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罢”[19]。陪宴待游，诗赋酬答依然处于次要地位。职责所在，决定这些诗人无法将全副心思用在诗歌的改革和创新上，然而，在朝廷宴集唱和中，赋诗唱和成为朝廷文士向君王表明自己政治意图所特有的表达方式，由此而促成朝廷宴集唱和之兴起。
唐代京都朝廷文士宴集唱和之所以如此兴盛，其主要根源基于朝廷聚集了为数众多的杰出文士。唐代中央集权的最重要标志是在人才选拔上推行科举制，以科举取士，而科举中尤以进士、明经二科为常科，并且以此登上仕途。唐代在官员的选拔和任命上均十分重视文学，文才高下成为人才选拔的重要尺度，进士首重诗赋。因而在唐代的官员队伍中，饱读经史，长于文辞诗赋者是相当多的。这些文士出身的官员，遍布于朝廷与地方州府中，使得有唐一代的官吏（除武官外），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而且其中大部分人都以能诗擅文见长，颇具有文士化的色彩，这在朝廷文官中尤为明显。其原因盖在于朝廷中荟萃了大量经史诗赋兼长的高素质的才艺之士；以宰相而言，有唐一代出身于进士者即为数不少，而大学士、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出身进士者尤多。他们中有些人本身即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学者，如初唐时的陆德明、沈佺期、上官仪、虞世南、宋之问、张说、杜审言、杨师道、李峤、苏味道、阎朝隐等均是。唐代这种大量优秀文士聚集于朝中的现象，尤以初盛唐为明显，这固然由于初唐时前朝陈、隋间的著名文士仍入仕于新朝，更由于初盛唐时，不少帝王均崇尚文教艺文，而极力招揽文士之事密切相关。其实，不仅初盛唐如此，中晚唐也大多如此。这也是唐代朝廷多有宴集唱和的一个重要基础。唐代朝中文士均是其时之佼佼者，君主将其收揽于宫中，显示了君主对文士的器重与对文教的重视。而且这些文士在朝中还多被委以重任，担任显要职务者比比皆是。特别是初盛唐时期朝廷官员中文人学士可谓济济一堂，而且颇据要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唐代武则天也多有游幸宴集之事，以至卿相因此而假称腊月花开，请她游幸：“天授二年腊，卿相欲诈称花发，请幸上苑，有所谋也。许之，寻疑有异图，乃遣使宣诏曰：‘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于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异。”计有功在记载这条资料后评说：“后托术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也。大凡后之诗文，皆元万顷、崔融辈为之。”[20]事虽不足信，但武后之游幸赋诗唱和则是事实。武则天是一位“素多智计，兼涉文史”的女主。她颇重艺文，征集天下文士，宴游赋咏唱和，俨然如一代文士之领袖。武则天在洛阳龙门宴集唱和之事，《旧唐书·宋之问传》载：“预修《三教珠英》，常扈从游宴。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21]此事亦见《隋唐嘉话》卷下，有“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22]之说。从现存诗作知，除东方虬、宋之问扈从赋诗外，沈佺期亦同时与会和诗《从幸香山寺应制》云：“南山奕奕通丹禁，北阙峨峨连翠云。岭上楼台千地起，城中钟鼓四天闻。旃檀晓阁金舆度，鹦鹉晴林采眊分。愿以醍醐参圣酒，还将祇苑当秋汾。”[23]此诗描绘洛阳意境清幽的香山寺，真乃清远闲逸之胜景。结合《珠英学士集》所存沈佺期之七言应制诗《十月驾幸香山寺应制》[24]，亦是合律作品，可以这样认为，七言唱和入律的起点较高，这直接促成了七律在中宗朝的迅速成熟。另有宋之问在《早秋上阳宫侍宴序》一文中记载：“我金轮圣神皇帝垂妙觉，抚鸿勋，出轩宫而镇紫微，卷翚衣而袭元衮，释罘祝纲，万族咸宁……圣皇乃望芝田，赋葛天，和者万，唱者千。乃命小臣编纪众作，流汗拜首，而为序云。”[25]据此序可知，时武则天于早秋时游宴于洛阳上阳宫，时赋诗奉和者极多，以至需要宋之问加以辑集，并为序以纪之。以上所记乃武则天宴游集会、朝廷群臣奉和之事的简略之例而已。与武则天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的是中宗朝，可谓纪不胜纪，今存有若干记载其唱和史实、作品的重要文献，从中足以见其时宴游集会之盛况。
二、中宗朝宴集于两京的赋咏唱和
唐代朝廷宴集唱和，在太宗君臣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高宗、武后也不甘示弱，可是相对于上一时期的稳定和繁荣，当时的政局显得过于动荡，因此保留下来的诗作相对较少。值得一提的是，律诗已成为中宗朝宴集唱和活动中较为突出的代表作，通过这种宴集赋咏唱和的繁盛景象，使我们更清晰地探析到中宗朝宴集唱和之盛况的实质所在。
唐代，记录中宗朝宴集唱和之详情的作品——《景龙文馆记》，是第一部以事选，并完整记录一段时间应制、唱和的诗歌总集，与此前以人选，带别集附录性质的《翰林学士集》完全不同。支持这一选择标准的条件有二：一是景龙二年（708），新的文馆修文馆建成；二是在这些文馆学士之间存在频繁的唱和活动。在景龙年间，这两项条件都具备了。修文馆建立之后，立刻开始了频繁的宴游集会活动。《全唐诗话》中记载了中宗朝景龙期间宴集唱和的一段详况：
中宗景龙二年，始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象四时、八节、十二月。于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乂、岑羲、刘子玄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为直学士，又召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等满员，其后被选者不一。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直学士得从，春幸黎园并渭水祓除，则赐柳圈辟疠。夏宴蒲萄园，赐朱樱。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冬幸新丰，历白鹿观，登骊山，赐浴汤池，给香粉兰泽，从行给翔麟马、品官黄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钦慕。然皆狎猥佻侫，忘君臣礼法，唯以文华取幸，若韦元旦、刘允济、沈佺期、宋之问、阎朝隐等，无它称。景龙二年七夕，御两仪殿赋诗，李峤献诗云：“谁言七襄咏，流入五弦歌。”（是日李行言唱《步虚歌》）。九月，幸慈恩寺塔，上官氏献诗，群臣并赋。闰九月，幸总持，登浮图，李峤等献诗。十月三日，幸三会寺。十一月十五日，中宗诞辰，内殿联句为“柏梁体”。二十一日，安乐公主出降武延秀，是月以婕妤上官为昭容。十二月六日，上幸荐福寺，郑愔诗先成，宋之问后进。立春，侍宴赋诗。二十一日，幸临渭亭，李峤等应制。三十日，幸长安故城。十二月晦，诸学士入阁守岁，以皇后乳母戏适御史大夫窦从一。三年人日，清晖阁登高遇雪，宗楚客诗云：蓬莱雪作山是也，因赐金彩人胜。李峤等七言诗。是日甚欢，上令学士递起屡舞，至沈佺期赋《回波》，有齿绿牙绯之语。晦日，幸昆明池，宋之问诗“自有夜珠来”之句，至今传之。二月八日，送沙门玄一奖等归州，李峤等赋诗。十一日，幸太平公主南庄。七月，幸望春宫，送朔方节度使张仁亶赴军。八月三日，幸安乐公主西庄。九月九日，幸临渭亭，分韵赋诗。十一月一日，安乐公主入新宅，赋诗。十五日，中宗诞辰，长宁公满月，李峤诗：“龙神见像日，仙凤养雏年”是也。二十三日，南郊，徐彦伯上《南郊赋》。十二月十二日，幸温泉宫，敕蒲州刺史徐彦伯入仗，同学士例，因与武平一等五人献诗。上官昭容献七言绝句三首。十四日，幸韦嗣立庄，拜嗣立逍遥公，名其居曰“清虚原”、“幽栖谷”。十五日，幸白鹿观。十八日，幸秦始皇陵。四年正月朔，赐群臣柏树。五日，蓬莱宫宴吐蕃使，因为“柏梁体”。七日，重宴大明殿，赐彩镂人胜，又观打球。八日立春，内殿赐彩花。二十九日晦，幸浐水。二月一日，送金城公主。三日，幸司少卿王光辅庄。是夕岑羲设茗饮，讨论经史，武平一论《春秋》，崔日用请北面，日用赠平一歌曰：“彼名流兮左氏癖，意玄远兮冠今昔。”二十一日，张仁亶至自朔方，宴于桃花园，赋七言诗。明日，宴承庆殿，李峤等赋《桃花园词》，因号《桃花行》。三月一日清明，幸梨园，命侍臣为拔河之戏。三日上巳，跋禊于渭滨，赋七言诗，赐细柳园。八日，令学士寻胜，同宴于礼部尚书希玠亭，赋诗，张说为之序。十一日，宴于昭容之别院。二十七日，李峤入都祔庙，徐彦伯等饯之，赋诗。四月一日，幸长宁公主庄。六日，幸兴庆池观竞渡之戏，其日，过希玠宅，学士赋诗。二十九日，御宴，祝钦明为八风舞，诸学士曰：“祝公斯举，《五经》扫地尽矣！”睿宗时，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赋诗，词甚美，朝士属和三百余人，徐彦伯编为《白云记》。[26]
以上所述，尽管不尽完整，只是从景龙二年至四年仅两年半时间，就已经记录了40余次宴集唱和活动，这足以说明这一活动的频繁兴盛，规模可观。“凡天子飨会游豫，惟宰相、学士得从”这句话就点出了修文馆学士的特殊地位。宰相是政府首脑，负责政令颁布与执行，应该是皇帝最信任的臣子，如同左膀右臂，于公于私，跟最高统治者关系密切属常理。作为修文馆学士，在陪侍“飨会游豫”这件事上，可以得到与宰相一样的荣幸，足见中宗对他们的偏爱程度。其特殊性的第二点在于，“忘君臣礼法，惟以文华取幸”，也就是说，在宴游过程中，职务的高低对他们毫无影响，诗歌创作才能的高低，才是取幸于君主的标准。可以说，中宗与他的群臣们，是在以每月两至三次的频率演绎着独具特色的宫廷宴集生活。在此期间，中宗主要进行游幸宴乐赋诗论文等活动。这些活动大多聚集在两京即长安、洛阳的诸多宫殿、亭苑、园林、京城宅院、寺塔等名胜之地，其规模之盛，场景之热闹足可想见。中宗热衷于宴集文会，群臣文士们的影随奉和已成为一时风气，这无论是君主，抑或从游诸人士，均是颇为心醉的。中宗景龙三年十月“帝谓侍臣曰：‘今天下无事，朝野多欢，欲与卿等词人，时赋诗宴乐，可识朕意，不须惜醉。’大学士李峤、宗楚客等跪奏曰：‘臣等多幸，同遇昌期。谬以不才，策名文馆。思励驽朽，庶裨河岳。既陪天欢，不敢不醉。’此后每游别殿，幸离宫，驻跸芳苑，鸣笳仙禁，或戚里宸筵，王门卺席，无不毕从”[27]。这一段君臣的对话，可作为这类宴游、赋咏唱和活动为何如此之盛的诠释，也可觉察出其时君臣间心理动态之微妙。
《景龙文馆记》的主角是修文馆的学士，这与太宗朝唱和以弘文馆学士为主一脉相承，却又有极大区别，弘文馆学士的首要任务是谋事，其次才为侍游，诗酒唱和不过是政务之余的休闲活动。修文馆学士虽然也都是兼职，但根本任务就是作为文学侍从，陪伴君王。《玉海》卷五七载，据唐武平一所记《景龙文馆记》共有景龙文馆学士“二十九人传，为三卷”。以中宗为领袖，上官婉儿等为重要参谋，以此二十九人为基础，其他未入馆的朝臣为羽翼，构成了一个阵容空前强大的宫廷文学集团，加上声势煊赫的诸韦、诸武的参加，声势益壮。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唱和的规模盛大，其场景之热烈，次数之频繁，诗篇之多，不仅在唐史上空前绝后，就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亦鲜有其匹。唐中宗时期，朝廷宴集活动中，几乎每一次唱和活动都是一场竞技，或根据速度，或依据辞藻；在这一宴集唱和中，不仅君主赋诗首唱，而且众多随从文士亦皆奉和赋咏，创作了众多题材大致相同的诗作。有时还由其中一文士作序纪之，甚至也有由君主亲自撰序的情况。唐中宗《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诗序》曰：“人题四韵，同赋五言，其最后成，罚之饮满。”此次赋咏唱和，除唐中宗作有《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得秋字》诗外，今知者有韦安石、李峤、沈佺期、苏瓌等二十四人，其咏唱的大致情况在《唐诗纪事》中均有记载：
《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作》云：九日正乘秋，三杯兴已周。泛桂迎樽满，吹花向酒浮。长房萸早熟，彭泽菊初收。何藉龙沙上，方得恣淹留。得秋字时景龙三年也。……韦安石得枝字云：“金风飘菊蕊，玉露泫萸枝。”苏瓌得晖字云：“恩深答效浅，留醉奉宸晖。”李峤得欢字云：“令节三秋晚，重阳九日欢。”萧至忠得余字云：“宠极萸房遍，恩深菊酎余。”窦希玠得明字云：“九晨陪圣膳，万岁奉承明。”韦嗣立得深字云：“愿陪欢乐事，长与岁时深。”李迥秀得风字云：“霁云开晚日，仙藻丽秋风。”赵彦伯得花字云：“簪挂丹萸蕊，杯涵紫菊花。”杨廉得亭字云：“远日瞰秦坰，重阳坐灞亭。”岑羲得涘字云：“爰豫瞩秦坰，升高临灞涘。”卢藏用得开字云：“萸依佩里发，菊向酒边开。”李咸得直字云：“菊黄迎酒泛，松翠凌霜直。”阎朝隐得筵字云：“簪绂趋皇极，笙歌接御筵。”沈佺期得长字云：“臣欢重九庆，日月奉天长。”薛稷得历字云：“愿陪九九辰，长奉千千历。”苏颋得时字云：“年数登高日，延龄命赏时。”李乂得浓字云：“捧箧萸香遍，称觞菊气浓。”马怀素得酒字云：“兰将叶布席，菊用香浮酒。”陆景初得臣字云：“登高识汉苑，问道侍轩臣。”韦元旦得月字云：“云物开千里，天行乘九月。”李适得高字云：“禁苑秋光入，宸游霁色高。”郑南金得日字云：“风起韵虞弦，云开吐尧日。”于经野得樽字云：“桂筵罗玉俎，菊醴溢芳樽。”卢怀慎得还字云：“鹤似闻琴至，人疑宴镐还。”是宴也，韦安石、苏瓌诗先成，于经野、卢怀慎最后成，罚酒。[28]
据以上记载可见，从初唐时朝开始，朝廷文士宴集唱和就呈现出兴盛的景况。这次在京都长安城中宗与朝廷14位文士的赋诗咏唱实况，末尾指出：是宴“于经野、卢怀慎最后成，罚酒”，可以想见，朝廷文士每次宴集唱和都是一次速度竞技之赛，其唱和盛况尤为精彩。特别是，更常为人称赏的逸事则有沈（佺期）、宋（之问）之争。《唐诗纪事》记载：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既进，唯沈、宋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举。”沈乃伏，不敢复争。[29]
以上所记，描绘了唐中宗晦日游长安城昆明池的宴集唱和的情景，上官婉儿以一代才女和中宗昭容的身份参加宴会，并每每“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30]。这次在昆明池举行的赋诗唱和，最终以宋诗（宋之问）取胜，可见作为评委的上官婉儿标举骨力，通过评骘诗歌为朝士们指出向上一路。此举似乎也暗示：朝廷唱和，于诗末尾一味自谦自贬的老套毕竟过于陈腐，不值得提倡。景龙修文馆学士张说曾形象的描写道：“（帝）每豫游宫观，行幸河山，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可见当时风会之盛。与以往唱和不同的是，景龙文馆创作还有评委，上官婉儿颇得韦、武信任，“才华绝代，敏视聪听……容阁昭宫，两朝专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响”[31]。不仅工诗能文，而且精于赏鉴，评委自然由她出任，有时中宗本人也兼任。景龙学士张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述，中宗景龙之际“每游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学士无不毕从，赋诗属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优者赐金帛；同预宴者，惟中书、门下及长参王公、亲贵数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诸司五品以上预焉。于是天下靡然争以文华相尚，儒学忠谠之士莫得进矣”[32]。如此优厚的待遇，不要说太宗高宗朝没有，就是前代也不曾见；如此高的礼遇不仅强烈刺激了学士们的创作激情，更为重要的是表达了皇室对于集宴唱和的大力倡导。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宴集唱和中，他们可以倾注全部精力，创作出君王喜爱的诗歌式样。关于诗歌式样，也就是上官婉儿评定诗歌优劣的准则，虽缺少文献记载，但从当时作品的合律度看，“采丽益新”的新体律诗无疑是首要的评选标准。[33]由此可见，初唐朝廷集宴唱和是唐代唱和发展最为重要繁盛的时期，唐诗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文化最瑰丽的一章，这与初唐朝廷将律诗定型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透过景龙期间如此炽热的朝廷宴集唱和的繁荣景象，我们可以分析得出，这种现象之所以盛行，其实质是为朝廷文士的御用性质和地位所决定的，是为朝廷文人对皇权的依附性所决定的。由于中宗是皇权的代表，所以投靠中宗本质上就是投靠权势，这也是朝廷文士为何聚拢在中宗周围赋诗唱和的真正原因。在风波险恶、祸福无常的中宗朝，存在不少朝廷文官，即具备文学与政事两者兼顾型的官僚，他们以从政为依托，靠文学作本钱，他们大都所经历的共同的生活道路与人生感慨：先是侍从应制，暮去朝来，京洛欢游，春风得意，其后遭受严谴，播迁南荒，痛不欲生。更典型之处是，它揭示了这种类型的朝廷文士，主要凭文才安身立命，一旦隔断了与皇权的亲密关系，政治上没有了依靠，也就等于失去了安身立命的生存空间。因此，在朝廷宴集唱和中，朝廷文士随圣驾宴游唱和，需要丰富的宫廷生活经验，更需要智慧。朝廷文士咏诗唱和，文才高加上会谄媚就能得圣上欢心；得欢心就等于受重视；受重视就等于地位高、仕宦状态佳。这是一个具有前后相承的关系链，它表明是文才而不是为官之才影响文人的地位和境遇，它尤其适应于政治荒乱、君主好文的时代。因此，在这种特定的时政背景下，促成了朝廷宴集唱和的繁荣盛况，由此构就了京都朝廷独特的政治文化景观。
三、玄宗朝及其后两京的朝廷宴集唱和
盛唐时，朝廷的宴集唱和活动虽不如中宗时频繁，但在开元中时，也多有游幸宴会之事，其事亦颇有记述者。开元十一年（723），文坛称盛事的玄宗北巡，以张说、张九龄、苏颋为代表的新型宫廷文人从驾唱和，从东都——潞州——太原——汾州——蒲州——潼关周回一转，一路作诗，有诗可查者九次。本年，京都丽正院的宴集唱和也揭开了序幕，学士张说、赵冬曦、贺知章、徐坚、韦述、孙季良等进诗，玄宗手诏褒美，此即著名的《开元十八学士赞》。综观唐玄宗与学士宴集赋咏唱和之事，以开元十三年（725）三月在京都书院内举行的宴集唱和为典型，足见当时赋咏唱和之盛况。
唐代丽正院在两京各有一所，长安宫城内东宫正殿——丽正殿常作为朝廷宴集唱和的场所。唐玄宗李隆基作诗《春晚宴两相及礼官丽正殿学士探得风字》，此诗序后署“开元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其序云：“朕以薄德，袛赝历数。正天柱之将倾，纫地维之已绝。……乃命学者，缮落简，缉遗编。纂鲁壁之文章，缀秦坑之煨烬，所以修文教也。故能使流寓返枋榆之业，戎狄称藩屏之臣。神袛歆其禋祀，庠序阐其经术。既家六合，时巡两京……城阙千门，自昔交风之地，阴阳代谢，日月相推。岂可使春色虚捐，韶华并歇。乃置旨酒，命英贤，有文苑之高才，有掖垣之良佐，举杯称庆，何乐如之。同吟湛露之篇，宜振凌云之藻。”从序中可知，玄宗之巡幸各地及封泰山，祭孔子宅，幸洛阳等，并非仅为游乐之兴，而有其以此“敦睦九族，会同四海”、“静边陲”、“修文教”之用意，实怀有用以巩固其鼎盛之世的用心。故其诗所咏即抒此心意：“乾道运无穷，恒将人代工。阴阳调历象，礼乐报玄穹。介胄清荒外，衣冠佐域中。言谈延国辅，词赋引文雄。野霁伊川绿，郊明巩树红。冕旒多暇景，诗酒会春风。”[34]参与这次宴集的唱和者颇多，《职官分纪》卷十五记：“（开元）十三年三月，因奏封禅仪注，学士等赐宴于集仙殿。上制诗序，群臣赋诗。上于座上口诏改为集贤殿。时预宴者，宰臣源侍中乾曜、张燕公、学士徐坚、贺知章、康子元、赵冬曦、侯行果、敬会真、赵玄默、韦述、李子钊、陆元秦、吕向、咸廙业、毋煚、余钦、孙季良、冯朝隐等。……酒酣，内出彩笺，令燕公赋宫韵，群臣赋诗。”[35]据以上所记即有十八人，且多为集贤学士，乃当时享有盛名饱学能文之士。
唐代京都朝廷宴集唱和因为集贤院的成立而达到高峰，当时集贤院共设四所：分别设在西京长安城东内大明宫、兴庆宫、华清宫、东都洛阳。在四所集贤院中，西京大明宫是最重要的一所，它是高宗、武后以来历朝皇帝听政之所，开元十六年（728）以前，玄宗也在此坐朝，因此这里是政治中枢，也是文化中心。在集贤院共有饯送二次，集贤院宴集数次，东封泰山往返途中唱和数次，其中尤以集贤院定名，送张说赴任集贤那次，规模尤为甚大。开元十三年四月五日，中书令张说任集贤院知院事赴任，唐玄宗又赐宴赋诗，众文人亦赋诗以送。其时张九龄作文《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学士张说上赐燕序》，玄宗赋诗《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同赋之文士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所述及其咏唱，有王湾得筵字，贺知章得谟字，褚琇得风字，程行谌得迥字，陆坚得今字，韦述得华字，徐坚得虚字，李元纮得私字，源干曜得迎字，赵冬曦得莲字，张说得辉字，苏颋得兹字，连玄宗共有十八人同时赋诗，其集会的盛大场景即此可知。这一众文臣集会赋诗之事，在玄宗登基不久之后的开元二年闰二月即已有之。据《唐会要》载：“开元二年闰二月诏，令祠龙池。六月四日，右拾遗蔡孚献《龙池篇》，集王公卿士以下一百三十篇，太常侍考其词合音律者，为《龙池篇乐章》，共录十首。”[36]所录十首诗今存于《全唐诗》卷十二《享龙池乐章》中，但这仅是从众多诗作中选出的十首。据《唐会要》所记，原有诗130篇，可知其时集会赋诗唱和者当不下百人，其规模之盛大由此可见。
玄宗朝之后，文宗、宣宗二帝亦颇重艺文，喜吟咏，时与朝廷学士儒臣讨论经义诗文。《唐诗纪事》记文宗：“常谓左右曰：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则何以为人君耶！每试进士，多自出题目；及所司进所试，披览吟咏，终日忘倦。常延学士于内庭，讨论经义，较量古今，令宫女以下侍茶汤饮馔。李训讲《周易》，时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带、辟暑犀如意以赐训，曰：‘如意足以与卿为谈柄也。’读高郢《无声乐赋》、白居易《求玄珠赋》，谓之玄祖。帝听政暇，博览群书。一日，延英顾问宰臣：‘《诗》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时宰相杨珏、杨嗣复、陈夷行相顾未对。珏曰：‘臣按《尔雅》，苹是藾萧。’上曰：‘朕看《毛诗疏》，叶圆而花白，丛生野中，似非藾萧。’”[37]《唐诗纪事·宣宗》亦记：“旧制：盛春内殿赐宴三日。帝妙律，每先裁制新曲，俾禁中女伶迭相教授，至是出宫女数百，分行连袂而歌。其曲有曰《播皇猷》者，率高冠方履，褒衣博带，趋走俯仰，皆合规矩，于于然有唐、尧之风焉。……如是数十曲，流传民间。”[38]《旧唐书·崔元略传》附《崔铉传》记崔铉“进封魏国公、淮南节度使。宣宗于太液亭赋诗宴饯，有‘七载秉钧调四序’之句，儒者荣之”[39]。尽管晚唐时由于国势衰弱，内外患频起，朝中由帝王倡导的宴集唱和已不能与初盛唐相比，但这一活动也是时而有之。以上记述的文宗与朝廷学士等人讨论诗文经义之事，亦可看作小型集会，而宣宗的制新曲，赋诗宴饯崔铉，其时集会中想必亦有奉和共赋者。可以说，唐代京都朝廷文士大多经历过这种宴集唱和的宫廷生活，这是朝廷文士所特有的一种宫廷文化生活，也是一道值得关注的城市文化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