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盛唐时期长安的朝中文士集宴唱和
唐代朝中文士举行的宴集唱和，除了以帝王为中心的朝廷盛会外，另一种宴集唱和也颇值得关注，就是以京都朝中大臣为中心的宴集唱和，或一般文臣学士们的宴集唱和。这种形式的集会，在初盛唐时期也颇为兴盛。唐代朝中文士宴集唱和经常在节假日举行，有时这种宴集唱和并非集中在一家中或园林亭阁之类较小的地方，也不一定以某人为中心，而是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参与者众多，但其中多有文士或结伴参与，或随习俗风尚参与其中，并多有赋咏唱和。
大唐帝都长安城举行朝中文士宴集唱和活动较多，如《大唐新语》对长安城元夕宴游唱和之事有所记载：“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唯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郭利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为绝唱。味道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贞曰：‘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漫唯愁晓，周旋不问家。更逢清管发，处处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胜常年，此夜风光正可怜。鳷鹊楼前新月满，凤凰台上宝灯燃。’文多不尽载。”[40]以上所引中崔液赋诗，题为《上元夜六首》中的第三首。另列举崔液赋诗《上元夜六首》的第五、六首，由此以展示文士们游兴唱和之盛况：
公子王孙意气骄，不论相识也相邀。最怜长袖风前弱，更赏新弦暗里调。
星移汉转月将微，露洒烟飘灯渐稀。犹惜路傍歌舞处，踌蹰相顾不能归。[41]
诗中描绘了在宴游赏灯之日，人们不论相识与否都相邀宴集京师长安城。在浓郁的宴集潮流中，那些原本相识的文士们自然也会结伴而游，共同作诗，相与唱和。以上《大唐新语》所记“文士皆赋诗一章”，“作者数百人”，由此可见当时长安城中，文士们在元夕灯会中游赏唱和之盛，想必其情景令人沉醉。
盛唐开元二十五年（737）三月，朝中文士在长安城东郊韦氏立山庄举行了一次宴集唱和活动。丞相张九龄有诗《骊山下逍遥公旧居游集》云：“君子体清尚，归处有兼资。虽然经济日，无忘幽栖时。卜居旧何所，休澣尝来兹。岑寂罕人至，幽深获我思。松涧聆遗风，兰林览余滋。往事诚已矣，道存犹可追。……我心希硕人，逮此问元龟。怊怅既怀远，沉吟亦省私。已云宠禄过，况在华发衰。轩盖有迷复，丘壑无磷缁。感物重所怀，何但止足斯。”[42]张九龄游逍遥公旧居并非仅他一人，而是与众人同游；所咏也不仅他一人，其实是他与朝中权要的一次游集，当然其中也多有文士参与。王维有《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记录了此次游集活动。据此序所提及诸公有“太子太师徐国公、左丞相稷山公、右丞相始兴公、少师宜阳公、少保崔公、特进邓公、吏部尚书武都公、礼部尚书杜公、宾客王公”[43]等。据清赵殿成注及《唐代文学编年史》所考，上述诸人为萧嵩、裴耀卿、张九龄、韩休、杜暹、王丘、张暠、李喡、崔琳。与会者中实不乏文学之士，如裴耀卿、张九龄、韩休等即是。王维这篇序文记述了此次宴集盛况：
熙天工者，坐而论道。典邦教者，官司其方。相与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听于朝则雅颂矣，问于野则赓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宴乐，考击钟鼓，退于彤庭，选辰择地，右班剑，骖六驺，画轮载毂，羽幢先路，以诣夫逍遥焉。神皋藉其绿草，骊山启于朱户。渭之美竹，鲁之嘉树，云出其栋，水源于室。灞陵下连乎菜地，新丰半入于家林。馆层巅，槛侧迳，师古节俭，惟新丹垩。岩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时。卉木后春，勾芒不能一其令。花径窈窕，蘅皋涟漪。[44]
这里是描述他们往逍遥谷进发的情形，并颇具文学色彩地描绘了逍遥谷景色。逍遥谷中绿草美竹、嘉树卉木、幽谷栋室，云水灵动之圣景。此外序中还记述了他们集宴歌舞之事，其文辞华丽，清雅脱俗，实乃一篇记游美文。若无此宴集唱和，则无王维如此颇具文采之文，于此，亦可见朝中文士文学创作灵感的迸发与宴集唱和的兴盛有密切关系。以上所述长安城朝中文士进行的诸多宴集唱和活动，朝中文臣们在罢朝休假之余，游宴于京都山水园林之间，或聚集于京都游览胜地，兴浓时高声赋咏唱和，放松心情尽情逍遥，享受大自然的清新，给往日原本严肃紧张的朝中政治生活注入了闲适、安逸的生活情调。这种宴集唱和，给京都朝中文士提供了一种休闲式的政治生活。
二、初盛唐时期洛阳的朝中文士宴集唱和
初盛唐时期在洛阳举行的朝中文士宴集唱和也颇为兴盛，相对于长安城的朝中文士宴集唱和相比，洛阳的宴集唱和大多集中在朝中文臣的私家园林、宅第或者别墅中举行。对此朝中文士宴集唱和之盛况《唐音癸签》有所描述：
唐朝士文会之盛，有杨师道安德山池宴集，（注曰：预宴赋诗者有岑文本、刘洎、褚遂良、许敬宗、上官仪及师道兄续。）于志宁宴群公于宅，（注曰：其人有岑文本、杜正伦、令狐德棻、刘孝孙、许敬宗、封行高，各赋一字。）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晦日重宴及上元夜效小庾体等诗。（注曰：晦日置酒，有陈子昂、王勔、张锡、解琬、长孙正隐、崔知贤、高绍、高球、郎馀令、王茂时、周思钧、周彦晖、周彦昭、弓嗣初、高峤、刘友贤、徐皓、陈嘉言、韩仲宣、高瑾二十人，同用华字。）……裴居守洛都，筑园，名堂绿野，时出家乐，与白居易、刘禹锡、李绅、张籍、崔群诸诗人游宴联句，缠锦既奢，笺霞尤丽。所云“昔日兰亭无艳质，此时金谷有高人”者，至今可追想其盛。[45]
以上所提及唐代朝士的雅集文咏，不像陪侍帝王的宴集唱和那样带有浓郁的庙堂气息，表现出来的是朝士们比较自由闲逸地往返酬唱的惬意，当然这也不排除有些场合仍然染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这种雅集唱咏多集中在私家园林、宅第、别墅中举行，其规模虽逊于帝王的游宴唱和，但有些也是颇具规模，参与者也不少，以下主要研析其颇具代表性的几次宴集唱和。
唐高宗调露二年（680）正月晦日，在洛阳卫尉卿高正臣林亭置酒宴，与会者凡二十一人。诸文士赋《晦日宴高氏林亭》诗，高正臣有《晦日置酒林亭》及《晦日重宴》诗；陈子昂为作《晦日宴高氏林亭》诗序，从序中依稀可见其宴游唱和之盛况：
夫天下良辰美景，园林（一作亭）池观，古来游宴欢娱众矣。然而地或幽偏，未睹皇居之盛。时终交丧，多阻升平之道。岂如光华启旦，朝野资欢。有渤海之宗英，是平阳之贵戚。发挥形胜，出凤台而啸侣；幽赞芳辰，指鸡川而留宴。列珍馐于绮席，珠翠琅玕；奏丝管于芳园，秦筝赵瑟。冠缨济济，多延戚里之宾；鸾凤锵锵，自有文雄之客。总都畿而写望，通汉苑之楼台。控伊洛而斜□（此处原文为□），临神仙之浦溆。则有都人士女，侠客游童。出金市而连镳，入铜街而结驷。香车绣毂，罗绮生风。宝盖琱鞍，珠玑耀日。于时律穷太簇，气淑中京。山河春而霁景华，城阙丽而年光满。淹留自乐，玩花鸟以忘归；欢赏不疲，对林泉而独得。伟矣！信皇州之盛观也。岂可使晋京才子，孤摽洛下之游；魏室群公，独擅邺中之会。盍各言志，以记芳游。同探一字，以华为韵。[46]
此次宴集唱和在洛阳高正臣林亭举行，参与晦日雅集者除主人外，尚有韩仲宣、崔知贤、高球、周彦昭、周彦晖、周思钧、弓嗣初、王茂时、王勔、高瑾、高绍、高峤、徐皓、长孙正隐、郎馀令、陈嘉言、陈子昂、刘友贤、解琬、张锡等人。同日，又重宴于高氏林亭。高正臣《晦日重宴》诗题下云：“是宴九人，皆以池字为韵，周彦晖为之序。”[47]所赋诗今存者有高正臣、高瑾、高峤、周思钧、周彦晖、陈嘉言、弓嗣初八首。这两次集宴均限韵赋诗，前者限“华”字韵，后者以“池”为韵。在此录其中数首，以见此类诗之风貌。高正臣诗《晦日置酒林亭》云：“正月符嘉节，三春玩物华。忘情寄尊酒，陶性狎山家。柳翠含烟叶，梅芳带雪花。光阴不相借（一作惜），迟迟落景斜。”郎馀令诗《晦日宴高氏林亭》云：“三春休晦节，九谷泛华年。半晴余细雨，全晚澹残霞。尊开疏竹叶，管应落梅花。兴阑相顾起，流水送香车。”弓嗣初诗《晦日宴高氏林亭》云：“上序春晖丽，中园物候华。高才盛文雅，逸兴满烟霞。参差金谷树，皎镜碧塘沙。萧散林亭晚，倒载欲还家。”重宴时，高峤诗《晦日重宴》云：“驾言寻凤侣，乘欢俯雁池。班荆逢旧识，斟桂喜深知。紫兰方出径，黄莺未啭枝。别有陶春日，青天云雾披。”周思钧诗云：“绮筵乘晦景，高宴下阳池。濯雨梅香散，含风柳色移。轻尘依扇落，流水入弦危。勿顾林亭晚，方欢云雾披。”[48]这些诗大多描绘了当时春日晖丽、云雾轻逸，京都林亭柳色清风、春花香散、清漪阳池等秀美景致，众文士们游宴畅饮、赋文唱和一派欢欣景象。
以上所述，初盛唐时期，在陪都洛阳城中朝中文士举行的宴集唱和活动，无不充溢着雅韵欣悦的气息，往往文臣们在罢朝休闲之余，游宴于洛阳山水之间、或私家园林、个人宅第、别墅之中、或聚集于洛阳名胜之地，在游宴之际尽享闲适之悦，伴之而来的即兴赋咏唱和，这种宴饮唱和的闲逸生活，给平日繁忙紧张的朝政生活增添了些许轻松清新的意味，这与帝都长安城浓烈的政治生活相比，这种安逸闲适的宴集唱和，至少多了一缕惬意之情，给朝中文士们的朝政生活注入一抹独特的休闲色调。
三、中晚唐时期洛阳的朝中文士宴集唱和
唐代中晚唐时期朝士文人的宴集唱和仍然颇为繁多，而且其形式与创作也丰富多彩，其宴集唱和的地点主要集中在陪都洛阳。中晚唐时期裴度、白居易、牛僧孺、刘禹锡等人皆喜好宴游咏唱之会。裴度在宪宗、穆宗、敬宗三朝都曾任宰相，他向来以好士为世人所敬重，对当时文士来说，他是个极具亲和力的人物。《旧唐书·裴度传》载：“初，德宗朝政多僻，朝官或相过从，多令金吾伺察密奏，宰相不敢于私第见宾客。及度辅政，以群贼未诛，宜延接奇士，共为筹画，乃请于私第接延宾客，宪宗许之。自是天下贤俊，得以效计议于丞相，接士于私第，由度之请也。”[49]宝历二年（826），“度初至京，朝士填门”。在其一生中，与许多文人都有过密切交往，其中最主要的是白居易、刘禹锡，还有韩愈、张籍、元稹、薛涛、崔备、崔群、李绅、李德裕、杨汝士、杨巨源、温庭筠、令狐楚、柳公绰、柳宗元、武元衡等；中唐大和八年（834），裴度由山南东道节度使改为东都洛阳留守兼侍中，时年七十岁。作为东都最高的行政长官、众分司之首——留守，裴度以其一流的人品、政绩和好士的作风，在洛阳这块闲适的士地上，自然成了众多退闲文人交往的中心。
以裴度为中心并聚集刘禹锡、白居易诗人群的宴集唱和活动主要在京都洛阳展开，且声势繁盛，颇有建树。究其原因，除社会、政治的因素外，还与洛阳作为陪都的特殊地位有很大关系。《中州杂俎》中《人纪》十五有“洛阳古会”条记载：“洛阳山川秀美，人物高华，古来名流，率传雅会。”[50]洛阳拥有秀美的山水环境，还有着悠久的园林文化传统，文人的才思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与洛阳明丽的自然、人文景观相互映照，诗情涌动，宴集唱和便一发不可收。在洛阳以裴度为中心的宴集唱和之事，多为园林宴集，文酒香会，赋诗唱和，乐不可支。裴度在洛阳建有两处园林即集贤里宅园和午桥庄。集贤里宅园位于洛阳东南的集贤坊，此地常常作为朝中文士们宴集唱和的场地。中唐大和八年（827），在宴集唱和中白居易有诗《夜宴醉后留献裴侍中》；开成元年（836），白居易有诗《长斋月满携酒先与梦得对酌醉中同赴令公之宴戏赠梦得》、《秋霖中奉裴令公见招早出赴会马上先寄六韵》；刘禹锡有诗《酬乐天斋满日裴令公置宴席上戏赠》、《奉和裴令公夜宴》；开成二年白居易有诗《对酒劝令公开春游宴》，刘禹锡有诗《酬乐天请裴令公开春加宴》。关于游宴歌乐的场景，诗作中多有描述。白居易作于大和八年（834）的《夜宴醉后留献裴侍中》：
九烛台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欢娱。翩翻舞袖双飞蝶，宛转歌声一索珠。
坐久欲醒还酩酊，夜深初散又踟蹰。南山宾客东山妓，此会人间曾有无。[51]
此诗所描洛中宴集景象：烛光如梦、歌妓似仙，她们有着脆珠般的歌喉，舞袖飘动若飞蝶，在这声色之娱中，宾客大多酩酊大醉。夜深时分，宴会方才慢慢散去。诗人仍踌躇流连不忍离去。诗人抓住宴会中两种人物：歌妓舞女和任情欢娱的宾客，宾客应是主角，但主角几乎淹没在浓艳声色之中，“此会人间曾有无”的反问，表现了白居易以此为人间仙境的思想。白居易在《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三十六韵见赠猥蒙征和才拙词繁辄广为五百言以伸酬献》诗中更加详尽地描写众朝中文士在洛阳集贤林亭中宴集的情景：
主人命方舟，宛在水中坻。亲宾次第至，酒乐前后施。解缆始登泛，山游仍水嬉。沿洄无滞碍，向背穷幽奇。瞥过远桥下，飘旋深涧陲。管弦去缥缈，罗绮来霏微。棹风逐舞回，梁尘随歌飞。宴余日云暮，醉客未放归。高声索彩笺，大笑催金卮。唱和笔走疾，问答杯行迟。一咏清两耳，一酣畅四肢。主客忘贵贱，不知俱是谁。[52]
如果说上首诗只有声色之乐、人物情态的描写，而无自然之景。那么这首诗所写情境，更能表现园林宴饮的特点，身心与园林自然合一。场景中不仅有歌管酒乐，而且主客泛舟池中，山游水嬉，不再被浓艳的声色所淹没，而是眼界开阔，随着游历，园林景象在不断转换，主客在这一过程中更得到一种寻奇探幽之乐。诗中也写到歌舞景象“管弦去缥缈，罗绮来霏微。棹风逐舞回，梁尘随歌飞”，歌舞都变得空灵脱俗，与自然融为一体。伴之而产生的是诗歌：“高声索彩笺，大笑催金危。唱和笔走疾，问答杯行迟。”“高声”、“大笑”、“笔走疾”、“杯行迟”这些词语渲染出诗酒唱和时狂放热闹的场景，诗歌随之在杯酒交错中而产生。朝中文士、宾客在酣畅的赏游宴饮、赋咏唱和中身心得到了最适意的愉悦。
洛阳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人文荟萃，物产丰饶，山明水秀，气候温和，民性安舒。较之政治漩涡中心——长安的你争我斗，激烈动荡，洛阳便显现出了平稳祥和甚至闲散的气质。洛阳作为陪都以宽松的政治氛围、秀丽的自然环境和闲适的人文氛围，为朝中文士及诗人的宴集唱和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土壤。这种兴盛于陪都洛阳的朝中文士宴集唱和活动，更多的是给朝中文臣激烈、严肃的政治生活中注入了一抹休闲适逸的色调，朝中文士在洛阳闲适的园林宅第或游览胜地尽情宴集唱和，这不仅仅是他们放松心情的精神家园，这也成为他们个人交游宴集的外交风格体现的舞台，他们把在朝中政治生活的喜乐或失意都融入这“游览山水、宴饮唱和”之中，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或洒脱，作为他们政治生活中的调味品。可以说，这种繁盛的朝中文士宴集唱和，是陪都文化孕育出的一种独特的休闲式政治生活。
唐代陪都洛阳以裴度、白居易、刘禹锡为中心的宴集唱和活动最为频繁，对此，史书皆有记载，《旧唐书·裴度传》记：“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53]所谓的“视事”，即东都留守应该履行的公事，主要是按时巡视宫殿、训兵守境、拜表、行香等。“度野服萧散，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54]在其任职东都洛阳留守期间，白居易任太子宾客分司，刘禹锡在裴度到洛阳的第三年，即开成元年（836）也到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刘、白、裴在洛阳宴集唱和较多，现将相关的宴集唱和之作列举如下：
唐文宗大和八年（834），裴度与白居易于洛阳宴游唱和的诗作。裴度有《夏中雨后游城南庄示乐天八韵》（佚）；白居易有《奉酬侍中夏中雨后游城南庄见示八韵》、《夜宴醉后留献裴侍中》、《代林园戏赠裴侍中新修集贤宅成池馆甚盛数往游宴醉归自戏耳》、《戏答林园》、《重戏赠》、《重戏答》等。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裴度、白居易和刘禹锡在洛阳宴集唱和的诗作。裴度有《喜遇刘二十八偶书两韵联句》（裴度、刘禹锡、白居易）、《刘二十八自汝赴左冯途经洛中相见联句》（裴度、刘禹锡、白居易、李绅）、《新成绿野堂即事》（佚）、《集贤林亭即事诗三十六韵》（佚）、《赠别》（佚），裴度曾寄刘禹锡长句，诗佚；白居易有《和刘汝州酬侍中见寄长句因书集贤坊胜事戏而问之》、《裴令公席上赠别梦得》、《池畔闲坐兼早侍中》、《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三十六韵见赠猥蒙征和才拙词繁辄广为五百言以伸酬献》；刘禹锡有《两如何诗谢裴令公赠别二首》、《将之官留辞裴令公留守》等。
文宗开成元年（836），裴度、白居易和刘禹锡宴集洛阳赋咏唱和的诗作。裴度有《予自到洛中与乐天为文酒之会时时构咏乐不可支则慨然共忆梦得而梦得亦分司至此欢惬可知因为联句》（裴度、白居易、刘禹锡）、《凉风亭睡觉》（“饱食缓行新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55]此诗闲适之趣的表达与白居易诗极为相似。）、《雪中讶诸公不相访》；白居易有《喜梦得自冯翊归洛兼呈令公》、《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秋霖中奉裴令公见招早出赴会马上先寄六韵》、《长斋月满携酒先与梦得对酌醉中同赴令公之宴戏赠梦得》、《酬令公雪中见赠，讶不与梦得同相访》、《和令公问刘宾客归来称意无之作》（由此诗《和令公问刘宾客归来称意无之作》可知，裴度又曾赠诗给刘禹锡，中有“归来称意无”之句，诗已佚。）；刘禹锡有诗《自左冯归洛下酬乐天兼呈裴令公》、《酬乐天斋满日裴令公置宴席上戏赠》、《奉和裴晋公凉风亭睡觉》、《答裴令公雪中讶白二十二与诸公不相访之什》、《奉和裴令公夜宴》等。
开成二年（837），裴度、白居易和刘禹锡于洛阳宴集赋和之诗作。裴度有《南庄一绝》（仅存断句：“野人不识中书令，唤作陶家与谢家。”[56]）；白居易有《和裴令公南庄一绝》、《裴令公一日日一年年杂言见赠》（由此诗可知，裴度曾写诗赠白居易，中有“一日日一年年”之句，诗为杂言。）、《三月三日祓禊洛滨并序》（序中言：“晋公首赋一章，铿然玉震，顾谓四座，继而和之。”）、《对酒劝令公开春游宴》、《令公南庄花柳正盛，欲偷一赏，先寄二篇》；刘禹锡有《酬乐天请裴令公开春加宴》、《三月三日与乐天及河南李尹奉陪裴令公泛洛禊饮各赋十二韵》等。
由以上记载可见，唐文宗开成元年裴度至洛阳，与白居易常为文酒之会。后来刘禹锡加入，三人更为相得惬意。白居易《寄献北都留守裴令公并序》作于开成二年（837），当时裴度已由东都洛阳留守移太原任，诗中回忆自己与裴令公在一起宴集的情形，“忽忆前时会，多惭下客叨。清宵陪宴话，美景从游遨。花月还同赏，琴诗雅自操”[57]。此诗也写到了裴、白、刘一起歌舞相伴的宴饮生活：“为穆先陈醴，招刘共藉糟。舞鬟金翡翠，歌颈玉蛴螬。”诗中有注：“居易每十斋日在会，常蒙以二勒汤代酒也。”[58]唐时，正月、五月、九月为长斋月，持斋者整月间要吃素食，如果在这期间，持斋的白居易参加了宴会，就以二勒汤代酒，所谓“二勒汤”，类似于三勒汤，是一种用三种果汁酿成的甜酒[59]。白居易斋戒满后，裴度即在宅中设宴，如刘禹锡《酬乐大斋满日裴令公置宴席上戏赠》诗中所言：“一月道场斋戒满，今朝华幄管弦迎。”[60]可见其相聚之频繁，这与洛阳履道、集贤两坊相邻有关，“履道、集贤两宅，相去一百三十步”[61]。便利的条件更促成了裴、白间频繁的诗酒交往宴游等活动。
在裴、白、刘的诗酒交往宴集中，因裴度身份和人品，刘、白在诗中总是不能完全忘记裴度的特殊威望，对之充满敬意，刘禹锡几次以谢安比裴度。如刘禹锡有诗《将之官留辞裴令公留守》云：“重叠受恩久，邅回如命何。东山与东阁，终冀再经过。”[62]又《自左冯归洛下酬乐天，兼呈裴令公》云：“新恩通籍在龙楼，分务神都近旧丘。自有园公紫芝侣，仍追少傅赤松游。华林霜叶红霞晚，伊水晴光碧玉秋。更接东山文酒会，始知江左未风流。”[63]除敬意外，还几次用到“恩”字，刘禹锡一生几次受到裴度的帮助、提拔。元和十年（815），刘禹锡由播州刺史，又改连州刺史，是由于裴度的奏请；大和元年（827），裴度保荐闲居的刘禹锡为主客郎中、分司东都；大和二年，裴度荐刘禹锡为礼部郎中、集贤殿直学士刘禹锡。大和九年（835），刘禹锡由汝州刺史改同州刺史时经过洛阳，与裴度、白居易、李绅相会，刘有《两如何诗谢裴令公赠别二首》，其诗中有“终期大冶再熔炼，愿托扶摇翔碧虚”[64]之句，希望裴度再度为相，愿借裴度之力得到升迁。这里，从诗句中体现裴度礼贤作风，又见出裴刘间特殊的关系。同时，诗中隐现出白居易的人生理想境界。白居易《和裴令公一日日一年年杂言见赠》诗云：“公有功德在生民，何因得作自由身？”[65]白居易的另一篇诗作在描述游宴洛阳集贤林亭的情形之后，诗的末段云：
客有诗魔者，吟哦不知疲。乞公残纸墨，一扫狂歌词。维云社稷臣，赫赫文武姿。十授丞相印，五建大将旗。四朝致勋华，一身冠皋夔。去年才七十，决赴悬车期。公志不可夺，君恩亦难希。……岂若公今日，身安家国肥。羊祜在汉南，空留岘首碑。柳恽在江南，祇赋汀洲诗。谢安入东山，但说携娥眉。山简醉高阳，唯闻倒接。岂如公今日，余力皆有之。愿公寿如山，安乐长在兹。愿我比蒲稗，永得相因依。[66]
以上所载，在白居易看来，裴度一生拥有了高官和功业，而今虽退闲，但身居留守要职。虽居留守之职，却又身心安适，无所羁绊，逍遥安乐。裴度的“自由身”是“功成名遂自由身”[67]而且筋力犹健。如此功业与心境，可见白居易对裴度充满敬意和仰慕之情。“愿我如蒲稗，永得相因依”二句表达白居易对裴度的相依心理。
裴度在洛阳期间即太和八年至开成二年（834—837），是宴集诗文唱和的中心人物，在洛阳曾进行多次宴饮活动，而且往往歌舞相伴。而这一时期，正是长安权力斗争最为残酷的时期。太和九年（835），甘露之变中，除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等四宰相被诛外。朝官死者千余人，在内庭、外庭的斗争中，宦官势力占了绝对上风，把持着朝廷，正如《新唐书·裴度传》载：“时阉竖擅威，天子拥虚器，缙绅道丧。度不复有经济意，乃治第东都集贤里。”[68]《资治通鉴》文宗太和九年：“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69]而外庭的牛李党争又处于最激烈的时候。“文宗朝为两党参错并进、竞争最剧之时。”[70]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裴度却以一种自由逍遥的姿态生活于洛阳，沉浸于诗酒园林、宾客文士之好中，如此心境处事，看似长安的时事离他很远，如此生活状态颇具境界。当他于洛阳私园集贤里宴集唱和，宴会上的文士“高声索彩笺，大笑催金卮。唱和笔走疾，问答杯行迟”之时，当洛水之上众闲官“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之时，《资治通鉴》文宗开成元年九月下记：“上自甘露之变，意忽忽不乐，两军球鞠之会十减六七，虽宴享音伎杂沓盈庭，未尝解颜，闲居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71]在当时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闲适的饮宴唱和中，朝中文士们不免存有失意、惆怅之情。唐代两京长安、洛阳，一方是权力之争，一方是宴集唱和之乐，残酷、紧迫与温馨、闲逸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些享受闲逸的主人公又曾是置身于政治旋涡之中的人。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朝中文士往往以这种轻松闲适的宴集唱和，作为消减当时身处朝中政治斗争之激烈的调味剂，这种紧张、激烈与闲逸、放松相互交替、复杂交错在一起的生活，也正因此而构成了唐代洛阳朝中文士独特的休闲式政治文化生活。
牛僧孺曾三次任职于洛阳，任过留守和分司之职。在洛阳的生活，牛僧孺参加的主要活动就是与众文士宾客的宴集唱和。尽管牛僧孺三次到洛阳，但在他仅存的四首诗中，只《李苏州遗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奉呈梦得、乐天》一首作于开成三年（838）东都洛阳留守时。所以牛僧孺在洛阳的宴游活动主要是体现在与其密切交往的白居易和刘禹锡的诗作中，开成二年五月到开成三年九月一年多时间里，牛僧儒第一次到洛阳，这是他宴游赋咏唱和最活跃的时期。牛僧孺虽然留下来的诗作很少，但在洛阳经常与刘、白二人诗酒唱和。从刘、白酬唱诗的题目可见，牛僧孺在洛阳至少还作有十七首诗，惜皆已不存。现根据白居易、刘禹锡的诗题，推测牛僧孺在洛阳的诗作，有些虽不是很精准的题目，但可从中粗略了解到牛僧孺在洛阳与刘、白赋诗唱和的概况：
开成二年（837），牛僧孺与刘禹锡、白居易的宴集酬唱经常采用戏赠、戏答形式，其作诗数量约五首。牛曾访白居易履道宅，有诗戏赠白，白回以《酬思黯相公见过弊居戏赠》；由白《因梦得酬牛相公初到洛中小饮见赠》、刘《酬思黯见示小饮四韵》可知，牛有《初到洛中小饮》诗；刘有《酬思黯代书见戏》，牛僧孺曾以诗代书戏赠刘禹锡；由白《酬牛相公宫城早秋寓言见示兼呈梦得》，刘《酬留守牛相公宫城早秋寓言见寄》，牛应有《宫城早秋寓言》诗；由白《酬思黯戏赠同用狂字》《又戏答绝句》，可知牛有诗戏赠白居易，并用狂字韵。
开成三年（838），在洛阳宴集唱和中，牛僧孺至少存有十首诗：白有《戏答思黯》，牛应有《戏赠》诗；由白诗《同梦得和思黯见赠来诗中，先叙三人同宴之欢，次有叹鬓发渐衰嫌孙子催老之意，因酬妍唱，兼吟鄙怀》可知，牛又有诗赠梦得，诗中叙三人同宴之欢，又叹鬓发渐衰；由白《奉和思黯自题南庄见示兼呈梦得》、刘《和牛相公南溪醉歌见寄》，牛有《自题南庄》、《南溪醉歌》；由白《奉和思黯相公雨后林园四韵见示》、刘《牛相公林亭雨后偶成》，牛有《雨后林园四韵》（《林亭雨后偶成》）；由白《酬思黯相公晚夏雨后感秋见赠》、刘《和牛相公夏末雨后寓怀见示》，牛有《晚夏雨后感秋》（《夏末雨后寓怀》）；白居易《和思黯居守独饮偶醉见示六韵，时梦得和篇先成，颇为丽绝，因添两韵，继而美之》、刘《酬牛相公独饮偶醉寓言见示》，牛有《居守独饮偶醉》（《独饮偶醉寓言》）；刘《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牛有《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赠刘禹锡；刘有《和思黯忆南庄见示》，牛有《忆南庄》；刘有《牛相公留守，见示城外新墅有溪竹秋月亲情多往宿游恨不得去，因成四韵，兼简洛中亲故之什，兼命同作》，牛有诗《城外新墅有溪竹秋月亲情多往宿游》。会昌二年（842），牛僧孺在赋诗唱和中作诗至少有两首：由白居易《酬寄牛相公同宿话旧劝酒见赠》、《初致仕后戏酬留守牛相公，并呈分司诸寮友》可知，二月除东都留守到洛阳，牛有《同宿话旧劝酒》赠白居易，白居易致仕后，亦有诗戏赠白氏。
牛僧孺在洛阳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最多。宴集唱和的地点多会聚在洛阳牛僧孺所居住的归仁里宅园。牛僧孺亦曾到白居易的履道宅，白居易《酬思黯相公见过弊居戏赠》诗云：“访我入穷巷，引君登小台。台前多竹树，池上无尘埃。贫家何所有？新酒三两杯。款曲语上马，从容复迟回。留守不外宿，日斜宫漏催。但留金刀赠，未接玉山颓。家酝不敢惜，待君来即开。”[72]开成三年（838）秋日一个雨夜，牛、白两家妓乐在洛阳归仁里宅园合宴，白居易《与牛家妓乐雨后合宴》诗云：“玉管清弦声旖旎，翠钗红袖坐参差。两家合奏洞房夜，八月连阴秋雨时。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73]此诗的前六句着重描写浓艳享乐场景，玉管、清弦、翠钗、红袖、歌脸、舞腰，都是这宴会场景中的特写镜头，末二句“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表现白居易将现世的声色之乐视为人间自在天、极乐世界的思想，由此可透视到当时这些闲适官僚文士的生活心态。
开成二年（837）牛僧孺拜东都留守到洛阳后，多有恣意宴饮、诗作酬唱的狂欢生活。刘禹锡《和牛相公南溪醉歌见寄》中有“携觞命侣极永日，此会虽数心无厌”、“坐宾尽欢恣谈不上谑，愧我掉头还奋髯”等句，都是写牛僧孺在洛阳宴集的尽情欢娱。以至于牛僧孺第二次被贬到洛阳时，白居易有《戏问牛司徒》戏牛僧孺，这次是“诏下悬车”，问他是否还照样醉舞狂歌，全诗为：“斗薮尘缨捋白须，半酣扶起问司徒。不知诏下悬车后，醉舞狂歌有例无？”[74]牛僧孺面对朝政中党争等问题，唯有坚请退罢来保护自己，并以狂欢的形式来庆贺这种逃避的成功，此举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同时，这种朝罢后宴饮唱和、狂放逍遥的生活方式也为已致仕的官吏所倾心。
这种宴集酬唱之文会，在已致仕的官吏中也颇为兴盛。这些官吏赋闲之后，本较悠然自得，又有一二热心者联络于其中，遂集会游乐，以各有文才，遂亦赋诗唱和抒怀。虽年已老大，久在官场，然亦不减文士本色。会昌五年（845）时，以刑部尚书致仕的白居易为中心的“七老会”、“九老会”为显例，是当时东都洛阳最为著名的园林宴集。清代汪价《中州杂俎》卷十四《人纪》十五有“洛阳古会”条，记唐代有白居易主持的“香山会”，“香山会”是指“九老会”。
会昌五年（845）三月二十一日，在洛阳白居易履道宅宴集的“七老会”，宴罢赋诗，参加者有“前怀州司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岁。卫尉卿致仕冯诩吉皎，年八十六岁。前右龙武军长史荥阳郑据，年八十四。前慈州刺史广平刘真，年八十二。前侍御史内供奉官范阳卢贞，年八十二。前永州刺史清河张浑，年七十四。刑部尚书致仕太原白居易，年七十四。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岁”[75]。这次宴会称为“尚齿之会”。与会者还有秘书监狄兼谟、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唐代七十岁乃“悬车”之年，是法定的退休之年。白居易有诗描写此次宴会盛景《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贤皆多年寿，予亦次焉，偶于弊居合成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甚欢，静而思之，此会稀有，因成七言六韵以纪之，传好事者》云：
七人五百七十岁，拖紫纡朱垂白须。手里无金莫嗟叹，樽中有酒且欢娱。
诗吟两句神还王，酒饮三杯气尚粗。嵬峨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孙扶。
天年高过二疏傅，人数多于《四皓图》。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问此会更应无。[76]
这首诗没有景物描写，诗人用全部笔墨来表现七位老人的神采。他们年寿高、官位显，白色的胡须、朱紫的官服形成鲜明的色彩映衬。“手里无金莫嗟叹”六句，写出诗、酒、狂歌、醉舞的宴会盛景，以“嵬峨”、“婆娑”，形容老人蹒跚、摇晃之醉貌，极为生动。“天年高过二疏傅，人数多于四皓图”，以汉代疏广、疏傅，商山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四位隐士作比，来表现抽身官场后身心无所挂碍的狂达，凸显七位老人仙逸的神气和高情。年齿与高情是此会的两个特征。胡杲、吉皎、刘真、郑据、卢真、张浑都留有诗作。如张浑《七老会诗》：“幽亭春尽共为欢，印绶居身是大官。遁迹岂劳登远岫，垂丝何必坐溪磻。诗联六韵犹应易，酒饮三杯未觉难。侮况襟怀同宴会，共将心事比波澜。风吹野柳垂罗带，日照庭花落绮纨。此席不烦铺锦帐，斯宴堪作图画看。”此诗有宴集园林之盛景的描写，春日幽亭、宴饮共欢、风吹野柳、庭花飘落，几位身居大官的老人联诗宴饮于洛阳宅园，可谓人间闲逸之绝境；再如吉皎赋《七老会诗》云：“休官罢任己闲居，林苑园亭兴有余。”刘真赋诗《七老会诗》云：“闲庭饮酒当三月，在席挥毫象七贤。”郑据赋诗《七老会诗》云：“东洛幽闲日暮春，邀欢多是白头宾。”又，年已八十九的前怀州司马安定胡杲赋诗云：“闲居同会在三春，大抵愚年最出群。霜鬓不嫌杯酒兴，白头仍爱玉炉熏。徘徊玩柳心犹健，老大看花意却勤。凿落满斟判酩酊，香囊高挂任氤氲。搜神得句题红纸，望景长吟对白云。今日友情何不替，齐年同事圣明君。”[77]这些诗都描绘了当时盛宴中，众多文士官吏游园赏景，高歌醉舞，饮酒赋唱皆沉浸于放情山水，其乐融融中。此处洛阳园林因人物精神作用也被赋以“闲”之气韵。
同年夏又有“九老会”，白居易退居洛中，作尚齿九老之会，其《九老图诗》序曰：“会昌五年三月，胡、吉、刘、郑、卢、张等六贤，于东都敝居履道坊合尚齿之会。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绝伦，同归故乡，亦来斯会。续命书姓名年齿，写其形貌，附于图右，与前七老，题为《九老图》，仍以一绝赠之。（二老谓洛中遗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归洛。僧如满，年九十五岁。）”其《九老图诗》云：“雪作须眉云作衣，辽东华表鹤双归。当时一鹤犹希有，何况今逢两令威。”[78]新增入的李元爽、僧如满二老“年貌绝伦”，宛若仙人，诗中用辽东人丁令威成仙化鹤归辽的传说典故，以仙鹤比二老，写其脱俗超逸的仙态。除了白居易赋此诗外，其他六老亦各赋诗唱和。这种宴游文会可谓举不胜举，由以上所举之例，可以想见当时官僚文士们朝罢闲暇时的生活方式与情景。而现存的不少诗文作品，就是在这种宴集咏唱的闲逸生活中产生，我们可以借这些文学作品，探究其时京都朝中文士在这种生活情境中的大致情感心态。
值得提出的是，京都洛阳朝士们的宴集咏唱，大多是他们公务之余，在节日、朝罢等闲暇时放松心情，放情山水林园，并以此联络感情，加深情谊的一种方式，因此他们的心情大抵显得闲适愉悦。然在欢娱之际，文士们也偶有怅惜之情，这是欢乐之余的良时叹短，光阴易逝的怅惋。在京城长安的安德山池宴集中，上官仪在一番“翠钗低舞席，文杏散歌尘”的欢乐之后，不禁有“方惜流觞满，夕鸟已城闉”之咏；许敬宗在“宴游穷至乐，谈笑毕良辰”之后，诗末亦流露“独叹高阳晚，归路不知津”的惋叹之情。特别是，某些年高的显宦文士，在宴集唱和中尽管他们也显得悠然自得，似乎沉酣于游宴唱和之乐中，但实质上这只是他们一时的畅快而已。在平日或在宴罢会散之后，他们则常常是心情惆怅若失，甚至呈现出失望或颓丧心态。在中晚唐间声望显赫的裴度和牛僧孺恐即如此，《旧唐书》在两人的本传记中就昭示了他们的这种心态。裴度在东都洛阳立第，又创绿野堂，“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极都城之胜。而又与白居易、刘禹锡等当时名士“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79]，这是在“中官用事，衣冠道丧，度以年及悬舆，王纲版荡，不复以出处为意”的背景之下。牛僧孺喜好与文士咏唱，其背景亦是如《旧唐书》中所记的“开成初，搢绅道丧，阍寺弄权，僧孺嫌处重藩，求归散地，累拜章不允，凡在淮甸六年。开成二年五月，加检校司空，食邑二千户，判东都尚书省事、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僧孺识量弘远，心居事外，不以细故介怀。洛都筑第于归仁里。……常与诗人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80]。中晚唐时期，安史之乱使得李唐王朝的中央统治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此期朝政腐败，宦官专权，藩镇跋扈，边患四起。尤其是朝廷党争不断，朋党林立，成为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的重要特征。在这种复杂激烈的时政下，京都诸多朝官文士深受党争困扰，他们为避党争之祸而坚请退罢，或外任东都洛阳，过着从容闲适的宴游唱和生活。上述裴度的“不复以出处为意”，牛僧孺的“无复进取之怀”，两人宴集唱和生活的心理原因是何其相似！于此可以觉察出他们“以诗酒琴书自乐”悠然闲适生活的表面下，是对时政的失望与颓丧；也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时政背景下，滋生了这种恣意宴饮唱和的生活心态，从而造就了京都独特的政治文化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