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长安“曲江”宴集与洛阳“洛水”唱和：唐代朝廷和朝中文士宴集唱和的个案分析
一、长安“曲江”宴集和唐代的朝廷宴集
曲江是唐代长安城公共园林，也是当时京都游览胜地之一。每逢京都传统节日或者庆典活动时，曲江都会聚集京都各阶层人士在此游宴集会，上至帝王朝臣、下至京都市民百姓，他们都汇集于此，尽情享受人与自然的和谐融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曲江也是京都朝廷宴集的集中之地。
唐代中晚唐时期，在京都长安举行的朝廷宴集唱和颇多，据《唐音癸签》所记，中晚唐时期，虽然朝廷文士宴集唱和已不如初盛唐时之频繁，但也多有所称述者，特别是在曲江举行的朝廷宴集唱和尤为兴盛，曲江风景区芙蓉园以外的曲江池其他部分皆属于公共游乐场所，朝廷君臣文士皆可在此宴集唱和与民同乐，特别是科考放榜新进士举行庆宴及每年春秋两季的中和、上巳、重阳等佳节之际，这里热闹非凡，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中晚唐时期，长安城的公共园林曲江，成为朝廷集宴唱和的集中之地。唐德宗是位颇重艺文的君主，所以他常借良时美辰集会宴飨赋诗唱和。《旧唐书》记：“刘太真，宣州人。涉学，善属文，少师事词人萧颖士。天宝末，举进士。……太真尤长于诗句，每出一篇，人皆讽诵。德宗文思俊拔，每有御制，即命朝臣毕和。贞元四年九月，赐宴曲江亭。”[81]曲江宴集成为君臣百官、科举士子及第之后汇聚的欢庆之地。《唐摭言》记载：“逼曲江大会，则先牒教坊请奏，上御紫云楼，垂帘观焉。时或拟作乐，则为之移日。故曹松诗云：‘追游若遇三清乐，行从应妨一日春。’敕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图障、酒器、钱绢实其中，逢花即饮。故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82]曲江盛宴之时，皇帝会御驾亲临，登紫云楼，垂帘观景，并召集朝廷文武百官及科举进士于曲江胜地宴集，吟诗奏乐，尽情欢娱，如此繁盛景观，蔚为大观。
初、盛唐时期，京都人们沿旧习举行月晦节，即每月的最后一天，一般又特指正月的最后一天。晦日的长安城曲江春游颇为盛行，至唐德宗时，情况发生改变，德宗听从当时朝廷重臣李泌的意见，“帝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与上巳同时，欲以二月名节，自我为古，若何而可？’泌谓：‘废正月晦，以二月朔为中和节，因赐大臣戚里尺，谓之裁度。民间以青囊盛百谷瓜果种相问遗，号为献生子。里闾酿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丰年。百官进农书，以示务本。’帝悦，乃著令，与上巳、重阳为三令节，中外皆赐缗钱燕会。”[83]此后的中和节时，帝王多在曲江设晏，与百官文士共庆佳节，歌舞升平、饮酒赋诗唱和，李泌有诗《奉和圣制中和节曲江宴百僚》云：“风俗时有变，中和节惟新。轩车双阙下，宴会曲江滨。”[84]此时的曲江，春花始发，嫩绿初上，不仅是朝廷宴集唱和聚集之地，也是长安城市民佳日郊游的名胜之地，故每到佳节，一派欢盛景象。
唐代长安城上巳赐宴曲江，成为君臣官民宴集唱和活动的主要场所。上巳堪称暮春时节的一个大节气，人们有到曲江池水边除垢祈福的习俗。正如《秦中岁时记》所载：“唐上巳日，赐宴曲江，都人于江头禊饮，践踏青草，曰踏青。”可以想见当时曲江宴会及游乐的热闹情景，真可谓“幄幕云合，绮罗杂沓，车马骈阗，飘香坠翠，盈满于路”。宴会之际，朝士、词人有赋，翌日即流传京师。当时唱和之多，诗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曲江赐宴是先宴会，后游赏。在宴会上，皇帝常常即兴吟诗，令臣下唱和。上巳节宴集唱和中，白居易有唱和应制诗《上巳日恩赐曲江宴会即事》云：“赐欢仍许醉，此会兴如何。翰苑主恩重，曲江春意多。花低羞艳妓，莺散让清歌。共道升平乐，元和胜永和。”[85]城中庶民曲江游春的盛景在诗中多有描述，许棠的《曲江三月三日》诗云：“满国赏芳辰，飞蹄复走轮。好花皆折尽，明日恐无春。鸟避连云幄，鱼惊远浪尘。如何当此节，独自作愁人。”[86]司马扎的《上巳日曲江有感》：“万花明曲水，车马动秦川。此日不得意，青春徒少年。晴沙下鸥鹭，幽沚生兰荃。向晚积归念，江湖心渺然。”[87]刘驾的《上巳日》云：“上巳曲江滨，喧于市朝路。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遇。”[88]以上诗中所述，可见当日京都长安曲江宴集唱和之盛况。
唐代帝王也多在长安城曲江风景区的大慈恩寺举行宴集欢庆重阳节，见于《全唐诗》中最早的是武则天或中宗，如登塔、饮菊花酒、赏菊等活动。德宗以后，行庆地点多在曲江池。贞元四年或五年重九日，德宗在曲江亭宴群臣，并制诗赐之，诗序云：“朕在位仅将十载，实赖忠贤左右，克致小康。是以择三令节，赐兹宴赏，俾大夫、卿士得同欢洽也。夫共其戚者同其休，有其初者贵其终。咨尔群僚，颁朕不暇，乐而能节，职思其忧，咸若时则，庶乎理矣。因重阳之会，聊示所怀。”[89]其诗《重阳日赐宴曲江亭赋六韵诗用清字》云：“早衣对庭燎，躬化勤意诚。时此万机暇，适与佳节并。曲池洁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气满，台殿秋光清。朝野庆年丰，高会多欢声。永怀无荒戒，良士同斯情。”[90]朝廷群臣有诗和之。德宗又“因诏曰：‘卿等重阳会宴，朕想欢洽，欣慰良多，情发于中，因制诗序。今赐卿等一本，可中书门下简定文词士三五十人应制，同用“清”字，明日内于延英门进来。’宰臣李泌等虽奉诏简择，难于取舍，由是百僚皆和。上自考其诗，以太真及李纾等四人为上等，鲍防、于邵等四人为次等，张濛、殷亮等二十三人为下等。而李晟、马燧、李泌三宰相之诗，不加考第”[91]。据此可知，唐德宗朝亦因君王之喜宴集唱和，以此多有文会，并将众人之作加以考第品等。德宗本年后之所以乐于文会，乃与其时局较前安定有直接关系，以此我们可以推知朝廷中君臣文士们的这种曲江宴集唱和活动的兴衰，是直接与时局的好坏相关的，当时局越是安定祥和的时候，这种活动也越发兴盛。
二、洛阳“洛水”唱和与唐代的朝中文士宴集唱和
唐代“洛水”，即洛河，发源于陕西省洛南县的洛源镇龙潭沟。清澈的溪水从龙潭沟上游的密林间流出，一路起伏跌宕，不断汇聚收拢其他小河流，途经陕西的洛南县，穿越莽莽秦岭，来到河南的卢氏县，自南向北，自西向东，这道清澈见底的蓝色河流贯穿了卢氏全境后又贯穿了洛宁县全境。自长水始，洛河开始一马平川地向东流去，流出了洛宁，进入了宜阳，再往东，便来到了闻名的大都城——洛阳。洛阳因洛水得名，洛阳城在洛水北岸。因我国地理位置属北半球，所以太阳东起西落偏南，正好将阳光倾泻向北面，于是北面就成了阳面，洛阳便以此而得名，即洛水之阳。洛水与唐代长安城的曲江有其相似之处，也属公众游乐之胜地。洛水也是洛阳京都各阶层人士共享其乐的游览之地，同样，它也是朝中文士宴集唱和的理想之地。
晚唐时期，朝中文士在洛阳洛水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宴集唱和，是大唐开成二年（837）三月三日上巳节的洛滨祓禊会。“祓禊”乃古时民俗，即在阴历三月上巳日，到水边嬉游，泛舟赏景，饮酒取乐，以消除不祥。这次宴集正逢祓禊吉日，河南府尹李待价，邀请朝中文人雅士及东都官贵齐集洛水，游宴赋诗唱和。参与这次宴集的除裴度外，还有河南尹李珏、太子少傅白居易，三位太子宾客萧籍、李仍淑、刘禹锡，其他朝中官员有前中舍人郑居中、国子司业裴辉、河南少尹李道枢、仓部郎中崔晋、司封员外郎张可续、驾部员外郎卢言、虞部员外郎苗愔、和州刺史裴俦、淄州刺史裴洽、检校礼部员外郎杨鲁士、四门博士谈弘谟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这次洛水集会，也是朝中文士参与者极多的宴集盛会。白居易《三月三日祓禊洛滨》序中介绍了这次聚会的缘起，发起人是河南尹李待价（珏），“以人和岁稔，将禊于洛滨”。正所谓政通人和，五谷丰登的好时节，怎能不尽兴游宴一番。对其宴集盛况，白居易作了这样的描述：“由斗亭，历魏堤，抵津桥，登临溯沿，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92]可以想象，花枝招展的官船，载着高官显贵和舞女歌伎，驶离斗亭，缓缓西行，到杨子渡靠岸小歇，歌舞一番，复又逆水行动，近午天，到达魏王渡，嘉宾们在红男绿女簇拥之中，自魏王渡渐渐走到天津桥，登临桥上，尽兴游赏洛水两岸的烂漫春光。白居易甚觉如此“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若不赋诗，将笑洛中无人。晋公裴度首赋一章，铿然玉震。继而白居易、刘禹锡等人举酒挥毫，各奉和十二韵，其他与会者相继和诗。白居易赋诗甚是经典，其《三月三日祓禊洛滨》诗云：
三月草萋萋，黄莺歇又啼。柳桥晴有絮，沙路润无泥。
禊事修初半，游人到欲齐。金钿耀桃李，丝管骇凫鹥。
转岸回船尾，临流簇马蹄。闹于扬子渡，踏破魏王堤。
妓接谢公宴，诗陪荀令题。舟同李膺泛，醴为穆生携。
水引春心荡，花牵醉眼迷。尘街从鼓动，烟树任鸦栖。
舞急红腰凝，歌迟翠黛低。夜归何用烛，新月凤楼西。[93]
诗中此情此景，真乃春光明媚，燕飞草绿；洛水两岸，春风和煦，细柳嫩枝，千丝万缕，掩映着天津桥，随风起舞。悦目美景，直铺展到洛阳定鼎台口的五凤楼，无不让人心旷神怡。众朝官文士划舟于洛水，宴集唱和，饮酒作诗；三月三日祓禊之会，不仅来洛水两岸修禊的不少，黎民百姓引颈观瞻的更多，两岸排成了层层人墙。他们都被这官船上的情景所吸引，热望着浓烈如画的场面，氤氲若仙的气象。有舟桥箫鼓、歌儿舞女相伴，“春心荡”、“醉眼迷”、“红腰凝”、“翠黛低”，无不热闹欢娱；赋诗宴饮，划舟同游，足够风雅惬意。从诗中透露的信息可知，这次洛滨宴集可谓夜以继日，直到深夜，归何需烛火，月儿已高挂在五凤楼西边的夜空上了，这真乃朝中官员文士的一次狂欢！另有，刘禹锡《三月三日与乐天及河南李尹奉陪裴令公泛洛禊饮各赋十二韵》诗中所咏：
洛下今修禊，群贤胜会稽。盛筵陪玉铉，通籍尽金闺。
波上神仙妓，岸傍桃李蹊。水嬉如鹭振，歌响杂莺啼。
历览风光好，沿洄意思迷。棹歌能俪曲，墨客竞分题。
翠幄连云起，香车向道齐。人夸绫步障，马惜锦障泥。
尘暗宫墙外，霞明苑树西。舟形随鹢转，桥影与虹低。
川色晴犹远，乌声暮欲栖。唯余踏青伴，待月魏王堤。[94]
这次规模盛大的宴集唱和活动不再局限于园林，而是泛舟洛水，洛阳许多景观都在其游赏感受之中，斗亭、魏堤、天津桥、宫墙、苑树、川色。之所以为盛会，还在于其影响之大，不再限于官僚文人圈内，而是“惊动洛城人”，洛水宴集如此盛势之象，可与曲江媲美之。从白居易、刘禹锡在诗作中的描述，可以想见洛水岸边围观的人潮，他们实际上也成了唐代洛阳这一人文景观中的角色，而且翠幄、香车、绫步障、锦障泥这些词语，又见出陪都洛阳多高官富户的地域特点。白居易更跳出主角的角色，从观者的角度，以“望之若仙”来描写洛水的歌酒唱和交相辉映的情景，这是白居易的思路，也代表着当时朝中官僚文士的思想，置身于洛城的歌酒宴集唱和生活，与山水园林和谐融为一体，尽情享受诗酒歌舞，让朝中文士产生恍若仙道中人的感觉，甚至就是以神仙自居。可见，洛阳“洛水”之宴集唱和让人有如仙幻之境，如此惬意闲逸的生活境界，此情此景令人神往之。
唐代京都这种宴集唱和活动之所以如此受人青睐，自有其根源。胡震亨《唐音癸签》谓：“有唐吟业之盛，导源有自。文皇英姿间出，表丽缛于先程；玄宗材艺兼该，通风婉于时格。是用古体再变，律调一新；朝野景从，谣习浸广。重以德、宣诸主，天藻并工，赓歌时继；上好下甚，风偃化移，固宜于喁遍于群伦，爽籁袭于异代矣。中间机纽，更在孝和一朝。于时文馆既集多材，内庭又依奥主，游宴以兴其篇，奖赏以激其价。谁鬯律宗，可遣功首？虽猥狎见饥，尤作兴有属者焉。”[95]可见，宴集唱和在唐代京都得以盛行的关键是皇帝的倡导，皇帝在这一活动中起着核心的作用：由皇帝到王公贵族，由朝廷官员到文士，由宫廷到京都，形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京都人文风景。唐代帝王大多喜文咏，延揽诸文士在朝中，这样大量文士化的官吏聚集于朝廷中举行的宴集唱和，这就容易使他们无论官方的，或是私人的生活与活动，更具有文化与文学的气氛。朝廷集会宴游这一活动，大都是由帝王发起，以帝王为中心的，引领众朝臣文士赋诗唱和，具有一定的娱乐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交流思想，君对臣示好，展现政治宏图，臣则通过奉和歌功颂德，间或也有一些劝谏以表明其政治意图，使得宴集唱和成为君臣沟通的一种理想方式。这种朝廷宴集规模盛大，文士群集，赋咏唱和，影响颇著，构就了唐代京都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景观。而兴盛于东都洛阳的朝中文士宴集唱和活动，更多的是给朝中文臣激烈、严肃的政治生活中注入了一抹休闲适逸的色调。可以说，这种朝中文士宴集唱和的兴盛，是陪都文化孕育出的一种独特的休闲式政治生活。于此可窥察出朝中文士“以诗酒琴书自乐”的悠闲生活的表面下，或是对时政的失望和颓丧，或是对于激烈政治漩涡的逃避，或是对紧张朝政生活的调节与休闲，也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时政背景下，滋生了这种恣意宴饮唱和的生活心态，从而造就了唐代京都独特的政治文化景观。
* * *
[1]明胡震亨编：《唐音癸签》卷27《谈丛》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1—287页。
[2]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3]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7，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75页。
[4]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74《崔仁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22页。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8《唐纪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6页。
[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71《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8页。
[7]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卷4《魏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页。
[8]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3，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39页。
[9]唐李世民：《赋尚书》，《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10页。
[10]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3页。
[1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9页。
[12]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467页。
[13]唐杨师道：《五言早秋仪鸾殿侍宴应诏》，《全唐诗·续拾》卷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10915页。
[14]唐长孙无忌：《五言仪鸾殿早秋侍宴应诏》，《全唐诗·续拾》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10923页。
[1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62《杨师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3页。
[1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2446页。
[17]陶敏、傅璇琮著：《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第13—285页。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30页。
[18]宋王溥撰：《唐会要》卷57，《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77页。
[19]宋王溥撰：《唐会要》卷64，第1114页。
[20]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卷3《武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2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0《宋之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25页。
[22]唐刘餗撰，恒鹤校点：《隋唐嘉话》，《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9页。
[23]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96，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1037页。
[24]据《通鉴》、《唐会要》等文献，《三教珠英》的纂修始于久视元年（700）六月，成于长安元年（701）十一月，因此该诗在《石涂》唱和之后。
[25]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24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34—2435页。
[26]宋尤袤撰：《全唐诗话》卷1《李适》条，《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12页。
[27]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卷1《中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页。
[28]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卷1《中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页。
[29]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卷3《上官昭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页。
[30]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卷3《上官昭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页。
[31]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225《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275页。
[32]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9《唐纪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622页。
[33]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统计，当时五律的合律度为70%，七律为75%，五言长律为65%。
[34]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33—34页。
[35]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第596页。
[36]宋王溥撰：《唐会要》卷22《龙池坛》，《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33页。
[37]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卷2《文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38]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卷2《文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9页，《宣宗》，第21页。
[3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63《崔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62页。
[40]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7—128页。
[4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54，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669页。
[42]清彭定求等撰：《全唐诗》卷47，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74页。
[43]唐王维：《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38页。
[44]唐王维：《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清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38—339页。
[45]明胡震亨撰：《唐音癸签》卷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5—286页。
[46]清彭定求等撰：《全唐诗》卷84，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907页。
[47]清彭定求等撰：《全唐诗》卷7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784页。
[48]清彭定求等撰：《全唐诗》卷7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784、791、787、792、793页。
[4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70，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17—4418页。
[50]清汪价撰：《中州杂俎》卷14，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
[51]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98页。
[52]清彭定求等撰：《全唐诗》卷45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139页。
[5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70《裴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32页。
[54]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173《裴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18页。
[55]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3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3761页。
[56]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3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3762页。
[57]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57，第5207页。
[58]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57，第5208页。
[59]唐李肇撰，曹中孚校点：《唐国史补》卷下：“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7页。
[60]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6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4071页。
[61]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5，《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7页。
[62]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358，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4036页。
[63]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360，第4070—4071页。
[64]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356，第4003页。
[65]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052页。
[66]唐白居易：《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二十六韵见赠猥蒙征和才拙词繁辄广为五百言以伸酬献》，《全唐诗》卷45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139页。
[67]唐白居易：《对酒劝令公开春游宴》，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288页。
[68]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173《裴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18页。
[69]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245《唐纪六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919页。
[70]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牛李党人在唐代政治史之进退历程言之，两党虽俱有悠久之历史社会背景，但其表面形式化则在宪宗之世。此后纷乱斗争，愈久愈烈。至文宗朝为两党参错并进、竞争最剧之时。武宗朝为李党全盛时期，宣宗朝为牛党全盛时期，宣宗以后士大夫朋党似已渐次消泯，无复前此两党对立、生死搏斗之迹象。”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03页。
[71]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245，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927页。
[72]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004页。
[73]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360—2361页。
[74]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549页。
[75]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6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268页。
[76]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563页。
[77]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63，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293—5295页。
[78]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62，第5292页。
[7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70《裴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32页。
[80]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72《牛僧孺传》，第4472页。
[8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37《刘太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62页。
[82]五代王定保撰，阳羡生校点：《唐摭言》卷3《散序》，《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95页。
[83]唐欧阳修、宋宋祁撰：《新唐书》卷139《李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637页。
[84]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09，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1127页。
[85]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37，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4860页。
[86]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603，第7029页。
[87]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596，第6958页。
[88]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596，第6831页。
[8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37《刘太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62页。
[90]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45页。
[9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37《刘太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63页。
[92]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298—2299页。
[93]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299页。
[94]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6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4092页。
[95]明胡震亨撰：《唐音癸签》卷27《谈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