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都城文化与唐代小说存在由缘已久的联系，尽管唐代已“有意为小说”，富有了一定的虚构和渲染成分，但在以京都长安、洛阳为故事发生地或与京都有关的唐代小说（传奇和笔记）中，仍然可以发现大量有关唐代京都的真实史料，这些内容的书写，向世人勾勒了一幅生动的都城生活画卷。
一、帝都长安地理空间在唐代小说中的展示
在唐代小说中，有不少作品都对所描写的城市从整体上进行了描绘。然而，由于小说家毕竟不是地理学家和城市学家，他们对于城市整体的宏观把握，往往比较笼统，多数小说只是把城市作为人物活动和故事发生的背景来予以处理。但即便如此，由于小说文体的特殊性，其对城市的描写并不缺乏细节的真实性。唐代小说中也有不少对长安城内布局与坊里的描写，如沈既济《任氏传》云：
唐天宝九年夏六月，崟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将会饮于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郑子辞有故，请间去，继至饮所。崟乘白马而东。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2]
这篇唐传奇涉及不少都城地名，都与唐代长安真实的名称及地理空间联系在一起。小说中所记的新昌里和宣平皆为坊名，为长安城市东面延兴门旁两个相邻的坊里。升平，坊名，为宣平坊南面的邻坊。可见，郑子所走的线路符合长安真实的地理空间。郑子将会饮于新昌里，至宣平坊之南，推托有事离开，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坊北门，于道中偶遇任氏等三妇人，郑子随之，东至乐游园。这里的乐游园即乐游原，为长安游览胜地，其位置正在升平坊东面的升道坊内。郑子所经过的四个坊恰好在空间位置上形成一个“噩”字形，左上为宣平坊，左下为升平坊，右上为新昌坊，右下为升道坊。小说以真实存在的长安为故事情节的发生地，以真实的坊市名称来反映城市空间，小说中的人物就在这些真实存在的坊市之间往来活动。《任氏传》中另有一情节：“将晓，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各系教坊，职属南衙，晨兴将出，不可淹留。’乃约后期而去。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因与主人言。”[3]这一情节也真实反映了唐代的城市制度：唐代长安每天入夜即在承天门（宫城正门）击鼓，各坊里闭里门，街上禁止通行。到五更三筹，再击鼓，坊、里门才开，恢复交通。唐代法律规定“诸犯夜者，笞二十”[4]，唐代小说中类似这样以真实的坊市、门舍等名称来描写长安地理空间是比较常见的。又如《霍小玉传》云：“夏六月，（李生）至长安，舍于新昌里。”[5]《李娃传》云：“自毗陵发，月余抵长安，居于布政里。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姥访其居远近。生绐之曰：‘在延平门外数里。’冀其远而见留也。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6]这里小说中所提到的内容指明了长安一些坊曲的分布，还有关于长安街鼓、城市管理制度等情节的描写。唐代小说有关于长安其他坊曲之地的记载存有不少。如道政里，许尧佐《柳氏传》云：“（韩翊）偶于龙首冈，见苍头以驳牛驾辎軿，从两女奴。翊偶随之。自车中问曰：‘得非韩员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窃言失身沙咤利，阻同车者，请诘旦幸相待于道政里门。”[7]又如平康里，沈亚之《异梦录》记：“凤帅家子，无他能。后寓居长安平康里南，以钱百万，质得故豪家洞门曲房之第，即其寝而昼偃。”梦中忽有美人来，传《春阳曲》，其词曰：“长安少女踏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弯浑忘却，罗衣空换九秋霜。”[8]再是光福里，《异闻集·上清》云：“贞元壬申岁春三月，丞相窦参居光福里第，月夜，闲步于中庭。有常所宠青衣上清者，乃曰：‘今启事，须到堂前方敢言之。’窦亟上堂……”[9]凡此等记叙，这些真实存在的长安城坊里空间在唐代小说中得以真实呈现。
唐代小说除了描写长安城真实的坊里空间布局，还对长安城供人游玩宴会的娱乐场所也皆有所描述。如长安城曲江、崇敬寺、勤政楼等地标场景。白行简《三梦记》记述：“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为监察御史，奉使剑外。去逾旬，予与仲兄乐天，陇西李杓直同游曲江。诣慈恩佛舍，遍历僧院，淹留移时，日已晚。同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对酬，甚欢畅。”[10]唐代长安曲江、慈恩寺为当时京都市民游览宴集之胜地。《乐府杂录·歌》记载：“又一日，赐大酺于勤政楼，观者数千万，众喧哗聚语，莫得闻鱼龙百戏之音，上怒，欲罢宴。中官高力士奏请命永新出楼歌一曲，必可止喧，上从之。永新乃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11]长安勤政楼，似乎成为一种与盛世盛景联系在一起的城市意象，于某种意义上“勤政楼”已成为帝都娱乐的代名词。这里记录了众人在勤政楼汇聚，举行了一场极其盛大的宴集活动；同时上演了一场极具艺术感染力的歌咏百戏。小说生动形象地描摹了帝王在勤政楼与百官、民众同乐的盛景。又，蒋防《霍小玉传》记：“时已三月，人多春游。生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12]长安城内寺观也可称之为地标性的空间建筑；每到春日牡丹花开，长安市民皆去寺观赏景看花，京师一派游春赏景之盛，甚是惬意。唐长安城寺观中栽培牡丹尤为繁盛，不仅唐宫内苑，就是宗教寺观、贵族私家花园也争相栽培牡丹，康骈《剧谈录》载：
京国花卉之晨，尤以牡丹为上。至于佛宇道观，游览者罕不经历。慈恩浴堂院有花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繁艳芬馥，近少伦比。[13]
京都长安佛寺内的牡丹花簇大小、花朵鲜艳上胜出者，并不算稀奇，最可珍贵的是寺僧们培育出了在时间和花色上有异于常态的新品种。就如慈恩寺内的元果院、太真院、清上人院，还有那率先培育出深红色牡丹的僧人院，都以栽培牡丹而声名远扬，可见慈恩寺牡丹品种之繁盛。牡丹繁荣是人世喧闹，富贵风流的盛事之象。唐代牡丹兴盛于长安，京国重地，物华天宝，蕴含着帝都统一主体的恢弘气象。万众宠爱的牡丹与深入人心的佛寺圣地互为依托，与唐代长安的城市生活达成休戚与共的境界，是唐代帝都发展到鼎盛阶段所特有的京都文化景观。
二、东都洛阳地理空间在小说中的描摹
唐代的洛阳不但拥有众多的豪华宫殿，而且也与长安一样设置了整套国家行政机构，称为分司。显庆二年（657）唐高宗将洛阳改为东都，高宗曾七次巡幸洛阳，武则天时期，将洛阳命为神都，长期居住于此，使洛阳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时至唐代，中国佛教达到了空前的鼎盛时期，京畿洛阳，缁服接踵，刹庙林立，香火隆盛，甲于天下，呈现出独特的都城地理景观。
唐代小说中描写洛阳游宴娱乐之地甚多。唐朝初年的君王就喜往洛阳，如《大唐新语》记：“太宗在洛阳，宴群臣于积翠池。酒酣，各赋一事。”[14]其后的武则天和玄宗的洛阳生活更多地见于小说记载中，如《隋唐嘉话》记：“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赏锦袍。左史东方虬既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复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夺袍衣之。”[15]《大唐传载》记载：“洛龙门香山寺上方，则天时名望春宫。则天常御石楼坐朝，文武百执事班于外而焉。”[16]当时洛阳不少供君臣游玩娱乐之所，唐玄宗在洛阳的活动大多是游赏娱乐活动。又《松窗杂录》记：“玄宗幸东都，偶因秋霁，与一行师共登天宫寺阁。”[17]天宫寺在唐代东都洛阳天津桥附近，而天津桥又为洛阳八大盛景之一，在洛阳城内洛水之上的洛阳桥，坐落在洛阳皇城的正门端门前面，为洛阳游览之胜地。又《教坊记补遗》描写唐玄宗在洛阳的娱乐场所天津桥的景观：“上于天津桥南设帐殿，酺三日。教坊一小儿，筋斗绝伦，乃衣以彩缯，梳洗，杂于内妓中。少顷，缘长竿上，倒立，寻复去手。久之，垂手抱竿，翻身而下。乐人等皆舍所执，宛转于地，大呼万岁。百官拜庆。”[18]由此可知，当时唐玄宗特别重视舞乐建设，使唐代洛阳乐舞百戏的队伍庞大，人才济济，每逢佳节宴会之时，宴集于天津桥处设帐铺殿，歌舞百戏纷呈上演，形成洛阳天津桥段独具特色的都城文化景观。《明皇杂录·逸文》载：“上在东都，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阳宫，大陈影灯，设庭燎，自禁中至于殿庭，皆设蜡炬，连属不绝。时有匠毛顺，巧思结创缯彩为灯楼三十间，高一百五十尺，悬珠玉金银，微风一至，锵然成韵。乃以灯为龙凤虎豹腾跃之状，似非人力。”[19]洛阳上阳宫是唐高宗时建，武则天时又加以扩建，是唐代洛阳宫殿中最为壮丽的建筑。可以想见当时宫中，众人张灯结彩，悬珠缀玉，微风轻拂，铿然成韵，一派歌舞升平的欢腾盛景。《全唐文》记载：“上阳别宫，丹粉多状，鸳瓦鳞翠，虹梁迭壮，横延百堵，高量十丈，出地标图，临流写障也。霄倚霞连，屹屹言言。翼太和而耸观，侧宾曜而疏轩。若蓬莱之真侣，瀛洲之列仙。鸾驾鹤车，往来于中天。”[20]据《河南志》：“上阳宫，在皇城之西南隅。上元中置。”其注云：“南临洛水，西距谷水，东面即皇城、右掖门之南。上元中，司农卿韦机造。大帝末年，常居此听政。初，大帝登洛水高岸，有临眺之美。诏机于其所营宫。宫城，移御之。刘仁轨道谓侍御史狄仁杰曰：‘古之陂池、台榭，皆在深宫重城之内，不欲外人见之，恐伤百姓之心也。机之所造，列岸修廊，在于堙堞之外，万方朝谒，无不睹之，此岂致君尧舜之意哉？’”又“魏王池”：“与洛水隔堤。初建都，筑堤壅水北流，余水停成此池。下与洛水潜通，深处至数顷，水鸟翔泳，荷芰翻复，为都城之胜地。”[21]上阳宫，是唐东都洛阳宫城西南一处重要的宫苑建筑，同时又是唐代重要的宫城政治活动场所，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均在此设朝听政。《河南志》中所记洛阳上阳宫宏丽之象，足以彰显京都洛阳独具特色的地标性建筑。
唐代洛阳虽一度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但其地位终究不能与长安相比，其作为陪都的属性使其在多数时间内掩盖在长安的光芒之下，就整个唐代小说而言，洛阳的政治特色并不算突出，真正体现洛阳城市特色的，是颇具规模的宗教建筑。唐代洛阳对宗教尤其是对佛教的接纳，有着悠久的历史。东魏北齐间的杨衒之所作的《洛阳伽蓝记》，就以描写洛阳的佛教建筑为主要内容，着力展示了寺院的雄伟壮观，来渲染洛阳在北魏时的繁荣景象。唐代武则天时期对佛教的大肆弘扬，使得洛阳城市空间建筑的佛教色彩更加浓烈。唐代笔记小说《朝野佥载》记载：
周证圣元年，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纻以漆之。五月十五，起无遮大会于朝堂。掘地深五丈，以乱彩为宫殿台阁，屈竹为胎，张施为桢盖。又为大像金刚，并坑中引上，诈称从地涌出。又刺牛血画作大像头，头高二百尺，诳言薛师膝上血作之。观者填城溢郭，士女云会。内载钱抛之，更相踏藉，老少死者非一。[22]
“明堂”是颁布政令的所在地，也就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在唐初，太宗李世民和高宗李治，这两个有作为的皇帝都很重视修建明堂。为了修建明堂，武则天曾下令拆去了宫城正殿乾元殿，就在乾元殿的基址上，扩建了明堂，其营造面积达到一万平方米，如此规模宏大的工程在七世纪时，是举世无双的。以上小说中所描述，可见其明堂规模之宏伟，制作之华美，吸引无数百姓前来观瞻，士女云集，溢满整个城郭内外，场景气势之恢宏。
唐代洛阳许多寺庙香火极盛，洛阳几乎遍地是佛教建筑。《尚书故实》记载：“洛中顷年有僧得数粒所谓舍利者，贮于琉璃器中，昼夜香灯，檀施之利，日无虚焉。”[23]由此可知，洛阳僧侣对佛教的迷恋和狂热成为洛阳独特的城市风貌。这种风气一直持续了很久，《唐阙史》记载：“东都圣善寺，缔构甲于天下。愚曾看修寺记云：殿基掘地及泉，以蜃灰和香土错实之，所以备倾蛰也。”[24]《朝野佥载》记载：“景龙年，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25]又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东都龙门有一处，相传广成子所居也。天宝中，北宗雅禅师者，于此处建兰若。庭中多古桐，枝干拂地。”[26]类似有关洛阳佛寺的建置，在唐代小说中频繁出现，反映出洛阳城充斥着浓郁的宗教色彩。唐代，武则天信佛，而唐玄宗崇道。洛阳道观尽管没有佛寺的规模和数量，但唐代小说涉及也为数不少。如张鷟《朝野佥载》记载：“景龙四年，洛州凌空观失火，万物并尽，惟有一真人岿然独存，乃泥塑为之。后改为圣真观。”[27]又《剧谈录》记载：“东都北邙山，有玄元观，南有老君庙，台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开元中杨惠之所制，奇巧精严，见者增敬。”[28]根据唐代小说的记载可知，唐代东都洛阳城诸多的寺观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游览胜地，由此构建成洛阳独具特色的都城文化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