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是唐代的政治中心，也是当时的文化中心。长安城中的文人，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京的文官、国子监文馆生徒；另一类是进京赶考或应铨选的举子。据《新唐书·百官志》统计，长安的文职官员达两千多员，国子生徒亦逾两千人。流动的士子中，《唐摭言》记载：“景云之前，乡贡岁二三千人，盖用古之乡贡也。”[29]每岁参加吏部铨选的则更多。众多来自四方的唐代士人汇聚京城，怀着乘时而起、平步青云的理想，寻求人生的机遇，即选择了或者无奈地卷入了都城中的政治漩涡和斗争。
京都长安城是唐代最核心的政治区域，在这里曾上演过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朋党之争，即著名的“牛李党争”，也可以说是唐后期朝臣之间的派系斗争。唐穆宗、宣宗年间，“牛党”和“李党”展开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朋党斗争。“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从表面看，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两党分歧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牛党多科举出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李党多门荫出身，主张通过门荫取士。二是如何对待藩镇。李党主张对不听朝廷命令的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中央的地位；牛党则主张姑息迁就。关于“牛李党争”的详情，自陈寅恪、岑仲勉、傅璇琮、黄永年等众多学者对此均有研究，成果丰富而纷纭聚讼，此不予赘叙。这里主要关注的，是唐代小说如何生动曲折地再现京都政治斗争的。笔者通过材料整理、分析认为，唐代小说再现京都朝廷政治斗争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其一，在运用小说进行政治攻击的作品中，往往是联系到京都长安城市空间的描写，来达到讥刺、攻击甚至毁谤政敌的目的；其二，通过曲折而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影射京都复杂而酷烈的政治斗争；其三，运用小说对于京都党争与科举交相作用的情形描述，即再现了京都科举取士政策的推行，激发了朝廷内政治党派的激烈争斗。
唐代京都丰富而真实的城市政治生活，为小说叙事提供了曲折生动的素材，而牛李党人在长安城中的居住空间，也成为政治斗争的曲折反映[30]：安邑坊在朱雀街东第四街，新昌坊在第五街，分列朱雀门南第四横街的北边和南边。因此，李德裕在安邑坊东南隅的住宅与牛僧孺在新昌坊西北隅的住宅正好隔街犄角相望。杨虞卿是牛党重要人物之一，其宅位于靖恭坊，钱易《南部新书》卷丙：“咸通中，杨汝士与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靖恭里第，兄弟并列门戟。”[31]靖恭坊正南与牛僧孺所在的新昌坊南北相对，正西与李德裕所在的安邑坊东西相对。李党文人擅长以小说影射、讥讽政敌和毁谤对手。李党文人以小说影射异己的《牛羊日历》中有这样的细描：“牛僧孺新昌里第，与杨虞卿夹街对门。虞卿别起高榭于僧孺之墙东，谓之南亭，列烛往来，里人读之‘半夜客’，亦号此亭为‘行中书’。”[32]由此描述，可以说新昌里及周围诸坊成为中晚唐长安政治地理空间的关键区域。作为牛党领袖的牛僧孺与杨虞卿，在居住地理空间上夹街对门仍然不满足，杨虞卿又别起高榭于牛僧孺宅之墙东，想必一方面更便于牛党人物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更便于监视和窥察街对面的李党的活动情况。如此密切往来和对于李党的监视，自然成为李党政治攻击的口实。而揭露牛党“列烛往来”，其一，揭露了其政治活动的密切与频繁；其二，反映出李党对于牛党活动的密切关注和监视。否则，又如何知晓牛党之间“列烛往来”的情形？在如此特殊的城市居住空间中，提供了政治斗争双方近距离窥察对方的有利地形，彼此对对方人物的来往可谓洞若观火，所以才会有以上借居住空间的生动渲染来互相攻击政敌的影射文学出现。
唐代小说中不乏曲折而生动的细节描写，以古人或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其细节多为小说作者代为拟作，虽拟作，内容必须与主人公身份相符。京都党争是唐代小说中经常涉及的内容。李党托名牛僧孺而作《周秦行记》，利用小说恶意攻击：
辞毕，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远来，今夕谁人为伴？”戚夫人先起辞曰：“如意成长，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辞曰：“东昏以玉儿，身死国除，玉儿不拟负他。”绿珠辞曰：“石卫尉性严忌，今有死，不可及乱。”太后曰：“太真今朝光帝贵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谓王嫱曰：“昭君始嫁呼韩单于，复为殊索若单于妇，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昭君幸无辞。”昭君不对，低然羞恨。俄各归休。余为左右送入昭君院。[33]
此小说其实是李德裕党的韦瓘所写，用以攻击牛僧孺，借王昭君伴寝影射牛僧孺母亲曾经改嫁。此篇绝非等闲小说，反映了中唐以后“牛李党争”的白热化程度。小说中描写所有的妃殡以及绿珠都有理由拒绝陪侍，只有王昭君因为曾经两次嫁给胡人而羞恨从命；小说借昭君两嫁匈奴单于影射德宗母亲沈妃被胡人两次掳去的失节行为，也影射牛僧孺母亲周氏的再嫁行为；小说中直称德宗（写得很技巧，借德宗曾祖母杨贵妃之口说出）为沈婆儿，暗示其母失节，儿亦不高贵。意在挑起作为德宗直系子孙的几位皇帝的反感，疏远或降罪于牛僧孺。这是“欲证其身非人臣也，将有意于‘狂癫’。及至戏德宗为‘沈婆儿’，以代宗皇后为‘沈婆’，令人骨战。可谓无礼于其君甚矣”[34]！李党借机明白点出牛僧孺无礼于其君；李党陷害人之计，不可谓之不毒，可见京都党争的酷烈。
唐代小说有不少作品是以曲折的、隐晦的态度来表达作者对政治事件的看法。唐代“甘露之变”可谓当时政治上一件大事，上连皇帝，下系朝臣与宦官势力的消长，其影响之深远直到唐朝覆灭。晚唐时期，宦官专权特别严重，当时，唐文宗与李训密谋翦除宦官恶势力。李训先将与宦官有联系的李德裕、李宗阂两党成员逐出朝廷，扫除障碍，并以贾餗、舒元舆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由此积聚力量，罗致一些吏卒以诛宦官并制订行动计划。唐太和九年（835）十一月，礼部侍郎、同章事李训等人，在唐文宗李昂的暗中支持下，诈称左金吾厅后石榴树上夜降甘露，诱使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等宦官前去察看，企图趁机消灭宦官集团。因所伏甲兵暴露，仇士良发现有武装士兵埋伏于幕后，便急退出，并劫持文宗入宫，派遣神策军，进行大屠杀，从而使诛灭宦官的“甘露之变”变成了诛灭“甘露四相”的惨案。涉及“甘露之变”的唐人小说虽不为多，但也不乏记载此政变的经典之作，如唐代小说《纂异记·许生》是一部典型之作：
去甘棠一里余，见车马导从，填隘路歧。生麾盖而进，既至泉亭，乃下马，伏于丛棘之下，屏气以窥之。见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扬扬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长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语及瞻视疾速者。皆衣金紫，坐于泉之北矶。
叟既至，曰：“玉川来何迟？”叟日：“适傍石墨涧寻赏，憩马甘棠馆亭，于西楹偶见诗人题一章，驻而吟讽，不觉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赏叹之若是？”臾曰：“此诗有似为席中一二公，有其题而晦其姓名。怜其终章皆有意思。”乃曰：“浮云凄惨日微明，沉痛将军负罪名。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六合茫茫皆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座中闻之，皆以襟袖拥面，如欲恸哭。神貌扬扬者云：“我知作诗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脱衣之士乎？”
久之，白衣叟命飞杯。凡数巡，而座中欷歔未已。白衣叟曰：“再经旧游，无以自适，宜赋篇咏，以代管弦。”命左右取笔砚，乃出题云：“《喷玉泉感旧游书怀》，各七言长句。”白衣叟倡云：“树色川光向晚晴，旧曾游处事分明。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园畦垅平。迹陷黄沙仍未寤，罪标青简竟何名？伤心谷口东流水，犹喷当时寒玉声。”少年神貌扬扬者诗云：“鸟啼莺语思何穷，一世荣华一梦中。李固有冤藏蠹简，邓攸无子续清风。文章高韵传流水，丝管遗音托草虫。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彩照洿宫。”短小器宇落落者诗云：“桃蹊李径尽荒凉，访旧寻新益自伤。虽有衣袭藏李固，终无表疏雪王章。羁魂尚觉霜风冷，朽骨徒惊月桂香。天爵竟为人爵误，谁能高叫问苍苍。”清瘦及瞻视疾速者诗云：“落花寂寂草绵绵，云影山光尽宛然。坏室基摧新石鼠，潴宫水引故山泉。青云自致惭天爵，白首同归感昔贤。惆怅林间中夜月，孤光曾照读书筵。”长大少须髯者诗云：“新荆棘路旧衡门，又驻高车会一樽。寒骨未沽新雨露，春风不长败兰荪。丹诚岂分埋幽壤，白日终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来泉际话孤魂。”诗成，各自吟讽，长号数四，响动岩谷。[35]
这篇小说实际上是影射甘露之变[36]。小说虚构罹难诸人鬼魂相聚，追念旧游，说明罹难者在小说中是以追旧游者的身份出现的，这“追旧游者”就是甘露之变的罹难者。小说指出故事发生地点是寿安以西甘棠馆，西去洛阳不远；寿安，在今河南宜阳县，寿安是唐代洛阳至长安间驿路必经之地，甘棠馆是往来长安和洛阳寄宿的驿馆。小说中记叙一姓许的孝廉赴京赶考，落第东归经过宜阳，宿于甘棠驿馆，邂逅一位白衣老人；故事主人公许生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故又以白衣叟引导了许生得以观甘露四相鬼魂的聚会，借助四鬼所作的诗歌来反映对甘露事件中遇难官员的同情和缅怀。小说核心部分出现有一位白衣叟，四位腰金服紫的高官，各赋一诗，以“喷玉泉感旧游书怀”为题，实际上是五人赋诗回忆甘露之变，或者说是发泄身蒙不白之冤一直未能洗雪的愤慨。唐代小说中，以古人或历史人物为题材的，故事中主人公常赋诗咏志或忆旧，这些诗其实多为小说作者代为拟作的，虽为拟作，内容必须与主人公身份相符。这里小说中的五首诗，想必就是作者李玫代作的。李玫旁观或者旁听了甘露之变这一政治大事件，当时不敢写什么，在武宗或者宣宗即帝位后，写《许生》以为在甘露之变中无辜而死的李训、舒元舆、王涯、贾餗等人鸣冤，他对李训等人的看法（即所抒写的诗中所体现出的各人心态），可以说能够代表当时一般人的看法。他未苛责李训、郑注，也未写唐文宗事发时与李训有隔阂，应是当时的真实，从而反证《资治通鉴》及两《唐书》的作者记此事苛责李、郑，宽恕仇士良辈乃是以成败论人。小说《许生》的价值在于证明公道自在人心，较易世之后所撰的正史，更保留了几分真实。《纂异记·许生》属小说家言，写法荒诞，鬼魂怎能显影聚会？不过借此回顾刀光剑影，怀念“甘露四相”罢了。由此，也可见作者对现实显然不满，但迫于政治环境的压力，只能以幻想的寓言故事或鬼神故事来表现，而不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生活。即使这样也为我们全面了解唐代京都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度，同时也为我们研究甘露事变提供了珍贵材料。
唐代京都著名的“牛李党争”的高峰出现在文宗朝。甘露之变后，文宗逐渐起用了一些被李训、郑注贬逐出朝的牛李两党官员，两党间的倾轧排摈也达于高潮。“每议政之际，是非锋起，上不能决也”，两党相互攻击，凡牛党所是者，李党必非之，凡李党所是者，牛党必非之。面对牛李两党的激烈争斗，文宗曾感叹地说：“去河北贼（指河朔三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37]唐代朝廷朋党之争由权力而起，与科举有关，牛李党争因此成为文人政治时代朝廷文官为求得政治权利而互相攻击的结果。科举制度下，国家用人唯由科举，凡宰相要职，大都由进士出身，主考的文官也必须是进士。唐代士人除了通过裙带关系平步青云外，多数士人是通过科举这条路踏上仕途的。唐代笔记小说《唐摭言》记载：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38]
由以上可知，唐朝随着科举制的逐步深入人心，文学治国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旧的门第观念逐渐被人们淡忘，而“立身当以学为先”的新思想成为唐朝的共同价值观。在科举制的推动下，一个不分门第、地域的新兴文人阶层也在重新分化、组合。中唐以后，政治集团的势力分野也因此逐步呈现出以科举为纽带的新格局。科举选官的范围较之九品中正制要广泛得多，一般地主子弟均有资格参加科举，这对排除当时门阀士族的残余势力，提高官吏的素质和改善吏治，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科举制度的改变，以及统治阶级用人政策的变换，在小说中也有记载。如唐代陈鸿的小说《东城老父传》记载：
开元十二年，诏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县令者。及老人见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镇县。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马于此，皆惨然，不乐朝廷沙汰使治郡。开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闻进士宏词拔萃之为其得人也。[39]
由以上小说中所描述，可知东城老父对以辞赋取士颇有微词。但是统治者推崇辞赋，代宗朝宰相常衮当政时，甚至“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40]。久而久之，唐朝形成了因科举门生关系区分政治派别的传统。中唐以来，“朝廷所大者，莫过于文柄；士林所重者，无先辞科”[41]。这使得科举领导权变得日益突出和重要。在文学选官的政策下，往往同年被录取的进士会形成一种自然的亲故门生关系。进士自谓“门生”，与号称“座主”的主考官“遂成胶固”。共同的利益关系使得科举“同年”者“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在政治上形成一组派别，他们“树党背公”，致使“时风浸薄”，党争因此而起，晚唐著名的牛李党争便是由科举引发的党争之例。政治上有势力的人，须间接或直接把持科场和文坛，门生弟子愈多，政治势力愈大，而执政人最不愿放弃的权利之一是科举考试权。于是党争双方竞相“因私以害公，挟势以抱怨”[42]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从科举出身的表面上看，在晚唐时期牛李党争派系中，牛党主要成员中有着科举“同年”关系的人较多，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43]。如：牛僧孺、皇甫镈、李宗闵同在元和三年（808）制举对策，属于制科“同年”。三人志同道合，在制策文中共同打伐宦官专权，起到了震撼人心的影响。在李逢基的引荐下，牛僧孺曾两次入相，牛党人物盘踞要津，在穆宗、敬宗、文宗时期大多数时间牢牢控制着朝廷政权，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党人”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牛党势力的形成得益于科举制度的催化作用。正是通过对科举领导权的牢牢控制，牛党人物占据了上风。而李德裕作为牛党的反对派，由于他本人非科举出身，在朝廷选人大权上不占上风，因而李党势力始终无法与牛党抗衡。唐文宗太和七年（833）二月，在与文宗皇帝论朋党之事时，李德裕无可奈何地指责“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这里所说情况正值牛党势力控制科举选人大权之时。出现上述情形不足为奇，也是科举选官制度带来的一大弊端。唐代科举座主、门生互相连接把持政坛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这是科举制度带来的副产品。基于此背景，有知贡举的大臣将当年所放进士视为自己的“美庄良田”，依靠这些人，日后可以呼风唤雨，叱咤文坛和政坛。例如元和初年崔群知贡举时所作所说，当年所放春榜共计三十人，崔群将这三十位新进士视为自己的“三十所美庄良田”，声称有此不动之业“遍在天下”，可保日后无忧。晚唐时期，“牛李党争”可以说是唐代科举制度以来，围绕政治人才的选拔问题展开的一系列争斗的延续。一定意义上讲，朋党之争实质也是为了争夺科举领导权。钱易《南部新书》记载：“杜审权，大中十二年知举，放卢处权。有戏之曰：‘座主审权，门生处权，可谓权不失权。’”[44]晚唐时期，像杜审权，日后凭着所放三十人，形成了间接控制京都朝廷的势力。晚唐时期，由于“牛李党争”围绕科举领导权互相争斗，天下学士多被无端圈入。只有韩愈“卓然无所附丽”，白居易则以“高退不近祸”[45]，如此远离政治的文人学士真是凤毛麟角。然而，也有相反的极端事例，有贵族文人因科场不中而被排斥于政治之外的例子。唐代笔记小说《唐摭言》记述了晚唐这样一位举场失意者：
刘得仁，贵主之子。自开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历贵仕，而得仁苦于诗，出入举场三十年，竟无所成。尝自述曰：“外家虽是帝，当路且无亲。”既终，诗人争为诗以吊之，唯供奉僧栖白擅名。诗曰：“忍苦为诗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难招。直教桂子落坟上，生得一枝冤始销。”[46]
刘得仁是中唐著名文人，只可惜与科举无缘。由小说中所记，可以想见晚唐时期举场不为贵胄所专，而由词臣所主，科举的公平性愈加显现出来。在科举制度文学取士政策下，京都朝廷朋党双方常为争夺选人大权而争斗。当双方都有人在朝廷时，会为一时的进士名额而争执，最终往往由皇帝出面了结。有趣的是，中晚唐时期，由于进士科一枝独秀，朋党双方多以自己的长处提出种种改革进士考试内容的主张。长于经术者主张以经术取进士，长于诗词者则强调以词采取士。经术或词章并不属于某一方面的专有之物，只是他们用以攻击对方的借助工具。如《南部新书》记述：
陈夷行、郑覃在相，请经术孤单者进用；李珏与杨嗣复论地胄，词彩者居先。每延英议政，率先矛盾，无成政，单寄之颊舌而已。[47]
此为唐文宗时期的事，可见京都朝廷党争双方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进士考试做着新的诠释。《旧唐书·郑覃传》记载：“覃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开成初，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48]郑覃是李德裕党人，本是拙于为文的人，将经义与文章对立起来正是郑覃借以达到进攻牛党势力的手段。于是，郑覃任宰相时唐文宗颁发了停试诗赋的诏令[49]。这个诏令深刻影响了晚唐政坛。在晚唐会昌时期，科举座主、门生关系严重影响了京都朝政的公正性，是晚唐党政与科举交相作用的结果。这方面的情形正如《唐摭言》所述，中书奏称：
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贞正之士，所宜行敦风俗，义本君亲，然后申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浸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50]
以上是李德裕执政时期向唐武宗上的奏折，内中揭示了当时朝中因科举而形成党派利益集团的情形。综上所述，自中唐文治局面形成以后，京都朝廷政治分野形成了以科举为中心的朋党政治局面。晚唐牛李两党围绕科举领导权相互争斗，深刻影响了当时朝政局势，足见唐代京都朝廷党争之激烈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