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叙事文学的小说，唐代小说对长安和洛阳都城书写的思想内容及其社会生活意义各有不同，但就其创作方法表现主题的倾向而言，都切实地反映唐代城市生活和京都的精神面貌，宛若一幅唐代社会历史都城生活画卷，集传奇之精粹，构成唐代社会的百科全书，琳琅满目，色彩缤纷，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唐代小说对于京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城市生活的详实书写，具有丰富历史细节、补充正史不足的研究意义。
一、丰满历史之细节
唐代京都城市生活的繁荣景象，有相当一部分在唐代小说中得到充分呈现，其不少作品涉及京都传闻掌故，书写大唐京都的繁盛景象。唐代小说中对于都城制度、史事、经济、娱乐、奇闻轶事等城市社会生活全方位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历史细节，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形象的素材。
唐代整理史料、编辑史书的风气比较兴盛。除了官修史书外，还有许多私人著述。这些著述虽然有些琐碎、繁杂，却具有很高的城市史料价值。《唐国史补》谈典制、掌故的条目较多，如“内外诸使名”这条史料历叙天宝、大历以来在朝内的太清宫使、度支使等，在外任的节度使、观察使等设置的大略，可以为研究唐代京都官制提供参考。如《唐国史补》记载：
开元已前，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自里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其后名号益广。大抵生于置兵，盛于兴利，普于衔命，于是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故天宝末，佩印有至四十者；大历中，请俸有至千贯者。今在朝有太清宫使、太微宫使、度支使……黜陟使、抚巡使、宣慰使、推覆使、选补使、会盟使、册立使、吊祭使、供军使、粮料使、知籴使、此是大略，经置而废者不录。宦官内外悉属之使。旧为权臣所管，州县所理，今属中人者有之。[167]
以上关于唐代京都朝廷内外诸使节的设置细况，有利于我们更深入了解唐代京都官制的内容。正如《隋唐嘉话》记载：“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168]记载武后时，吏部甄选用糊名制之开始，都是涉及唐代京都典制的宝贵史料，这些详实资料弥补了正史所未及，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历史之细节。
唐代小说题材广泛，内容很杂，现存的佚文很多，其中不少都讲到正史中没有记载过的内容，唐代小说记载了很多关于唐五代的野史轶事，能够具体反映都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王仁裕的小说《玉堂闲话·大安寺》记载长安大安国寺与盗贼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长安寺院与世俗社会关系的生动图画：
唐懿宗用文理天下，海内晏清，多变服私游寺观。民间有奸猾者，闻大安国寺，有江淮进奏官寄吴绫千匹在院，于是暗集其群，就内选一人肖上之状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龙脑诸香薰裛，引二三小仆，潜入寄绫之院。其时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遗之而去。逡巡，诸色丐求之人，接迹而至，给之不暇。假服者谓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诺间，小仆掷眼向僧。僧惊骇曰：“柜内有人寄绫千匹，唯命是听。”于是启柜，罄而给之。小仆谓僧曰：“来日早，于朝门相觅，可奉引入内，所酬不轻。”假服者遂跨卫而去。僧自是经日访于内门，杳无所见，方知群丐并是奸人之党焉。[169]
这里描述了一群狡黠无比、胆大妄为、配合默契、协调有方的盗贼。这样一场大案，作案前必然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并对寺院情况有精熟掌握，若没有寺院对世俗世界的开放，盗贼的作案当是无法想象的。天子脚下的这场奇案，是小说家向后人展示的寺院与京都市民社会生活的一幅生动画卷，其形象传神之甚，为历史文献所不能具备。小说对京都市民生活详实而生动的描写，为我们深入了解唐代京都社会城市生活细况提供了珍贵的材料，丰富了历史之细节。唐代小说《东城老父传》记载：
遂长逝，息长安佛寺，学大师佛旨。大历元年，依资圣寺大德僧运平住东市海池，立陁罗尼石幢。书能纪姓名；读释氏经，亦能了其深义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昼把土拥根，汲水灌竹，夜正观于禅室。建中三年，僧运平人寿尽。服礼毕，奉舍利塔于长安东门外镇国寺东偏，手植松柏百株，构小舍，居于塔下，朝夕焚香洒扫，事师如生。顺宗在东宫，舍钱三十万，为昌立大师影堂及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佣给。昌因日食粥一杯，浆水一升，卧草席，絮衣。过是悉归于佛。[170]
以上这段详实的记述，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唐代京都的寺院经济状况。佛教的律在古代是禁止僧人从事经济活动的，但它在中国已经有数百年被置若罔闻，而佛教寺院所持的理由是，佛教社团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作为个人来说，它能从货物流通中受益，其中置田收租，建造房屋出赁，是最常见的经营方式。从文中“又立外屋，居游民，取佣给”可知，唐代京都长安佛寺僧人特别擅长经营。唐代小说对于其京都寺院经济的详叙，在正史里是颇为少见的。
唐代经济繁荣，京都有不少巨商豪富。当时的富商巨贾还多与贵族官僚相勾结。《开元天宝遗事·豪友》记载：“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国中巨豪也，各以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171]这种情况说明商人的低贱地位正在起着变化。这为我们了解京都商人的城市生活情况提供了可贵的史料。小说中的详细记载，可以作为正史所不及的有益补充。又如小说《窦乂》记述了京都长安一个善于经营的创业者，依靠自己的才能发家致富的故事。他的谋略和方法十分巧妙：
（窦乂）潜于锻炉作二枝小锸，利其刃。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乂扫聚得斛余。遂往诣伯所，借庙院习业，伯父从之。乂夜则潜寄褒义寺法安上人院止，昼则往庙中。以二锸开隙地，广五寸，深五寸，密布四千余条，皆长二十余步。汲水渍之，布榆荚于其中。寻遇夏雨，尽皆滋长。比及秋，森然已及尺余，千万余株矣。及明年，榆栽已长三尺余。乂遂持斧伐其并者，相去各三寸。又选其条枝稠直者悉留之，所间下者，二尺作围束之，得百余束。遇秋阴霖，每束鬻值十余钱。……不离庙中。长安诸坊小儿及金吾家小儿等，日给饼三枚，钱十五文，付与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实其内，纳焉。月余，槐子已积两车矣。又令小儿拾破麻鞋，每三辆，以新麻鞋一辆换之。远近知之，送破麻鞋者云集。数日，获千余量。……京城大雨，尺烬重桂，巷无车轮。乂乃取此法烛鬻之，每条百文。将燃炊爨，与薪功倍，又获无穷之利。[172]
以上叙述长安富商窦乂巧妙经商的手法与小说《御史台记·裴明礼》中所叙唐人裴明礼的经营之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唐裴明礼，河东人。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又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预聚杂果核，具犂牛以耕之。岁余滋茂，连车而鬻，所收复致巨万。乃缮甲第，周院置蜂房，以营蜜。广栽蜀葵杂花果，蜂采花逸而蜜丰矣。营生之妙，触类多奇，不可胜数。”[173]这里记叙了唐朝人裴明礼，于京都长安金光门外买得不毛之地，然后巧计经营，获利颇丰。
窦乂和裴明礼的故事皆反映了当时唐代京都商人机智的商业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唐代小说中涉及京都的内容与正史所记相比而言，显得更为生动具体，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唐代京都城市生活的细况。唐代小说《东城老父传》记载：
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诸王世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174]
此小说提到的斗鸡风俗古来有之，发展到唐代斗鸡之俗已成为热潮，特别是京都长安尤其盛行。唐玄宗专门在大明宫、兴庆宫之间建起一座皇家斗鸡坊。[175]并专门从禁军子弟中选拔了一批少年负责饲养、培育、训练斗鸡。这里为我们研究唐代京都城市风俗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东城老父传》又载：
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诞圣于八月五日。中兴之后，制为千秋节。赐天下民牛酒乐三日，命之曰酺，以为常也，大合乐于宫中，岁或酺于洛。元曾与清明节，率皆在骊山。每至是日，万乐具举，六宫毕从。[176]
由以上可知，唐玄宗不顾当时的国力水平，经常于京都宫中举行一些大型活动，泰山封禅，浩浩荡荡的队伍长达若干里；在举行重大的礼仪活动时，都要颁布大赦令，南部的祭祀还举行大酺即大型的狂欢聚饮活动，大酺在各道治地持续三天，在京师则持续五天。当时朝廷还经常在洛阳和长安之间迁徙，每一次都耗费巨资，由此可见，唐代帝王贵戚经常花费巨资，做一些奢侈耗费之事，特别是在京都长安洛阳举行大型活动其资源耗费之奢靡。又《大唐新语》载：
则天造明堂，于顶上铸铁为鸑鷟，高二丈，以金饰之，轩轩若飞。数年，大风吹动，犹存其址。更铸铜为大火珠，饰以黄金，煌煌耀日，今见存焉。又造天枢于定鼎门，并番客胡商聚钱百万亿所成。其高九十尺，下以铁山为脚，铸铜为二麒麟，以镇四方。上有铜盘，径三丈。蛟龙人立，两足捧大火珠，望之如日初出。镌文于柱日：“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后开元中推倒，铜入上方。[177]
以上小说对唐代京都洛阳明堂的建筑进行了详实的记载，为我们研究京都礼制建筑、手工铸造业等方面的详细情况提供了具体的材料。这为正史中少见。此外，有关唐玄宗所建华清宫的奢丽景况，唐代笔记小说中也有描述，如《明皇杂录》记载：
玄宗幸华清宫，新广汤池，制作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凫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以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悦，命陈于汤中，又以石梁横亘汤上，而莲花才出于水际。上因幸华清官。至其所，解衣将入。而鱼龙凫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莲花至今犹存。又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垒瑟瑟及沉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178]
以上小说描述了长安城华清宫的奢华建置，可谓规模宏丽，华美精巧。当时京都达官贵人也竞赛奢华，洛阳昭成佛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高三尺，开四门，绛桥勾栏，花草、飞禽、走兽，诸天妓乐，麒麟、鸾凤、白鹤、飞仙，丝来线去，鬼出神入。隐起钑镂，窈窕便娟。真珠、玛瑙、琉璃、琥珀、玻璃、珊瑚，砗磲、琬琰，一切宝贝，用钱三万。府库之物，尽于是矣。”张易之为母亲造七宝帐：“铺象牙床，织犀角簟，鼲貂之褥，蛩虻之毡，汾晋之龙顺、河中之凤翮以为席。”宗楚客造的新宅，“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磨文石为阶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则仰仆”。竟然能让太平公主羡慕：“观其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179]宰相李德裕奢侈之极以珠玉为食“每食一杯羹，费钱约三万，为杂以珠玉宝贝，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过三煎则弃其柤。”[180]此外，“太平公主玉叶冠，虢国夫人夜光枕，杨国忠锁子帐，皆稀代之宝，不能计其直”，杨贵妃姊虢国夫人的宅第，“栋宇之华盛，举无与比”。[181]真乃骄奢侈丽之态纷然呈现。唐代小说中这些生动、具体的细描在京都官府的正史中是颇为少见的，这些细节描写在一定程度上丰实了历史。通过小说的记载，我们能更加具体地了解到唐代京都城市建筑的奢豪宏丽、经济的繁荣景象以及城市文化生活的绚丽多彩。这些材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城市史研究意义。
二、补充正史之不足
唐代小说中记载了许多京都的重要历史事件，如京都朝廷政治斗争、宫廷政变、科举选士等史事，关于这些历史详情的记载，是正史中所未涉及的内容，而唐代小说、野史笔记中的相关史事记载，可以弥补正史之不足，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当时京都的历史文化背景，具有一定的城市史研究意义。
唐代小说中反映京都朝廷政治斗争的内容颇多，具体而生动。如唐代笔记小说《朝野佥载》记载：
太宗极康豫，太史令李淳风见上，流泪无言。上问之，对曰：“陛下夕当晏驾。”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忧也。”留淳风宿。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见一人云：“陛下暂合来，还即去也。”帝问：“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见，冥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见者又迎送引导出。淳风即观玄象，不许哭泣，须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见者，令所司与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问之，选司奏，奉进止与此官。上亦不记，旁人悉闻，方知官皆由天也。[182]
以上所载主要记叙唐太宗生魂被发往判官处进行勘问。小说由此影射唐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唐太宗于京都长安玄武门杀害太子建成、元吉夺取政权的事件，即“玄武门之变”。正史把玄武门之变说成是唐太宗不得已的自卫之战。唐太宗为了维护自己“仁孝”形象，采取先发制人策略，杀兄诛弟、逼父让位的行为也在小说中被美化和修饰。虽然小说中没有明说所审判问题的具体内容，但是从太宗后来主动给判官些许封赏看来，唐太宗想用贿赂的方式来消除议论。这种矫情伪饰的举动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我不得而知，但至少其使唐太宗不再成为高不可攀、供人膜拜的神化人物。于此赋予人类的一般特征及缺点，从而使小说获得艺术真实的品质。并由此隐射出官场的丑恶、社会的黑暗，表现出小说对人类生活的独特观察视角和细致体认，对世情的深度嘲讽。从小说中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于正史的另一种思想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资料补充了正史所未及。另有《续玄怪录》记载：
宣政殿下，马兵三百，余人步，将军金甲仗钺来，立于所宴殿下，五十人从卒环殿，露兵，若备非常者。殿上歌舞方欢，徘优赞咏，灯烛荧煌，丝竹并作。俄而三更四点，有一人多髯而长，碧衫皂裤，以红为褾；又以紫縠画虹蜺为帔，结于两肩右腋之间，垂两端于背；冠皮冠，非虎非豹，饰以红罽，其状可畏。忽不知其所来，执金匕首，长尺余，拱于将军之前，延声曰：“到时矣！”将军频眉，揖之，唯而走，自西厢历阶而上，当御座后，跪以献上。既而左右纷纭。上头眩，音乐骤散，扶入西阁，久之未出……将军笑之。遂步从环殿，引翼而出。自内阁及诸门吏，莫不呜咽，群辞，或抆血捧舆，不忍去者。过宣政殿，二百骑引，三百骑从，如风如雷，飒然东去，出望仙门。[183]
这篇小说记载了：辛公平在长安城大明宫宣政殿内看到一位将军把金匕首献给皇帝，皇帝就目眩离座，不久，军人官吏们就簇拥着皇帝出宫门了。小说写皇帝“上仙”的情节极为离奇，环境氛围也诡异恐怖，暗示了这是一个弑君事件[184]。可以说这是一篇描写长安宫廷秘史的政治小说，涉及敏感的题材——宦官刺杀皇帝，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被正史记载的。通过小说的记述，让我们了解了不少宫廷秘史：一语不发、软弱眩晕的皇帝，逸着香气、嘤嘤哭泣的嫔妃；心怀忐忑，给皇帝洗澡的仆人；即便在政治斗争中失势，还是不可缺少的众多侍从们。从下层旁观者辛公平眼里看到，绚丽堂皇的宫廷夜宴背后是真正的无情和恐怖。由此可见，小说为我们提供不同于正史的新视角，弥补了正史所未及。此外，唐代朝廷政变“甘露之变”，是唐文宗大和九年（835）谋诛宦官而失败的一次政变。唐代朝廷被宦官所掌握的皇帝中，并非所有的皇帝都任由宦官胡作非为。他们中还是有人想铲除宦官势力，重振当年祖上的荣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唐文宗倡导发动的“甘露之变”。但唐文宗和李训、郑注策划的杀宦官的计谋彻底失败，事变中受株连被杀者达一千余人。这些残酷史事在唐代小说中得到一定程度的隐射。
唐人小说《逸史》里有一些冤魂报应的题材，影射了唐代京都朝廷“甘露事变”，反映了长安现实生活中的冤案或横暴不平的现象：
生使气者，辞色颇厉，裴君愈怒，乃禁于宾州狱。以书与式方，并牒诬为大过，请必杀之。式方以远镇，制使言其下受赂于贼，方将诛剪，不得不置之于法，然亦心知其冤。……式方乃此制使书牒示之曰：“今日之事，非不知公之冤，然无路以相救矣，如何？”遂令推讯，乐生问推者曰：“中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之意，押衙不得免矣。”曰：“中丞意如此，某以奚诉！”遂索笔通款，言受贼帅赃物之状。[185]
唐丞朝宋申锡，初为宰相，恩渥甚重，申锡亦颇以致升平为己任。时郑注交通纵放，以擅威柄，欲除去之。乃以友人王璠为京兆尹，密与之约，令察注不法，将献其状，擒于京兆府，杖杀之。既约定，璠翻覆小人也，以注方为中贵所爱，因欲亲厚之，乃尽以申锡之谋语焉。注因报知右军，不旬日，乃伪作申锡之罪状，令人告之云：“以文字结于诸王，图谋不轨，以衣物金宝奇玉为质。”且令人傚其手疏，皆至逼似。狱成于内，公卿众庶无不知其冤也。三事已降，迭入论之，方得谪为开州司马。至任数月，不胜其愤而卒。明年，有恩诏，令归葬京城。[186]
以上小说所记内容和《逸史·华阳李尉》、《纂异记·许生》一样都是以鬼魂出场显影而隐射“甘露之变”。《逸史·乐生》记载乐生被人陷害，但是没有人救他；《逸史·宋申锡》中，帝明明知道宋申锡是无辜的，却没有任何可救他的方法，只有几位中级官员冒着危险劝说文宗把审讯从内廷移往外廷，这样使宦官不能控制，但是最终“狱成于内，公卿众庶无不知其冤也”。这些小说故事情节所影射的内容，为正史所未及，补充了正史之不足。在唐代小说艺术走向成熟以后，小说中描述的空间场景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引申为虚拟的空间场所。这种虚拟的空间场景、虚幻的鬼神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唐代京都朝廷激烈争斗的时政背景。其虚实结合的手法，正是作家艺术创造力的表征，具备了储存唐代京都城市文化的史料价值。此外，唐代传奇小说《枕中记》中的卢生，在梦中飞黄腾达的同时有两次遭贬。第一次是他立边功“大破戎虏斩首七千级，开地九百里，筑三大城以遮要害。边人立石于居延以颂之。归朝册勋，恩礼极盛”。以后，由御史中压河西陇右节度使升迁为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群情翕习，大为当时宰相所忌，以飞语中之，贬端州刺史，三年征还，除户部尚书”。第二次情形更为险恶，“未几，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萧令青。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谋密命，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者害之，遂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下狱，府吏引徒至其门，追之甚急，生惶骇不测”[187]。小说中描写卢生的两次获罪，都是出于同僚的忌妒和倾轧。联系到德宗朝廷的政治斗争和作者沈既济的生平遭遇，就知道这里面包含着对现实的影射，寄寓着作者的感慨，间接地写实了长安京都官场斗争的激烈程度。以上小说中所影射的有关唐代京都各种事件的详述，大多为正史所未及，在一定程度上，唐代小说补充了正史之不足。
唐代科举是京都士子们极为关注的焦点。朝廷推崇进士，所以科举士子想方设法谋求及第。李冗的笔记小说《独异志·陈子昂》载：
陈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余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羞。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哉？”遂举而弃之。异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188]
小说中陈子昂弃琴成名的故事，历来是士林中的美谈，经过作者的加工提炼，读来更有情致。陈子昂“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其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于是，他设计召来京都“重誉之士”百余人，款待之后拿出新买来的胡琴，当众“举而弃之”，并献赠文轴。如此举动，的确有效，立即引起“重誉之士”对其才学的关注，所谓“一日之内，声华溢都”。陈子昂最终进士及第，据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一《陈子昂》的考证，应在睿宗文明元年（684）。[189]如果说陈子昂是靠自我推销的方式成名及第的，那么唐代小说中记载有关科举士子请托登第的故事则更为多见，如薛用弱《集异记·王维》曰：
王维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闲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歧王之所眷重。时进士张九皋声称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门者，为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试官，令以九皋为解头。维方将应举具其事言于歧王，仍求庇借。“贵主之强，不可力争。吾为子画焉。子之旧诗清越者可录十篇，琵琶新声之怨切者可度一曲，后五日至吾。”维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谓曰：“子以文士请谒贵主，何门可见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维曰：“谨奉命。”岐王则出锦绣衣服，鲜华奇异，遣维衣之。仍令赍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贵主出内，故携酒乐奉宴。”即令张筵，诸伶旅进。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前行。公主顾之，谓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独奏新曲，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公主自询曰：“此曲何名？”维起曰：“号《郁轮袍》。”公主大奇之。……歧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生为解头，诚为国华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应举？”歧王曰：“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然已承贵主论托张九皋矣。”公主笑曰：“何预儿事，本为他人所托。”顾谓维曰：“子诚取解，当为子力致焉。”维起谦谢。公主则召试官至第，遣宫蟀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190]
这篇曲折生动的作品，经常为文史研究者所引证，傅璇琮先生曾作过精当的考证，得出结论云：“《集异记》所说王维与张九皋争解头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但《集异记》所记仍有其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有的时代风貌，它写出了当时科举文士争京兆解头的详实活动，写出了贵戚之家对科举考试的干涉，堂堂的京兆府试官，只要公主传话，即奔赴其府第，并且遵命将原定的解头换与别人。从这一点来说，《集异记》所写的，又合乎历史的真实。”[191]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小说叙写王维先向歧王请托再向公主请托的现象，不仅折射出了唐代京都科举士子千方百计向颇有权势的贵要请托的风气，而且小说如此详实地叙写了京都社会生活的情况，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从而为古代城市文化空间的展示，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详实的生活情景，可以说这是正史所不及之处，唐代小说中对这些史事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正史之不足。
城市本身就是历史与现实结合的产物，我们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割裂历史，唐代小说对于京都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城市社会生活的详实书写，它具备了储存当时社会生活信息的史料价值和意义，如唐代笔记小说集《唐摭言》中有不少篇幅叙述了唐代京城科举制度以及相关活动，其详备为史籍所未有。所记其他杂事，也能反映当时京都文场的风气。许多名士诗人的逸闻和本集失载的零章断句，也因为《唐摭言》的叙写而流传。城市是历史文化流传下来的实体化的文化内涵，唐代小说作为唐代历史文化呈现的载体，向我们生动具体地展示了当时的城市社会文化生活，具有深厚的城市史研究意义，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人类在城市文明方面的智慧和才能。在“历史时空之城”中，同过去以往世代的人进行交流对话，汲取全人类的智慧与经验，把短暂的个体生命融入到历史的无限进程中去，获得对自我的超越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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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桃源居士编：《唐人百家小说·序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
[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52，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692页。
[3]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52，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692—3693页。
[4]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26《犯夜》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89页。
[5]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7页。
[6]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84《李娃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85—3986页。
[7]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3页。
[8]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0页。
[9]宋李等编：《太平广记》卷275《上清》，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168页。
[10]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8页。
[11]唐段安节撰：《乐府杂录》，《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17页。
[12]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0页。
[13]唐康骈撰，萧逸校点：《剧谈录》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81页。
[14]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3页。
[15]唐刘餗撰，恒鹤校点：《隋唐嘉话》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9页。
[16]唐佚名撰，恒鹤校点：《大唐传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89页。
[17]唐李濬编，阳羡生校点：《松窗杂录》，《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13页。
[18]唐崔令钦撰，曹中孚校点：《教坊记补遗》，《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
[19]唐郑处诲撰，丁如明校点：《明皇杂录·逸文》，《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77—978页。
[20]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74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647页。
[21]元佚名编纂，清徐松辑：《河南志》卷4《唐城阙古迹·宫城》，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22]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卷5，《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23]唐李绰撰，萧逸校点：《尚书故实》，《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68页。
[24]唐高彦休撰，阳羡生校点：《唐阙史》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65—1366页。
[25]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卷1，《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26]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续集卷2，《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24页。
[27]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卷1，《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28]唐康骈撰，萧逸校点：《剧谈录》卷下《老君庙画》，《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88页。
[29]五代王定保撰，阳羡生校点：《唐摭言》卷1《乡贡》，《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81页。
[30]参见刘方：《古代小说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31]宋钱易：《南部新书》卷丙，《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页。
[32]缪荃孙辑：《藕香零拾》，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本，第104—105页。
[33]唐韦瓘著：《周秦行记》，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2页。
[34]唐李德裕撰：《〈周秦行记〉论》，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4页。
[35]唐李玫撰，李宗为校点：《纂异记》，《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16—518页。
[36]参见卞孝萱：《甘露之变与〈喷玉泉幽魂〉传奇》，西安：《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3期。
[37]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6《唐纪六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933、7934页。
[38]五代王定保撰，阳羡生校点：《唐摭言》卷1《散序进士》，《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78—1579页。
[39]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94—3995页。
[40]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19，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40页。
[41]五代王定保撰，阳羡生校点：《唐摭言》卷14《主司失意》，《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00页。
[42]唐范祖禹撰：《唐鉴》卷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04页。
[43]参见王炎平：《牛李党争》，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44]宋钱易撰：《南部新书》卷戊，《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45]宋王得臣：《麈史》卷中《贤德》，《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页。
[46]五代王定保撰，阳羡生校点：《唐摭言》卷10《海叙不遇》，《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63页。
[47]宋钱易撰：《南部新书》卷丁，《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页。
[4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73《郑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91页。
[49]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29《太和七年册皇太子德音》，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50]五代王定保撰，阳羡生校点：《唐摭言》卷3《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97—1598页。
[51]唐杜甫：《忆昔二首》其二，《全唐诗》卷22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2328—2329页。
[52]唐杜佑撰：《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91页。
[53]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94页。
[54]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4《贤媛》，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05页。
[55]唐代最著名的印染技术有三种：采用结扎缝引而染出图案花样的“绞缬法”，采用镂板印染的“夹缬法”以及涂蜡印染的“蜡缬法”。这几种印染方法，以前已经发明，但技术的提高和广泛流行则是在唐代。
[56]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95《邹凤炽》，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062页。
[57]唐韦述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卷3，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58]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331《薛矜》，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627页。
[59]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93页。
[60]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79《陈子昂》，第1331页。
[61]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58《李黄》，第3750—3751页。
[6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52《任氏》，第3693页。
[63]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4，《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2页。
[64]唐李肇撰，曹中孚校点：《唐国史补》卷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86页。
[65]唐蒋防撰：《霍小玉传》，《全唐五代小说》卷26，李时人编校，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30页。
[66]参见朱士光：《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西安：西安出版社，2003年，第326页。
[67]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12《吴道玄》，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622页。
[68]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84《李娃传》，第3985页。
[69]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348《牛生》，第2759页。
[70]唐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48《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60页。
[71]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组》续集卷5，《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58页。
[7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6《杜子春》，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9页。
[73]唐李林甫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20，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43—544页。
[7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96《豪侠四·潘将军》，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470页。
[75]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9《神仙四十九·温京兆》，第307页。
[76]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76《器量一·郭子仪》，第1311页。
[77]宋宋敏求：《长安志》卷8《崇仁坊》，据《经训堂丛书》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7页。
[78]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2，《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页。
[79]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96《豪侠四·贾人妻》，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471页。
[80]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93《豪侠一·虬髯客》，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447页。
[81]李时人编校：《全唐五代小说》卷23，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30页。
[8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52，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695页。
[83]王先谦撰：《汉书补注》卷69《王莽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19页。
[84]唐李肇撰，曹中孚校点：《唐国史补》卷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7页。
[85]五代王定保，阳羡生校点：《唐摭言》卷3《散序》，《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94页。
[86]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84卷《卢钧》，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48页。
[87]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243卷《窦乂》，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877页。
[88]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243卷《窦乂》，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877页。
[89]［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中的《车坊》一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35页。
[90]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385卷《辛察》，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073—3074页。
[91]杨衔之撰，周祖漠校译：《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法云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59页。
[9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84《李娃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88页。
[93]唐韦述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卷3，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66页。
[9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381《裴龄》，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033—3034页。
[95]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72《杀妻者》，第1270页。
[96]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43《治生·罗会》，第1875页。
[97]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3《诸色杂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2页。
[98]唐李肇撰，曹中孚校点：《唐国史补》卷下，《唐宋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7页。
[99]唐刘餗撰，恒鹤校点：《隋唐嘉话》卷中，《唐宋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0页。
[100]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1页。
[101]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34《食·御厨》，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792页。
[10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5《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29页。
[103]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34《食·大饼》，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796页。
[104]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卷5，《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