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始社会到商、周时代，萌发期的中国文化像沁出荒原的涓涓细流，在蒙昧的世界中突起。春秋战国时代，儒、墨、道、法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基础。发展到汉、唐时代，中国文化就走向成熟，形成了“天下为一，万里同风”[1]的盛世，产生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汉文化的自由精神及其铺张扬厉的恢宏气度，唐文化的宏阔开放和雍容豪迈的精神气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魂。汉唐盛世，以汉唐京都“丝绸之路”为标志的广博的世界交流，造就了汉唐帝都的繁盛之象，使中国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封建帝国。所谓“丝绸之路”，这里主要是指汉唐以来以京都长安、洛阳为核心，向世界呈网状分布的交通路线。它是一条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汉唐京都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它把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几个主要文化地区联系起来。以汉唐两京长安、洛阳为核心的“丝绸之路”，这条大动脉贯通了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亚、欧、非三个大陆，促成了中外世界文明的交流融合。
一、汉唐盛世与“丝绸之路”
最初，“丝绸之路”只是指从中国帝都长安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非洲、欧洲的陆路通道。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进一步拓展了“丝绸之路”的内涵和外延，使之成为世界上“最长、最古、最高”[2]的东西交通路线。众多学者认为，“丝绸之路”主要是一条联系亚欧大陆的贸易通道。后来，“丝绸之路”的含义被不断扩大，被人们看作是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到今天，“丝绸之路”几乎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代名词。用“丝绸之路”（Silk Road）来形容古代中国与西方的文明交流，最早出自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所著的《中国》一书。由于这个命名贴切、写实而又富有诗意，很快得到学术界认可，并风靡世界。古代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世界在哪里？从西汉张骞奉汉武帝派遣，三通“西域”（帕米尔高原东西），到东汉时期的官方使节甘英出使大秦（古代罗马帝国）；从唐初著名高僧玄奘西游印度，满载佛教典籍而归，到明朝初年郑和七下“西洋”，遍访马六甲、波斯湾、红海乃至非洲东海岸；中华民族的先人，前仆后继，开辟了源远流长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向世界各地传播着中华文明。
两汉至唐的千余年，是“丝绸之路”开辟、发展极盛的重要时期。最初，“丝绸之路”用以指称汉代中国与中亚、印度之间，以丝绸为主的贸易通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就有了蚕和丝；从秦汉开始，中国的丝绸已是向外输出的重要商品，并逐渐为中西政治、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媒介。然而，中西之间大规模的贸易交往则是在西汉张骞通西域后发展起来的。西域，在古代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中国新疆及以西的中亚、西亚和更远的北非、欧洲等广大地区。汉朝廷为了反击不断侵袭的匈奴武装力量，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被匈奴击走的大月氏（原居甘肃、祁连一带），共同抗击匈奴。张骞从西汉首都出发，经河西走廊，历尽艰辛到达大月氏、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但大月氏已安居其地，不愿再与匈奴打仗，张骞只好返回长安。他这次出使，往来途中均被匈奴羁押，前后历时12年。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通过他的耳闻目睹，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的宝贵资料，同时也向西域各国宣扬了汉朝的国威，与中亚西亚的一些国家建立了联系。张骞的这次出使，是“丝绸之路”正式开通的标志，意义十分甚为深远。
前11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其目的是为了加强与西域的联络。这时汉朝已从匈奴手中夺回了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道路已经畅通。张骞率领300多人的庞大使团，携带着近万头牛羊以及大批丝绸钱物等直抵乌孙（今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并派遣副使分道赴奄蔡（今黑海北部一带）、大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黎轩（即罗马帝国或东罗马帝国）、身毒（今印度）等地，进行政治和贸易活动。西域各国的使者于前115年，也首次随张骞来到西汉京都长安，汉朝与西域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大为增强。经过连年的战争，汉朝彻底击败匈奴并清除了它在西域的势力。前60年，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以东）设西域都护，保护和管辖西域。这些措施实行后，“丝绸之路”更为通畅。西汉王朝不断派遣使者到西域各国进行外交及贸易活动，出现了使者不绝于道的盛况。这些使团皆不下百人，其中除京都朝廷官吏外，有不少是赴西域贸易的商人。中亚、西亚各国的使者商人也频繁到中国议事经商，大量的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远销中亚、西亚各地，为各国人民所喜爱。
东汉建立后，京都洛阳成为“丝绸之路”的另一个起点。东汉也很重视与西域的联系，在班超、班勇父子的努力和西域各国的支持下，“丝绸之路”有了新的发展。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根据走向和地形特点，在中国境内大致可分为三段：从长安（或洛阳）到甘肃凉州、武威为东段；武威以西进入河西走廊为中段；新疆境内及以西为西段。东段在历史上变化不太大，西段“丝绸之路”的一些道路在不同时期曾有变化。根据《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西出河西走廊后，开始分南北两道。东汉以后，中国内地出现了近3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丝绸之路因战乱有时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总的说来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并没有中断。在这一时期，中国养蚕、缫丝技术的西传和佛教的东传，为丝绸之路的交通增加了新的内容。
历数中华文明的精髓，自春秋战国时代，在今天的华北华东一带便共存着几十个大国，数百个小国，而对于东南闽越、西南巴蜀、西北部族，当时皆以蛮夷视之。及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刘邦提三尺剑而定天下，大业草创，百废待兴。文景之治，承平耳，并无建树。及至汉武即位，追南逐北，大张挞伐，东征朝鲜，西伐大宛，南平百越，北使匈奴远避幕北，又更治巴蜀，定西南夷。先前蛮夷之地多入汉家版图，中华文化的含义不再只是“中原文化”，而成为一个逐渐融合各少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大文化圈。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的动力在于新鲜血液的注入！所以，发展到汉世，打破“中原”思想，开拓视野，兼容并包，成为中华文明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原因。汉武虽有穷兵黩武之嫌，但其武功却成就了雄汉，成就了中华文明的第一段辉煌史。
隋唐两朝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国力雄厚，地域广大，特别重视对西域的经营。唐先后击败了吐谷浑、西突厥等，扫清了丝绸路上的障碍，在西域地区设州郡，置军镇，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唐代朝廷为了保证丝路的畅通，便于行旅和加强对西域的管理，在从京都长安到西域各地交通大道上，设立许多驿站，这些驿站供给过路商人、官员的食宿及牲畜的草料。京师长安成了各族首领、贵族、使者和商旅居住之地，各民族的文物风情萃集长安，使大唐帝都的风貌更加光彩夺目、气象万千。丝绸之路上空前繁荣，无数的中外商人，伴随着一队队骆驼，运着精美的丝绸及各种货物，络绎不绝地穿行于各条商道上。在近代以来的唐代考古发掘中，经常可以发现双峰骆驼佣。这些骆驼佣背上铺有椭圆形花毯，上搭木鞍架，架上驮有一条装满东西的长圆形花袋，袋上两旁各横置丝绸两卷，绸中间为白色，两头为红色，丝为两股，凝绞如绳状，染蓝色。这正是当时丝绸之路上运输丝绸盛况的真实写照。
汉唐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和不断繁荣，中西各国之间进行了极为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增进了人民间的友谊，推动了中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汉代张骞通西域后，中国历代王朝都不断派遣使节到中亚、西亚各国进行访问，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如汉武帝派遣的使者到达安息，在安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各国的友好使者也经常来中国访问。在唐代，大食派来的使者就有37次，路途遥远的拂菻也7次派遣使节到长安。这些使节每次来访都带来不少礼物，如东汉章帝时，安息运来了狮子，中文“狮”就是从波斯语词转化来的。而中国各王朝对各国所来使者也都有礼相待，并回赠以优厚的礼物。这些活动大大增进了中西国家之间的友谊。
中西方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内容极为丰富。汉代以来，从西方各国陆续移入京都的植物有葡萄、石榴、苜蓿、胡桃、胡麻、胡瓜、无花果等；输入的特产有玻璃、琉璃、海西布（呢绒）等。中国传入西方的植物最著名的有桃、杏等。从汉代京都输往西方的物品主要有丝织品、铁器、手工艺品等。通过“丝绸之路”，汉初京都的养蚕、缫丝、冶铁造纸、火药、印刷等科学技术向西方传播。西方的音乐、舞蹈艺术等也不断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宝库。西方和印度的医学、天文学及数学也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大唐京都的宗教，是中西文化交流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其中以佛教的影响最为深远。佛教是新型系统论式的人生哲学，同时宣扬平等、慈悲、不杀生、修心至佛，无疑为当时人民所亟需，也填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短处。及至隋唐重新一统天下，佛教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从王公贵戚到青衣百姓，无不对佛法崇拜之至，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影响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儒教。玄奘西行求法，天台、华严等各派经藏浩繁精深，成为当时之学术渊薮。但佛教对于唐代京都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其中还存在一个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发展的问题，禅宗便是佛教中国化的伟大成果，遂得以主导后世佛教界及俗世百姓以至今日。此外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都是通过“丝绸之路”在唐代京都长安、洛阳传播开来的。我们说“盛唐”，不仅只是就物质层面而言，更应该看重它文化的繁荣，它是中华文明的又一个辉煌点！
作为相互交往的结果，不少来自西亚甚至更远国度的人就此在中国定居。汉唐时，中国许多城市中居住着不少来自西域的“胡商”、“胡僧”，而唐朝帝都长安和洛阳居住的外国人数以万计，成为世界闻名的国际大都市。这些外国人的风俗习惯也对唐人的衣、食、住、行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定居中国的西域人，由于长期受熏陶，对汉文化十分熟悉，甚至精通。唐代，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李彦升，通过科举中了进士；祖籍波斯的李珣是当时著名词人；出生于波斯的阿罗汉，在唐朝廷供职。唐朝曾派他出使东罗马帝国，后来也终老在洛阳。也有不少中国人在西域定居。至于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民族迁徙和融合，也不乏其例。“丝绸之路”沟通了中西方的联系，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中国古代文化和创造发明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西方文化、艺术的精华也经由“丝绸之路”为中国所吸收，进而对中国和世界的社会进步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外文化交流悠久历史的见证，是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伟大桥梁和纽带。
人类历史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在民族和国家处于兴盛时期，其自身文化认同就特别强烈，而且易于认同异文化，敢于从异文化中吸纳有益于本民族发展的东西。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文化认同形成一种宽容开放的姿态，能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同时广纳其他文化，其结果必然会使民族和国家获得新的发展，从而更加增强人们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中国的汉唐时代，便是这样的鼎盛时期。唐朝首都长安城人口在一百万以上，为当时世界都市之最；汉唐长安、洛阳经济繁荣、贸易兴隆，也仅有东罗马帝国国都君士坦丁堡勉强与之匹敌。汉唐帝都无论哲学、文学、天文学、数学、医学、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都在同时代各国中居领先地位，这就自然地带来了国际文化交融的机遇，呈现出当时汉唐以京都为中心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空前盛况。东与日本、朝鲜、北与突厥民族，西与中亚细亚及阿拉伯国家，南与印度及南洋国家，都有频繁的商贸、文化往来。[3]对于域外文化的涌入，唐王朝并不加以排斥，而是宽容广纳，从自身的社会需要出发吸收其他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比如伊朗的建筑、绘画、金属、象牙、纺织、家具加工等，印度的佛教精理奥义、思辨哲学等都在长安发生过很大影响。在融合外来文化的同时，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唐朝文化大量涌入日本和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儒家伦理思想、典章制度、佛教、文学文字、音乐乃至服饰等等都被广泛吸收和承传。自630年（唐贞观四年）至834年（唐大和七年）这204年中，日本曾18次派“遣唐使”来中国，由250人增加到500人左右，其中不少是留学生。唐朝初期，新罗亦遣使及留学生来长安26次，高丽7次，百济8次等。这些都是汉唐帝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记载，它们都切实地向世人展现了汉唐盛世帝都文化的辉煌历史；汉唐雄风宏扬环宇，汉唐盛世威振神州的帝都气象。
二、唐代长安“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文化交流概况
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其对外文化交流往往密切相关，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长安作为唐代的帝都，不仅在政治上成为理所当然的全国枢纽，而且在文化上也成为各地文化汇聚的中心，代表着唐代帝国的整体形象。唐代又是古代中国“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最为繁盛的时期，其交流范围之广，渠道之多，频率之高，在中国封建王朝中都是空前绝后的，而帝都长安又以其独有的阔大胸襟和恢宏气象，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之一。
唐代帝都对外文化交流极为繁盛，主要表现在交往国家、地区的广泛性和往来的高频率。仅根据两《唐书》中的记载，到过帝都长安的国家和地区就有日本、朝鲜（高丽、百济、新罗）、越南（林邑、殊奈）、柬埔寨（扶南、真腊）、缅甸（骠国）、尼泊尔（泥婆罗）、阿富汗（吐火罗、俱兰等）、斯里兰卡（师子国）、印度（五天竺）、阿拉伯帝国（大食）、伊朗（波斯）、东罗马（拂蒜）、俄罗斯中亚地区（昭武九姓国）等，其范围遍及亚欧大陆。长安与非洲国家也有交往，在今坦桑尼亚、埃及等地都曾出土过唐代的物品。1985年12月在长安县大兆乡东曹村唐墓中，也曾出土过非洲黑人陶俑[4]。唐代帝都对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过程中，参与交互作用的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具体表现在交往人身份、种类的复杂性上。在这个群体中，既有皇室、文武百官、文人学士，也有普通百姓；既有唐人市民，也有来自域外的侨民、留学生、商人和僧侣。“丝绸之路”的畅通，为大多数来往于大唐帝都的外国人提供了有利条件。唐代来往于帝都长安的外国人主要有五类：
其一，来访大唐长安的各国使节。赴大唐京都的各国使节来访频率颇高，其中日本、印度、高丽、百济、新罗、林邑、吐火罗、波斯、大食等都遣使20次以上，其中新罗遣使104次，吐火罗遣使80次，尤为突出。这些使者肩负不同使命，他们有的将唐代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等大量的先进文化带回国内，有的则进入到长安的国子学学习，仅唐贞观年间，“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并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5]。有的留恋唐代文化而供职于唐廷，唐代朝廷还特为外国学生设“宾贡科”，许多留学生就是通过“宾贡及第”而仕唐的。例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后任正三品官，在唐京都滞留50多年。新罗留学生金可记，于唐朝京都获取宾贡进士，《太平广记》中记载：“金可记，新罗人也，宾贡进士。性沉静好道，不尚华侈，或服气炼形，自以为乐。博学强记，属文清丽，美姿容，举动言谈，迥有中华之风。”[6]另有新罗人金云卿、崔致远、大食人李彦升等亦由宾贡及第而在唐为官。其中，崔志远在唐京都于874年进士及第，著有《桂苑笔耕录》，他在该书《自序》中说：“臣自年十二离家西泛，当乘桴之际，亡父诚之曰：‘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儿亦不谓有儿矣。’往勤哉，无隳乃力。臣佩服严训，不敢弭忘，悬刺无遑，冀谐养志，实得人百之已千之。观光六年，金名榜尾。”[7]由此可见，外国留学生在唐京都学习之勤奋，同时，这也作为外国人在唐朝京都留学的有力证据。
其二，因诸多变故来大唐长安的各国王侯。唐代有大量的胡人聚集在帝都长安，631年，唐太宗攻灭东突厥后，安置突厥贵族万家在长安。以后唐太宗经营西域，高昌、龟兹、疏勒等一系列国家的国王与贵族在失国后都入长安居住，并且有的担任了唐朝廷的官职。另有，波斯王卑路斯，是因其国遭受阿拉伯的进攻，流亡并客死长安。[8]而于阗王尉迟胜则是主动留寓长安，且在安史之乱时，尉迟胜曾率兵五千助唐平叛，被肃宗授予骠骑大将军，后来“固请留宿卫”，长住于长安修行坊。
其三，各国质子遣入长安。唐朝盛世，其周围诸国多遣子侄入长安为质。入充侍卫以示友好。如于阗、疏勒、吐谷浑、龟兹、米国、何国、安国，新罗等都有“质子”来长安。这些质子本人或者后代，有的人籍为民，有的在朝为官，如何文哲祖上是何国质子，文哲在德、顺、宪、穆、敬、文宗六朝为官，并参与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9]。
其四，逐利而来的各国商人聚集长安。长安的西市是外商的一个活动中心，外商经营的店铺有200多家，胡商至少有数千人。
其五，入唐长安传法布教的各国僧侣。中亚、西亚等地的佛教、祆教、大秦教、摩尼教等各派教士，大多纷纷入唐长安布教。如康国人法藏大师均为佛教高僧、何国人僧伽大师长期在长安说法，两高僧皆圆寂于长安荐福寺。疏勒高僧慧琳圆寂于长安西明寺。长安义宁坊的大秦寺，是应大秦国传教士阿罗本所请建立的。此外，长安城中布政坊、靖恭坊、普宁坊、崇化坊与醴泉坊皆有祆祠，还有摩尼教寺等建筑。
唐代以京都为中心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境外物品进入长安颇为繁富。这些物品涉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动物、植物、食物、矿物、香料、药物、纺织品等，如动物有大象、犀牛、狮子、孔雀、驼鸟；植物有菩提树、娑罗树、郁金香；食物有葡萄酒和糖；矿物有金、银、玛瑙、琥珀、赤玻璃、绿玻璃；香料有安息香、沉香、丁香、苏合香，真所谓“异国名香满袖熏”[10]；药物有人参、豆蔻等；纺织品有毛毯、毡、茧绸、冰蚕等，都有从国外进口的记载。关于此类种种外来物种，美国著名汉学家谢弗所撰的《唐代的外来文明》[11]共将唐朝的外来物品分为18类，170多种，记载尤为丰盛。
唐朝帝都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在当时世界上取得了领先地位，对远近各国产生了极大吸引力，各国人士纷纷长途跋涉远来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促成了大唐帝国对外文化交流空前盛况的鼎盛局面。“凡四蕃之国，经朝贡之后，自相诛绝，及有罪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存者，七十余蕃。其朝贡之仪，享宴之数，高下之等，往来之命，皆载于鸿胪之职焉。”[12]可见，有唐一代，与唐朝有过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三百多个，鸿胪寺中记载下来的也有70余个，这是一个颇为惊人的数字。据各种典籍提供的材料，这些国家和地区先后派遣使节来大唐京都（以长安为中心）进行经济文化等项目的交流，不仅使长安城中八方来宾川流不息，而且使域外的物产技术也得以传入大唐。随着这些使节的归去，唐代帝都文化在世界各地遍地传播，形成了空前的开放态势，取得了辉煌成就。
唐代京都作为“丝绸之路”文化交往的中心，所涉及交流的国家甚为广泛，交往人种的复杂、交往内容的繁盛，组成了一幅八方来宾、万国来朝的大唐中外文化交流的盛世景象。唐代小说以故事的形式，生动地描述了大唐以京都为中心的对外文化交流的各种活动，虽然小说中不免存有部分虚构成分，但我们可以据情斟酌，去伪存真，对唐代帝都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进行阐释和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