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在以京都为中心的中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无疑影响着汉赋家的文学创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大赋。汉代大赋中以京都赋为主体，其京都赋规模宏大、内涵丰富、气势雄壮的重要原因即在博物知类，而这又与汉代帝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有关，特别是与亚欧诸国的交往尤为密切。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形成史无前例的中外文化交流之盛况；汉代赋家笔下的丰富物态，多贡自远方，展示了汉代帝国以京都为中心的庞大朝贡体系，彰显了这一朝贡体系在大汉帝都中外文化交流中“物贡”与“德化”的两大特征；汉代京都赋对帝都文明的全面描述，详实地聚焦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空前盛况。
汉代大赋以京都赋为主体而历代延承，遂构成以描写城市文化的京都赋创作体系。据南朝梁文学家萧统《文选》[13]分类，其首选赋，赋分为十五类，京都赋首选班固《西都赋》和《东都赋》与张衡《西京赋》和《东京赋》，堪称宣扬与描绘两汉帝都文化的典范。在“京都”类之外，汉大赋中属“游猎”、“郊祀”题材如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扬雄《羽猎》、《河东》、《长杨》等赋作，亦围绕帝都文化主题展开，实质乃属京都赋范围。清初大学士陈元龙编纂的《历代赋汇》[14]，载录历代“都邑”赋共计70篇，可谓蔚为大观，其中论京都，则继班固、张衡以后有晋左思《三都赋》，唐李庾《两都赋》，宋周邦彦《汴都赋》，元黄文仲《大都赋》，明顾起元《帝京赋》、陈敬宗《北京赋》、桑悦《两都赋》等。以汉赋为代表的京都文学，可以说，汉代京都文化深刻影响着京都赋的创作，它的兴盛取决于大汉帝国的强盛与中外文化交流的趋势。同时，汉代“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发展，造就了以汉代京都为中心的中外文化交流盛况，这一盛景在京都赋中得以充分展示。
一、汉代京都的朝贡体系和礼仪
在上古时期，旷远的亚欧大陆（包括西亚毗邻的非洲东北角）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几个古代文明。但由于自然及社会条件的限制，这些古典文明几乎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着，尤其是分处于大陆东西两端的古代希腊、罗马和秦汉以前的中国，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到了公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回顾当时，罗马军团对北方蛮族的洗劫和镇压，帕西亚骑兵的东征和西进，中亚希腊人王国的崩溃及月氏部族的南迁称雄，匈奴与汉朝的连年交战。但正是在这些战争的缝隙之中，在中亚、西亚到东欧之间，出现了颇具规模的陆路交通和国际贸易；也正是在这些战争动荡与和平交往之中，中国社会开始由相对的封闭走向较全面的开放，使东西方古代文明有了日渐频繁的接触；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以京都为中心，展开了繁盛的中外文化交流。
据史书记载，西汉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汉帝国与四边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的交往得到空前拓展。自此，汉代中外贸易主要通道有“西域道”、“南海道”、“东海路”、“永昌路”，而其以通往西域古道的“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交往尤为繁盛。特别是，汉代以京都为中心的中外交流颇为繁盛，其交往的国家甚多，如中亚的大月氏、大宛、安息、康尼诸国；大秦及南亚的天竺、缅甸、身毒诸国；海东与南海的朝鲜列岛、三韩（辰韩、马韩、弁韩）、日本列岛及东南亚的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等国。正是这种国际间的交流，使产生于先秦的天子“君临四海”的理想成为汉赋家所描写的现实景象。汉代，以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为中心形成的横跨亚欧大陆的巨大“羁縻”，即以汉代京都为中心的庞大的朝贡体系，其历史文化内涵可追溯到先秦《诗》、《书》及礼书所描述的“畿服制”，但其现实价值则是在汉代真正意义的京都建制的完成，反映于文学创作就是京都赋的出现。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帝都建设与制度始告完备，如秦之咸阳、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六朝之健康（今南京）、唐之长安、北宋之东京（开封）、南宋之临安（今杭州）、元之大都与明清之北京，无疑成为各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心。而汉代两京制度，在文化内涵上又保留了先秦史周天子与邦国交往的“朝贡”记忆，即“畿服制”。观后儒对畿服之制的解释，要义是在“天子建国，以藩屏周”，即以京畿为中心作辐射统治状况，并取藩国拱护帝京义。《诗·大雅·民劳》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15]郑笺：“中国，京师也。”属此义域。但是，先秦畿服，缘于“封邦建国”制度，章炳麟辨析其义云：“方伯连率，则联邦已。大者谓之‘兼霸之壤’，小者谓之‘佌诸侯’。汉因其义，大者谓之伦侯，小者谓之隈诸侯。”[16]可知帝都政治与文化在周朝并未真正形成，尤其是东周以后，诸侯称霸，周天子所举反不及秦、齐、楚诸都城与宫室称盛于时。汉初承先秦“分封”之制，侯国与帝京并存。后经文、景平诸侯之乱，武帝行“推恩之法”，作为大一统政治气象的京都文化方告完成，司马相如作为一名由藩国到宫廷的赋家，其《上林赋》借“亡是公”之口夸耀“天子上林苑”之盛，所谓“左苍梧，右西极”一段描绘，物态纷呈，宏衍博丽。此赋极力铺张夸饰帝王苑囿之宏大，物产之丰富，畋猎场面之壮观，最后结穴到天子行仁政上。此赋借写天子游猎，宣扬了天子得独尊威势及大汉的无比强盛。亚欧各国大为仰慕汉风，心向长安。
汉代京都赋其博物知类的宏伟规模与雄壮气势，探究其文学描绘之繁富华彩的深层内涵，实乃帝都气象的渲染，这与大汉帝国的中外文化交流密切相关。正如《西京杂记》记载：“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马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竞加雕镂。或一马之饰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为珂，紫金为华，以饰其上。犹以不鸣为患。或加以铃镊，饰以流苏。走则如撞钟磬，若飞幡葆。后得贰师天马，帝以玫瑰石为鞍，镂以金银鍮石。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后稍以熊罴皮为之。熊罴毛有绿光，皆长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孙有百余双，诏使献二十枚。”[17]细观《西京杂记》中描述汉代京都长安的奇禽异物，皆贡自远方，似不全妄。对此，汉赋家在京都赋中皆有论述：
方躬劳圣思，以率海内，厉抚名将，略地疆外，信威于征伐，展武乎荒裔。若夫文身鼻饮缓耳之主，椎结左衽鍝之君，东南殊俗不羁之国，西北绝域难制之邻，靡不重译纳贡，请为藩臣。上犹谦让而不伐勤。[18]
方今圣上，同天号于帝皇，掩四海而为家，富有之业，莫我大也。[19]
以上所述，东汉赋作家杜笃所著的京都赋《论都赋》颇具创意，其言辞辩赡，打破了以往文学之士献赋颂圣娱悦的老例，赋中阐明关中表里山河，帝都长安弘丽、疆域阔达之景象，并以赋作为疏章，奏谏国事，提升了京都赋体文学的政治意味。汉赋家张衡的《西京赋》也着力描述了京都长安的繁华、富丽、博大之象，同时，赋中提及“掩四海而为家”，古人所谓“四海”，实含有于“治国”之上的“平天下”的理想化意向。“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人，不恃隘害。”[20]《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又《礼记·曲礼》：“君天下曰天子。”郑玄注：“天下谓外及四海也。”而这种“外及四海”或四海为家的博大胸怀在汉代京都得以实践，其京都赋中“临四海”、“以天下为家”所云，无不蕴涵汉代帝国现实政治的建构与帝都文化的对外交流之盛况。由此，中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庞大朝贡体系在汉代得以呈现，彰显了京都朝贡现象之兴盛。昭、宣之世，当汉朝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时，西域36国皆“修奉朝贡，各以其职”[21]。可以说这是“朝贡”一词术语化并见于文献的最早例子。[22]除此之外，《后汉书》也曾使用“朝贡”一词，如该书称汉光武帝二十五年（49），“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23]。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至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在对匈奴由守转攻的同时，又屡屡发师，东讨朝鲜，南征南越，西平西南夷，开疆拓土，盛极一时，正所谓“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至阯，北置朔方之州”[24]。从《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可见，汉武帝时，西域诸国及东面的朝鲜，南面的南越，皆曾遣使朝贡。乌孙所贡“西极马”、大宛所贡“天马”，备受武帝喜爱。为此，大宛王于汉元朔五年（前124）“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25]。朝鲜于元封二年（前109）“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26]。而日南徼外蛮夷，“自武帝以来皆献见”[27]。自是以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竹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28]。随着中外交往范围的扩大，朝贡逐渐向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根据文献记载，朝贡走向制度化是在前1世纪中叶，并主要通过汉匈关系体现出来。汉代神爵二年（前60），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诸单于相继分立，汉匈力量对比出现决定性转化。甘露元年（前53），呼韩邪单于慑于汉朝的强大攻势，决定“称臣入朝事汉”[29]，随后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至长安作质子。三年（前51）正月，呼韩邪单于来朝，汉待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30]。同年，其兄郅支单于亦“遣使奉献，汉遇之甚厚”。至此，朝贡制度的内涵逐渐明晰。就汉匈关系而言，匈奴须朝觐、进贡、纳质；汉朝则对其上层给予相应的册封和赏赐。据《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记载，继匈奴纳质之后，相继纳质于汉朝的有南越、鲜卑、乌桓，以及车师、龟兹、莎车、大宛、乌孙、焉耆等诸国和地区皆不同程度地与汉朝保持着朝贡关系[31]。
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指出：“礼治是治理社会的一种很特别的方法。除了中国以外，从来没有其他的国家使用过类似礼治的办法来调整社会关系，从而维持社会秩序。这并非说礼仪这种现象是中国独有的，此现象是很普遍的，任何文化都具有的，可是只有在中国传统中各种各样的礼仪被组织得异常严密完整，而成为社会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规范系统。”[32]进而言之，在古代中国，“调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礼，还有另一重要功能，即被用以调整对外关系，维持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从而形成大汉帝国京都独具特色的朝贡礼仪，而且同样“被组织得异常严密完整”。朝贡礼仪作为朝贡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历来为中国封建君主所重。他们从礼仪的一遍遍演示中一再体味到“光被四表”、“协和万邦”的自豪感。史载，汉初叔孙通制定朝仪，以明君臣之礼。汉高祖刘邦看到上朝文武百官秩序井然，“无敢喧哗失礼者”，不禁感叹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33]由此可以想见，当各国贡使匍匐在脚下顶礼膜拜时，古代中国皇帝“尊贵”之感远胜于此。
从历代典籍的记载来看，朝贡礼仪主要被纳入“五礼”中的宾礼。古代按内容、功能及实施对象的不同，将礼划分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礼。宾礼为待客之礼，涉及君臣之间、中央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中外之间以及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交往时所遵循的各种礼仪规范。《周礼·春官·大宗伯》将宾礼的具体作用概括为“以宾礼亲邦国”；在“礼不下庶人”的西周时期，宾礼主要用于诸侯、大夫朝觐天子，以申明君臣大义。至汉朝，汉宫廷朝觐出现有外族匈奴单于亲自入朝和派遣使节、质子（亦称侍子）入朝，以贺正旦最为隆重，这一仪式一直为后世所本。在汉代京都赋中，描写篇幅颇多的是围绕王道政治的礼节仪典，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汉代京都对外交流的繁盛之况。京都赋中，描写天子礼仪大典主要突出表现为尊王意识，其与先秦礼制一重大差异即淡褪了旧贵族繁琐的大宗、小宗之礼和诸侯的典礼，而是崇天子之礼，体万民之性。因此，汉代大赋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天子宫廷的朝贡、朝觐、宾射、大射等礼典。细观班固《东都赋》有关汉代京都朝廷“元会礼”的盛况描写：
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赝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尔乃盛礼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僚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大牢飨。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鎗，管弦烨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太古毕。[34]
这里描绘了大汉帝都朝贡礼典的盛况，对于外来民族参与朝贡的遣使或首领，汉朝统治者都给予礼遇。不仅进行赏赐，为了彰显国泰民安，汉代的帝王们在京都与自己的臣民及外来民族来朝的使者或其首领举行歌舞盛宴，充分呈现其四海清平，协和万邦、盛礼兴乐的朝贡仪典之盛况。又如张衡在《东京赋》中记载汉明帝时天子在京都与诸侯“临辟雍，初行大射礼”[35]之仪节：
春日载阳，合射辟雍。设业设虡，宫悬金镛，鼖鼓路鼗，树羽幢幢。于是备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仪，后夔坐而为工。张大侯，制五正，设三乏，厞司旌，并夹既设，储乎广庭。于是皇舆夙驾，辈于东阶，以须消启明，扫朝霞，登天光于扶桑。天子乃抚玉辂，时乘六龙。发鲸鱼，铿华钟。大丙弭节，风后陪乘。摄提运衡，徐至于射宫。礼事展，乐物具，《王夏》阕，《驺虞》奏。……仁风衍而外流，谊方激而遐骛。[36]
这里描绘了阳春三月，京都汉帝与诸侯合射辟雍，行礼教之仪，其仁道恩泽如风之流布向外传播，以明君臣之义。以上赋文皆体现出以京都朝廷为中心、以安抚四裔为目的的礼制观。这里所描写的典礼仪式和礼制观念虽可追渊于周礼，但其具体内涵却显然与先秦畿服制度不同，更意在彰显其“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赝万国之贡珍”的国际交往与朝贡思想。
汉代是一个与异域交流密切的时代，在京都大朝会中，与外交酬酢行典礼相关之事的宫廷娱乐活动，汉代京都，汉帝多于宫中平乐馆（观）会见万国使臣或君民同乐举行各种百戏表演，《汉书·武帝纪》：“（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37]在汉赋中也有尤为精彩的描述。《文选·西京赋》：“大驾幸乎平乐。”薛综注：“平乐馆，大作乐处也。”[38]对此，李尤《平乐观赋》“设平乐之显观，章秘玮之奇珍”的一段描述也颇为详尽。而张衡《西京赋》中对于汉代京都外交酬酢典礼之事相关活动的叙述更为生动写实：
大驾幸乎平乐，张甲乙而袭翠被。攒珍宝之玩好，纷瑰丽以奢靡。临迥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礔砺激而增响，磅礚象乎天威。巨兽百寻，是为曼延。神山崔巍，欻从背见。熊虎升而挐攫，猿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辚囷。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蜿以蝹蝹。舍利颬颬，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陨绝而复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橦末之伎，态不可弥。[39]
这里赋中描述的京都仪礼上呈现的奇物异伎皆大显异国风情。其“爬竿”、“举重”、“钻刀圈”、“翻筋斗”、“气功”、“走索”、“手技”、“幻术”、“魔术”、“化妆歌舞”、“多幕歌舞”、“马戏”、“驯兽”等节目，精彩纷呈，令人如睹其景，如入其境，赋中描绘得宏整而细密，甚为详实。赋中提到有传自西方的“舍利”，贡自安息的“大雀”（鸵鸟）和贡自缅甸的“白象”，来自大秦的“角抵”等，皆异国所贡物品，这些描述是先秦文史记载或文学描写未能涵盖的内容。比如东汉“顺帝永和元年”，夫余国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40]，即汉代对外交流酬酢行典礼表演之例。而赋家对天子礼仪及表演的充分展示，既为表现帝都文化内涵所需，又与赋体文学体裁相适应。若究问汉大赋铺采擒文、闳衍博丽、文词繁富之因，此与汉代京都中外文化交流中博物之象、礼典之盛是息息相关的。
汉代京都多数大赋家们皆亲历盛典，其赋作既写实，又夸饰，充分展现了汉代国势雄强、文德武功、礼乐彬蔚、四方宾服的帝京文化风采。特别是在汉代“丝绸之路”广阔畅通和逐步发展的条件下，造就了汉代京都中外文化交流之盛况，并且这种由帝都中心文化推广至华夏中心文化的恢弘气象，在京都赋中皆得到充分展示。
二、“物贡”与“德化”：汉代京都中外交流的特征
两汉时期，文学仍为经学和文章的附庸，其创作具有明显的实用色彩，追求一定的功利性，汉代大赋创作的直接动机多在于进献以劝谏讽喻或颂美歌赞。如果说“物以赋显，事以颂宣”[41]是汉代大赋家共同的审美旨趣，那么追溯其所显之物，显然包括汉帝都“珍奇罗生”的异邦宝物，而其所宣之事，则又在颂扬汉帝王以德为政、恩泽四海而平天下的王道思想；汉代赋家笔下的繁富博物，多贡自远方，由此既展示了汉代帝国以京都为中心的庞大朝贡体系，又彰显了大汉帝都中外交流中“物贡”与“德化”的两大特征。
在汉代大赋家的笔下，已将帝都两京为中心的思想推扩于海外诸国；可以说，在汉代“丝绸之路”得以畅通和逐步拓展的基础上，使得汉代京都中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由汉代至唐代，中国与亚、欧、非外邦的交往，特别是以帝都长安为中心所缔造的庞大朝贡体系。其朝贡贸易与进贡联系，政治意义往往大于经济惠益，但汉唐帝国的京都作为当时亚洲所敬奉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却缘此以立。尽管在宋元以后因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民间贸易影响旧朝贡体系，特别是在明清时代，王朝衰落，朝贡体系随之瓦解，然源自汉、唐的朝贡文化思想仍然存在。追溯朝贡思想之源，其在汉帝国的兴盛时期，除史书诸如“政教得人”、“慕义而贡献”[42]、“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43]等记载，有关大汉京都中外交流的详尽描述，皆在京都赋中得以明显呈现，例如，班固《西都赋》对大汉帝都地理形胜及异域朝贡之博物的盛况描写：
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封畿之内，厥土千里。逴荦诸夏，兼其所有。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曰近蜀。其阴则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灵宫起乎其中，秦、汉之所极观，渊、云之所颂叹，于是乎存焉。……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44]。
以上赋文所记大汉西都长安的奇物异类皆翻山越海来自遥远的异域之地。在《文选》中，李善注：“《汉书》宣帝诏曰：九真献奇兽。晋灼《汉书注》曰：驹形、麟色、牛角。又《武帝纪》曰：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又曰：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又曰：条支国临西海，有大鸟如瓮。”[45]据《后汉书·西域传》载：汉和帝时，甘英出行西域，经安息、条支直抵波斯湾，所见“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46]。可见汉赋所记京都所具有的异域奇珍异宝，皆有史料作证。又张衡《东京赋》对大汉帝国恢宏博大的帝都气象作了详实铺陈：
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
是以论其迁邑易京，则同规乎殷盘。改奢即俭，则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禅，则齐德乎黄轩。为无为，事无事，永有民，以孔安。遵节俭，尚素朴，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于斯之时，海内同悦。曰：“吁！汉帝之德，侯其袆而。盖蓂荚为难莳也，故旷世而不觌。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将数诸朝阶。然则道胡不怀，化胡不柔，声与风翔，泽从云游。万物我赖，亦又何求。德寓天覆，辉烈光烛。”[47]
由以上班固、张衡两段赋文，皆极力彰显大汉帝都万物博载、德覆天宇的恢宏气象，由此体现出“朝贡”的两大特征，即“物贡”与“德化”，同时凸显出大汉帝国中外交流恢宏的帝都气象。“物贡”是汉代京都建立的朝贡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亦即“远夷”慕德，贡物表心，以示友邦之情。翻检史籍，汉代此类物贡记载不胜枚举。如“武帝遣使至安息（今伊朗），安息献犁靬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乱髪拳鬓，长四尺五寸。……（安息王）以大鸟卵及黎靬眩人献于汉”[48]；又如，汉安帝时大秦（罗马）使臣洛阳献音乐、幻人、桓帝时进象牙、玳瑁、珊瑚、琉璃、骇鸡犀、朱丹、琅玕、犀角等，真所谓殊方异类，西方珍奇，纷呈于当时大汉的帝都。而近代学者论述唐代的外来文明，亦多追溯汉代的朝贡物，如“汗血马”、“安息雀”、“大夏驼”等，其中也涵盖了由汉及唐“朝贡”文化的发展与演进。如此大量的贡物在汉赋作家笔下，无疑拓展了作品题材，如朱穆《郁金赋》、班超《大雀赋》、蔡邕《短人赋》、王逸《荔枝赋》等，皆前人所未言及。同时，也因大汉对外文化交流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其博物知类的恢宏气象在京都赋中得到充分体现，诸如班固《西都赋》所述“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鸟”，以及张衡《西京赋》中有关百戏表演所涉及的黎靬眩人“幻术”等外邦精彩戏法，这都是汉赋文学描绘之繁富博丽远胜于《毛诗》、《楚辞》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最能体现物质利益的赏赐，历来是吸引四夷朝贡的至尊法宝。大汉王朝对于外邦朝贡的珍奇异物，亦以外销丝绸、黄金、铁器以及赠书籍宝物等物作为回报。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呼韩邪单于于前51年首次朝觐时，汉朝的赏赐物品有“黄金二十厅、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两年后他再次入朝，汉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此后，汉朝对匈奴的朝贡人数作了限制。汉哀帝建平四年（前3），单于遣使上书，愿朝五年。后因故“复遣使愿朝明年。故事，单于朝，从名王以下及从者二百余人。单于又上书言：‘蒙天子神灵，人民盛壮，愿从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许之”[49]。这说明匈奴朝贡人数以二百余人为限，而且单于欲亲朝及增加朝贡人数，都必须事先遣使征得汉朝同意。由此足见，当时汉朝京都中外朝贡往来之盛况。
古代中国，汉代作为帝都文化风采的朝贡思想，超越其物质恩惠而凸显其“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50]的“德化”观，这正是赋家描述朝贡文化的内在精神。如张衡在《东京赋》中描绘京都宫中朝会礼仪之盛况所云：
礼事展，乐物具。《王夏》阕，《驺虞》奏。决拾既次，彫弓斯殼。达余萌于暮春，昭诚心以远喻。进明德而崇业，涤饕餮之贪欲。仁风衍而外流，谊方激而遐骛。……敬慎威仪，示民不偷，我有嘉宾，其乐愉愉。声教布濩，盈溢天区。
文德既昭，武节是宣。三农之隙，曜威中原。[51]
赋中彰显了汉王朝礼乐教化，仁德恩泽如风之流布；颂扬了汉帝王恩泽于民，四海一家，德广所及，普天皆悦的繁盛景象。京都赋中描述大汉京都的每一仪式典礼皆归于协和万邦、民清祥和的仁德观，可以说这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思想基础。由此，汉代京都赋的描绘又相对集中于尊京都建制与崇王道理念。例如，张衡颂扬“今圣上同天号于帝皇，掩四海而为家说，富有之业，莫我大也”[52]，言及狩猎武功，但其观点仍在“我有嘉宾，其乐愉愉，声教布濩，盈溢天区，文德既昭，武节是宣”[53]。因为在赋家看来，邦国间的文化交流，依据的是“诞敷文德”的王道思想才能得以实现。扬雄写祭祀、游猎，云：“天阃决兮地垠开，八荒协兮万国谐”[54]、“仁声惠于北狄，武谊动于南邻，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长，移珍来享，抗手称臣”[55]。虽兼擅武功，然更多重礼制崇尚以和为贵的文德理念，无不彰显汉帝王平天下、友邻裔、绥万邦的仁德之怀。尽管汉大赋中出现有扬雄《长扬赋》、司马相如《上林赋》刻画汉帝王尚武游猎的赋章，终则以“德音”收束，以使万邦异国“莫不蹻足抗首，请献厥珍”[56]。综观汉大赋有关帝都的描写，已形成一宏大体系，其中包括了诸如京都形胜、帝畿环境、都城规模、宫殿丽景、市区街衢、商贸活动、娱游览胜、风俗礼仪等各个方面。以班固《西都赋》为例，细究其赋铺叙大汉长安帝都气象的盛况：
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比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汧涌其西。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别天地之奥区焉。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及至大汉受命而都之也，仰悟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应，以发皇明，乃眷西顾，实惟作京。于是睎秦岭，睋北阜，挟酆霸，据龙首。图皇基于亿载，度宏规而大起，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奢而极侈。建金城其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俊，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
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黻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57]
此赋对大汉西都长安地理环境的描绘与建都历史的追溯，实乃烘托大汉帝都之“天人合应，以发皇明”大一统的恢宏气象和“卓荦诸夏，兼其所有”的文化包容性。缘此，赋中描述京都城规模，则云“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支通门”；述城区繁华，则云“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留百廛”；记述市中人物，则云“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鹜乎其中”，既有体物写实之处，也不乏因尊帝都而对其形胜的铺叙渲染。而在对帝京风采进行全方位描绘中，赋家尤其钟情于宫殿建筑与商业贸易，前者意在尊帝王“宸居”之所，后者意在描述万国荟萃的京城市场，故刻画描摹最为繁盛精湛，赋中所呈现京都之雄伟博大、兼万国之所有的恢宏气象无不彰显了大汉帝国中外交流之盛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