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与交流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是整个世界中各具特色的一部分。相互间的交流取长补短，是每个国家或民族长盛不衰的必由之路。唐代帝都长安、洛阳作为当时国际性大都市，其兼容并蓄的开放特征，随着当时“丝绸之路”的大力拓展，不仅在政治上扩大了唐代对外的影响，而且丰富了中国文化传统，使得唐代帝都中外文化交流取得了空前的辉煌成就。现存的唐代小说中，无论是琐语杂谈式的笔记小说，还是藻绘可观的唐代传奇，对大唐京都的中外交流细况皆有所描述，特别是盛行于京都长安的“胡化”风貌。唐代小说中这些新气象的呈现，无疑是受到当时大唐帝都对外文化交流的深厚影响。
一、唐代小说中的异域风情和胡化特质
唐朝作为一个开放的朝代，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吸引着无数其他国家地区的人来到大唐京都长安，通过文化交流，对唐代京都的城市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使得整个唐朝呈现出一派对外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指出：
兹谨综合所知，分国叙述如次：先及葱岭以东于阗、龟兹、疏勒诸国，然后推及中亚、西亚，如昭武九姓以及波斯诸国。观于此辈，而后西域文明流行长安，其性质之复杂，亦可概见矣。[58]
根据向达先生的判断，西域文明在唐代胡风中占了最主要的成分，这里西域既包括今天中国新疆各地，也包含今天中亚、西亚诸国，使得“西域”在这里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来使用。向达先生所言，明证了唐代京都长安胡风流行的盛况。向达先生所言，明证了唐代京都长安胡风流行的盛况。有唐一代，胡风弥漫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向达先生指出：“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住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59]在唐代，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都被唐朝人称作“胡”。其实，“胡”这个名称在上古时期专门指称中原王朝北方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即“胡族”。但是在唐代，“胡”主要是用于称呼西方人，特别是用于指称波斯人、大食人以及天竺人、罗马人，还包括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国家。随着“丝绸之路”的不断拓展，唐代以京都为中心的对外交流的盛况，为大唐帝都文化的繁荣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在对外交流中，唐代都城长安、洛阳不仅表现为单纯的包容，还表现为主动的吸取，使帝都在物质生活（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和文化生活（如乐舞绘画体育等）上都弥漫着浓郁的异域风情。唐代小说记载了不少有关大唐京都对外文化交流的盛况，特别是对于这些来自东、西、南、北各地的少数民族以及世界各地的客商皆汇聚在京都的繁盛景象，在唐代小说中皆有所记载。由此详实地再现了聚集在大唐帝都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而形成的异域风情，展示了帝都绚丽多彩的城市生活风貌，充分体现了大唐帝都阔大包容的恢宏气象，具体表现于以下几方面：
（一）唐代京都的胡服与胡食
胡服对华夏民族的影响，早期可追溯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但这还仅限于军队，未波及民间。而至魏晋南北朝，华夏服饰主流开始由“上衣下裳制”逐渐向“上衣下裤制”转变，此风不仅延及民间，还对隋唐服饰发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长安，因外国人居住较多，利于互相学习，胡服之风更炽。唐代笔记小说《大唐新语》载：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日：“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纂初不同其判，遽命……俄果获贼。[60]
由以上描述可知，唐代长安胡服装扮颇为普遍，且随时间推移日趋炽盛。贞观时期“胡着汉帽，汉着胡帽”的情形已司空见惯。太子承干被废前就“好突厥言及所服”，使户奴数十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采为舞衣”（《新唐书·承干传》）。“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旧唐书·舆服志》），“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新唐书·五行志》），其他如小袖袍、合祷和靴，也都是流行一时的胡服装束[61]。安史之乱后，衣饰上的胡化倾向更为明显；随着唐朝与回鹘关系的密切，回鹘装束也流行起来。花蕊夫人《宫词》便称：“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装束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62]可见回鹘装束已为宫娥嫱妃所瞩目。
唐代京都的胡食很普及。汉魏以来，胡食即盛行中国，至唐转盛。“饼”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因为文化交流而产生的食物。《旧唐书·舆服志》说当时“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就是长安一般百姓亦喜好胡食，当时较为流行的胡食有烧饼、胡饼等，其中胡饼最为有名。白居易《寄胡饼与杨万州》诗云：“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予饥馋杨大使，尝着得似辅兴无？”[63]可以看出胡饼之美味和唐人对胡饼的喜好。
西域酒在长安亦盛行，唐初有高昌之葡萄酒，其后有波斯之三勒浆，又有龙膏酒，亦出波斯。西市及长安城东至曲江一带，胡姬酒肆甚多。《太平御览》纪唐太宗事：“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贡献，人皆不识。及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损益造酒。为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益。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64]由此可知，葡萄酒的酿造方法在唐代早已引入长安，并成功酿造出了八种色泽的葡萄酒，后来这种酒逐渐普及到了民间。此外，长安还有龙膏酒则“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65]原是中亚小国的贡酒，与虾蟆陵的朗宫清、阿婆清等并称名酒。
（二）唐代小说中的胡商和胡僧
大唐帝都之恢宏气象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昌明繁荣，还彰显了京都长安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商业中心的繁盛景象。唐代“丝绸之路”的拓展促使贸易交通迅速发达，也使大唐与边疆及中外商业往来日益扩大。长安、洛阳、扬州等城市发展成为大型商业都市，外商云集于此，都城中到处林立着胡商的店铺，如长安的波斯店，是胡商专门的经营场所。随着胡商影响的扩大，胡商形象自然成为唐人小说的描写对象。这些胡商特别活跃于唐朝京都，以长安的商业活动最为繁盛；胡商作为特别活跃的商人群体，也构成了唐代京都独特的城市文化景观。
胡商是一种相对的称呼，即表现了与唐朝本土商人的区别。唐代小说所记载的胡商，他们所从事的贸易多为民间贸易。胡商在京都经营的行业众多，如珠宝店、钱庄、旅店、杂货店及药材等经营项目。唐代小说主要聚焦描写胡商珠宝贸易，其中涉及珠宝贸易的有数十篇之多，如《宝珠》、《窦乂》、《崔炜》、《水珠》、《陆颙》、《韦弇》、《崔书生》、《胡氏子》等，以及《太平广记》以小说形式，比较集中地记载了这些胡商在唐朝京都的活动情况。在《酉阳杂俎》、《太平广记》中，涉及胡商情况的篇章多达四十余篇，具体记述胡商贸易的内容，其中涉及珠宝贸易中对宝物的识宝、寻宝、得宝的详细情节，这类珠宝商人给人印象颇深，具有异域色彩和神秘意味，因此珠宝贸易在胡商中一枝独秀。
长安是唐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达官贵人集中之地，更是贵重商品主要聚集地和经营之地，自然也是胡商活动的主要区域。唐代小说中关于胡商在长安活动的记载颇多，如《酉阳杂俎·宝骨》载长安平康坊菩提寺：
寺之制度，钟楼在东，唯此寺缘李右座宅在东，故建钟楼于西。寺内有郭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宝帐。寺主元意，多识释门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转请此，常转请此寺僧就宅设斋。有僧乙尝叹佛，施鞍一具，卖之，材直七万。又僧广，有声名，口经数年，次当叹佛。因极祝右座功德，冀获厚。斋毕，帘下出彩篚，香罗帕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僧归失望，惭惋数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己，遂携至西市，示于商胡。商胡见之，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不违价。”僧试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直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66]
由此可知，胡商于京都长安活动频繁，且经商的资金颇为丰裕。一件样如朽钉的宝骨在胡商看来竟值千万，且极意购买宝物。又《宣室志》记载有一冯翎严生者，家于汉南，得一宝珠。其后生游长安，“乃于春明门逢一胡人，叩焉而言：‘衣橐中有奇宝，愿有得一见。’生即以‘弹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货也，愿以三十万为价。’”[67]严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价而去。又《广异记》载：“长安至相寺有贤者，自十余岁，便在西禅院修道……开元中，贤者夜中至佛堂礼拜，堂中无灯，而光粲满堂，心甚怪之。因于蛇出之处，得径寸珠。至市高举价，冀其识者。数日，有胡人交市，定还百万。”[68]这里记叙了一胡人高价买入珠宝的情节，可见其胡人具有一定的识宝能力。由此可知，唐代小说描写胡商在京都长安识宝、购宝之事颇为常见。又，唐代小说《原化记》载：
有举人在京城，邻居有鬻饼胡，无妻。数年，胡忽然病。生存问之，遗以汤药。既而不愈。临死告曰：“某在本国时大富，因乱，遂逃至此。本与一乡人约来相取，故久于此，不能别适。遇君哀念，无以奉答，其左臂中有珠，宝惜多年，今死无用矣，特此奉赠。死后乞为殡瘗。郎君得此，亦无用处。今人亦无别者。但知市肆之间，有西国胡客至者，即以问之，当大得价。”生许之。既死，破其左臂，果得一珠……忽闻新有胡客到城，因以珠市之。胡见大惊……遂求买之。生见珠不甚珍，但索五十万耳。胡依价酬之。[69]
唐代小说中，关于胡商在京都经营珠宝买卖的叙述不胜枚举，可见，胡商于唐代京都从事珠宝业在当时很可能已形成规模。胡商在京都长安所从事的行业，大部分是利润丰厚而又具有特色的行业，而且胡商都有着独特的商业文化背景和丰富的珠宝鉴别能力。特别是来自中亚和西亚的胡商对珠宝可谓情有独钟，具有悠久的传统。从商业角度看，胡商倾心珠宝，主要因为珠宝业有着丰厚的利润，这符合商业文化的要求。而且胡商所识得的宝物一般都有特别的功效，有的可以镇海，有的可以聚宝，有的甚至是国之重器等。因此，胡商有时不惜高价买入带回他们的国家，不仅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而且可能成为高官。大唐京都是经济繁荣之所和贵族的渊薮，贵重商品的需求量和供应量很大。利润所在，就是胡商所在。唐代京都市民获宝，希望卖给胡商，以获取理想的价钱。这些在我们看似不起眼的物品，对于胡商来说便是珍奇宝物。
唐代胡商凭着丰厚的资金，在京都长安、洛阳等各大都城开设钱庄，进行大宗的金融交易，服务当时发达的商业，收获着巨额利润。如唐代小说中《玄怪录》卷一《杜子春》中记载：贫困潦倒的杜子春在长安东市西门遇到策杖老人，老人了解他的情况以后，告诉他“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次日，杜子春依时前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70]老人用巨资来资助杜子春，如此巨资从何而来？小说中给予暗示来自长安西市波斯邸。由此可知，胡商所经营的钱庄来往资金额巨大，说明胡商在唐朝京都的经济实力颇为雄厚。唐代也有胡商常年生活在京都，出于各种原因，无法经营大本生意，便将异域的饮食带到大唐京都，辛勤经营餐饮以谋生。如，唐代小说《任氏》记载：唐天宝九年郑生在长安城看到“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71]。又《原化记》载：“有举人在京城，邻居有鬻胡饼，无妻。”[72]这是胡商在京都长安经营日常生活的小买卖，辛勤地经营谋生，将异域的饮食带到唐代各个城市，这些带有浓厚异域风情的胡食，特别受京都长安市民的喜爱，以上胡商经营的类似商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
此外，唐代“胡僧”形象也引起了文人的广泛关注，并多次出现在各类文学作品中。“胡僧”作为一种文学形象，特别是唐代小说中的“胡僧”形象，以“奇”为其主要特征：或精通医术，或能预知未来，或博闻多识。唐文中也存有对胡僧的叙述，但为数不多，且多数胡僧具有政客的身份，直接参与唐代京都朝政，大抵在朝臣们的上书及上表中提及。如杜光庭《宣进天竺僧二十韵诗表》记：“紫霞洞之仙客效祥，天竺国之胡僧入贡，咸归睿感，共福皇图。”[73]认为胡僧的入京朝见表明了大唐国运的昌盛，京都朝廷的繁荣，皆以政治立场为其基点。
唐代传奇和笔记小说中的胡僧形象颇为丰富，分正面与反面两种。然而，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形象均多少带有“妖异”色彩，如：身怀绝艺则近于妖，驱邪治病则近于巫，参与唐代京都朝政则近于奸，占卜未来则近于异，欺凌女子则近于淫，辨别异物则近于诡。故唐代传奇与笔记小说中的胡僧形象以“妖僧”为主要特色，由此，唐代小说中的妖僧唐人统称为“胡僧”。如具有驱邪治病本领的胡僧，《报应记》记录张国英腹部中箭，镞没不出，医生皆曰不治。然而，国英在梦中吃了胡僧的药丸，“至旦，泻箭镞出”[74]，竟然不医而愈。又《酉阳杂俎·天咫》记载，永贞年京都东市百姓王布之女“鼻两孔各垂息肉如皂荚子，其根如麻线，长寸许，触之，痛入心髓”[75]。胡僧吹白色药粉入其鼻中，乃愈。他们的医术高明却不循医理，诡秘如巫术。另有能辨别异物的胡僧，如唐代小说《古镜记》记胡僧善积宝气，见长安城王度家“碧光连日，绛气属月”[76]便知王度家有宝镜。唐代小说记述胡僧类似于以上的奇异技能还有不少，这无形中便给胡僧形象注入了浓郁的幻异色彩。
胡僧在唐代京都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其中主要有景教、祆教和摩尼教传入中国。景教僧人多精通医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自叙曰：“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77]由此可见，景教僧人在传教过程中，以推己之心，广行善举，同时亦从事行医的职责，借此来获取听众的好感，取得良好的群众基础，以达到宗教传播的目的。景教僧人的医术甚至令唐代上层统治者刮目相看。《旧唐书·让皇帝宪传》记载：“二十八年冬，宪寝疾，上令中使送医药及珍膳，相望于路。僧崇一疗宪稍瘳，上大悦，特赐绯袍鱼袋，以尝异崇一。”[78]这里的崇一，乃景教僧人，具有精湛超凡的医术。崇一含有崇奉一神之意，与景教的一神论契合，且景教流行中国碑文中所列景教僧人亦多以“崇”或“”一为名，如“元一”、“守一”、“明一”、“崇敬”、“崇德”等[79]。有关景教僧人崇一的精湛医术，在唐人小说《酉阳杂俎·贝编》也有记载：“宁王宪寝疾，上命中使送医药，相望于道。僧崇一疗宪稍瘳，上悦，持赐崇一绯袍鱼袋。”[80]在这里相同一段史实在史书与唐代笔记小说中重复著录，由此反映了此事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的影响，景教僧人因其医术的高明曾受到当朝京都最高统治者的礼遇与嘉赏。近代学者陈垣就此问题论证：“景教于当时文化，无何等影响，惟以医传道之例，由来甚久，唐书诸王传有僧崇一医愈唐玄宗之事。余承认此僧为景教僧，有种种证据，杜环经行记亦云：‘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聂思脱里派固以医学著名也。”[81]景教僧人的善医由此可见一斑。他们精通医术的奇异之能，在一定程度上，生成了唐代小说中善于驱邪治病的胡僧形象。祆教，亦称火祆教，以聚火诅咒为特点，因此亦称拜火教，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这类僧人大都精于幻术。如《朝野佥载》记载唐代京都洛阳立德坊及南市西坊内皆有“胡祆神庙”，每年胡祆僧人祈福，“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搅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82]。由此可见，当时在京都胡祆庙前，每年都有盛会，众胡酣歌醉舞，祆主演绎杂技幻术，胡僧之幻术已经达到绝妙至极的境界，正因如此，促使唐代京都胡僧精通幻术，身怀绝技。
唐代的外来宗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本土化过程。在景教和摩尼教的汉文写经中大量采用佛教术语。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有：僧、释子、高僧、妙有、空有、无为、正信、功德等。此外，景教与摩尼教在唐代京都传教的过程中，大都自觉地依托佛教来实现其本土化，他们或采用佛教术语，或吸纳佛教教理来阐释本教的教义，客观上使其教义较易为唐人所理解与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三）唐代长安城市建筑的异国情调
唐代长安在建筑方面，颇具异国情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域外风格的宗教性建筑，二是具有拜占庭和西亚式的建筑物，三是在建筑用料方面采用了异域香料。
胡风弥漫的唐代京都，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主要场所。人们生活方式的日趋胡化，或者说那些少数民族与外来客人日趋汉化，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自中印交通之后，唐代城市建筑受印度影响颇大，这主要反映在佛教建筑上，以唐代京都长安为例，便可以在城墙拱卫的都城里找到一百多座著名寺院。印度佛寺，或称“精舍”，唐代长安的许多寺院就是仿效天竺祗国精舍建筑而成，如长安西明寺便是按照印度祗洹精舍规制而兴建的。
唐代，来华的天竺僧人中，有些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颇深，尤其是善无畏、金刚智等人，更成为中国密宗的开山之师，所以他们指导或参与了某些佛寺的设计建造工作是不言而喻的。除了印度僧人和工匠来唐都以外，唐代前往印度取经求法的唐朝僧人不少。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记，仅从贞观十五年（641）到天授二年（691）共50余年时间里，就有57位中国僧人（包括高丽、新罗僧人在内）去印度游历、求法。另外去印度的还有进行外交活动的使团，如王玄策使团等。他们在印度时，除了学习佛法经典，收集经书的任务以外，注意并摹写印度佛寺及塑像也是其主要目的之一。[83]
印度佛寺对唐代京都长安的佛寺形制布局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体现较为突出的是，印度佛寺多院落的宏大规制，或多或少对唐代长安佛寺的布局产生了一定影响。唐代文献中经常提到印度那烂陀佛寺，皆因该寺在当时是印度佛教教学和研究中心，故成为大唐僧人西天取经的圣地。玄奘在此佛寺从戒贤法师学习数年、义净在此从宝师子等学习十年，其他大唐、新罗求法僧也多先后在此寺学习过。那烂陀（梵文Nalanda）佛寺，位于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北。关于那烂陀佛寺，中国不少古籍经典都有记载，其中，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较略，而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颇详，新罗慧轮法师·那烂陀寺记：
那烂陀寺……然其寺形，畟方如城，四面直檐，长廊遍匝，皆是砖室。……其房后壁即为外面也，垒砖峻峭，高三四丈。上作人头，高共人等。其僧房也，面有九焉。一一房中可方丈许，后面通窗户向檐矣。其门既高，唯安一扇，皆相瞻望，不许安帘。出外平观，四面皆睹，互相检察，宁容片私？于一角头作阁道还往。寺上四角，各为砖堂，多闻大德而往于此。寺门西向，飞阁凌虚，雕刻奇形，妙尽工饰。……如斯等类，乃有八寺，上皆平通，规矩相似。于寺东面取房或一或三，用安尊像，或可即于此面前出多少，别起台观，为佛殿矣。[84]
由此可知，印度那烂陀寺的规制之宏大。这种规模庞大的多院落式佛寺，在唐代长安城也有类似的佛寺，如大慈恩寺就是典型的僧院与佛殿各处一院的大型多院落式佛寺。《长安志》记：“（慈恩）寺西院浮图六级，崇三百尺。其注曰：永徽三年沙门玄奘所立，初唯五层，崇一百九十尺，砖表土心，仿西域窣堵波制度。以置西域经像，后浮图心内，卉木钻出，渐以颓毁。长安中，更拆改造，依东夏刹表旧式，特崇于前。有辟支佛牙，大如升，光彩焕烂。东有翻经院。”[85]这里表明，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布局，已成为以佛殿为中心、塔寺并存的重重庭院式的布局形式。长安城慈恩寺的翻经院，专供玄奘法师翻译佛典而建，是佛塔与僧院分处于不同院落的规制布局。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于是有司详择胜地，遂于宫城南晋昌里，面曲池，依净觉故伽蓝而营建焉。瞻星揆地，像天阙，放给园，穷班、倕巧艺，尽衡、霍良木，文石梓桂櫲樟栟榈充其林，珠玉丹青赭垩金翠备其饰。而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床褥器物，备皆盈满。”[86]按常理推想，唐代京都这种多院制佛寺的规划布局将佛殿区与僧院区分开的重要举措，主要是在唐玄奘返国以后开始流行的。所以，这种潮流很有可能就是受到印度那烂陀佛寺布局规划的启发而兴起的。由于长安慈恩寺在全国佛寺中具有重要影响，故其建法布局，必然也会影响到唐代其他佛寺的布局。
唐代长安城市建筑中的外来内容不仅仅是佛寺，波斯祆教、摩尼教，西亚的景教，阿拉伯人传入长安的伊斯兰教都有各自的寺院。唐京都长安中有5所祆教祠，分别位于布政坊西南隅、醴泉坊十字街南之东、普宁坊西北隅、靖恭坊十字街南之西、醴泉坊西门之南。此外还有波斯胡寺两所，分别坐落在长安城的布政坊和义宁坊。此外，外来建筑工艺技术渗入唐代建筑，使得京都出现不少欧式或西亚风格的建筑，最有特色的是来自拜占庭的“凉殿”。据《唐语林》记载：
玄宗起凉殿，拾遗陈知节上疏极谏。上令力士召对。时暑毒方甚，上在凉殿，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知节至，赐坐石榻，阴霤沉吟，仰不见日，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座内含冻，复赐冰屑麻节饮。[87]
以上记载，说明长安兴庆宫内有仿造拜占庭风格的建筑物。这里提到唐玄宗的凉殿和王铁宅院的白雨亭子就显然带有一些拜占庭和西亚建筑艺术的风格。如《唐语林》还记载了玄宗宠臣御史大夫王鉷宅内中的“自雨亭子”：“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88]又《旧唐书·拂菻传》记：“至于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妙如此。”[89]拂菻，即古代历史上的东罗马帝国及西亚地中海诸地。这里记载了一种将水引到高处，再使水如瀑布般泄流直下的降温技术，是东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普遍采用的建筑工艺，随文化交流的历史潮流，也传到大唐京都。
另外，随着海外供使携带名贵的域外香料进入大唐京都，使得京都的皇宫建筑和达官贵人的住宅府邸开始在建筑材料中加入香料，或用香料装饰、喷洒建筑物，从而在长安等地出现了具有浓郁芳香的建筑。据唐人笔记小说《朝野佥载》记载：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壮丽，计用数百万。红粉泥壁，文柏贴柱，琉璃沉香为饰”[90]。显赫权贵的杨国忠则用沉香建筑高阁，用檀木为栏杆，以麝香和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号称“四香阁”[91]。又如唐代笔记小说集《杜阳杂编》记载：唐代宗时的宰相元载末年在长安城安仁里的“芸辉堂”，就是用于阗（今新疆于阗）生产的洁白如玉、入土不烂的芸辉香草，舂碎为屑，以泥其壁的。因此，整个厅堂散发出浓郁的香草味。室宇庭廊全部用沉香木和檀香木做成栋梁，“饰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紫绡帐”[92]。为了保持室内芳香沁人肺腑，隽永飘香，唐人不仅适用各种香料喷洒，或点燃麝香熏房，或以鹅梨蒸沉香用之帐中香法，而且在建筑上使用带香料的木材。除了帝都长安兴庆宫著名的沉香亭外，皇家权贵们都喜欢采用沉香木。这种沉香又称“伽南香”、“女儿香”、“奇南香”，出产于现在的东南亚地区。正是这些域外香料的传入，使得唐代京都的芳香建筑呈现出独有异域情调。
（四）唐代京都婚嫁习俗的胡化
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在婚丧嫁娶习俗中保留得最为长久和突出。李唐王室久熏胡风，婚姻观念开放，已为史家所熟知。唐人在婚姻观上胡风甚浓，这和李唐皇室上行下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李唐皇室是胡化的汉人还是汉化的胡人，历史学家尚有争论。但李唐皇室与鲜卑族血肉相联的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唐太宗祖母独孤氏、母亲窦氏和皇后长孙氏都是鲜卑人，因此李唐皇室在婚俗上也多有鲜卑遗风，如妻继母，抱寡嫂，多有其事。朱熹《朱子语类·历代三》：“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93]太宗本人亦循鲜卑俗收继弟媳：“曹王明，母本巢王（李元吉）妃，帝宠之。”[94]至于武崇训妻安乐公主，后崇训死，其堂弟武延秀遂尚公主；唐玄宗纳儿媳寿王妃杨玉环，如此等等，不一而论。唐初，寡妇改嫁亦很平常。高祖19女，改嫁者4人；太宗21女，改嫁者6人。鲜卑等北朝婚姻仪式如“青庐交拜”、“催新妇上车”、“戏弄女婿”、“新妇乘鞍”等对唐代社会的婚姻习俗有一定影响。
唐代小说有不少记叙了京都婚姻习俗“胡风化”的特征。《酉阳杂俎·礼异》载：“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夫家领百余人或十数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登车乃止。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聓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95]《酉阳杂俎·贬误》又载：“新妇乘鞍（即新娘入新郎家门时要从摆在门口的马鞍上跨过去，寓婚后平安），悉北朝余风也。”[96]这些习俗至唐代已广为流行。唐人婚礼的胡风化甚至引起了一些士大夫的担忧。《唐会要·嫁娶》载颜真卿之奏曰：“（婚礼）相见行礼，近代设以毡帐，择地而置，此乃元魏穹庐之制。合于堂室中置帐，请准礼施行。”[97]颜真卿时充礼仪使，认为青庐交拜系鲜卑遗风，应以汉族传统礼仪替代之。《封氏闻见记》中也有颜真卿、于邵等人奏请婚礼中禁异俗、复古礼的记载：“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壻、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又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98]由此可知，当时唐朝皇室婚嫁仪式中盛行毡帐之习。毡帐是“北朝穹庐之制”，唐朝京城上下社会各阶层在婚礼仪式中皆使用的毡帐，即以“百子帐”为名的毡帐，出自鲜卑遗制，所以，颜真卿奏请不设。然而从唐五代的婚礼实际状况来看，颜真卿等人的奏请并没有多大作用。唐代婚姻仪式中依然是汉、胡习俗相杂，从而使得京都婚嫁习俗颇显异域风情。
（五）唐代两京的胡舞、胡乐及其文娱活动
异域风情对唐代帝都城市生活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服饰装束方面，而且还渗透于都城的文化娱乐生活之中。唐代大量胡人涌入京都长安、洛阳，必然产生文化的竞争与交流，当时京都市民们的乐舞、马球运动等项目皆带有浓郁的异域色彩，为京都娱乐生活增添了独具特色的异国情调。
唐代京都娱乐文化生活中，其异域风韵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域外音乐、舞蹈的流行。唐代胡璩的《谭宾录》记载：“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乐》。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99]可见，即使是大唐雅乐中亦多胡音。太宗时平高昌，得其乐部，遂将旧有之九部乐增益为十部。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自西凉乐以下八部，皆外域之音。唐代京都所用乐器有300种左右，其中琵琶、五弦、箜篌、筚篥、笛、胡笳、角、羯鼓等都是来自西域的乐器。西域民族多过着游牧生活，其乐器具有形体小、携带方便和声音响亮等特色，弥补了唐代固有乐器形体过大、发音沉闷、单调的缺点，给唐代帝都音乐界带来了一种活泼清新的气息。唐代两京胡乐之盛无须再举。王建《凉州行》“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100]，即是对此准确的概括。
唐代乐舞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等之分，可谓既有节奏明快、强烈的健舞类，又有优美柔婉的软舞类，风格多样。其中有汉族的传统乐舞，也有异域的“胡舞”。当时在唐代京都的舞台上，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有来自中亚地区的“胡旋舞”、“胡腾舞”等。这些独具代表性的胡舞：胡腾、胡旋、柘枝三种，于开元天宝以后，盛行于长安，此后遍及中国各地。胡旋舞是西域康国（今中亚细亚撒马尔罕）等地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舞蹈。舞者多为女子，舞时急旋转如风，故有“胡旋”之名。胡旋舞多以轻快的旋转动作为主，胡腾舞则以跳跃和急促多变的动作为主。柘枝舞与胡腾舞同出西域石国。石国亦名柘枝，亦名柘羯。舞者一般着窄袖服，戴尖帽，上饰铃铛，舞时发出清脆的铃声，独具异域风情。
唐代京都除了盛行异域风情的舞乐之外，深受胡风影响的马球运动在京都也特别风行，上至皇帝，下至一般大臣，无不酷爱之。这项体育运动究竟来自何地，史学界说法不一[101]，但唐代京都擅长此项活动的首先是西蕃人或称胡人。打马球是从波斯传来的一种马上打毽之戏，是士兵体质和技能训练的军中项目，后来迅速成为唐代一种全民喜好的健身运动。全国各地几乎都有马球场，长安自然是马球运动的中心，仅球场就多达20多处，可见长安马球运动风气的盛行。如《封氏闻见记》中记载：“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曾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胡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胡疑朕爱之，聘为之。’”[102]由此可知，马球由胡人传入唐朝之后，先在宫中流行，后逐渐风行于京都各街坊。当时，宫廷中的含光殿、麟德殿、清思殿、中和殿，以及左右神策军所在地都设有球场。诸王、公主、驸马之辈也兴建私人球场，以供打球运动。据载：“长宁公主……又并坊西隙地广鞠场”[103]，“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球场”[104]。唐朝帝王对马球的酷爱和倡导，使打马球逐渐由宫中而传遍唐代京都及民间。当时除宫中设球场外，长安“街里”也出现了打球场面。“河南多恶少，或危帽散衣，击大球，户官道。”[105]于此可见，除长安之外，京都洛阳城里，少年之辈也在街坊巷里进行马球活动。此外，在州一级行政单位也普遍设有球场。由此可知，马球运动已在整个唐代社会盛行。上自帝王，下到百姓，无论是武夫军人，还是文弱书生，也不管是英俊少年，还是红颜女子，都汇入了马球运动的热潮之中。
唐代帝都中丰富别样的物产饮食、多彩的异域风俗、独特的胡商文化理念、独具异域情调的城市建筑风格，旖旎魅力的异域歌舞及其广为盛行的文娱活动等，都充分融合在规整威严的大唐帝都文化体系中，展现出绚烂多彩的文化内涵，影响着唐代京都人们的城市文化生活和行为方式，使得大唐帝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开放大都市。
二、唐代京都中外文化交流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小说是城市生活的产物，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是小说创作的源泉。唐代京都对外文化交流的繁盛景象，丰富了唐代城市生活的内容，同时，也为唐代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社会条件，从根本上推进和影响了小说创作的发展。
首先，唐代京都“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影响了唐代小说的创作，从而出现了以描写京都城市生活的“奇异”来淡化超自然的“怪异”现象。古代中国魏晋小说以志怪为特色，大都以恍言惚语描述怪异的世界。而在这怪异的世界中，以博物为名，描绘种种奇异虚幻的异域风情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类。究其创作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当时对外交流还不够广泛，文士们的海外视野还不够开阔。受着社会条件的制约，文士们只能凭着主观想象，去描述那些奇异的幻境。唐代伴随着“丝绸之路”的拓展，促进了大唐对外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逐渐打开了世人的眼界。外国人大批进入大唐帝都，使京都市民在同外国人的直接交往中，真切地了解了外部世界。于是唐代文人笔下的外国人和事，都不再是一种怪异式的幻想，而是一种城市生活的真实现象。唐代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胡商形象，是唐代帝都对外开放政策、社会现实在小说中的真实再现。例如，唐五代小说中涉及很多关于胡商进京识宝、寻宝、进行珠宝交易的描写。《逸史》、《广异记》、《原化记》、《宣室志》、《玄怪录》等作品都有不少关于胡商识宝和购宝的描写，说明胡商在唐代京都从事珠宝业已形成一定规模。纵然，唐代小说中所描绘的外国人还存在许多神异色彩，还有几分超自然的夸张，然而，褪去这层色彩，剔除这些夸饰，我们看到的是城市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外国人的原形，而决非毫无烟火气味怪异的外国人形象。唐代小说作品中的胡商形象是相当普遍的。唐代，波斯与大食商人在帝都长安东市与西市中十分活跃。西市的波斯邸是当时京都最著名的商店，所以《续玄怪录》记载老者约杜子春：“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106]小说中所记载的那位老道士先后三次从“西市波斯邸”取钱以资助贫困潦倒中的杜子春。这是胡人在京都从事金融业的明证。由此可知，除了从事珠宝业以外，有不少胡商还在唐京都从事金融业务，开设波斯邸、胡店等，提供借贷服务。此外，印度僧人在长安传播佛教，各著名寺院几乎都有印度僧人活动的记录。密宗传播人，所谓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还直接与唐玄宗、肃宗、代宗交往，参与大唐帝国的政治活动。东南亚各国的艺人在长安表演异域风情的歌舞；日本、新罗等国外的留学生、学问僧在唐代京都活动面极广，其中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担任了唐玄宗的秘书监，新罗留学生崔彦为、李同等考取了唐“宾贡进士”。国外不少学问僧来到大唐京都后四处巡礼求法，与当地僧侣、文人讲经论道，互酬诗文。众多外国学问僧一座城市接一座城市地巡访求法，使得唐代城市中出现的外国人便不是一种怪异新鲜事，而且还是作为唐代京都城市生活的一种特殊内容而存在。可以说，唐代小说中的外国人已经是京都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生存、活动，并服务于社会。这些通过小说的描述，使唐代文人笔下的现实人间社会变得更为充实，更有生机。无疑，唐代帝都对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加速了唐代小说创作反映京都城市生活发展的进程。从超自然的奇异世界走向真实的世俗社会，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一大进步。在这历史性的进程中，唐代京都对外文化交流所起到的影响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和肯定。
其次，唐代以京都为中心的对外文化交流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小说创作需要大量新颖、生动、形象，富有典型意义的素材，唐代京都对外文化交流的广泛开展，正为小说取材提供了有利条件。外国人进入唐代京都，本就为当时中国社会带进了奇异的色彩，而外国人在中国的各种独特生活方式和奇能异巧，更具有新奇的意味。正因为如此，外国人的形象及活动情节，就成为文人笔下反映唐代京都现实生活中独具奇异色彩的题材。譬如，波斯商人在唐代京都进行珠宝交易的玄异情节，本身就含有奇异的性质，而且波斯商人赶赴唐代京都求宝、识宝、藏宝的独特方式，更加深了几分神异色彩。唐代文人即以此为题材，创作了许多睿眼识宝、开店收宝、四处寻宝的胡人珠宝商小说。而其中的剖体藏珠、借情套购、压价欺蒙、炫奇泄底等各种情节，皆写得奇幻，趣味横生。如为了获得珠宝的高额利润，胡商们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创造出各种携带珠宝的怪异方法，甚至不惜采取剖肉藏宝的奇异方式。如《广异记》载：“（波斯胡人）剖得径寸珠一枚，以刀破臂腋，藏其内，便还本国。”[107]又《原化记》记载，有举人在京城，邻居有鬻饼胡，其临死前告（举人）曰：“遇君哀念，无以奉答，其左臂中有珠，宝惜多年，今死无用矣，特此奉赠。”[108]此类唐代京都胡商藏宝的奇异方式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让人甚觉悬异。可见此类小说的特点，在于其独特的新奇题材。
唐代小说出现以京都为中心的城市生活作为特定文化背景，以外国人为主要描写对象，充分证明了唐代京都的对外文化交流对小说创作产生的深度影响。小说是再现城市生活的一面镜子，毋庸置疑，如果没有唐代京都对外文化交流的繁盛景象，将不会产生如此新颖奇特的小说题材。唐代小说以其独有的表达方式向世人展现了大唐帝国兼容并蓄，东西南北文化大交融的博大风貌。开放与创造是大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旋律。正是在这样一种彼此竞争又相互依存的气氛中，中华民族有了超越自我的机遇，并在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也使自身的城市生活在贯通中外的“丝绸之路”上演绎得更为绚丽多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