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亚洲、连接欧亚大陆的著名古代陆上商贸通道。千百年过后，她依然是中国人民和中亚、西亚、东南亚以及欧洲、非洲、美洲等地人民往来的历史见证。汉唐“丝绸之路”东起京都长安，西至地中海东岸。在境内经过陕西、青海、宁夏、甘肃、新疆等省。这条通往西方国家的丝路将沿途的各个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丰富了沿途各国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成为世界文明交流第一路。
一、汉唐“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意义
话说中西文化交流，在古代主要是从东往西，缘于当时中华文明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丝绸之路”从汉都长安开始，经过甘肃的河西走廊，分为南北两道，穿过塔里木盆地南北的绿洲，越过帕米尔高原，经中亚和西亚，一直通往地中海东岸，全长约7 000公里。自张骞出使西域后，汉代每年遣使节出使西域各国、中亚及西亚各族、各国的使节和商人，也跋山涉水，云集汉朝京都。我国古代的许多重要物质文化，诸如丝绸、瓷器、茶叶以及许多重大工艺与发明，诸如造纸术、印刷术、罗盘与火药等，都是从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的。丝绸之路上，汉唐以京都长安为中心的中外交流盛况，具有独到的物质文化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丝织的国家。西汉以后，丝绸开始成为贸易之路上由帝都长安向外传输的大宗商品。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和北非等地的人民，最喜爱的是各种精美的中国丝织品。正如一位罗马僧侣所言，纤细如蛛丝，灿烂若云霞，色泽之鲜艳可爱赛过野花。成书于公元80年后的《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中说：“抵秦国（即中国）后，海乃止。有大城曰秦尼，在国内部，远处北方，由此城生丝，丝线所织成之绸缎经陆道过拔克脱利亚，而至巴利格柴（今印度孟买附近之巴罗赫港）。另一方面又由恒河水到而至季米里斯。”据学者研究秦尼城即汉长安城，很可能是长安的音译[109]。丝绸作为一种艺术品或生活用品为外国带去了出人意料的收获：其一，汉代京都丝绸的传播推动了东南亚地区一些民族文明程度的进步。此时，东南亚各国出现了诸如刺绣、绢画、绢扇等以丝绸为原材料的精美工艺品。可见，丝绸对外的广泛传播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海外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推动了国外各地区、各民族文明的进步。其二，汉代京都丝绸的外传促进了国外部分地区和国家纺织业的发展。据西方学者推断，中国的养蚕技术应该是四、五世纪时传入西方的。世界上从事养蚕的国家有四五十个。而他们最初的家蚕饲养技术或多或少都得益于中国，且许多国家纺织业所需的生丝也主要来源于中国。其三，丝绸的外传，促进了我国丝织业和民族工业的发展。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期，蚕丝织造技术在中国已经相当发达。西汉时，育蚕和丝织工艺更为先进。汉代统治者非常重视蚕业，据《汉书·元后传》记载，元后（王莽之姑）每逢春季，都要亲自到长安上林苑中的茧馆，率领皇后列侯夫人采桑。《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汉旧仪》云：“春桑生而皇后亲桑于苑中。蚕室养蚕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祭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几二神。群臣妾从桑还，献于茧观，皆赐从桑者丝。皇后自行。凡蚕丝絮，织室以作祭服。……置蚕官令、丞，诸天下官下法皆诣蚕室，亦与妇人从事，故旧有东西织室作治。”[110]汉唐帝都长安、洛阳的丝绸在海外的广泛传播使丝绸成为风靡世界的消费品，极大地刺激了汉唐京都纺织工业的发展和繁荣，从而促成丝绸成为独具汉唐帝都气象的代言物。
“丝绸之路”不仅向外输出了中国特有的物资，而且也为汉代京都带来了国内所缺少的物资。张骞出使西域返回后，我国历史便揭开了引进外来物种的一页。苜蓿、葡萄、蚕豆、胡萝卜、豌豆、石榴、核桃等物种开始源源不断地沿着“丝绸之路”被引进到中原地区。而玉米、花生、甘薯、马铃薯、芒果、槟榔、无花果、番木瓜、夹竹桃、油棕、桉树等物种也历经数百年陆续引入我国，并成为我国的重要物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马铃薯的引进，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口的吃饭问题。其次，以葡萄、苜蓿最为知名，此外还有安石榴、黄蓝等。据《史记》记载：“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111]此外，当时还出现了许多带有“胡”字的农作物，如胡麻、胡桃、胡豆、胡瓜、胡蒜等，都是从西域进口的。从西域传来的香料也很多，如印度的胡椒、姜、阿拉伯的乳香，索马里的芦荟、苏合香、安息香，北非的迷迭香，东非的紫檀等。这些香料多采用成品方式运入汉唐京都。此外，在唐代帝都宫廷里，还可以见到多彩纷呈、制作精良的外国手工艺品。这些手工艺品大多是外国使者的贡品。如百济的光明甲、铁甲雕斧、金甲雕斧、明光铠；新罗的金总布、六十总布、鱼牙；日本的黄丝、细屯绵、彩帛、叠绵、木棉、纻布等等，大量域外物品的输入，大大丰富了京都市民的城市生活。
二、汉唐“丝绸之路”的精神文化意义
丝绸之路像一条大动脉，沟通了东方与西方的物质、精神文明。汉唐帝都拥有优秀且丰富多样的文化积淀，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便源源不断地传到西方，并对其不同的社会层面加以影响，甚至左右其发展。
丝绸之路向外传播不仅仅是丝绸，还把我国当时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并西传。作为中国古代文明重要标志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术，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各地，并对整个人类社会，特别对西方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入，促进了西方国家教育的普及化，对当时欧洲的宗教、政治，以至资本主义的形成、思想文化的交流及传播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也为西方的启蒙运动以及科技的发展和文明的传播奠定了物质基础。
中国在西汉时期发明了造纸术。东汉蔡伦又对之加以改进，及至唐代造纸业日臻发达，产纸区域遍及全国各地。中国纸张的西传非常早，从6世纪开始，造纸术以唐代京都长安、洛阳为中心，通过丝绸之路逐渐传到阿拉伯、埃及、西班牙，中亚西亚等地。可以肯定，最迟在7世纪时，中国纸已在撒马尔罕等地广为使用，在印度则不晚于8世纪。造纸术传入中亚通常被认为是在唐玄宗天宝年间（751年前后），唐朝京都的造纸工匠最先在撒马尔罕造纸。这里从此成为中国境外的造纸中心，在整个中世纪都名震欧洲。汉唐帝都文化的广泛传播最显著的意义莫过于对世界文明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近现代文明的出现及发展的奠基作用，加快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域外文化主要是指来自西方的宗教和艺术。经“丝绸之路”最早传入中国的是佛教，路线是经葱岭，沿丝路由塔里本盆地南北二道传入西北。当时唐长安城内塔寺林立，名僧辈出的佛教重地，佛教寺院有上百所。从域外先后传入的有火祆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火祆教是波斯萨珊王朝国教。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聂思脱里派，在东罗马遭到排斥后，在波斯传布。于贞观九年（635）传入长安。敕准在长安义宁坊建祠一所。原称波斯胡寺，后为免与祆教混，而改称大秦寺。摩尼教大概在开元前已传入长安。安史之乱时，因借回绝兵平叛，回纥贵族信奉摩尼教，摩尼教遂风行长安。代宗大历三年（768）敕准摩尼教在长安建“大云光明寺”。据《旧汉唐书·大食传》记载，大食国于高宗永徽二年（651）遣使朝贡，同时将伊斯兰教传入长安。“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西方、南亚等地的宗教得以传入汉唐京都。宗教蕴藏着丰富的内容，特别是佛教的传入给中原的固有文化以很大的冲击。佛教对于汉唐文化和京都市民精神层面起到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大唐朝廷对域外文化和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豁达大度的政策，充分显示鼎盛大唐的博大宽容、开放自信的时代文化精神。
汉唐帝都“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辉煌繁盛之象。在这段时间里，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印度、西域各国的音乐、舞蹈和杂技艺术不断涌入汉唐京都长安、洛阳等地。西域艺术传入汉唐帝都，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的传统艺术。不论是在艺术种类、艺术形式还是在艺术思想方面，西域艺术对汉唐帝都文化都有所影响。西来的艺术文化与汉唐帝都固有的艺术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音乐与舞蹈。“舞四夷之乐”[112]始于张骞通西域。西域胡乐自两汉传入后，至唐初已达高峰。贞观十一年（637）整理出的十部乐：《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和《高昌乐》，大多是来自西域诸国。以钟磬等打击乐器为主的传统雅乐，因袭规范，缺乏创造，远离生活而被社会冷遇。以管弦乐器为主的西域胡乐则风靡帝都长安。风流天子李隆基就是击羯鼓的高手。唐代的乐府伶工也多出于西域的音乐世家，如以善弄婆罗门见称的米国人米嘉荣家族、以琵琶闻名的曹国人曹保家族。曹保家族子弟在唐代长安乐府，几与李唐一代共始终。音乐与舞蹈互不相离。西域诸国的舞蹈也风行长安，大致有软舞、健舞之分。健舞尤以胡腾、胡旋、柘枝最为盛行。所谓“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113]。“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114]。由此可见舞者系西域石国人，又可能是印欧族的白种人。开元之际西域诸国多献胡旋女。玄宗深好此舞，杨贵妃、安禄山都擅胡旋。
其二，服装。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变俗胡服，习骑射”[115]。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西方各民族往来日益频繁，服装交流的局面也因此而形成。唐代京都市民的服饰，娱乐等方面都吸收了一些域外文化的成分，“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便是异域风情在唐京都流行的真实写照；唐代宫廷盛行西域风格的服装，如尖顶番帽、小袖胡衫、宝带和锦靴等，甚至于唐朝军队的锁子甲也是源于西域。
其三，百戏。所谓百戏就是各种杂技的总称。西方杂技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是在汉代时期，“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116]。杂技在中国自有悠久的历史，在吸收了西域的杂技后，使之更加丰富多彩，也丰富了汉代京都市民的日常生活。据记载：“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117]此外，如吞刀、吐火、屠人等魔术，都是来自大秦罗马。外来的优秀杂技艺术，也成为唐代京都所喜爱的娱乐活动。如唐贞观二十年（646），有一印度僧人来到长安，表演杂技、音乐、截舌、走绳等技艺，长安市民好之者颇多。在西域杂技艺术传入唐代的过程中，中亚祆教徒扮演了传播者的角色。凡是祆教传教的地方，就有西域杂技艺术者的身影。唐人笔记小说《朝野佥载》记载：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118]
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东都洛阳立德坊及南市西坊，都有祆教胡人在胡祆庙表演杂技。每岁胡商祈福，酣歌醉舞之后，众人出钱雇胡人表演幻术。由西域传来精湛的幻术，大力促进了唐代京都杂技艺术的发展。
其四，绘画。西域绘画技法随着“丝绸之路”的贯通传入汉唐京都，促成中国绘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唐代京都的绘画艺术，深受外来西域文化的影响。绘画题材中出现了外国人物及物品。唐代留寓长安的西域画家有康萨陀、尉迟乙僧。康萨陀可能是中亚地区的康国人，在唐任“振威校尉”，“亡所服膺，虚心自悟，初花晚叶，变态多端，异兽奇禽，千形万状”。[119]《王会图》、《职贡图》、《客使图》，则是唐代画家善于捕捉新鲜题材的真实反映。史载：“唐太宗贞观二年，东谢蛮主元深入朝，冠乌熊皮冠。若今之旄头，以金银络额，身披毛帔，韦皮行縢而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周武时，天下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集其事为《王会》篇，令万国来朝至。如此辈章服，实可图写，今请撰为《王会图》。’”[120]而绘画家阎立本所作的《职贡图》，描写了外族朝贡之状。贡使张盖来马，前后仆从拥护，或扛鸟笼、或负象牙、或持孔雀掌扇、或牵牛羊，尚有其他异域珍物，名不可识。盖即贞观五年林邑、婆利、罗刹之国进贡朝廷之写真。《职贡图》记录了外国和边疆少数民族的使节到唐朝朝贡的场面，共有波斯（今伊朗）、百济（今朝鲜）、倭国（今日本）等国使节12人。在每个使者的旁边，都用楷书记录了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山川地貌及风土人情等情况。全图主要采用高古游丝描来刻画人物形象和表现服饰纹理。另外，阎立本的传世之作《步辇图》，记录了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李世民会见吐蕃使臣禄东赞的重大历史事件。唐太宗的雍容大度有气魄，禄东赞的谦卑有礼又自信的神态皆刻画得生动传神。《步辇图》不仅歌颂了唐太宗的英明睿智，体现了泱泱帝国的宏伟气魄，还记录了汉、蕃两族友好交流的关系，说明了唐代对外开放的帝都气象。据史载，阎立本还画过《职贡狮子图》、《西域图》等反映中亚题材的绘画作品。另外，章怀太子墓内所绘的壁画《客使图》，再现了各国使节到达长安后准备谒见唐代帝王的场面。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西域艺术透过佛教艺术也在中国各地开花结果。唐代京都出现众多佛教的石窟、造像、壁画等，都是充分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艺术结晶。唐代京都洛阳的龙门石窟所表现的佛教艺术就含有外来文化艺术的风格。这些艺术主要源于印度的佛教艺术，同时也有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唐代京都出现的这些艺术之作，无论是绘画技巧，还是内容题材，皆表现出明显的域外色彩。
三、“丝绸之路”上汉唐和亲的政治文化意义
汉唐“和亲”是统治阶级与边境少数民族之间带有政治意味的交易，但客观上起到了开通“丝绸之路”、保证“丝绸之路”畅通的作用。汉唐京都长安的和亲公主为了民族大义而西行联姻之事，使得这条古道独具政治文化意义。
西汉初年，匈奴控制了当时中国的东北部，西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拥有骑兵三四十万，成为汉王朝的劲敌。为缓和矛盾，汉高祖采纳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岁奉匈奴，并每隔几年送一个公主给匈奴单于为妻妾，“约为兄弟以和亲”[121]，从此开始了汉唐期间与少数民族的“和亲”。前109年，当时居住在新疆伊犁河流域的乌孙王，为了结好汉朝，以良马千匹为聘，来西汉京都长安迎娶了江都公主刘细君。公主从汉都长安临行时，汉武帝厚赠衣服器物，随带宫属、侍卫数百人，陪伴这位远嫁的汉族姑娘。“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122]细君深明大义，没有辜负武帝的期望，与乌孙王岑陬结为夫妇。细君死后，汉帝又把京都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两位公主的联姻，巩固了汉与乌孙的联系，使乌孙成为钳制匈奴的主要力量，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匈奴对“丝路”的骚扰和危害。据《汉书·西域传》，宣帝时，乌孙公主遣女来到京师，学习鼓琴。乌孙公主女在归国途中与龟兹王结婚。元康元年（前65），乌孙公主女又偕其夫龟兹王绛宾到长安朝贺，宣帝“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加汉家仪”[123]。另有，甘露三年（前51）匈奴呼韩邪单于到京都长安谒见汉宣帝。后来他又亲自赶赴京都长安迎娶王昭君。“昭君出塞毕竟是汉、匈关系转向和平、友好的最高标志”[124]。此后，“随着丝绸生产的发展，西域商路的畅通，中国的丝织品就日益增多地运往罗马帝国”[125]。
如果说汉代京都公主的“和亲”多少带有些许被迫的性质，那么唐代京都公主的“和亲”则更多处于统治者双方的自愿。唐贞观十四年（640），唐宗室女弘化公主奉太宗之命与新疆诺曷钵完婚。贤明的弘化公主不仅完成了自己一生的使命，还促使自己的儿子与唐联姻，结成世代亲戚关系。《新唐书·西域传》载：高宗永徽元年（650），弘化公主与诺曷钵一起来到唐京都长安，为其长子请婚。高宗以金城县主妻之。后又为次子求婚，高宗以宗室女金明县主妻之。唐京都弘化公主入吐谷浑与诺曷钵和亲，不仅使许多兄弟竞相与唐结好，而且为保障“丝路”的畅通创造了条件。唐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亲送文成公主从京都长安到吐蕃与松赞干布和亲。唐代文成公主从长安出发，沿“丝路”西行至青海。松赞干布率部下亲迎河源。文成公主入藏后，带去了大批谷物种子、珍宝、书籍和能工巧匠。从此，唐与西藏建立了“和同一家”。拉萨大昭寺就是为文成公主、尺尊公主以及弘扬佛法而修的。大殿内供奉的释迦牟尼铜像是文成公主万里迢迢从京都长安带去的。大昭寺门外还有文成公主亲手植的唐柳，又叫“公主柳”。文成公主入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藏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唐中宗神龙三年（705），赞普的祖母派大臣赴唐都长安为其孙子请婚。中宗李显许以雍王守礼的女儿金城公主。史载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就是沿着“丝路”由渭河流域经青海而南行的。这是唐代由京都长安出发，经西藏前往南亚各国的主要交通要道。
综上所述，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促成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充分地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丰富了各个国家的物质文化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更为突出的是，汉唐京都与“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交流为推进人类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也为近现代社会的文明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成就了世界文明交流第一路，在中外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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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4《终军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18页。
[2]“丝绸之路”在时间上持续数千年，在空间上绵延数千里，穿越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所以堪称世界上“最长、最古、最高”的贸易通道。
[3]参见姚大中：《中国世界的全盛》，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第156页。
[4]《长安出土罕见的非洲黑人陶俑和胡服女俑》，《陕西日报》，1986年4月23日。
[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89《儒学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41页。
[6]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53引《续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29页。
[7]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唐文拾遗》卷4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865页。
[8]参见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二《流寓长安之西域人》，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25页。
[9]《何文哲墓志考辨》，《考古》，1986年第9期。
[10]唐章孝标：《少年行》，《全唐诗》卷506，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798页。
[11]［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1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32页。
[13]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4]清陈元龙编：《历代赋汇》，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15]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50页。
[16]章炳麟著，徐復注：《訄书详注·地治五十四》，章氏原注：“《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后汉书·邓禹传》注引《汉官仪》曰：‘下土小国侯，以肺腑亲，公主子孙，奉坟基于京师，亦随时朝见，是为隈诸侯’。唐仁寿曰：‘《贾子·制不定篇》，持赖其尚幼、伦、猥之数也。伦即伦侯，猥即隈诸侯。’今案：《诗·正月》传：‘佌佌，小也。’是亦猥琐之意。故‘佌诸侯’、‘猥诸侯’同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68页。
[17]汉刘歆撰，晋葛洪集，王根林校点：《西京杂记》卷2，《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7页。
[18]汉杜笃：《论都赋》，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69页。
[19]汉张衡：《西京赋》，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2页。
[20]汉张衡：《东京赋》，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0页。
[21]汉班固：《汉书》卷100《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68页。
[22]参见［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125页。
[23]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82页。
[2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8《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3页。
[25]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西域传上》，第3895页。
[26]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15《朝鲜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87页。
[2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8《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1页。
[28]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西域传下》，第3928页。
[29]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西域传下》，第3797页。
[30]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8《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98页。
[31]参见方铁：《汉唐王朝的纳质制度》，《思想战线》，1991年第2期。
[32]［法］汪德迈：《礼治与法治——中国传统的礼仪制度与西方传统的JUS（法权）制度之比较研究》，载《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
[33]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99《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23页。
[34]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0页。
[35]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明帝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2页。
[36]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3页。
[3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8页。
[38]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5页。
[3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9页。
[40]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12页。
[41]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27页。
[4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4《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34页。
[43]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10页。
[44]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2—313页。
[45]清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11—1714页。
[46]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10页。
[47]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5页。
[48]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339《四裔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9]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4《匈奴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98—3799、3817页。
[50]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后汉书》卷87《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0页。
[51]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3—444页。
[52]汉张衡：《西京赋》，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21页。
[53]汉张衡：《东京赋》，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4页。
[54]汉扬雄：《甘泉赋》，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2—173页。
[55]汉扬雄：《羽猎赋》，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9页。
[56]汉扬雄：《长扬赋》，《全汉赋》，费振刚等辑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02页。
[57]汉班固《西都赋》，《全汉赋》，费振刚等辑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
[58]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6页。
[59]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41页。
[60]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8页。
[61]参见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
[62]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798，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9071页。
[63]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4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4936页。
[64]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972《果木部九·葡萄》，《四部丛刊三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69年，第4440页。
[65]唐苏鹗撰，阳羡生校点：《杜阳杂编》卷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83页。
[66]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续集卷5，《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58页。
[67]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02《严生》，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242页。
[68]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57《至相寺贤者》，第3739页。
[69]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02《鬻饼胡》，第3243—3244页。
[70]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6《杜子春》，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9页。
[71]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52《任氏》，第3693页。
[7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02《鬻饼胡》，第3243页。
[73]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9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693页。
[7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05《崔宁》，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713页。
[75]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前集卷1，《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64页。
[76]唐王度：《古镜记》，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页。
[77]《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西安碑林拓本。
[7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95《让皇帝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12页。
[79]参见王治心著：《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80]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前集卷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86页。
[81]陈垣：《基督教入华史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5页。
[82]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卷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83]北魏杨衒之著，杨勇笺校：《洛阳伽蓝记》卷5，记宋云、惠生至乾陀罗见雀离浮图：“惠生遂减割行资，妙简良匠，以鍮摹写雀离浮图仪一躯，及释迦四塔变。”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15页。
[84]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2—131页。
[85]宋宋敏求撰：《长安志》卷8，据《经训堂丛书》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05页。
[86]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49页。
[87]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4《豪爽》，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27—328页。
[88]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5《补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98页。
[8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8《拂菻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14页。
[90]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卷6，《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91]五代王仁裕撰，丁如明校点：《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43页。
[92]唐苏鹗撰，阳羡生校点：《杜阳杂编》卷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75页。
[93]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6，百衲本，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69年，第1303页。
[94]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80《太宗诸子传·曹王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79页。
[95]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前集卷1，《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61页。
[96]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续集卷4，第750页。
[97]宋王溥撰：《唐会要》卷83《嫁娶》，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第1530页。
[98]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录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3页。
[99]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03《唐太宗》，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532页。
[100]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98，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3367页。
[101]关于马球的起源有“波斯说”、“西藏说”、“东汉说”三种，参见王赛时《唐代马球源考》。
[102]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3页。
[103]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83《长宁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653页。
[104]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9，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624页。
[105]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81《李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49页。
[106]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6《杜子春》，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9页。
[107]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02《径寸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237页。
[108]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02《鬻饼胡》，第3244页。
[109]参见陈茜：《川滇印古道初考》，《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110]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4《礼仪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10页。
[111]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3—3174页。
[112]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55页。
[113]唐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全唐诗》卷468，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354页。
[114]唐李端：《胡腾儿》，《全唐诗》卷284，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3235页。
[115]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85页。
[116]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3页。
[117]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51页。
[118]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卷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7、38页。
[119]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卷9，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172—173页。
[120]宋王钦若等编：《宋本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入觐》，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037页。
[12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4《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54页。
[12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下《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03页。
[123]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下《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16—3917页。
[124]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63页。
[125]陈良：《丝略史话》，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页。
结语
长安和洛阳：中国古代文学中永远的古都之恋
在博大恢宏的长安、洛阳古都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文人多数怀有强烈的用世情怀。他们以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雄伟抱负，以睥睨古今、遨游天下的人生意气，塑造了古代文人独有的精神风貌，给古代文学注入了逸情壮思和强劲的活力。古代文人奔赴京都求功名，或怀超越个人得失的忧国忧民意识，或追忆古都而生人世沧桑、兴衰成败的感慨之情。由此，形成了古代文人一种蒂固根深的恋都情结，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得到深度反映。
一、长安古意：中国古代文人的京都之恋
千年帝都长安为周秦汉唐故都，位于黄河中流之渭河平原，是黄河文明和北方文明的代表，且在地缘学意义上又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秦统一六国后，以长安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化体系初步形成。西汉初都洛阳，继迁长安；南北文化的交融持续发展至唐长安，不但北中国东西对峙的文化进一步融和，由于西控陇右和西域，生成一种胡汉融和的文化。而且由于唐人气魄宏大，长安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世界大都会，产生了新型的刚健雄放的长安帝都文化。
长安地处四塞之中，雄踞秦川，北临渭水，南倚终南，东西是八百里秦川，地势雄浑壮阔；城阙高大巍峨，宫殿金碧辉煌，街道坦直方正。城关重关复叠，四方拱卫；大小河流，八面环绕；离宫别馆，凌山跨谷；园囿池沼，星罗棋布。这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加上汉唐的强盛与都城的繁华，形成了关中长安所特有的帝都气象。唐代大多诗人盛赞太平盛世，浓墨重彩地铺叙帝都长安山峦耸峙、八川分流、四面交衢、佳气葱郁、百姓康乐之盛世景象，极力向我们展示关中帝都阔远、雄伟的繁盛气象。唐代诗人李频的《乐游原春望》描写的“秦地山河连楚塞，汉家宫殿入青云”[1]的长安，激发了士人胸怀豁达的豪气和极目天涯、含纳万物的胸襟，形之于文学，便出现了与地理环境及心理气质相应的浑厚、刚健、阔达、豪宕的文风。唐代著名诗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描写过长安或附近的名胜景观，甚至其创作皆呈现出壮健的风骨，如李世民的《帝京篇》、吴激的《长安怀古》、张说的《踏歌词》、杜甫的《曲江二首》、杜牧的《长安杂题长句》、许玫的《题雁塔》等。历代王霸定鼎，其在黄河流域者，可谓最占多数。因所蕴所受使然，长安之地，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鸷，有俊鹘盘云，横绝朔漠之概。盖可用来评价长安地理大势对“长安古意”文学题材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首都为中心的地理秩序尊卑观念。《禹贡》分天下为“五服”：首都附近五百里的地区称“甸服”，在地理秩序中是最高的一级；其次每五百里一个等级，依次为侯服、绥服、要服；而最偏远的地区则称之为“荒服”，在地理秩序中是最低级的。山川本自然，但人为地赋之于等级之后，就会使居于京城或“甸服”、“侯服”的百姓产生优越感，使居于“绥服”、“要服”、“荒服”的百姓产生卑怯感，从而有利于统治。在长安帝都文化的影响下，唐代不少文人学士存有强烈的崇尚京官的心理，普遍以任朝中清要之职为荣。《资治通鉴》所载之事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