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虽欲重都督、刺史，选京官才望者为之，然当时士大夫犹轻外任。扬州采访使班景倩入为大理少卿，过大梁，若水饯之行，立望其行尘，久之乃返，谓官属曰：“班生此行，何异登仙！”[2]
古代文人对于长安的向往成为蒂固根深的情结，即使有意扭转也无能为力。有僧人卿云作诗《长安言怀寄沈彬侍郎》云：“故园梨岭下，归路接天涯。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雁南飞不到，书北寄来赊。堪羡神仙客，青云早致家。”[3]在大唐帝都士人的心目中，长安是家国的象征，甚至僧人在诗篇中表达了“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的恋都情结。长安的魅力在于它代表了一个民族在精神与物质文明上综合实力的体现。较之其他城市，任何朝代的京都对于文人士子的吸引力都是无与伦比的。长安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词典中有着独特的意义，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汉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都城的所在地，见证了汉唐盛世的辉煌，凝聚着民族的自豪感与成就感，而且还因隋唐开始举行的科举考试，长安因此打开了无数寒门士子的仕途之门，从而成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圣地”。于是，“长安”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以其丰富的政治内涵与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意识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唐以后由于中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转移，长安不再是封建王朝的都城[4]，但是很多时候古代文人仍然习惯于以“长安”代指本朝的首都。如南宋辛弃疾词中所云“西北望长安”，显然是广义上的长安。这表明后世文人笔下的长安已经超越了地理的界限，成为帝都的通名。
汉唐是大一统的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帝气葱郁的长安城是盛世的象征，尤其对那些立志“致君尧舜上”的士人而言，这里是猎取功名，实现平生抱负的理想场所。长安城在其心中，更多是一个表现人生的大舞台。长安城中展现的是一种大唐帝都气象。唐代政治格局内重外轻，士人皆以在京都朝中任清要官职为荣。这种潜意识的“恋都情结”是中国古代文人基于长安与政治的特殊关系而生成的一种心态。作为古都，长安所具有的强大政治功能直接影响着古代文人的文学创作及人生实践；古都长安在古代文人的创作中发挥了激越情感、寄托理想的作用。透过文人的“恋都情结”，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古代文人群体超越个人得失的忧国忧民意识，以及他们出于个人生存、发展的需求而对政治权力的依恋和功名的执着追求。中国古代文学中反映古代文人的“恋都情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长安是众多文士们心驰神往、梦寐以求的理想圣地。对于古代文人群体而言，以长安为代表的都城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除了它所聚集的财富外，更重要的是它凝聚着政治权力的象征。生活在中世纪鼎盛时代的唐代文人，大多数心怀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热情，对于代表着皇权的政治中心长安，有着强烈的依恋心态。杜甫的恋都情结表现为对国家大政的始终如一的关注，诗人在旅居夔州时所写的组诗《秋兴八首》充分体现杜甫恋都心态。杜甫身滞夔州，心怀长安，由暮年飘零、羁旅江上的自身，想到风雨飘摇的家国，由对长安盛事的追忆，感叹现实的无奈。《秋兴八首》中第二首处处都交织在长安、夔州的转换，“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5]。又第四首“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6]，诗人反复吟咏，不能自抑。对于杜甫而言，长安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内化为自身的一个心理情结。他自号杜陵野老、少陵老人，视两京为家园。在唐代的政治中心，他度过整整十个年头，对长安的依恋、思念、还有那“到处潜悲辛”的苦闷，深深地印在诗人的心底。不但如此，对于深受儒家积极入世人生观影响的古代文人来说，大多把建功立业作为自己人生的第一选择，长安有更多的理想寄托所带来的振奋，也有理想破灭所带来的感伤。终其一生，长安成为诗人杜甫挥之不去的情结。古代文人在理想实现后的振奋，在理想破灭之后的感伤，忧喜交加的复杂心态，是对古代文人恋都情结最真实的呈现。
自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最高级别的选拔在京城举行。长安是第一座向广大文人学士敞开科考之路的都城，相对而言，它较古都洛阳、金陵、杭州，更富有政治权力的色彩，更能显示出决定社会个体政治命运的强大力量。长安这种开放式接纳人才的科举试，已经在当时文人群体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伴随着对“长安”恋都意象的频繁出现，历代诗人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为我们勾勒出了那个早已消失却又始终耐人寻味的场面——诸多士子心怀希望，风雨兼程，奔赴“长安”。他们此去或参加科举考试以期跃上龙门，或拜谒权贵以求平步青云。唐代诗人高适《别韦参军》诗云：“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7]这里描写的是个人的经历与理想。唐代诗人聂夷中《横吹曲辞·长安道》云：“此地无驻马，夜中犹走轮。所以路旁草，少于衣上尘。”[8]这里展示的则是群体的形象与状态。正如元人陈草庵所言：“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
其二，古代文学中的“恋都情结”，还体现在古代作者将自己在长安的境遇作为人生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事实上，长安不可能向每一个文人士子都敞开怀抱。由于天下精英聚集长安，虽然有一部分文人学士能够如愿以偿，被长安接纳，但是更多的人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长安的拒绝。对于成功者来说，走马京城道，观花长安街，立身庙堂之上，步随龙辇之后，何等惬意，何等威风！他们获得的满足感正如元代高明《琵琶记》中所云：“看吾皇待贤恁隆，不枉了十年窗下把书来攻。”历仕玄、肃、代三朝的唐人贾至身为朝廷重臣，掌权多年，其《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一诗就具体描绘了位于权力中心的文臣们的荣耀，诗云：
银烛熏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
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9]
大明宫建于唐贞观年间，自高宗后皇帝多居其内。诗人高冠华簪，曳群鸣玉，沐浴浩荡皇恩，一派富贵尊严典雅温厚之气象。此诗一出倾动朝士，包括王维、高适等著名文人在内的诸朝臣争起而和之。中唐名相李德裕也有大致同样的感受，他在《长安秋夜》诗中写道：“内宫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10]作者为皇上倚重，参议朝政下朝虽晚，非但毫无怨言，反而隐约平添了几分得意之情。另有，孟郊46岁时考中进士，体验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11]的欣喜。然而，能有这种生命极乐巅峰体验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士人则是承受痛楚难当的落第之苦。那些被长安遗弃的士人，无疑经历了人生最沉重的打击。这种刻骨铭心的痛楚令人终生难忘。
其三，古都长安已成为古代文人生命中一种永恒的追求。这种情结，特别是在那些被迫离开京城的文人和遭贬外放的朝臣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唐代文人的恋都情结更多地表现为离开长安时悲怨和依恋交织的心态。“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12]，狂傲如李白者，亦有很深的恋都情结。天宝元年（742），李白盼来了等待已久的征他进京的诏书，然而天宝三载，李白被玄宗体面地“赐金放还”。诗人无奈只得离开长安，继续他的漫游生活。浪漫的诗人从理想的高空跌入失望的深渊，心情极度复杂，有诗云：“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临当欲去时，慷慨泪沾缨。”[13]诗中有激愤，有悲伤，也有深沉的依恋。李白人虽已出京，但心仍在长安：“西出苍龙门，南登白鹿原。欲寻商山皓，犹恋汉皇恩。”[14]对于一个遭贬逐的文人而言，李白很自然地想到了贾谊，并期望得到再度征召的机会：“圣朝思贾谊，应降紫泥书。”[15]在其后游梁园的十年里，李白的用世之心并不稍减，盼望重入长安的心情更为迫切：“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期。”[16]即使诗人远游吴越，亦对长安城里的政局表示忧愤：“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17]但诗人最后终究无缘再入长安。大量的史实证明，顽强的企盼，执着的痴恋无助于逐臣们政治现状的改变，反而使他们倍感愁苦。李白如此深沉的长安之恋，体现出“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的忠贞之志，无不让人感慨。
宋代钱易《南部新书》载：“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有北亭子，谓之‘望阙亭’。太尉每登临，未尝不北睇悲咽。有诗曰：‘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也怨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18]这里李德裕在党争中被贬崖州，他的恋都源于谪将官吏的失意心理。关于谪降官员的“恋都情结”，其典型代表是白居易。与李白、杜甫相较，白居易的恋都情结更值得关注。其涉及恋都的诗作多有对长安帝都的认同和长安生活的回忆。白居易《与元九书》记载：“二十七方从乡试……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19]这里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德宗、宪宗时，已渐衰败的唐王朝出现“中兴”迹象，这也极大地激发了白居易的政治热情，作《策林》，入翰林，拜左拾遗，近侍皇帝，欲有所作为。此时的人生态度，深受儒家积极入世的传统思想影响，胸有“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白居易《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诗云：“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擢第未为贵，贺亲方始荣。时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20]诗中春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此外，白居易在京都长安的游赏之作有诗云：“长安千万人，出门各有营。唯我与夫子，信马悠悠行。行到曲江头，反照草树明。南山好颜色，病客有心情。水禽翻白羽，风荷袅翠茎。何必沧浪去，即此可濯缨。时景不重来，赏心难再并。”[21]此处，诗中无不充满着悠闲惬意的情调。元和十年，白居易因上书言事被贬为江州司马后，虽人生态度发生了大的变化，由前期的兼济逐渐变为独善，但其恋京情结却更为深厚，虽身在江州，而长安的景物却时时俘现在眼前：“浔阳孟冬月，草木未全衰。祇抵长安陌，凉风八月时。日西湓水曲，独行吟旧诗。蓼花始零落，蒲叶稍离披。但作城中想，何异曲江池。”[22]长安曲江曾是诗人尤为倾心的游赏之地，在贬所却只能在想象里思忆。诗人在贬谪期间写的作品，难以摆脱对长安的思念和依恋，常把长安当作自己的故乡：“草烟低重水花明，从道风光似帝京。其奈山猿江上叫，故乡无此断肠声。”“山吐晴岚水放光，辛夷花白柳梢黄。但知莫作江西意，风景何曾异帝乡。”[23]这种贬谪的伤感是如此之浓烈，就连赏月，也摆脱不了对长安的执恋：
为问长安月，谁教不相离。昔随飞盖处，今照入山时。借助秋怀旷，留连夜卧迟。如归旧乡国，似对好亲知。松下行为伴，溪头坐有期。千岩将万壑，无处不相随。[24]
如此萦绕心间的追忆情怀或许能够减轻当时文人在政治上沉重的失意感，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他们始终不愿接受的，于是，东山再起，重返长安，便成为众多逐臣人生未来的支撑点，因此，回望“长安”也就成为他们共同的生命现象。以上所提到的李白、杜甫和白居易三大诗人的恋都情结，杜甫的恋都多出于难以忘怀天下、以国为家的情怀，李白的恋都则是漫游者的激愤和狂士的挫折感，而白居易则纯然是中唐以后贬官所共有的失意情结。对于长安，古代文人总是显得深度执着，矢志不渝，始终难以洒脱，究其缘由，无不因为长安与他们的政治命运、人生理想寄托休戚相关，长安始终是他们所眷恋所依托的理想圣地。
古都长安作为汉唐盛世的见证，现代学者将长安誉为“帝国之都”、“世界之都”[25]。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历史记忆中，长安意味着国力的强盛、疆土的开拓、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与民族自豪感自尊心紧密相连，无论本朝的都城建于何处，“长安”始终是他们眷恋的对象和向往的目标。尽管唐以后长安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被新的国都所取代，然而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够将其从作家的意念中抹去，因为它已经在民族的心上留下了清晰而深刻的烙印。出现在后世作品里的“长安”，在一定程度上皆表现为“有关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26]。身处不同时代的作家只要面对某种与长安乃至与都城相关的客观情景刺激，或受到某种历史机缘的触发，这种记忆的信息就会被轻而易举地提取出来，用以寄托政治情怀和释放内心被压抑的情感。
宋代，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且日趋激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古代文人、作家的民族意识空前自觉，民族情感日益高涨，便借长安表达对国家政权和民族命运的关注与担忧，成为一种尤其突出的文化现象。这在南宋词人的创作中表现得颇为明显。胡世将《酹江月》云：“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半壁。”崔与之《水调歌头·题剑阁》云：“乱山极目无际，直北是长安。”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东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陈亮《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在力主抗战问题上，上述几位词人的政治态度完全一致，他们均迫切希望收复失地，统一中国，“望长安”实质是望帝京，望北方国土，表达的是对北中国半壁河山的牵挂和再现汉民族昔日辉煌的梦想。康与之《菩萨蛮令·长安怀古》：“秦时宫殿咸阳里，千门万户连云起。复道互西东，不禁三月风。汉唐乘王气，万岁千秋计。毕竟是荒丘，荆榛满地愁。”[27]这里词中所提到的“长安”，都成了北方故都汴京的代指，在词作中词人反复追忆昔日故都的繁华盛景，正所谓当年“神霄宫殿五云间，羽服黄冠缀晓班。”[28]其建筑之华美瑰丽，金碧辉煌，京都建筑之繁盛于此可见一斑；驰骋追忆在如此华美的历史梦乡，让饱受战争侵蚀的心灵得到一丝温暖和慰藉。这既是对旧时故都的眷念，也是对未来的憧憬。原本，长安并非赵宋王朝的都城，然而经过数百年历史的积淀，长安早已由单纯的地理名词演变为一个文化符号。符号本身具有双重性，作为概念的符号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关系。出现于古代诗词中的“长安”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概念，它是一种经过作者主观意识过滤和情感加工的意象，也是一种文化记忆中的文学想象；除了象征国家的权力与地位之外，还反映了汉民族希望国家统一、民族昌盛的心理期冀。而这诸多厚重的文化意蕴显然是汴梁（开封）和临安（杭州）所无法承载的。正因如此，南宋词人才有意识地选择“长安”作为自己民族情感与政治理想的寄托。对多数古代文人而言，离开长安是一种被迫的疏离，是对主流文化所认可生存方式的被动放弃，甚至是个体生存危机的显现，故他们一般不会轻易割断与长安的情感联系。即使在中断科举考试数十年的元代，那些看似玩世不恭的文人们在心灵深处仍然保持着与长安的一种特殊联系。元人秦竹村的《知足》中说自己经历了“二十年窗下功夫”后，便“引个奚童跨蹇驴，竟至皇都。只道功名掌中物，笑取！笑取”！[29]阿鲁威的《旅况》抒写自己怀才不遇之感：“看五陵无树起风，笑长安却误英雄。”尽管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长安”不是他们的人生乐园，但是不难看出，“长安”曾是他们梦中的热土。元代散曲所流露出浓厚的否定“长安”的情绪，其实质当是文人们因“功名梦不成，富贵心勾罢”而失望的心态，他们的恋都情结并没有因仕途的被迫中断而真正消解。白朴“重回首，怕浮云蔽日，不见长安”[30]词句中所表达的，可以说是一代文人的共同心声。
在古代文人眼里，长安是盛世“标本”、人间“天堂”的文化符号。古代文人的“长安”情结，不仅是个人的情感积淀和生命旨趣，也是立业报国的文化传统与乐观豪迈时代精神的融合，反映了古代文人学士不甘庸碌、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始终让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品质。这种精神和品质也正促成古代文学中帝都气象的重要因素！古代文人在“长安”情结的能动中走过人生的高峰和低谷，而高峰和低谷相互转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撕裂与呐喊、强权与抗争、毁灭与自救等尖锐对撞。这种撞击是残酷的，但文人却从中“接触到人类命运与生存意义等文学艺术最本质的问题，而且郁积了他们内心化解不开的苦闷情怀，构成他们必欲借文学形式一抒悲怨以渲泄痛苦的直接动力……也给文学增添了水石相激的壮美风采”[31]。奋斗在长安得到认可，境界在长安实现飞跃，生命为“长安”而绽放，文学创作因“长安”而精彩。因此，古代文学所记载，所体现出来的古都之恋，与其说是一种语言现象，不如说是古代传统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更是古代文学中蕴含风骨神韵的内在力量。
二、洛阳怀古：世事沧桑和兴亡之咏
所谓“怀古者，见古迹而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32]。世事沧桑、风雨剥蚀，留下古冢荒垒、旧迹残存，使后人登临凭吊时抚今追昔，思古情生。历代文人骚客，穿越千古时空的界限，把对古都洛阳的人世沧桑、兴衰成败之感都聚集于此，谱成或悲凉慷慨、或缠绵凄清，或情意深切的怀古诗篇。
见古迹，思故都，睹物伤情最常引出怀古之嗟。那些世事沧桑、风雨剥蚀造就的旧迹残存，使得后人不由得抚今追昔，思古情生，亦如袁枚所云：“怀古诗，乃一时兴会所触，不比山经地志，以详核为佳。”[33]后人的无限感触，都将人世沧桑、兴衰成败集中到历史上的咏叹上，把千古兴叹聚集到此一瞬间，谱成了悲凉慷慨的怀古浩歌。正是那些经历风雨沧桑的古冢荒台、亭榭楼阁，才引起古代文人兴发千古之叹。古代文人所登临凭吊的场景不同，其眼前浮现和脑海联想的情感内容也随之各异，故历代文人的文学创作中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色彩。古代文学作品中关于洛阳怀古的诗篇颇多。刘学锴先生认为：“怀古诗多因景生情，抚迹寄慨，所抒者多为今昔盛衰，人事沧桑之慨。”[34]这种抚迹寄慨，感叹今昔之作在唐诗中出现不少。如，唐代诗人韦应物《登高望洛城作》云：
高台造云端，遐瞰周四垠。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河岳出云雨，土圭酌乾坤。舟通南越贡，城背北邙原。帝宅夹清洛，丹霞捧朝暾。葱茏瑶台榭，窈窕双阙门。十载构屯难，兵戈若云屯。膏腴满榛芜，比屋空毁垣。圣主乃东眷，俾贤拯元元。熙熙居守化，泛泛太府恩。至损当受益，苦寒必生温。平明四城开，稍见市井喧。坐感理乱迹，永怀经济言。吾生自不达，空鸟何翩翻。天高水流远，日晏城郭昏。裴回讫旦夕，聊用写忧烦。[35]
此诗是作者登于高台，追述安史之乱前后洛阳的衰败之状，抒发其内心无限感慨。从755年（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至785年（德宗贞元元年），乱离吞噬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安史之乱后，置身于中唐的愁云惨雾之中，韦应物或于现状之凄凉，时生挂冠之念，但他并没有让自己消沉，颓废，而是秉承盛唐文人关注民生、心系天下的主流思绪，以满腔的热情和积极地投入践诺自己的梦想。在国家危难之时，韦应物毅然决然奔赴洛阳，就任洛阳县丞。在任期间，韦应物克尽职守，对东都的恢复作了很大的努力。面对劫后残败不堪的洛阳城，他“周览思自奋”[36]，“坐感理乱迹，永怀经济言”，终于使“膏腴满榛芜，比屋空毁垣”[37]的东都渐渐恢复了生机。杜牧的《洛阳》：“文争武战就神功，时似开元天宝中。已建玄戈收相土，应回翠帽过离宫。侯门草满宜寒兔，洛浦沙深下塞鸿。疑有女娥西望处，上阳烟树正秋风。”[38]此诗同样为诗人追昔抚今，感慨世事的盛衰。诗人追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空前繁荣，一派盛世景象，而感慨如今洛阳颓败凄凉之象。又《晨渡天津桥即事》云：“碧树康庄内，清川巩洛间。坛分中岳顶，城缭大河湾。广殿含凉静，深宫积翠闲。……分薄嵇心懒，哀多庾鬓斑。人惭公干卧，频送子牟还。自睹宸居壮，谁忧国步艰。只应时与醉，因病纵疏顽。”[39]此诗亦为诗人直抒身世胸臆，感叹国事衰微之作。又如刘沧的《晚秋洛阳客舍》诗云：“隋朝古陌铜驼柳，石氏荒原金谷花。庭叶霜浓悲远客，庭叶霜浓悲远客，宫城日晚度寒鸦。未成归计关河阻，空望白云乡路赊。”[40]又杜牧有诗《金谷怀古》云：“凄凉遗迹洛川东，浮世荣枯万古同。桃李香消金谷在，绮罗魂断玉楼空。”[41]此诗为吊古伤今的诗作，诗人凭吊洛阳古迹，回忆昔日故都盛景，感叹今日国衰世乱的景象。有不少诗作中涉及寒鸦、暮云、榛芜、寒水、寒雨、残阳、荒原等事物均成为诗中常见意象，诗人将这些意象组合成凄迷荒凉的画面，体现出一种感伤的情绪，蕴含着诗人浓郁怀古伤时的愁情。
洛阳邙山是汉唐人墓葬之地，《唐代墓志汇编》中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墓志中墓主都是葬身邙山。历代文人涉及京都洛阳的诗作中，其及时行乐的思想观念总伴随生命的忧叹，如刘希夷《公子行》诗首以“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华子”，诗尾以“百年同谢西山日，千秋万古北邙尘”[42]而吟咏，天津桥在洛阳皇城南洛水之上，其景致繁华无比，是公子王孙游乐之胜地，有谓天津桥上望神仙。而他的《北邙篇》则云：“汉家城郭帝王州，晋国衣棺车马流。金谷清春珠骑舞，铜阶碧树玉人游。云起清盈骄画阁，水堂明迥弄仙舟。始忆断歌催一代，俄悲长夜历千秋。”[43]历数洛阳盛时之景象、人物、事件，但又有谁能逃此劫而葬身北邙呢？《唐代墓志铭汇编》中记载了不少墓主窆于洛阳北邙山的墓志铭，就如：“君讳，字君政，南阳白水人也。上当列宿，得朱鸟之一星。下膺分官，即黄帝之百族……中寿之龄，忽焉不及，春秋八十有四，以开耀元年十一月八日卒于洛阳之私第。即以其年十一月廿五日葬于邙山之，礼也，呜呼哀哉！”[44]又记载：“讳楚璋，字楚璋，其先南阳向人也。……粤以开元十七年二月廿四日，归窆于邙山北原礼也。”[45]作者对古都洛阳昔日盛景的感慨，以及对昔日人物的思忆，同时又因世事沧桑而引发作者对生命的无限伤悲之情。至晚唐的诗歌中，呈现出的情绪基调常常是悲凉而不是喜悦，是哀婉而不是豪壮；是颓废而不是高亢，是浓郁的感伤而不是淡淡的闲愁。这种对时代悲哀与绝望的感伤情绪都融化在伤今怀古的诗作之中，成为晚唐诗歌的情感基调。
古代怀古诗兴盛于中国，与中国文人本身更有着密切的关系。作品是作者心灵的吐露：“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46]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中提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是灵魂的历史。”[47]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文士的心理与怀古暗含某种契合，宜于怀古情思的进发。至宋代，也出现不少有关古都洛阳的怀古诗。其怀古诗词大多表现为对故都往事的追怀，感叹世事兴衰。如宋代欧阳修《雨后独行洛北》诗云：“北阙望南山，明岚杂紫烟。归云向嵩岭，残雨过伊川。树绕芳堤外，桥横落照前。依依半荒苑，行处独闻蝉。”[48]这首诗描写洛阳雨后晚景，抒发了诗人孤独、哀伤和感叹国事衰微的复杂情感。又如，宋代诗人苏舜钦有诗《游洛中内》云：“洛阳宫阙郁嵯峨，千古荣华逐逝波。别殿秋高风淅沥，后园春老树婆娑。”[49]此诗描摹古都洛阳昔日皇宫殿宇的巍峨壮丽景象，感叹荣华如流失易逝以及人世变迁之沧桑。金代诗人庞铸的《洛阳怀古》诗云：“草树萧条故苑荒，山川惨淡客魂伤。玉光照夜新开冢，剑气沉沙古战场。金谷更谁夸富丽？铜驼无处问兴亡。”[50]自金人南侵后，戎马不息，洛阳城也变成了丘墟，铜驼陌也遭到了破坏。作者怀古伤今，抒发无限忧愁。元代诗人杨果有诗《洛阳怀古》云：“洛阳云树郁崔嵬，落日行人首重回。山势忽从平野断，河声偏旁故宫哀。《五噫》拟逐梁鸿去，六印休惊季子来。惆怅青槐旧时路，年年无数野棠开。”[51]此这洛阳怀古诗乃吊古伤今之作，感慨景物依旧、世事消竭，抒写了亡国的伤痛。此外，明代诗人周叙有诗《洛阳怀古》云：“春风吊古洛城边，一望川原思渺然。绿野堂湮空宿燕，洛阳城废不闻鹃。成周故国寒烟外，汴宋诸陵夕照前。独有涧瀍流水在，沧波东去自年年。”[52]此诗中提到唐时裴度的别墅绿野堂已被埋没；历数建都洛阳的几个朝代，感慨尤深。此乃吊古伤今，感慨世事消竭，国事兴衰之忧。清代诗人盛符升有诗《洛阳怀古》云：“风雨当年卜帝乡，士中还倚上游强。涧合处开双阙，河洛分来会北邙。何地南宫临逝水？谁家西苑带斜阳？山川不共兴亡异，天外嵩高对渺茫。”[53]此诗对古都洛阳的忆昔抚今，感叹国事衰微。诗中所提的西苑是隋炀帝时筑，原来的建筑早已毁坏，变成一片原野。历代文人的洛阳怀古诗，看似追怀往昔，实质却是感时伤世，作者思想神驰古今，目光却深切关注着现实和将来。诸多方面的原因互相交织，使怀古作品在文学史上常开不败。中国文人的良苦用心化成了一篇篇怀古诗，字字看来皆是泪，或许正是中国历史、中国文人本身的不幸恰恰促成了怀古诗词的繁荣。这一首首怀古诗作，架起极具张力的桥梁，牵动着历史和诗人、诗人和我们、历史和我们。在这时空的交汇中，我们可以去体会历史的兴衰荣辱，古人的人格魅力。当今社会，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在摧毁的轰鸣声中，在随意的翻新中，历史中的古迹荒台在慢慢地离我们远去。如今的我们也只有在文字中去寻找失去的文明。这一首首怀古诗作，不仅向我们展现古都逝去的遗迹，而且让我们进行一次新的怀古与反思。
中国古代文学对故都长安、洛阳的怀古情思抒发得尤为深厚，无论是赋咏汉代旧事，还是细描唐代京都城市生活，都蕴涵着汉唐雄风和故都特有的帝都气象；在诸多文学作品中明显体现出对长安都城生活的思忆和蒂固根深的依恋之情。与长安相比，洛阳怀古之深，则更多表现在对古都洛阳人事沧桑、兴衰成败的惋叹和忧伤。在其怀古惋叹中体现出人生内容大于社会内容，生命的叹息大于兴亡的哀婉。尽管刘希夷有诗云“岁月移今古，山河更盛衰”，但其终极关怀仍以“人事互消亡，世路多悲伤”的感叹为基调。[54]历代文人骚客，穿越千古时空的界限，把对古代帝都的人世沧桑、兴亡衰败之感都凝聚于文学作品中，谱写成或慷慨激昂、或缠绵凄清、或哀婉忧叹的怀古浩歌，让历史凝聚这永恒的古都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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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按：1. 本论文所引古代文献，凡未特别注明，均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概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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