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代京都赋中的中外文化交流第三节 唐代小说中的中外文化交流第四节 汉唐“丝绸之路”的文化意义.3
事实上，对于小说中城市书写的探讨，不仅能够拓展小说研究，并给城市史研究增加感性的历史画卷，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思考人类的城市生活和小说叙事，探求那些在传统知识模式下被遮蔽或者被忽视的方面。城市的地理空间，构成了一个城市的物质存在，成为城市政治、文化与市民日常生活空间得以存在的基础。就像著名城市史学家芒福德所指出的，城市为人类活动提供了一座舞台。[36]而这座舞台所蕴含的包括政治、文化与日常生活空间等在内的城市多维空间的存在形态，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小说对城市多视角的书写，激发出丰富的小说叙事；而且对于这些小说有关城市书写的阅读、传播和接受，也对城市共同体的建构，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37]唐传奇以来对于长安与洛阳的书写，宋元话本以来对于北宋东京与南宋临安的叙事，明清小说对于北京和南京、苏州和扬州的渲染，以及近代小说有关上海城市和广州空间的描绘，一方面塑造了这些城市鲜明而各具特征的城市意象，同时这些意象又成为城市阅读群体共享的生活体验与文化想象，从而使生活于同一城市的市民获得共同的文化认同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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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页。
[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52《狐》六，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692页。
[3]宋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2页。
[4]参见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5]宋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3页。
[6]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26《犯夜》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
[8]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88页。
[9]清曹雪芹：《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页。
[10]清东鲁古狂生：《醉醒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3页。
[11]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24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60页。
[12]参见Richard Lehan，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and Cultural History，Berkeley：Univer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13]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342《鬼》二七，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713页。
[14]清周城撰，单远慕点校：《宋东京考》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86页。
[15]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786—787页。
[16]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725页。
[17]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27页。
[18]清曹雪芹：《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页。
[19]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1—55页。
[20]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史林》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页。
[21]参见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22]宋钱易：《南部新书》卷丙，《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09页。
[23]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79《贡举》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332页。
[24]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5页。
[25]明安遇时编集：《包龙图判百家公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7、163页。
[26]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561页。
[27]［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176页。
[28]《大宋宣和遗事·亨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77—78页。
[29]转引自［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第100页。译文有改动。
[30]［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3页。
[31]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98页。
[32]参见周密：《武林旧事》卷6《酒楼》，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441页。
[33]参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酒楼》，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2页。
[34]清东鲁古狂生：《醉醒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128页。
[35]［美］R.E.帕克等编著，宋俊岭等译：《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页。
[36]参见［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译序，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
[37]小说对于建构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绪论
一、意义
汉唐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瑰宝。中国文化以其独特的风貌、辉煌的成就而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在其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汉、唐两代的文化是一个极为绚丽夺目的高潮。其恢宏的气度、博大的精神，历来被称作“汉唐气象”或“汉唐雄风”。而作为汉唐帝都的长安、洛阳，则是承载和展示这种气象最主要的空间。
王国维先生云：“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1]都城不仅是政治权力的中心，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政治和文化的集中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唐研究逐渐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发展。汉唐文学从断代研究到专题个案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在许多领域，这种研究还有待深入挖掘。作为一个无法忽视的地理意义上和文化意义上的巨大存在，长安和洛阳对汉唐文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关于汉唐帝都长安、洛阳，历史上的文献记录和当代研究甚多，研究著作也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不乏翘楚者。但将汉唐两代的都城与文学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相对较少涉及，缺乏系统而深入的探索。
本书即以汉唐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这一时期帝都文化如何影响文学创作，以及如何反映两京帝都气象的。近年来，城市文化得到诸多研究者的重视，特别是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孙逊先生提出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概念，并突出了古代城市中的三组双城：长安和洛阳、汴京和临安、南京和北京；他认为这些城市构成了首都与陪都、故都与现都的关系。本书研究即为以上提到的三组双城之一——长安和洛阳，重点研究汉唐文学中两京的帝都气象。
城市影响文学，文学反映城市。城市映像具体投射在文学书写中，是作家主观之情与城市客观之景的和谐融合。它从不同侧面生动地反映了作家对于各个时代城市的想象和追忆。而在不同时期文学对城市的书写中，前后不同时期的两个首都（即为故都和现都）或同一时期一个首都、一个陪都所构成的“双城”意象，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绚丽的风景线，具有重要的学术文化意义。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古代城市特别是古代都城的出现，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这种由乡村到城市社会形态的转化与生成，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人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文明阶段。西方的一些学者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城市出现的重要意义，甚至把世界史看作人类的城市时代史，认为：“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2]由此，也可以说是汉唐帝都孕育并集中体现了“汉唐气象”和“汉唐雄风”。这里之所以将汉唐两代结合在一起，主要原因是：汉唐两代都是中国古代史上非常重要而又相似的朝代，史学家称此两朝为“雄汉盛唐”。汉唐两朝都因统治时间长、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民族政策灵活、中外文化交流频繁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代文化偏重于阳刚，“雄”是雄壮，不仅表现在汉帝都的浑雄壮丽，而且凸显其崇尚军功和武力的帝都气象；唐代则在文化阳刚之外更加上阔大，“盛”不仅指国力的强盛，更指一种博大的文化胸怀，形成了一种万国来朝、和平交往的恢弘气象。历数中国文明的精髓，汉唐文化犹如天上的北斗、地上的珠峰，代表了中华文化的最高成就。
城市是文学的重要描写对象，中国古代城市与文学的传播由来已久，自汉代以来，便形成了一种吟咏京都的文学传统，即用赋来讴歌帝都的壮美和国家的强盛，至唐代更出现了大量吟咏和描写京都的诗歌和小说；汉唐文学对京都的城市书写主要涉及辞赋、诗歌、小说、笔记等各种文学体裁，而其对城市的书写则又涉及城市地理空间、政治文化空间和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等多个侧面。中国古代文学与城市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还是城市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古代文学研究讲，它为该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城市史研究讲，它为该领域提供了生动形象的素材。
二、相关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综述
在整个人类社会，城市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载体，本身就是一件杰出的文化产物，是人类文化的最高体现和重要结晶，它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以其特有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城市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和精神产物，促进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集粹地，是政治、经济、文学、宗教、艺术等重大社会活动的中心，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和生命力。有关城市文化研究，在西方较早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从文化角度研究城市的国外著名学者，有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他所著的《城市文化》、《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3]被奉为城市研究的经典论著。其他还有美国马克·吉罗德的《城市与人》[4]、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5]、英国G·卡伦的《道路型式与城市景观》[6]、丹麦扬·盖尔的《交往与空间》[7]等著作，都是近年来国外城市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著作中，美国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美国林达·约翰逊主编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等，都是城市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成果。另外，涉及我国唐代城市的著作有：美国谢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8]、日本足立喜六的《长安史迹研究》、冈大路的《中国古代宫苑园林史考》、妹尾达彦的《唐代长安、洛阳城的都市构造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和《白居易与长安、洛阳》、平冈武夫的《唐代长安与洛阳索引》和《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等，也为我们认识长安和洛阳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此外，台湾地区学者李孝悌编的《中国的城市生活》[9]、澳大利亚的汉学家安东篱（Antonia）的《说扬州》[10]、美国汉学家梅尔清的《清初扬州文化》[11]等，从历史、艺术史、文学史等多种角度，对中国城市，尤其是对明、清城市文化生活进行了广泛性、实证性、趣味性的研究。这对于中国明、清时期扬州与文学的研究，也为城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二）国内研究概述
近二十余年来，中国汉唐研究主要定位在汉、唐文学与史学研究，并广泛触及政治、哲学、宗教、民俗、艺术、都城、地理、考古、中外交流等诸多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使得城市文化研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学术界关于中国汉唐都城文化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五大类：
其一，相关文献资料汇编。这方面主要代表作有：叶骁军编《中国都城历史图录》（1—4集）及《中国都城研究文献索引》，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编辑的《汉魏洛阳故城研究》，李健超著《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12]等。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出土文献的发掘和域外汉籍的回传，有关唐代长安城的还原研究显得更为科学详密，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杨鸿年《隋唐两京考》、《隋唐宫廷建筑考》及《隋唐两京坊里谱》，张永禄主编《唐代长安词典》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其二，汉唐都城整体研究。其概略性的著作主要有：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13]、朱士光主编《中国八大古都》[14]、张永禄《唐都长安》[15]、刘德岑《中国地理丛书·古都篇》[16]、阎崇年主编《中国历代都城宫苑》[17]、李洁萍《中国历代都城》等[18]。涉及城市的专题性著作有：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是学术界具有重要开拓性的研究著作[19]；其他还有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20]、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21]、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22]、郭湖生《中华古都——中国古代城市史论文集》[23]、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24]、陈昌文《汉代城市的布局及其发展趋势》[25]、周长山《汉代的城郭》[26]、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27]、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等[28]。
其三，汉唐城址的选择和城市规划布局研究。代表著作有：朱士光《汉唐长安地区的宏观地理形势与微观地理特征》[29]、马正林《论西安城址选择的地理基础》[30]、史为乐《简论洛阳古代城址遗址的变迁》[31]、段鹏琦《洛阳古代都成城址迁移现象试析》[32]、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33]、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34]、马德志《唐代长安与洛阳》[35]、张忱石《唐两京坊宅补遗》[36]、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隋唐长安城研究之一》[37]、吴宏岐《论唐末五代长安城的形制与布局特点》等[38]。
其四，汉唐都城文化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朱士光《论周秦汉唐文化对我国古代都城规制的影响》[39]、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同时，史念海先生倡导建立中国古都学，使长安古都文化的研究在新的平台上展开，其《中国古都与文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40]，其《唐人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41]和《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与唐后期的长安》[42]两文的研究视角也颇为新颖，前者从一篇《李娃传》生发出唐代长安的布局和民俗的大文章，可谓小题大做、小中见大的佳作；后者考察唐后期大明宫的政治机能，进而分析翰林学士的作用及其以大明宫为题材的作品的意义，颇具学术研究眼光。
近来，文学研究界关于城市与文学的研究也在渐次深入展开，前期主要集中在现当代文学方面，如许纪霖主编的《帝国、都市与现代性》[43]、杨东平的《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44]、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45]、李天纲的《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46]等。有关古代文学与城市的研究，则处于拓展阶段，这方面的相关论著有：孙逊、葛永海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47]、孙逊、刘方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48]、葛永海的《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49]、杨万里的《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50]、方志远的《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等[51]。专门研究汉唐城市与文学的重要论著有：李志慧的《古都西安——汉赋与长安》[52]、杨波的《长安的春天——唐代科举与进士生活》[53]、阎琦的《唐诗与长安》[54]等，都围绕古代城市与文学的关系做了各具特色的研究。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与主要观点
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汉唐帝都文化为切入点，以汉赋、唐诗、唐传奇和有关城市笔记为主要研究对象，融合文学中的都市和都市中的文学，着重探讨汉唐文学中所呈现出的帝都气象，以及汉唐两代的帝都对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力图向三个方面努力：
一是努力做到文史结合。这一研究方法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存在不小难度，但文学研究离不开文史互证为基础。本文力图结合多种文献史料，特别是城市史资料，通过其内在关联，来分析论证问题。
二是努力做到文学研究与城市研究的结合。城市理论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一种比较陌生的理论。本书力图结合现代城市理论对不同文体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有效的切合点，融会贯通，不生搬硬套。
三是努力尝试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即通过同一都城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帝都文化接受的比较，同一时期，长安与洛阳、首都与陪都的比较，不同时期，汉代帝都文化与唐代帝都文化的比较，来彰显各自不同的特点。要之，本研究一方面力图广泛吸收和借鉴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立足文学作品的文本研读和分析，从文学本位出发，侧重探讨文学中的城市和城市中的文学。
本书的基本内容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章，阐述汉唐两京的历史生成及其演变。本章主要从都城沿革来综观汉唐帝都的历史发展轨迹。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每朝每代的一切都是围绕帝都来展开和建构的，帝都存在的长度就是国家存在的长度。建立帝都的历程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它明确标示出中国历史上文明重心的迁移路径。古都长安、洛阳是汉唐盛世文化汇集的中心，了解帝都兴建、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更容易清晰认识汉唐历史，启发人们深度思考雄汉盛唐的辉煌历史如何孕育了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
第二章，阐述汉代京都赋的文学抒写及其社会历史内涵。京都为天子所在，封建专制在赋予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同时，也使京都成为天下的至尊之地。它规模宏伟，气势雄壮，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军事中心、战略要地，也是汉唐帝国的缩影。本章主要探究汉代京都赋中关于长安、洛阳的城市风貌、经济繁荣和城市生活等方面及其社会历史内涵。
第三章，阐述唐代京都地理空间在诗歌中的展示和聚焦。本章从唐代诗歌着手，结合文献史料、考古材料，从地理空间角度出发，来研究唐代诗歌中所反映的帝都布局、宫殿建筑、园林楼阁等辉煌壮丽的帝都气象，并由一般的风貌展示聚焦到一些标志性的城市地标，诸如长安“三内”、曲江和洛阳私家园林，深入进行个案研究和分析。
第四章，阐述唐代朝廷文士的宴集唱和与京都的政治文化生活。本章主要探究唐代朝廷文士在宴集中吟诗颂赋、赠答往来的唱和盛况，这种规模盛大的集宴唱和，构成了京都独特的政治文化景观。可以说，朝廷文士集宴唱和现象是政治、时代与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通过分析唐代两京朝廷集宴唱和盛况，揭示京都文化对文学活动的影响，以及伴随着帝都长安政坛风云的起伏变化，陪都洛阳独特的文学特质。
第五章，主要以唐代小说为研究对象，探究唐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其城市史意义。唐代两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唐代小说创作的繁盛。唐代小说涉及面广，特别是有关描写唐代京都长安、洛阳城市的作品颇为丰富。对于唐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的探讨，不仅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京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生动的材料和丰富的细节，有利于长安城市史的研究。
第六章，以汉唐“丝绸之路”为切入点，研究汉唐以京都为中心的中外文化交流。汉唐盛世，帝都长安和洛阳雄伟繁盛，经济文化高度发达，以两京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的开拓，使当时的中国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封建帝国。在人类文明史上，“丝绸之路”不仅有商业上的重要性，而且又是东西文明桥梁和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汉唐以京都为中心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仅在物产上实现了互通有无，而且使几种文明互相交流碰撞。这是对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中外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汉唐文学研究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门显学、一个热点，几乎集中了古代文学研究界一半的力量，研究成果令人瞩目。本书的写作只是一种尝试，但求能用有限的知识掀起“帝都”之一角。关于汉唐文学和帝都的关系尚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限于时间和体例，本书仅仅做了一点初步的工作，错误和不足之处，还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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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0，《王国维遗书·殷周制度论》，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65页。
[2]［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06页。
[3]［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
[4]［美］马克·吉罗德著，郑炘、周琦译：《城市与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
[5]［美］凯文·林奇著，方盖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
[6]［英］G·卡伦著，刘杰等译：《道路型式与城市景观》，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
[7]［丹麦］扬·盖尔著，何人可译：《交往与空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
[8]［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9]（台湾）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10]［澳大利亚］安东篱（Antonia）著，李霞译：《说扬州》，（《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11]［美］梅尔清著，朱修春译：《清初扬州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12]李健超：《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
[13]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
[14]朱士光主编：《中国八大古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15]张永禄：《唐都长安》，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
[16]刘德岑：《中国地理丛书·古都篇》，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17]阎崇年主编：《中国历代都城宫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18]李洁萍：《中国历代都城》，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19]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名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20]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21]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22]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23]郭湖生：《中华古都——中国古代城市史论文集》，台北：空间出版社，1997年。
[24]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
[25]陈昌文：《汉代城市的布局及其发展趋势》，南昌：《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
[26]《考古文物》，2003年第2期。
[27]《齐鲁学刊》，1987年第4期。
[28]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
[29]朱士光：《中国古都研究》，第2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30]马正林：《论西安城址选择的地理基础》，《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
[31]史为乐：《简论洛阳古代城址遗址的变迁》，《历史地理》，第9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32]段鹏琦：《洛阳古代都成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
[33]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第1期。
[34]《北京大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期。
[35]《考古》，1982年第6期。
[36]张忱石：《唐两京坊宅补遗》，《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第2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37]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
[38]吴宏岐：《论唐末五代长安城的形制与布局特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1999年。
[39]《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
[40]史念海：《中国古都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41]收于《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
[42]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
[43]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44]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45]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
[46]李天纲：《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47]葛永海：《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48]孙逊、刘方：《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49]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50]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51]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52]李志慧：《古都西安——汉赋与长安》，西安：西安出版社，2003年。
[53]杨波：《长安的春天——唐代科举与进士生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54]阎琦：《唐诗与长安》，西安：西安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