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安城的建都历史
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现今西安城的旧称，是我国八大古都之首[1]。长安是古代中国鼎盛时期（雄汉盛唐）的都城，与开罗、雅典、罗马并称“世界四大古都”。由于长安及关中的条件优越，人口密集，生产发达。由于它处在群山环绕之中，四面有关塞，地势险要，因此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10世纪左右，先后主要有西周、秦、西汉、新莽、隋、唐六个统一王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五个割据政权及东汉献帝、西晋愍帝两个末代皇帝在长安建都，历时长达1 200年有余。长安作为中国历史前半期繁荣昌盛王朝周秦汉唐的都城，地位特别重要，自古就有“秦中自古帝王州”的称誉。长安作为中国古都，大致可以分为4个时期，即丰、镐期，咸阳期，西汉长安期，隋、唐长安期。“丰、镐”是指西周首都丰邑、镐京，它们位于长安附近，这是长安成为古代王朝首都的开始阶段；“咸阳期”是指秦国、秦朝以咸阳为首都的时期；“西汉长安期”包括西汉定都长安时期，以及新莽、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六个政权先后定都长安时期；“隋、唐长安期”是指隋朝、唐朝以长安为首都、以洛阳为陪都的时期。
长安作为都城，实肇始于西周奴隶王朝，建都于宗朝（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部），由于周朝后来将都城东迁，所以称这一时期的周朝为西周。西周在今西安城西沣河两岸，建立了丰、镐两京，丰京在今陕西户县东北，镐京在今西安市西南，为武王所建，两京中隔沣河，东西相邻。实际上“丰、镐”二京是一个统一整体，是西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在前11世纪，武王兴兵灭商后，丰、镐遂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最大京都。至周平王东迁洛邑（前771），西周从武王灭商建国，到幽王亡国，定都丰、镐约300年；之后，秦国接踵而起。
战国时代，秦人兴起于渭河上游，曾几次迁徙，至周人东迁，秦的势力范围就发展到了关中大部分地区。随着战争形势的需要，遂定都于咸阳，咸阳在今陕西咸阳市东20里，隔着渭河与后来的长安城相对，共历经143年。秦国在此逐渐强大。前221年，秦始皇（嬴政）以咸阳为大本营，灭六国，统一了中国。废分封，设郡县，创建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咸阳遂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首都。《三辅黄图》载：“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制紫宫，象帝居。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2]如此宫城，气象恢宏富丽。嬴政在位和秦二世胡亥执政时期，因统治暴虐，激起农民起义，最后被刘邦所灭。秦统一的政权仅维持了15年。
西汉建都长安。秦末陈胜、吴广领导农民起义，使得刘邦和项羽的两支军队壮大起来。他们为灭秦分兵入关。刘邦先攻下咸阳，后来历经“楚汉相争”，刘邦夺取了政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在长安（今西安城西北郊汉城）称帝，在秦朝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上建立了西汉王朝，共历214年。
新莽定都长安。西汉末年，外戚王氏控制了政权，帝舅王凤弟王曼之子王莽，继诸叔之后任大司马大将军，逐步掌握了中央的地方的大权。至公元9年，王莽在汉城长安称帝，改国号为“新”[3]，定都长安15年。
东汉建立之初立都洛阳，至汉献帝又迁都长安。更始三年（25），汉光武帝刘秀灭“新莽”，建立了东汉政权，定都洛阳。但由于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瓦解了其封建统治，190年董卓进京，立傀儡皇帝刘协为汉献帝，年号“初平”，控制中央大权，后因各地军阀的讨伐，初平元年（190）董卓挟持汉献帝由洛阳迁都长安[4]。董卓被杀死后，汉献帝于建安元年（196）东归至洛阳，在长安定都历时共6年。
西晋愍帝定都长安，西晋愍帝在长安称帝仅3年。东汉、三国以后，连年战乱，长安不断出现短暂的小王国。西晋永嘉五年（311），北方匈奴贵族刘渊的军队入侵西晋，夺取洛阳，晋军拥愍帝司马邺在汉城长安即位，改年号为“建兴”。建兴四年（316），匈奴刘曜又夺得了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
319年，刘曜在汉城长安建立了前赵，至329年为羯人石勒所灭。前赵定都长安历经共10年。石勒称帝，迁都邺城，史称后赵。后赵时，由苻健率领徙居中原的氏族西归关中，351年，在汉城长安建立前秦。383年，前秦统治者苻坚，兴兵企图攻灭东晋，在淝水战败，前秦瓦解。前秦在长安定都共32年。此后，羌人姚苌，于384年，在汉城长安建立后秦。417年，为东晋刘裕的军队所灭，后秦在长安定都共33年。
淝水之战后，鲜卑族拓跋珪在386年建立北魏，北魏永熙三年（534），孝武帝在其部将高欢的逼迫下西奔，至汉城长安，后被宇文泰所杀。535年宇文泰另立文帝，他自己掌握朝政，史称西魏。至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废魏自立，国号北周。西魏定都长安共21年。北周定都长安共24年。后来，北周的军政大权，逐渐落到了外戚杨坚手中。
581年，杨坚建立了隋朝，将国都从汉城迁移到长安（今西安市）所在地区，创建起规模宏大的大兴城，并举兵统一了南北。隋初经济文化方面有所发展，但在隋炀帝统治期间，由于战争不断，繁重的徭役和兵役，引发各地农民起义，其中以著名的瓦岗军势力最强大，然而起义的胜利果实，却被官僚地主集团所窃取。大业十三年（617），太原留守李渊领兵三万进入关中，攻下大兴城，隋炀帝被杀。隋灭。隋定都长安共37年。
618年，李渊（唐高祖）在长安（即隋的大兴城）建立了唐朝。唐军在李渊之子李世民（唐太宗）的指挥下，经过多年战争，镇压了农民起义军，统一了全国。唐朝在长安定都共289年。这一期间，唐朝经济、文化等都得到了高度发展。长安作为周、秦、汉、唐统一王朝的都城，城区宫殿、郊区陵寝、规模宏大的园林建设等影响深远。国内其他都城殆无此例。长安在中国历史进程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属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国际往来频繁。当时的中国立于世界文明国家的前列。
“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统治，已经大伤元气，加之统治集团的奢靡腐化，对人民的赋敛征收日益加重，遂暴发了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于广明元年（880），攻克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共三年。可是在唐末藩镇军阀混战期间，长安城很快成了一片瓦砾。
唐以后，我国的西北出现了衰落现象。由于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和南移，长安不再作为国都的所在地。宋元长安城的规模已经大大缩小，但其地理位置，仍然是西北的一个重镇。唐以后的长安，曾经称作“京兆府”。至元十六年（1279），改京兆府为安西路。后来，由于安西藩国出现叛逆事件，遂于皇庆元年（1312），改安西路为奉元路。至明朝，把这里也作为统治西北的一个重镇和军事据点，对城垣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明洪武二年（1369），改奉元路为西安府，“西安”自此得名。明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率军攻克西安，国号“大顺”，政权仅维持了三年，曾改西安为长安，以后仍叫西安。清朝还在西安建立满城，作为统治的堡垒。这里灿烂的文化遗产，吸引着来自五大洲的游客，也使得这座宏伟壮丽的古都，更加名扬世界。
二、洛阳建都的历史变迁
洛阳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著名的八大古都之一。洛阳地处黄河中游，位于洛河之北，故名洛阳。唐人孔颖达曰：洛阳居“瀍、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5]。由于洛阳居天下之中，易守难攻，其地理位置险要，自然资源丰富，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众多王朝争相在此建都。洛阳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古人以九、五之数为尊，以九为最大位数，并含有多之意，于是，洛阳素以“九朝古都”闻名中外。随着我国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和对古都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对在洛阳建都的朝代有了新的认识。依据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在洛阳建都的有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13个王朝。洛阳历经前后13个王朝，105位帝王，共为都1 650多年（除陪都外，为都时间应为1 100年左右）。在这一千多年间，都洛的时间有长有短，有的是历史定了案的，有的还未写进史书。近年来，关于洛阳所历经王朝的说法种种，有学者认为是13朝或15朝，甚至更多，但未得到普遍认同。我们的原则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王朝。据《竹书纪年》记载推算，夏王朝存在的时间在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之间，有470多年的历史，历经17帝。洛阳一带是夏民族建邦立国的腹地。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居斟鄩。”《史记·夏本纪》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6]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洛阳辖区偃师二里头进行考古发掘认定，斟鄩就是今洛阳辖区偃师二里头遗址。夏代有太康、仲康、夏桀3位帝王曾建都于洛阳。《帝王世纪》记载：太康在位29年。《通鉴外纪》记载：仲康在位13年，夏桀在位52年，夏朝定都斟鄩计94年。商汤灭夏后，也建都洛阳，史称西亳。商朝两次建都西亳，第一次商都西亳，约在前1711年至前1482年，共历约230年，历经10个帝王。第二次商都西亳，约在前1310年至前1140年，共历170年，历经9个帝王。共计19帝，400余年。但洛阳真正发展起来却是在周朝。开始为陪都，后来成为首都。
东周定都洛阳。周幽王时，关中发生了大地震，灾情严重。《史记·周本纪》载：“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7]《诗·小雅·十月之交》云：“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崪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8]加之内政腐败，社会黑暗，外族入侵，前771年幽王被杀，西都镐京被抢劫一空。平王即位的第二年，即前770年，周平王为避西戎之乱，从关中东迁洛邑，史称东周。洛阳又一次成为帝王建都之地。东周时期，仍有两座城：一为王城，时为帝王所居；一为成周，周公复营，时为军事要地。王城作为东周都城有310年，成周作为东周都城有205年；洛阳作为东周都城有515年，历经25帝。
东汉定都洛阳。25年，刘秀称帝，是为汉光武皇帝，同年攻下洛阳，定洛阳为都城，其城址在现今白马寺东侧即汉魏故城遗址，史称东汉或后汉。光武帝刘秀又经过十多年的征战，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东汉时期的洛阳，为天下名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东汉有洛阳、长安、许昌三个都城，其中以洛阳为都城的时间达165年，历经14帝。
曹魏定都洛阳。汉献帝初平元年（190）之后，天下分崩离析，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东汉王朝名存实亡。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然形成。公元207年，曹操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北方。213年，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216年，又封曹操为魏王。220年，曹操病死在洛阳，其子曹丕继位。不久，曹丕废汉献帝为山阳公，自立为帝，改汉为魏，定都洛阳，史称曹魏。曹魏从220年至265年司马炎灭魏为止，以洛阳为都历时46年，共历5帝。
西晋定都洛阳。曹魏后期，政治黑暗，曹魏走向衰落。265年司马炎继晋王位，接着重演曹丕代汉的把戏，迫使曹奂让位，自立为帝，是为晋武帝，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定都洛阳。西晋都洛51年，历经4帝。
北魏迁都洛阳。西晋统一全国后，社会上出现了一度的稳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物质财富有所增加。但统治者极端腐败，晋武帝有姬妾万余人，花天酒地。贾皇后恣意淫乐，外戚王恺与大贵族石崇比富，令人震惊。后来终于酿成了“八王之乱”，历时16年，洛阳受到了严重破坏。太和十八年（494），北魏占领中原，统一北方，迁都洛阳。北魏孝文帝是个大有作为的皇帝，他坚持改革，整顿吏治，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提倡学汉文等措施，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洛阳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北魏定都洛阳41年，历经8个帝王。
隋朝建东都。仁寿四年（604），隋炀帝杨广在长安即位。于当年底，亲自来到洛阳，登上邙山，察看地形。他认为邙山之南，伊阙之北，瀍水之西，涧河之东，南北开阔，东西平坦，四周群山环抱，为天然屏障，是绝好的军事要地，于是决定在此营建东都城。大业元年（605）三月，他命尚书杨素为营建东都太监，纳言杨达为副监、宇文恺为将作大匠，每月征工匠、役丁二百万人大规模营建东都洛阳。第二年的正月东都建成，四月隋炀帝到达东都洛阳，洛阳遂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618年，隋将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打入宫中，杀死隋炀帝。义宁二年（619）四月，王世充废杨侗为潞国公，自立为帝，国号郑。后被唐所灭。隋朝建都洛阳共15年，历经2帝。
唐朝移都洛阳。618年，李渊建唐，定都长安。唐太宗李世民时，下令修葺洛阳城，号称洛阳宫。他曾三次来洛阳处理政务及外事，在洛阳宫居住二年之久。唐贞观二十三年（649），高宗李治即位。永徽六年（657）高宗居洛阳，在此处理国家大事，以洛阳为东都，实际上唐朝的都城已从长安徙至洛阳。唐玄宗在位44年，都洛阳10年。安史之乱之后，唐中央的权力大大削弱，节度使的权势越来越大。天祐元年（904），宣武节度使朱温，发兵长安，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907年，朱温废唐哀宗。唐亡。此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唐朝时期，可以说东西两京并重，洛阳与长安都是世界上的名都。唐朝定都洛阳30余年，历经唐高宗、中宗、睿宗、玄宗、昭宗、哀宗6帝。
武周定都洛阳。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她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天授元年（690）九月九日，武则天降李旦为皇嗣，自立为帝，尊号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将东都改为神都。神龙元年（705），82岁的武则天在病中被迫让位给唐中宗李显，恢复国号唐。武则天执政50年，居皇帝位15年，以洛阳为都城。
后梁迁都洛阳。907年，朱温废唐哀宗自立为帝，即梁太祖，改元为开平，定都开封，以洛阳为西都。开平三年（909）正月，朱温迁都洛阳。乾化二年（912）六月，朱温被其子朱友珪所杀。次年二月，朱友珪被弟弟朱友贞杀害，并称帝，接着迁都开封。后梁在洛阳建都4年。
后唐迁都洛阳。后梁龙德三年（923），后唐灭后梁，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东北）称帝。同光元年（923）十二月，迁都洛阳，以洛阳为洛京。李存勖以继唐而有天下，故国号唐，史称“后唐”。历经4帝王，历时共14年。
后晋定都洛阳。后唐末年，晋王石敬瑭起兵晋阳，天福元年（936）闰十一月攻入洛阳，灭后唐。石敬瑭称帝，为晋高祖，国号晋，史称后晋，定都洛阳二年之后，迁都开封。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都汴梁（今开封市），仍以洛阳为西京。到宋代，因政治中心东移开封，洛阳逐渐萧条。
以上概述了长安、洛阳的建都发展史。本书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汉唐两京，西汉长安与东汉洛阳，唐代首都长安与陪都洛阳，即分别称为西京、东京。汉唐两京，在不同时期里孕育着不一样的京都文化，且都清晰地反映在汉唐文学中，无不向世人展示出雄汉盛唐阔大恢宏的帝都气象。唐代的两京制呈现其复杂性，特别是陪都洛阳，故笔者以下对唐代两京制的形成及演变进行简要分析。
三、唐代两京建都制度的形成及演变
唐代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合称“两京”。长安、洛阳分别作为唐代的首都（古代多称京师）和陪都，陪都又称辅京、陪京、别都等，是中国历代建都史上的重要特点之一。陪都是在国都之外另外设辅助性都城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一种政治性制度，又称为“两京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重大创举。它肇始于西周。据考证，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京。镐京在今西安市西南；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洛阳）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于镐京之外营建东都洛邑。此后历代王朝继踵相袭，皆模仿周朝的两京制度，且不少王朝或政权不只两京。虽然历朝设置陪都的形式、数量和原因等各不相同，但陪都对其所辅助的都城无异都发挥了或大或小的作用。
关于古代洛阳的陪都建制，历来有“八朝陪都”之说，即西周、西汉、北周、唐、后汉、后周、北宋、金。唐代陪都不止一处，但东都洛阳尤为独特，颇受帝王青睐。与其他陪都不同，其都城建制的情况颇为复杂。唐代设立陪都洛阳，主要是作为首都长安职能的辅助补充。同时，洛阳又呈现其独特性。唐高宗、武则天都曾久居洛阳不归，几乎把政治中心迁移到洛阳。由此可知，唐代曾出现东西两京并重的局面。
唐朝洛阳的都城建制十分复杂，主要反映在建制洛阳陪都上，就是因时而异，增设废省，其以洛阳为陪都，约有三次：一是高宗显庆二年至武则天如意元年（657—692），一是在中宗神龙元年至玄宗开元九年（705—721），一是在开元九年至开元十一年（721—723）。[9]唐代开元以后到唐末昭宗迁都洛阳。自唐中宗复辟，尽管洛阳与西京长安又恢复了以前的两京并行体制，但其都级地位的下降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天宝元年（742）二月玄宗诏改“东都为东京”[10]。在此之前，自开元二十四年（736）之后李唐皇帝再无巡幸东都之举。肃宗上元二年（761）又短时“罢京”，洛阳被停用“东京”名号，旋又恢复。天复元年（904）唐昭宗被朱温挟持由长安迁都洛阳，长安西京之制结束，洛阳再次成为唐之国都。洛阳东都名号的改称及其旋罢旋复事件的发生，表明此时洛阳的都城地位已大不同前，更多的是作为陪都发挥其辅助补充之职能。
长安作为唐代的首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历代皇朝统治者对都城的选择有着多方面的要求，各王朝在建都时，常常经过反复论证，充分考虑它的政治、经济、军事意义及地理、文化、民族、历史传统等因素，才最终定夺。所谓“秦中自古帝王州”。长安位于秦中，相当于今陕西中部平原（渭水流域）地区，因春秋战国时地属秦国而得名，又名“关中”。可知，长安长期作为中国古代帝都，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有利因素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唐代定都长安，其地理“形胜”为其选址的基本原则。长安所处关中平原古称“形胜之国”。关中地理形势有利于建立都城。战国时张仪说：“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11]所谓四塞即是南有秦岭山脉，东有崤山，西有陇山，而北濒黄河。山河围绕，四面都是天然地形屏障，自然易于防守，在军事上“得形势之胜便”的有利位置。
唐代建都关中地区的长安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直接原因是基于西魏、北周以来关陇集团长期奉行“关中本位政策”[12]。孝武帝开创西魏，其后逐渐演变，也无余地可供选择，因而累代相沿，至于唐时。西魏自其初年，权力皆为宇文泰所掌握；宇文泰推行制定的是以经营关中为根本，宰制全国为目的的基本国策“关中本位政策”，由此，相应地形成关陇集团。此集团以入关的北魏六镇鲜卑贵族为主体，联合关陇地区的高门望族和其他入关的胡汉大姓，结成稳固的军事集团；从北魏以来的统治者都苦心经营关中，使关中经济发达，为统一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宇文泰以“‘关中本位政策’创建霸业，隋唐因之，遂混一中国，为极盛之世”[13]。由此可知，贯彻关中本位政策是关陇集团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唐代关中能居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主要原因。
关中区域农业经济发达，矿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唐之前许多王朝均建都于此。战国时期，苏秦向秦惠王陈说“连横”之计，就极力称颂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愤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14]。关中经济富饶，也是唐代政权在这里建都的重要基础。长安地区不仅水源丰富，河流纵横，而且水利灌溉工程密布，先后开凿有郑国渠、六辅渠、白渠、漕渠、成国渠、龙首渠等渠道。在汉唐时已形成以长安为中心的农田灌溉网，灌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颇大，有力促进了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其农作物的品种极其繁多，为在这里建都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此外，人口稠密成为关中建都的另一有利的经济条件，同时，也为唐王朝“举关中之重以临四方”提供充足的兵源。
此外，首都长安也是传统的文化中心胜地，汉晋南北朝开通西域与各民族内迁，聚汇和融合了多源流、多类型的文化。各民族政权都承认关中“正宗”文化地位，少数民族带来了新鲜血液反而使汉文化传统得到更新，关中文化长期博采众长具有很强的同化能力，因而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关陇贵族更是面向世界，吸收域外优秀文化，使关中成为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
综上所述，唐代建都长安是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的直接延续，但其深刻的原因和历代王朝一样，是与关中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经济地位以及“四塞之国”的军事地位分不开的。历史上最为繁荣强盛的唐王朝，定都于长安，乃历史必然，并非偶然。
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上没有千年不亡之国，也没有一成不变、长盛不衰的首都。然而伴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政治形势、自然条件的变化和民族关系的发展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古代的首都也不断暴露其不足之处，也在依据“优胜劣汰”的原则不断接受历史无情的考验，也在不断流变和迁徙，洛阳作为唐代的陪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其辅京的作用，具体表现如下两方面：
其一，洛阳是首都长安政权职能上的辅助补充。由南北分裂重新统一后的大唐，是中国历史上最后定都长安的全国性政权，也是长安最后的辉煌。长安地理形势虽优于洛阳，但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点，其主要缺陷是长安位置偏西，对于控制关东和江南有鞭长莫及之感。故隋炀帝下令建东京之时，就曾说由于“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15]。唐初统一宇内，废去隋的东都，太宗贞观年间改称为洛阳宫[16]。直至高宗显庆年间，始复称东都。唐高宗恢复东都之后，经常往来于两都之间，正如他所说的东西二宅一样，虽常巡幸洛阳，但长安作为都城似未有所减色；至武则天时，以东都为神都，竟久居其地，居西京者只有两年。其久居洛阳，则重要政府机构亦当随之前去，甚至选举贡士亦在洛阳举行。武后载初元年（690）二月，就曾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直到武后殁后，始得告一段落，可见洛阳对于西京长安发挥了重要的辅京职能和功效。另外，洛阳城于唐代时期得到了大规模兴建，达到它历史上的极盛。其发展过程可以从隋炀帝的“东都”，李世民的“洛阳宫”，再到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名之以“神都”所见，一些辉煌的建筑如“上阳宫”、“万象神宫”等宏伟建筑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其二，洛阳是首都长安经济、自然条件承受力上的辅助补充。中国古代帝国首都的城市规模向来颇具一定规模。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近代以前，最大级别的都市往往多在中国，而担任行政中心的王朝首都尤为庞大。众多的宫廷人员、中央官吏和驻军，决定了首都必有数量巨大的居住者，且主要是脱离农业生产的消费型群体。这就对首都的经济、自然承受能力提出了要求。假如首都远离经济中心地带，那么单是对居民的粮食物资供养就变成极大的难题。对位于北方的帝国首都来说，经济压力（主要是粮食的匮乏）成了长期挥之不去的困扰。在古代技术条件下，远距离运输数目巨大的粮食已是非常艰巨的工作；粮食的供给问题，在统一王朝志得意满的帝王看来，或许不成为问题。开凿运河、役民运输等都是解决之道，仅是率土之民的辛苦而已。但作为首都所必备的要件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各个要件的利弊消长又总在发展变动之中。帝王们对政治与安全因素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自然是出于对自身权力的维护，但他们未能认识到：经济和自然条件的恶化，最终从本质上潜移默化地削弱着都城乃至帝国的安全。唐代时期，自中唐起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江淮地区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的赋税重心，改变了长安的战略地位。全汉升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在北不在南”的情形，于隋朝就发生了激剧的变动，主要原因是北方胡族入侵造成的长期战祸。[17]以长安所在的关中为例，在秦汉时期，郑国渠、白渠可灌溉四万余顷田地，唐高宗的永徽年间只剩万余顷。经安史之乱，到唐代宗的大历年间更锐减至6200余顷，如何能供养一座庞大的都城？侯仁之先生亦指出，以商业密集和国际交流密切程度来看，此时的长安尤胜汉代，但已丧失了司马迁所说的优势经济地位。长安作为当时的国都，其间居住着庞大的皇亲贵族和官僚集团，他们是一个极大地依赖于国家的消费层，每年所需的物资和费用极大。从物资运输的角度看，唐长安城已经“不得不依靠江南的供应”，而长安在军事上有利的地理特点反倒成为粮食运输上的障碍。日渐增长的江南财富若要运至长安，漕粮运抵关中，需经过黄河三门峡天险，运输不便，其结果就是“用斗钱运斗米”。这样的耗费之下，皇帝在歉收之年只好率领百官和百姓迁居洛阳，“就食江南之漕”。因为东边的洛阳，不仅地理位置“天下居中”，而且靠近漕河，又是江南运河的终点，这是洛阳地位优于长安之处。隋开凿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西可抵长安，东至大海，北到涿郡，南达杭州，目的就是为了控制江南从而控制全国的经济命脉。某种程度上，唐代从隋炀帝对洛阳城的营建中得到了极大的实惠，得益于江南运河更是自不待言。由以上分析可见，唐代设置的陪都洛阳，对京都长安在政治、经济、地理条件方面起到了充分的辅助作用，体现了独有的辅都特征，可以说，唐代“两京制”是我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独具特色的重大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