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帝国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汉唐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辉煌亮点，也是全人类的瑰宝。它恢宏的气度、博大的精神，历来被称作“雄汉盛唐”或“汉唐盛世”。“雄”是雄壮，汉代文化偏重于阳刚，不仅表现在汉代帝都的雄伟繁盛，而且凸显其崇尚军功和武力的帝都气象；“盛”不仅指国力的强盛，更指一种博大的文化胸怀，形成了一种万国来朝、和平交往的恢弘气象。汉唐时代雄浑昌盛、刚健有为、崇尚气节、宽容和平，以及兼容并蓄、对外开放的文化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菁华所在。历数中华文明的精髓，汉唐帝都文化犹如天上的北斗、地上的珠峰，代表了中华文化的最高成就。
一、汉代两京——雄伟繁盛的帝王之都
长安作为西汉王朝的首都，其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把我国的封建文明推向了一个辉煌灿烂的鼎盛阶段。长安是西汉王朝的象征，也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东汉时，以首都洛阳为东京、西汉旧都长安为西京，合称汉代两京。汉代长安、洛阳，互为犄角，互争雄长，两京雄伟繁盛的帝都景象彰显了汉代辉煌的历史。
（一）西汉壮丽繁荣的长安城
西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市西北。前202年，刘邦统一全国之初，欲建都洛阳，后为娄敬之谏，遂改都长安。汉高祖“七年方修长安宫城，自栎阳迁居此城，本秦离宫也。初置长安城，本狭小，至惠帝更筑之”[18]。汉代历传至孺子婴，凡220年之帝业，均在长安城之内，址本秦之离宫，高祖增修后由栎阳迁此，惠帝（刘盈）更广之，前194年修筑外郭城。《三辅黄图》记载西汉长安：“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19]由于长安城先有宫城后修郭城，因此郭城城垣随宫殿建筑群而曲折成形，北城轮廓像北斗星群的形状，南城轮廓像南斗星群的形状，便由此而得长安“斗城”的呼号。
汉长安城是我国历史上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三辅黄图》与成书较早的《三辅决录》，以及班固的《西都赋》、张衡的《西京赋》等，都记载了汉长安城的规模和城郭之制。据《三辅黄图》记载，汉长安的城墙“高三丈五尺（合今8.23米），下阔一丈五尺（合今3.53米），上阔九尺（合今2.12米）”[20]，四周十二座城门。各门均有三个门洞，每个门洞各通一条大道。中间一条道路称为“驰道”，专备皇帝行用。城内纵横交错，穿插于宫殿群和居民区之间，《三辅黄图》引《汉旧仪》记长安城：“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三顷，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21]长安城内“地皆黑壤，今赤如火，坚如石。父老传云，尽凿龙首山土为城，水泉深二十余丈。树宜槐与榆，松柏茂盛焉。城下有池周绕，广三丈，深二丈，石桥各六丈，与街相直”[22]。由此可想见，长安城规模之宏伟阔大，可谓一派繁盛景象；另有班固《西都赋》记载：“建金城其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23]《三辅决录》亦云：“长安面三门，四面十二门，皆通达九逵，以相经纬。衢路平正，可并列车轨十二。门三涂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右出入，为往来之径。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24]由此可知，汉长安城的十二座城门均与城内干道相通，反映了长安建筑物栉比鳞次和交通四通八达的盛况。雄伟壮丽的“斗城”与当时欧洲的罗马城遥遥相对，好像天上的两颗明星，闪耀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
汉长安城的十二城门，如果由东墙北头按顺时针方向数，其顺序是，东城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城覆盎门、安门、西安门；西城章城门、直城门、雍门；北城横门、厨城门、洛城门。对外通道是北墙的三座城门、东墙北门和西墙北门，其余七座城门是出入宫殿区的门护。其中宣平门是正门。长安城之城门楼，是在城墙阙口处两侧沿边密集排列木柱，柱下排石柱础，木柱上修筑城墙门楼。
汉长安城中有“八街九陌”[25]，主要指城内香室、华阴、夕阴、章台、尚冠、太常、炽盛、莫街等八条大街和宣明、建阳、昌阴、修成、黄棘、北澳、南平、大昌、陵里、戚里、函里等一百六十个巷里。张衡《西京赋》云：“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26]长安城开有柳市、东市、西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高市等九市[27]，其中柳、东、西三市为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处，设“旗亭”管理。
汉代统治者为了维护京师的安全，在城内驻有大量军队，使长安实际成为一座庞大的军营。首先，各城门设重兵把守，统率城门兵的都是爵位很高的皇朝亲信；其次有卫尉掌管宫门卫屯兵，卫士多达二万人，另有中尉兵负责巡察京师；最后，还有南军、北军专管卫护未央、长乐等重要宫殿。在未央、长乐两宫之间，有很大的武器库。豪华的宫殿群是汉长安的中心，仅长乐宫、未央宫两座宫殿就占了城内土地面积的一半。这一事实最好地说明了古代都城的设计和建设，是为皇家和最高统治集团服务的。
汉长安城金碧辉煌的宫殿建筑，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材料看，当时的建筑技术较前已有很大进步，出现了梁、档、轩、槛、楹、棼、橑等木结构建筑各部位的专门名称，较多地出现了多层高大建筑物。各宫殿间的道路，或用砖砌，或用石铺，路面整齐平坦。长安城较为著名的宫殿群有长乐宫、未央宫和建章宫。西汉初年，长安城只有长乐宫、未央宫。其中未央宫只能说是“制度草创”，略具规模而已，而长安城大兴土木是在汉武帝时期，刘彻大造宫苑，大兴土木之役，自武帝修建柏梁台之后，“宫室之修，由此日丽”，整个长安城繁华至极。都城内兴建了长乐宫以北的明光宫、未央宫以北的桂宫、北宫等；其中桂宫已作了勘探，宫平面作长方形，南北1 800米，东西880米。《三辅黄图》卷二记载桂宫在未央（宫）北，“中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玑为帘箔，处处明月珠，金陛玉阶，昼夜光明”[28]。又云：“北宫，在长安城中，近桂宫，俱在未央宫北，周回十里。高帝时制度草创，孝武增修之。中有前殿，广五十步，珠帘玉户如桂宫。”[29]太初元年，修建章宫，其宫阁、楼宇相连，规模宏伟，建章宫有复道天桥与长安城内各宫相通，其前殿规模超过未央宫，号称“千门万户”。
建章宫是在西汉中期国家富强、财力雄厚的情况下兴建的，因此其宏伟、奢华的程度都超过了未央宫。《三辅黄图》卷二记载，建章宫前殿建成后，可以“下视未央（宫）”。班固《西都赋》亦记载：“正殿崔巍，层构厥高，临乎未央。”[30]而未央宫高踞陇首山，“宫殿皆出长安城上”，由此可知，建章宫前殿真乃巍峨壮丽！建章宫不仅“营宇之制”超过了未央宫，而且以奢侈华丽著称，以至于东方朔曾规谏武帝罢淫侈说：“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瑇瑂，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樷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31]建章宫正门在南面，因为非常雄伟高大（高25丈，合今58.75米），故名曰“阊阖”，意即“天门”。又因其建筑装修以玉石为主，也称“璧门”。据《三辅黄图》卷二所记，其璧门有三层。从璧门进去，就是金碧辉煌的玉堂殿。玉堂内殿十二门，阶陛皆用玉石作成。又铸成五尺高的铜凤凰，饰以黄金，竖立在屋顶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如此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充分体现出汉武帝时期宫室建筑及殿内装饰的奢华气派。
此外，汉代长安修建了专供帝王游乐射猎的上林苑。此苑规模庞大，至武帝时已扩大到包括今长安、户县、周至几县的大部地区。上林苑是由宫殿、园林与大自然巧妙结合的皇家享乐的地方，既是规模浩大的植物园，也是古代著名的野生动物园。苑内栽植花木两千余种，放养无数珍禽异兽。班固《西都赋》说：“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32]就反映了上林苑的巨大规模。苑囿中建造了三十余所豪华的离宫别馆，弥山跨谷，处处皆有。可以乘辇而行的复道迤逦相连，长廊周遍苑中，沿着绵绵无尽的长廊和复道，就是走上一整天也走不到尽头，必须在中途住宿。那些精美的宫室建筑，有的高踞山冈，楼台亭阁层叠相累，耸入云天。有的室中涌出甘美的泉水，通流为川，自中庭而过。像这样的地方有数千百处，每处都有供奉天子的庖厨、宫女和臣僚。前120年，汉武帝在上林苑中开凿了周长40里的昆明池，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湖。池水由洋、滴等河引入，聚成大水库，然后流出，分别流经长安城内外，再注入渭河。修昆明池原为训练水军，也解决了漕渠和长安城内明渠的水源问题，使得汉长安城的用水系统臻于完善，但主要还是供皇家贵族享乐的风景场所。那里，茂树荫蔚，芳草被堤。各种小鸟沉浮往来，云集雾散。又以昆明池象征天河，池边雕立有两石人，左为“牵牛”（牛郎），右是“织女”。池中矗立着巍峨壮丽的豫章观（昆明观），登观眺望，壮丽如画的景色尽收眼底。
西汉长安城除了建筑的巍峨壮丽外，城市的繁荣也达到极点。西汉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工商业的发展也达到了新的高峰，当时的首都长安就反映了西汉工商业的繁荣情况：
长安周围的关中地区，沃野千里，农业发达，又有富庶的巴蜀以及以“畜牧为天下饶”的陇西诸地作为长安的贸易及手工业产品的供应地。《史记》云：“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33]所谓“玩巧而事末”，是指重视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风气。这些商业和手工业者，或因卖浆而聚资成千上万，或因经营五香胃脯而发家致富，出门者前呼后拥，连车列骑。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无盐氏，以放高利贷而“富埒关中”。此外，像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王君房、樊少翁和王孙大卿等，都是西汉一代的大富翁。故司马迁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34]可以想见，长安城更是财富集中，物质殷阗。
西汉长安城整个工商业都非常兴盛。手工业中最主要的如矿冶、木工、漆器、纺织、制革、丝绸、酿造等，较前都有了很大进步。以纺织业为例，汉王朝在长安设有东、西织室，集中了大量优秀工人，专门为皇家生产高级绞绢帛。民间纺织业更是竞放异彩，新技术也往往来自民间。据《西京杂记》载：“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巨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直万钱。”[35]由此可知，巨鹿（今河北平乡县）陈宝光妻能织葡萄锦、散花绫。大将军霍光妻把她召到长安织作。她用的织机有一百二十个镊子，六十天即可织绞一匹。这种能织图案花纹的技术，无疑是纺织业的新工艺。由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年两百余件丝绸衣物及残片看，当时已有绢、纱、罗、绮、锦等多种品类；从结构上分析，有平纹、提花、起毛锦等。其中一件素纱禅衣，长16厘米，两袖通长19厘米，重量却只有48克，真正达到了“薄如蝉翼”的地步，反映了西汉纺织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另有，班固《西都赋》中描写后宫装饰多有美玉：“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张衡《西京赋》也说：“翡翠火齐，络以美玉。流悬黎之夜光，缀随珠以为烛。”[36]翡翠玉作为一种珍贵的石料，其颜色明亮鲜艳，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被人们利用，到汉代作为装饰品使用已颇为盛行。
西汉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是全国各类物资最大的集散地，商业自然特别发达。商业活动集中在九个大市。《三辅黄图》载：“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37]经营的种类包括当地所产和从外地运来的丝绸、皮革、铜器、铁器、陶器、漆器、竹器、木料、粮食、酒以及各种牲畜、肉食、蔬菜等。汉长安城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以丝织品等多种商品运销西域各国。汉文明通过这条历史性的商路得到传播。张衡《西京赋》云：“郭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38]由此说明市楼是多层建筑物；有九个市场，路西六个，路东三个，每个市场都有围墙，市场中还有高达五层的楼房。班固在两都赋中，也描绘当时长安的贸易盛况说九个市场开业，货物分类排列，热闹拥挤，人难以转身，车不能掉头，城内闹市喧哗，沿街市肆陈列，路上烟尘四起，高接云天。街市的繁荣可想而知。
西汉末年，宏丽繁华的长安城焚于兵火，东汉政权迁移洛阳。但长安仍作为政治、军事重镇而存在。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继西汉之后经济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长安城出现了再度繁荣的盛况。
（二）东汉洛阳城
洛阳成为东汉的帝王之都，缘起于杰出的政治、军事家光武帝刘秀。当时的大史学家班固在《东都赋》中有一段铿锵有力的文字：“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尔发愤，应若兴云；霆发昆阳，凭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39]这里热情地歌颂了刘秀叱咤风云、镇定乾坤、称帝洛阳的业绩。
洛阳作为东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160多年之久，是在周城和西汉河南郡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位于今洛阳老城以东12公里的地方。东汉洛阳城为南北长，东西宽的长方形。如登上邙山向南俯瞰，整个轮廓至今依稀可见，那逶迤巍峨的残垣犹似峰峦，绵延如带，显得规模雄伟，气势壮观。据古籍记载[40]，营建都城时，对供水排水问题也有周密考虑。当时引谷水沿邙山脚下西来绕城一周，并引渠数条注入城中，然后东流与落水相汇。这不仅可作防御工事，而且使都城增添了山水秀丽的景色，也便于农田灌溉。无疑它应是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一项创举。
关于京都洛阳四面城门建筑情况，据《后汉书》载，四周有十二门，其中洛阳城南门即“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从出，门之最尊者”[41]。可见正阳门北连宫城，南接宗庙社稷，是皇帝隆重出行的必经之门，因此在十二城门中最为尊崇。并且在门前置有铜铸天禄（怪兽）和吐水蛤蟆，以此增添城门的威严和光彩。上西门建筑也很别致，不仅加以精雕细刻，涂染红漆，而且设有铜玑和玉衡，象征国家如日月五星一样永恒长存。其次，十二城门都有门亭，如夏门外有万寿亭，雍门外有夕阳亭，还有都亭等，以作为防卫和官员驻足之用。
东汉洛阳宫城建筑，当时分为南北两宫。南宫与北宫间筑有长廊式的大屋，并筑三条复道，规模宏大，供皇帝和从宫南北往来。蔡质《汉官典职仪》记录南北两宫“相去七里”，即洛阳城内北宫北垣至南宫南垣之间的距离。整个宫城平面清晰地凸显出“吕”字形。故《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云：“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42]此处，铺叙了洛中冠带往来，第宅宫阙之众多壮丽，尤其是洛阳宫城中南北两座宫殿遥遥相望，而宫门上供人瞭望的城楼足有百余尺高。由此可见，洛阳都城中帝王的宫殿建筑之宏伟阔大。
南宫是皇帝及群僚朝贺议政的皇城。建筑布局整齐有序，宫殿楼阁鳞次栉比。从史料记载得知，宫内其主体宫殿坐落在南北中轴线上，自北而南依次为：司马门、端门、却非门、却非殿、章华门、崇德殿、中德殿、千秋万岁殿和平朔殿。中轴线东西侧各有两排对称的宫殿建筑。西侧两排自南而北依次排列，东排为鸿德门、明光殿、宣室殿、承福殿、嘉德门、嘉德殿、玉堂殿、宣德殿、建德殿；西排为云台殿、显亲殿、含章殿、杨安殿、云台、兰台、阿阁、长秋宫、西宫。东侧两排，西排为金马殿、铜马殿、敬法殿、章德殿、乐成门、乐成殿、温德殿和东宫；东排为侍中庐、清凉殿、凤凰殿、黄龙殿、寿安殿、竹殿、承风殿和东观。中轴线两侧的四排宫殿与中轴线平行，使中轴线上的建筑更加突出和威严。这南北五排建筑若与中轴线直交的横向排列，又可分为八排。这样，每座宫殿建筑的前后左右都有直道与其他宫殿相通。因此俯视南宫地面，会看到一个格子形的布局，突出地表现了汉代宫城建筑规整、对称的艺术风格。东汉时的中央政权机构已相当健全，这鳞次栉比的南宫宫殿建筑群即是最直观的说明。它们的建筑除了显示皇家博大宏伟的气派之外，也是庞大的政府机构各职守司职的需要。在宫城四面正门外筑有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阙。朱雀阙最为宏伟壮观，“偃师去洛阳四十五里，望朱雀阙，其上郁然与天连，是明峻极矣”[43]。远在四十五里外的偃师遥望朱雀阙，其上宛然与天相接，此情此景，堪称东汉洛阳之奇观。
北宫主要是皇帝及妃嫔寝居的宫城，地位比南宫更加重要，因而建筑极尽奢华气派。张衡在《东京赋》中描述：“逮至显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阳。启南端之特闱，立应门之将将。昭仁惠于崇贤，抗义声于金商。飞云龙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建象魏之两观，旌六典之旧章。其内则含德、章台，天禄、宣明，温饬、迎春，寿安、永宁。飞阁神行，莫我能形。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冽清。鹎鶋秋栖，鹘鸼春鸣，鴡鸠鹂黄，关关嘤嘤。”[44]可见，明帝借助前代的兴盛，大兴土木，翻新了崇德殿，又建造了德阳殿。南边开了闱门，北边修了神虎门。门上立阙，表示按祖宗章法修成。四门之内，则有含德、章台、天禄、宣明、温饬、迎春、寿安、永宁八座宫殿。这些宫殿之间驾着飞阁。人不必在地面上走，而像神仙那样在天上（指天桥似的飞阁）行走。由此可知，北宫不仅有连楝祟楼高阁，而且是风景秀丽、花香鸟语的地方。北宫的宫殿少于南宫，建筑也没有南宫的规整和对称。坐落在中轴线上的建筑依次为：温饬殿、安福殿、和欢殿、德阳门、德阳殿、宣明殿、朔平署、平洪殿。中轴线西只有半排建筑，自南而北分别是：崇德殿、崇政殿、永乐宫。崇德殿南有两门：东金商、西神虎。两门南面有两观：东增喜观、西白虎观。中轴线东有两排建筑，自南而北分别依次是：西为天禄殿、章台殿、含德殿、寿安殿、章德殿和崇德殿；东为永宁殿、迎春殿、延休殿、安昌殿、景福殿和永安宫。德阳殿是北宫正殿，“殿南北行七丈，东西行三十七丈四尺”[45]，德阳殿内能容纳一万多人，由此可见其阔大宏伟。
汉代宫廷建筑，非常重视庭院大门。大门不但宽阔，而且两侧立有高大的石阙。石阙之上，往往有观。观是一种建在几丈高的高台上的建筑，可以远望。德阳殿门阙高耸入云，“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画屋朱梁，玉阶金柱，刻镂作宫掖之好，厕以青翡翠，一柱三带，韬以赤缇。天子正旦节，会朝百僚于此。自到偃师，去宫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阙、德阳，其上郁律与天连”[46]。由此可见，德阳殿是北宫内规模最大的建筑，建制颇似西汉末年未央宫前殿，在东都宏伟建筑中壮丽无比。新建成的德阳殿，台阶高二丈，花纹石作坛，白玉砌台阶，黄金铸成的柱子镂刻着三带缠绕的花纹，并套以橘红色，屋内的墙壁上画着优美的图案，红漆梁上镶嵌着青色翡翠，并引洛水注于殿下，当时人称“珠帘玉户如桂宫”，实不为过。每年正月初一，皇帝亲临德阳殿庆贺。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郡吏，蛮、貊、羌等少数民族使节，宗室百僚计万余人前来朝贺。庆典之时，百官上寿，皇帝赐群臣以酒食，奏九宾乐曲，表演杂技魔术，共度升平之乐。
关于都城内的街道布局，《汉宫典职仪》载：洛阳有二十四街，每道街设有二街亭。但其方位布局未见记载。至于城市的官署、寺狱和里宅，自然一定星罗棋布。如太尉府、司空府、洛阳寺、若庐狱等，还有河南郡，洛阳县的治所、东宫和西宫都设在都城以内，宫城以外。洛阳城外主要建筑，《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二年（26）正月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高庙即明堂，位于平昌门外直南大道东侧。张衡《东京赋》说：“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规天矩地，授时顺乡。造舟清池，惟水泱泱。”[47]其建筑为重檐大屋，外开八门，内隔九室，寻其基构，乃“上圆下方”的形状[48]。周围起土作沟堑，以流水环绕。经勘察可知占地面积东西386米，南北400米，周围筑高墙，中心为一直径60多米的圆形建筑。名堂左边筑辟雍，位于开阳门外大道东，是皇帝行礼的地方。经勘察得知，占地面积170米见方，四面各筑一门，中心为边长45米的方形建筑。明堂右边筑灵台，位于开阳门外大道西，是祭祀天地之神，观测天象的所在。经勘察可知，遗址范围长宽各约220米，周筑墙垣，中心为一座残高8米，底部长宽各约50米的台基[49]。据记载，灵台“高六丈”[50]、“上平无屋”，与现存迹象大体相合。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一座天文观测台遗迹。在城南还于建武五年（29）十月“初起太学”[51]，位于开阳门外以南八里。经勘察可知，围墙范围，南北长220米，东西宽150米，其内布列着一座座长数十米的房屋，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所学堂。另外还有胡桃宫，在都城西南广阳门外[52]，想必是招待四方夷族和外国使臣的地方。中平二年（185）在西园内造万金堂[53]，用以贮藏卖官所得赃物。
东汉时学术发达，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因此都城内外设立了不少藏书馆、学术研究和宴乐的场所，如东观、白虎观、平乐观、四百尺观等。东汉洛阳官僚贵族密集，他们为了满足穷奢极欲的生活，在城内外修筑了许多园林，有离宫果园、显阳苑、鸿德苑、灵昆苑、东西毕圭苑、芳林苑，西苑等。这些苑囿占据了农民大片土地，其内山水楼阁，奇花异草、珍禽奇兽，无所不有。
由以上概况可知，当时都城的建筑规模是极其宏伟壮观的。它在封建社会城市发展史上，达到了空前完备的程度，因而也更加适应封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防御的需要。这一切，都明证了东汉京都洛阳的壮观繁盛是劳动人民用心血凝聚而成的人间奇迹。
（三）工商业发达的东汉洛阳都会
东汉洛阳城工商业高度发达，再现了整个都城经济的繁荣盛况。洛阳“工商业区有南市、马市和金市。南市和马市都在城外，前者在南郊，后者在东郊，金市在城内，其位置在北宫的西南，南宫的西北”[54]。明帝永平五年（62）于城东又设立了粟市，位于城外的三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城外所建的三个大市场，商店鳞次栉比，繁荣昌盛，商贾云集，盛况空前。
汉代洛阳的冶铁业比以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矿冶技术发达，冶炼产品种类丰富。汉武帝时用“洛阳贾人之子”桑弘羊等主管盐铁事务，弘羊，为京都洛阳贾人之子，他善于“心计”（不用筹算），“三人（孔仅、桑弘羊，东郭咸阳）言利事析秋毫”。[55]汉武帝时京都洛阳一些财政经济制度，大都由桑弘羊参与制定。因此桑弘羊由冶粟都尉领大司农，进而升迁为御史大夫。随着炼铁技术的发展，冶铸技术也得到迅速提高。汉代洛阳不仅广泛冶铸生产工具，而且扩大到冶铸兵器和生活用具。因此在遗址和墓葬中便大量出现用于开矿的锤、锲和用于农业生产的镢、铲、锄、铧等，在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方面有钉、釜、炉、剪、镊、火钳等。其中的十二支铁灯，高达72厘米，制作精巧，造型别致，是汉代洛阳铸件技术水平的典型之作。[56]至于兵器，这时出现了长剑、长矛、长戟、大刀，从而逐渐代替了铜制兵器。汉赋中也颇多涉及，比如兵器种类：铤，铁把短矛。东汉洛阳不仅是一个发达的工商业都会，一些震惊世界的发明创造和许多新技术的推广也多产生于此。《后汉书》记载：“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57]当时全国共有八郡设工官，河南郡是其中之一。一面王莽时期的铜镜上，有“新作大竟，幽律三刚，铜出徐州，师出洛阳”等字样，由此说明洛阳在铜器制作方面的名师巧匠技艺高超，驰名全国。从洛阳出土的西汉铜器来看，有壶、钫、盘、盆、勺、卣、盉、杯、匜、熨斗、铜镜、熏炉等，型制多样，花纹细致优美，工艺精巧，这种高超技术的出现并非偶然，是继承和发展传统工艺的结果。
东汉洛阳的商业极为发达，居民多弃农经商。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云：“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58]所谓浮末、游手，即指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人。洛阳浮末比农夫多十倍，虚伪游手比浮末又多十倍。由此可知，汉代京都游手伪巧，充盈都邑；王莽时实行“五均”、“六管”，改全国的重要商埠为市，洛阳城内设“中市”，管理商市的长官叫五均司市师。东汉设洛阳大市，有市长一人，丞一人，属吏三十六人，啬夫十一人，斗食十人，楫棹丞一人，主管船舶，别有水官主水渠，尚有六人主管马市。可以想见，当时洛阳市面上的店肆商贩呈现出比比皆是的繁盛景象。当时洛阳富豪极多，“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59]，如史书中记载光武郭皇后“京师号（郭）况家为金穴”，郭况乃郭皇后弟，“况迁大鸿胪，帝屡数幸其第，会公卿诸侯亲家饮燕，赏赐金钱缣帛，丰盛莫比”[60]；其他官僚贵戚，也无不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富商大贾竟然达到了“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61]的富有程度，京都如此繁富景象，无不呈现出一派奢侈浮华之风。京都洛阳人巧伪趋利，喜为商贾，不好仕宦，汉灵帝也相从而习，他穿上商贾的服装在后宫摆商肆，让宫女们充当贾贩，更相盗窃争斗，引以为乐。这种偏爱经商发财，不重道德，不好做官的民俗，真实地呈现了京都洛阳商品经济发达的景象。洛阳之所以工商云集，店铺林立，是因为这里具有强大的购买力，这与京都洛阳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发达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经营货物种类也是无奇不有，从王充“尝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62]，可知市内有书肆。由于外交家班超出使西域，疏通了中西之间的贸易往来，通过“丝绸之路”到达洛阳经商的客人不仅有来自各州郡的，而且有来自边疆少数民族和国外的商人。东汉洛阳设置有胡桃宫、蛮夷邸，是招待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的居所。古代史书中有不少记载洛阳有“伏波类西域贾胡”[63]，还提到梁冀“起菟苑于河南（洛阳）城西，经亘数十里……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64]。如此种种皆说明了西域商人直接来到洛阳进行经商活动，由此可知，洛阳当时既是国内最繁华的商业都会，也是对外贸易的集散地。
二、唐代两京——鼎盛发展的帝都盛世
（一）西京长安
唐代京都长安是沿用隋大兴城的旧规模，并不断扩建和修建的，因此，唐长安城比隋大兴城更加宏伟壮丽。京都长安的宏伟壮丽，反映了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景象，这里有高度发展的手工业，繁荣的商业贸易。长安，不仅是唐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的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市，它占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
唐朝建国（618）后，将隋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城”。对于原来大兴城的建制、规模、街道、坊、市等的基本布局，没有太大的改革，但有不少修建和扩充。从隋到唐修筑郭城的工程，一直在陆续地进行，直到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工程才算终止。经过了约半个多世纪造就了这座雄伟壮丽的城市。它不仅成为当时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由于和外国的往来关系更加发展，它就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唐代长安城的宏伟规模，充分呈现出唐人高度的智慧和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高度发展。根据考古工作者的实测，长安外部城东西宽9 500米，南北长8 470米，周长35.5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垣之一。每个城门洞上都矗立巍峨的城楼，叫做“观”。全城东、南、西三面，每面有三个门，东面有通化、春明、延兴三门；南面有启夏、明德、安化三门；西面有开远、金光、延平三门；北面是禁苑，故不在城门之列。因此，有所谓“九门各施观”的记载。城门筑“观”，显得格外壮观。
唐代京城中的街道，方向端正，排列笔直，修得整齐宽敞，活像一块棋盘。道路两旁，均有水沟，并种植槐树和榆树，真是绿荫成行，豁达壮观。唐长安城中共有110坊，以朱雀大街为界，划分长安、万年两县，街东归万年，街西归长安，两县各分管55坊。各坊大部分是东西长，南北窄，呈长方形。坊的大小也并不整齐划一，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规划。如皇城与宫城东西侧的诸坊，面积较大，显得宽敞阔大，更加烘托出皇城与宫城的雄伟。
整个唐长安城可分作三部分：宫城、皇城，外郭城。最北为宫城，是皇帝、后妃和太子所住的地方。宫城内有太极宫（隋称大兴宫），也就是唐长安宫；另外还先后修建了大明宫、兴庆宫，都是皇帝生活的地方。这三组宫殿，由于太极宫位置在西，称为“西内”；龙首原上的大明宫，位置在东北，称为“东内”；春明门内的兴庆宫，位置在东南，称为“南内”，总称为“三大内”。太极宫是三大内中规模颇为宏伟庞大的宫殿群，共有大殿十六座，在承天门至玄武门之间有太极殿、两仪殿、延嘉殿、甘露殿、承香殿等五座大殿，其中太极殿为正殿，这一组大殿构成了太极宫建筑的中轴。在太极宫东边，是太子居住的东宫，西边是妃嫔居住的掖庭宫。另外太极宫内还有其他许多建筑物，如中书省、门下省、宏文馆、望云亭等。大明宫是在唐贞观年间创建的。自从大明宫扩建以后，唐高宗以后的唐朝皇帝都经常住在大明宫。除了有些朝廷大典，如皇帝即位葬礼、婚礼等，仍在太极宫举行外，政治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大明宫。太极宫失去了它原来的主要地位。大明宫取代了太极宫为中心的旧宫殿区。唐开元年间，又建造了兴庆宫，这是一个以园林为主体豪华富丽的建筑区。兴庆宫内有兴庆殿、沉香亭和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等许多建筑，其建筑比太极宫、大明宫更奢华。除了这些主要宫殿建筑外，唐王朝还在长安城背面设有上林苑，即禁苑，其范围东到灞、浐，西至汉城，北抵渭水，南接京城，东西27里，南北33里。禁苑是专供皇帝游猎和娱乐的场所，周围有墙，里面修建有华美的离宫、别宫、楼台亭阁、池、球场等；供皇帝游乐的地方还有城东南隅的曲江芙蓉园，是当时享有盛誉的风景游乐胜地。
长安城内的宫城“东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其崇三丈五尺”[65]。宫城的南边为皇城，是大唐帝国政权机构所在地。皇城“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长三里一百四十步，周十七里一百五十步”[66]。皇城南面的正中门是朱雀门，它北与宫城的承天门，南与外郭城的明德门相对，城内南北庄街，东西七街，其间并列着尚书省、宗正寺、御史台、鸿脯寺、都水监、太仆寺、司农寺、大理寺等专供百官办公之用的衙署。皇城的南边叫外郭城，也叫京城或罗城，它从东、南、西三面把宫城和皇城包围（罗）起来，所以叫做罗城。外郭城是市民或官僚的住宅区，也是商业区。唐长安城的宫城占全城总面积的3.7%，皇城约占6.3%，外郭城约占63.8%，其他面积为道路、河渠等设施所占。这种规划，比汉长安城的规划宫殿占三分之二以上，有很大的发展。
唐代长安城除了规模宏伟壮丽的建筑外，其经济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帝都长安的繁荣景象就诠释了这一点。长安城里有高度发展的手工业和繁盛的商业贸易；有四通八达的交通；有从边疆各地聚集而来的少数民族，也有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而来的外国使者、教士和商人等都聚集京都，共同创造了唐代长安城的繁荣盛况。
唐代手工业工人继承并超过了前代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丝织品种类繁多和印染技术的提高和新创。长安城内不仅有全国各地运来的大量丝织品，还有皇宫和民间织造的丝织品。《旧唐书》记载：“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67]少府监有绫锦坊巧儿365人，内作使续匠83人，内作巧儿42人。皇宫内的这些绞工巧匠都是训练有素的、或祖传的巧儿，能织作各种高档的丝织品。《旧唐书·五行志》又记：“中宗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且中宗景龙二年（708），“自安乐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68]可见，此类丝织毛群在京城内广为流行。此外，银条纱是一种无花纹而又极轻薄的纱，也是一种传统的轻容的丝绸，长沙马王堆已有出土物，唐朝又有进一步发展。《新唐书·李石传》里所说的杨贵妃穿的金乌锦袍，可能就是一种轻容的丝织品。而这种名贵的丝织品到唐后期，长安的“富人家时时有之”，说明盛唐时期皇宫内很少的东西，到中唐以后，已普及到一般富人之家，反映了唐代丝绸业的不断进步。另外，在唐代长安城的印染工艺、陶瓷手工业（唐三彩）、金银作工等都有所创新，其制作技术上都有所发展，在当时甚为风行。
长安城不仅有高技术的手工艺品，而且还有繁盛的商业贸易，东、西两市是中外商品荟萃集中的地方。市场内商品的种类繁多，因此，“行”也很多，所谓“三百六十行”。长安西市有衣肆、坟典肆、药材肆、波斯邱、秋辔行、绢行、秤行、麸行、帛行等各种行业，商业活动比东市繁盛，外国商人也多在西市活动。东市的商业也很繁盛，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三年（843）六月二十七日条记：“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余家。”[69]可见长安市里店铺之密集。长安城里商家和货物之多，由此也可推想京都商业活动是非常繁盛的。
由于京都长安商业的繁盛，出现了专为大商人存放钱币的柜坊，有似今天的银行或钱庄。不同之处是存钱人不但得不到利息，还得付存放费。还有邸店（如波斯邸），是专供商人存放货物之处。寄附铺大概就是寄卖所。飞钱似今天的汇兑，是一种简便的汇钱方法。在《太平广记》、《开元天宝遗事》、《中朝故事》等书中，还记载了京城中巨商邹凤炽、王元宝、刘子逸、李明、杨崇义、郭万金、王酒胡等人的轶事，说他们富比王家，如《太平广记》记载长安富商邹凤炽之富：“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70]此类富商大多从事多种经营，涉及多种行业，甚至可能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另有唐末长安巨商王酒胡曾经纳钱30万贯，助修朱雀门。之后因为在安国寺扣钟，于“西市运钱十万入寺”长安巨商王酒胡[71]，单只是助修朱雀门和捐给安国寺的钱就有40万贯，几乎相当于唐政府一年的茶税。可见唐京都巨商资财多在数百万贯，其财富之丰厚非同寻常。长安商业的繁盛，还出现在东市、西市之外，如一些坊曲，也有不少小商贩、手工业作坊和出租供人居住的旅舍。如长乐坊出美酒；崇仁坊多乐器店，以南北二赵家的最好；延寿坊多琢玉家；辅兴坊出胡麻爵，胡麻鲜即芝麻饼。白居易《寄胡饼与杨万州》诗云：“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72]长安城内长兴坊有毕罗店，毕罗店是卖抓饭食品的店铺；胜业坊有推小车卖蒸饼的；颁政坊有馄饨曲，曲是中的小巷，馄饨曲就是指集中卖馄饨的地方；靖恭坊的毡曲，大概是制造毡子的作坊的集市地点，等等。在万年县的兴道坊、务本坊、长兴坊、靖安坊、亲仁坊、永乐坊、宣平坊、崇仁坊及长安县的布政坊、崇贤坊、延寿坊等，都有旅舍、寄舍、旅馆、旅邸等一类房屋。唐宣宗大中九年（855），来长安城的日本僧人圆珍，曾在崇仁坊（皇城东）的王家店和春明门附近的高家店住宿。但这些只能是方便权青和富商，对于一般文人来说在长安城也确实是居之不易的。
长安城商业的繁荣是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联系在一起的。陆路交通有分别起始于长安城的四线：东路线、西路线、南路线、北路线。据《唐六典·驾部郎中员外郎》所记，全国有官驿1 639所，其中水驿站260所，陆驿站1 297所，水陆相兼驿站86所。[73]长安国际交通也很发达。许多外国商人，其中大部分是中亚细亚人、波斯（今伊朗）人和大食（今阿拉伯人），从陆海两道都可以到达长安。陆路：葱岭以西各国，从中亚经过新疆，取道甘肃的敦煌来到长安，即所谓“丝绸之路”。海路：波斯、大食的商人，从波斯湾经过现在的印度、马来亚、越南到中国，由广州北上，经洛阳到达长安。这一路的商人特别多。这些商人带着从南洋买来的香料、药物、珠宝，卖给中国的官僚贵族，然后换回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回国，有时也购买中国出产的珠宝。其中一些人就在长安城开设店铺，有的人在京都作官，也有不少人定居在长安。东方各国，如新罗、日本的使臣、留学生和学问僧、商人等，也冒着大海的惊涛骇浪，从登州，或扬州、泉州、楚州，来到长安。其目的在于学习唐代先进的科学文化或佛道哲学。在中国东海、黄海沿岸，有不少新罗人居住，被称为新罗坊。因此，唐代长安是当时著名的国际都市。
长安还象征着大唐各民族的和谐融合。唐朝采取积极对外开放的政策，加上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外族人来唐，在一定程度上给大唐京都增添了一道厚重的异域色彩。在长安城内住有许多少数民族商人和其他外来人员；在唐京都朝廷内人任职的有外来民族的将领，在国子监读书的有少数民族的子弟；在文艺界活动的外来民族的艺术家、音乐家、诗人等，充分表明了唐代国内各民族密切联系，共同创就了唐代长安的繁荣气象。
（二）唐代东都洛阳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朝代。从其建立起（618），到安史之乱止（755），是它的极盛时期。洛阳在唐贞观六年（632）号洛阳宫，显庆二年（657）曰东都，光宅元年（684）曰神都，神龙元年（705）复曰东都，天宝元年（742）曰东京，上元二年（761）罢京，次年，复为东都。在盛唐时期，有五帝在洛阳居住达42年之久，其中武则天居洛有30余年，称帝后，改唐为周，即以神都为国都，这是洛阳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
唐代东都城始创于隋大业七年（605）。隋末的战争使洛阳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唐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平王世充，“命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及阙”[74]，宫城内建筑业遭到破坏。唐东都仍因隋制，宫城、皇城如故，总体布局无大变动，只是缩小了御苑的范围，增高了郭城，城门和宫殿等名称亦有所改变，而变革最大的是宫城的建筑。
唐代是洛阳最繁荣昌盛的时期。唐太宗、唐高宗，特别是武则天，对东都城多次重修扩建，使东都城不仅恢复隋时面貌，而且超过原有的规模。其中最负盛名的要算唐高宗上元中（674—675）修建的豪华壮丽的上阳宫和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建造的高出重霄的明堂（又称万象神宫）。上阳宫是唐高宗在宫城以外所筑。《资治通鉴》记：调露元年（679）“司农卿韦弘机作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制度壮丽。上阳宫临洛水，为长廊亘一里。宫成，上徙御之”[75]。可见其景色万千，一派富丽景象。上阳宫内部建筑情况，在《唐六典》内记述甚详，除正殿观风殿外，在成化院内有甘露殿、麟趾殿，在本枝院内有丽春殿、芬芳殿，在玉京门西有客省院、荫殿、翰林院等。王建《上阳宫》诗云：“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画阁红楼宫女笑，玉箫金管路人愁。幔城入涧櫈花发，玉辇登山桂叶稠。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76]从上阳宫的建筑命名：宫、院、殿、楼、亭、阁、台、观等建筑来看，属于离宫园苑，其宫殿之壮丽，园苑之华美，真可谓世间胜境。上阳宫作为唐代帝都洛阳城的地标性建筑，承载了帝都运作于此的实用功能和帝都代表的象征含义，洛阳的天子宅第地位赋予了上阳宫帝王东巡执政的实用价值，同时也赋予了其彰显王朝威严宏伟的特殊意味。上阳宫后来成为唐代洛阳的主要宫殿，高宗末年常居此殿听政，武则天也长期在此主持朝政。唐人李庾的《东都赋》曰：“上阳别宫，丹粉多状。鸳瓦鳞翠，虹梁叠壮。横延百堵，高量十丈，出地标图，临流写障。霄倚霞连，屹屹言言。翼太和而耸观，侧宾曜而疏轩。”[77]由此赋可知，上阳宫的建筑尤为宏丽高大，雕梁画栋之精丽，无不凸显其华贵之气。唐高宗晚年，武则天临朝执政，后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据《资治通鉴》载，684年，“改东都为神都，宫曰太初”[78]；688年，“于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如西庙之仪”[79]；690年，“立武氏七庙于神都”[80]。这就标志着洛阳是第一政治中心，接着开始重建显示帝王权威的宫廷正殿。垂拱四年（688）建立了规模宏大的明堂，“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81]，“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橕藉以为本。下施铁渠，为辟雍之象。号曰万象神宫”[82]。此后，武则天不断在万象神宫举行大典，受朝贺、布政、飨群臣、赦天下、受尊号。由此可见东都城的巍峨壮丽，一派帝都景象。另外，在延载元年（694），“武三思帅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纪功德，黜唐颂周”[83]。四月，“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84]。万岁通天元年（696）三月，“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规模率小于旧。上施金涂铁凤，高二丈，后为大风所损，更为铜火珠，群龙捧之，号曰通天宫”[85]。神功元年（697），“铸九鼎成，徙置通天宫。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余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图山川物产于其上”[86]。这些高大宏伟的建筑，座落在宫城的中轴线上，从建筑设计上突出了大唐帝王的唯我独尊。这时的洛阳，从都城的规制营建来看，达到了鼎盛时期，是城市发展前所未有的一个巅峰，它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