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
（三）
（四）
征引与参考书目
甲档案、官书与文献汇编
乙专书
丙论文
丁中文报纸杂志
戊曰文
己英文
索 引
序 一
王家俭先生早年关于魏源《海国图志》等著作，提出世界知识与经世思想的问题，对学术界影响至为深巨。王先生兹凭借其二三十年来的研究，对19世纪中国水师及海军，以李鸿章创立北洋舰队，建筑船坞、基地以及培养训练人员等为主要个案，洋洋数十万言，蔚为一巨著。王先生对19世纪西洋海军之技术、设备，极为熟悉。兹则就李鸿章建立舰队之背景与经过，以及所牵涉到之财政制度与政治问题一一详论，深中竅要。笔者三读此书校样，凡笔者所能想到的问题，本书皆已有精详的解答；凡笔者所能想到的史料，如当时人的文集、日记、自述，以及英国外交部及海军部档案，王先生皆已细心利用。兹仅就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的政治地位问题，略作讨论，以供读者参考。
李鸿章（1823—1901）于1870年受命为直隶总督，这当然是省级官职。但是他又具有若干中央政府的职能。直督负有保卫畿疆的责任。李鸿章的淮军在直隶境内，有三十余营（每营约五百人）驻天津保定，及天津北京之间的杨村、河西务等地。(1)李氏受命为北洋通商大臣，长驻天津（仅于冬间津河冰冻时在保定），接见各国公使，并随时与总理衙门联系。1874年日本犯台湾，李氏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任务包括山海关、辽东、山东等口岸。1879年日本并琉球，对朝鲜的威胁已显明。李鸿章筹款购置英德战舰。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立。在这中间，1885年清廷设立海军衙门，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出任总理海军事务王大臣，李鸿章与庆郡王奕劻为会办大臣。此项兼职，亦表示李鸿章有中央官的职能。
但是李鸿章虽然有北洋通商大臣、督办海防、会办海署等职务，在筹措款项时，必须有朝廷的准可，以及受命协济款项的重要督抚的合作。李鸿章的淮军，在1891年左右每年收入约220万两，由已有谕旨立案的下列各省厘金和海关关税接济：江苏藩库及湖北军需局（主要都是厘金），及江海关和江汉关的洋税。(2)光绪元年（1875），总理衙门为海防筹款，曾与户部协商，奏准由下列各省关每年共筹400万两，分解南北洋为“海防专款”：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福建等省厘金；粤海、闽海、浙海、山海等关的“四成洋税”。但是因为当时各省关尚有更紧迫的应解之款，如惠陵工程（营造同治皇帝的陵墓），京饷（径解户部的要饷），以及西征协偿项目（提前供应左宗棠用兵新疆所需各省协饷，及各海关奉户部命分期偿还左宗棠所借洋债）。结果虽经李鸿章向各有关督抚呼吁，而海防专款解到北洋的，1875—1880年六年总共仅为应拨原额之30%；1881—1884年每年为应拨原额的51%—53%。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户部原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总额400万两全归该衙门，李鸿章的北洋海防经费改为由该衙门发给。结果，北洋海防经费实收略有增加：1885—1886每年实收原额的71.5%；到了1887—1888年，每年所收则降到原额的56.7%。1889年北洋海防经费实收仅为原额的48%，但1890年增为原额的69%。是后一直到中日曱午战争（1894），北洋海防经费每年仅能维持原额的63%。
李鸿章如何利用上述款项购置英、德制之军舰，派遣福州船政局的优秀毕业生出洋深造，设立水师学堂，同时建立旅顺船坞，以供铁曱战舰维修之用，又经营大沽、威海卫等基地，建筑炮台？本书提供关于这些问题的定论。王先生同时也注意到设立海军衙门之年，也就是清廷决定大修园囿之年。起初是重修北京紫禁城内的三海（即今日犹存的中南海及北海）。醇亲王于总理海军衙门之外兼管神机营。三海工程也由他主持（实际上乃由奉宸苑郎中立山总办）。三海工程于1885年动工，1888年修竣，费用高至586万两，其中挪用海防经费总数为140万两。接着慈禧太后要修建颐和园，工程处亦由醇亲王主持。颐和园的修建，自1888年开始至1895年尚未竣工，已用巨款1153万余两。其中由海军衙门拨款及该衙门报效共计92200两；而利用海军名义而设之“海防捐”及“海防新捐”（本书398页），计共达465万之多。李鸿章亦不能不为太后服务。先是，于1887年李鸿章曾应醇亲王之托，为三海工程向天津礼和洋行（名义上为德华银行）借款98万，奏准由闽海、江海两关分年发还——这是李鸿章第一次放弃他自定的不借洋债的原则。同年李氏在北京时（他每年都去北京至少逗留旬日），醇亲王要他写信给全国富庶之区的督抚，希望能集资200万两为“万寿山工程”之用。李氏当时以“恐难办到”为词，婉却其要求。但是，第二年醇亲王再来函催促，李氏乃作函与两江、两广、湖广、四川等省督抚，强调慈禧的丰功伟业，及光绪皇帝“为母后建园祝嘏之孝，……凡在臣子，敢不仰体圣主之心？”这次集款以“筹备海军用款”为名，连同直隶本省的20万两，共收260万。可惜的是这些资源不能用于续购船舰。1891年，户部为了借拨园工的压力（以及当时户部尚书翁同龢对海军之缺乏认识且对鸿章不同情），奏准明令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即将所省（现）银，解部充饷。北洋舰队自1888年成立后即不添一船；而日本即在此时添购新舰新炮。后来曱午战争的大东沟海战中，华舰不如日舰之速，为致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李鸿章如果坚持添购新舰，便是与颐和园工程直接竞争。这可能是他当时的一个主要考虑。太后他是不能得罪的。（本书403页）
1886年5月，醇亲王奕▌巡阅北洋海军，到天津传见淮军将领及水师提督丁汝昌并接见各国领事后，出海巡视，到旅顺、烟台往返十余日。在烟台并曾接见英、法海军高级军官。李鸿章（丙戌四月随醇邸巡海呈教）诗云：(3)
雕弓玉节出天阊，
士女如山拥绣裳。
照海旌旗摇电影，
切云戈槊耀荣光。
佽飞禁旅严千帐，
罗拜夷酋列几行。
德协谦尊齐赞颂，
力辞黄屋福威扬。
万千气象蜃楼高，
忽地齐烟涌六鳌。
慈佛护持看献瑞，
仙舟共济敢辞劳。
自怜坚壁心偏苦，
却愧屯田 诏屡褒。
无限临岐依恋意，
漫吟潭水答云澈。廿五送至北运河祧花口而返。蒙诵“祧潭千尺”之句为别。
次年（1887）鸿章在北京时曾阅看昆明湖水师操演，有四首七言律诗呈醇亲王（外有五言诗六十韵）。(4)兹钞录四首律诗中之二首，分别表达李氏办理海军之心志及其对自己政治地位的看法：
犀兕群推百炼锋，
阿童竞说水中龙。
即今海国争雄长，
何止滇池备折冲。
神策六军归上将，
鬼方三载念 高宗。
车攻吉日还周雅。
喜复 中兴觐盛容。去岁始定议规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改隶神机营、海军衙门管理。健锐营为乾隆问征金川时奉旨创设。
北军自将异他师，
位冠荆韩地不疑。
僚佐班高唐节度，
典章气肃汉官仪。
重瞻 列庙行围处，
正值深官侧席时。
驻辇尚蒙 慈寿诏，
久知 文母是轩羲。扈从道中 召对，蒙 皇太后垂询阅操事甚悉。
刘广京谨序
1998年9月
【注释】
(1)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南京，1902），〈奏稿〉，卷17，页10下。
(2)参阅王尔敏，《淮军志》（台北，1967），页282—283。
(3)《合肥李氏三世遗集》：《李文忠公遗集》，李国杰编（1905;台北影印，1966），卷6，页19。
(4)《合肥李氏三世遗集》：《李文忠公遗集》，卷6，页19至21。按李鸿章1887年所作之五言古诗六十韵为“醇邸召游适园”时所作。回到天津后复参照奕▌所赠之适园风景洋式照相簿，改定其诗。此诗赞叹适园（奕▌在北京西城的园囿）规模宏大、林木花丛之美、楼台亭阁之清幽；惟最后十几句则以北京与古咸阳比较。并引仙佛思想，认为其极致仍不漠视现实。鸿章说他自己并没有园林的寓所：平泉未有庄，石淙行就芜。骠骑不为家，敢谓忧匈奴。南望淮山深，慨然念故墟。
序 二
老同学王家俭先生，于退休之后，犹研究不辍。继其过去近四十年之功力与成就，完成此一部四十万言之专书（monograph）——《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今行将出版，邀余为其作序。余虽对此一专题并无深入的了解，惟以不仅在大学时同班，毕业之后，复因同受业师郭廷以先生之影响，均对中国近代史有浓厚的兴趣；又都选择了此一领域，终生从事。数十年来，他以教书为主，一直在师大授课，却并未停辍过研究；我则以研究为主，一直在中研院近史所工作，但也长期在师大兼课。师大与中研院既同在台北一市，交通便利，又有电话相通，因而切磋琢磨，慰勉鼓励，亦数十年如一日。即其于退休之后，远赴加拿大定居，亦仍然书翰往还。其间还在各地学术会议中相遇。自然他每次返台，必定相见相叙，一如往昔。今嘱为其书作序，盛情难却，厚意深感。乃不揣冒昧，毅然为之，非不知一己之谫陋也。
“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而细阅本稿，深信于出版后，必定也会被认为是一本很有分量和很有贡献的专书。因为不仅在当时——晚清时期，即进入民国直到抗战胜利之前，海军的重要，几乎可以说是一直关系着中国的命运。所谓“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1874年，沈葆桢语），东南即指海疆。自鸦片战争（1839—1842）以来，历经英法联军（1857—1860）、日军犯台（1874）、中法战争（1884—1885）、曱午战争（1894—1895）、八国联军（1900—1901）;入民国后，日军占领胶澳德租借地，沿胶济路进兵达于济南（1914）。九一八后，日军占领东北（1931），攻击淞沪（1932），至于七七事变及八一三进攻上海（1937），展开全面侵华。这一切重大的外力入侵，无不由海上而来。其中，曱午战争中国海军的主力——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更是国防上转折的重要关链。中国的海军自此一蹶不振，直到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中国的海军，还没有一条吨位及武力可以与对方相抗衡的舰只。
北洋舰队为李鸿章所创建，从起始（同治年间）到终结（甲午）二十年间，历经极为复杂曲折，挫折困难纷至沓来。是以欲研究近代中国的海防，便不能不重视中国的海军；欲了解中国近代的海军，便不能不以北洋舰队为关键；欲检讨北洋舰队，便不能不重视李鸿章这一核心。王家俭先生以北洋舰队来检讨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不仅将李鸿章与其并列，而且将李氏置于舰队之前，实在是思考有素，观察深入的抉择。
过去对于中国海军史的研究，虽然并非无人，然能达到谨严之学术水准者，并不多见。至于深入海军之主体——北洋舰队——作完整的检讨者，更属“凤毛麟角”。综清末时期（1895—1911），虽也有不少的著作，但因震于曱午之惨败，其内容大体诚如本书“绪论，’中所言：“皆以曱午战争为主轴，其中包括陆战、海战、外交，并不以海军为限。且其内容大多辗转抄袭，亦并非纯粹的著述。但为海军保留不少可贵史料和许多批评意见，可供日后研究海军史参考。”“清末对于海军史可谓有记述，而无有研究。”民初时期（1912—1949），虽然在量的方面，已较清末为增加，但质的提高，仍然有限。称得上学术性的成果，在专书方面仍然欠缺。论文方面，除张荫麟的《曱午战争中国海军战绩考》等极少数的文章之外，其余大多不够谨严缜密。海峡两岸分立时期（1950迄今），在长达近半个世纪中，诚如本书“绪论”中所言：“其间前期以军事对立，政局不定，故学术之研究亦难开展。自改革开放以后，两岸关系渐趋和缓，海军史的研究方日渐热络，尤以大陆为然。不仅有关海军史料发表日多，而研究人数亦大为增加，为海军史的研究投注一批新的生力军。至于研究的层面也愈来愈为广泛，而研究的水准也较以往提高。”关于“北洋舰队”的专书，则以威其章之著作最为受人注目（1981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在济南出版）。威氏另有《甲午战争史》，于1990年由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出版。该书虽非专为北洋海军而写，但却于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的战斗与调度指挥，功过是非均有周详而谨严的论述。就凭这两本书（当然威氏还有其他不少的相关著作），在中国大陆上有关北洋海军的研究，已经可以称得上允执牛耳了。两岸之外，在美国尚有John L.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1339—189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也应列于与北洋海军有关之一本深具水准的专著。
不过，环顾海峡两岸，以及国际间的著述，王家俭先生的成就仍有其独特的优长。第一，他是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甚至中国历史的学者，他治学的基础与范围均相当厚固与广泛，似并非为一般学者均能具有。第二，在这一研究成果繁茂的时期中，他起步较早，而且终生从事。他于1957年由桃园县的杨梅中学往省立新竹中学任教之后，便已开始。那时候，他有志于投考台大历史研究所，但报名的条件需要一篇论文或读书报告和一份日后的研究计划。他托我为他借到一套魏源的《海国图志》，回去逐细阅读。之后，他不但完成了一篇报告、一份计划，1960年也考取了台大史研所。在1963年，以“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一篇论文，获得硕士学位。随之被师大延聘回历史系任教，直到退休。四十年间，他的研究从未中断。诚如他的学生叶高树在他1994年8月退休之后，于中研院近史所的《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学人简介版中所综结：“综观先生三十年的研究业绩，阶段分明，自成体系。第一个十年，以魏源研究为起点，扩展为中国海军史研究；第二个十年，既掌握现代化与区域研究的学术动态，又将重心置于明清思想史的探讨；第三个十年，则分就魏源、思想史、海军史三大领域，进行总结式的研究，从而完成以海权与思想考察近代中国变局的体系。”由以上可以看出，他所治学基础与范围之深广，历时与专业之久长，均令人叹服。而于退休之后，集数十年之功力与成果完成本书，则不仅于其过去丰硕之著述中，益为增强其阵容；而于今之析论，亦更显其识见。以此衡量，在台湾及其他海外地区的学者，于北洋海军的研究，亦罕有伦比。
本书就整体而言，架构宏阔、次第井然，于有关之重要问题，几均已纳入，且能前后左右呼应，并保持完整之体系。参阅文献甚广，且多为直接资料。如各国档案、当事人之遗留资料、报刊杂志、个人文集，以及当时人著作，后人研究的成果——专书与论文等。加以作者本身功力之深厚，乃使述事明晰，析论客观。既鲜标新立异，亦不附会世俗流言。不仅能据坚实史料，作忠实之叙述；并能缘篇章之宜，有重点之释论。务期历史之真实，得以重新建立。人事之是非，有允妥之判断。此均为本书最大之优长。本书对于李鸿章颇多称述，兹亦于此将个人之观感略加说明。
首先，李鸿章由于才气纵横，见解新颖，言辞锋利，本易遭人忌妒，引发诟议。曾国藩于保举他担当方面大任之时，特别称其“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见其对之提撕箴勉之深。故鸿章于军事进展顺利，初获中枢倚信之时，即随时展现其才华识见与气魄抱负。于同治时期成为总理衙门之外的洋务建设另一枢纽。其许多超越时代的见解，如今读来，仍深为人叹服。同治初年，他建言变更科举，加强科技人才培养与取用，已十分突出。同光之际，他对于海防与国家情势所作的分析：“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同时并指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9，页14）此种见解，何其深入洞彻！不论朝廷与地方文武官员，无人可与伦比。
及进入光绪一朝，鸿章的锋芒，并没有因批评诋毁而有所减淡。然自曾国藩、文祥相继谢世，恭亲王又失势于后帝，已无人能给予有力的支持。故鸿章虽因其本身之勋业才干，仍然得保其权位，却不可能减卸反对者加诸他的压力。光绪十年，朝局变动，恭亲王罢黜、醇亲王奕▌秉权，贝勒奕劻管理总理衙门。奕▌一向保守，缺乏远见，不可能给鸿章充分支持。奕劻不仅能力不足，而且性格较为贪私，与鸿章更属貌合神离，甚至有所顾忌。即深具影响力且行事较为正派的张之洞、翁同龢，也各有其樊篱，难以协力，甚且更时有掣肘。至于那些为数众多的保守势力，就更不必说了。在皇帝和太后方面，只要看曱午战后的戊戍政变与庚子拳乱就可以知道。李鸿章仅以个人之力，如何能成就划时代的大事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假设晚清时期，自入光绪朝以来，没有李鸿章其人，情势又将会是如何呢？环顾当时人物，实在还找不出一个人能和他等量齐观。检讨海军，尤其是北洋舰队的建立与发展，如果没有李鸿章这个人，结果又将会是如何呢？至少，就笔者个人的观察，恐怕情况会更为恶劣。观恭亲王垂老时再出之懦弱无力；翁同龢之开缺回籍受地方官管束，八国联军后仍须倚李鸿章结束残局，以至于鞠躬尽瘁，便可以看出其轮廓了。尽管历史的进程，并不能假设。但史实的论断，却不能全然排除推理的功能。
兹再以梁启超的论评为例，梁氏与李鸿章可谓并世之人，又颇热衷政治改革，才华横溢，自视甚高。其《李鸿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书，撰成于光绪二十七年一月，距李鸿章之逝不过两月。故阅历人事，认识较真，体会较切。虽属撰述，仍饶富史料价值。在此书之中，梁对李鸿章时有批评指摘。但综合大体，却相当予以肯定。他将李与左宗棠相比，谓：“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气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两人洋务之见识，不相上下。……左文裏幸早逝十余年，故得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裏福命亦云高矣！”（梁著《李鸿章》，页164）又将李与张之洞相比，则云：“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着着与鸿章为难，要其所划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尝语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尽其平生矣！至其虚橋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同上书，页165）
今王家俭先生著此书，既已尽其章节井然，脉络分明，资料详备，内容丰赡，使北洋舰队之历史与李鸿章之苦心经营，连为一体，重新呈现。复适时适地、于其中之利弊得失，以事实为之透视。最后并作总体性的综结，以探究李鸿章思想基础。认定仍在于儒学，并认同刘广京教授的见解：“鸿章具有儒学的经世思想，其所作所为即使在他功成名就之时，亦无明显迹象显示他已偏离了儒家的准则。”然后析论何以他未能触及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基本改造？认为实由于所处的现实环境使然。以当时中外局势之紧张，海陆同时告警，自强运动之所以军事为优先，实有其紧迫性与必然性。更何况当时政治权威和儒学权威都已发展到偶像化的程度。在君主专制和儒学僵化双层的约制下，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在从事维新时，本来即没有太大的空间可以放手去做。即使在局势紧迫之下，作有限的改革，也难免要遭受君权的约束和保守士大夫（如清流之类）的掣肘。（本书第十一章结论(一)）
然后再从李鸿章个人条件与处境，诸如他本身于海军知识阅历之有限，其地位与权限之不足，慈禧太后之自私而缺乏识见，枢垣大臣以至地方大吏之配合不足等，来解释其推行之困难；再以海军经费、人才、技术转移、训练教育等各方面作一检讨。亦及于整个国家之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等之不能配合。（本书第十一章结论(三)）最后更提出总结。认为：“为了保卫海疆，自必加强海防；加强海防，势必建设海军；而海军的强弱，则又必将影响海权的伸张。故海防、海军、海权三者，实为密切相关，连为一体。而李鸿章的海防策略之由近岸防御而近海防御；由近海防御而远洋防御三度的演变，亦殆与海军军力的发展隐相配合，殊非偶然。虽然曱午一战，丧失海权，但前人的努力亦非白费。遗规犹存，经验宝贵，可资借鉴。而其他诸多的典章制度、組织法规、教育训练，以及一系列有关海军设施，亦皆为中国海军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形成为中国未来大海军发展的一个新传统。”（本书第十一章结论(四)）
以上已将所有对王家俭先生本书之观感，作要略之概述。惟个人之意见以及征引梁启超之论评，虽然多与本书相契合，但却均属直观与感受。诸如自甲午战后，百年来叙论及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者，何啻数十百家。而惟有王家俭先生谨严客观整体深入所完成的本书，最有资格作为定论。诚然在数千年所历经的时光长河之内，在九万里所发生的人事纷纭之中，不论李鸿章与北洋舰队，均不过永恒中的一刹那，沧海中的一粒粟。从而这一本著作，在汗牛充栋的史书中，其贡献自不宜强调。惟真理永恒，这本著作于史学的求真求实，人事的是非分明，其裨益却将不可磨灭，存诸永恒。
吕实强
1998年8月25日于台北市
南港中研院近史所
序 三
同门学长王家俭先生，德望冠时，名重士林，学殖深厚，著述宏富。生平治史，兼长清代与近代，各具重大建树。通识清代学术、政教、制度、外交、军事以至各色人物品鉴。惟毕生专擅，以研治近代海防海军致力最勤，成就最大。同道学者，一向推尊为近代海军史名家，四十年来，久著令誉。历来常读家俭所著有关海防海军之书已不下四种之多。今复拜读其新出巨著：《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自是当代学术重大贡献。当视为清代海军史之总要，足备清史典制之一格。
研究历史，近世学界恶习，不就史料史实建树正确基础，徒务凭空创设理论欲求倡为解释之管钥，立定典范之标帜。自是凭恃聪明，假借识断，急求结论，竞图创新。于争奇斗艳之中，为惊世骇俗之言，自然逞快一时，必至贻误后生。前此之论次人物，诬曾国藩为“刽子手”，诋李鸿章为“卖国贼”，讥盛宣怀为“买办官僚”。自是不费心力，任情讥弹，省力省时，标签鲜明。再加上一时政治倾向，否定前代，挞伐旧物。遂至迅速流布，天下披靡，人人视为不刊之论，至理名言。真是谈史之家何其易为如此？
有关李鸿章之诬论，所见岂少哉。世论之谬悠，铺天盖地而来，政治首脑亦引用为口头禅。实正淹没先代重大功绩，抹杀前人智慧心血。不识史实真相，乃学者之孤陋，妄言诬蔑前史，尤负士人天良。欺愚当世，罪不可逭。我人所见此类谰言论史者，何其多如牛毛。
家俭治史，投入近代海防、海军、海权之领域，凡四十余年，积以四十年之悉心考求研究，综合而著述此一巨著，实是毕生学问智慧累积之作，未赶时髦，不求近功，于今日瞬息遽变之风气，何其格格不入；于今日学人之熙熙攘攘奔走功名者，何其不侔。且于其摒却教职息影退休之后，尚孜孜不倦，奋力完成清代海军史巨著。实足见其诚笃学养之深厚，专门攻研之志节。不禁令人肃然正视。家俭倾四十年之功力，熟操史实经纬，洞悉委婉关节，殆非率尔操觚，妄肆雌黄者所能比侔。我人拜读此书，自当潜心静思，深加体察作者之用心与其献言。
我辈今世研究李鸿章之同道，决不敢大言欺世，以创造理论招摇哗众。惟深信一点一滴建树，一枝一叶理清，从而就事论事，略能提示可取公信之史识。李鸿章为清代重要人物，决难信口妄加定评。鄙人三十年来有陆军方面研究，曾国藩之湘军，李鸿章之淮军，以至晚清之练军，与勇营制度。自信能充分掌握史乘，于一代军制有重大贡献。且亦自信识断足以恒久参证，经得起考验。家俭嘱我写序，正为对我之肯定。然我于李鸿章应只专长其淮军一端，而于其他方面尚未能自为是论。以论李鸿章之海军，则只能以门外汉自居。所幸于李鸿章尚具几分认识，决不会任意攻诋。基本而言，决不会随便厚诬李鸿章为卖国贼。李氏为万人唾骂，百世蒙羞，乃世俗常情，非历史之定评。英雄伟人岂计及乎此？家俭此作，布远势而彻原委，顾及海军全部史乘。可谓面面周顾。处理此一内涵复杂层面多样之专题，实为不易。
须知近代海军纯袭西洋体制，实是全盘西化。前无因袭，一切初创，已是启步不易。更大之问题在于中国原有水师，西人译作“Water Force”，已与Navy有清楚区别，二者毫无相同，后人实易分判。
不单是李鸿章一人，晚清主政者俱多不能大力突破之第一关节，在于革除水师，改建海军。是以家俭此书，先自固有水师谈起，世之论海军者，未尝有所论列，此书则清楚交代，以见固有格局之一定背景存在，是晚清改革家一个面对之难题。清代固有水师，沿海七省所恃以防缉盗寇，依为海上长城。抑且福建之防蔡牵，广东之防张保仔，浙江之防布兴有，有清一代，沿海防御盗寇，已是久著战功，全国共知。清代南北海防，俱恃广东水师、福建水师与江南水师分驻巡弋，以靖海疆。各设提督统率，师船炮艇，亦是骈帆连樯，各有水师营伍。此一全国性之水师，如何一旦废除解散，是清廷中枢所面对之问题。
中国有识之士，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提示设厂造船者有魏源，实践仿造轮船者有潘仕成、许祥光、郑复光。国人觉识未尝不早，实主国政者之清廷则仍漠然视之，全无计虑之图。惟至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1860）后，始因朝野之谋求自强，而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疆吏起而仿造西洋船炮。因而先后创设江南制造局（简称沪厂）、福州船政局（简称闽厂），以兴造洋式轮船。此在家俭书中有清楚详细交代，亦应可见出其中締造艰难，推展不易。
以当年勋威卓著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之大力推动，闽、沪两厂连年造船不少。至此即显露新旧体制交替代嬗之艰难。各厂造出轮船，不能就厂维持应用此船，自必移交各省担当海防任务。殊不料各省疆吏，无不视为赘疣，一概拒绝接受轮船，使曾国藩必须以南洋大臣地位，自行筹款另組舰队，以维持闽、沪两厂所造之轮船。此即家俭书中所论之“江南轮船操练局”和“福建轮船操练局”，可以视为中国自我创成之两支新式海军舰队，俱当出于曾国藩之手。阅读家俭书，当知言新式海军者，不能抹杀曾氏地位。实真正代表中国自创海军舰队之始，其时俱当同治期间。
凡此前事背景，曲折来路，正见故旧体制难作改易。既得利益者安故守常，亦决不肯轻言更张。旧有水师关系文武地方官一定权势，各省亦待后知后觉，决不肯另筹巨款，以保养一支新舰队。至于其他兴革，亦多类此，此乃晚清政治一个繁难死结。
家俭探述背景渊源，使后世见及曾、李、左、沈忠谋硕划，虽有利国家，实步履维艰。创建海军，历经迂曲委婉，非一蹴而就。
晚清中枢政要真正重视海防，已迟至同治十三年（1874），实因日军侵台，只入侵台湾南部已使清廷穷于应付。由于此事不免丧权辱国，自此教训，清廷始知电报通信之迅捷，海防必需强大舰队巡防。因而朝野展开海防议论，封疆大吏各省督抚无不参与条议，归趋众谋佥同，无不视海防为立国要图。由是朝廷决定海防经费之筹措以每年四百万两为度，遂至将开办海军要务委由南洋大臣沈葆桢，北洋大臣李鸿章分任其事，此时已至光绪元年（1875）。中国中枢朝廷，至此始正视创建海军。
由于南洋大臣沈葆桢主动让并海军经费，遂使此笔经费集中作为创建北洋海军之用。家俭全书重心，至此进入密集研析阶段。正足表现全书主体。
在晚清一个朝政环境之下，李鸿章受命创设海军，一切擘画经营，完全重新做起，一意效法西洋，一致全盘西化。包括采购铁曱舰，聘雇洋将统领教习，辟建旅顺船坞、大沽船坞；建置旅顺、威海卫海军基地；开办天津水师学堂、威海卫水雷学堂，并选派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留学。自然在李鸿章北洋幕府中尚拥有一批洋务人才，一切筹划决非草率从事。家俭此书于各个层面，均有详细论列，且多附列大量表谱，足备学者参考，至足获致全般了解。
我人尤须对此书注意者，则在家俭致力于分析海军将领之人事结构，经费之运用，游弋巡访各地之活动，战力储备，舰艇保养、训练演习等之考察估断，终至曱午战争对日海战之指挥运用，亦俱作深入探讨。并可见史家识断之超然，正是无党无偏。
须知海军为国家极关重大体制，中国前无因袭，俱出初创，其成败真是关乎国运。家俭生平治史，择定海军史乘，自是掌握要领，探骊得珠。提供后世政治人物参考，亦可谓献忠言策远大，备为中国未来发展动向取戒取法之资。此一页海军史乘，定可发挥鉴往知来效应。至于有清一代正史，海军体制，岂可令其缺载？家俭真乃学界中有深心坚志之良史也。
今时研究李鸿章者日见其众。除前此五十年来一窝蜂否定之论而外，近数年亦渐见就事论事之作，颇知细心辨明史实真相，不再有概括之妄言，固自可喜。然自来一向肯定李鸿章之历史地位价值者，早有吾师郭廷以先生，以及唐德刚、窦宗一、刘广京、吕实强、李国祁、李守孔、谢延庚、雷庆禄等学者。家俭与我皆偏重于陆海军领域，亦可忝附骥尾。凡此皆可谓生平努力，夙夜匪懈，予后世正史知识辟建坦途，当亦充分认识李鸿章之才学识见与谋国忠荩，岂会贸然斥骂为“卖国贼”？
曱午中日之战，日本处心积虑，以图谋东亚霸业，其凡军政领袖，无不养蓄全力与中国一搏。此日本跻身世界强权关键，自此开启百年霸业。中国正当晚清末世，其暮气深沉，人才销靡，上下困敝，潜伏败机，早种因于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且又乘太平天国捻乱回乱数十年扰攘之后。日本于侵犯台湾、强并琉球，又经壬午、曱申两度垂涎韩事，经营尝试用心，已非一日。中国不能防微杜渐，只图敷衍拖延，其致败必迟早到临。终至于曱午熸师，一败涂地，终至丧权辱国。论此败衄，早种因于清廷政权本身之废弛。李鸿章固负天下重谤，自亦难逃历史命运。关键在其虽为当国重臣，实在政权核心之外，满清大权仍集中于慈禧，下有亲王辅政，枢府军机大臣尚不过是承上命画诺，而李鸿章权位尚更出其下。不止李鸿章，即前此之曾国藩亦全未进入政治权力核心。须知此是满清天下，汉人大吏实俱在千重帘幙之外。中国国运之乖，既当帝国主义者眈眈环顾侵逼之世局，而其政权又在颟顸无知满人帝后王公大臣之手。真是双重困敝，灾劫难挽。其辱国重罪，惟以李鸿章一概肩承而已。既已承命受任，成败荣辱必须早已看清。自须任劳任怨，不论国事如何败坏，亦须赴汤蹈火，岂有退避余地。李鸿章冰雪聪明，实亦无所瞻顾。后世骂名，亦无所解免。即令万人唾骂，亦当义无反顾。而学者多事，反而徒乱人意。一切史实留待后世取法取戒可也。
关于自光绪元年（1875）起满清朝廷决意创建近代海军，自较同治时期曾、李、左之设厂造船，编組轮船操练局，更见正规，更是属于国家经制。然而沿海旧有水师并未废除，各省经制，未改动分毫。原来曾国藩不能使各省接受轮船，而清廷中央亦全然无意根本改变军制。此事正见出满清政权是如何态度，决策是如何动向，于此可以估断，新式海军、海防，一概委诸南北洋大臣。南洋大臣沈葆桢与李鸿章是丁未同年且同入翰苑，故而将海军经费完全让并北洋，与今世宦场之争权夺利，不可同日而语。
李鸿章经手创建海军，一开始即决定购买军舰与海防要塞大炮，而并不采取设厂制造一途。如若深熟历史背景，此事毫无可疑议。但愿在此略为澄清。李鸿章原是江南制造局创办人，中国第一艘蒸汽机兵轮“恬吉”号是沪厂所造，为曾国藩命名，并首乘试航。其时在同治七年（1868），日本方在此年开始明治维新。中国明显领先可知。次年（1869）福州船厂造出“万年清”轮船。由是两厂历年不断造建兵轮，而闽厂出产最多。未料方启步五年，造船尚始于萌芽阶段，在同治十年（1871）清廷朝内官僚，即广泛兴起停造轮船之议，抑且起议者俱为衮衮名宦，内阁学士宋晋即是其中最著名者。此一朝论力量甚大，理由俱着重于浪费国帑。如此一个中央朝廷政局，如此一伙颟顸官僚之庸陋，想见其怎能肆应一个帝国主义竞逐扩张之世局，其必至贻误而招致横祸当可逆料。停造轮船之议，虽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各个抗奏力驳而并未中止，然有此中朝之排拒，各省海防俱不愿接受轮船。遂迫使曾国藩另組两所轮船操练局以为维持。勉强在南洋大臣旗帜之下，保此一支新兴海军。第一次使用，曾在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犯台之时，闽厂之船多已前赴澎湖、台湾应援。比之当时日本租美国轮船运兵而有进无退者尚胜一筹。
李鸿章购买轮船之见，早种因于同治十一年轮船招商局。由于事情单纯，而成效立见，故于招商局获致充分经验。何况中国技术落后，如何保证制造有效利用之军舰？以当时言，中国毫无此种技艺人材，仍不免全部聘雇洋匠。然则惟有向西洋订购，简约而具速效，可以免却制造失败之虞，故而李氏取决采购一途。方今已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海军已历百二十年沧桑，倘仍步李鸿章后尘，有何术立国于磐安，周旋于竞争世界？鄙人于今尚深信，列强欺愚中国，玩侮而卑视之，正未有已时。
中国近代抵御外患，即当帝国主义者群围分割，国家困敝衰弱，人民颠沛，承受到列强压迫凌辱。全国上下无不仰天呼吁，以望一日解困。二次大战后，中国在万劫中解除帝国主义枷锁。后起之主政者应知耻乘势建设国家，整备海防空防。而迁延至今，不但远逊美国，实仍远落日本之后。我人当深知今后中国因应对外战争不可避免，不但海军须大力加强，而空防飞弹尤为今世强国制敌利器，国防经营殊不可轻忽。中国不宜远图域外，但近邻日本、俄国乃是侵华老牌子帝国，百年来伤败之史层见迭出，仍不可轻忽其再犯之心。近时日本军国主义渐次复活，其人民固多自善良，其学界自有公正学者，然在政坛活跃之人，实具恢复昔日强大国家之心。
家俭此作，即足以提示往时建立海军之必要，以及经营运用之疏失，正予后世用作检讨参考。取法取戒，以策将来。当如李鸿章所见，海军可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无备。中国不务远略，但当自卫海疆。此家俭用心宗旨所在，冀望于我全国上下之警惕反省，勿使国家再次沉沦。
王尔敏
1998年7月23日大暑
写于北美之柳谷草堂
自 序
十九世纪是海洋发展的时代，也是海权争夺的时代。同时，又是海军从传统迈向现代的时代。在科技突飞猛进中，铁船取代了木船；蒸汽动力取代了桨橹风帆；开花炸弹取代了空心炮弹。自1860年代又出现了海军的“铁曱时代”（The Era of the Ironclad）。接着，以铁曱笨重，需要有轻型战船保护，于是巡洋舰（cruiser，1800）乃应运而生，成为一时的风尚。待至鱼雷（Torpedo，1867）及鱼雷艇（Torpedo-boat，1877）相继发明，则以其体小、价廉、行速、攻击力强等优点，而成为时代的新宠。英国海军史家侯查理（Richard Hough）即曾明确地指出，鱼雷的出现，已使所有的战略战术信条；所有可接受的道德标准等海战性质都为之改观。足见科技的发达、武器的进步，影响海战至深且巨，海军的现代化乃成为必然的趋势。
自鸦片战争（1839—1842）后，林则徐及魏源等已意识到中西海军的差距，认为中国要与西方列强抗衡，则创建新海军实为当务之急。及至英法联军之役（1857—1860），新海军的产生更形迫切。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洋务运动的领袖无不有此共识。尤其是李鸿章，位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扼守京津门户，专司北洋海防，对于创建一支现代化的新海军更是责无旁贷。于是乃在短短十余年间（1875—1888），将西方先进的海军武器、铁曱战舰、巡洋快舰、炮艇、鱼雷艇等分别购置，延聘西方海军专家施以严格的训练。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舰队正式成立。其装备之新颖、训练之精良、战斗力之强大，在当时的远东各国中都堪称一流，为中外海军人士所侧目。旋即巡弋于中国沿海港湾，甚至远航到朝鲜的仁川、釜山，俄国的海参崴，以及南洋群岛各地，俨然执远东各国海军的牛耳。
根据1891年英国《伦敦武备报》的评估，是年中国的海军排名为世界海军的第八位，而日本的海军则仅名列第十六位，远落于中国之后。不虞，其后由于经费不足，未能汰旧换新，与时俱进，兼以训练废弛、纪律不整，不数年间，北洋舰队逐渐老化，而为日本迎头赶上。双方之战斗力亦为之逆转；以致曱午海战一败于大东沟，再渍于威海卫，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的海军自是一蹶不振，造成国家民族的长期不幸。
论及曱午海战胜负的关键所在，近人多归因于双方船炮的优劣，认为中国的“坚船巨炮”不敌日本的“快船快炮”。实际还有一项新的因素亦不容忽略，是即为鱼雷艇在作战中所发挥的特别作用。关于鱼雷艇的性能，日本的海军早有深刻的认识与精密的策划，而施以严格的训练。特别是远洋鱼雷艇“小鹰舰队”最为精良，视之为其海军的先锋，倚之为舰队的肱股，分别派往各地，从事于侦察及警戒任务。曱午战起，又将之纳入于联合舰队编組之内，展开各项作战的活动。尤其是在威海卫保卫战中最为凶猛，組成决死队乘夜潜入中国海港之内，施放鱼雷。以致我舰“来远”、“威远”、“宝筏”、“靖远”等均为其击沉，而旗舰“定远”亦为其击伤，因之对岛上守军构成莫大的威胁，人人自危，战斗力丧失，威海卫之陷落，实与之大有关系。反观中国：李鸿章于建军之初，即曾认识到鱼雷艇为“海上攻守之利器”。购置鱼雷及鱼雷艇，建立鱼雷营，派遣学生赴德学习制造鱼雷的技术，聘请英、德专家为之教习。及至北洋舰队成立，并于“北洋海军章程”之内，将六艘鱼雷艇分别编入左右两翼，可见其用心之周密。可惜这些鱼雷艇在曱午海战中非但未起到任何的作用，反而于威海卫被包围时，可耻地或逃、或降、或者被俘，使中国海军的尊严丧失殆尽，实为李鸿章之始料所未及。于此亦可知，武器与装备固属重要，然而如非严加训练，善于运用，则亦不过徒供战场上之虚掷，而为国际所腾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