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作的动机
美国海军战略学家马汉（A.T.Mahan，1840—1914）于其著名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一书自序中，对于海权之不为史家所重视，曾慨乎言之。他说：
历史学家一般都不大熟悉海洋的情形，对之既无特别的兴趣，亦无特别的知识。而于海洋力量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之深远决。定性的影响，遂因此而予以忽视，尤以海权史的研究更为如是。如所周知，利用及统治海洋，在世界史上实为一重大因素，但若寻求与展现其在某一时机的正确方位，亦属不易。(1)
马汉此书出版于海权方盛的1890年，当时西方历史学家对海权问题尚是如此的忽略，至于远东的中国，则更是无人问津。此可从马汉之《海军战略论》一书，直到第二次大战时方有节略的中译本出现即可证明。(2)可是日本却不然，他们在甲午战前即将马汉的《海军战略论》译成日文，并且配发给每一艘兵舰上的舰长，人手一册，作为必读的材料。因而从其著作中得到许多理论的根据，亦步亦趋，一一付诸实现。(3)日人常梦想成为“东方的不列颠”（The Britain of the East），其对海军的重视远胜于中国，至为显然。
日本《帝国海军史论》的作者笠原长生曾指出：“海上权力为近世中无敌一大势力，关系于国运之隆替，决定胜败之大局。然数十年以前，世人对其认识尚不足，以为空想。自美人马汉《海上权力史论》出，从学理上论述其性质效力利益。结果欧洲各国国民思想始俄然一变，悟海军扩充之必要，互以海上权力掌握为命脉。”又言：日本海军自幕末已经开始创建，但因受锁国政策之影响，最初尚仅以防御外洋为目标，而无航海远征向外冒险的企图。及至明治维新之后，始受美国马汉海权思想的鼓舞，认识到海上发展的重要性。深知欲扩充海军，“必先使国民一般海军思想之发达，举国一致，为开展之原动力。欧洲大陆诸国如此，日亦如此”。(4)中日两国同因西方海权国家之挑战（challenge），而以创建海军作为回应（response），但其结果却使中日的国势为之全面的改观，种下其后日军屡次侵华的悲剧。抚今追昔，亦可憬然海权观念的强弱，影响于国家者是何等的深远。
所谓“海权”，并非仅指海军一端而言，而实有其复杂的内涵。除马汉所说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领土大小、人口数量、国民性格和国家政策六大要素以外，还可以包括商业生产、海外航运、殖民基地、国际市场、强大海军与有效的制海权等的因素在内。换言之，海权思想乃是一种西方海洋文化的整体丛结（integrated complexity），绝非仅以海军为限。
清季的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的基本性格，乃是一个求富求强的现代化运动。建设海防、发展海军则是洋务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故也与洋务运动其他的事业一样，遭遇到许多适应文化变迁的困难，一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调和，一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适应。其他尚有体用之轻重、利害的权衡等问题，有些是属于观念性的（如同维新与保守），有些是属于技术性的（如同科技转移），但有些也是属于制度性的（如同专制主义与官僚制度）和社会性的（如同家族社会、儒教伦理及价值取向），错综复杂，交光互影，形成一座极其曲折而又复杂的光谱。本书之写作动机，即在企图经由海军现代化的“个案研究”（case studies），探讨中国在19世纪中叶，开始现代化历程中所发生的有关问题。尤其注意到李鸿章，因为他是自强运动的重要领袖，也是中国现代海军北洋舰队的创建者，他对国际局势的认识、中国所处的地位；他的国防政策、建军理念，以及他所遭遇的问题与对困难的因应，本书都将进行广泛的分析与讨论。
二 方法与态度
（一）近代海军具有三大特质：即现代性、机动性与国际性。因此，海军史的研究，亦必须要具有广大的视野，从整个世界史着眼。惟有从世界史的观点出发，吾人始可了解西方海权国家的特质，日本对华的野心，各种促使中国创建海军的因素。反之，如不从世界史的角度去看，即不易知其真相，此其一。再者，海军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海权国家的侵略也是西方文化的挑战。由于西方文化的挑战，势必引起古老中国在文化变迁过程中的调适，特别是有关近代各种军事科技转移等方面的困难。诸如此等类似的问题，又非要从世界史的角度去看不可。
（二）历史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一个部门，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及所建立的通则，诸如比较、分析、综合、量化等，自亦为史学之研究所应采用。本书对于传统海军与现代海军，西方海军与中国海军以及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皆采取比较之方式即由于此。他如统计与量化等方法本书亦尽量采用。遇有史事之间的互动关系时，则以客观合理的态度试作解释与分析，借以了悉历史的真相。
（三）史学之研究固以史料为主，尽量的客观，但是史学的解释尤为重要。故本书不采取极端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观点，而抱持综合史学（history of synthesis）的态度，从多元的立场作多角度的分析，而于最后再加以总体的综合。因为任何的历史事件，都与其同时的社会条件息息相关，而决不能孤立。故吾人亦应将之作整体观察，加以透视。
（四）历史以人为主体，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最为困难。但设使我人能够怀有一种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透过时光的隧道，对于古人的处境多加了解，并设身处地的为古人着想，或者即不致以今日的眼光而对古人多作苛求。相反地，也许我们还会对于那些公忠谋国的政治人物及为国捐躯的仁人志士，怀有若干的温情与敬意。因为惟有对于他们之历史地位的肯定，对于他日后起的有志之士，才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三 参考文献
文献为史学的基础，无文献史学即失其凭借。但因史籍散落四方，搜罗殊亦匪易。特别是近代海军问题，不论购船置炮、派遣留学、聘用洋员，乃至修筑船坞炮台，无不与外国发生关系。加以中文记载特为简略，如无西方资料为之补充对照，即难知其中的经纬。本书虽经二十余年的留意搜集，范围广及台、港、大陆、日本、欧美各地，但以载籍浩繁，能力所限，仍然常有文献不足之憾。一般的文献及参考工作，已列于附录之书目，不拟赘述。以下仅将少数较为特殊者略作介述，以供留心于此一问题者之参考。(5)
（一）清季档案
1.《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近已刊出。
2.《军机处档册》、《光绪朝月折档》，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3.《海防档》（购买船炮、福州船厂、机器局），台北，1957年，中研院近史所刊。
（二）英国档案
1.英国外交部中国档：F.0.17，（1875—1895），现藏英国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其中包括英国驻华使领报告，中国驻英公使与英交涉文件等。尤其有关中国海军史料最丰，为研究中英海军关系者所必参考。
2.英国海军部档案：ADM1 2646，其中大多为英国远东舰队（China Station）司令及其舰长之活动报告（China Stations Letters General）。包括沿海炮台、船坞、船厂、海军学校、中国南北洋海军活动等之参观报告。尤其是中法战争及甲午战争二次海战之观战报告，客观而有价值。大体而言，甲午战时，英国海军颇为同情于中国，并予以适当之援助。该批档案亦存于英国档案局。
3.英国海军部增补名册（Admiralty Supplementary List，in Admiralty Station Record）。
（三）英文报纸
1.《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上海，英人出版。其中有关中国海军之报道及评论甚多，对中国政治军事亦时有批评，为本书提供许多珍贵史料。此一刊物自清末至民初为期长达半个世纪尤多，本书所参考者仅为1876—1895之部分。现存于英国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东方图书馆，据云此为世界现存最完整之一份。
2.英文《中国时报》（The Chinese Times），又名《天津时报》（The Tientsin Times）。该报为英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于天津发行，自1886—1891仅有五年时间，但其中有关海军报道者颇多，与《北华捷报》具有同等之价值。该报以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之东方图书馆所藏较为完整。
（四）日意格及赫德有关资料
1.《福州兵工厂及其成果》（The Foochow Arsenal and Its Results：Prosper Giquel，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H。 Lang，Reprinted from the Shanghai Evening Courier，1950，Shanghai.）
2.《日意格日记》（I Journal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1864，By Prosper Giquel，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s by Steven A. Leibo，Translated by Steven A. Leibo and Debbie Weston，1985，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3.《技术对中国转移》（Transferring Technology to China： Prosper Giquel and the Self-Strengthing Movement，Steven A. Leibo，1985，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4.The Inspector General in Peking-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868—1907。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1975.
（五）日文资料日方有关中国海军记载甚多，此处不拟多举，仅取其中之一二为例：
1.《联合舰队出征报告》：自1—3回，一册，文库秘书本2.33号，明治廿七年（大本营海军部）；第15回报告（清国盛京省大孤山冲战况，即大东沟海战），明治廿七年九月廿一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对大本营之报告。
2.《清国海军编制》，文库秘书本33号，海军军令部第二局编。
3.《清国北洋海军实况一斑》，文库秘书本33号，海军军令部第二局编。
四 研究概况
海军史的研究在我国似乎不受重视，一以中国为陆权（land power）国家，重陆而轻海；二以自甲午之后北洋舰队被毁，海军衙门撤销，庚子后北洋水师学堂亦停办，沿海海军军港基地又多为外人所租借。复加以政局经常动荡不安，对海军几乎无暇过问。而中国学者对于海军既无认识亦无兴趣，所以对海军史注意者几如凤毛麟角。以下拟分为清末、民国、海峡两岸分立三个时期，以说明其概况：
（一）清末时期（1895—1911）
甲午战后，北洋海军大败，中国海军精锐尽失，黄海海权拱手让人，驯至门户洞开，无国防可言。学者触目惊心，拟对中国致败之由加以检讨，借以引起国人之反思。因此特为搜罗散失，笔之于书。计有以下各作：
1.《东方兵事纪略》，姚锡光著，光绪廿三年（1897），武昌刊。锡光，江苏丹徒人，曾入北洋幕，又曾佐山东戎幕，甲午战争时往来辽左与登莱各地，对于战局相当清楚。收录公文军电、僚友私函，绅民口述，而成此书，共有六卷（最后一卷未刊）。计有衅始、援朝、奉东、金旅、辽东、山东、海军、议类、台湾（上下）十篇。卷四海军篇所记者即为甲午海战，对于北洋海军之训练废弛，人事不和，颇有訾议。是为清末最早记载海军之作，而为后之研究海军史者所必参考。
2.《中日兵事本末》，罗惇曧著。惇曧，广东顺德人，该书乃依姚锡光之书改编而成，“取姚略变易简括之”，史料不高，刊年不详。其他尚有〈威海卫焴师记〉、〈割台记〉、〈牙山战争记实〉（录《冤海述闻》）、〈大东沟战事纪实〉等篇。
3.《中东战纪本末》，林乐知（Young J.Allen）口译，蔡尔康辑，上海广学会刊，三编四卷（亦作八卷），光绪廿二年（1896）排印。内有奏疏、函牍、条约，尤以中外报章所载之战讯及一般评论最为可贵。
4.《甲午中日战辑》，王炳耀辑，光绪廿一年（1895）冬，刊于香港。炳耀，广东东莞人，忧心国事，特辑此书。前六卷为中东战记，附〈谏止中东和议奏疏〉及《冤海述闻》。
5.《中日甲午战争》，文廷式等著，约光绪廿二年刊，上下二册，计有五编：一、奏疏，二、论著，三、诗词，四、杂文，五、小说，后附甲午中日战争书录。由此书可见甲午战后士大夫之反应及其意气用事。
6.《中倭战争始末记》，思恢复生辑，四册石印，光绪廿一年刊，以事件为单位，各为起讫，自甲午五月至次年三月和议成立。在叙述之下兼附奏议、论著、上谕、翻译，内容颇为杂乱，唯仍可参考。
7.《谏止中东和议奏疏》，不著编者，四卷，光绪廿一年，香港书局石印。内多弹劾李鸿章之奏疏，反对和议，主与日本决一死战。
8.《冤海述闻》，不著作者，乃为方伯谦辩冤之作。内容包括〈牙山战事记实〉、〈大东沟战事记实〉、〈方伯谦驻韩日记〉及〈防倭事宜条陈〉等篇（另尚有方璇著：《述甲午中日海战“济远”兵轮管带方伯谦蒙冤事录》，基隆，1908年作者自印，亦是属于同类性质之作）。
9.《清日战争实记》，日人春日肃，明治册一年（1898）叙，日人桥本海闵译成汉文。线装十册，内有〈鸭绿江之役〉、〈旅顺之役〉及〈威海卫之役〉，均可供参考。
由以上诸书可知其内容皆以甲午战争为主轴，其中包括陆战、海战、外交，并不以海军为限。且其内容大多辗转抄袭，亦并非纯粹的著述，但为海军保留不少可贵史料和许多批评意见，可供日后研究海军史参考。
(二）民国时期（1912—1949)
清末对于海军史可谓有记述而无有研究。民国时期，因为内忧外患，对于海军史的研究仍然乏人问津。此时，在史料方面以池仲祐所记者为最多。仲祐为闽人，曾于北洋海军中担任文案，对于海军所知颇详；计先后著有：《海军大事记》、《海军实记》（造舰篇上下）、《海军实记》（购舰篇）、《甲申战事纪》、《甲午战事记》等，因而为海军史留下不少可贵的史料。至于在研究方面，则有陈恭禄之〈曾国藩与海军〉（《武大文哲季刊》，3：4，1934年12月）；孙正容之〈清咸同间购轮还轮事件始末记〉（《文澜学报》，2：2，1936年6月）。二文所讨论者皆为同治初之阿思本兵轮案。陈指曾国藩缺乏远见，对于中国海军造成不良影响。孙为此次购轮失败表示惋惜，并以讽刺的口吻表示：“可笑中国花了如此惊人数目的大钱，首尾用了三年的工夫，一场创置海军的梦，仍旧化为烟消云散。这可说和拆毁吴淞铁路是同样的滑稽。”另外，冼玉清也曾在《东方杂志》！（38：2，1941）上发表〈清季海军的回溯〉一文，虽为早期海军史之作，但并无特殊之见。不过其后张荫麟先生所发表的几篇文章，却引起史家的重视。一为〈甲午战前之中国海军〉（《天津大公报》，1934），一为〈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清华学报》，1935）。还有他所翻译的〈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东方杂志》，1931）和〈甲午战后在日见闻记〉（《国闻周报》，1934），这几篇文章都为甲午海战的研究提供不少帮助。
此外，在此期内还有两本海军人员的海军考察报告：一为杜锡珪的《考察列强海军报告》（1931），一是陈策的《考察欧美各国海军报告书》（1934），和两篇有关军事史评论的文章：一是蒋方震的〈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申报馆刊《最近之五十年》，1922)，一是丁文江的《民国军事近纪》（海，商务，1926）亦可参考。不过，有关海军史的专书，却仅有郝培芸先生的《中国海军史》，作者出身海军（烟台海军学校毕业），于民国十一年（1922）学生时代即完成《中国海军史》及《海防刍议》初稿，其目的在唤起国人抵御日本侵略。《中国海军史》一书刊于民国十八年，起于清末以迄民初，虽然不免简略，但仍为民国以来所刊中国海军史之先导。直到民国三十八年，始又有徐培根之《中国近代军事变迁史略》问世，惟其中仅有一部分涉及海军，尚非海军专著。
值得注意的是海军刊物的发行，一是由海军方面出版的《海军杂志》（南京，1934），一是海军方面出版的《海光月刊》（上海，1947—1949）。惜乎由于战乱的关系，这两种刊物大多散失（笔者仅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内见到数册）。
（三）海峡两岸分立时期（1950—1998）
自民国三十八年（1949）起，海峡两岸分立，迄今已有半个世纪。其间前期以军事对立，政局不定，故学术之研究亦难开展。自改革开放以后，两岸关系渐趋和缓，海军史的研究方日趋热络，尤以大陆为然。不仅有关海军史料发表日多，而研究人数亦大为增加，为海军史的研究投注一批新的生力军。至于研究的层面也愈来愈为广泛，而研究的水准也较以往提高，这些都是一些令人鼓舞的现象。就史料而论，除《北洋海军章程》（台北，文海影印）、《海军各学校历届毕业生姓名录》（台北，1966）以及《海防档》1861—1911（中研院近史所刊，台北，1957）外，最主要的便是大陆海洋出版社出版的《清季海军史料》（北京，1982）和《中华民国海军史料》（北京，1987）。他如新出的李鸿章《电稿》与醇亲王奕譞的《航海日记》、丁汝昌的《海军函稿》（戚其章教授藏，近已刊出），亦甚可贵。至于大陆所刊的一系列的《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太平天国》、《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文献，其中有关海军的公私及外国记载，相当丰富，对于海军史之研究提供不少助益。
在一般性（或通论性）的海军史方面：此时则有行政院新闻局所刊的《中国海军》(1941），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1957，初仅一册，1970年扩大而成上下二册，由中华丛书出版），桂永清的《中国海军与国民革命》（台北，1950），黎玉玺的《蒋总统与中国海军》（1963），李泽锦的《近代中国海军史话》（台北，1965），罗云的《国父军事思想研究》（台北，1965），万大军的《蒋总统的海军思想》（1980？），张力的〈蒋公与海军之建立及发展〉（《先总统蒋公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国防部史政刊，台北，1986），吴杰章等《中国近代海军史》（北京，1989），张墨等《中国近代海军史略》（北京，1989），张晞海等《中国的海军之谜》（北京，1990），高晓星等《民国海军的兴衰》（上海，1989），卢如春等《解放军海军史》（北京，1989），中共海军司令部编《近代中国海军》（北京，1995），以及美国教授John 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此外，尚有拙著《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北，1984），张炜主编《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北京，1990），曾金英《沈鸿烈与东北海军》（《国史馆刊》，复刊15期，台北，1993）。
至于专门研究北洋舰队之作，则有戚其章的《北洋舰队》（济南，1981），戚氏为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对于近代海军著述甚丰，功力深厚，迄今尚无出其右者。另有姜鸣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上海，1991）；姜氏执教于上海复旦大学，是一位年轻学者，对于海军史的研究具有高度热忱与兴趣。除本书外，尚有论文多篇，并编有：《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北京，1991）、《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北京，1994）；较之池仲祐的《海军大事记》内容多过数倍，书后且附有海军中外人员图片多帧，尤为珍贵。其他类似之书，尚有姚汇海主编的《海军大事年表》（台北，1965，海军总部）、《民国海军大事志》（重庆(？)，1943）。姜书以清末为限；《大事志》编至民国三十年（1941）；《大事年表》编至1963年。由于史料散失搜集不易，故其中需要补充者尚多，有待日后有心人士再为继续。
其他有关专题之研究者尚多，而且范围亦较广阔。兹就所知者分别列举于后：
1.海军衙门拙著：〈清季的海军衙门（1885—1895）〉（《中国近代海军史论文集》）；杨益茂：〈人海军衙门与洋务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
2.南洋海军拙著：〈清季南洋海军的创建与演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1）；黄国威•人中法战争前的福建海军〉（《清史研究集》，1986）。
3.中法战争张玉法译：〈马江海战纪实〉（《新知杂志》，台北，1971）；龙永行：〈马江海战三题析辨〉（《近代史研究》，1990）。
4.福建船政（1）说郛：〈福建船政厂考〉（《地学杂记》，1：5，1910）；（2）王信忠：〈福州船厂之沿革〉（《中研院史语所集刊》，1951）；（3）张玉法：〈福州船厂之开创及其初期发展〉（《中研院近史所集刊》，1971）；（4）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州，1968）；（5）杨东梁：〈马尾船政局在我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的地位〉（《清史研究集》，第8辑，1988）；（6）老冠祥：《福州马尾造船厂之研究》（香港硕士论文，未刊，1989）。
5.江南制造局 （1）施德庆：〈江南制造局之简史〉（甘作霖译：《东方杂志》，11：—6，1914）；（2）全汉升：《清季的江南制造局》，（香港，1972）；（3）Thomas L. Kennedy“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m Military Industry in China，1800—1868”（《中研院近史所集刊》，6期，1977）；（4）“The Coming of the War at the Kiangnan Arsenal，1885—1895”（《中研院近史所集刊》，7期，1978）；（5）王尔敏：《清代兵工业的兴起》（《中研院近史所专刊》，台北，1963）。
6.留美学生与海军（1）宋晞：〈容闳与一百二十名官学生〉（《华冈学报》第2卷）；（2）勒法格（T. E. La Fargue）著，高岩译：《中国幼童留美史》（China’s First Hundred；1942，Washington香港，1980）；（3）高岩：〈留美幼童与甲午战争〉（《中央日报》，副刊，台北，1979）。
7.海军教育（1）包遵彭：〈清季海军教育及其影响〉（后易名为《清季海军教育史》，台北，1969）；（2）马幼垣：〈首届海军学生出洋留学始末〉（《大陆杂志》，27：7）；（3）李绪武：〈清末船政学堂的留欧教育〉（《东方杂志》，复刊号3：1）；（4）拙著：〈清末海军留英学生的派遣及其影响〉（《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期，1974）。惟有船政学堂留法学生，迄今尚无专文论著，有待留心此一史事者加以补充。
8.军港建筑 （1）马逸夫：〈刘公岛旧垒与北洋海军〉（《大陆杂志》，6：6，台北，1967）；（2）马幼垣：〈甲午战前旅顺、威海卫、大连等地之经营〉（《大陆杂志》，29：8）；（3）拙著：〈旅顺建港始末〉（《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5期，台北，1976）。
9.中日长崎事件拙著：〈中日长崎事件之交涉〉（《台湾师大历史学报》，5期，1977）。
10.海军洋员 （1）拙著：〈琅威理（Capt.William M. Lang）之借聘来华及其辞职风波〉（《台湾师大历史学报》，6期，台北，1978）；（2）〈借将练兵惹来的麻烦〉（《历史月刊》，79期，台北，1994）；（3）叶高树：〈香港升旗事件〉（《历史月刊》，79期，台北，1994）。
11.海军经费 关于海军经费研究者颇不乏人，各有关海军史之书内亦多提及。尤其是清后挪移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问题，更是议论不一，计有：（1）罗尔纲：〈清海军经费移筑颐和园考〉（《东南日报，〈文史周刊〉，上海，1948）；（2）吴相湘：〈清季园苑建筑与海军经费〉（《学术季刊》，3：2）；（3）包遵彭：〈海军费的再检讨〉（《中国历史学报》，第1期）；（4）庄吉发：〈清季南北洋海防经费的筹措〉（《大陆杂志》，55：5）；〈同光年间地方财政与自强运动经费的来源〉（中研院近史所，《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8）。吴相湘教授于文中对于海军经费讨论颇详，对于罗尔纲氏之评估认为偏高。又以为中国之军力并不差于日本，惟训练较差，是以败于日本。所论自然不无所见，可是对于建园经费似未作深入的探讨。同时于海军经费不足，对海军军力的影响，亦不免低估。本书于第九章之内有较详的讨论。近年以来大陆学者对此问题研究者颇多，如张利民、刘映华、邹北琦、萧志如、王道成等对于移用海军经费多少，说法颇为不一。主要原因乃以取材不同，是以难有定论。
12.海防与塞防之争 海防与塞防之争为同光间讨论国防政策的一大课题，与初期海军发展具有相当关系。研究此一问题者，首为姚欣然：〈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原刊《西北研究》，后收入吴相湘等编之《中国近代史论丛》，〈自强运动〉）。次为刘石吉的〈清季海防与塞防之争的研究〉（《故宫文献》，2：3，台北，1971）；与拙著：〈海防与塞防之争〉（《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1984）。
13.海权史问题海权（sea power）与陆权（land power）同为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上的两个理论。海权观念为美国海军战略学家马汉（Alfred Mahan，1840—1914）所倡导，不仅为史学的研究开辟一新的方向，且亦为19世纪海洋时代西方国家之向外扩张，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因而引起世界广大的注意，也造成很大的影响，其对于日本与德国之生存空间之说即为一例。关于此一理论，以往国人颇为疏忽，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方才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怀，如同当时的“战国策学派”人士便曾对于此一问题时有讨论。此外，中央大学教授沙学浚先生亦尝为文加以阐发，计有〈位置价值〉（《大公报》2：28，重庆，1942，〈战国〉专栏12期）、〈海国之类型〉、〈国都之类型〉及〈中国之中枢区域与首都〉（均见氏著：《地理学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1972）。(6)及至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海军当局又曾经有计划地将马汉等西方海权的著述翻译介绍。但以限于海军人士阅读，外间知者不广，仅有杨珍先生曾在海军刊物上发表过几篇文章，计有〈论海权思想——三洋控制三洲〉（《中国海军》，5：2、3、6，1952）、〈海权理论之肇始〉（《中国海军》，台北，1952）；〈评甲午论海权〉（《甲午之后六十周年纪念特刊》，台北，1954）；〈工业对于海权的影响〉（《海军学术研究丛书》5集，1961）。此外杨氏并于1969年出版《海权论文集》（国防研究院刊，台北），可见其对于海权之留意。笔者个人亦有此一方面之论文二篇：一为〈魏默深的海权思想——近代中国倡导海权的先驱〉（《第二届二十一世纪海权研讨会论文集》，1992，台北），一为〈李鸿章的海军知识及海权思想〉（《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刊，台北，1994年6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数年来，由于几位热心海军将领及学者如葛敦华、钮先锺及刘达材等先生的倡导，在台湾曾经举办数次的“廿一世纪海权研讨会”，并于会后出版论文集，对于海权史的研究实为一大鼓励。
大陆方面近年对于海权史也渐注意，如杨志本、许华的〈从甲午海战北洋海军的覆没看中华海权思想〉（张炜主编：《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论文集》，1990，北京），史滇生、张仁善的〈近代中国海权意识淡薄的历史反思〉（同上），李国华的〈清末海洋观与海军建设〉（同上）。此外尚有张炜、许华所著的《海权与兴衰》（北京，1991）一书，均为明显的表现。
14.甲午战争方面甲午战争是中国海军盛衰的转捩点，也是影响中国及东亚大局的关键，因此其受到史家高度重视，乃为必然。自清末以来，有关的中外著述已经很多，去年（1994）为甲午战争百年纪念，海峡两岸纷纷举行学术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内容相当丰富。在有关的专书方面计有：郑天杰、赵梅卿合著：《中日甲午海战与李鸿章》（台北，1979），孙克复、关捷编著：《甲午中日海战争》（哈尔滨，1981），戚其章著：《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济南，1983），辽宁大学科研处编：《中日关系史论文集》（沈阳，1984），孙克复、关捷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哈尔滨，1984），张炜主编：《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北京，1990），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济南，1990），孙克复、关捷编著：《甲午中日陆战史》（哈尔滨，1994），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北京，1994），戚其章著：《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济南，1990），戚其章著：《甲午战争诗歌选注》（大连，1994），信夫清三郎著，于时化译：《甲午日本外交内幕》（泰安，1994），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北京，1994），孙浩池等著：《甲午英烈》（济南，1994），丛笑难著：《甲午战争百年祭》（北京，1994）。至于甲午海战的论文则为数更多，不遑于此一一枚举。诸如中日海军的对比，中国海军的战术战略，丰岛、大东沟、威海卫海战的经过，甲午海战与东亚海权，以及甲午战争与乙未割台等，都曾有人论及。此外尚有几篇检讨及反省方面的文章，如同拙著〈甲午海战的几点反思〉，对于中国海军发展失败的检讨与分析。又如朱昌凌教授的〈中国是勇敢的失败者吗？〉和陈志让教授的〈甲午战后产生的中国人反中国感〉，也足以发人深省。而马幼垣教授在其〈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以上各文均见《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威海卫，1994）中所提出的不要“困于陈陈相因的论调和材料”，而应多参与多投入于“新方向的开展”，也是语重心长。海军史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相同，必须随时留意于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开辟新的方向，建立新的理论，如此才可使研究的水平不断地提升，而与世界各国的海军研究并驾齐驱。
15.海军人物评价 人物史的研究最为不易，常因观点或取材之不同，而使其评价互异。就北洋海军有关人物而论，如同李鸿章与丁汝昌之是非功过，即有仁智之见，刘步蟾亦是如此。林泰曾也是一个问题人物，值得再为探讨。至于邓世昌、杨用霖、林永升及萨镇冰等已获肯定，而无异议。只有方伯谦因为临阵脱逃而被杀的问题，引起长期争辩，直至今日还未获得一个公认的结论，此由近年大陆所刊之《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福州，1991）一书收集各文，依然议论纷纭，即可证明。不过尽管为方氏辩冤者甚多，可是由中外史料看来，仍以不利于方氏之论居多。至于近人常以方氏被杀归罪李鸿章，则显然具有相当的偏见，明眼人一望而知，毋庸多为置辩。(7)
16.民国海军史方面近年以来研究者颇多，因不属于本书范围，此处不拟多作介绍。
五 本书内容
共分十一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第三两章为背景的叙述，第四章为新海军的前导，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章分别为北洋海军的装备、人员、组织、训练、军港、基地以及海军衙门的创设、北洋海军的改隶、海军总查制的设置、北洋舰队的训练与活动等，实为本书研究之主体。清末中国创设海军之艰辛与波折，实非局外人之所能道。第九章为海军经费，此一问题向为史家所乐道，但亦无人曾作深入的研究，故本书特辟专章加以讨论，借以了悉其中的真相。第十章为中日海军的比较，从日本创建海军的过程，观察中日采借西法建军的不同途径，进而分析双方一胜一负原因之所在。不过由于甲午海战的著述已多，本书特于此一部分从略，而仅作概要的探讨。第十一章为结论。
基于上述，可知清季新海军的创建，既患先天之不足，又患后天之失调。先天之不足（如同海军传统及科技等），尚可由后天的调养予以补救，而后天的失调，则是人为的疏失与过错。中国海军的挫败，几乎影响百年的近代历史，如果甲午海战胜利的一方属于中国，则近百年的历史发展必然改观。由此可知我国已经为海军失败付出太高的代价，相信今后国人定当不致再蹈历史的覆辙。张其昀教授曾经指出：“中国为大陆国，又为海洋国，海权与陆权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海权强则国势盛，海权衰则国势衰，国史昭然，历历不爽。”(8)甚盼公忠体国、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与军事家，能够三复斯言，以史为鉴。为国家千百年之大计，发展海军，伸张海权，以雪近百年以来海军不振之奇耻大辱。
【注释】
(1)参看 Alfred Thayer 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按此译为《海军战略论》），Boston，1890，Preface。
(2)按清季对于海军问题稍为留意的史家，只有湖南学者魏源’参看拙著：《魏默深的海权思想——近代中国倡导海权的先驱》，文载台北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第二届二十一世纪海权研讨会论文集》，1992，页72—89。
(3)唐思（Robert B。Downs）著，彭歌译：《改变历史的书》（Books that Changed the World），台北，纯文学月刊社出版，1968，页137—154，《一支笔胜过联合舰队——马汉及其〈海军战略论〉》，页151。
(4)按《海上权力史论》，1900年日译马汉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而成，仅为上卷。参看 John B. Hatten Dorf and Lynn & Hatten Dorf ed.，A Bibliography of the Works of Alfred Thayer Uahan，p.12。笠原长生：《帝国海军史论》，东京，明治三十二年再版。
(5)按除上述资料外，以下之资料亦甚有价值：《万国公报》、《申报》（上海）、《叻报》（新加坡）、The I G. in Peking（《赫德与金登干书札》）、London & China Telegraph （伦敦大学非图书馆藏）、《中国海关报告》（Report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其中除商务报告外，尚有许多附录可供参考。笔者曾于哈佛大学访问时，将1860—1894之台湾（包括打狗、淡水、鸡笼）报告影印，交与台北文史哲书局出版，题名为«清季台湾海关报告》，共六百余页，不意竟为该局散失，殊觉遗憾。
(6)王尔敏：〈人沙学浚先生与地缘政治学之开山学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期，台北，1994）。
(7)自方伯谦被杀后，即有人著《冤海述闻》为之申辩，其后闽人为之辩护者不绝。《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为1991年在福州“方伯谦研讨会”之论文结集，与会学者自难完全客观。但亦有人认为“尚不足以翻案”，如戚其章教授在他的〈方伯谦被杀是一桩冤案吗？——与季平于同志商榷〉（《历史研究》，6期，1981）一文中，即断言：“从目前看，为方伯谦翻案，史料尚嫌不足。”近人对李鸿章之指责可由郑天杰、赵梅卿之《中日甲午海战与李鸿章》见之。该书持论虽有所见，但亦不免以完人责之鸿章。且其谓李“排斥林泰曾”，“抑制刘步蟾“，“诿过方伯谦“，亦均缺乏有力论据，值得再作探讨。
(8)张其昀：《杨珍〈海权论文集〉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