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代的绿营水师
满族来自东北的草原，虽于明代衰微之际，乘时崛起，在短短四十年内以八旗劲旅将中国大陆征服，并于其后继续荡平蒙古、青海、西藏、天山南北路各地，成为18世纪远东最大的陆上强权，但论其海军却是最弱的一环。观其对付台湾的明郑，仅能采取消极的海禁政策而一筹莫展，即可证明。满清与台湾的对峙长达二十余年，清廷或对之招降，或借助于荷兰的戈船，或利用郑氏的降将，软硬兼施，终无法将之屈服。最后还是因为台湾发生内乱，方才命施琅率领福建水师将之敉平，而将之收为属土。(1)
清代的海军，当时称为水师，在其入关之初由于戎马倥偬，百废待举，兼以东南各省战事仍在进行，故于海防及海军无暇顾及。直至顺治八年（1651）天下粗定，方才仿照明代的旧制，创立内河及外海水师，负责江防、海防的安全。先后在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处设置四个水师提督；苏淞、定海、碣石等处设置十三个水师总兵。但因仅为绿营的附庸而非独立的兵种，且其目的只在防守海口，缉捕盗贼，故“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却同于内地”。(2)加以此等绿营分布各省，例由当地的督抚指挥，兵力相当分散。在装备与训练方面，依照规定：各省皆应设立船厂，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沿海督抚每年必须出洋，提镇则须定期巡历、会哨。然因政令废弛，并未能认真执行。非但水师官兵常驻内地，不耐风涛，使巡防及会哨形同具文，即其所修的战船也逐层需索，滥冒损坏而无法出海。至于绿营水师所使用的船只与武器也相当的陈旧，船只依其性质可分为战船、巡船与哨船三大类，而每类又有大中小三型，名称颇多，计有赶缯、沙唬、水艄（或艍犁）、长龙、红单、快蟹之属，皆为木质帆船。大者长不过九丈六尺三寸，小者长仅四丈左右。至于所使用的武器，主要的还是明末所留下来的红衣炮，其次是百子炮、山炮、威远炮等。其余则为排枪、三眼枪，乃至刀剑、戈矛之类，于此可见其战力的薄弱。(3)不过，即令是如此的一支水师，也无法保持其原有的装备与战力。一因清廷继承明代的海禁政策，不许人民出海；举凡岛屿、渔樵、贩运，皆在严禁之列，几使一切的海洋活动陷于停顿。(4)再以自从台湾内附之后，东南海上的威胁已经解除，清廷可无后顾之忧。在康、雍、乾三朝长期盛世的安定局面之下，所谓“尧天舜日”、“海不扬波，山无伏莽”，因之军政遂日益废弛。在此期间，虽曾偶有海疆大吏提出水师的缺点，但朝廷亦未认真地严加考虑。
二 绿营水师的败坏
实际上自从台湾平定以后，沿海的水师战船便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如徐旭在其“水师条议”内，即曾坦率指出缺点所在：其一是兵员过少，除战船外，守船之兵每船仅有五人，且五人管船，仅泊于内港，不敢行驶，故有船实同无船。其二是训练不足，战船常泊于港内，终年不见运动，器不操则易腐，数年之间便已朽烂，而使朝廷无数金钱竟成虚费。水师与战船之窳败如此，则“一旦有贼长驱而至，彼船如风，我船如石，随风起潮，挟之而去”，惟有瞠目视之，一筹莫展。匪特难以平贼，且有资寇之患。(5)康熙五十二年（1713），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亦曾奏称：福建沿海哨船虽有大小三百一十二只，然因经常修理，并“不能船船在汛”。且据其二月出洋亲率伍营兵船驶出厦门港外操演的结果，其中赶缯船四十只虽因船身稳重，堪以驾涉汪洋之外，其他哨船三十只却因打造较小，且船底尖狭，而不便于冲风破浪。(6)次年（1694），江南总兵师懿德亦以吴淞口当水陆之冲要，扼苏松之咽喉，崇明及狼山二镇原设沙唬船只，兵力单薄，仅备守口，难以出洋为虑。而詹事周起渭则更在其〈密陈水手事〉一折之内指出：江南虽有将军战船一百二十八号之多，兵丁三千七百余名，然“名为防海，而终身不到，（殊）恐虚冒无济”。(7)此类的情形至雍正年间方才稍加改进，鉴于水师人材难得，谕令各省督抚不得将熟习水师人员题请补用陆缺；又将天津水师加强，增设都统一员，副都统二员，兵丁三千人，以示重视北方的防务。但水师积习败坏却仍时有所闻，尤其是福建水师，因为“民风士俗，大率喜争斗好奢靡”，几已成为千百年来牢不可破之恶习，影响水师的纪律殊巨。(8)迨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征服安南之后，安南国王阮光平及阮光缵父子为对中国报复，乃有计划地利用安南的海盗，资以师船，授以爵赏，命之劫掠广东沿海商船，以补其财政的不足，因而使东南海防亮起红灯。两广总督福康安因而议请“酌改外海内河船只及清查海岛占住居民”，以资防范。但高宗却认为“酌改战船亦恐未能如法成造”，且如外省督抚不能负责任事，恐亦于事无补。而对于海疆大臣之未能实心考察，“以致海岛未能肃清，战船不堪适用”，则尤感愤懑。(9)但对于安南的艇盗之乱却始终拿不出最好的办法，而惟有任其宕延。(10)迨至嘉庆初年，安南艇盗进而勾结中国闽粤一带的海盗凤尾帮及水澳帮，授以安南总兵及王侯印绶，使之为向导向闽浙沿海深入骚扰，情形更为严重，几乎粤闽浙三省海面数千里皆陷于一片不安之中。当时适值中原川楚之乱大作，清廷注意西征，不遑顾及岛屿。而中国的水师战船又无法抵御船高炮多的安南乌艚战船，因之几乎对之束手无策。嘉庆九年（1804），帝以广东营伍废弛，洋匪横行，竟然直入内河，肆意焚劫，以致省城为之戒严，特命那彦成为两广总督前往整顿。不意，彦成却不以剿贼为务，到粤后反而日夜与将军广厚酣饮，耽乐无度。惟鉴于职责所在，水师官兵不能得力，乃对海盗采取招抚之法，“诱以官职，招以金钱”，除将巨盗纷纷录用为营弁之外，对于其他投首之三千余人亦皆给予顶带银两，任其入伍或归农，过往不咎。帝闻知以后异常愤怒，斥之为“恬不知耻”，并于次年十月降旨将之撤职拿问。(11)嗣因不久川楚教乱平定，而安南亦以嘉隆王阮福映复国，对华改变政策。一面向中国请求新封，改安南为越南；一面对安南的海盗加以压制，东南沿海的局势方得好转。接着残余的中国海盗蔡牵及朱贲等也由浙江提督李长庚及其部将王得禄、邱良功等所平，于是历时十余年之久的东南海疆方得恢复平静。(12)
三 鸦片战前的绿营水师
经过如此一番的沉痛教训，清廷理应深自反省，检讨海防与水师的缺失，设法加以整顿。可是却依然因循苟且，无所作为，以致使之继续恶化下去。等到道光时期，几乎无法救药。鸿胪寺卿黄爵滋曾在道光十四年（1834）四月一日上〈综核名实疏〉，对于当时的陆水各军之腐败有所指陈。(13)他说：“以臣所闻，今日之兵或册多虚具，则有额无兵；粮多冒领，则有饷无兵；老弱滥充，则兵且非兵；训练不勤，则又兵不习兵；约束不严，则更兵不安兵。凡此诸弊悉为兵蠹，稍有缓急，有何可恃？”又说：“臣闻沿海水师，率皆老弱无用。军器率亦残缺，并不修整。又战船率用薄板旧钉，遇击即破，并不计及夷船之凶利坚固，作何抵御。似此废弛，何以肃边威远！”(14)次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巡查沿海防务后，也对水师有类似的意见。在其对道光皇帝的奏报之内，坦然指出：虎门、南山、镇远、大虎等处之炮台，所用之炮大多为康熙时的旧物，而守台弁兵亦多积习因循，并无训练，所用大炮毫无准头，各营挑选弓箭马枪兵丁送呈者不过十之三四。其中一枪不中，五箭全空，或仅中一箭一枪者竟占绝大多数，(15)足见废弛情形与黄爵滋在其奏折之内所言者不谋而合。此外，关于当时中国沿海水师的腐败现象，吾人尚可由英人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的一份报告获得证明。胡夏米的报告，提出于道光十二年二月，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总管马加里班（Marjoribank）行将离开广东时，鉴于洪任辉事件（The Case of James Flint，1759）后，英国商务难以发展，决定派遣英船到中国其他口岸试航，并加以侦察。一则企图打开商业市场，一则亦可一探中国沿海的虚实。(16)该船名为“阿美士德”号（Lord Amherst），船长为礼士(Capt.Ress）。船上除水手七十余名之外，最主要的还有二人：一为甲利（Charles Gutzlaff），为该船的翻译，兼做沿途的传教工作；(17)另一便是胡夏米，以广东英国商馆之办事员资格，代表东印度公司负责沿途事务。彼等于是年二月二十六日由澳门出发，先后私行闯抵中国广东的南澳，福建的厦门、福州，浙江的定海、宁波、镇海，江苏的上海，山东的威海卫等地，而于七月离开山东开往朝鲜。当时中国海禁未开，不许任何船只闯入中国沿海。而“阿美士德”号只不过是一条重三百吨的商船，竟然如入无人之境，横冲直闯，吓得沿海大吏张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实不啻对于中国的海防为一极大的讽刺。而对于英人来说，此次胡夏米等的闯关行动，收获却是非常丰硕。他们除了实地了解各口岸的商务活动外，最主要的便是看清楚中国海防的空虚。其他不论，即以号称“南天第一重地”和“闽粤两省门户”，为广东第二海军屯地的南澳镇而言，该处在水师提督下虽然拥有五千二百三十七名海军，但是实际上却没有如此多的人数。至其使用的战船仅不过七八只，炮台不过二三座。南澳镇尚且如此，其他各地自可想而知。当这艘所谓“夷船”到达福州遇到阻拦时，仅放了一炮，即把中国的水手吓得东逃西散。最后仅剩下一个闽安的副将沈镇邦，由其道歉了事。(18)抵达舟山时，定海镇总兵陈步云虽曾竭力阻止，但毫无实效，甚至连该船翻译甲利也不禁要为“本地之全体海军舰队竟不能阻止一只商船进口”而感到奇怪。至吴淞口时，中国的海军亦曾极力抗拒英船，不意江苏海军比宁波者更为不堪一击，几乎毫无战斗力可言。结果英船在上海停了十八天，“除和官方交涉以外，又在城内外考察”，最后才于七月八日扬长而去。中国海军追随其后，直到船走六华里时，方才放了几炮，以示此船终于被其驱逐出境。(19)至此，中国海防的空虚实已暴露无遗。在甲利看来，全中国的一千艘战船都不堪一小战舰（frigate）的一击。(20)此一认识，毫无疑问对于日后的鸦片战争具有相当的影响。至于中国沿海封疆大吏此次所表现的虚应故事，只讲官样文章而不实心任事的态度，也给英人留下一个不良的印象，认为“如求英国商业在中国发展，绝不能由磋商交涉达到目的”。换言之，唯有依靠武力始可使之屈服。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下议院主战派议员之力主以武力对付中国，大体即系依此为根据。(21)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两江总督是陶澍，江苏巡抚是林则徐，这两个人都是被人公认为道光前期做事负责，讲究实务的政治家。(22)何以他们竟也与其他各地的督抚一样，对于英船的活动未予重视，仅以“派员押送回粤”、“断其北驶之路”等空虚不实的言词上奏朝廷？又何以未曾因英船在上海停留十八日，中国水师竟无力将之驱逐，体认到英国海上的优势，而对中国的海上武力有所反省？一直要到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时，方才对于英国的海军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已经时不我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