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力东渐与鸦片战争
19世纪是一个海洋时代，欧西各国自从15、16世纪新航路与新大陆发现以来，即纷纷地向东西两半球发展，以商业殖民及传教为前锋，以船炮与武力为后盾，经过二三百年的经营，其势力已达于全世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与英、法等国都曾先后地出现于海洋史的舞台，扮演海权（sea power）国家的要角；同时，一部新的世界史也即以海洋为中心而展开。(23)
与西方国家相反，当葡、西、荷、英、法各国不断展开海洋活动的时候，中国却依然孤立于东亚大陆，闭关自守，以天朝上邦自居，常以为是世界上陆权（land power）的大国，对于西方各国在海洋的活动固然是茫然无知，即对于欧洲历史上所发生的划时代巨变：美国独立、法国革命、英国的议会改革，以及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等，也都一概地不加理会。直到19世纪中叶中英鸦片战争发生，中国这种孤立的地位方才有所改变。
鸦片战争顾名思义固然是因为中国的禁烟而起，但其背后却牵涉到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由于东西文化的长期不同发展，再加上海洋的阻隔而缺乏接触，因此在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东方儒教文化之间，已经深深地划上一道鸿沟，不论在政治、外交、商业贸易，乃至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误解。(24)这些误解自明末欧人航海东来时，便曾接二连三地不断发生，诸如18世纪之初的禁教闭关，以及中外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即是其不幸的结果。及至19世纪之初，中外的关系依然是龃龉时生，商欠的纠纷，审判的争执，鸦片的走私，白银的外流等，都因为双方的不了解，而无法循由外交途径作合理的解决。尤其是英国，一则因其对华贸易额最大，再则其海军也最强，(25)故对中国的态度尤为不满，一再交涉均无满意结果，以致最后惟有兵戎相见以武力解决。(26)
麦卡奈尔教授（Prof.H.F.MacNair）在其《近代中国史文选》（Mod-ern Chinese History，Selected Readings）一书中曾说：“1840年的中英战争，双方所使用的武器，实为决定胜负的一项重大因素。英国是凭借西方机械发明的胜利者；中国则因使用中世纪的军事配备而失败。特别是蒸汽机推动的战舰，尤为中国人震惊与恐惧之源。”(27)蒋廷黻教授在其《中国史大纲》一书之内指出：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因此，“我们虽拼命抵抗，总终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28)麦卡奈尔专就军事立论，而蒋廷黻则于军事以外，兼及政府及人民，足见军事并不是孤立的，实为政治、经济、社会等整体文化之一部分。当然，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甚多，并不限于军事之一端，可是军事毕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亦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资料显示，中国在鸦片战争期间（1839—1842），虽然在战船、大炮、兵力等方面都较英国数量为多，可是在战斗力方面却无法可以与英并驾齐驱，而处处居于劣势。尤其是中国战船必须分守沿海各口，兵力大为分散，而英船则因中国水师无法在外海予以拦截，可以机动地攻击中国的任何一个口岸，故在战略上也让英军占有优势。以下为双方兵力的分析比较：
（一）战船方面
中国仅在江、浙、闽、广四省即有各式战船887艘，(29)而英国的战船则仅50艘，另有汽船（火轮船）4艘，即使再加上若干小舢板等合起来也不过百艘，尚不及中国战船的八分之一。但因中国战船种类不一，主要者计有27种，而且多系小型帆船，平均排水量在250至300吨之间。撇开速度和灵敏度不计，其大小约合于1830年代航行中美之间邮船的一半，甚至还赶不上英国纳尔逊时代的第六级战船。(30)
（二）武器方面
中国战船所载之炮，多者不过七八门，少者仅一二门，一般皆在二千斤左右（海岸炮则较重，有五千斤至八千斤者）。炮身皆为铜铸或铁铸，惟因技术不精，炮身常有洞眼，容易破裂。且炮位皆置于甲板之上，目标容易暴露而为敌人所攻击。又炮身极为呆滞，故调转不够灵活，亦为一大缺点。再因炮子皆为铁片铁砂乃至夹杂有石块，而由火药爆炸所推送，故射程甚短，因之威力仅及很短距离。是以炮数虽有大小数千门，但以性能较差，不仅对付外船常为鞭长莫及，即使偶能命中，其杀伤力亦非常有限。(31)但英军所用的武器却大为不同，一般士兵所用者皆为来复枪，射程既远又有准确性。所用大炮虽仅一千余门，而且重仅二千斤至三千斤左右，但因所用者为炸弹，射程常达数里之外，威力异常惊人，以致中国士兵每闻炮声即已溃散。此外，英炮不仅可以自由旋转，经常变换射击目标，且多置于船舱之内，不会成为敌人攻击的对象，使炮兵较为安全。(32)
（三）兵力方面
中国在鸦片战争期间驻守沿海各地的陆军（包括八旗及绿营），计约二十二万余人，江浙闽粤四省的水师约有二万五千至五万人。(33)英国方面的陆海各军，包括十八、二六、四九、五五等四个军团及海军陆战队、海军等，合计约一万人左右。在数字上看来，中国军队虽多，但因分布地区太广，且由他省临时抽调而来，不论军纪及战斗力均差。而英军则不论组织、训练及装备，都比中国军队优良得多。
鉴于英军在各方面的优势，中国当局最初尚以为与英军难以决胜于大洋，设如诱之登岸，或可取胜于陆战。及至厦门、镇海、宁波、乍浦相继失守，方才认识到陆战亦非英军之对手，而深感束手无策。(34)正因为英人的海上优势，所以敢于到处窜扰我国沿岸，而使东南各省同时告警。英军往往以极少数的兵力即可将我国重要的港口封锁，以致我国水师无法活动。如1840年7至8月，英军封锁直隶湾，所用者仅为备有大炮180门的兵舰5艘及汽船1艘；封锁扬子江口，所用者仅为备有大炮38门的兵舰2艘；封锁宁波者，仅为46门大炮的兵舰2艘；封锁厦门所用者，仅为74门大炮的兵舰1艘；封锁广州者，仅为102门大炮的兵舰4艘及汽船1艘。总计不过英舰16艘，而中国海防之门竟然全部为之阻塞。(35)我军因为师船薄弱，无力将之驱逐，惟有望洋兴叹而竟无可如何。甚至英军有时闯入内港，也是我军吃亏，如虎门之陷（1841年2月26日），中国士兵死伤五百人，提督关天培阵亡，而英军却未伤一人。定海再陷（1841年10月1日），中国士兵损失约一千人，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均战死。镇海之陷（1841年10月10日），中国损失约一千五百人，钦差大臣裕谦投江自杀，总兵谢朝恩牺牲，而英国的损失则极轻微。(36)不错，在中国官书上也有不少我国与英军发生海战的记载，诸如所谓的“九龙洋面海战”、“穿鼻洋海战”、“官浦海战”等等，但实际上大多以近海为限，而非远洋作战。因为根据中国当时的水师，实无与英军在远洋作战能力。的确，林则徐曾经说过“出洋攻剿”的话，并言“臣等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但他毕竟也知道此事大非易易，所以最后还是借口 “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即使将夷船尽数击沉，亦只寻常之事，而师船既经远扬，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亦恐不值”而搪塞了事。(37)不仅林则徐如此，其他浙东与福建方面负责防务的大员伊里布、颜伯焘和奕山等，在定海与厦门失守后（1841），虽经朝廷一再地谕令相机攻剿，可是他们却总是借口准备未妥而不敢贸然进兵。只有在广州方面的奕山与杨芳一度地发动水陆攻击，可是结果都是自己先竖起了白旗。
二 海防告警及海权意识萌芽
（一）军备的改良
清代中国乃是一个雄踞东亚的强大陆权国家，自康雍乾三朝（1662—1795）以来，东征西讨，凡居中国周边地区皆为其征服。除日本外，东亚诸国亦纷纷入贡，可谓盛极于一时。惟于海洋方面，仅明郑曾经占据台澎一度与之对峙，其他并未遇到强大的挑战。故其内江外海水师，仅以巡防捕盗，维持统治权下的秩序为满足，并无元明二代向海外发展的企图。不意，降至19世纪中叶，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前后用兵三载（1839一1842），英军恃其船坚炮利，到处对于滨海各地骚扰，兵锋所及之处，或者攻城掠地，或者戕害官民，以致城乡骚然，全国为之震动。清政府虽然调兵十余省，耗饷七千万，结果终不免兵败言和，与英人缔定城下之盟。非但割地赔款，而且还正式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及上海与外人通商。以堂堂天朝之尊，竟为来自数万里之外的“岛夷”所败，自然引起有识人士的忧虑而纷纷地谋求对策。当战争犹在进行之时，宁波、上海与广州都有不少科技人员埋头试验研究，企图对于中国船炮的缺点加以改良。在宁波，主其事者为龚振麟与汪仲洋；(38)另外，林则徐也因禁烟获罪，以四品卿衔发往浙东军营效力，一度参加此项工作，与他们共同研究。龚、汪二人虽为行政官吏，但皆长于巧思，富有科学研究精神，龚振麟尤以精通泰西测量见称。他们首先根据清初日耳曼传教士汤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一1666）所著的《则克录》一书对炮术加以改进，减轻炮身的重量，并减少炮膛因热爆裂的现象。又采精炼之法，去除钢铁中的杂质，而使之成为熟铁（钢），再将青铜加锡熔解，然后按照西炮推放斛两尺寸数量，增加一或两倍，结果一二千斤的新炮居然可抵旧炮五千斤乃至八千斤之用。计先后共铸大小铜炮一百二十余门，因而使定海与宁波的防务大为加强。次将铸炮模型更新：扬弃沿用已久的传统土模，而代之以新的铁模。结果不仅避免旧法的缺陷，且使一工收数百工之利，一炮省数十倍之赀，旋铸旋出，光滑精细，一举而使造炮的速度增加数倍。此种铁模制炮的方法较之西方尚早数年，实为龚振麟父子的一大贡献。再是炮位灵活度的调整：旧式炮架非常笨重，仅能直击，不便转动；振麟等乃发明一种磨盘炮车，将炮架改为两层，上层照常安轮，下层中心以铁桩贯之，炮身后，仍列梯级以便上下。由于此种滑车的使用，结果虽四五千斤的大炮，只须一二人之力拨之，即可轻便旋转而随意所向，使大炮施放的目标大为加强。再是炮身构造的改进：对于大炮口径的大小，炮墙近尾的厚薄，药膛火门的远近，都曾作精密细心的调整。其次，在造船方面，他们也曾设法加以改进。先是林则徐在粤东时，即曾计划改良我国的船式，一面将向洋商购买的“甘米力治”号（Cambridge）小轮拆卸加以研究，一面搜集我国旧有战船图式加以比较。经过他与龚振麟、汪仲洋等人讨论的结果，认为模仿英人的蒸汽机船，一时尚难以办到，惟有参酌我国传统的造船原理及经验技巧，制成速度较快的车轮船若干艘，方可应付当时紧急的需要。不意，是年八月，宁波与镇海先后失陷，船未成而竟落于英人之手。道光二十一年八月（1841年10月），英军在镇海一共掳获此类轮船四艘，舱内有二长轴连至桨轮，轮为硬木制成，径约十二英尺，惟尚有若干硬木齿轮尚未完工。(39)
在上海主其事者为丁大年。其改良战船的活动，几与浙东同时，而且出于同一个动机。根据英人的记载，1842年6月间，英人曾于吴淞海战中俘获中国新式战船五只。该批船只乃系由游击刘长清所率领，其构造甚至比浙东所造者尚为进步。每船装有四个桨轮，直径各为五英尺，用车轮之两曲柄以操作之。横装船之前部及后部，两旁并安有大炮。以其所使用者为辘轳及手摇杆，经由直交齿轮而连至桨轮轴，故可以手臂之力代替足力供给动力，使其速率较足踏者高出四五倍，并可以借齿轮之调节而获得机械之利。(40)
在广州主其事者为丁拱辰，拱辰字星南，福建泉州人，监生。曾往澳门及南洋各地游历，对于西洋炮术非常留意。鸦片战争时投效靖逆将军奕山军营，呈献其制的“象限仪”、“演炮图说”等，奉旨赏给六品军功顶带，帮办军务。他的最大贡献便是参照西法将炮术加以改良，除创制车绞架、旋转活动架及轮车架、举重机等，以增加炮身的机动性及灵活性之外，更介绍西方象限仪的使用与测量瞄准之法。另外，他对于炮台的修建也有许多改良意见，而于火药的炮制则尤为得法。认为枪炮的利与不利，全在制药的精或不精，若拘于定法常规，不求精制，不但有炸裂之虞，且亦施放不能得力。因此乃模仿洋法精制火药数千斤，“烟亦白色，见火即燃，毫无质滓”，几与洋药威力相等，对于命中击远，颇为得用。(41)丁拱辰之外，潘仕成也是热心武器革新的人士之一。仕成为番禺人，举人出身，是粤东的盐茶业巨子。鸦片战争期间曾经数度捐赀改良船炮，并以万金重价雇用美国军官壬雷斯（Dramzere）制造水雷。制成之后，当即加以试验，“须臾，机发如迅雷惊霆，烟焰烧空，木植飞腾折裂，屡试屡验”，(42)中国自此学会制造攻船防海的利器。潘仕成虽非科学家，然其贡献实不可没。
由于广东为鸦片战争的发源地，受害最深，故对改良战船之事，几乎不遗余力。户部员外郎许祥光、广州知府易长华、批验所大使长庆、水师提督吴建勋以及兵部郎中潘仕成等，都曾先后按照英美船式加以仿造。比较起来，许祥光及长庆所承造之船，着重于速度的增加，除于两舷各安飞桨36支以外，并于船舱之内设置两轮，用以激水。潘仕成及吴建勋所造之船则着重于洋式战船的仿制，扩充炮位，使其可载炮四十余门。并扩充其容量，使其可容三百余人，而在坚固方面亦设法加强，不但木料板片力求坚实，船底亦全裹以钢片，以防腐蚀。至于易长华所造之船则系比照中国原来的米艇加大，工价虽然加倍，但木料坚固程度不一，缺点甚多。而他们所遭遇的共同困难，便是动力问题无法解决。鸦片战争末期，潘仕成、潘仕荣曾经一度雇用洋匠制成蒸汽小火轮一只，但因于内河试航不甚灵便，并没有继续发展。直到鸦片战争停顿之后，中国自己的两位科学家在蒸汽机方面加以研究改进，方将此一问题解决。这两位科学家即为丁守存与郑复光。丁守存字心斋，山东日照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曾任户部主事，通晓天文，历数，善于制器，与福建的丁拱辰合称为“二丁”。郑复光字沅香，安徽歙县人，监生，对于数学及物理特别爱好，与丁拱辰、丁守存合称为“二丁一郑”，他们对于当时转抄的《西洋火轮船图说》曾加以详细研究，终于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以前绘成一幅新的《火轮船图说》，图中分为架、柱、外轮套、锅灶、桅、绳梯、破风三角帆、破风立板等十六个部门，其中最引人注意之处，即其第三的“柱”和第六的“锅灶”，以火蒸水，由水化汽，积汽成力，然后用之推动机器。“上下甚速，灵动微妙，不可思议”，中国的科学家至此方掌握住蒸汽机的原理。(43)不虞，由于朝廷的昏聩无知，对于鸦片战争期间所孕育出来的这一批科学家竟然未能善加培植，而任其凋零老死。对于蓬蓬勃勃的广东造船运动，亦不予精神鼓励及财力支持，而使之不久陷于停顿，(44)这实在是中国海军现代化的一个致命伤。
（二）海权的觉醒
鸦片战争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受到大规模的海上侵袭，同时也使中国被迫开港以与外洋通商，并与西方海权国家发生紧密的关系，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当时尽管朝野上下以为战争已过，天下又恢复平静，可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士大夫们，却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优势，以及中国海防所潜伏的危机，因而海权意识也开始逐渐地觉醒。最早有此认识的便是林则徐（1785—1850）。则徐字少穆，福建侯官人，因奉清廷之命，前往广东禁烟，引发中英冲突，成为鸦片战争的主角，故对中外的关系及海防所面临的问题，他都特别留意。为了了解国外的大势，他曾命人将美人穆勒（Murray）的《地理丛书》（Encyclopedia Geography）译为中文，易名为《四洲志》。其他所译者尚有《夷情备采》、《澳门月报》，以及其他各地的新闻报纸等，其目光的远大，于兹可见。尤其富有意义的是，为了便于对英交涉，他还命人将瑞士人滑达尔（De Vattel）的《国际法》（Law of Nations）译出数条，借期以开明与理性的态度与英人讲理。经由此一“夷律”，证明其没收英人鸦片合于当时的国际公例；中国人之知利用国际法实由林氏首开其例。(45)不过，当时林则徐所最关心的还是海防及军备问题。虽然他在早期为了对抗英军海上的攻击，仅只采取弃大洋、守内河、择地利、坚垣垒、设奇伏、备火攻、养水勇等消极的防海措施，但他也知道这些不过是权宜之计，根本之图，惟有改良中国的船炮与海军。故一再地强调“惟有坚船利炮，始为最佳的防海之物”。虽然一时难以猝办，为久长之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为了推展此一计划，在鸦片战争初期，他即曾向朝廷密陈，请求以粤海关税银用之于制炮造船，“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惜未为道光皇帝所接受。(46)及至他解除两广总督职务，奉命以四品卿衔前往浙东军营效力时，仍风尘仆仆地与龚振麟、汪仲洋等在宁波研究改良军器之法。甚至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被谴戍伊犁时，他还在旅途之中，念兹在兹地致函友人谈论船炮海军之事，郑重地指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沿海口岸已防不胜防，况又入长江与内河乎？”“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只恐供临敌之一哄。”(47)又以为：倘令吾军有船有炮，而由水军主之，则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果有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则“南北洋无不可以径驶者”，届时，“彼敢合舟而扰陆路，占之城垣，吾不信也。”(48)自18世纪初期以来，海军思想即与民族意识整合为一体，而为保卫国家民族的安全与利益，亦必引起海权观念的产生。(49)林则徐所构思的新式船炮与海军，实可谓我国近代海权思想的先声。
林则徐之外，他的好友魏源（1794一1857）也在鸦片战争之后，对于中外关系获得了新的认识，并对中国军备的落伍状态具有深刻的了解。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为名噪一时的经世思想家。在鸦片战争发生以前，他即对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学术等方面所产生的流弊，不断地提出其改革意见。及至鸦片战争发生，他因曾亲身参加浙江方面的审问英俘工作，且曾一度随军接收为英军沦陷的定海，因而对于当时的战况具有相当深刻的印象。认为自用兵以来，吾军即未曾与英一战于海上，实皆由于中英兵力的过于悬殊。是以英军能够恃其坚船利炮，到处窜扰，时南时北，时彼时此，而使我国海权完全受其控制。中国之所以挫败，原因即在于此。故而特于战后大声疾呼，要求朝野上下对于海防问题多加注意。并以鸦片战争的失败乃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50)于此可以见其高度的爱国热忱。
论及魏源的海防思想，固然有些方面曾经受到林则徐的影响，但因其为经世学家，思考面较多，故在范围上则较林氏为广。例如在世界观方面，他已看清一个新的海洋时代的来临，因此特地花了十年的时间编成一部介绍各国史地文化的一百卷巨著《海国图志》。呼吁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此举即具卓诚。其次，他对于西方海权国家的全球发展也有深刻的透视，觉察出他们名义上要求与各落后国家通商传教，而实际上皆是“阴谋潜伏于无形”，企图“夺人家国，流风所及，实不知其将伊于胡底”。(51)再次是他以为战争应有一整体构想，并不完全赖于军事。因此乃大胆地提出其“海防三大政策”，作为中国御侮图存的张本：一为“以夷攻夷”，一为“以夷款夷”，一为“师夷长技以制夷”。(52)将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综合为战、守、和三策，而连络贯串为一个复杂的战略体系。虽因时代的限制，使其内容不免空疏，但确亦为鸦片战后的中国，在应付紧急的海防问题方面，提供一个具有高瞻远瞩的具体方案。在这个方案之内，最能代表魏氏海防思想价值之所在，计有如下数点：（1）于广东设立译馆：有计划地翻译西书西报，借作了解世界大势的参考。（2）于广东沙角、大角二处设立造船厂及制炮局各一所：延聘美法工程专家一二人，分携西洋技工若干前来主持。并延西洋舵师水手教习行船演炮之法，特选粤闽的巧匠精兵向之学习，“工匠习其制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分期于数年之内尽得西人的长技而使之失其所恃”。（3）新式海军的训练：船炮既具，即行改组旧有水师，精其挑选，严其训练，优其给养，使之成为百战之旅。为了培养海军人材，朝廷并应开设“水师特科”，模仿西洋，专以造船驾驶造火器奇器，抡官取士。最后则集合新修的火轮战舰与新练的水军战士到达天津，奏请皇帝大阅，“以创中国千年来水师未有之盛”。（4）发展科学工艺：船厂炮局于军用制造之外，尚应扩大兼及民生日用，增加生产，发展航运，借使“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使中国之人亦可在科学机械方面，“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而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53)凡此均可见其眼光的宏远，非同凡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南洋地区的重视，以为南洋自明以来，原属华人活动范围，其后西人之在南洋取得优势，固因当地土著之落后，实亦由于我国政府的缺乏远谋。华人之流寓于南洋者甚多，其中雄杰之士尤不乏人，倘能予以鼓励资助，彼等即可于该处开疆拓土，建立新国，非仅可以与西人抗衡，且亦可以作我屏障，实为计之上者。当一般人尚沉醉于天朝的迷梦之中，而对域外之事不屑闻问之际，魏氏的保民护侨思想在19世纪中叶，实不啻为一空谷足音，石破天惊之论。如果吾人将其在《海国图志》及《圣武记》等书之中所倡的设立船厂炮局，训练新式海军，制造商船，发展航运，乃至保民护侨，开拓殖民地等的思想综合以观，实与其后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在其著名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对于“海权”所下的定义，殆有相类之处，而在时间方面，却较马汉犹早将近半个世纪。(54)
【注释】
(1)Young-Tsu Wong，“Security and Warfare on the China Coast： The Taiwan Ques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Monument a Serica Vol.XXXV，1981—1983.pp.111—196.魏源：《圣武记》（世界书局，1962年，台初版），页238-243，〈嘉庆东南靖海记〉。按台湾之役仍属近海作战，而非远洋海战，且施琅所率之舰队由于台湾内乱，除澎湖外亦未受到强烈的抵抗。
(2)《清史》（台北，成文出版社，1961年，铅印），卷136，〈兵志〉6，〈水师〉。
(3)《浙江省外海战船则例》，卷20，中研院近史所藏，不著撰人及出版时地，疑为乾嘉年间浙江官厅所刊。此外，尚可参考沈翼机等重修；《浙江省通志》（200卷，乾隆元年杭州刊），卷91一94，〈兵志〉；95—98。〈海防〉。按截至乾隆五年〈1740〉为止，各省主要战船计约直隶8艘、盛京6艘、山东24艘、江南83艘、福建342艘、浙江197艘、广东166艘，可见清代的水师兵力大多布置于江浙闽粤沿海一带。
(4)薛传源：《防海备览》（嘉庆辛未，1811年，云山堂刊）自序，内论清初通洋之禁甚详，计有海船制造之禁，海外耕耘之禁等（卷3，页1）。又据《钦定大清会典》，卷49，页12，可知清初海禁繁多，计有岛屿之禁、船桅之禁、商渔之禁、器物之禁等。
(5)贺长龄人皇朝经世文编》，卷83，页15。
(6)《故宫文献》，1：3（台北，1970年），页152，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八日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折。
(7)故宫博物院刊《故宫文献》，1：4（台北，1970年），页92，〈文献选录〉康熙朝宫中档，江南总兵师懿德折。
(8)分见《大清十朝圣训》（台北，文海影印），〈世宗宪皇帝圣训〉及《天津府志》〈光绪乙未修），卷1，页14，〈天津海防〉；《皇朝经世文编》，卷83，〈兵政〉，页8，雍正四年闽抚毛文昌〈福建水师积习疏〉。
(9)《大清十朝圣训》，卷82，页5;卷甜，页2，〈高宗纯皇帝圣训〉，“安南夷匪劫掠捕鱼”。
(10)魏源：《圣武记》（1962年，台北，世界书局，初刊本），卷8〈嘉庆东南靖海记〉。按魏源安南艇盗乃因阮光平父于“师老财溃“所采取的行动（见《圣武记》，页238）。但Henry Mealeary却以为是因为越南民族主义的影响，越民愤中国的入侵，朝野上下均对中国反感。因之表面上虽被迫向清廷朝贡称臣，但在背后却以海盗侵扰向中国报复。见氏著Black Flags in Vietnam，London，1968，pp.28—29。
(11)《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7，页14一15，嘉庆十年十一月庚申谕；页36，丁巳谕。
(12)参见前引书《圣武记》，页238—244。按此役以定海总兵李长庚之功最大，鉴于夷船高大，广东总督长麟仿商船式捐修米艇数十，剿贼有效。乃由浙抚阮元捐金十余万两，交与长庚亲赴福建制造大号霆船三十艘，配以大炮四百尊，战斗力因之大为加强。嘉庆十二年，蔡牵平、长庚亦战死。十五年，各洋海盗全平。
(13)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85，〈兵考〉，程含章：〈上百制军筹办海匪书〉。按百制军即百龄，时任两广总督（1809—1810）。程氏建议内容共计十五点，皆有关改良水师战船，加强水兵战力，巩固沿海防务者。百龄不能用。
(14)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卷19，页7—9，道光十四年四月一日〈综核名实疏、。
(15)关天培：《筹海初集》，卷1，道光十五年正月廿二日人通行训练章程挑选精壮士卒稿。
(16)张德昌：〈胡夏米货船来华经过及其影响〉，文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1，页60-79（北京，民国廿一年）。
(17)按此处所译之甲利（Charles Gutzlaff），即为郭实猎（Karl A. Gutzlaff）。此人很早即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从事宣教活动，先后创刊《万国史传》（Pneral History）、（万国地理全集》（Universaal Geography）及《大英国统志》（History of England）等。鸦片战争期间，曾出任英军译员。并历任英军占领地之定海（1840）、宁波（1841）及镇江（1842）民政长官为一早期少由面诵“县英军攻击中面。
(18)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5，〈兵政〉，论镇守一，蓝鼎元。〈论镇守南澳事宜书〉。
(19)张德昌：〈胡夏米货船来华经过及其影响〉，页64—32。
(20)张德昌：〈人胡夏米货船来华经过及其影响〉，页78。
(21)同上。
(22)魏秀梅：《陶澍在江南》（中研院近史所专刊(51]，台北，1985年），页1—6，〈刘广京序〉；张馨保著，徐梅芳、萧致治等译：《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页118一121，〈林的为人、工作和学识〉。
(23)箕作元八：《西洋海军史》（东京，富山房刊，大正十二年），页2—3，〈绪论〉。
(24)英人Gerald S.Graham，力言近代中西冲突之文化的因素，强调海军战略决不能与外交、政治、政府及政府代表等分离（见氏著“The China Station“，The China Station，War and Diplomacy ，1830—1860(Oxford，1978)，Preface）.
(25)B. B.Schofield，British Sea Power（London，1967），pp.15—16；Anthony J.Watts，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Royal Navy（London，1970），pp.11—12.
(26)按“ Gunboat Policy”一辞，英国外相Palmerston虽至1846年方才正式宣布使用，实则在鸦片战争时代其观念即已形成。观其一再派遣海军来华向中国施压，即可证明。
(27)H.F.MacNair，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Shanghai，1929），Vol.1，pp.178179.按该书所指中世纪武器，乃指鸦片战争时中国的刀、剑、戈、矛、弓、矢以及其他简单的火器（火炮、鸟枪）等武器而言。
(28)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台北，黎明书局，1959年），页30—31。
(29)按绿营战船数字，各方估计颇为不一。而清代官方文书如《浙江省外海战船则例》及《广东海防汇览》又多详略不一，难以统计。唯有英人威妥玛（Thomas Wade）根据《大清会典》、《中枢政考》以及《户部则例》所作的统计较为可靠。威氏的论文题为人中华帝国的陆军〉（The Army of the Chinese Empire），先后刊于《中华文库》（Chinese Reposiry），20：5、20：6、20：7（澳门，1851）各期。根据威氏的统计，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的营水师，大小战船类型多达四五十种，名称复杂。外海战船主为赶缯、沙船（平底船）舢板（双桅）等，计山东12艘、江南158艘、浙江306艘、福建267艘、广东156艘。山东不计，仅江浙闽粤四省战船即有887艘之多（Chinese Repository，1851，p.379，“Disc tion of Vessel”）。此一数目远较明代卫所时代之战船2700只为少。
(30)John L.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1839—1895，Cambridge，1967，pp.3—4；按据Gerald S.Graham，The China Statton，War and Diplomacy，1830—1860（Oxford，1975）附A，帆船（sailing ships）可依其大小及其炮数区分为16级。鸦片战争时，英用于中国海洋的战船多为第三级（third rates），平常载炮六七十门，最多至74门。又据Rawlinson书，当时中国战船（junks）长仅百尺，上有二三桅及一无保护的甲板，平均配炮一二门，其中仅有一二艘上置战斗的装备，但其水手则仅百人。中国当时所使用大号战船排水量虽达一千吨，然多由商船改装而成，依然与英国的一级帆船战舰无法相比。英国的一级帆船战舰排水量有二千至二千一百吨，配有一百门以上的大炮（pp.3—4）。至于英国在中国所使用的武装汽船（火轮船），如Iron Nemesis，其速度与威力，则更非中国的战船所能望其项背（pp.5—6）。根据Edgar Halt，可知Nemesis有六百三十吨，载炮约七十门以上，1840年冬建于利物浦（Liverpool）船厂，为英国所造第一艘蒸汽铁船。由于吃水仅及六英尺，故于中国浅水沿海及内河作战非常方便。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即因其舰队为Nemesis击溃而战死（The Opium War ip China，pp.117—118）。
(31)鸦片战争时中国战船及沿海防卫所用之炮，计有红衣炮、劈山炮、百子炮、威远炮、赶征炮、行营炮、净瓶炮等；其次则为排枪、三眼枪（皆鸟枪之属，使用火药放射，由火绳点燃）；再次则为弓矢刀枪戈矛之类。几皆为中古时之武器。分见沈翼机等于乾隆元年所修之《浙江通志》（台湾，华文书局影印，卷95—99，〈海防〉）及无名氏嘉庆年间所修之《浙江省外海战船则例》，卷15，页15。按此类之大炮，笔者幼时尚曾于抗战初期之皖北故乡见之，用作为攻打土匪之战具。国人保守性之强，于此可以概知一斑。
(32)关于中国大炮的缺点，可参考拙著：《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页103—106。按来复枪乃系一种枪管之内有螺旋纹之火器，始于15世纪末叶，至1835年后，西欧各国军队几已全部采用。起初其于弹为圆粒形，后乃改用长形，速力强大又可瞄准（见中华书局：《辞海》(上海，1956年)，上册，页221，〈来复枪条〉），较之中国所用之火枪殊占优势。至于近代炮弹的使用则较晚，1827年法人Paixhans,开始制成此类之炸弹。至1830年英国海军大量采用，以增强其海上的战斗力。参见Anthony J.Watts,Pictorial History of the Royal Navy,1816—1880，London，1970，pp.22-23。
(33)根据魏源的估计，闽广水师各有三万有奇，江浙水师各约二万有奇，合约十万之多。惟因“虚冒半之”，“老弱半之”，故仍应有二万五千至五万人，见林乐知等续辑：《增广海国图志》（上海，1896），卷1，《筹海篇》，页7下。按同书亦指出鸦片战争时期东南沿海所驻之重兵（陆军）人数，江苏五万，浙江四万，福建六万，广东将及七万。可见清廷所动用的兵力，仅江浙闽粤四省沿海即有二十二万有奇（同书同卷，页6上）。
(34)Edgar Halt，The Opium Wars in China，pp.135—136，142—143；George Woodcock，The British in the Far East（ London，1969），pp.41—42.按英军仅于乍浦一处曾经遇到八旗兵的坚强抵抗，结果造成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余人伤亡，而英军死伤亦将近百人。
(35)H.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Taipei，1961），Vol，1，pp.264—266.
(36)分见 Chinese Repository，Feb.1841；Oct.1841。
(37)文庆等编：《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台北，1963），民国廿年三月，〈林则徐奏折〉。
(38)龚振麟字士振，福建光泽人，监生，时任浙江嘉兴县丞；汪仲洋字少海，四川成都人，举人，时官浙江余姚知县。
(39)陈陆：〈人鸦片战争与中国军器〉。载于《中和月刊》（民国二十九年）1：8，页76—92；拙著：〈人晚清时期我国科技发展的鸟瞰〉，载于《师大学报》（台北，1985），页351—353。
(40)参看李约瑟著，陈昌祚等译：《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初版，1981年三版），第9册，页219。按丁大年事见《陈化成纪念馆学报》（1994，上海）任晓初：〈人吴淞战役前夕的牛鉴与陈化成〉。
(41)魏源：《海国图志》，卷91，页3—4，丁拱辰：〈演炮图说〉。
(42)同上书，卷92，页1，潘仕成：〈人攻船水雷图说〉。
(43)魏源：《海国图志》，卷85，页1—2，郑复光：〈火轮船图说〉。按郑氏图说成于道光廿七年（1847）。英人倍尔（Henry Bell）所发明之实用汽船在1812年，中间相距35年左右。
(44)参看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中研院近史所专刊，台北，1962年初版），页1一27。
(45)参看拙著：〈十九世纪西方史地知识的介绍及其影响，1807—1861〉，文载《大陆杂志》，38：6，页6—7（台北，1969）。
(46)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4，〈密陈夷务不能摆手折〉。
(47)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页197，〈致姚椿、王柏心〉；页191，〈致苏廷玉〉。
(48)同上。
(49)Oliver Warner，The Navy（London，1968），p.22.
(50)魏源：《海国图志》，原叙。
(51)《海国图志》，卷14，页1，〈东南洋海岛三〉。
(52)《海国图志》，原叙。
(53)《海国图志》，卷2，筹海篇三，〈议战〉。
(54)Mahan Alfred Thayer，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Boston，1890. pp.24—30，30—37，37—39.按魏源之《海国图志》初刊于1842年，而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则刊于1890年，前后相差48年。参看拙著：〈魏默深的海权思想〉，私立淡江大学：《第二届海权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2年，页7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