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自强运动与新海军之诞生第一节 湘军水师与长江水师的相继成立
一 英法联军与太平军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固然是因为西方海权国家一再地挑战，但也由于内部潜伏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危机。计自18世纪末叶以来，国家日渐多事。及至19世纪开端，中原与边疆更是变乱丛生。(1)是以远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便有一些眼光敏锐的知识分子如包世臣、龚自珍与魏源等，指出科举、军事、政治、漕运、盐务、河务等方面的积弊，要求大刀阔斧的改革。可是由于当局者缺乏远识，仅能收到局部零星的效果。(2)及至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高倡建立新式海军，魏源又进而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并连带地提出内政、军事、考试、学风、人心等方面的大规模革新，借期“寄军令兴内政”，一举而使国家跻于富强。设使朝廷能够接受失败的教训，立定图强的决心，则未尝不可以因一时的挫败，而为国家开拓一个新的机运。诚如当时御史万启心所说的：“边患借此修明，人材借此振刷，奸宄借此掊剔，法令借此整顿，实为承平日久，紧要关头。办理得法，所益滋多。”(3)可是由于此时战争已过，部门逐渐恢复恬嬉，时人对于海疆之事非特不愿多提，反而转成为执政者的忌讳，以致中国又失去一次自强图存的良机，(4)而蒙受太平军之乱（1860—1864）与英法联军（1857一1860）的双重打击，几使清廷在中国的二百余年统治，为之根本解体。
当英法联军期间，美、俄亦在外交上追随其后，对清廷联合施压。以军力而论，仅英国即出动步骑炮兵一万余名，海军舰艇七十艘，运输船舰二十艘，成为其历来对外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外加法国陆军七千人，合约一万八千余人。而其所用的新式阿模士庄大炮（new Armstrongguns）及新式的军用辎重车队（new military train），则尤为此次远征队的两大特色。(5)以如此强大的现代化军力，对付腐朽不堪的清朝军队，自然是无往不利。不仅广州、大沽、天津相继被陷，而帝都北京也为之失守，最后始不得不屈膝求和，先后被迫与列强订立了七个条约，方才饱飏而去。(6)外患严重如此，但在清廷眼中看来，却以为其对帝国威胁的程度远不及发捻那么严重。因为俄国虽有蚕食上邦之志，但以远在边疆，仅能说是“肘腋之患”；英法志在通商，但因无领土野心，仅能说是“肢体之患”，惟有旨在推翻清廷取而代之的太平军与捻军，则可称之为最大的“心腹之患”。故在政策上，亦必以“灭发捻为先”。(7)
二 太平军与湘军之水战
太平军自金田起事之后，不数年间而蔓延于大江南北，势达十余行省。兵锋所至，几于无坚不摧，足见此时清廷的八旗兵固然不能作战，即便是号称为六十万之众，每年耗饷两千万两的绿营兵，也因军力废弛而不堪一击。至于分布在长江大河各地的绿营水师，则更是有名无实，表面上虽有不少艨艟巨舰，装点门面，然却经常委之江畔，任其帆索隳弛。太平军之能够顺利地越洞庭，破武昌，据金陵，往来于两湖、江西、苏皖之间，运粮济师，轴轳千里，(8)实皆由于绿营水师之不足为敌。虽然清军曾于咸丰三年（1853）之春，由向荣奏调广东的红单船，及闽、粤的快蟹、大巴拖罟等大号海船至江南，并由李德麟、吴全美等指挥作战，尤以广艇号为水师的劲旅，但以船大而重，并不适于江湖水战。同年五月，御史黄经又曾上书请求下令江苏、湖北、湖南、四川等地督抚造船练兵，以攻剿太平军。清廷谕令湖南巡抚骆秉章办理。然秉章却以力所不及为辞，而未能奉行。官练水师未成，意外地民练水师却反而成功，此即是湘军水师。先是曾国藩于咸丰三年之初，奉命办理湖南练团时，本拟只练陆勇，并无训练水师构想。嗣以是年五月十六日，湘军将领江忠源以湖北按察使率兵往援南昌，因受编修郭嵩焘的建议，具疏请饬湖广、四川仿照广东船式造战船、练水师，使曾国藩主其事。同时并致书国藩，劝其广造战舰以为肃清江面之用，国藩方才改变计划，返回衡州造船。起初所造者，仅为长龙、快蟹及拖罟之类的战船。后因船体过大驾驶不便，乃接受黄冕之议，改以轻捷灵便的江南舢板，因为大小战船之上皆架有大炮，故时人多称之为炮船。因此，乃使湘军水师自绿营水师脱颖而出，而成为一支对抗太平军的新武力。(9)
论及湘军水师，规模并不太大。咸丰四年（1854）二月成军之初，仅有战船五百余号，水师五千人，(10)合为十营，计衡州六营，分由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统领；湘潭四营，分由褚汝航、夏銮、胡嘉坦、胡作霖统领，并以褚汝航兼主全军的营务处。每营计有快蟹一（由营官率领）、长龙十及舢板十（分由哨官率领）。快蟹之上计有船工水手人等四十五人，每营计有战船二十一艘，官兵四百四十七人。以战斗装备而论，各船除分配鸟枪，喷筒、火箭、刀、矛以备短战之外，最主要的便是大炮。计长龙炮七，头炮二，皆为洋装型（旧式前膛洋铁炮），重八百斤至千斤，边炮四，各重七百斤，梢炮一，重七百斤；快蟹制与长龙同：舢板配炮四门，头炮一，重七百斤至八百斤，梢炮一，重六百斤至七百斤，中倶为洋装。腰炮转珠二，重四五十斤，合计大小炮位最少一百一十七门。不过，由于快蟹、长龙不能得力，至咸丰五六年间（1855—1856），其制又稍作改变，快蟹全裁，长龙减为八艘，而舢板则增至二十二艘，至是全营船只乃由二十一艘增至三十艘，而全营员额也增加到五百三十二人，舢板之成为作战主力，于此可见。(11)
至于太平军方面的水师，则较湘军水师出现略早。远在广西时即曾设立“水路兵”。及至咸丰二年（1852）占领益阳（十月廿二日）、岳州（十一月七日）时，由于先后掳获大量的商船、民船、渔船，乃使其水路兵的势力大为增强，因之特设“典水匠”（将军）以为统率。迨至汉阳（十一月十三日）、汉口（十一月十九日）及武昌（十二月四日）先后陷落，太平军的水路兵势力更达到高潮。在以唐正财为指挥的统领之下，浩浩荡荡，蔽江而下，清代防守江湖各处的绿营水师，几乎当者披靡。计自咸丰三年一月二日（2月9日）太平军离武昌东下，至二月十日（3月19日）占领南京，为时仅历月余，其发展的神速，实与水上军力的强大具有密切的关系。
太平军水营在战船方面，虽然为数颇多，“几于浮江万艘”，可是因为多系掳获的商船及民船，不但种类繁杂且性能亦为不一，再加以仓卒成军，既无组织，又乏训练，在操纵与驾驶方面也难以纯熟。在水营战船之上，虽亦置有长龙（抬炮）、鸟枪、铅码（炮弹）、红粉（火药）之属，但因使用不惯，故主要的武器仍不外传统的戈矛、刀剑与喷筒、火罐等物，以致掳有清军的各类炮船，亦以缺乏技术而无法应用。基于以上所述，可知太平军水营，虽以“船众人多”之势，一举连陷名城，将清军的水师击溃，可是论其组织、装备与战斗力，却较湘军水师略逊一筹。
由于水上的交通运输、调兵运饷，关系于天国的命脉，太平军当局对于水营自然不敢加以忽视。故于定都金陵之后，即将之大加整顿。分令唐正财与许斌升二人为水营正副统领（一任指挥，一任造船），并命督造战船，唐正财且曾因功晋封为“航王”。此外，并于天京附近设立“战船衙”、“金龙船衙”、“主造战船”、“督镜炮”、“铸铜炮”等官，负责制造船炮及军器。其他太平军还在安庆、彭泽、南康等地设立造船厂与修船厂，以应付长江中游的作战。咸丰四年（1854）十月间，唐正财在安庆仿照湘军水师船式，制造炮船，采取“以炮船对抗炮船”的战略，因而使其战斗力大为增强。(12)
关于湘军水师与太平军水营的战争，自咸丰四年二月开始，到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7月19日）湘军光复金陵为止，前后计达十年之久，其主要的目标即在争夺长江中下游的控制权。武汉三镇三得三失，固为双方水战的主要中心，而湖南洞庭湖沿岸的岳州、城陵矶、靖港，及江西鄱阳湖至长江之间的梅家洲、湖口及九江，乃至沿长江南北两岸的田家镇、富池口各地，也都是主战场。由于双方势均力敌，且皆以炮船对炮船，故常互有胜负。咸丰四年十月间，湘军将领杨载福、彭玉麟攻克田家镇，大败秦日纲及韦俊，焚烧太平军船只四千余号，夺获五百余号。但至是年十二月十二日（1855年1月29日），湘军水师攻击梅家洲时，却为石达开及罗大纲所败，并且使萧捷三所部轻舟一百二十余号陷入内湖，而与长江一带的外江水师被迫分离。经过三年的围困，直到咸丰七年的九月九日（10月26日），经过第二次的湖口之役，方使杨载福的外江水师及彭玉麟的内湖水师离而复合。不过，自此太平军的水营也渐趋衰微不振。(13)尤其是在咸丰十年之后，由于主客观历史的发展，对于太平军日益不利；一因太平天国连年内讧，元气大伤，虽有英王陈玉成及忠王李秀成支持残局，但势已远不如前。二因清廷经过连年征战，决定将人事调整，专任曾国藩指挥江南的军事。自是清军的力量乃大为加强，形成对太平军包围之势。此外，则为列强对华的影响。最初他们对于中国的内战，尚为维持中立而不愿轻易介入；及至英法联军结束之后，自清廷取得巨大利益，于是态度大为改变，或直接间接地予清军以大量的支援；或供给清军以大批的洋枪快炮，乃至火轮船等现代化武器。(14)太平军方面虽然也有不少的洋将代为出力，并希望能从外国购买此种现代化的武器，但因出海口皆为清军或英法联军所控制，仅曾一度占领宁波，且不久又被清军夺回。故在战斗力方面始终无法与清方相比，而处处为之吃亏。(15)同治二年（1863）五月十五日（6月30日）九袱洲之战，已使天京屏障尽失，及至同年十月，航王唐正财所率领的天军太湖水师营为李鸿章所部的淮阳水师，以及戈登（Charles Gordon）所领导的常胜军联合击溃之时，(16)天京的外援亦为断绝，至是胜负之数已成定局。故知太平军的平定，湘淮军的苦战固为主因，但西人的介入中国内战，其影响亦为不容忽视。
三 由湘军水师到长江水师
不过湘军水师却也与湘军一样，在攻克金陵之后，旋即功成引退。所不同者，湘军大都遭受解散的命运，而湘军水师则一变而为长江水师。然而就其对于晚清军制的影响而言，二者均居于同等的重要地位。湘军的编制训练成规，对于同时的淮军及其后的防军、练军，乃至聂士成所部的武毅军，袁世凯所练的北洋新军等，皆曾发生典范作用，固毋庸论，(17)可是湘军水师对于同时的淮阳水师、太湖水师，以及其后的长江水师、惠安水师（广东），乃至南北洋海军所发生的影响，却也同样的重大。罗尔纲氏在其《新湘军志》一书之内，仅注意到湘军的影响，而对湘军水师的影响则未曾论及，殊不免有所忽略。
长江水师成立于同治五年（1866）的六月间，虽由原来的湘军水师改编而成，但在建制上面却仍采取传统绿营经制水师的遗规；将全军分为提、镇、营、哨四级，以提统镇，以镇辖营，以营管哨。全军共有提督一人，总兵四人，副将、参将、游击二十员，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七百七十四人，船夫水手人等一万两千人。论其编制，大体以哨为基本单位，每哨一船，哨官由都司或守备、千总、把总、外委担任。合三至五哨为一营，营官由副将或参将、游击担任。合四至五营为一镇，其首长为总兵官。计共一提、四镇、二十四营、九十一哨，其饷杂费五万有奇，每年需银八十万两。提督统领全军，负责沿江五省的防务，建衙于安徽的太平府，另建行署于湖南的岳州府，以半年驻扎于上江岳州府，半年驻扎于下江太平府。总兵四人则分驻于岳州镇、汉口镇、湖口镇及瓜州镇，分别负责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与江苏各省的江防安全。其下所属营哨则不准陆居，以船为办公之所，经常负责其所属汛地的防务。(18)长江水师所用的船只，几乎全部沿自于湘军水师，仍为长龙与舢板之属。长龙长约四丈一尺，宽约五尺四寸，每船配有舵工、管轮、炮兵等兵25人，载炮七尊，头炮二尊，重约八千斤；边炮四尊各重七百斤，梢炮一尊，重七百斤。舢板船有大小之别，普通长二丈九尺，宽三尺二寸，配兵14至19人，载炮四尊，头炮一尊，重七八百斤，边炮二尊，各重四五百斤，梢炮一尊，重六七百斤。合计战船774号，副将营43号（兵530名），哨官43员；参将营33号（兵490名），哨官33员；游击营23号（兵350名），哨官23员。自提督至外委皆各有座船，以便巡查督战。(19)
江南为清代的财赋之区，吴淞为长江的门户，长江水师之成立，既可维护该区财富的安全，又可使内江与外海联为一体，而加强南洋沿海的战力，故其意义实可谓至为深长。不过由于历史的渊源，亦使此一支江防武力长期地掌握于湘系水师将领之手，而不免为彼等所操纵。以其首任及第三任的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而论，即系出身于湘军水师支系的淮阳水师，前后二任将近十年；第二任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任职的时间则更久，自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授命，至光绪十八年（1892）病休，任职几达二十年之久。至于彭玉麟则更是长江水师的灵魂，在长江水师成立以前，即主持其编制、训练等设计工作，及至同治十一年七月奉命以兵部侍郎负责巡阅，更成为长江水师的超级提督，直到光绪十五年方才因病归里，而与长江水师脱离关系，前后计达二十五年。彭氏以清廉自持，公忠体国，其操守与人格均有足多者，惟其著名的保守个性，却使长江水师的发展与革新受到严重的阻碍。鉴于长龙舢板的陈旧，虽然他也曾于光绪六年奏请添造十八丈长兵轮船十艘，以为江阴以下防海之用，可是对于张佩纶、刘铭传及徐同祖等人的长江水师参用新式轮船之议，却借口江防情形与海防情形相异，且以江湖水浅火轮船调转不便为辞，而坚决拒绝。(20)不仅如此，甚至连南洋各地的新式海军，也由湘军水师及长江水师的高级将军出而领导，以致在组织与训练及作战能力等方面，均受到不良的影响。如同广东水师提督吴全美、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江南水师提督李朝斌，以及南洋兵轮统领吴安康及陈提等人，几皆出于湘军水师或长江水师。彼等所知者仅为长龙与舢板，对于近代的新式轮船、战舰皆属门外汉，在彼等统率及指挥之下，而欲有一队组织严密，战斗力出色的近代化海军舰队，实为不可能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