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海防由清廷指令两江总督沈葆桢负责，本应包括江、浙、闽、粤四省在内。可是由于督抚大吏各怀畛域之见，彼此不能和衷共济，真诚合作，甚且互不为谋，各行其是。不论在装备、人事、组织、训练，均难一致。沈葆桢有鉴于此，曾于光绪五年三月议仿长江水师，请令各省兵轮间两月一赴吴淞口，由江南提督兼外海兵轮统领李朝斌督率合操。结果虽经朝廷批准，可是广东方面，粤督刘坤一却以“所有粤省轮船只能在本省洋面内河巡缉，未能前赴吴淞口合操”为请。浙江方面虽然应允，而福建方面却为反驳。表面虽由闽浙总督何璟奏称“闽省海防紧要、兵船未能悉数合操”，实际上则因福建水师提督兼轮船统领彭楚汉不愿前往，“盖以上海为总汇，似乎以提督节制提督，非所愿也”。(33)因此清廷只得改变态度，规定“后遇有合操之期，即将各口分驻船只轮流派拨前往”即可。(34)由此可见所谓“合操”者，亦不过徒具形式而已，而南洋海军依然在两江、闽浙及两广三个总督主持下个别发展。由于守土有责，兼以人事的更迭，经费的有限，他们大多数敷衍塞责，而无一个长久而远大的目标，在此情形之下的南洋海军，自亦难望有一个强大有力的舰队出现。关于此点，我们只要看一看自日军犯台（1874）到甲午战争（1894） 二十年间，南洋各地的海军建设，即可获得进一步的了解。
一 江苏（南洋）海军
原有兵轮五艘，后以破旧损坏，历任总督时有增添。其来源有四：一由江南制造局制造，二由福建船政局订制，三向英国订购，四向德国订购。总计将近二十艘。兹将其名称列表于后，借见一斑。
表4-1 江苏海军舰艇表
资料来源：池仲祐：《海军大事记》，〈海军实记〉、〈造舰篇〉、〈购舰篇〉。
由上可知，南洋各船不但购入的年代不同，前后历经十有余载，而且其大小类型、速度、装备也不划一，如遇战时，自然无法快速地配合。加以其后“操江”及“登瀛洲”调赴北洋，而向英订购的“龙”、“虎”、“飞”、“策”四艘蚊船，不但“行走迟笨”，“而装子尤觉纡缓，计约一刻钟始放一炮，根本即无法应敌”，故所能用之船实为有限。兹将其主要船只之管驾列表于后。
表4-2 江苏海军管驾出身表
资料来源：《左文襄公奏议》、《曾忠襄公奏议》、《刘忠诚公遗集》。
南洋海军的装备已难令人满意，至其组织与训练更是不如理想。当沈葆桢出督两江之时（1875—1879），本想大加整顿。一方面奏请南洋各省兵轮皆归江南水师提督李朝斌督练，每两月一次，集合于吴淞口外合操；一方面请北洋向英代购蚊炮船四艘，并由福州船厂调拨“靖远”、“登瀛洲” 二舰充实南洋海军的阵容。及至“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蚊炮船，将于光绪五年（1879）八月间到达福建时，他又计划选派新自英国返国的闽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与何心川等作为四船的管带，以期分守吴淞、江阴二口，作为“夹护炮台之用”。(35)不意，等到四船到时，他已一病不起。不用说吴淞口合操之事形同具文，而新购的四艘蚊炮船，也被北洋所留用，直到次年才将先前所购时已较旧的“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四船归还南洋。沈葆桢之后，由刘坤一接替两江总督（1879—1881）。当其抵任之初，即以中日对于琉球问题的争执，沿海防务吃紧，请求船政局赶造快舰。同时为加强海军的训练，又先后任命记名总兵吴安康主持江南操练兵轮营务处，前山东总兵杨明海统带四蚊船，借期与江南水师提督李朝斌所统率的兵轮互相配合。由于吴安康及杨明海都系湘军水师出身，故难望其产生良好的效果。加之以刘氏思想保守，仅以守口为已足，并无远图。对于购买铁甲战船之事，一再地表示反对，认为即使无铁甲，亦可自成海上一军。南洋海军在此情形之下，能够维持原状已属幸运，更不论有什么改进。(36)光绪七年（1881），刘坤一以病辞，江督由左宗棠继任（1881—1884）。左氏为福州船政局的创始者，对于海军的重要性原有高度的了解，但以长在西北，渐趋保守。到了两江任所之后，即一再强调江海防务并重，不争大洋。及见中越问题逐渐多事，由于守土有责，方才稍为积极，分向船政及德国订购快船四艘。向船政订造者为“开济”、“镜清”；向德国订购者为“南琛”、“南瑞”。又于光绪九年（1883）四月模仿西法，采取练船训练，以“澄庆”兵轮为练船，而由船政学堂毕业，曾经留学英国的该船管驾蒋超英负责。在左氏整顿后，当时的南洋海军已有大小轮船十三艘。根据其奏折，是即为120匹马力的“测海”，150匹马力的“登瀛洲”与“威靖”，500匹马力的“驭远”，180匹马力的“澄庆”，80匹马力的“靖远”，60匹马力的“龙骧”、“虎威”，66匹马力的“飞霆”、“策电”等兵轮十艘。另外尚有听差之“福安”（66匹马力），“江安”、“澄波”（各20匹马力）三艘。是年底，船政所造的“开济”快船到沪（马力2400匹），当即以另一船政学堂毕业，而亦曾留学英国的何心川为管驾。次年，船政所造之另一快船“镜清”（2400匹马力）亦成，而向德国购订的“南琛”和“南瑞”也已回国，再加上江南制造局自造的“保民”和“金瓯”，合计南洋海军战船已有十六艘，面目一新，为以前所未有。(37)惜以左氏以病去职，遗缺由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继任（1884一1890）。国荃出督两江将近六年，在历任江督之中为时最久，对于海军建设可谓是虎头蛇尾。当其初抵江宁之时，中法越南问题已经日趋紧张。及至光绪十年（1884）七月，他在上海与法使巴德诺（Gules Patenotre）谈判失败，深知中法战事已不可免，因而始将南洋海军先后改组。以曾任山西按察使的陈提出主江南营务处，负责海防营务；以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总统兵轮各船，驻守吴淞口。而江南水师提督李朝斌则专负责苏州一带的长江江防。其他，他又命资深的轮船管驾袁九皋、徐长顺及徐九成三人分统九船，而由水师营务处的吴安康及邓善居二人负责联络。当时江南可用的兵轮计有“登瀛洲”、“靖安”、“澄庆”、“开济”、“威靖”、“测海”、“驭远”、“金瓯”，以及蚊炮船四艘，大小共有十二艘。再加“南琛”（管驾袁九皋）、“南瑞”（管驾徐长顺）、“保民”（管驾吴安康），合为十五艘。虽然大小不一，其形各殊，纵横大海，力有不足，但以之扼守海口门户，曾氏尚觉颇有把握。不意，因为闽台吃紧，左宗棠请调南北洋兵轮增援，南洋不得不派兵船相助。起初原拟由北洋派“超勇”、“扬威” 二舰，由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S. Siebelin）率领，到上海与南洋吴安康所率领的“开济”、“南琛”、“南瑞”、“澄庆”、“驭远”五舰会同，交由杨岳斌指挥援台。嗣以日军侵犯朝鲜，北洋二舰改而北调，故仅南洋五舰前往。是年十二月廿九日（1885年2月13日），五舰在浙东洋面与法舰遭遇，结果，“开济”、“南琛”、“南瑞”三舰在浙江之潭头山洋面为法舰所败，分别退入石浦、镇海，幸得保全。但“澄庆”与“驭远”二舰却以退避不及，而于石埔港外为法舰所击沉，而使南洋海军受到一大创伤。中法战后，海军衙门成立，南洋海军名义上虽然统归中央管辖，实则仍由南洋大臣负责。曾国荃除去定期派吴安康、陈提（光绪十六年七月改派陈提为南洋轮船总统）带领数舰与北洋会操之外，数年之间，对于海军几乎毫无建树。(38)光绪十六年（1890）秋，曾国荃去世，刘坤一再督两江，并帮办海军，虽曾经一度模仿北洋海军，将南洋海军分为左、右两翼（总兵），而以提督郭宝昌为统领，且于江宁设一南洋水师学堂，命杨兆鎏为会办。可是由于他的态度消极，兼以自海军衙门成立后，海军经费皆控于其手，南洋所得反而减少，较前更加支绌。及至十七年，户部为了筹款，又有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而将所省价银解部充饷之议，因而乃使南北洋的海军发展大受影响。(39)当甲午战争爆发后未久，张之洞兼署两江时，发现南洋仅有木质钢板兵轮“南琛”、“南瑞”、“寰泰”、“镜清”、“开济”五艘（后“南瑞”派赴台湾，尚余四艘），以及蚊炮船四艘。然即此少数兵船，也以“历年裁省经费，炮勇管机人等尤鲜好手，管带各员类皆柔弱巧滑之人，万无用处”。至于水师将弁则尤难其选。而是时他所能办的，也只有饬令前海坛镇总兵吴奇勋为统领，另选管带赶紧操练，以备不虞而已。(40)
二 福建（闽洋）海军
福建船政号称为中国现代海军的摇篮，不仅拥有一座现代化的造船厂，附设有新式的海军学堂，聘请国外专家为之教习，且曾派遣海军学生前往英、法留学，接受西方的专业训练，故不论设备与人才等方面，均较他洋更具优越的条件。且前任的二位船政大臣沈葆桢及丁日昌，也似乎都有一番雄心壮志，想把这支海军严加训练，使之作为他洋的模范，而为现代中国海军奠定良好的基础。不料，此后闽洋的海军非但未能顺利成长，且反而每下愈况，大不如前，殊非沈、丁二氏始料之所及。福建海军之不振的原因，分析起来，最主要的便是主管其事的船政大臣调动频繁。计自光绪元年南北洋分防，至甲午战争发生二十年之中，前后即走马换将多达十人；长者数年（裴荫森，1884—1890），短者仅数月（丁日昌，1875年11月—1876年3月），平均任期仅有二年，故大多怀有五日京兆之心，而仅求应付公事。且其中除丁日昌、吴赞诚与黎兆棠三人尚对船政稍为熟悉之外，其他如张梦元、何如璋、张佩纶与裴荫森等，皆系普通官僚出身，对于造船及海军根本无所知晓，要想在他们领导下有何重大更张，本属不易。再加以船政经费拮据万端，原拨闽海关洋税六十万两，每年仅可收到二十万两，仅及三分之一，以致常为被迫减缩海军船只及人员。至于所造之船，也须分拨外省寄养，借以减轻船政的负担。如此情况，自然对于福建的海军发展有许多不良的影响。(41)兹将历任船政大臣列表于下。
表4-3 甲午战前历任福建船政大臣年表
续表
资料来源：《船政奏议汇编》。
甲午战前的福建海军，大体可以中法战争（1884—1885）为界，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二者恰巧各为十年，前期（1875—1885）的福建海军，情形多少尚为可观。是时沈葆桢虽由船政调督两江，但在行前却仍任命“扬武”、“飞云”、“济安”、 “靖远”、 “振威”、“福星”六船继续在澎湖操演，并拟改“扬武”为练船，以便学生登船实习。聘用英国军官德理塞（Captain Tracey，R.N.）为总教习，精于枪炮帆缆者二洋人为副教习。又拟命其他分布各口之兵船定期合操，俾划一号令，便于指挥。同时又奏请前委奧斯本兵轮统领的察国祥统带轮船，暂负操练之责，借充日后的统领之任。(42)及至光绪五年（1879）三月，日本侵并琉球之事发生，朝廷以江南及福建造船“可以供转运，不可备攻击”，特命沈葆桢设法先于南洋练成一军，以备海防。并考虑在外海水师中派大员统领操练之责，延聘西员会同教习，以及酌量购买铁甲船事宜。沈氏虽以选派大员统领轮船与西员合操窒碍难行，轮船即可成军无须配给商船枪炮，转致不能精练；蚊船已到，可以稍壮声威。铁甲船需费浩繁，可缓筹办覆奏；并特为奏请调派长江水师李成谋前往厦门统领水师兵轮，俾自成军，调集江浙闽粤各口各船，每两月至吴淞口合操。不过他以长江水师李成谋与福建水师彭楚汉对调之事却未实现，结果二人都依然任职如故。而吴淞口合操之事，也以广东与福建之反对而有名无实。倒是意外地对于福建水师统领驻地问题，又引起一番小小的争议。闽浙总督何璟主驻基隆，船政大臣吴赞诚主驻厦门，两江总督沈葆桢主驻澎湖，而南洋会办大臣丁日昌却又以“南台地险水深，宜驻大批水师”。最后朝廷虽命彭楚汉就近统领闽省轮船练成一军，而对统领驻地之事并无特别的指示，仅命沈葆桢与何璟再加商讨。及至沈氏去世，此一问题即无下文。(43)沈葆桢出督两江之后，船政大臣由丁日昌继任。丁氏熟悉洋务，对于海军向极热心，曾作〈水师章程〉，而有三洋海军之议。于就职之初，即曾带病前往澎湖观看海军操演，拔擢富有驾驶经验的游击吴世忠统领营务处，并命唐廷枢前往香港招募船政学生，重延热心负责的嘉乐尔（Mr.J.Caroll）教习驾驶。惜以在职仅有三月，即调升为福建巡抚，以致未能大展长才。继丁日昌者为吴赞诚与黎兆棠，他们的任期各为三年。由于皆为船政提调出身，虽然经费困难，诸多尚能萧规曹随，而在造船与训练方面也不断地有所改进。可是到张梦元、何如璋、张佩纶时期，情况却渐有不同。他们三人任期合为三年，张、何各有一年多，而张佩纶则仅半年，适以此时中法越南问题逐渐恶化，闽台海防日益紧张，遂使福建船厂与福建海军面临强大的压力。当时闽厂所造的轮船虽有二十六艘，但大多分拨沿海其他各省作为守口之用，故当中法战争时，福建仅可从台湾与广东等处调来“扬武”等十一艘于闽江口。兹将中法马江之战时福建海军舰艇列表如下，以供参考。
表4-4 中法马江之战时福建海军舰艇表
续表
资料来源：池仲祐：《海军实记》，〈述战篇〉、〈甲申戢纪〉；林庆元。人福建船政局史稿》（北京科学院，1957年），《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中国海军与中法战争》。按此次参战之中国兵轮各书所记颇有出入，至于吨位、兵员、炮位及管驾人员亦乏翔实资料，此处仅能就其所知者填入，以备参考。
在此十一艘船只之中，“扬武”等前七艘为兵船，“福胜”、“建胜”为蚊子炮艇，“永保”、“琛航”为运船，合计9400余吨，大炮五十二尊，兵员1190人，以之守口已嫌单薄，以之作战更嫌不足。可是法国在其水师提督孤拔（Admiral Courbet）率领之下的军舰，却远较中国为优。计有二级轻装兵船一艘，二级巡逻艇三艘，二级单桅帆船一艘，一级炮艇三艘，合为八艘，14656吨，大炮七十二尊，兵员1830人。兹将法舰列表于后，以便比较。
除了上述的差异之外，中法海军在教育训练与战斗经验方面也有很大的距离。再加上法军又于光绪十年（1884）七月三日（8月23日）下午一点五十六分不宣而战，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即将福建舰队打得落花流水。“扬武”半沉，“琛航”、“永保”、“建胜”、“福胜”、“振威”沉没’ “艺新”、“伏波”搁浅，“福星”、“济安”、“飞云”失去战斗力，几乎全军覆没。官兵人数1190人’其中伤亡者598人，(44)这真是个残酷的现实。值得注意的是福建海军虽在极端的劣势之下，仍曾英勇抵抗，如同管带“建胜”、“福胜” 二船的吕翰、“飞云”管驾高胜
表4-5 中法战争时期马江之役法国舰艇表
资料来源：《新知杂志》，第一年第四期，张玉法译：〈马江海战纪实〉。
云、“福星”管驾陈英、“振威”管驾许寿山、“福胜”管驾叶琛、“建胜”管驾林森林、“扬武”副管驾梁梓芳等，都以奋勇作战而壮烈牺牲。另外在“扬武”旗舰等兵船上服役的留美学生詹天佑、邝咏钟、容尚谦、杨兆南、黄季良、薛有福和吴其藻等七人，也在此役中表现优异。当“扬武”迅速下沉时，犹能将法国的46号鱼雷艇击伤。但薛有福、杨兆南、黄季良及邝咏钟四人，却于此役中丧失了生命。(45)
后期，亦即中法战争之后的福建海军，其情形已大不如前。一以经费困难，福州船厂仅可依赖技术的改进，为他省造船，以求维持。但为福建海军所造的战船却不多，仅于光绪十一年（1885）造成“横海”一号，且为刘铭传调往台湾，并于次年三月在澎湖海面触礁沉没。(46)其后，又曾向英国购买大型鱼雷快艇一艘，命名“福龙”，结果亦为北洋所调去。直到光绪十七年，才又造成一艘“福靖”穹甲快船留作闽洋自用。次是训练逐渐松懈，闽洋海军训练向以练船为中心，初以“建威”，次以“扬武”、“康济”，并延英人为教习，训练颇为认真。不料至中法战前，竟然变为有名无实，训练渐弛，以致学生临事仓惶，遭遇失败。战后裴荫森又向英商购得二支半桅舢板一艘，改名“平远”，作为练船，先后延聘英人邓罗、赖格罗、李家孜等为教习。可是由于后堂学生出洋者日多，仅余林葆怿等二十七人，所费不赀。乃于次年（1886）六月，将此练船一度取消，而命林葆怿等附入北洋“威远”练船学习。至于“平远”船，却改以林高辉为管驾，变成往来于闽台之间的运船。光绪十四年二月，裴荫森开缺，船政大
图4－1 中法马江战役前两国军舰位置图（采自《福建文史资料》第八辑）
于老旧（1872年造），只可载兵百人。“艺新”为木质兵轮，排水量仅245吨，马力200匹，日行仅可百余里。至于“伏波”，则以台湾弃置未用，方将之调回修理自用。“琛航”则原为法舰击沉，后将之捞起修理，勉为应用。直到光绪十七年“福靖”下水，闽洋海军方才有一条像样的穹甲快船（排水量1030吨、马力2400匹，时速13海里，由富有经验的杨永年充任管驾）。福建舰队之规模，已经大非昔比。(47)臣改以闽浙总督卞宝第兼任，闽洋始又恢复练船，而将“靖远”从南洋调回，任命千总林承谟为管驾，负责教练。再即是闽洋兵船数量不足，根据光绪十六年卞宝第的报告，当时闽省仅有“伏波”、“深航”、“靖远”、“艺新”四船。“靖远”新自南洋调回，作为练船，因过
三 广东（粵洋）海军
广东与西方接触较早，并曾因禁烟问题引发中英的冲突。自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鉴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地方大吏及士绅人等曾一度推展仿造洋船运动。但因兹事体大，而又得不到朝廷的鼓励与支持，日久逐渐停顿。(48)甚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再一次受到西方的冲击，广东方面在造舰方面也未再有何反应。直到同治元年（1867）瑞麟为两广总督时，方才向英购得“安澜”、“澄清”、“绥靖”、“飞龙”及“镇涛”、“镇海”等小型兵船六艘，并于次年到达广州，作为差遣巡缉之用。次年，瑞麟又向法国订购“澄波”兵船一艘，合为七艘。广东沿海水师之拥有大批的近代西方兵轮，自此于焉开始。为了制造新式的枪炮军火，瑞麟并曾于同治十三年（1874）于广州设立机器局一所，任命道员温子绍主持，借以与新的兵船配合。广东早期的海军建设大体不过如此。光绪元年（1875），南北洋海军分别发展，广东既无大的制造局，又无新的造船厂，因此较诸江苏及福建颇为落后。时两广总督为刘坤一，亦乏远大的理想，明知广东现有的轮船大小二十余艘皆为沿海捕盗而设，无法出海以御外敌，亦仅希望再购蚊炮舰数艘守口为已足，而别无远图。(49)刘氏于光绪五年调职，曾国荃继任，因循如故，直到中法越南问题日趋紧张，朝廷一再通令沿海戒备时，方才对海防问题稍加注意。模仿外洋轮船，赶造“肇安”及“南图” 二艘，而且其尺寸大小，亦皆与以前所造的“靖安”、“横海”、“宣威”、“扬武”及“翔云”等五号小轮相同，仅可巡口而不可出洋。至于广东水师提督吴全美，因出身于传统水师，亦无督率指挥兵轮的经验，不过勉强应付而已。(50)广东的海军，至张树声时期始趋积极。张氏出身于淮军，对于洋务颇为了解。抵任之后，即巡视炮台，整顿军旅；并命广东机器局仿造蚊子炮船，以资备御。他认为必须炮台、兵轮、水雷、大炮、良将、精兵合而为一，方是巩固海防的长久之计。为了培养粤省海军人材，特于光绪六年（1880）开设“西学馆”，以翰林廖廷相为总办，参阅南北洋学堂章程，招募学生，学习驾驶。复于黄埔对河之长洲地方，购买西人船坞一座，作为考证专业设厂造船之根本。及至中法战争将启，更拟添练海军，预计购置铁甲船二艘，辅以坚大兵轮及巡海快船、蚊船、雷艇等二十艘，使广东自成一军。但因规模过巨，经费无着，购一铁甲即须百余万两，每年养船之费又需五六万两，殊非广东一省所能负荷。故乃奏请借款二百万两，先办一小支海军，购订德国穹面钢甲快船二艘，辅以本省缉捕轮船之较大者，由水师提督吴全美督饬“合队操练，择地驻巡，以作为经营水军之权舆”。(51)但以次年张氏病逝，即连此一小支海军的计划，亦未能实现。广东海军至张之洞督粤时期（1884—1889）终于粗具规模。张氏以山西巡抚调升两广，正值中法越事即将绝裂时期。临危受命，规越、援闽、济台，成竹在胸，从容不迫，隐然成为南方一大重镇，颇能展现一位大政治家的气度。仅以广东的军事布置而论，亦颇严整可观。在陆路方面，除向德国购置各式的克虏伯大炮，增强广东各地的防务以外，并创“广胜军”一支，数约二千五百人，全部使用洋枪，聘用德国官兵，严加训练。(52)甲午战后张氏所创之“自强军”，实以此为前导。在海军方面，他则与彭玉麟商酌，另创炮划广安水军一支，计划设厂制造舢板炮划一百号，营制饷章悉仿长江水师募勇配炮，以百号分为三营，并造长龙四号为统领营官营务处。至于统带之营官、哨官则皆选派湘军水师之将弁充当。而水勇则订为湘勇三分之二，粤勇三分之一，借以为粤省内河水师开创风气。为了加强外海水师，他则调拨内河外海向设之轮船二十余艘，租购中小轮船十余艘，专供运济军械、兵员、稽察、哨探、巡逻、水雷等战时之需。同时，又嫌蚊子炮船“炮重船脆、受敌则不固，运驶则不灵”，乃命人于黄埔船坞试造浅水兵轮四艘，用以防守虎门等口。(53)此外，他还将张树声时期所设的“实学馆”改为“博物馆”，专门研究西学。另设“水陆学堂”一所，仿照北洋，延聘洋员讲习水陆操法、翻译西书、绘制地图，借以培养专门的水陆人材。及至中法战后，他更计划“大治水师”，先后向福州船厂订购2400匹马力之穹甲快船三号；1600匹马力快船一号，浅水兵轮四号。又向闽厂借聘英人李家孜为水师学堂教习，而以“震威”兵轮为练船，使学生上船作实地的练习。迨上述各船制成到粤之后，广东海军的规模方才略具。在全国性的海军方面，他还曾主张于沿海设立“北洋”、“南洋”、“闽洋”及“粤洋”四大支，各设提督及左右翼总兵以为统领，每支配以水带铁甲巨舰三艘、铁甲鱼雷舰六艘，四洋经常巡防、放哨、互相联络。规模之远大，颇可与北洋的李鸿章并驾齐驱。(54)兹将甲午战前之广东兵船择要列表于下。
表4-6 甲午战前广东海军主要兵船表
续表
资料来源：刘忠诚公/曾忠襄公/张靖达公/张文襄公等奏议；池仲祐：《海军实记》，-造舰篇〉及〈购舰篇〉。按：由于资料缺乏，各舰管驾及官兵人数皆无法查出。仅知广甲后期之管驾为吴敬荣/广乙管驾为林国祥/广丙管驾为程璧光。
广东的海军，自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离粤后即转入停滞时期。一以受到清廷停购船炮政策之影响，二以继任粤督李瀚章年迈而无远志。自其就任以至甲午之间，除于初任之时在水陆学当中增一管轮科以及增造练船一只（马力12匹，可容学生十人）外，惟有例行公事地派遣广东的三条兵轮（广甲、广乙、广丙）前往北洋会操，其他则几乎毫无作为。(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