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防在光绪初年尚甚空虚；一以经费困难，北洋三省财力最窘，别无可筹之款。二以人材难得，“北省文武洋务多生，殊乏可用之材”。三以地面太广，“（北洋）三口洋面辽阔，向未专设巡洋水师，亦无捕盗轮船”，(56)故情形实较南方的粤洋、闽洋、南洋各地相
图4-2 北洋舰队的缔造者——李鸿章（釆自《赫德与中国海关》）
差甚远。可是其后北洋却能凌驾他洋，一枝独秀，造成后来居上之势。其中原因固属不一，而李鸿章个人的声望地位及其作为，尤关重要。
李鸿章（1823一1901），字渐黻，号少荃（或少泉、筱泉），晚号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由庶吉士而授编修。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抵湖南，江皖告警。三年，奉命随同侍郎吕贤基回籍办理团练，是为其与军事发生关系之始。其后屡于和州、含山、庐州、无为等地与太平军鏖战，因功赏加按察使衔。八年，侍郎曾国藩驻师江西，鸿章以在安徽不得志，且因前与曾氏有师生之谊，特往晋谒，遂为曾氏所留，襄办营务。十年四月，曾氏奉命署两江总督，议设淮扬水师，以鸿章统之，是为其与水师发生关系之始。同年六月，曾氏授两江总督实缺，并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次年十一月，密荐鸿章，谓其“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堪膺重任”。命之前往庐州募兵，期以来年二月济师。既至安庆，曾氏乃为厘定营制，悉仿湘军，是为淮军之始。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陷松江、太仓等地，上海告急，官绅遣人至安庆乞师。曾氏以上海为筹饷膏腴之地，不宜轻弃，乃命鸿章率部往援。三月，超授署江苏巡抚。鸿章至沪后，即以上海为基地，与沪上各军联合反攻，节节胜利，予太平军以极大的打击，终于同治三年将之扑灭，而与国藩等成就中兴之业，蔚为一代名臣。其一生事业实肇基于此。鸿章在沪与西人接触日多，且曾与常胜军（The Ever Victorious Army）并肩作战。不仅对于西人轮船之坚大、枪炮之精纯、队伍之雄整、器械之鲜明，获一深刻之印象，时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兵”，(57)且于西方其他事务之了解，亦日渐增加。其日后之兴办洋务，成为自强运动的领袖，实以此为嚆矢。
鸿章于同治四年暂署两江总督。翌年，奉命为钦差大臣，负责剿捻。七年，升任湖广总督。九年八月，开始督直。同年十月二十日，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光绪元年（1875），奉命督办北洋海防，自此始对海防与海军留意创置。至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舰队正式成立，历经十余年的惨淡经营，终于练成一支规模略具，战力可观的近代化劲旅。其所以获致此种成果，可从客观形式与主观条件两大方面加以分析。
一 客观形势
（一）外患的不断剌激
自李氏奉命督直后，外患迭乘，交涉屡起。诸如中英滇案（1875—1876）、日并琉球（1879）、俄占伊犁（1871—1881）、法侵安南（1884—1885）、日侵朝鲜（1876—1884）等，海防时常告警，危机时生。欲固海防，自非发展海军即不能为功。
（二）北洋形势冲要
中国海岸线绵长，南北袤延七千余里，紧要地区大体可以划分为粤洋、闽洋、南洋、北洋四处。南洋的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且为财赋之区，自较粤、闽二洋为要。而北洋的直隶大沽、北塘至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且为天下之根本，关系尤为重大。故北洋海军的发展，实居于优先的地位。
（三）北洋海防经费较裕
“光绪元年（1875）六月，总署会同户部奏准将粤海关等四成洋税及江海关四成内二成暨江、浙等省厘金银两四百万两，分拨南北洋，作为海防专款。南洋大臣沈葆桢旋以海防经费分之则为力薄，而成功缓”。认为外海水师宜先自北洋创办，嗣北洋练成军后，再练他洋。主张将南洋之海防经费二百万两统解北洋，以免分散；于是海防经费四百万两遂全归于北洋。虽然沈氏曾于光绪四年（1878）又请将此款拨回南洋使用。(58)而且自光绪十一年九月海军衙门成立之后，又将整个海防经费收归中央。不过海军衙门名虽负责全国性的海防与海军，可是其主要的目的却在专练北洋一军。总理海军衙门大臣名义上为近支王公，但清廷却特别指明要求鸿章以会办大臣的资格专司北洋海军的训练。故北洋海军的成立，实可谓集国家之全力以赴，自非他洋所能望其项背。
二 主观的条件
（一）李鸿章个人的威望
太平军的平定，得力于湘军与淮军之处极大，曾、李二人也因此而成为中兴名臣。初时，鸿章的威望尚为曾国藩所遮蔽。及至同治十一年（1872）曾氏卒，鸿章遂成为朝廷所信任的少数重臣之一。计共出任直隶总督达二十五年之久，并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北洋海防事宜。津沽密迩畿辅，为京师的屏蔽，声气相通，关系自与他省有所不同。
（二）李鸿章与洋务的关系
中兴诸臣由平发捻所获得的经验，深识船炮之功效。故自同治年间，大力推进自强运动，倡导西法模仿。诸如福州的马尾、江南的上海、直隶的天津，均成为新政的中心。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及李鸿章即为其领袖群的主要人物。不久，曾氏卒，左氏又以西征之故而将福州船政交与沈葆桢办理，而沈氏亦于调督两江后五年卒，于是洋务的兴办遂集于鸿章一人之身。不论军事、国防、外交、开矿、筑路、办理轮船招商局、派遣留学生，乃至创设纺纱厂与织布局，无不由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与办理。名为直隶一地之总督，实则隐然为全国督抚之领袖。不但外国人视之为“中国的伊藤博文”（Ito Hirobumi of China），或“东方的俾斯麦“（Bismarck of the East），(59)甚至还有的外国人认为他即是当时“中国的无冕之王”（The Uncrowned King of China）。(60)此外，常胜军（Ever Victorious Army）的将领戈登（George Gordon）于再次访华时，且曾一度劝说李鸿章反清自主；而德国的驻华公使巴兰德亦以李鸿章已成为中国的皇帝。(61)似此论调，非仅外国人有之，即当时的国人也同样具有如此的观感，认为李鸿章于北洋时隐然为各省督抚之领袖，不啻在天津“构成第二之政府”。各省之大政，除内治外，北洋大臣无不可干涉之，(62)李鸿章确实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殆无疑义。不过，实则李氏之任何权力皆系源于清廷，清廷可以授与之，亦可随时予以收回。表面上鸿章虽然手握陆海军大权，但以清廷对于兵权与财权的控制，设非朝廷予以支持，其陆海军之存在即顿成问题。故李氏虽为一方之领袖，欲其专权而自治，殊无此可能。至于论其反清自主而成为中国的皇帝，此事亦更属臆测。姑不论在当时的政治体制及名教社会下绝不允许，即李氏自幼所受之教育亦使其无法违背儒教伦理行事，此点则与其师曾国藩相同。(63)李鸿章之权限既属如此，则其推行洋务自难放手去做，而几乎处处皆为掣肘。办理洋务如此，海军为洋务之一端，其困难又何能例外！
（三）李鸿章经营海军的动机与理想
鸿章自光绪元年受命负责北洋海防，至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组成，以十余年的努力，蓄意为中国练成一支近代化的海军。其动机之一，乃系鉴于时代的改变，西方海权国家的势力已经深入沿海及腹地，中国非有海军力量即不足以自卫而与之抗衡。关于西方的海军优势，远在同治元年（1862）之春，当他奉命驰援江苏抵达上海时，即获得深刻的印象，并痛感其所部淮扬水师的落伍，认为长龙及红军战船，简直是“有不如无”。(64)及至同治三年九月，太平军即将次第肃清之时，他又曾致书于友人，表示“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而当时中国兵将则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变易兵制，讲求军实”，可危实甚。在他看来，兵制乃关系于“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决不可狃于祖宗的成法，而非予以革新不可。在绿营方面则应尽裁瘦弱，勉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练苦练。水师方面则应屏除海口各项艇船师船，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先制蛱板火轮，次及兵船巨炮。必须如此，然后水陆方为可恃。(65)等到同治九年，他出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1870年11月），视野更为辽阔，认识更为深刻，深感此时的中国，列强环伺，危机重重，实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横行于中国，而我仍以传统的船炮与之为敌，是以始受制于彼国。故居今日而曰“攘夷”，而曰“驱逐出境”，固属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不可得。惟有自强，师其所长，然后方能夺其所恃。(66)其动机之二，乃系鉴于日本模仿西法，实施维新，侵台并琉，日事侵逼，中国欲求抵制，自非先筹备御不可。关于鸿章对日之认识，远于中日议约之始，即露端倪；认为倭性桀黠，而且近在肘腋，设非预为联络牵制，恐将“永为中土之患”。(67)同治十一年五月人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内指出：“日本小国耳，近与西洋通商，添设铁厂，多造轮船，变用西洋军器，彼岂有图西国之志？盖为自保之计也。日本方欲自保而逼视我中国，中国可不自为计乎！”(68)及至同治十三年三月日军犯台之事发生，鸿章对于日本侵略野心看得更为清楚。他以为“日本搆兵生番，焚掠牡丹等社，实属显违和约，妄启衅端”。虽经派员与之交涉，据理驳诘，而该酋犹复借词狡展，未肯遵照撤兵，居心殊为叵测。中日之搆乱，恐将从此开始。(69)同时，他对于文祥所虑“日本距闽浙太近，难保必无后患，目前惟防日本为尤急”，亦深表同感，称之为“洵属老成远见”。依他之见，日本之改旧制，变衣冠、易正朔，虽不免为识者所讥，但其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道火车，添置电报铁矿，自铸洋钱，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暗结党援，亦使其势日张，其志大增。使之胆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而有窥犯台湾之举，盖亦有由。泰西尚在七万里以外，为患犹小，而日本近在户闼，伺我虚实，则“诚为中国之大患”。(70)故而乃力赞文祥之议，主张购置铁甲战船，以事备御。次年，奉命督办海防，创设海军，则更是以“制取日本”为目标，将发展海军作为推进洋务的“中心课题”，自强的“第一要义”。(71)
鸿章以儒生从军，虽曾于曾国藩幕中研核兵事，“究心水师竅要”，且曾一度出任两淮盐运使，办理淮扬水师，可是其所究心者却仅限于传统水师，而于近代的新式海军则几乎一无所悉。故于其创办海军之初，困难与挫折几乎接踵而来，而使其体敝神焦，难以应付。卒赖其精心力果，戮力以赴，始对于海军获得较多的了解，而将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逐一加以解决。回溯其对西方军事的认识，实应开始于同治元年（1862）间。是年之春，他因奉命驰援上海，与英法军及常胜军联合作战，始对西方军事的优势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却仍以西方的船炮为限，而以为“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72)及至太平军渐次肃清之时，其军事知识亦逐渐进步。除武器装备之外，并知注重于组织与训练等问题，并提出其改组绿营及水师的主张，强调军事乃自强之张本，“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73)等到他出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督办北洋海防以后，由于大力推进自强新政，创办海军，不论经验与知识较前均为大增。于是购置船炮，设立学堂，派遣留学，聘请顾问，选将练兵，修筑船坞基地，建造炮台营垒，制定组织章程，施行海上训练；诸般计划，遂依次展开。经过十余年的辛苦经营，终使北洋舰队练成一支劲旅，蔚为保卫中华海疆的干城。由此亦可说明中国的传统儒学出身的知识分子，并非纯属搦管为文，或好发空议之士，其中亦有不少怀抱经世思想，具有务实精神。当国家需要时，起而担负各种维新改革的重任。如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张之洞即是此类的人物，而李鸿章尤为其中的翘楚。尽管他们由于时代及环境的束缚，或者为知识见闻所限，而不得不对现实作过多的让步或妥协，不能为所欲为，可是却于无形之中成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有力媒介。(74)
至于鸿章建设海军的理想，其初不过求其守口自卫，期保和局，尚无与敌角胜大海之意。如言：“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海外之险，有兵船巡防，而我与彼亦共分之。或不让洋人独擅其利与险，而浸至反客为主。”(75)惟于其后，则渐感仅有守口小轮，并不足资以防御，“欲固海防，则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76)尤其是看到日本野心日炽，更加使他下定购买铁甲的决心。如云：“日本虽蕞尔弹丸，近亦思学步西人，凌侮中国。夫以中国风气较迟，地广民贫，为各国所环伺。使俄与日本暂弭衅端，而滨海万余里，必宜练得力水师，为建威销萌之策。揆之事势，固难暂缓。”(77)又言：“查日本兵船在二十艘以外，而坚利可用者约十余艘，其中‘扶桑’一舰号称铁甲，‘比睿’、‘金刚’两号半甲，东舰一船号次等铁甲，虽非上品，究胜木质，以彼所有与中国絜长较短并不相让。况华舰分隶数省，畛域分判，号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气。万一中日有事，胜负之数，尚难逆料。是欲制胜日本，则于南北洋兵船整齐训练之法，联合布置之方，尤必宜预为之计。”(78)又以为中日壤地密迩，将来为患必更甚于西洋，故水师不可不备；“查日本国小民贫，虚撟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天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取日本起见。至朝鲜为东三省屏蔽，关系尤巨。”(79)在此种恐日、备日，并以日本为假想敌的大前提下，可以看出李鸿章的海军思想也由消极转而趋于积极；由近海政策扩大为远洋政策。虽然他所采取的战略是以守为战，旨在建威消萌，(80)但随着北洋海军力量的成长及其活动范围的逐渐扩张，非仅足以防护中国南北洋诸口，甚至还南略西贡，东临日本、朝鲜，远达南洋群岛及俄国的海参崴各地。声势所及，已隐然地掌握着西太平洋的海权，而远驾于日本的海军势力之上。(81)
综上所述，可知北洋海军成于鸿章一人之手，实非偶然。时代的需要，职责的攸关，个人的识见，更加上其坚决的毅力与定见，故虽遭遇种种阻力与挫折，终能力排众议，购船置炮，派遣留学，修台建坞，聘用洋员，凡属有关海军之务，均能着着进行。故若谓彼为“北洋海军之父”，亦非为过。虽然自光绪十一年（1885）十月海军衙门成立以后，北洋海军的归属与指挥，名义上由北洋大臣改隶于中央政府，而归海军衙门统辖。不过，由于李鸿章为海部的会办大臣，而且朝廷又特别指定他负责北洋海军的一切事宜。再加上他与该军的历史渊源，故北洋海军的情况并无任何实质的改变。依常理而言，北洋海军改隶于海部之后，本应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可是事与愿违，因海军衙门的处处掣肘，反而日渐走上每况愈下之途，殊为李鸿章个人力量所难挽回，亦为中国海军之不幸。(82)兹于以下各章，将李鸿章创设北洋海军的经过，分别加以探讨与分析，借悉其历程的艰苦与曲折。
【注释】
(1)关于朝臣第一次变法与保守两派的争议问题，可参考刘广京：〈变法的挫折——同治六年同文馆争议〉，见氏著：《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页403—418。
(2)文彬及杨昌濬等折，分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8—100；沈葆桢 〈议覆丁日昌海洋水师折〉，见《沈文肃公政书》，卷5，页23—24；左宗棠之论，见国立故宫博物院：《清代史料丛书·道咸同光四朝奏议》（台湾商务印书馆），第7册，页2720—2725，左氏：〈签注丁日昌条例海防事宜折〉。
(3)文祥主张见周家楣：《期不负斋政书》，卷1，页14—15；文彬等主张，分见注(2)所引各折。
(4)丁日昌之议，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8，页23—27；李鸿章之议，见同书卷99，页29—30。
(5)薛福成之议，可参见朱寿朋等修：《十二朝东华录》（文海出版社）册1，页40—52、56。
(6)王韬：《我园文录外编》，卷3，页14—15，〈制战舰〉。
(7)按布拉斯的理论是水师战船、铁甲之外，以小为佳，其利有八。见《騪园文录外编》，卷3，页15，-制战船〉。
(8)按戈登再度被邀来华，系在光绪六年（1880），其“意见书”，见《新辑时务汇通》，卷60，页10，〈英将戈登上合肥李爵相书〉。
(9)参见拙著：〈清季的海防论〉，《师大学报》（台北，1967年），12期，页139—179。
(10)按会议海防之命，可参看《大清德宗皇帝（光绪）实录（一）〉（台湾，华文书局刊本），页35，光绪元年正月丁卯条。不过，此谕虽应总理衙门之请而发，但总署王大臣却以主管部门不得与议。至二月间，始命醇亲王奕譞一并与议。
(11)黄飪：〈条陈海防事宜折〉，见台北故宫博物院：《军械处档册》，〈光绪元年二月上〉；又见《道咸同光四朝奏议》，第7册，页2758—2759。
(12)此处引文，统见《道咸同光四朝奏议》，第7册，页2774—2789，王家璧：〈遵议海防折〉。
(13)此处引文，统见《道咸同光四朝奏议》，第7册，页2774—2789，王家璧：〈遵议海防折〉。
(14)见上引书，页2790—2793，于凌辰：〈遵议海防折〉。
(15)同上页注(2)，按翁同龢对于此次海防之议记载颇详，条列丁日昌、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十四位督抚覆奏各折大要。另记尚有醇亲王单折及于凌辰、王家璧各折，惟均无评论。分见《翁文恭日记》，第3册。
(16)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24，页19—20，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日，〈筹议海防折〉。
(17)《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8，页53—55，〈湖南巡抚王文韶折〉。
(18)见上引书，卷100，页40—41，〈山东巡抚丁宝桢折〉。
(19)鲍源深折，见《十二朝东华录》〈光绪朝〉（一），页5—6，光绪元年正月癸丑（十五日）条。
(20)见《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7，页2；光绪元年正月七日，〈致钱调甫（鼎铭）中丞〉。
(21)见《清德宗实录》，卷4，页2—4，光绪元年二月辛未上谕。
(22)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页32—34，光绪元年三月七日奏：〈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
(23)见《清德宗实录》，卷6，页7，三月戊午，〈总理衙门奏〉。
(24)见《清史稿校注本》，册13（台北，国史馆刊本，1989年），页10156，〈左宗棠本传〉。关于文祥对左氏之支持，力主收复新疆，可参考李应麟：《西陲述略》。
(25)见《清德宗实录》，卷6，页10，光绪元年三月乙丑谕。按清廷之两洋分防之策，显系受到李鸿章议海防一折之影响。
(26)见《清德宗实录》，卷8，页8，光绪元年四月壬辰上谕。
(27)海防经费两年收入七十余万两，见《道咸同光四朝奏议》，卷70，页3042，〈沈葆桢奏折 〉;西征军饷八百余万两，见《道咸同光四朝奏议》，卷70，页2804，〈左宗棠奏折〉。“据刘石吉的统计，西征军饷从光绪元年至三年总数约为二千六百七十四万余两；光绪四至六年，约二千五百六十二万余两，合计为五千二百三十六万余两。见《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8编，页116，刘文附注（57）。至于其所借之外债，则多由左之幕僚胡光墉经手。可参看 John Stanley，Late Ch'ing Finance，Hu Kuang-Yung as An Innovator，Cambridge.，Mass.，1961，pp.12—80。
(28)见《洋务运动》，3编，页386，光绪五年闰三月廿二日，〈沈葆桢折〉。
(29)分见《洋务运动》，3编，页480，刘锡鸿：〈筹办海防画一章程十条片〉；页489，〈梅启照折〉。
(30)分见《洋务运动》，3编，页489，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李鸿章折〉：同书，页501—502，光绪七年十二月八日，〈刘坤一折〉。
(31)分见《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9，页37—39，〈议赫德海防条陈〉；薛福成：《庸庵文集外编》，卷2，页31—32人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按此次赫德出任总海防司之议，乃由于恭亲王奕诉对之过于相信之故，事后亦觉其非。参看董其义：《恭亲王奕诉大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314。
(32)昆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清光绪廿五年修（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四年初版，宣统元年再版），卷2，页23，〈总理衙门下〉 之“海防股”及其所掌职务条。
(33)分见《沈文肃公政书》，卷7，页102—103；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15，页1— 4；《洋务运动》，编2，页493，光绪六年十一月二日内阁学士梅启照奏折；《清德宗实录》，卷96，页、光绪五年六月庚戌谕。
(34)见《清德宗实录》，卷96，页8。
(35)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7，页121—122，光绪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南洋定购蚊于船四号派定管驾片〉。
(36)分见《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奏疏〉，卷16，页30、45；卷17，页1—17;卷18，页59—63。
(37)分见《左文襄公（宗棠）全集》，〈奏稿〉，卷59，页37—38、49—53、77—78；卷42—43、48—49；卷64，页27—28。按左氏奏内所言各舰马力，与池氏《大事记》所言颇有不同。应以池氏为是。
(38)分见曾国荃：《曾忠襄公奏议》，卷24，页35；卷25，页3—4、14；卷30，页31；卷32，页41。
(39)按此时南洋之兵轮“操江”已拨交北洋，“登瀛洲“改为练船，“威靖”、“测海”改为运船。所余者仅“寰泰”、“镜清”、“南琛”、“南瑞”、“开济”、“保民”六艘及蚊船四艘，每年所需经费约五十万两。至于水师学堂学生则仅有一班四十人，华洋教习二人。另外尚有练勇学堂一百二十人。在统领方面，原以郭宝昌充任，至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为了节饷乃将南洋兵轮人数大为裁减，总统一职亦为裁撤，而每年前往北洋会操之事，亦告暂停。（分见《刘忠诚（坤一）遗集》，卷19，页11、73）
(40)见《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6，页7—8，按兵轮缺乏操练之外，与兵轮相辅的海口沿江炮台亦皆疏谬无法，布置全不得宜，以致张氏大叹：“南洋海防经费例拨数十万，不知二十年来何以全无人讲求及此！”（卷36，页8上）
(41)按船政大臣由卞宝第改以闽浙总督兼任时，乃起一变化。其后历经边宝泉、裕禄、许应骏亦皆如此。但其间又曾一度由福州将军善联及景星兼任，是为第二次改变。及光绪二八年三月，景星以事繁不克兼顾，奏请派道员沈翔清会办而撤去提调一职，则是为第三度改变，见《船政奏议汇编》，卷54，页10。
(42)《船政奏议汇编》，卷12，页7—8。
(43)分见《大清德宗（光绪）景皇帝实录》，卷95，页2—3、7—8；卷96，页18—19；卷97，页14；卷98，页6；卷102，页11。
(44)北京科学院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1957），页216，〈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按伤亡人数各书记载不一，详略有异。
(45)参看张侠、杨志本等合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1982年），页301—315；池仲祐：《海军实纪述战篇》，〈甲申战事纪〉。按此次牺牲之管驾几全为船政学堂毕业之学生。至于美国留学生则于同治十一年（1872）派遣，至光绪元年（1875）共派四批一百二十人，而于光绪七年（1881）撤回。计有七人分发到福州船政学堂肄业，毕业后派赴“扬武”担任枪炮官者五人，如著名之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即为其中之一。参看高宗鲁译注、勒法格（Thomas La Fargue）著：《中国幼童留美史》（China's First Hundred）（台北，华欣出版社，1982年），页82、96—97。
(46)计为南洋（江苏）制造“开济”、“镜清”、“寰泰”穹甲快船三号；为粤洋（广东）造成“广甲”、“广乙”、“广丙”等快船五号及浅水兵轮八号；为北洋造成“平远“铁甲快船一号。“横海”在光绪十二年三月在澎湖遭风触礁，其管驾为忻成发，大副为留美学生容尚谦。
(47)分见《船政奏议汇编》，卷27，页10；卷28，页8、11；卷29，页17；卷34，页7；卷43，页14—15。
(48)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中研院近史所专刊（台北，1970年），页16—27。
(49)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奏稿〉，卷15，页1—14、47—48。按广东海军与福建及江苏不同，其一皆购自外洋，其二皆由洋人驾驶，其三多归海关指挥，实则相当于海关之缉私船或巡逻船。
(50)曾国荃：《曾忠襄公奏议》，卷21，页1—2、5、34。
(51)分见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文海影印本），仿造蚊船，卷4，页2：卷5，页16。按即“海东雄”；设立西学馆，卷5，页12—13；设立实学馆研究西学，卷5，页22——、24；创立广东海军舰队，卷7，页14—15。
(52)许同莘辑：《张文襄公全集》（北京，民国十七年），〈奏稿〉，卷11，页26—27；光绪十一年五月廿五日，〈教练广胜军专习洋战折〉。按其所延之德弁，乃由出洋大臣李凤苞所代募之雷芬、郎概、顿格、马驷四员；由驻德公使许景澄所募之柏卢欧、披次二员；派员到香港所募之威勒西一员，合为七人。
(53)张氏创设“广安军”事，见 〈奏议〉，卷11，页26—27；创造“广胜军”事，见同书卷12，页1—2。其事又见《彭刚直公（玉麟）奏稿》，卷4，页3。按广东自光绪九年越事吃紧后，张氏即不断地向香港洋行购买中小兵轮，计有中号者“广凯”、“广威“二艘；小号者“定功”、“报捷”、“克肤”、“奏捷”、“飞电”五艘。继又雇得“益得利”及“米利亚士颠”中轮二艘和“金安”、“金利”、“永昌”小轮三艘。再加上原有之船，合计已有20—30艘（见〈奏稿〉，卷12，页16）。
(54)见《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3，页1—7；光绪十一年九月五日，〈筹议大治水师事宜折〉。
(55)分见李经畲等编：《李勤恪公（瀚章）政书》（文海影印本），册2，页831—834、881—884、897—898、909。
(56)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25，页18，〈督办北洋海防折〉；卷20，页7—8，〈镇海轮船调津折〉。
(57)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2，页47，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上曾相〉。
(58)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6，页12，光绪二年一月十三日，〈筹议出关饷需碍难借用洋款折〉；卷7，页52—53，光绪四年二月三日，〈原拨海防经费现拟照案仍行分解南洋折〉。
(59)Samuel C.Chu and Kwang-ching Liu：“Li Hung-chang：Diplomat and Modernizer”（Parts I and Ⅱ），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Fall-Winter，1990—91，Vol.24，Nos.1—2，p.25；Kwang-ching Liu，“The Confucian as Patriot and Pragmatist：The Formative Years of Li Hungchang，1823—1866”。
(60)Norman：“An Interview with the Uncrowned King of China，”North China Herald.p.185，Feb.15，1889.“ Her proud and determined personality is known to the outside world chief through Li Hung-chang.”“Between the Empress and the grant viceroy，there is a close political partnership and an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alliance。”
(61)参看英国外交部档案：F.0.17/832.No.124Z（confidential）Aug.8，1880： Wade to Granmlle。又根据英国驻华公使Thomas Wade与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von Brandt）的谈话，巴氏亦以李鸿章可以变为中国的皇帝。Wade以为一旦中俄战争发生，其结果之一，即可能使清廷毁坏而无可取代（that one result of war would be demolition of the dynasty which there was nothing to replace）。可是巴兰德却答称“中国有很多人可以做一个好的皇帝，为什么李鸿章不可以变成皇帝？”（That there were plenty of Chinese who would make good emperors，why should not the grant secretary Li become emperor？见前引文 p.262A.）
(62)见《东方杂志》，第9期（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社说”：〈论江督易人之数〉（转录自是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外日报》）。
(63)分见刘广京：《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台北，联经，1990年），页247—292。〈晚清督抚权力问题商榷〉，及氏之英文论著：“The Confucian as Patriot and Pragmatist： The Formative Years of Li Hung-chang，1823—1866”；“Li Hung-chang：Diplomat and Modernizer”（Part I and n）。按王尔敏教授亦以为直督权力来源均出自中央，并非地方官以及地方政府自身的权力扩张。参看氏著：《淮军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页384。
(64)《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2，页1，〈致乔鹤斋〉。
(65)同上书，卷5，页34，〈复陈筱舫〉。
(66)见《李文忠公奏稿》，卷39，页33，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议覆梅启照条陈折〉。
(67)同上书，卷17，页53—54，同治九年十二月一日，〈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
(68)同上书，卷19，页45。
(69)同上书，卷23，页28。同治十三年六月初十日，〈派队防海防台折〉。
(70)同上书，卷24，页33—34，〈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日，〈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片〉。
(71)《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页33，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议覆梅启照条陈折〉。
(72)分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页82—8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页46下，卷3，页17—19。
(73)《李文忠公朋僚稿》，卷5，页34，同治三年九月，〈复陈筱舫〉。
(74)Samuel C.Chu and Kwang-ching Liu：Li Hung-chang：Diplomat and Modernizer（Parts I andⅡ）.pp.24—27.Kwang-ching Liu“The Confucian as Patriot and Pragmatist：The Formative Years of Li Hung-chang，823—1866”.
(75)《李文忠公奏稿》，卷19，页47，〈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76)同上书，卷24，页16，〈覆奏总理衙门紧要应办事宜折〉。
(77)同上书，卷39，页33，〈议覆梅启照条陈折〉。
(78)同上书，卷44，页18，〈议覆邓承修驻军烟台折〉。
(79)同上书，卷39，页33，〈议覆梅启照条陈折〉。
(80)《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页33，〈复黎召民京卿〉。
(81)据林乐知等编：《万国公报》，卷88，页24—25，所刊之林乐知〈 各国新政记 〉，转录《伦敦武备报》称：1891年世界各国海军战舰之等差，中国居第八位，日本则居第十六位。
(82)参看拙著：《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页199一238，〈清季的海军衙门（1885一18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