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早期的船只，船炮是海军的基础，亦为其不可少的装备。当同治九年八月（1870年9月）李鸿章受命为直隶总督之时，北洋三口既无专设的巡洋水师，亦无可用的捕盗轮船。鸿章鉴于天津为京师的门户，渤海的咽喉，各国官商往来辐辏，英、法、俄、美皆有兵船驻泊中国，非有轮船调遣不足以壮声势。乃于次年四月咨商两江总督曾国藩，饬调沪局所制的“操江”轮赴津，作为北洋巡哨之用。十一年九月，鸿章兼任北洋大臣，复以北洋为中外通商总汇之区，仅备沪局一船，尚难以周转。适以是年福州船厂所造之“安澜”、“镇海”、“扬威”、“飞云”、“靖远”五船下水，因之乃要求总理衙门准将“镇海”轮拨归北洋留用。至是，北洋始有新式轮船二艘。不过，一以缺乏训练，二以力量单薄，该船除供巡防捕盗、送信等差遣之外，对于北洋的海防并无多大的帮助，故而一连串的购船活动乃不断展开。
一 蚊炮船之购置
（一）第一次蚊炮船的购置
论北洋海军的创建，同治十三年（1874）的日军犯台之役，实可谓为一大推动力。是时朝野上下受到日本的刺激，对于海军备感迫切的需要，其中尤以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最为积极。是年四月十四日（5月29日），沈氏奉命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并于五月一日（6月14日）乘轮赴台，与日军将领西乡从道展开交涉。为恐谈判破裂，日军侵犯沿海，故于临行之前，一面致函总理衙门，请求以购船之事与英使威妥玛（Thomas Wade）会商；一面命法籍顾问日意格（M.Prosper Giquel）直接写信向威妥玛探询，拟向英购买“Gorgon”、“Hicate”、“Cyelops”，各型成船十只，以便组成一支小型舰队。(1)威妥玛虽对此举表示赞同，并且致电其外部，力陈其事关系重要。可是英国政府却以中日之间可能发生战争，不愿开罪于日本，结果乃以“女王陛下政府已经拒绝日本购买铁甲，不便接受中国政府之同样请求”为词，婉言拒绝。(2)其时，与沈葆桢同样热心向英购买铁甲兵船的还有文祥。时文祥以大学士兼总理衙门大臣，为恭亲王的得力助手，早有创建新海军之心。惟于阿思本事件受挫后一度消极；至是愤于日本之无端启衅，痛感我国海军之不如人，因而其创建海军之念又起。以为中国欲与英法等国海军相比，固然难以旦夕可及；若与新兴的日本争雄海上，尚易于为力。(3)于是，乃决定以日本为假想敌而发展中国的海军。文祥此一构想，很快地即演化为清廷的决策。是年七月，恭亲王首命总税务司赫德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会商，请其将中国购船之事转报英国政府。十月三日，又命总署大臣董恂及崇厚二人前往英国公使馆访晤威妥玛，探询英国政府出售兵轮的态度。(4)两天后（即十月五日），恭亲王又亲为致函于威妥玛，要求英国政府准予中国代表赴英购买武装战船。不料，同日（十月五日）威妥玛却奉到英国政府的训令，对于中国购船之事予以拒绝，(5)以致此次购船计划未获实现。
在中日台事交涉期间，因为海防的急需，中国除向英国商购铁甲战舰之外，对于其他方面也曾加以试探进行。法人日意格曾在上海订购一条丹麦的铁船，惟以该国不肯换用中国旗号出口，又无法派遣委员径送来华，以致被迫于购成之后，复将其船退还。此外，容闳也曾在美国的荷波根船厂访得新造铁甲船一艘。该船虽然坚固异常，但因索价须洋一百七十万圆，所费过昂，只好作罢。(6)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赫德的活动。他在同治十三年七月三日（8月14日）曾向总署进言，表示购买铁甲船之事他可以转请威妥玛与英国磋商。及至英国政府对中国购置铁甲船之事加以婉拒，他又向总署推荐一种英国新造的铁炮船，该船又名水炮台，或蚊子船。据称船上安有巨炮，炮弹重约五六百磅，可以击破铁甲船，对于防守海口既为得力而又方便，且其价目亦较他船为廉。总署颇为所动，于是遂以其事征求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意见。鸿章自日军侵台后，一直留意形势的发展，对于海防尤为重视，深感中国水陆各军均非日本之敌，故于铁甲船的购置也很积极。除经常与沈葆桢、总理衙门保持联络，并命江海关道沈葆靖向上海洋商多方探讨。及至〈中日北京台事专约〉订立，日军虽按约自台湾撤退，但须中国赔偿兵费五十万两。受到此一异常的刺激，鸿章对于购舰之事更为积极。在中日締约之后不久，便遣英人比德曼（Mr.Pitman）会见威妥玛，讨论向英购舰问题。威妥玛以为李鸿章位居权要，其个人之意向，必将影响于中国的前途，而与英国的利益亦有密切之关系。因而特地派遣参赞梅辉立（M.F.Mayers）前往天津拜访，并就时局与李鸿章交换意见。(7)当即决定：“嗣后派员赴英购造铁甲船，务请威使移会该国总署及兵部，帮同照料。”惟以英国官私各厂厉禁甚严，非有政府执照不准议造铁甲船，自不如委托赫德代购较为方便。(8)且赫德所开之船价较之上海戴生洋行（Da Sun or Ta-Sheng）所开者为廉，而赫德又为总署大臣（尤其是恭亲王）所信任，故鸿章对总署之意亦表示赞同。(9)次年（1875）三月，赫德奉总署之命至津与鸿章磋商，几经讨论，终于决定向英国阿模士庄厂（Messre Armstrong & Co。）订购英国“师丹型”（Staunch Pattern）的蚊炮船四艘，计载38吨炮之船二只；载26吨炮之船二只，共银375960两，折合英银112800镑。另加运费、烧煤、保险以及雇用船主、大副、二副、管轮、炮手、水手等费，约需65942两，共441900两。其他再加上若干未可预料之费，总计华银450000两，规定于订立合同之日先付三分之一，完成一半时，再付三分之一，而于全部完成时付清余下的三分之一，一年之内交货，由英派人护送前来中国。不过正式合同尚须由赫德的驻英私人代表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与阿模士庄厂另行订立，时间则在是年的六月间。这四只蚊船即是英国人所谓的“字母舰队”（Alphabetical Fleet），因其每只均以希腊字母命名，依次为“阿尔法”（Alpha）、“贝他”（Beta）、” 伽玛”（Gamma）、”得尔他”（Delta）（后于驶华时，又曾改称为“一号”、“二号”、“三号”、“四号”）。(10)当其出厂之时，适以中英马戛理事件（The Margary Case）发生，英国海部颇不希望放行。俟经中国政府的交涉及金登干的奔走，方允出境。“阿尔法”及“贝他” 二船于1876年（光绪二年）6月9日离开英国纽加索（Newcastle On Tyne），由赖普伦德（Laprididage）及哈密顿（Mr.Blair Hamilton）二人率领，于是年十一月十日抵达天津。“伽玛”及“得尔他”号于1877年（光绪三年）3月1日开离抱士穆德（Portsmouth），由琅威理（W.M.Lang）与秦罗伦（Mawrence Ching）二人率领，于六月廿五日在福州交由中国政府接收。第一批的购船事宜，至此遂告结束。其后一号船经鸿章命名为“龙骧”，二号船命名为“虎威”，三号船命名为“飞霆”，四号船命名为“掣电”，旋即派令驻扎北洋之大沽及北塘二处。一面与陆营炮台互相联络，考究炮法；一面经常操演，并且要每月出洋会哨二次，借以熟悉风涛。此外，还规定按季打靶，测度较准。这批船只名义上虽派道员许钤身统率，实际上各船皆留有洋员三名帮同教练，故许氏不过徒拥虚名。(11)
（二）第二次及第三次蚊炮船的购置
“龙骧”、“虎威”、“飞霆”、“掣电”来华后，鸿章于验收之时，曾经亲加演试。认为“大炮准头较远，轮机精致，足以守护海口，制御铁甲”，深感满意。惟以两江总督沈葆桢函商分拨，深以船少未能分派为虑。而总署大臣也有同样的感觉，认为此类船只非仅各海口难资分布，即咽喉要区，根本要地，尚恐不敷，必须及时添置。(12)适以赫德休假返国，于是鸿章乃于光绪四年（1878）六月饬令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电告赫德及金登干，再于阿模士庄厂订购38吨炮船四只，言明每只船炮机器用具弹药一切在内，价银32500镑，四只共英金13万镑，合中国关平银45万两，外加弹药运送、保险等费16万两，共61万两，统由各省解到之海防经费项下分起照拨；此即英人所谓的“伊彼撒隆（Epsilon）舰队”（按照希腊字母，依次应为：Epsilon、Zeta、Ela、Theta，中国人则称之为“五号”、“六号”、“七号”、“八号”）。这批蚊炮舰于光绪四年七月订立合同，次年五月竣工。依然仿照第一批舰队，悬挂英旗，并由英国军官率领来华。此次的指挥官为琅威理，十月初驶抵天津。鸿章于初六日亲往大沽，督同海关道郑藻如、道员许钤身，暨总税务司赫德、赫政等验收。且照沈葆桢之意，命名为“镇北”（五号）、“镇南”（六号）、“镇东”（七号）、“镇西”（八号）。至此，北洋已有炮船八艘。惟以南洋大臣沈葆桢一再函索，经过一段小小的不愉快之后，只得命前购之“龙骧”等四艘调拨给南洋。(13)此外，鸿章尚于同时代替山东与广东向英订购蚊船三只，光绪七年，第三批蚊船由英人罗斯（Captain Ross）护送来华；一只交与广东，是即为“海镜清”，两只派赴烟台，而后再往大沽口，由李鸿章验收。但以山东无人操纵驾驶，乃将二船并入北洋海军训练，是即为“镇中”与“镇边”。(14)从此购买蚊炮船之事告一段落，以后亦未再购买此类的船只。兹将上述三批炮船表列于下。
表5-1 北洋在英阿模士庄厂所购蚊炮船一览表（1876-1881）
资料来源：李鸿章：《译署函稿》，Stanley F.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Robert R.Campbel，James D.Campbell：A Memoir by His Son。
蚊炮船的缺点：以上三批蚊炮船虽然先后驶华，分布南北洋各口，但论及加强海防的成效，却显然评价不高。问题是其缺点甚多，诸如炮大船小，重心不稳；行驶迟缓，难以出海等。诚如日后张之洞所言：“炮笨船脆，受敌则不固，运驶则不灵。”(15)实则早在第一批炮船抵达大沽之后，曾纪泽便曾登船察看，指出其二病所在：一是船小炮大，炮口前向，运动不灵，必须调转船头，方可中的。如是则舵工必当与炮兵配合，如臂指之相使，实较他种兵船难以精熟。二是船舱窄狭，不能多载兵勇。船中虽有洋枪，但以炮兵专顾大敌，无暇顾及洋枪，实不啻为虚设。设使敌人以小划逼近，则更恐有坐困之虞。(16)
图5-1 北洋于光绪四年（1878）向英购到的字母舰队蚊炮四船之一的”Delta”号，来华后改名为”掣电”，后拨交与南洋（采自《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Chinese Customs）：
此外，刘坤一在两广总督任内（1875—1879）亦曾对此批蚊船特别留意，并曾于第二批蚊舱抵达香港时，商请广州海关税务司抽调二号来省，亲自联同有关大吏登船检视，以为“该蚊船轻快灵巧，迥异寻常，虽不足以驰骋大洋，与人争胜，而用以防守海口，操纵自如，且足以洞穿敌人铁甲兵船，诚为海防第一利器”。不过他也看出许多的缺点：一是该船全身皆用铁皮包裹，易于碰损。且包皮甚薄，震撼易松，而海水侵蚀，又易生锈。一有破锭，中国不能修补。二是炮大船小，船长十丈有奇，阔则不足三丈。而炮则大至五万四千余斤，以致压力太重；放炮时加以火药涨力，船身短小，或不能支。且所用者又为前膛炮，虽伸缩高低，装药置弹皆用机器，但因次第推移，相当费时，对于作战实有相当影响。(17)至于李鸿章本人也发现蚊船船工过于粗糙，极易受损。加以船身全由铜片镶成，常因船底粘连杂物，需上坞刮洗加油。甚至轮机锅炉也要重加修理，一年两次，所费不赀。因之每一论及，便“闭目摇头，似有悔意”。(18)十余年前中国曾为阿思本购轮案，牺牲关平银七十余万两，而将自英所购的兵船全部退回。此次又花费一百四十五万余两的纹银购回一批无用之物。一再地吃亏上当，而竟无可如何。盖以中国对于西方的新式机器既昧无所知，自难免为熟知其情的外国人所愚弄，而英籍总税务司赫德即是此次购船的幕后操动者。一般人常将此事归罪于李鸿章，而不知主其事者实为总理衙门。(19)赫德对于购船问题本与李鸿章有所不合；鸿章认为惟有购买铁甲战船始可增强海防。可是，赫德却“素不以中国购铁甲为然”，且因其外貌恭谨，极获恭亲王及醇亲王的信任，故而常使总署大臣“为其说所惑”。(20)薛福成对于赫德之为人尝有深刻的观察，认为“赫德之为人阴险而专利、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21)赫德为英人，虽在中国服务，并以其忠诚获得中国当局之信赖，毕竟难以忘怀其祖国，故其“内西人而外中国”，自为理之所当然。不过，以此次购买蚊船而论，他之是否存心欺骗中国，却难下定论。因为赫德并非造船专家，对于海军舰艇的知识也同样地有限，或许他亦为英商所骗，诚未可知。在中国推展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后类似的事件总是一再地重演，受骗于人而不自知。不论其有意或无意，结果终究是中国人吃亏。中国的科技既远不如人，自难免受人宰制，这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事。(22)
二 巡洋快船（Cruisers）及铁甲船（Ironclads）等的购置
（一）“超勇”与“扬威”二快船之购置
中国耗银一百四十五万余两，从英国购得蚊炮船十一艘，除一艘留于广东，四艘拨交南洋，其余皆归北洋所有。连同原有的“操江”、“镇海”，北洋已有兵舰八艘。虽可稍壮声势，然距鸿章理想却仍甚远。一以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错，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买铁甲船练成数军，即难与敌决胜于大海。二以所购之船，炮大船轻，行驶过缓，仅能用于防护海口，不能驰驱于外洋。三以光绪五年（1879）日本不顾中国反对，悍然并吞琉球，其原因即以彼有铁甲而我则无。鸿章尝言：“近来日本有铁甲三艘，遽敢藐视中国，耀武海滨，至有台湾之役，琉球之废。彼既挟其所有，以相凌海域，我亦当觅法，以求富强。”实则自同治初年以来，文祥、丁日昌、沈葆桢等即有购买铁甲船之议，认为是防海必不可缓之举。惟以经费支绌，一再延迟而未办理。及日本并琉之事起，于是鸿章遂乘机重提旧说，向朝廷强调：“中国永无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23)朝廷亦许之为要论，命其积极进行。至是购买铁甲船之事，方得于十数年的争论之后，终获转机。
购买铁甲船既经朝廷首肯，于是鸿章乃分头进行。一面饬令赫德向英国阿模士庄厂订造碰快巡洋舰二艘（to ram cruisers）；一面电令李凤苞与英方接洽，商购土耳其于英所订之八角台铁甲船二艘（船名为“柏尔来”及“奧利恩”）。结果，前者尚无问题。后者却因英政府以中俄伊犁交涉紧张，借口碍于公法，食言背信，未能成交。(24)经赫德在英国阿模士庄厂订购的两只碰快船，均为快速的武装巡洋舰，中国命名为“超勇”与“扬威”。二舰乃由该厂之工程人员伦德尔（Rendel）所设计，外形新颖，体质坚实，各重1350吨，时速15海里（约合中国50华里），最高可达16海里。船身全为钢制，前后配有口径10英寸（英度以12英寸为一英尺），重达25吨的大炮二尊，口径4.5英寸的小炮四尊，机关枪炮十二尊。其他尚附有适于施放鱼雷（torpedo）的小汽船（steam cutter）二只，及救生艇（life cutters）若干只。其最大特色，即在船首装有撞角（ram），此项装置乃系应中国政府要求，专门用以对付铁甲船者。设以撞角冲击，即可将铁甲船击沉。由于金登干（C.A.Compbell）之悉力设法，使船工进展甚为顺利，光绪七年（1881）七月八日（8月8日）竣工。特请英国海部专家于海口试驶勘验，结果成效良好。(25)次日，于纽加索（Newcastle）举行交接典礼，英官贺客三十余人，由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亲引龙旗行礼如仪。此次运送方式与蚊炮船不同，蚊船雇用英国官兵护送，沿途皆挂英旗。此次则由中国派遣海军人员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管驾官邓世昌以及英籍总教习葛雷森（Glayson）等赴英接回。官兵计达二百余人，所悬者则为代表中华帝国的黄龙旗。七月二十三日，离英东驶，途经大西洋、地中海、苏彝士运河、红海、印度洋、新加坡。八月廿三日，抵达香港。粤督张树声闻知后，亲往省河验视。继驶上海，而于九月廿六日到达大沽口。十月二日，鸿章亲率僚属北洋水师营务处道员马建忠等从天津前往验收，深为满意。认为“船炮制造均属坚利，机器制法，亦甚精坚，实与原订合同相符”。于奏报朝廷时又指出：“此项快船，出奇新式，其用有三：一为船小，二为炮大，三为行远。船小则价不甚昂；炮大则能御铁甲；行速则易于进退。”又称该船船首暗设有坚固之碰撞尖头，长及数尺，可以碰穿铁甲，“尤为新创之法”。惟以其为新创，故其中或难免毫无疵病，要在驾驶得人，随时补救整治而已。鸿章于验收之后，继又乘之前往旅顺，于十月初五日返回大沽，“计不及六时，驶七百余里，可谓速矣”。旋即饬令丁汝昌统领“超勇”、“扬威”及前代山东所购之“镇中”、“镇边”等船，开赴旅顺口，与总教习葛雷森等实地操练，随时出洋逡巡，俾弁兵胆技日臻熟习。(26)
（二）“定远”与“镇远”二铁甲之购置
购买铁甲船之事，既在英国碰壁，于是鸿章乃转而向德国方面设法。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由驻德公使李凤苞与德国士坦丁（Stettin）的伏尔铿厂（Vulcan Shipyard ）签约，订造钢面铁甲船（ironclad）二艘，是即为“定远”与“镇远”二舰。该对姊妹舰各重7335吨，长达298英尺5英寸，船身最宽处为60英尺4英寸，吃水19英尺6英寸有奇。其中护卫机舱的钢面铁甲堡，两边各长144英尺，厚14英寸，炮台中厚12英寸，另台甲厚8英寸。船内设有康邦大轮机两具，马力6000匹，船头左右及船后共设鱼雷筒三具，附带小鱼雷艇两艘，木轮船一艘，舱内淡水柜二十具，其造淡水机器每日可供三百人食用，全船电灯240盏。另有桅上大电灯二盏，一可敌2万支烛光，一可敌80支烛光。舱上设有12英寸口径克鹿卜（或克鲁伯，Krupp）大钢炮四尊，6英寸口径五管连珠炮十尊，后膛连珠枪525杆。每小时行14海里，合约中国47华里。“转动之灵捷，冲碰之猛烈（因兼有水下碰船之铁角），浮力之宽裕，炮位之合宜，隔堵保护之周密，引水导气之流通，……无一不精益求精，于中国水面实为上等”。兼有“交战大洋”及“守护海口 ”的双层功用。(27)由于其为铁甲战舰，故其船价亦较前购各船为昂，计每艘造价870万马克，约合43万英镑；中国纹银163万余两，两艘合计共约326万两以上。该船原定18个月竣工，后以修改设计及中法战争的影响，直至光绪十一年十月间，方由德国弁役驾驶来华，成为北洋海军的主力战舰。(28)
（三）“济远”快船之购置
与“定远”、“镇远”同时在德订造的还有弯面钢甲快船一艘，其后命名为“济远”。该船于光绪九年（1883） 二月签约，价值311.7万马克，合中国银两约为62万万两。该舰系仿英国赫士本船厂制造，全长236英尺3英寸，其最宽处34英尺，吃水15英尺8英寸有奇，有穹甲以覆机舱，中凸边凹，形如龟甲，系以一寸钢一寸铁制成。其甲边深入船旁水线下四尺，舱内有康邦机器两具。共计实马力3800匹，前后方备放鱼雷之（机）四具，舱面另带可放鱼雷之小艇两艘。舱内淡水柜八具，其造淡水机器，每日可供百余人食用。电灯80盏，另有桅上最大电灯，可敌3万支烛光。舱上设8.5英寸口径克鲁伯长钢炮二尊，6英寸口径长钢炮一尊，1、2、3英寸口径钢制连珠炮七尊，后膛连珠枪136杆，每小时可行15海里（合中国50华里）。该船以穹甲笼罩机舱，故机舱较窄，然其吃水则浅，行驶亦速，在快船中实为新式坚利之属。惟机舱既窄，则煤柜不大，穹甲上十八隔堵共只装煤270吨，以每日用煤30吨计之，仅足供八日之需，较之定远、镇远各装煤700吨，日用60余吨，其相差无甚悬殊。“济远”订购较晚，定期14个月出厂，亦于光绪十一年十月与“定”、“镇”二舰同时由德国官兵护送来华，加入北洋海军的行列。(29)
（四）”致远”、“靖远”与“经远”、“来远”快船及“福龙”等鱼雷艇之购置
中法战后，由于战败的刺激，朝廷决心大整海军。一面创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主持；一面筹组北洋舰队，以李鸿章专司其事。于是鸿章乃乘机复向英、德增购巡洋快船四艘，借以加强海军的战力。在英所造者名为“致远”、“靖远”；在德所造者名为“经远”、“来远”。光绪十三年（1887），鸿章以四船行将工竣，特命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William M.Lang）率同管驾参将邓世昌等官兵五百余人，前往接船。接船之目的与前次赴英接船相同，首在使中国海军官兵熟习海道风涛、国际礼仪、行船驾驶，可谓为一种实际的海上训练。是年十月，四船驶至厦门过冬。次年三月，开往旅顺口。李鸿章特命调至大沽口，亲自登船验收，查看船身炮位及机器马力等项。继又乘坐出海，前往旅顺、大连、威海卫各地，查验其行驶里数。认为一切均与订单相符，并无差误。该四船均属“济远型”的碰快巡洋舰（ram cmkers）。“致远”、“靖远”各重2300吨，每小时18海里，装有口径8英寸，身重12吨之炮3尊；口径6英寸，身重4吨之炮2尊，格林炮17尊。“经远”、“来远”各重2850吨，每小时16。5海里，装有口径8。25英寸，身重10吨之炮2尊，口径6英寸，身重4吨之炮2尊，机器炮7尊。此外，与上述诸船同时订购者尚有鱼雷艇一批：计光绪八年向德订购鱼雷快艇四艘；十二年向德续购“福龙”鱼雷艇一艘；十三年，向英购买“左一”出海鱼雷大快艇一艘；“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鱼雷快艇五艘，共计十一艘。北洋向国外购船之事，自此告一段落。
表5-2 北洋历年自英、德二国所购舰艇表
资料来源：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朋僚函稿》、《海军函稿》。按当时李鸿章命李凤苞在德国订购鱼雷艇二批，其后编号为“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惜资料不如“福龙”完全，购入年代不详。又陈绛教授译刘广京、朱昌瑗编：《李鸿章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308，以英译润色打字有误，致拙文内衍出一“成安”舰，实误。
三 购买铁甲船及快船之争议
购买船炮所引起的纠葛：北洋购买快船及铁甲船之经过已略如上述，但其所经历程却相当曲折，而并非如此地一帆风顺。除经费困难外，尚遭遇保守派人士的反对，尤以湘军集团为最。综合起来，计有自制与外购之争；大船与小船之争；在英或在德购买之争，意见之纷歧，于兹可以证明。
图5-2 北洋舰队中的巡洋快船“扬威”号与另一同型之“超勇”号为姊妹舰（采自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
图5-3 “致远”号巡洋舰图（采自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
图5-4 “致远”兵舰及其官兵甲午海战时全舰牺牲（采自美国Century Monthly Magazine）
图5-5 北洋舰队中的“平远”巡洋舰（闽厂自造）（采自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
图5-6 北洋舰队中的最大鱼雷艇“福龙”号（英造）（采自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
图5-7 北洋舰队中的铁甲战舰“镇远”号（德制）（采自美国Century Monthly Magazine）
图5-8 北洋舰队中的铁甲战舰“定远”号（德制）（釆自美国Century Monthly Magazine）
（一）自制与外购之争
此一问题，自鸦片战争以后即已发生，也是一个无法解决的两难式；至自强运动时，依然成为湘淮两系的争论焦点。左宗棠是福建船政局的创始者，一直以自制为宜，而不主向外购买。他对于自制轮船非常具有信心，尝谓：
泰西船坚炮利，横行海上，自朱元之际已抵海南。明末大炮开花弹子多入中土……（惜）自徐元扈（按即徐光启）后无人讲求，遂令岛族得以所长傲我。我今船局艺学现行明效，以中国聪明才力，兼收其长，不越十年，海上风气一新，鸦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
又云：
轮船仍旧制造，彼族自更敛戢。……据闽中各知好言，闽中艺局学徒，精进殊常，外人亦自谓不逮，使无异议挠之，兹事之成可决矣。(30)
同时并以为闽厂之成就远过于沪局：
东南之有船局惟沪与闽，沪非洋匠洋人不可，闽则可不用洋匠而能造；不用洋人而能驾。故曾文正晚年欲渐易沪局而从闽，以事理攸宜耳。(31)
为了维护闽厂的生存，自不愿多向外国购买，而以本国自制为宜。特别是当时他正在用兵西北，需费孔亟，海防经费的支出，必将影响对西征的军饷，因之对于外购船炮之事殊不谓然。再加以购买船炮用费太巨，引起许多保守派士大夫们的訾议，更使左氏振振有词。清末学人吴汝纶曾就此事为李鸿章辩解，云：
甲午战前士大夫讥议李相，咎其置买船炮，以为中国漏卮。左文襄尤持此论，专主中国自制。时论翕然从之，而不知中国之不能自制也。
依吴氏之见，李鸿章之所以力主外购，则与英人琅威理（W.M. Lang）之说词有关：
琅威理〈水师条陈〉谓，中国官厂造船，费既不赀，船又未能尽合新式，括尽船厂之弊。琅威理欲中国派往外国各厂制造，即在该厂学习工作。学成之后回华，派入官厂办事。谓目前不必遽费巨款，经营官厂。甲午以后，议者谓福建船厂不应废，又议海军不应辞退琅威理。不知官厂之废，其议自琅威理发也。(32)
当然，自制与外购问题，亦并非由琅威理一人的意见而定，实与中国当时的处境相关。由于是时中国的工业科技落后，福州船厂所造之船的确是又贵又不理想，非但难以望西方新式兵船的项背，即与西方的普通商船相比，也是“装载不如商轮之多，驶行不如商轮之速”。鸿章虽然“早知不足御侮，徒添糜费”，(33)亦是无可如何。不过鸿章亦知，设若全部外购，亦非善策。一则所费不赀，形成漏盾，再则易为外人所欺。且一旦战争发生，外人又常借口不允出售，实为兵家之大忌。兼以从长久着眼，中国亦不能永远依赖外人，而必须建立或发展自己的工业，方为立国之道。由此可见，“自制”与“外购”，实各有利弊。在当时外患急迫，而财力又极端困顿的情形之下，势必顾此失彼，难以兼顾，而使鱼与熊掌无法兼得。
（二）大船与小船之争
在购买铁甲过程中，大船与小船之争，也曾带给当事者以很大的困扰。不但国人以为大船不如小轮，甚至外人亦有类似的主张，而与之互相呼应。如出身湘军水师，而久任长江巡闽使的彭玉麟便经常地坚持此说，并对铁甲船之是否有用表示怀疑。认为：
从来有海防，无海战之法。弃海口，不设法严防，以固门户，而欲以铁甲争胜于大洋，果确有把握？(34)
又以为购买铁甲船是好大喜功，虚糜库款，专讲洋法，舍己求人，用夏变夷。故不如自造小轮船，与沿江炮台相辅而行，对于海防较有把握。光绪八年（1882）七月，中法关系日形紧张，他又曾联合左宗棠上折重申前说。力言：
与其购铁甲笨重兵轮，争胜于茫茫大海之中，毫无把握，莫若造灵捷轮船，专防海口扼要之地，随机应变，缓急可资为愈。(35)
彭、左之外，另一与湘系接近的地方大吏刘坤一，也是坚决反对购买铁甲的重要人物。刘氏历任两广及两江总督，经常因海防经费及购买铁甲与北洋大臣李鸿章龃龉。除于李鸿章经手所购之蚊炮船大肆抨击之外，对于购买铁甲之事，尤期期以为不可。如于两广总督任内，即曾致书左宗棠，表示其对海防问题与左氏有相同之主张：
海防虽不可不办，然目前似当以守为宜。从来讲求机器制造之法，以夺其所长。若糜费巨款，购买彼之现在铁甲兵轮及铁炮台，欲与角胜汪洋，未必确有把握，适恐为敌人之资，以贻笑四邻，矧南北洋如此之宽！顾以李、沈二公控制之关税厘金，悉归掌握，而合肥催税不遗余力，亦未审果能任其责否？！(36)
其后，于两江总督任内，反对购买铁甲尤烈。光绪六年（1880）六月十二日致函船政大臣黎兆棠时，曾有此一表示：
至于购买铁甲船，合肥之意甚决，而都门议论皆谓仅一 二号于时无补，而糜款已至二三百万之多。盍不先以此项，添造木壳兵轮，以资分布！(37)
同年七月十二日，在复刘荫渠论俄事时，又告以因购铁甲与李鸿章发生正面冲突：
此次道出天津，与合肥论铁甲船不合，似此情状，南北洋何能和衷？左相书来，谓海战断不可恃，铁甲船徒滋糜费，诚至当不易之论。而谭文卿中丞来函则言左相亟欲收复伊犁，以竟全功，不顾东南两路，亦非公忠体国之道也。(38)
又云：
合肥平日尽天下之财力，此时仅以津沽一路责之大属便宜。昨复单衔奏请定购铁甲船四号，业经允行。纵使可靠，其到华在四五年后，缓不济急。而东南巨款，悉数搜罗以掷外洋，筹防弥形棘手，为之奈何？前此合肥购买蛟子轮船各号，糜费近二百万两，尚欲闽粵续办。当经坤一会同裕泽帅奏驳，朝廷深以为然，而仍不免迁就！(39)
非但湘军集团的左宗棠、彭玉麟及刘坤一反对购买铁甲战舰，甚至连与湘、淮二系维持友好关系的出使英法公使曾纪泽，也不以为购买铁甲为然。如于光绪六年（1880）五月十一日在伦敦驻英使馆与其英籍顾问马清臣讨论时事时，便曾作此透露：
余思铁甲船为防海利器，不能不购。然此时俄事和战未定，……目前所急又不在铁船，而在良枪巨炮防守浅水之器。清臣以为然。(40)
由此可见湘淮二系领袖人物歧见之深。一因国防观点不同，李、沈（葆桢）等以东南海防为急；左氏以西北塞防为先。二因海防政策歧异，一主消极地防守口岸；一主积极地防守近海，而海防经费的争夺尤为关键所在。左宗棠欲以海防经费用之于西北；李鸿章欲以海防经费用之于北洋，而刘坤一亦欲为南洋分得一杯羹。故而钩心斗角，龃龉时生。(41)此一争执直到中法战争时期方才稍戢。是时左宗棠已由西北调至东南，深知海防之重要，对于购船的态度亦有改变。非但力主制造大船，且亦不反对向外购买快船。同时他于临卒前并呼吁设立海军衙门，统一沿海各省的防务。而刘坤一亦于左氏卒后态度转变，不再就海防问题攻击李鸿章。而实际上中国向外购船之事亦几于此后陷于停顿。盖以中法战后，清廷虽在表面上命令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曾国荃、张之洞等沿海督抚筹议大治水师，增扩机器局船厂（1885年6月21日）。可是却于同日传旨勘修三海工程，(42)开颐和园大工之渐，对于海军的发展，反而出现了恶兆。
天下事无独有偶，正当湘淮两系为了自制小轮与外购铁甲争论不休之时，对于中国海军关心的外籍人士，尤其是英国人，也有不同的意见。总税务司赫德主张购买小轮，仅以“师丹炮船制铁甲船”为已足。(43)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则主张多购快船铁甲（见前引吴汝纶所引琅氏说帖）。可是襄助中国平定太平军的英国友人前常胜军将领戈登，却不以购买铁甲为然。当光绪六年（1880）二月，中俄关系紧张，戈登应邀访华时，力言中国应多备水雷而辅以巨炮，即可保护海岸。他认为“如一海口有大田鸡炮一百五十尊，而多设简便水雷，则敌人永不能冲入”。故在海军装备方面，他则主“多置小船，而少购铁甲大舰”，以免一旦为敌所虏，而损失重大，如言：
至于兵船，应用小者，以行驶速，食水浅。而铁甲（则以）不重（用？）为妙。设中国购大兵船，若失去一船，则为大患……造一船之价（可）买十二艘小兵船。且中国（志）在海边河口，而不在海洋，则兵船宜小不宜大。
又以为：
铁甲兵船，中国未有安顿之所，能不为敌国所攻，则铁甲船与小铁船倶为中国无用。如兵力尚未充足，则亦无法能护之。(44)
戈登为陆军将领，其对海军的意见自与海军出身的琅威理有所不同。一主海岸防守，一主外海作战。故对铁甲船之是否应当购置，所见亦为相左。依戈登之议而论，如为一时的权宜之计，自然不无道理。然从中国国防的长久之计，则仍以琅威理之所见为是。然而无论如何，戈登之论却还是具有相当的影响，而使反对购买铁甲者有所借口。
（三）在英在德购舰之争
前已言及自同治十三年日军犯台之役后，文祥与李鸿章、沈葆桢及丁日昌等即已建立共识，倡言购买铁甲船，增强中国的海防，以日本为假想敌。次年李鸿章与沈葆桢函商，拟乘日意格返法之便，打听价目，并于其后寄来新式铁甲船图二张。可是却又顾及铁甲船“吃水必深，其价必昂”，而以“饷源支绌”，难以问津。(45)当时亦曾一度有闽厂自制铁甲之议，但因技术太差，实难办到。俟经丁日昌“再四疏陈”，李鸿章才命李凤苞（时任留英海军学生监督）与英人金登干向土耳其领事接洽，拟将土耳其在英订购之铁甲二只转让。但一因其并非新式，再因其价过昂，复虑及“无修船之坞与带船之人”，又不敢“贸然订购”。(46)除上述原因之外，鸿章尚有其他考虑，以致使其趋趁不前，迟疑不决。与沈葆桢书内有此表示：
铁甲船本应订购，惟南北洋面万余里，一旦有警，仅得一二船恐不足以往来拒剿，或有失利。该船不能进口，必先为敌人所攫，转贻笑于天下。即仅以一铁甲扼大沽海面，以他船附之，亦虑立脚不稳，进退失据。弟每悬想海上战事，辄用危心。(47)
经由此函，可知鸿章虑事之周密，但亦使订购铁甲之事，一再地宕延不决。直到光绪五年（1879）方因中俄伊犁交涉及中日琉球纠纷，他奉命加强海防，始向英国添购碰快船（巡洋舰）二艘，是即为“超勇”与“扬威”。鸿章方拟再接再厉，命李凤苞查购铁甲时，不意此时赫德竟蓄意出而阻挠。一面向总署指责中国办理洋务不能得法；一面向总署提出〈海防条陈〉，因而使购买铁甲之事又起一波折。实际上赫德所谓蚊炮船可以制铁甲，根本不具有说服力，(48)李鸿章曾在与总署大臣〈议海防〉一函内明白指出此点：“查蚊子船炮大船小，舨浅底平，西国用为守港利器。行驶既缓，风浪宜避，只能在海口及沿岸浅水处驰逐，接战似不宜于大洋。赫德因其船既由英国前来，自亦可施之海战。不知其涉历重洋，须半年之久，无风与风小则行；风大则止。较之各项商船兵船不畏风浪行四十余日抵华者大有径庭。若恃为洋面制敌之具，未必确有把握。”(49)
自光绪初元以来，赫德便以获得恭王的信任，先后向英订购蚊船十一只，对于蚊船的性能应不致一无所知，而犹期期以续购蚊船为请。并妄言其能破铁甲，实不能谓非其别有用心。而总署大臣居然为其所惑，亦显示其糊涂。幸经李氏为之点破，此一阴谋方未得逞，否则中国恐又将蒙受不少损失。惜乎沈葆桢不久即卒，购买铁甲的责任，遂由鸿章一人负担。
论及铁甲船问题，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不用说制造，即令是购买，亦属相当地困难。盖以19世纪为一海洋世纪，海权国家无不罄其全力，用以改良舰艇的装备，尤以英法两国竞争最为激烈。1859年，法国所造的第一艘铁甲船（ironclad） “格罗”号（Gloire）首先下水。逾年（1861），英国亦不甘示弱，完成其铁甲船“勇士 ”号（Warior），自此开创了 一个世界海军史上所谓的“铁甲船时代”（the era of the ironclad）。(50)此种战舰的特色，即是将木质兵轮之水线（water line）配以装甲带（armour belt），并建一装甲的中心堡垒，以保护其主要武装（大炮）的安全，其目的则在具有较大的攻击与防卫力量。(51)对于如此新式的复杂的艨艟巨舰，以鸿章出身背景，自然无法了解其构造与性能，亦无法确知其装备与价目，且在国内也无有其他的人可供咨询。惟一他认为较为内行而又有办事经验的人，便是驻德公使李凤苞。李凤苞为江苏崇明人，原为附生，后考入上海机器制造局测绘西洋各国舆图，留心经世，讲求洋务。丁日昌督办船政时，特将之调往闽厂充任总监工。继又为李鸿章委派为海军留学生监督，往来于英法之间，常赴各兵工厂考察，因而对于船政、机器、军政、外交、新法均颇有心得，乃为出使英法公使郭嵩焘推荐驻德公使。这是鸿章在无人可用的情形下惟一的选择。(52)光绪五年日本并灭琉球，中国力争无效，鸿章遂决定命李凤苞设法在英觅购铁甲：
定购铁甲船一事，曾面托阁下在英查访，嗣因筹款维艰中止曰本恃有新购铁甲，肆意妄为。先向琉球阻贡，旋即吞灭其国改为冲绳县。何子峨（按即当时之驻曰公使何璋如）与总署屡与辩论，概置不理。议者恐其恃强坐大，渐有窥伺台湾、高丽之意，中国须急购铁甲数船以谋制敌。现奉旨饬购，……执事久历各国厂局，见闻较确，须购用何项铁甲于中国海相宜？能制曰本之船，每船约实银若干？应分作几起汇付？……乞一一探讨明确，详晰飞示，以凭与幼（丹）雨（生）诸帅核办。至要、至要！(53)！
其对凤苞倚畀之殷，于兹可见。而其意欲在英购舰，也非常明显。不过与前次购买蚊船所不同的是：以前系经赫德及金登干之手，而此次则系由中国人自己所承办。一则因赫德一向不以“中国购铁甲为然”；再则，欧洲因中国各省纷纷购买船舰军火，引起英、法、德各兵工厂之间“七十年代激烈的竞争”。同时，在英国又有曾在中国金陵兵工厂任职而转任中国使馆英文翻译兼英文秘书的马格里（H. Macartney，号清臣），野心勃勃，对于购买军火船只之事常加干涉。复加以上次金登干所订之碰快船缺点甚多引起中国之不满；阿模士庄厂（Armstrong & Co.）为争取中国政府的生意，特为派遣前皇家海军炮兵少校贝德福（Majar Bridgfard）为其驻华代表，透过英国在上海的怡和洋行（Jordine，MatheSOn & Co.）与李鸿章作私人的接触，因而乃使赫德及金登干对于中国购买船炮之事不再插手。(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