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装备与兵员的筹备第一节 北洋海军的装备——船炮的购置.2
铁甲船的种类不一，常依其需用而有不同的构造与机能。中国由于顾及港口太浅，大船无法靠岸；如有破损，又无法修理。再加以海防经费无法收集，惟恐价目过昂等问题。要想买到一只合于中国条件的铁甲战船殊为匪易。(55)好不容易才听说英国有二新造的铁甲舰，号为“八角台”，对于中国颇为适用，当即致电李凤苞设法订购。可是当与总署商讨经费时，总署大臣却为报复以前鸿章曾拒赫德购买炮船之请，而不愿与之配合。除在经费方面借口 “购铁甲两船，经费不敷，出使项下，除本身拨兑四十万两外，所余无几。部库存款，四成洋锐，恐难借动”。并对鸿章在英所购之八角台有所非议，谓其“不能出洋交战”，“利于守而不利于战，与蚊船碰船无甚区别”，“多费价值，仅购两船，殊不合算”。这对于热心购买铁甲的鸿章，实不啻泼了一盆冷水。因而亦对总署大发牢骚。除了详细说明该项铁甲之优点，适用于中国之外，并道出他为购买铁甲的一段苦衷。如言：
惟念中国购办铁甲之举，自同治十三年，中外倡议，忽忽已阅七年。迄无成局。幼丹以死谏，雨生以病争，鸿章亦不敢不尽其责。此次既蒙贵处奏明，电讯丹崖购备。正值海防吃紧之际，傥仍议而不成，历年空言竟成画饼，不特为外人所窃笑。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窃为执政惜之。(56)
沿海地方汉族的督抚大吏，为了加强海防急于购办铁甲，而满族的最高当局也已一再地谕准办理。可是位于中枢的总理衙门，却因恭亲王的偏见而不肯合作；成见之深，殊为令人难以理解。可笑的是，总署最后虽然勉为同意北洋可向英国购买八角台铁甲船二只，然而却又主张拨交闽省以固台防，殊令鸿章为之啼笑皆非。适以英国海部借口中俄纠纷，不愿将此二舰售与中国，方使此次购舰之事告一段落。
在英购舰既然触礁，只得另外设法。依鸿章之意，本拟令李凤苞向法国订购。不料此时德国公使巴兰德（M.von Brandt）闻讯乘机而入，借由调停中俄争端，对鸿章表示德国可助中国造舰。并特介绍伏尔铿厂（Vulcan Shipyard）工程师巴许（Bach）晋谒鸿章，因而购买铁甲之事遂由英、法转移至德国。(57)
德使既主动出击，拉拢生意，而“德国海部又极意帮助”，因此乃使中国购买铁甲之事峰回路转。于是李凤苞遂联同徐建寅等与德国伏尔铿厂交涉，而于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三日向之订购钢面铁甲一艘，因其价钱尚属公道且其式样又属新式，“无美不备，较之前议所购英国之奧利恩两船精利甚多”，故于不久之后，又向之续订一艘，是即日后的“定远”及“镇远”姊妹铁甲战舰。此外，为了铁甲需要快舰相辅，又于同时向德订购大快舰一艘，是为“济远”。李鸿章购买铁甲船的梦想至此虽得实现，(58)可是却与其拟购四艘的原议打了 一个对折。设使中国当时能购得大铁甲战船四号，则至甲午海战时，情形或可改观。
购买铁甲之事虽定，但是购舰纠葛却因在英或在德之争而依然未了。当李凤苞在订购德舰时，即虑及英国政府及赫德、金登干的不快，并为此事向鸿章请示。但鸿章的态度却甚坚决，在复李凤苞函中表示：
至将来验收运送各节，若用英旗，所虑三难，尚未尽确。奥利恩两船，抬价未成，系伊非肯售，非我不愿买，或不致猜忌刁难。……此系吾华要政，劼刚（曾纪泽时任驻英公使，时为谈判伊犁问题赴俄）当无疑沮，英人亦无保局外之权。虽非金登干代办，英亦不能禁华人之不自订办。既有星使支持，只要船式精而价廉，赫德亦不能从旁阻挠。(59)
但在同一函中，鸿章却也告诉李凤苞，若以“德国士坦丁厂（Stettin）造法与英异，未始不可试办，奏案不妨变通也”。及至李凤苞正式向德订购铁甲，果然引起英国政府的不快，而驻英公使曾纪泽也不以在德购舰为然。因为从一开始他即不赞成购买铁甲，认为中俄争执（伊犁问题）和战未定，“目前所急，又不在铁船，而在良枪巨炮防守浅水之器”。(60)及至他自俄返英，得悉在德订购三舰已成定局，又对德厂所造之舰提出许多不同意见，表示在英所制比较在德所制为优，因之与李鸿章之间引起一场冗长的争辩。“定”、“镇”二舰虽有偷工减料，价目偏高且不合理诸弊，但争议尚少，(61)惟对“济远”快船争端特多。
此一争论乃由英德争夺中国轮船军火市场开端，先是光绪九年（1883）五月之间赫德曾与李鸿章协商，欲将阿模士庄厂代智利所造之碰快船一艘转售与北洋；该舰与北洋前购之“超勇”、“扬威”同式而价稍昂，鸿章当即电令李凤苞在洋查询。经与德国海军部接洽，认为该船缺点甚多，“一遇风浪则炮难取准，偶受小炮，即船已洞穿，徒欲击敌而不能防敌，恐不足恃”。又谓其船“通身用五六分钢片镶成，而首尾之炮过大，遇风颠簸，施放无准。初试洋时，每点钟仅行十五六海里，久则滞涩，仅行十二三海里，‘超勇’二船正坐此弊”。因此李凤苞乃向鸿章建议勿再购买，鸿章遂向赫德回绝。可是赫德却仍纠缠不清，又向鸿章推销另一新式大碰船。结果以鸿章认为其价七十万两，比较德国稍昂（六十万两），且其购造亦不若是年二月在德所订之龟甲快船（按即“济远”，又名为穹面钢甲快船）炮台机舱等处皆有厚10英寸及3英寸之钢甲遮护为优，因而又打回票。经此挫折，非仅英人因北洋在德厂购船“忌妒实深”，即赫德亦怀恨李凤苞“坰察其弊”。(62)及至李凤苞驻德公使期满（1884），由许景澄继任时，遂又有外传“济远”有许多缺点之事发生。清廷因命许氏前往查勘，并与驻英公使曾纪泽就近洽商。次年八月十八日，许氏乃致书曾氏，将合同船图附上。纪泽当即与英厂详商，将船图交由英国海军专家槐特（White）及诺帛尔审查。审查结果，提出〈新舰说帖〉二分：一论“济远”之弊，一说新舰之式。认为“济远”受炮则穹甲虽无伤，而全船可沉；舱口炮台，炮子能入而不能出，伤人必多。且船底太轻，较为易覆。又认为英厂所制之新船，较诸德厂所制，“均有过之无不及者”。纪泽颇为所动，遂即覆函许氏，询问德厂能否加以修改？并有意毁约而改由英制。(63)不久，许氏亦将德国海部司员的脱里西答辩书寄曾，除为德船辩护之外，并指出阿模士庄新船的若干利弊。此外，鸿章对于购船亦有几点主观愿望；底重数层，炮不可小于八九英寸口径；甲不可薄于12英寸（如用钢面不可薄于10英寸）；速率不可少于15海里；吃水不可深于18英尺等。亦易造成快船与铁甲模糊不清的印象。以致双方函电交驰，争论不休。诸如铁甲舱口之是否应该增加铁甲问题，水线、铁甲之尺寸问题，炮台、护甲之厚薄问题，快船与铁甲之如何区别问题，穹甲之倾斜大小问题，穹甲之是否应当覆盖全船问题，都曾多方讨论。尤其是腰甲问题，曾纪泽与李鸿章意见最为不同。曾以英船水线不敷铁甲为然，借免船身加重，吃水加深，速度减少；李以德船穹甲中段可以水线带甲，维护船炮及人员的安全。(64)此外，曾主俟其回华再为察看，以昭慎重；而李则主不必久待，电令速购。(65)曾主修改“济远”，否则毁约另在英国订制；而李则认为“济远”缺点可以修改，但合同已定，不可毁约。李主续向德国新购四舰；曾主分向英德购买。最后以曾获左宗棠的支持，李氏方才退让，决定分向英德各购二舰（两式并存）。在英所购者为日后之“致远”与“靖远”；在德所制者为日后之“经远”与“来远”，争论始告结束。在此一争论期间，驻德公使许景澄折冲其间，颇感左右为难。尝致书于友人，论其处境云：
入夏迄今，料理三舰回华，事绪纷如。近又奉购新舰，议论程式，轻轻之愚，与合肥相国、湘乡左侯几致龃龉。现英德各自制造，此结始解。然斟酌经营，颇疲心计。(66)
购舰之争，表面上是英制与德制孰优问题（实则各有优劣），实则背后夹杂着一些人事纠纷。李鸿章因对李凤苞过分地信任，多少显得近德而远英。再加以李凤苞的作风，又常恃宠而骄，自以为是，动辄过肆批评，因此时与曾纪泽、徐建寅发生龃龉。甚至与左宗棠之间亦为之不快。由于李凤苞在购舰时曾有浮冒舞弊，回国后遂为人大肆攻讦，几致身陷囹圄，嗣经李鸿章为之力辩，方得幸免。(67)
四 鱼雷艇之购置及其意义
海军需要装备，但因工业科技的日新月异，而船炮的制造也常随时变化无穷。19世纪中叶，可以说是一个“铁甲船的时代”，世界各大海权国家无不以坚甲巨舰重炮为其海军取胜的凭借。诚如当时我驻德公使许景澄所叹：“觇国者至即其船之多寡良楛以为强弱之验，然则铁甲者殆天时人事之所迫，而既有其举，莫之能废者欤！”(68)可是铁甲船亦并非全无缺点，最主要的是舰大体重，行动迟缓，每小时仅能行14.5海里，因此仍须依快舰保护（快舰每小时可行15、16乃至17、18海里），因此“快舰快炮”又成为不可少的装备。及至鱼雷出，情形又发生一大变化。由于其体小、价廉、行速、攻击力强，遂为海军所看好，而成为一时的新宠。英国海军史家侯查理（Richard Hough）甚至以为，鱼雷的出现已使“所有的计算，所有战略战术的信条，所有可接受的道德标准”等海战的性质，都因之完全改观！他并指出：
在那个伟大海上斗争世纪里的最具有摧毁性的武器，便是无人操纵的战船。不用水手驾驶的撞角战舰，亦即是自行推动的鱼雷。……(69)
至于那些万能的铁甲战舰，至1860年之后，已经成为过去。鸿章以往仅知设法购买铁甲战舰、碰快船及穹甲快舰，借期能以之对抗日本的铁甲优势，对于鱼雷似尚未曾留意。至光绪六年（1880）方才警觉到鱼雷的需要，因此特于订购德国铁甲船的同时，令李凤苞设法购买“怀脱台鱼雷”及“法厂鱼雷”一批，并计划酌派学生艺徒前往学习，以便能自行使用及制造。(70)次年当第一、二号雷艇及鱼雷20尾即将先后运抵天津之时，他又命李凤苞代雇学习鱼雷有成生徒来华，以便教习。八年，再命李凤苞订购长118英尺之雷艇二艘，并要他订造“定远”与“镇远”附带之鱼雷小艇四艘，长须100英尺，速须15海里，计在德国共订鱼雷艇五艘（即“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至于在英所订的“福龙”出海鱼雷大快艇则尤为可观。该艇由英国百济公司所造，艇身长125英尺，宽13英尺，吃水6.6英尺，马力1000匹、时速26海里，在当时实堪称为最新之式。而其主要目的即在“与铁甲船相辅而行”。当上述鱼雷艇先后来华后，鸿章特于旅顺口、威海卫设立鱼雷营二所，延请外国专家施以训练，其用心之周至，可以想见。(71)不料这一批鱼雷艇到甲午战争时非但未能排上用场，发挥制敌作用，反而全部为日军所掳，使鸿章的一番心血归于白费。
五 停购船炮的影响
李鸿章向英、德所购买的铁甲及巡洋舰、鱼雷艇等船只，分别于光绪十二三年（1886—1887）来华。次年（1888）连同旧有各船勉强成军，此即为“北洋舰队”。依据鸿章之意，本拟于后继续添购，汰旧换新，以便维持北洋海军的战力。不虞两年之后，朝廷竟以停购船炮闻，对于甫告成军的北洋舰队而言，实不啻为一致命的打击。《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十七年四月戊午（廿五日）谕军机：
户部奏：“库款支绌，亏短甚巨。酌拟筹饷办法，开单呈览”一折。所拟各款，于筹补库储，尚属切实，著依议行。惟筹饷一事，部臣虽尽心擘画，全赖各省疆臣认真督办，不避怨嫌，庶一切诿卸掩饰之弊可除，克臻实效。现当库存奇绌，各直省将军督抚等受恩深重，必须顾全大局，共济时艰，无待谆谆详谕也。户部原折，并单内应由外办四条，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72)
不过，《实录》在此说的并不清楚，清代的另一官书《光绪朝东华录》，虽在光绪十七年内对于此事无有记载，(73)可是，却在光绪十三年（1887）的九月内载有类似的提案，且同为户部所上，证明这两次的奏折都是出之于当时户部尚书翁同龢的手笔。(74)翁氏的两次奏折皆为筹款而发，第一次有六条，第二次原拟六条，后改为五条。是时内外开支频繁，财政极其拮据。翁氏以职司所在，策画财源，原亦无可厚非。不过他是否以与李鸿章不谐而假公济私，因而思欲抑制其海军的发展，则不得而知。(75)可是，无论如何，如果仅从上述两次的筹款折子而言，则他之对海军的认识不足而于大局有所贻误，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在他先后两次所上的筹款折内，除了洋药加厘，盐商捐款，裁减长夫，停发米折之外，都曾提到停购南北洋海军船械之事。如在其光绪十三年所上的第一折内即言：
查外省购买外洋枪炮各项船只，以及修筑洋式炮台各项，每次用款动需数十万两。……窃计十余年来购买军械，存储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添办。且外省设有机器制造局，福建设有船厂，岁需经费以百万计。尽可取资各处，不必购自外洋。迩来筹办海防固属紧要，而河工巨款，待用尤殷，自应移缓就急，以资周转。(76)
因之拟请清廷“饬下外省督抚，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及未经奏准修筑之炮台等工，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由此可见翁氏对于海防的情形了解不多。当时所购的军械根本不足，可是，他却以为“存储甚多”；当时的炮局船厂本来无法制造精利的船炮，他却以为“尽可取资各处，不必购自外洋”。他明明知道“迩来筹办海防固属紧要”，可是却硬要把海防经费“移缓就急”，去挪充河工之需，凡此均足证其矛盾。幸以是年清廷正拟规画成立“北洋海军”，仅就其所拟的前三条裁撤长夫暨盐商捐输，富商汇号交银，“著照所请行”。至于停购买暨改米折、调防营另外三条，则因“枢臣同声不以为然也”，而令毋庸议。不料事隔三年，翁氏却竟又旧事重提，并且明令“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即将所省银两，解部充饷”。而适于此时北洋舰队业已成立，中外局势稍为和缓，于是清廷随即准予所请。(77)由于其时西方科学日益发达，海军装备推陈出新，而中国却竟自我设限，不求进步。非仅两年未向外洋购买新式船炮，实际上直至甲午战争，中国亦“未曾购一新舰”。相反地，而日本却于此时大扩海军。大东沟海战，中国失败之原因固然甚多，但海军装备之落伍，实亦为主要的一端，中日海权的易手，此当为一主要的关键。(78)
不错，当时在海军方面亦有人看出此一危机，如右翼总兵刘步蟾便曾屡向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力陈，谓：“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日本，添船换炮不容稍缓。”而丁汝昌亦曾据以上陈。同时李鸿章亦以事态严重，非但影响北洋海军的实力，而其淮军亦将遭受减削的命运。因之乃于是年八月八日上章力争；一方面痛陈海军舰艇坞厂原有各机器倶系西洋新式，灵巧异常，机关极脆，用久易敝。至各口所设鱼雷水雷，尤为攻守利器，其雷筒电信等件，遇有缺坏，若不添配，遂成弃物。各厂局轮机器具，运动倍繁，损坏尤易，倘拘于停购二年之议，任其缺损，“一物坏则全机倶停；一器乖则全船坐废。制造阙则军实立匮；操防缺则攻守无资。积年之功，堕于一旦，所省甚微，所关甚巨，此则万难停缓”。一方面又对部议裁减各省勇营一成之事，表示异议。认为直隶现存勇营淮军，分扎沿海各处，东至奉天之旅顺口、大连湾；渡海西南至山东之威海卫，皆北洋海防最为紧要之地。近年因备外患，修筑炮台，一营多分扎两处，则人数断不能少。且所用枪炮全系西洋精利之器，应管之物，应做之事，缺一不可。北洋为三辅根本，重洋门户，兵力业已不足分布，未能添募，何可更议裁撤。今若就各营统裁一成，所省无多，而有关于畿防海防及营制事实者甚大，此查明北洋防营现难裁减之实在情形也。接着他并毫不客气地对于清廷发了一阵牢骚，如言：
窃维北洋拱卫畿辅，环带大洋，近年创办海军，防务尤重。自来设防之法，必须水陆相依、船舰与陆军实为表里。北洋现有新旧大小船舰共只二十五艘，奏定海军章程声明，俟库款稍充，仍当续购多只，乃能成队。限于饷力，愿大难偿。醇贤亲王巡阅疏中已极言师船兵力尚单，全恃陆军炮台以为固。今则船舰暨暂停添购，防营更未便遽裁，伏读本年五月初八上谕：“海军关系紧要，必须精益求精，仍著督饬各员，认真经理，以期历久不懈，日起有功，等因钦此。”各营将士传诵诏书，莫不驰驱感奋。胶烟两处特奉谕旨，添筑炮台，更难停缓。臣此次出洋，巡视各口，亲见弁勇工作勤苦，胼胝黧黑，备极辛劳。台工尚多未竣，臣与前抚臣张曜偏方拊循。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
不过，牢骚归牢骚，抱怨归抱怨，基于效忠顺从的官僚心态，最后他还是在昏聩的朝廷和无知的部臣的联合压力下表示让步。声言：
详阅部臣所议，既曰自相商定，又令察酌情形，固已深知外闲事势各殊，断难一律。经再三筹度，目前饷力极绌，所有应购大宗船械，自宜照议暂停。至裁减勇营一成，应俟各处台工竣后，再行酌办。惟值部库奇绌，需款正殷，直隶虽系缺额之区，自应与各省分任其难，勉筹涓滴之助，容当督饬藩运两司，无论何款，竭力撙节匀拨，一俟集有成数，再当奏明办理。(79)
非仅遵命停购船械、裁减勇营，而且还要进一步地计画将直隶民脂民膏，撙节报效，真是已达愚忠的程度。虽在当时，其僚属周馥（直隶按察使），看出事态的严重，认为“部臣惜费，局外造谣”。且“陆军将士多昔日偏裨，水师多新进少年，其肯立志图功者不多”。因之“益知时事难以为料”，并曾乘机密告鸿章。谓：
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费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迨至势穷力绌，必诿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枢部通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之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事矣。(80)
可是，鸿章却依然未悟，仍以为“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及至周氏再次力陈，他则惟有“嗟叹而已”。始终不愿再采任何进一步的行动，鸿章的此种失望与无奈心结，吾人可从其复王文韶书中见之：
现在筹办胶州澳，已见部中裁勇及停购船械之议，适与诏书整饬海军之意相违。宋人有言：“枢密方欲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81)
对于朝廷的奢侈浪费不敢稍有微词，只是责怪部臣的故意掣肘。其实部臣固然负有责任，而朝廷又何能辞其咎？在君主专制之下的大臣自有其难言的苦衷，一切尽在不言之中，大概李鸿章也只能如此。不过，倘如他能因此而以去留力争，表现一种古大臣之风，则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必然可以获得更高的评价。而在甲午战败之后为人交相指责的尴尬场面，亦将可以避免。政治家与技术官僚的分界正在于此。可惜，鸿章见不及此，依然无法摆脱传统官僚的格局。故梁任公虽以鸿章为一晚清之伟人，然亦不以“大政治家”许之。并深叹其不学无术，不能成为“非常之英雄”。但是任公亦从历史的观点，认为“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实难对之加以深责”，此言大体可以称为持平之论。(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