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校教育——新式海军学校的设立
西方轮船枪炮的制造与购置，仅为海军中的硬体建设，要想加以操作驾驶这些船炮，则非依靠一批熟练受有专业训练的海军人员，便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有裨于国家的海防建设。可是由于此类的船炮皆为近代高科技的产品，对于谨守传统而对西方文化缺乏认识的中国人而言，实不啻是一些奇形异状的怪物，亦不知如何着手。诚如一位西方记者所说的：“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能够造船和使用引擎的工人，同时也无任何人可以指挥那些漂泊海上的兵轮。”(83)这倒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人在当时唯一的办法便是以洋人为师，虚心地向之学习；同时，注重技术的转移，确立中国人自力更生，不依赖洋人的长期目标。(84)左宗棠在福州创设福建船政局时，便大体采取此一方针，也使中国人在经历西方的科技转移时，接受一次严厉的考验。
（一）福建船政学堂——中国新海军的摇篮
福建船政学堂是清季中国所设立最早的一所海军学校，也可以说是培养中国新海军干部的摇篮。该校创始于同治五年（1865），附设于福建船政局，初名为求是堂艺局，次年由福州移设马尾，并分为前后两学堂：前学堂习法文，教授以制械造船为主，相当于日后的海军造船学校；后学堂习英文，教授以驾驶管轮为主，相当于日后的海军军官学校。(85)这两所学堂为近代中国的海军培育不少优秀人材，贡献甚大，其中尤以驾驶学堂与海军关系最为密切。南北洋海军中的主要干部多由其毕业生出任，影响至为深远。
依据魏源的原议，由于鸦片战争甫过，双方的敌意未消，本拟聘请美国的海军专家作为中国新海军的教练。但至左宗棠创设福州船厂之时，中英的关系已经较为改善，且以英国的海军驰名于世，举世无匹，依照中国“取法乎上者仅得乎中”的观念，其舍美国而取英国，自然为一条正确的途径。日后李鸿章之所以将其淮军改为德式装备与德式操法，也是鉴于1870年普鲁士陆军一战胜法，威震欧洲，而与海军学英之动机相同。(86)
后学堂设立之主要目的，乃在训练驾驶轮船和管理轮机的军官；规定五年毕业，入学的年龄是十二岁至十五岁。课程分为三大类：一为自然学科，计有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代微积、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热学、化学、地质学、航海学等类的科目，乃是学习驾驶与管轮的基本学科。二为人文学科，计有英文、音乐。前者旨在加强阅读能力；后者旨在精神的陶冶。此外，沈葆桢在学堂章程内还特别规定学生要在常课之外研读圣谕、孝经，兼习策论，借期皆能明白义理，陶冶人品，立志军旅，忠于君上。(87)三为实习课程，规定学生于三年完成理论的课程之后，尚须再接受为期二年的练船训练，借由海上实际的活动，熟悉天文、测量、风涛、沙线，以及驾驶、管轮、航海作战等的技巧。对于此种训练，不论福州船厂的创办者左宗棠或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都付以高度的注意。左氏认为惟有“通船主之学”，始为“堪任驾驶”之职。沈氏以为仅于学堂毕业，尚无法证明其能否成材，“必亲试之风涛，乃足以观其胆智”，否则即令其实心研究，亦不过为纸上谈兵，临阵即会张皇。(88)由此可知此种训练尤其重视管驾（舰长）人材的培养。管驾为一船的最高指挥官，全船的首长，其素质的优劣非仅关系于全船的安危，且与整个舰队的组成具有密切的关系，其训练的严格，自属当然之举。可惜该校在一开始之时，其训练尚极认真，成绩亦极优良，几乎可达西方先进海军训练的水准。及至沈葆桢、丁日昌离开船政后，由于人事的变更、经费的支绌，竟然日渐废弛。平心而论，自强运动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领袖人物主持之下，目光不可谓不广远，造端不可谓不闳大，只是由于朝廷的缺乏远识，官僚的互相倾轧，诸凡作为皆随人事移转而毫无制度之可言，此实为中国近代化的一大失策。
船政初无练船，直到同治九年（1860）亦即船政学堂开办后的第三年，方因该厂自造之三号兵船“福星”号下水，以之充当为练船。该船排水量550吨、马力80匹，为一木制战船，作为练船殊不相宜。根据美国毕乃德教授（Professor Biggerstaff）的研究，当时负责此一训练的洋教习为英国的海军退役上尉史万生（Lieutenant Swamson）。依照船政的规定，此项训练应该教导学生学习驾驶之术，由近岸而近海，由近海而远洋，“凡水火之分度，礁砂之夷隆，风信之征候，桅舵之将迎，皆令即其所习闻者，印之实境”。(89)从当时一篇英国《北华捷报》的访问报道，可知参加受训的实习军官人数颇多，他们在史万生的教导之下，由理论上或实际上学习航海及操纵船只的艺术。此外，史万生还负责炮术的训练，学生必须通过正规的放炮训练，敏捷而安静地操纵五吨的重炮。其他如划船、战炮，小型武器，乃至兵舰上水手常用的短而厚的弯刀（cutlass）等，也都要有效地演习，(90)其认真的程度可见一斑。
船政所拥有的第一艘正式练船是“建威”号，该船为普鲁士造的夹板商船，原名“马德多”，嗣经日意格与之接洽，而于同治九年（1870）十二月，以津平银一万二百余两向之购得。该船业已下水数载，但质料良好，工程坚固，且体积较大，长广合度，可容一二百人，稍经改装，即可适用。此时英籍教练史万生业已返国，改聘另一英人德理塞（Capt.R.Tracey）为教练。德氏教学热心，任事负责，在其手下并有两位英国助手，一司炮术，一司掌舵。除教学生各种航海驾驶等技艺之外，并与学生打成一片，成绩相当良好。他们除不断地操练外，并到南北洋各口及南洋各地远航，其间大部分由学生自行操纵。依据日意格与船政局所订合同第十七条，日意格仅保证在五年之内训练学生能在看到陆地航行（navigation within sight of land），对于难度较高的远洋航行，他们却不敢保证。因为远洋航行（navigation on the high sea）全靠罗盘针及经纬仪、计算器以及天文与海洋的知识，学起来相当地不易。而此时的中国学生竟能学会远洋航行，实在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而使沈葆桢大为满意。(91)
首期练船班的学生来源有二：一是德理塞由香港招募者，二为船政学堂驾驶班的毕业生，合约二十名。这批学生都相当优秀，非但勇于学习，而且皆能说一标准流利的英语而不混合任何的土音。(92)依据日意格于1874年向船政局所作的报告书，其最优秀的二人是张成和吕瀚，并认为他们已适合于舰长的条件；不久二人旋即被指派为闽省之“海东云”及“长胜”的管带（舰长）。次为李田和黎家本，二人也具有指挥一艘战船的资格。其他如林国祥、叶富、邓世昌及李和、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严宗光、何心川、黄建勋等人也极为突出。(93)
后学堂之内，除了驾驶科（Naval School）及练船（Training Ship）之外，尚有管轮科（School of Engineers）。驾驶科有学生三十人，聘请英人嘉乐尔（James Caroll）主持，而管轮科则由英人亚兰（W.Allan）主持，仅有学生十四人。这些学生多由香港及上海招募而来，曾在工厂或轮船服务数年，具有相当的经验。亚兰对他们首先施以英文训练，继之授以数学、几何、设计、机械解说、处理海上机械之法则，以及测量计算，指示器之使用等。在学生了解理论以后，尚须进入工厂实习，借使理论与实际结合。其中学生计有陆毅、李阿富、李亚文、林鹤龄、陈景星、何朝先、黎福、黎嘉骆、张永清、彭龙胜、冯瑞金、卓关邦等。截至光绪九年，毕业于驾驶科者计有七十一人；毕业于管轮科者计有三十一人。这些学生除一部分为闽洋及南洋海军留用外，大部分均为北洋海军所吸收，成为其主要干部。(94)
在日意格与船政所订的五年契约期满之后（1874），厂方虽然曾经依约将所有的洋教习及洋工程师等辞退，可是在此五年之内所训练的中国学生并无足够的能力担负起所有船厂中的所有职务，仍然需要外国的学者专家为之教导与辅助。造船方面如此，驾驶管轮及练船训练也是如此。以后学堂的驾驶与管轮两种而论，便不断地聘请英人数名作为教习，他们依次是嘉乐尔（James Caroll）、穆励登（A.G.Moreton）、邓罗（H.B.Taylor）、赖格罗（Le Orgs）、李家孜（F.T.Richard）、斐士博（G.S.Fishbourne），其间尚有理格及师丢瓦，因为时间过短不计。他们或者一再续聘，在华服务十有余年，如邓罗及前学堂教习法人迈达（Medard）；或者积劳成疾在华病逝，如嘉乐尔，均可说是中国的友人，对中国海军的现代化作出相当贡献。(95)至于练船方面，继德理塞之后，似乎又请一位罗斯穆（Captain Luxmore）充当教练，但其后如何，则因缺乏资料不知其详。练船也因经费困难一再发生问题，中法战前尚有“建威”、“扬威”、“康济”，但至中法战后却变得时有时无，甚至一度将学生送往北洋练船代为训练，其窘状可以想见。(96)
（二）天津（或北洋）水师学堂——中国最早的海军士官学校
福建船政学堂创办之后，在自强运动时期，各地的督抚大吏鉴于海军的需要，又接二连三地创设了几所新的海军学堂。计有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广州的广东水陆学堂、威海卫的威海卫水师学堂、北京的昆明湖水师学堂等。其中南洋的江南水师学堂与粤洋的广东水陆学堂，因其成立较迟，规模不大，兼以所培养的人材又为各该地区的海军所留用，对于北洋海军并无密切的关系，故拟于此略而不论。唯有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较具规模，为北洋海军人员的主要养成之所，而威海卫水师学堂及昆明湖水师学堂则不啻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分校。
天津水师学堂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于光绪六年（1880）七月十七日（8月22日）所奏设。其目的一以北洋筹购碰快铁甲等船，对于管驾员弁等人员的大批需要；二以闽厂船政学堂所培养的人材不多，无法全部分发于北洋；三以船政学堂以闽粤等南人为多，时人常常对之不满，故特于北方设立一个海军学校，借以弥补海军偏重南方的缺失。李鸿章曾于其奏折之内强调：“伏思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材为水师根本，而学生又为人材之所自出。臣于天津创设水师学堂，将以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97)其欲以该校之设立，借之培养北方的海军将领，至为明显。由于需要勘地绘图，估料兴工，以及招考学生各种准备事宜，直至次年七月学堂始告落成。
该校位于天津机器局河东一带，规模相当宏肆，教室皆为宽敞之西式建筑。其他尚有图书馆、绘画室、实验室，以及宿舍、餐厅、操场等，设备相当地新颖。在组织方面，由于创校之初两位总办都是闽厂出身，故在规制方面则“与船政局相仿”。不过福建船政学堂乃为其船厂所附设的学校，以造船与驾驶并重；而天津水师学堂则专为海军而设，仅有驾驶与管轮两科，类似于船政学堂中的后学堂，可谓为一所独立的海军士官学校，故与船政学堂又略为不同。根据各方面的资料显示，其组织大半如下：计有总办一员，为一校之长，会办一员为之副，提调一员为之辅，监督二员，驾驶与管轮二堂各一，华洋正教习各一员，华洋教习若干员（视需要而定，而无定额），华洋副教习若干员（同上），练船正副教习及助教若干员（亦视学生实习人数而定，而无名额限制）；以上可谓为学堂的主体。其次为文案（一员）、司事（一员）、书识（二名）等行政人员。再次为练操教习及队官等管理人员，以及医官（一员）、洋号手（一名）、洋鼓手（一名）、夫役（若干名）与杂职人员，合计不过四十人左右。至于学生则有一百二十人（驾驶及管轮二堂，各六十人）。合上述执事人员计约一百五六十名，以今日之眼光视之，规模并不算大。(98)至于其经费则由北洋海防经费项下开支。根据北洋海防支应局的历年奏报，可知其开办费约为二万余两，常年经费约为四万六千余两。(99)
天津水师学堂的编制虽如上述，但实际上人员却并不固定，例如会办一职并不常置，提调一职也是时有时无，再后此二职务又似乎省略。首任总办为吴赞诚，广东人，清正有为，精于数学，尝在广东办理洋务多年，并曾主持天津制造局。其后又曾出任福建船政局提调，兼理船政大臣职务，可以说是一位技术官僚。嗣以健康不佳，辞去船政职务。适以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特为奏请他为总办，以其当年办理洋务之经验，在当时自不失为一位合适人选。惜以病重，不及半年，即行求去。第二任总办为吴仲翔，福建闽县人，任事勤能，条理精密，曾经担任过福州船厂提调一职有年，故以熟悉制造及驾驶学堂见称。吴氏做事颇为热心，工作亦有成效，因此鸿章特为之请奖，并一再地对他加以挽留。直至光绪十二年（1886）方才离职，回任福建船政提调，计先后在职五年之久（1881—1886）。(100)吴氏去职之后，总办一职由会办吕耀斗继任。耀斗字芷庭，江苏阳湖人，曾任福建船政提调，光绪十一年为李鸿章奏调至天津水师学堂充任提调兼会办之职，自是直至甲午战争前夕方才去职。不论是吴赞诚或是吴仲翔，乃至吕耀斗，虽然略知船政，但皆非海军科班出身，对于海军教育与训练亦可以说是外行。在北洋水师学堂中的真正灵魂人物，实在只有严复（几道，1853—1921）一人。严氏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曾赴英留学，对于近代海军之知识自较上述诸人为高，故李鸿章亦对之相当器重。于天津水师学堂创办之初，即将他从福建船政学堂调到北洋服务。由于资历所限，初任总教习，继升为会办（1889），最后则擢为总办，而成为一校之长。直至庚子事变始行离职。计前后执教于该校十五年之久，几可谓与该校相始终。依照其子严璩所编的《先府君年谱、，谓该学堂于开办之初，不论组织及教学法，皆由其父“ 一人主之”，(101)恐怕实际上亦系如此，并非过于夸张。
该校学生原以北方各省为来源，但因其时北方风气未开，对于海军全无了解，故于开创之初报考者甚稀。鸿章不得已，乃乘吴赞诚于六年（1880）之冬回南就医之便，赴沪选募，以充名额。继而又于八年改善学生待遇，由每月一两增为每月四两，给予安家之费，自后学生报考始渐踊跃。在学生人数方面，规定驾驶与管轮各六十名，合为一百二十名。入学年龄在十五至二十岁之间，并须素习汉文，学有根柢，质干朴健，身家清白者始可入选。“身家清白”一项乃为曾（国藩）、李（鸿章）对于军人资格认定的一项重要条件，以为良民乃良兵之基础，有良民始可以有良兵。其对湘淮军的要求如此，对北洋海军的要求亦系如此。肄业期限为五年，前四年为内堂教育，学习有关驾驶与管轮的有关理论，第五年为练船教育，注重实地技术的练习，借使学理及实际互相配合。学生必须于二者考试及格之后始能毕业，分发至北洋舰队充当见习军官，如再出洋深造二年，则可备作学堂教习或舰队中的管驾与大二副之选。(102)
该堂于光绪六年（1880）七月创设之初仅有驾驶一科，人数亦不多。次年之冬，留美学生撤退回华，内有十余人派附驾驶学堂。八年四月，复将天津水雷电报局改为管轮学堂，二者遂合并为天津水师学堂。从李鸿章历次的奏报及后人有关的记载中，可知天津水师学堂依然继承福建船政学堂的传统，对于英文特别注重。同时亦多请英人为教习，从事于多方面的训练。堂中的课程大多与近代科技的知识有关，习驾驶者则授以天文、地理、几何、代数、平弧三角、重学、微积分、测量、驾驶，以及施放枪炮水雷之技巧。习管轮者则授以算学、几何、三角、代数、重学、物力（理）、汽理、机械、画图以及行船用械之法。同时，对于人文教育亦甚重视：“教之经，俾明大义；课以文，俾知论人。”借期培养其做人的根本，而成为中西兼通文武合一的高级将领。(103)对于海军人员的精神教育，自中国创办海军，开办学堂以来，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即知道注重。沈葆桢倡之于前，李鸿章继之于后。除希其“勇武谋略”，且冀其“忠君报国”，殊不能谓其缺乏远见。此外，天津水师学堂也特别看重练船教育，认为练船乃海军的根本，要求不可不严，故于入学之初，即须接受三个月的海上训练，不及格者退学。及入学后，不论驾驶或管轮各科之学生皆须于每天下午参加外国教习所教授的实地船艺训练（seaman-ship）。其后复以鱼雷为“海上攻战利器”，且以北洋海军舰队中设有鱼雷大艇及中艇，铁甲钢快等舰之中亦附带有鱼雷小艇，必须受有专门训练人员始能操作驾驶，于是乃于光绪十二年在管轮学堂之内添购机器，招募教习工匠，使学生接受鱼雷之装卸修理驾驶训练。当时在天津水师学堂之内的汉文教习计有宋恕（平子，1862—1910，时任总教习）、何熙年等均为知名之士。洋教习方面，早期有高文、司徒华（Steward），分另lj 担任驾驶及管轮总教习（superintending engineer）。中法战后，人数日多，计有练船正教习鲍察、管轮正教习霍尔克（H. W.Walker）、副教习希耳顺（G.H.Hearson），以及驾驶副教习麦赖斯（William McLeish）等，皆为英国海军退役军官。(104)在管理方面，天津水师学堂相当严格，各学堂每月只放假一次；每月的十五日是驾驶学堂的假日，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是管轮学堂的假日。其他除非遇有丧假或重病，否则一概不得离校。考试也相当地严格，计有月考、季课（季考）二类。每逢秋季考试时，李鸿章都亲自莅校主持，并请英、俄等外国的海军人员充任考官。为了鼓励该堂学生努力向学，鸿章特于光绪九年按照船政成案，订定赡银章程，凡考试各生列二等者月给赡银四两；列三等者月给赡银三两；由三等考拔二等及二等考拔一等者，每月加赡银一两。由一等考拔优等者，月加赡银五两。此外，考列优等而再能于季课积次并计，三次考列原等者，前六名加赡银五两，加至十两为止。由于此种奖金的激励，故学生皆知用功向上，至光绪十四年（1888）已分别有二班结业，每班三十名，分发练船实习。在第一期结业生中，且有人派入北洋舰队充补铁甲快碰等船驾驶、管轮各缺，或者选派前往英国深造。其后，截至甲午战争为止，计毕业于驾驶科（Navigation School）者，五届一百一十一名；毕业于管轮科（Engineering School）者，五届七十三名，合计一百八十四人。(105)
关于该校的教学活动及学生成绩，中文方面记载甚为简略，幸亏英文方面尚保存若干宝贵的史料，使吾人可获较多了解。根据英国天津领事霍伍德（W.Howard）的报告，可知该校于创办后的前数年，学生的成绩并不如理想。霍氏曾于1884年（光绪十年）11月4日接受李鸿章之邀，前往天津水师学堂（The Imperial Naval College）代为考试（同时受邀者尚有俄国炮舰Cornostai舰长史塔克Storck），至时始知该校的总办为吴仲翔，主要的中国教习为两位曾经留英学习海军的学生：一为罗丰禄，一为严宗光。至于外籍专家，则仅有管轮总教习司徒华一人。透过学堂章程，使他对于该校的组织、课程、学生来源、教育训练，获得全面的了解。对于学生的装束，使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学生一旦考取入学之后，学校即发给制服，其中包括青布紧身衣的衣裤一套、蓝布中国鞋一双、普通官帽一顶，以及皮带、毛瑟枪（the Mausesrifle）、刺刀、子弹盒之类。在课程方面，由于课本皆系原文，而学生又缺乏学前的语文训练，因此进行甚为吃力而缓慢。虽然规定五年毕业，但仅为获得足够的英文以便研读原文课本，至少亦须花费三年半的时间。更何况那些课程之中尚包括有英国语文学、地理、代数、三角、静力学、动力学，以及航海的理论与技巧，而学生又必须用英文回答大量繁重的考卷。不过，尽管如此，其实际的效果却依然甚小，因为当若干学生在修毕学理课程而将登上练船时，甚至还不能满意地回答出下列的问题，诸如：“什么是用在航海上的主要工具？”“什么是船上的风压计（leeway）？”之类。由此实不能不令人想到，在这三年之间，所有的金钱与时间，岂非浪费于无用之地！也许是数百年祖先停滞不进的中国人头脑，根本不适于接受西方的科学知识！
这一次的考试经过两个半小时方才结束，参与考试的是驾驶科的前三十名学生，由教习严宗光及罗丰禄亲发考卷。考试结果，仅有前十二名作出有才智的回答，其他皆可悲地落后。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带有球面的平面部分一定会形成一个圆周。尤其怪异的是，居然有些海军学生坚信用在航海上的主要工具是经纬仪（theodolite）！不过在操场上的术科表演却使他较为满意，认为其训练远比学科考试为优。学生们在一位留德中国军官指挥之下，步伐整齐，行动迅速，唯一的缺点是，此类操演仅是在行进时，一种手臂在身前摇摆的非军事十生才巴戏（the unmilitary trick swinging the arm and hand in front of the body as they marched）。(106)
海军为一现代化的兵种，也是李鸿章所常说的“专门之学”，以我国当时的教育体制及科学技术，当其创建初期，诸多均难达到理想，自为意中之事；霍伍德的评论，难免失之苛刻，而几近于刺讽。故三年之后，情形即大为不同。1887年（光绪十三年）9月10日天津英文《中国时报》（The Chinese Times”）记者所作的专栏报道，即为一个有力的证明。是时学堂的总办为吕耀斗，其中尚有一位林姓及一位韩姓的监督辅助，惟以罗氏兼任海军衙门的英文秘书（实则是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无法专心任事，因此乃由严氏负较多的责任。至于外国教习，司徒华似已离去，而又由北洋聘请三位英国海军专家来校任职。他们是正管轮教习霍尔克（H.W.Walker）、副教习希耳顺（S.H.Hearson）以及驾驶副教习麦赖斯（William McLeish）。(107)在课程方面，虽然每周有两天的上午教授中文，但大部分的时间多用于学习英文。由于在中国没有像香港之中央学校（Central School）或新加坡之拉斐尔士书院（Raffle's Institute）等类的预备学校，先有好的语言训练，然后再进行其他的学习。且由此种学校不论是陆军学堂、海军学堂，乃至医学、工程以及其他技艺学院的学生，均可从其中挑选，故该校学生大部分时间必须浪费于基础教育。不过由于教习的认真，学生的努力，此种困难已渐克服。一般而论，如谓该校学生的英语在拼音及习用词（spelling and idiomatic speech）方面能与英国青年相比，固然不免可笑，但确亦远比法、德两国青年在其本国学习英文为佳。同时，在书法方面，甚至比英国孩子还好。至于阅读及作文方面也显示有透彻的理解，这可能是因他们所用的课本都是原文，而必须通晓英文始可以进行高深的学习之故。
此次季考系于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底举行，地点在行政课堂（the Executive School），考试科目计有代数、三角、航海术（包括仅凭速力及罗盘针判断的船位计算法dead reckoning）、理论航海天文学等，由于题目皆为严氏选自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者，相当于海军中尉级（for the rank of lieutenant）的程度，有些问题要花费三个小时乃至六个小时始能答完，故其困难度相当高。可是考试结果，学生的分数竟多达水准以上，计各科的平均成绩为百分之55、53、50及51，可是如除去其中的病假及特优者外，则应为百分之60、56、53、5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名学生之中，且有八人的分数在80分以上。至于各科个别的成绩，例如：
1.立体几何及几何学維线法（solid geometry and geometrical conics），此一新的题目方面，平均为百分之四十六，其中四人的成绩超过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2.静力学（statics）平均为百分之三十四，此因众皆同意，中国学生的数学，大多长于理论而拙于实用。
3。实用天文学（nautical practical astronomy），此为一学校中之最主要科目，亦为一严格的测验。结果是有两张试卷达到格林尼茨的荣誉标准（the Greenwich honours standard），这是此次全部试验的最高点（crux）。虽然学生花费了三个半小时而尚埋怨时间不够。至其平均分数则为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中有一学生达到非凡的满分，而另三名则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
4。观测学（observation），特别是六分仪（sextant），此亦为海校中之重要课程，其平均为从特优（excellent，90分以上）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皆为驾驶科学生的成绩。至于管轮学则只有A班与B班参加考试，共有三十三人，他们都是四年级的学生，所学的课程大多采自英国或欧洲大陆的机械学校。其中有三名高材生分别来自上海、福州及天津，获得百分之八十五的最高成绩。在绘图及设计方面，他们也有相当优异的表现，使记者为之称赞不已。尤其令记者惊讶的是，不像英、德、法等国的军事院校如乌理治（Woolwich）、溪耳（St. Cyr）及布里斯特（Brest）那里的学生，为了争取为国服务的机会，必须交付高额的学费；天津水师学堂的学生几于入学之后即可享受政府的公费待遇，此亦为中西不同之处。唯一令该报记者不满者，为该校缺乏体育设备及运动，盖以体育活动非但可使学生体魄健壮，且可使其头脑反应灵敏，实为任何军事院校所不可或缺者。(108)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半年之后，天津英文《中国时报》又发表了一份法国工程师富理奇（G.Fliche）在天津水师学堂的考试报告。该报告原系富氏向李鸿章所提的一篇中文报告，经《时报》请求允许译为英文而发表者。由于富理奇曾为法国海军中的工程师，而且又是一位第一流的数学家，并为著名科学团体（the Great Firm Schneide & Co.of Creusot）中的一位极能干而又有经验的工程人员，其所提出的证词自具有特殊的价值。特别是他向李鸿章建议：加强该校的水上教育，采纳日意格在福建船政学堂所制定的那一套办法——海军学生不论其为驾驶或管轮何科，均须于一年之内以六个月的时间在校内学习理论，而以另外的六个月的时间接受练船训练，亦值得中国当局所参考。
根据富理奇的报告，他于受邀之后，即至该校执行管轮学生的考试任务，同时并由该校教授了解其教学方法及各项设施。使他吃惊的是，那里的教学计划与法国各机械学校的课程几乎完全相同，而工厂中的手工操作也大多与法国一样。尤其令他震惊的是那里拥有的最新鱼雷（torpedoes）机器，并从负责此一装置的教习希耳顺（Hearson）得知其详情。由该工厂诸多模型的挂图，可知学生对于此种引擎的复杂性质均有相当的了解，并有许多具鱼雷置放于各处，俾使学生得以学习装卸和操纵。而那里的学生也对于此种科学工程的重要部门，可以全部地贯通。
关于此次的考试成绩，在十九名修毕四年学科的学生中，计有六名对于各种问题的回答，都能令人极为满意。其他十三名也多少可以完成他们的教育。其中尚有一位名列前茅的学生，令他特别感动；几乎所有的试卷都回答得非常详细，而其说明的简洁及正确，即令对于那些在其本国修习同样课程的欧洲学生，也是一种荣誉。鉴于此辈青年毕业后即将登船成为优秀的轮机干部，富氏也特别勖勉他们应该负起既定的责任，积极地工作，并且经常地掌握高深的技术，以便在现代海军中增加其重要性。(109)
根据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二十八日天津《中国时报》（The Chinese Times）所发表的一篇专题报道：“The Imperial Naval College at Tientsin”（天津帝国海军学院）之评论，便可了解是年天津水师学堂举行毕业考试以及该校之概况。此次由李鸿章邀请丹麦皇家海军之蒙特尔大校（Captain Munter of The Royal Danish Navy）及英国海军退役大校丹尼生（Captain Denison R.N.），会同英文秘书也是该校的教习罗丰禄主试。科目包括天文学、航海学、机械学、绘图学、蒸汽力学、鱼雷学，以及三角、代数、几何、英文等。结果，成绩之佳，出乎意料之外。计有百分之六十的学生达到满分，偶然某些科目尚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学生达到满分。这样好的成绩虽不免令人怀疑，可是李鸿章却深具信心。特于数日后亲自前往该校测试，除观看其操演训练之外，还索阅学生之书法、作文，以了解其程度。再就各科有关问题个别面试，以观其临事应变能力。接着，他还仔细地观察鱼雷学堂和机械厂等的操作与训练，并提出若干问题令学生一一作答。结果也均感满意。是日天气异常炎热，而这位总督大人却依然不辞辛劳，认真其事。显示其健康，已经完全恢复。
在这篇报道中，这位记者对于天津水师学堂称赞备至。认为此一富有希望的海校已成为中国人的思想可以转变为西方模式的最佳例证，因其主持人皆能认真做事，而没有一般的官僚习气。并认为目前这所学校的当务之急，便是要再加以扩充，以应实际的需要。在学生人数方面，应由每班六十人增至一百人，以便培育更多的人材。而不可或缺的经费，自然也要随之增加。再以环境而论，该校现尚局促于离天津三公里的兵工东厂，地处偏远，诸多不便。若能迁至海对面犹为空置的博文书院，则较为适宜。在他看来，该校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先例，自此摆脱中国传统士大夫重文轻武的观念。尤其是自从1884年英国教习霍尔克（Henry W.Wallcer）及副教习希耳顺（George.H.Herson ）到校任教之后，学生的操作技术大为增进，更为该校之前景增添一道曙光。
根据这位英国记者的分析，天津水师学堂能有如此优良之成绩，其最大的因素，乃在于该校的创办人为北洋大臣李鸿章。他非仅常为关心学校的发展，对于所需的天文及航海仪器、书籍、图表等无不尽量购置。且常亲临该校视察，参与其考试。同时并接受严复等人之建议，增设鱼雷及其他工厂，以利学生实习。又接纳英人丹尼生（Capt.Denison）的意见，增建一所设备良好的体育馆，提供学生运动之需。其次是该校总办吕耀斗，为人开明，对待僚属没有中外之分，以诚相待，使之皆能各尽其职，以展其长材。再次，他对于严复则尤为赞赏，因严氏学识优良，教学认真，又曾在该校长期执教。自升任会办之后，总揽一切校务，几乎成为该校的象征人物。因其曾留学英国，故而希望学生皆能达到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的程度。以往的中国水师学堂以福建为最佳，现在的天津水师学堂则远远超过之，考试时经常名列前茅，即与严氏的教学政策有关。
不幸的是，正当天津水师学堂蒸蒸日上之际，北洋舰队却发生一次排外风潮。左翼总兵刘步蟾、右翼总兵林泰曾因不满英籍海军总查琅威理（William M.Lang）治军过严，联手反对，而于是年（1890）爆发一场“香港升旗事件”。琅氏愤而辞职，中英海军关系恶化。同时，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教的英籍教习亦全部撤退回国，教学品质随之大受影响。
虽然如此，但以天津水师学堂创校较迟，而北方的风气又未大开，因此在北洋海军中，各级的主要干部仍多为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的南方人（包括福建及广东，而福建尤多）所分踞。至于天津水师学堂毕业者则为数较少。不仅如此，甚至民国时代的海军将领，亦多以闽人为主。严复曾管理天津水师学堂十余年，对于学生常感失望，尝谓“堂中弟子无得意者，谓其培养太迟，不成气候。即有一二，而孤弦独张，亦为无补。其中惟有伍光建及王劭廉较为突出。然伍光建（昭房）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劭廉（少泉）笃实而过于拘谨。二者之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材也”。李鸿章以十余年之心血投注于天津水师学堂，百计千方诱导之，教育之，甚至特为奏请准其师生一体参加乡试，以提高其社会的地位，而结果却系如此。非仅海军如是，即其北洋武备学生中所培育之陆军将材，在严氏看来，亦是“实无一士”。“即如王士珍/冯国璋（之流），皆当日所谓健者，至今观之，固何如乎！”严氏之论出于其晚年，是时政局混乱不可终日，严氏目睹心痛，当系有感而发，殆无疑义。不过所谓人材，亦难界定。武备学堂不论，仅就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而言，亦有几位值得注意的人物。如同曾任民初总统的黎元洪，创办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原名寿春），以及曾任交通总长的吴毓麟，乃至服务海军中的沈寿堃、谢葆璋、郑汝成、陈杜衡等，都或多或少地对于民国历史产生若干的影响。虽其评价不一，似亦不宜完全忽视。(110)
（三）昆明湖水师学堂
该校设于北京西北，圆明园之内的昆明湖，乃是由玉泉山诸水所汇合而成的天然湖泊。周围虽有四十华里，但湖水却不深，平均约在二至三米左右，仅能容纳五十米长的浅水小轮，(111)故在如此一个地方设立水师学堂，训练近代的海军，殊非一项聪明选择。
清廷此举，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培养满洲的海军人材，而对于海军的重视。实际上则不过为赢取慈禧太后的欢心，而便于其滥用海军的经费。故在当时熟稔内情的明眼人，很快地即为识透此一玄机，指出：“昆明习水战，赋绝好题目。借款得新借口，则挥洒较易。”(112)
该校设于光绪十二年（1886），乃醇亲王奕擐于是年四月巡阅海军后所决定者。醇亲王时为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相当于今日的海军部长，由于他是光绪皇帝的生父，又为皇室中的主要成员，故与慈禧太后之间时有猜嫌；一面倡兴海军，一面为太后修筑颐和园筹款，殊可谓煞费苦心。而昆明湖水师学堂的设立，即与此种政治背景有关。(113)由于该校直属于海军衙门管辖，故又名为“内学堂”或“水操内堂”。
该校组织章程，大体以天津水师学堂为蓝本，设有总办一员，总帮办一员，会帮一员，提调一员，内堂及外堂管带官各一员，水操委员若干员，洋文教习三员，汉文教习三员。学生则由京城内外健锐营、火器营之官兵子弟，通晓文义，年力精壮者中遴选。分为内、外两堂：外堂教以行船、布阵及施放枪炮诸法，相当于驾驶科；内堂课以西洋测算、天文、驾驶诸法，相当于管轮科。初拟招募六十名，后仅四十名，教习则由北洋拣派精于西学及由金州水师营调来熟知水性者充任，五年结业。其后再经考选，送赴北洋水师学堂复考，饬上海军练船，作实地的海上训练，再过一年，始可毕业。(114)
根据各种有关资料，可知曾任总办（相当于校长之职）者先后有潘骏德及王福祥；曾任总帮办者有惠年（一度署总办）、德峰；曾任会办者有宜霖；曾任提调者有常瑛、瑞沅、载林、桂祥；曾任外堂管带官者有祥普；曾任管带者（不详其为内堂抑系外堂）有希拉同阿等。其中大多为满人中的候补或已革官员，他们既不习船炮，也不知海军，而清廷却任命他们去主管训练现代海军干部的事务，说来实在难以令人置信。设非从北洋海军中调来一批受过西方训练而又热心教练的专门人员，诚不知他们将从何处着手！(115)
光绪十五年（1889）四月，在海军衙门若干满员的策划之下，曾于颐和园昆明湖举办一次神机营水陆操演，并请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莅临校阅。结果甚感满意，于是乃对海署人等，包括醇亲王、庆郡王等九员特予奖赏。接着海署又以三年劳绩为由，请求奖赏昆明湖水师学堂中的总帮办惠年、提调常瑛以及外堂管带桂祥等，均为照准，可谓皆大欢喜。及至光绪十八年，该校第一届学生期满结业，依照堂规送往北洋复试。李鸿章当即饬令深通西学的罗丰禄会同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吕耀斗办理。结果与试者三十五人，考得一百八十分以上者二十四人，准其留堂教习，派上练船。仅有五分之一（十一人）成绩太差，难望有成，令其回旗。于是海署人员又利用此一时机，大肆请奖，计海署海校合计四十六员。于此可见彼等只知升官晋级而罔顾国家利益，直视军国大事如同儿戏。(116)
第一届学生喜昌等赴天津后，该堂继又招收一批新生，仍为四十名，是为第二届。不过后以甲午战争失败，海军衙门裁撤，该校亦以无所依附而停办，第二届学生也因此而星散。清廷原冀借由昆明湖水师学堂培养一批满族的海军人材，但因时不我与，其目的并未达到。根据包遵彭的研究，该校第一届学生虽有二十四名留于北洋，但不久即有十五人先后为陆营所调用，故实际完成船课，服务海军者，不过九人，其服务有事迹可见者尤属寥寥。只有辛亥革命时之“飞鹰”舰帮带吉升及“海琛”舰长荣绩较为突出，但于革命后也随着大清帝国的没落而销声匿迹。(117)
（四）北洋威海水师学堂
威海卫向为北洋海军的重要训练基地，自光绪六年（1880）八月起，提督丁汝昌即将接收自山东登莱水师的艇船和兵士改组成为屯船，施以水手的训练。该批兵士因为以前曾接受过德国军官瑞乃尔（Schndl）的严格训练。对于西法颇为了解，故成效相当良好。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成立，丁汝昌乃将屯船改为北洋海军精练后营练勇学堂，专为招募沿海幼童，练习兵船水手技艺，以备各船挑补缺额之用。(118)不过鉴于北洋海军需材甚多，而仅天津海校所培养人材又感不足，于是丁汝昌乃在光绪十五年于刘公岛海滨购地建屋（206间），筹设一所新的威海水师学堂，而于次年正式上课。该堂章程一仍天津学堂，但因规模较小而仅限于驾驶一科，学生亦只三十六名。名义上设有总办一职，可是却由提督丁汝昌自己兼领。其下则有委员，汉、洋文教习，以及司事、书识、号手、鼓手、夫役等二十三人，合计五十九人，每月公费五百九十三两有奇。课程方面，分为内堂与外场二部分：内堂为学科，计有汉文、英文、中外地理、中国历史大纲、数学、代数、几何、立体几何、平弧几何、物理大要、化学大要、天文学、航海学、电学实验、磁学实验、海上测量、鱼雷学、动力学、静力学等；外场为术科，其课目计有单人教练、步兵操法、舰炮操法、柔软体操、器械体操、劈剑刺枪、信号学、船艺、成队教练、成营训练、野外演习、弹道学、射击实习、枪炮法理、火器学、泅水（游泳）训练、舢舨操练、升桅操练等。原定五年毕业，但因时间太短，训练不足，后又延长半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