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下，光绪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十六日，及光绪三年二月八日总署所收英法公使有关此事之照会；《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6，页37—38，光绪二年十一月廿九日，复总署〈论学生出洋学习〉。
(168)参看现存《海军部旧档》军学类编译320卷，〈教练21号〉〈船政前学堂抄稿〉；《清代军机处月折档册》，光绪七年正月上，〈闽督、南北洋大臣及船政大臣均为第一届出洋学生请奖折〉。
(169)参看 F.0.17/768May14th.1877，Kuo to Derby； F.0.17/769，July9th，1877，Derby t Kuo；F.0.17/768，July19th，1877，KuoSungTao to Earl Derby；ADM1/2426，20June，1877，23June，1877；ADM1/6423，21May，1877；Chinese Legation.25Aug. ADM1/242620May，1877。在最后一次海部与外部函内且正式声明：“此种变通办法仅限于中国，以免其他外国学生引用。”
(170)参看 ADM1/6426Greenwich Hospital20June/77，Foreign Officers Admitted Royal Naval College to the9Months Course Regulations。
(171)General Correspondence F.O.17/768，1877，pp.55—56。
(172)参看 F.O.17/768，June25，1877，Kuo to Earl Derby；July6，1877，Earl Derby to Kuo。
(173)《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6，页22，光绪二年八月四日，〈复吴春帆〉。
(174)《李文忠公奏稿》，卷28，页20，〈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
(175)参看 F.0.17/768，13th July，1877，Kuo to Earl Derby；July26，1877，F.0.to Chinese Lega tion；Aug.3，1877，F.0.to Chinese Legation；Aug.17，1877，F.0.to Chinese Legation；Aug.20，1877，Chinese Legation to F.0。
(176)见英国外交部档案 F.0.17/768，1877；F.0.17/794；F.0.17/821。
(177)中国公使馆与英国外交部往来各函件。
(178)参看F.0。17/768；F.0.17/794；F.0.17/844，各函。又见陈兰彬：《使美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12帙，页67。
(179)见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军机处档案》，〈光绪朝月折档册〉，光绪七年正月折上，〈闽督何璟、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刘坤一、船政大臣黎兆棠为第一届学生请奖折〉。
(180)《军机处月折档册》，光绪七年一月月折档册上，〈南北洋大臣及闽督船政大臣等为第一届出洋学生请奖折〉，《李文忠公奏稿》，卷40，页1—3，光绪七年正月十九日，〈出洋肄业在事各员奏奖折〉。
(181)《军机处月折档册》，光绪七年十月月折上。
(182)《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页11，《复李丹崖》。
(183)见光绪六年二月廿三日，〈复何筱宋制军〉，〈函稿》，卷19，页12；光绪六年三月二十日，〈复黎召民〉，《函稿》，卷19，页19等函。
(184)见《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页40—41，〈复黎召民〉；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6，亦有：“至琅威理书谓兵船管驾不应专用闽人，近日识时务者多论及此。黎召民言闽学生如词林，以其不类材武也。”
(185)分见《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2，光绪七年七月廿二日，〈复黎召民〉；《李文忠公尺牍》，第2册，页104—105，〈复监督出洋肄业事前福建候补道周于玉函〉。案周于玉为周懋琦字，于出洋前任船政局提调，故此种意见并非任留学监督时始有。
(186)见《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8，页33，光绪五年六月二十日，〈覆沈幼丹制军〉；页35，七月八日，〈覆曾劼刚公使〉。
(187)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军机处档案》，月折档，光绪七年十月日折上册，〈李鸿章等奏续派闽厂学生出洋肄业折〉。至于邱宝仁及林履中之增派，中文资料方面尚未见有此项记载。池仲祐：《海军大事记》，包遵彭：《清季海军教育史》；李绪武：《清末船政留欧教育》各文，亦皆言此次派往英国者李鼎新及陈兆艺二人。本文所据者为英国外交部档案。参看 F.0.17/911；F.0.17/939各函。
(188)《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页28—29，〈覆黎召民〉；页26—27，〈覆李丹崖〉；卷20，页12，〈覆黎召民〉，页58覆许竹赏〉；《军机处月折档册》，光绪十二年二月上，〈李鸿章折〉。
(189)参看 F.0.17/939，p.87，Aug.19，1883，Chinese Legation to Foreign0ffice，p.180；Oct.31Foreign Office to Chinese Legation；F.0.17/1009，pp.97—98； June23，1885，Chinese Lega tion to Foreign0ffice；F.0.17/1034，p.48；7June，1886，Chinese Legation Foreign0ffice。《军机处月折档册》，光绪十二年四月下，李鸿章等奏奖李鼎新等折 〈派英专习驾驶者陈兆艺、李鼎新于行兵布阵、风涛、沙线、驶炮用炮各理，莫不博览详求〉。
(190)《船政奏议汇编》，卷32，页11—13，光绪十二年四月七日〈二届出洋学生援案请奖折〉；《李文忠公奏稿》，卷56，页8—10，光绪十二年二月九日〈请奖洋员宝星片〉；页11，光绪十二年二月初九日〈日意格陈季同请奖片〉。
(191)据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四日，〈李鸿章复许景澄函〉，此次出洋，左宗棠亦曾与议，监督方面颇拟废而不用，而由英法出使大臣总理其事。惟以曾纪泽被任为海军衙门会办大臣，即将返国，故请许景澄（出使德国公使）主持。见《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20，页58；《军机处月折档册》，光绪十二年四月下；李鸿章折《光绪朝东华续录》，卷76，页15下；光绪十二年四月己巳李鸿章等折。又据新加坡所刊之《叻报》，第1652号，光绪十二年二月廿六日（1886年3月31日）所载，则知船政派赴英法学习水师学生，于本月一二日搭海船出洋。
(192)参看《清德宗实录》，卷217，光绪十一年十月丁丑条；池仲祐：《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二年条；及池仲祐：《海军纪实》，〈造舰篇〉 下。福州船政纪略，《海军部旧档》，军学类编译，第361号，梁同怿辑：《马江海军学校抄稿》；李昭垣等辑：《天津水师学堂事略抄稿》，以及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3，页30。英方资料则可参阅：F.0.17/1000；J.0.17/1004；F.0.17/1052；F.0.17/1073；F.0.17/1091中英交涉往返文件。
(193)见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军机处档案月折档册》，光绪十七年月折。
(194)《船政奏议汇编》，卷41，页8—13，〈三届出洋学生学成并襄办肄业各员出力分别奖励折〉；《军机处月折档册》，光绪十二年四月下月折；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派三届出洋学生折〉；同上，光绪十六年一月折上闽督、船政大臣、南北洋大臣合奏 〈第三届出洋学生期满请奖折〉。
(195)见于式枚辑：《李文忠公尺牍》，第19册，页64上，〈复闽浙制军卞颂臣〉。另《叻报》亦传言卞宝第及李鸿章南北合派学生出洋之事，并谓监督拟派沈葆桢之于某与制造学生吴德章出任。北洋原拟派严宗光，但卞氏反对。见《叻报》，2943号，光绪十七年八月九日（1891年9月11日）。
(196)按琅威理辞职事，据池仲祐：《海军大事记》，光绪十六年所载，乃因“升旗事件”而起。如云：“先是，北洋之用琅也，畀以提督衔，此在吾国不过虚号崇衔，非实职也，而军中上下公牍则时有丁、琅两提督之语。故自琅威理及诸西人言之，中国海军显有二提督；而自海军奏定章程言之，则海军只有一提督、两总兵也。时值各舰巡泊香港，丁汝昌（北洋海军提督）以事离船，在法，宜下提督旗而升总兵旗。刘步蟾照办，而琅威理争之。以为丁去我固在也，何得遽升镇旗？不快，则以电就质北洋，北洋复电以刘为是。由是琅拂然告去，然至终不悟争执之理由也。归而怀愤，向人辄谓受我侮辱。英政府信之，有来质问者。厥后我拟派学生赴英就学，竟不容纳，盖惑于琅威理之言也。而中英亲睦之情，亦坐是为之锐减，惜哉！”案此事并非若池氏所言之如此简单，笔者拟于后另文论及，此处从略。
(197)见《李文忠公尺牍》，册21，页15下至16上，〈复钦差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薛叔耘〉。
(198)据池著：《海军大事记》，萨镇冰于光绪二十八年奉命暂统北洋海军，三十一年接统南北洋海军。宣统元年与载洵赴欧日各国考察，二年授海军统制。叶祖珪于光绪二十五年奉命统领“海容”等舰，重整北洋海军，三十年以广东水师提督总理南北洋海军，三十一年卒。沈寿堃于宣统元年与程璧光分统长江舰队，宣统三年授海军副都统。又据辛亥夏北京荣禄堂所刊《大清最新缙绅录》，是时出任海军部参谋官者尚有严复、沈寿堃、伍光建、郑汝成、刘冠雄、李鼎新等人。
(199)见池著《海军大事记》，刘冠雄任海军总长在1912—1913年，萨镇冰任海军总长在1917年及1919—1920年，李鼎新任海军总长在1921—1924年。至于此批留英学生对于民国史的影响亦相当深远值得注意。如辛亥革命时期，响应革命者多为海军下级军官，高级将领反而多持观望或反革命态度，以致〈云起龙骧，竟让陆军为先鞭之著〉。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一册 〈武昌首义〉，页595，张怿伯：〈辛亥海举义经过〉。是时，萨镇冰奉清廷之命，率领“海圻”、“海容”、“海筹”等十余舰由长江进逼武昌，关系尤为重要。为了使其赞助革命，黎元洪曾先后二次致函与彼，为四万万同胞请命，萨氏均以“民国政体不宜行之于中国”为词而加拒绝。继之江北北洋学生亦曾上书萨氏请其速为反正，“率本部军队为北伐先驱”，萨亦不为所动。最后始以号令不行而被迫去职。见同书608—612，〈海军起义有关文件〉。民国二年反袁之役，海军总司令李鼎新、海军中将郑汝成、第一舰队司令沈寿堃均曾为袁世凯效力，使二次革命归于失败。民国四年，“肇和”军舰起义，舰长黄鸣球并未参与，反而因此为北政府革职监禁。民国五年护国军之役，李鼎新虽曾一度加入讨袁战役，但其后则与刘冠雄、萨镇冰等仍为北洋效力，而于护法北伐诸役并未参与。以上均见《海军大事记》。
(200)参看杨东梁：〈马尾船政局在我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的地位〉，文载1988年8月，北京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8辑，页309—354。
(201)参看王蘧常编人严几道年谱》；周振甫编：《严复思想述评》；郭正昭：〈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晚清学会运动〉，《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三期，下册；徐高阮：〈严复型的权威主义及同时代人对此型思想之批评〉，《故宫文献》，第1卷，第3期：Benjamin Schwartz，“In Search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16，1969。按世俗常谓严氏与日本之大政治家维新功臣伊藤博文为在英同学，严氏在校成绩较诸伊藤犹优。惟伊藤氏于返国之后即获重用，故能使日成维新之业；而严氏于返国之后，则一直执教于天津水师学堂，未能得到大用，此实为中日盛衰关键云云。查此说初或由光绪廿二年总理衙门覆奏军机处抄交闽浙总督边宝泉所奏《查明船政情形折》而起，内谓：“日本现在在政大臣多与我第一届出洋学生同堂肄业，岂中国学生资质尽出人下哉？盖用之则奋发有为，人有自靖自献之思；不用则日就颓落，人人有自暴自弃之说。”（见席裕福辑：《皇朝政典类纂》，卷368，兵四六、船政，册22，页10604-10665）其后此说流传颇广，甚至日本学者亦有信之者，见田原桢次郎氏编：《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页78，〈严复〉，实为习闻所误，有失正确。其一，严氏与伊藤在英并未曾同学。严氏于1877至1880年在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读书，但伊藤并未曾在该校就读。根据传记所载，伊藤曾经赴英二次：第一次系在文久二年（1863年）九月至元治元年（1864）三月，为时约六个多月，除参观访问外，并在英国协会（English Association）学习英文、化学。第二次系在明治五年（1872）七月至十一月，为时约四个月，同行者尚有外务卿岩仓具视，以及井上馨、大隈重信、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许多政要，其目的仍为考察性质。行程除英国外，尚有欧美各国。由此可知伊藤二次赴英均在严复之前，二人从未在英谋面。见昭和十五年金子坚太郎等编：《伊藤博文传》，上册，第三编人英国留学），及第十篇 〈岩仓大使欧米回览〉。其次，伊藤原为贵族出身，在未出国之前即已参与维新运动，占有相当重要之地位，与严复之仅为一青年海军学生不同。其三，一个人之能否有为，固与其个人之才具机遇有关，但其所处之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亦有极大之影响。以晚清之政情而论，欲求改革，谈何容易？以曾国藩、李鸿章、恭亲王、文祥、张之洞等人之才能、威望与地位，尚不能为所欲为，事事尚多掣肘，严氏以毫无凭借之青年，又何能例外？其四，清廷派遣严氏赴英深造之目的，本在培养其为学堂教习，而当时留学监督亦对严氏有此评语，足证严氏为一学者型的人物，并非一定为政治领袖。
(202)关于林纾翻译西方小说，及所受王寿昌（于仁）等船政留欧学生之影响问题，可参考Leo，Ou-Fan Lee，“Lin Shu and His Translations：Western Fiction in Chinese Perspective”Papers on China，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186，December，1905；Howard L. Boarman and Richard C.Howard e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1967，New York and London），Vol.1，pp.382—386，“Lin Shu（1852—1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