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于船炮装备与人员训练之外，尚须有基地以为驻泊，有船坞以备修理，有炮台营垒以资防卫。凡此配套设施，鸿章亦非逐一设法解决不可。然以北洋防务范围辽阔，沿海港湾非止一处，北自鸭绿江口，南迄胶州湾，其间计有青岛、烟台、威海卫、大连、旅顺、营口、山海关、北塘、大沽等港口，都需要分别设防，才能相互呼应。但因地理位置有别，经费来源有限，且以人工技术的不足，战略战术的改变等诸多因素，无法同时并举，惟有分别轻重缓急，次第经营。可是究应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孰缓孰急？却是一个煞费周章的问题。故而当事者必须审慎评估，方可开始着手。其中尤以大船坞的兴建，最为迫切的需要。因为当时中国虽有广州、福州、上海、大沽船坞四所，可是非为泥坞（mud docks）即为木坞（wood docks），而且规模狭小，根本无法容纳铁甲巨舰，故欲解决此一问题，势非另起炉灶不可。(1)
关于修建大型船坞一事，鸿章早在数年之前，即曾为之悬虑不置。光绪三年（1877）八月十五日，于复船政大臣吴赞诚书内，便以无容纳铁甲之坞为言。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在复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一函中，又曾论及铁甲船与船坞之事。其后，他于光绪四年、五年、六年之间，与吴赞诚（福建船政大臣）、李凤苞（出使德国大臣）、黎兆棠（继任船政大臣）、郑藻如（上海制造局道员）等讨论购买铁甲及修建船坞之时，还曾试探扩大闽沪船坞或购买福建天裕洋船
图6-1 北洋沿海港湾形势图（釆自陈寿彭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
坞及广东黄埔洋船坞的可能性。然而一以南洋大臣沈葆桢去世，继任者对于海军缺乏兴趣且于船坞的修建亦不支持。二以日本兼并琉球及俄国侵占伊犁，北洋防务日益吃紧，铁甲船既为北洋所购置，则船坞自以位于北方为宜。因此，遂不得不将其目标转移于北洋各口，决定选择旅顺口作为兴建大船坞的处所，积极展开筹备工作。同时，对于其他北洋港湾亦依次规划，惨淡经营，联结成为一个完整的防务体系。(2)
一 旅顺建港的决策
旅顺口有“东方的直布罗陀”（The Gibraltar of the East）之称，西人名之为“亚锁港”（Port Arthur）(3)位于辽东半岛的南端，东接太平洋，西扼渤海湾，是我国华北最重要的国防门户。清初，对于旅顺即曾注意；顺治初年曾于此设水师营，以山东赶缯船十艘隶之，并编立营泛，划分防地。康熙十五年（1676），又增水师协领二人，佐领二人，防御四人，骁旗校八人，水兵五百人。五十三年（1714），更诏浙江、福建船厂分造大型战船六艘，由海道驰赴奉省，驻防海口。旅顺水师营原属金州副都统管理，定例应于每岁夏秋出洋会哨巡洋，日久竟成具文。(4)
关于旅顺的战略价值，远在清初时期，学者姜宸英便曾于其《海防总论》中有所论及。道咸年间，魏源、郭嵩焘亦对其地甚加重视，郭氏尝慨叹当局者之不知注意，云：
旅顺口渤海数千里门户，中间通舟仅及数十里。两舨扼之可以断其出入之路。泰西人搆患天津必先守旅顺口，此中形势之显要，泰西人知之，中国人顾反而不知，抑又何也！(5)
光绪初年，江苏学者华世芳于其〈论沿海形势〉一文中，甚而称登（州）、旅（顺）为中国海防中“天造地设之门户”，其间海面不及二百里，可以避风，可以汲水，南北联络稳便，“中国之形势，实无有逾于此者”。(6)
此外，旅顺之特别引人注目之处，便是其优异的港口。因为它的位置约当东经的121°15′，北纬的38°48′之间，平均温度常在10℃左右，全年的雨量约为500厘米，严冬不冻，实为一天然的良港。再加以口门向南，东有黄金山，西有老虎尾半岛，左右环抱，宛如蟹之双螯。西面较长，东面较短，两侧距离不过300米，且两岸山势险峻，不易攀登，不经口门，难以入内。口门狭小，无法容纳多舰进口，在军事上易守难攻，实可谓为北洋不可多得的国防门户。(7)
旅顺建港的条件虽然如此之优越，可是由于建港所需费用庞大，沿海港湾众多，对于建港之事，时人颇多争论。尤其是建港位置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福建巡抚丁日昌主张于奉天的大连湾与浙江的南关（温州）之中任选其一；福州船政大臣黎兆棠主张借用广东的黄埔船坞；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有烟台大凌湾之议；(8)甚至李鸿章自己也未有一定的主意。由资料上显示，最初他所瞩目的海军基地，乃是大连湾而不是旅顺口，此点在其光绪五年（1879）九月与总署大臣论海防时至为清楚。如谓：
大连湾距奉天金州三十里，系属海汊并非海口。实扼北洋形胜，最宜湾泊多船。许道钤身前曾带蛟船四只前往巡察，谓可藏风得势。明春如选募洋弁得人，拟派大员带现有蛟船轮船常往驻泊操练，以待后年铁甲购到，渐可合成一小队，为北洋一小结耳。(9)
同年十月十七日，与南洋大臣沈葆桢书复重申前说，谓俟在英所购四船回华之后，拟令常往大连湾巡泊。(10)窥以鸿章之意，可能是因为大连湾在旅顺口之外，在地理位置上扼守直隶湾，更具战略价值；也可能是因为鉴于英法联军之时，敌军二次都先据大连湾而后进逼大沽口，证明其地形势优越。同时，在政策来说，则亦与光绪元年三月总署所议创立北洋水师一军，“扼庙岛旅顺口之间以固北洋门户”的原意相符合。可是由于他选派英弁葛雷森（Captain Glayson）及哥嘉等人率领蚊船前往测度的结果，发现大连湾口门过宽，非有大支水陆军相为依护，不易立足。以当时北洋的兵力而论，一时实在难以办到。因此，始于次年六月改变初衷，把经营大连湾之事暂时搁置，而以全力去经营旅顺口。(11)
旅顺口的位置既经选定，由于时局的急迫，海军的需要，建港的行动接着便也开始。首派县令陆尔发随同德员汉纳根（von Hanneken）及英国海军大佐柯克（Captain Cocker）前往旅顺勘查炮台及修建船坞之所。(12)及至接获汉纳根等的报告，即于十月决定先行修建黄金山炮台。是年十二月十四日与山东巡抚周恒祺书，曾对此举有明白的交代：
蛟船非炮台不能立足，旅顺之台需费十数万金，异日必成北洋一大屏蔽。该处有此一军扼扎，登州烟台敌当不敢久泊。(13)
次年（七年）三月，北洋水师营务处道员马建忠鉴于“旅顺口新瓷炮垒，日后挑淤浚口，建设船坞，为辽海之关键，亦为北洋水师之总汇”，决定亲自前往查勘。除登山涉水周览地形之外，并向汉纳根索阅炮台图说，研究攻防战略，巡视建坞之所，察看周围形势。(14)鸿章得其报告，对于旅顺概况更加了解，其建港计划也随之展开。六月二十日与船政大臣黎兆棠书，有言：
鄙意北洋各船到齐，扎旅顺口为老营，派人统率训练，稍壮势威。惟该口虽甚扼要得势，凡筑炮台、添陆军、建军械库、船坞，至少须费百万以外，一时未易就绪。(15)
同年十月初，他又乘于大沽验收超勇、扬威二快船之便，决定偕同署津海关道周馥，营务处道员马建忠、黄瑞兰，编修章洪钧，知府薛福成，提督周盛传、周盛休，总兵唐仁廉等文武将吏一行前往旅顺。经过一天多的详细勘察，对于该口形势所获印象至为深刻。旋将其观察所得正式向朝廷奏报，并将其建港计划一并提出。在其奏章中首言旅顺形势，谓“该口形势实居北洋险要，距登州各岛一百八十里，距烟台二百五十里，皆在对面，洋面至此一束，为奉直两省海防之关键”。继陈修建船坞炮台之利，谓其地“ 口内四山围拱，沙石横亘，东西两湾中法，水深二丈余，计可停泊大兵船三只，小兵船八只。内有浅滩，其口门亦有浅地，拟用机器船逐渐挖浚。目前之快船、炮船及他日购到之铁甲船皆可驻泊，为北洋第一重捍卫。其口旁黄金山高四十丈，可筑炮垒，以阻敌人来路”。最后则将经营旅顺的计划提出，请求朝廷的认可：“臣前委员会同德弁汉纳根经营修筑，凿石引泉，工程已得大半。其余局厂船坞各项，当陆续筹款兴造，俟炮垒告竣，再酌调陆军防护。”(16)旅顺的建港，至此方才成为政府的正式决策。
二 第一期工程的实施（1880—1887）
旅顺港的修建，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期的工程主要为拦水坝及防波堤的兴建，海口的疏浚，船路、船池的挖凿，澳口石岸的铺修，炮台、库房、厂房、营盘的建筑，以及排水系统、交通道路的规划与整顿等，事繁而工巨，可谓全工之中最基本、最艰难的一个阶段。除于工程技术方面不得不借助于若干英、德等外籍的专家之外，其余全部计划均由中国人自己主持，前后历时七年之久，始得奠定全港修建的基础。在西方的科学先进国家看来，或不免以为微不足道。然在中国而言，以当时科学技术的落后，而能有此成就，殊不能谓非难能而可贵。
李鸿章派赴旅顺经营此一工程的人员，前后计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光绪六年（1880）之冬，奉命前往者为县令陆尔发及德员汉纳根。陆令原在北洋办理洋务，于工程殊为外行，此行主要目的乃在帮同汉纳根修筑黄金山炮台。至于汉纳根则为德国的炮台专家，他于光绪五年经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之荐来华，充当鸿章的军事顾问。对于旅顺炮台工程贡献极大。第二次是在光绪七年，是时因为在英所购的超勇、扬威二快船已于八月来华，十月初鸿章前往大沽验收，顺便前往旅顺勘察，遍览形势之后，决心在经费许可范围之内，按年将旅顺工程加以扩大。因此乃将陆尔发调回，改命海防营务处道员黄瑞兰前往旅顺设立海防营务处工程局，主持炮台及拦水坝的工作。(17)不料黄瑞兰贪鄙无能，根本不解工程；任用私人，随意挥霍；又凭借官势，不以时价购买物料。此种官僚作风，不仅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怨声四起，且与洋员汉纳根也貌合神离，无法合作。至于工程方面，他则尤为马虎，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耗银三万余两。表面上拦水大坝虽告合龙，可是由于其下的污泥并未全部清除，坝根基础未曾稳固，以致经常塌陷，贻患无穷。(18)第三次是在光绪八年，是年二月，鸿章以丁母忧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回籍家居。直隶总督调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六月，朝鲜内乱发生，鸿章虽然在籍，但于时局依旧密切注意。鉴于日本对韩野心，以及法国侵略越南日急，对旅顺之建港工程益发重视。首命营务处道员袁保龄周历北洋各口调查。接着，并于六月三十日致函张树声，决将“任性乖张”的黄瑞兰自旅撤回，而另委深明旅顺形势的袁保龄前往。(19)旅顺工程自此始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袁保龄（1841—1889）字子久，一字陆龛，河南项城人，同治元年（1862）举人。他是咸同年间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甲三的次子，也是袁世凯的叔父。同治二年，曾经随父至皖北剿捻。五年，官内阁中书，历时十有三年。光绪七年，李鸿章以其“谙习戎机，博通经济，才具勤敏”，调赴直隶委办海防营务处。保龄幼读经史，胸怀伟略，对于洋务颇有相当的认识，(20)对于海防问题也非常留意。(21)至于旅顺口在海防上的重要性，他的认识尤为深刻。尝谓：“旅顺为北洋第一险隘，可战可守。前有老铁山，与南北城隍岛最近，然亦四十余里之海面。若水师得力，此两山炮台水雷足以助势，敌舟无敢轻过。”(22)又尝于是年（光绪八年）六月奉命遍历北洋各口实地勘察，归言大沽、大连、烟台、登州、威海卫诸口皆有缺点，惟有旅顺最优：“通计北洋形势，铁舰不能进大沽口，大沽是天津奇险，亦非必巨舰驻守；大连湾口门太阔，是水战操场，未易言守；庙岛两面受敌；登州舰不能进口；烟台一片平坦，形势最劣；芝罘岛、威海卫各足自守而无藏铁舰、驻大铁舰、驻大枝水师之地。……环观无以易旅顺者。”张树声、李鸿章均为其说所动。(23)及奉命主持旅顺工程局，信念益坚。九年致书于友人云：“去年孟冬，始来旅顺，周览形胜，实为渤海第一要隘。若经营有成，得精强水军巨舰屯泊于此，西策津沽，北顾辽沈，可令环海群邦不敢以片飘相窥。”(24)十年议海防，复对旅顺之宜于建港详加言说。谓七省海疆，延袤数千里，约而论之，扼要者不过十余处；崇明弹丸之地，南澳则三面受敌，均非驻船胜地；台湾周岸巨浪山涌，且当风之冲，不利于泊船。其他澎湖、定海、琼州各处亦各有其缺点；烟台、登州、营口、大连湾亦不利于守而仅利于战！惟有旅顺一口则不然，“论者谓西国水师建阃择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冻，往来无阻一也。山列屏峰，可避飓风二也。路连腹地，易运糗粮三也。近山多石，可修船坞四也。口滨大洋，便于操练五也。地出海中，以扼要害六也。合此六者，海北则旅顺口，海南则威海卫。两地相去海程二百数十里，扼渤海之冲，而联水陆之气，此固天所以限南北也。若举数百万之费经营两口，筑堤浚澳、建船坞、营炮台、设武库，数年以后，规模大备”。(25)
保龄自光绪八年（1882）十月赴旅总办北洋旅顺营务处工程局，至光绪十三年十一月旅顺船坞交由法国公司包办，前后五年犹多，上述旅顺建港的诸多重大工程，皆于其手中先后完成。由于工大事繁，不论在人事、经费与工程技术等方面，均曾遭遇到无数的困难，卒赖其赤忱、定见与魄力，始得一一克服。
在人事上：保龄虽为李鸿章礼重，然究非其亲信或旧部，设非取得其信任与干部协助，不仅在工作方面难以顺利开展，在人事方面也不易和谐相处。因此乃于受命之初，即请鸿章允以天津军械所总办刘含芳与之会同筹办。同时并请津海关道周馥代主旅工。此一安排证明相当收效，数年之间，各方均能合作无间，情感非常融洽。在工程局人事方面，他则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前任时代所留下来的属员尽行辞退，仅留“戆直朴勤、最为翘楚”的副将侯得胜一人。其他伕役人等，穴食耗蠹者将近四百人，则悉数予以遣散，每月节省帑金千余两。同时，又“裁汰长夫、惩办百长”。因之，气象顿然为之一新。最令他头疼的便是高级助手的难得，在人浮于事、官僚成习的社会风气之下，要想物色一些热心做事、勇于负责的人员已属不易；如欲觅得若干特别的工程技术人材，更是困难万分。可是在他虚心访求之后，终于网罗了一批廉洁认真，任劳任怨的干部。如久历河工，果敢明决的王仁宝（候补县丞），出任坝澳工程提调；曾在行营制造阅时十年，于建库储械均能用心讲求的牛昶昊（出任军库工程提调）；侃侃正直，动喜面斥人过的谢子龄（司出纳事宜）；曾在永定河工多年，熟谙修守机宜的朱同保（原直隶候补典吏，任澳工委员）；精明勤练，晓畅工务的潘煜（原候补巡检，任澳工委员）。其他尚有守正不阿，诚朴廉介的李竟成（候补知县，管钱委员）；精明沉稳，体用兼备的裴敏中（候补知县）；精晓案牍的周敏道（候补经历）；勤谨耐劳的张葆纶（候补从九品）；质朴廉正的刘献谟（库工委员）；诚笃谨慎、操守不苟的李培成（管煤委员）；精明干练的黄建藩（管理导海大挖泥轮委员）；聪明敏捷的陶良材（挖泥船委员）；任劳任怨的王鹤龄等，均为干练有为而不可多得的助手。工程局之外，旅顺驻军与他的关系也极为密切。故对于毅军统帅宋庆、淮军总兵王永胜以及庆军将领吴兆有，他都对之以诚相待。不仅在工程上得到兵工之助，在防务上也得以互为协调。又由于行政系统上，旅顺属于金州管辖，遇事往往要与地方发生关系，故他对于一些当地的满洲文武官吏也不能不加以应付。惟以金州副都统“满身神机营习气”，而同知又“政以贿成”，与之应付并不容易。事无大小，就辄掣肘，(26)伤了不少的脑筋。
在经费上，自光绪以来，发捻等内乱虽然早已平定，可是边疆方面，东南西北却依然多事。筹防、练兵、造炮、制器无不需款办理，故财政收入常感不足以应付各方的需求。以海防经费而论，名义上虽有四百万两，实际上岁收则仅数十万。旅顺建港，工巨费繁，常感捉襟见肘。保龄深知帑项艰窘，不敢多所请求，每遇用款之际，动辄多加撙节，规定部属人等不论大小用款，均须随案登账，限期报销，不得因故滞留。尝引曾文正“生平于财利避之若浼”以相勉。又言：“吾辈在此一日，终是抱定迂拙作法。举朝廷之帑项，百姓之脂膏，以填此辈难盈之溪豁，而博悠悠之浮誉，义之所不敢出也。”于此可见其廉介谨慎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故总计五年之间仅费工银二十余万两，实为不可再省之数。(27)
在工程上，保龄所遭遇的最大挑战，便是工程与技术方面所发生的困难。一以知识的缺乏，他本人并非工程专家，曾经一再地向友人坦白承认他对“河工”并无透彻的了解，“ 土木会计”非所夙习。(28)自然不是纯粹的谦虚之词，而确为事实。以一位不懂工程的人，去主持如此一项偌大的国防建设，其困难可想而知。再者，不仅他个人对于建港的工程不懂，就是他所延聘的那一些河工专家，也是所知不多。因为河工与港工虽有若干会通之处，但二者毕竟有所不同。以中国传统的治河方法，诸如筑坝、堆埝、镶埽、版筑、挑补等，去建筑一座规模庞大的近代化军港，其技术自然不够。至于其下的司事、匠役、伕工人等，曾经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也不多见。估计当时工役人等，民伕最高时多达五千余人，除内地夫两千余人较有河工经验之外，其余本地夫根本即不知土方为何物。而负责挖挑引河的毅军两千人，虽说“趋事甚猛”，然于土工亦非素习。(29)由此可知，他们所凭借的仅仅是一点有限的河工经验，以及集体的智慧与劳力，此外至多不过再加上一腔热忱负责和任劳任怨的精神，如此而已。二为物资与工具的不足。物质方面，如石料、煤斤均须向他处购买，石料旅顺本地虽产，然以石质太脆，必须运自山东之石岛。煤斤旅顺也有出产，但却“质碎力微，不能合用”，不如东洋之煤，块大火强，价廉物美。(30)至于塞门德土（cement），则更非中国所有，必须向德国大批的购买。(31)工具方面，也相当的原始而陈旧。除了伕役所用的畚、锸、锹、镢、钢锄；石匠所用的锥、凿等外，车水则用水车，运泥则用推车，挖泥则用方形木船，接泥则用木制装泥船……几乎无一不笨重吃力，浪费人力、物力与财力。后来发现，水车与吸水机（抽水马达）相比，“其为用灵蠢，程功迟速，判若天壤”，于是才将水车换成了许多架大小的吸水机。方形挖泥船容易损坏，常须修补，而用人又多，所费不赀，加以阻浪太大，装泥不多（每日一船仅能挖泥七方），深度不够，于是方在德国订购了导海大挖泥船一艘，并在大沽船厂订造铁质接泥船四只，情况始渐改善。(32)三为旅顺的对外交通问题，陆路距津两千余里，水路轮舟须23至24小时，联络非常不便。以往的交通多靠招商局或北洋海防局的几条小船（诸如镇海、湄云、快马、顺利、海镜、拱北、普济、日新等）轮番维持，常感缓不济急。直至光绪九、十年间，中法越南交涉事起，海防日益吃紧，保龄方才乘机请求李鸿章，允将旅顺至金州，山海关至旅顺口之间敷设电线，以通文报，至是旅顺的交通情况乃告好转。四为洋人的难以驾驭，旅顺工程局既然购买了如此之多的新式机器，再以炮台的建筑、放炮的技术以及新设的鱼雷营等，自然需要一批外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加以协助。这一些洋员由于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活动，除了少数几位英、美人员之外，绝大部分均为德人。英人计有勒威一人，挖泥船洋匠，自大沽船坞调派为汉纳根之助手；美人计有满宜士 一人，原大沽水雷营教习，光绪九年调旅，教习水雷。德人计有：汉纳根（von Hanneken），炮台工程专家；瑞乃尔（Schnell）、额德茂，炮台教练；哲宁，台澳工程专家；施密士（Smith），旅顺鱼雷营教习；刁勒，浮重船工匠；丁治、土本格，导海挖泥船管轮；核粗，导海副管轮；为而得，导海副管轮；司荣巴、格温、瓦尔脱、康喇脱，导海轮洋水手；舒尔次（或许尔兹，Schalze）以及德璀琳所荐之德国工程师善威（Mr。 Samwer），土木工程师；旅顺船澳工程局办帮。以一位工程局的总办，要想应付如此之多的洋员并不容易；一以洋员大多夸伪成习，骄慢难制，对于华员常以落伍视之，操纵驾驭殊为困难。二以洋员动以专家自居，每每拘于西国成法而不考虑中国的实际环境，以致华员常须与之“斗智争胜”，力加辩论。三以洋员计划庞大，用费太多，而非中国财力所能负荷。尝言：“旅顺之有汉纳根，譬如破落户人家犹有一阔少，大为司盐米者之累。”(33)保龄控制之法，便是力持宽大容忍，大处坚持原则，小事力求将就。立定合同，限定年月，规定彼等必须随时留工，听候差遣，无论派做何事，派赴何处，均当遵办，如不得力、立予斥退；倘有不遵调遣，甚至酗酒滋事，任性妄为各情节，应予斥退之日截止薪水，不另发给回国川资。(34)关于保龄应付洋员之苦，可于其上北洋大臣一禀中见其一斑，他说：
今旅顺船坞各工、殆亦非常之举也。工程机器用物，在在参用洋法，绝无例案可循。洋员动以西国往事为言，若曲徇所请，一则财力实有未能，体制又多不协；若专守常经，则巨工终无成效，转更贻笑远人。斟酌其间，颇难裁定。(35)
值得于此一提的是，在这批外国专家与技术人员之中，汉纳根实在是最优异的一位。因为他几乎可以说是袁保龄的工程顾问，不仅各地的炮台大多经由他的设计而完成，即使开山、挖河、筑路、导海等工程，也常由他策划与监督，对于旅顺的建港，其功实不可没。
计算起来，在袁保龄时代，旅顺建港所已成或未成的工作，约有下述各项：
1.引河工程
旅顺全澳之东260丈马家屯一带，地形低下，向为山水汇注之区。为了宣泄积水南下入海，不致西流注澳，乃于光绪八年之冬，于全澳东南之对面沟地方开挖引河一道，由宋庆所部毅军一千人负责。该军多皖豫间人，趋事颇为踊跃。惟以不明土方算法，且地中多砂石，凿山通道，凝成巨块，施工甚为不易。故至次年四月工作始逾七成。后易民伕接挖，于六月初一日竣工。计全长110丈，宽1丈4尺，高5尺，全工耗银约三千余两。(36)
2.海门工程
保龄在旅所完成的第二件工程。便是海门挖深。海门位于黄金山及鸡冠山之中，宽50丈，落潮水深1丈1尺，浅处沙石长30丈。挖开船路一条，计长30丈，宽10丈，深1丈4尺，应提土4200方。由于口外沙石横亘、非将口门浅滩挖除，巨舰即难进口。该一工程于光绪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正式开工，由洋员勒威及千总陶良材负责。以挖泥船及接泥船仅有四只，且马力不足，机件陈旧，每日仅能挖泥七方。至次年二月二十四日，总计挖出泥沙石块1200余方。后由洋员汉纳根接办，加船加工，昼夜进行，终于是年七月间将此一海门工程挖竣。俟以北洋总查琅威理建议，又向外拓宽20丈，亦于不久竣工。九月九日，超勇快船正式经由所挖船路，依照设置浮鼓之处驶入驶出，非常顺利，阻碍毫无。计用银二万两。(37)
3.小型机器厂
鉴于在工船只、机器等物时有损坏，运往天津及上海各处修理不便。特于光绪八年十月在澳南筹设小型机器厂一所，分由大沽船坞、天津机器局以及上海制造局征调匠役前来服务，对于船只的修理省事不少。(38)
4.库房工程
旅顺库工原由黄瑞兰开始经办，购买了一批木料与砖瓦。保龄接事以后，以忙于澳工，未暇顾及。九年春夏之交，又以威海鱼雷营各工限期急迫，不得已将旅顺工料移缓就急，运往威海卫，是以筹议经年未能着手。后以北洋水师急需，经由提督丁汝昌的催促，始将火药库、军械库、水雷库、贮煤厂等住屋、厂房先后修筑，而于十年先后完工。计有白玉山军械总库两座十四间，委员司事办公所住房库一所，引信库、装药房、煤厂、米仓、帆索库等各一所。共用银七万二千二百九十余两。(39)
5.碎石码头
旅顺尚无起重码头，直至光绪十年五月，方以上海所运巨炮即将来旅，轮船不能靠岸，远泊中流，起卸不便，而建一碎石码头。长11丈1尺，宽2丈6尺，高扯8尺，用款约9670余两。又因德璀琳在德所购大起重机来华。以起重架大，不修码头断难设置。复议于坝南山脚水势较深，轮船可以靠泊起卸之处，修建深水码头一处。惟以所费不赀而从缓。(40)
6.碎石马路与小铁路
旅顺港周围二百余里，码头、库房、火药库、营房、炮台等，星罗棋布，道路交通实为必要。因此乃于工余之暇，将炮台之间铺修碎石马路以便联络。其中最值得吾人重视的便是为了建筑唠哨嘴炮台运料方便，特别还筑了小铁路一段，全段仅有一英里。铁轨乃前吴淞路所拆除而由台湾运存天津备用者。至于所需机车，乃由旅顺四号挖泥船内之第一号陈旧引擎，经由汉纳根考校，汽机尚足运料上山修改而成，这还是东北最早出现的一条小铁路。计用银5500余两。(41)
7.拦水坝
拦水坝为旅工中的首要工程，全长约130余丈。因为船坞所在，外边必须有坚坝遮护。且挖澳人至数千，深在2丈以下，若非坝无疏失，澳工即不敢下手。此一工程原由黄瑞兰经手，且于保龄接任前夕，将大坝赶工完成。惟以坝身收坡太小，坝底胶泥四五丈并未除去，且合龙之时，仅用土秸层层堆砲；一气压合而非由两端步步进占，故渗漏下蛰，时有崩溃之虞。保龄到任之后，百计抢救，一面培高加厚补救旧坝，一面防患未然，另于其东加修备坝，双管齐下，借收重关叠隘之效。故此一工程艰巨万分，自光绪八年十月至九年十月，一年之间曾经数度发生危险。尤其是在九年十月初三、四/五数日，连朝雷雨，西北风大作，狂风卷浪，潮水上涨，旧坝南端塌陷40余丈，真是惊险万分。保龄率同在事员工县令王鹤龄、提调王仁宝、副将侯得胜以及宋庆所部毅军三营，王永胜所部护军营一营三哨，极力抢修，于冰雪风雾之中植立坝上四十日，艰苦备尝。终以使用我国传统的河工厢埽老法，层土层秸，加筑护坝小埝，并仿栗毓美石坝纯用块石护之之法（亦即博坝之法），始获坚稳，计前后用帑7808两。(42)
8.旅顺电报局
光绪十年，由天津至山海关电报已通。是年闰五月，保龄以旅顺距津几三千里，文报往来皆用轮船递送，专恃海程，恐有不便。故特禀北洋大臣将电报由山海关接至营口、金州、旅顺，以利传达消息。十一月，由津至旅正式通报。电报事宜初由水雷营员弁兼管，俟以该营事务繁重，乃于次年正月正式设立旅顺电报分局一所，实用湘平银三千两。(43)
9.旅顺水雷营
光绪九年，以海防吃紧，旅顺口必须布置周密，水雷旱雷均宜设防。是年二月，首由保龄禀请以在旅之艇勇四十名学习水雷，并由大沽水雷营借拨头目两名，雷兵十名赴旅教习。次年，正式成立旅顺水雷营，以大沽水雷营帮带方凤喈为管带，挑募雷兵五十名，头目十名及水勇一队，合计103名。并附有水雷学堂，延聘美人满宜士为教习（后改为施密士），二者统属于水雷局。(44)
10.鱼雷营
由威海鱼雷营调拨旅顺一营而成，由道员刘芳圃管理。光绪十二年十一月，水雷营亦由旅顺工程局交由刘道兼管。(45)该二营用于设备及人事之费颇巨，计约54650余两。
11.水陆医院
该院为洋员汉纳根经手创办，名为“旅顺水陆弁兵医院”，计聘用医生，购买药品器材以及营建房舍等共计用款4100余两。(46)
12.船澳及泊岸石坝工程
旅顺为北洋海防门户，水师各船停泊归宿之所。就全工而论，实以澳坝工程最艰巨也最重要。保龄于赴旅之初，深感个人不习土木，非有“深解河务，为守兼优之员，为之提纲挈领，再得熟练河工者数员，同心共济”不可。及至深入调查以后，更觉澳坝工巨费繁，中国绝无轨辙可循，仅赖中国传统的河工知识困难尚多，必须兼参西法，借用深明工程的洋员为之辅佐。其后“洋员监工、华员办料”，遂成为他坚守的办事原则，直至将余工交与法人包办为止。该工因下面尚须论及，故于此从略。计共用于拦水坝、御潮坝、泊岸石坝，拦水坝以及船池之开挖等工费约湘平银二十余万两。(47)
13.炮台工程
旅顺建港之初，鸿章即曾派遣德国炮台专家汉纳根赴旅勘察，修筑黄金山炮台。及保龄继任，复将炮台工程与建港工程同时进行。尤其是在中法战争时期，谣传法军可能北袭，炮台的修筑更是不遗余力。除黄金山炮台之外，复于旅顺口东南两岸，择要赶筑炮台多处。其后鸿章曾盛赞其能说：“九年，法越开衅，海防戒严，旅顺口仅成黄金山炮台一座。该员跋山涉水，勘地督工，不数月而东西两岸大小七台屹然并峙，声势稍壮，敌舰竟未敢北窥。”(48)法军未敢北犯，原因甚多，鸿章所言或不免稍过。然保龄为布置旅防，增加炮台的设置，却也是事实。总计在此五年之内所完成的炮台共有以下十座，用款276300余两。(49)其中位于口岸以东者四座，以西者六座，大小各炮六十余尊，形成北洋海防上的一座坚强要塞。
1.黄金山炮台：黄金山位于旅顺口的东岸，襟山带海，形势天险。该台于光绪七年即已动工兴修，至九年五月大体完成，十月间正式试炮。计该台共有德国克鹿卜（Kmpp）厂制24生的（或译生脱cent）的大炮二尊；24生的25口径长炮一尊;12生的边炮五尊；护墙12磅前膛钢炮八尊，合计大小十六尊。除任命曾经留学德国的亲兵营哨官袁雨春驻守教练之外，并聘德国炮兵军官瑞乃尔为之教习。计先后用款186000余两。(50)该台工程颇大，曾屡次修改加培，“台仿洋式，坚大玲珑，论者推为南北洋各台之冠”，实为旅顺港炮台之最大者。
2.唠哨嘴炮台：原名老驴嘴，其处位于旅澳之东面外围。自白玉山后峰势起伏蜿蜒，奔赴海滨，其到海近处，两峰直峙，前高后低，前峰临海一面石壁峭立，下临洪涛，峰巅周围约五十余丈，距海面约三十七丈有奇。筑炮台于上，东顾峰左海湾，以防敌船由此登岸袭击后路；西顾黄金山脚兼及口门，相离约十里以外，12生的以上之后膛炮即可合用。海上有争，分兵于左右低山，置炮设卡，联络声势，旅澳临海一路可保无虞。该台于光绪十年兴修，由汉纳根设计，十一年竣工。初置21生的短身炮三尊，其后改换24生的30口径长炮四尊；12生的25口径长炮二尊；八生的小炮四尊，用款约35000余两。(51)
3.老虎尾（低土）炮台：老虎尾位于旅顺口的西岸，与黄金山相对。其极南炮路所及，恰扫黄金山脚，可破敌南猛攻夺台之计。该台于光绪十年三月十九日开工，一切计划均由汉纳根主持，至同年五月八日工竣，为时四十余日。计有35口径15生的长炮二尊，由庆军营官张光前派勇驻守，而以德员额德茂为教习。该工共计用银约有5300余两。(52)
4.威远炮台：该台位于旅顺口西岸，老虎尾西南小山之上。为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命管驾威远练船都司方伯谦所修之小土炮台。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二日开工，至八月初八日全台告竣，计用款3400余两。初时借用威远练船小炮三尊，继易为操江轮上旧炮，最后始设置35口径15生的长炮二尊作为主炮，亦为张光前部驻守。(53)
5.蛮子营炮台：该台为汉纳根负责修建，介于西岸威远炮台及馒头山炮台之间，用银约6300余两。其台仿老虎尾亦为德式，原用镇海轮上之炮六尊，后以其炮过小不能及远，乃改换为15生的35口径长炮四尊，12生的炮一尊。(54)
6.母猪礁炮台：或名膜珠礁，该台位于东岸黄金山炮台之下，介于黄金山与唠哨嘴之间，地势平旷，为控制口门要地。其台亦为汉纳根负责修建，与蛮子营炮台均成于光绪十一年，用费约为20000余两。计有21生的大炮二尊；15生的35口径长炮二尊；8生的边炮四尊，由护军营王荣春部驻守。(55)
7.馒头山炮台：馒头山位于口西，其地高出海面约五十丈，为西岸次高之山。置炮其上，西北击双岛、羊头洼两口，断敌窥视西澳之路。南可击敌船攻黄金山炮台。其台亦由汉纳根设计，仿老虎尾之低式，置有24生的25口径长大炮六尊；12生的25口径边炮四尊。该台与唠哨嘴台同为旅防炮台之重镇，仅次于黄金山炮台，用费约30000两，光绪十年七月兴工，竣工后由毅军姜桂题部驻守。(56)
表6-1 旅顺口炮台表
资料来源：袁保龄：《阁学公集》。
8.田鸡炮台：该台位于东岸黄金山炮台之旁，光绪十一年正月动工，至七月初十日竣工，共用银1750余两。计有大炮盘两座；小炮房六座，设15生的后膛田鸡炮六尊，由护军营驻守。(57)
9.团山炮台：该台位于西澳的西南，地势平衍，深水近岸。丁汝昌用接泥船架大炮于其上，由毅军一营驻守，其靠近海滩者则布置鱼雷。
10.田家屯炮台：土炮台一座，亦由毅军驻守。(58)
图6-2 旅顺炮台形势图
（釆自民国二十四年参谋本部刊：《甲午中日战争》附图）
图6-3 光绪十四年（1888）英人所绘之旅顺炮台图
（釆自英国海军部档案）
三 第二期工程的实施（1887—1890）
（一）国人自营时期（1882—1886）
第二期最主要的工程便是船池与船坞的修建，这两件工程实际上自光绪八年十月袁保龄到旅之后，即已着手经营。不过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以及若干工程及技术方面的问题不能解决，一直迟迟未能顺利进行，最后始不得不借助于西方的先进经验与技术。初延德国工程师善威（Mr.Samwer ）帮办，继将全部工程交由一家法国的辛迪加（按即联合企业组织，The French Syndicate）包办，方得于光绪十六年完成。
旅顺口内计有东西两澳，自新修大坝以东，南尽黄金山麓，北接天后宫前，东逾老水师营废船坞为东澳。长约四百米，宽约二百七十米，水深36至42米。自白玉山前延西绕折而南，直抵鸡冠北山者为西澳，其面积较诸东澳约宽三倍。惟水位较浅，最多不过三十米，无法容纳大型军舰。保龄至旅以后，周览形势，深感西澳宽广，中间又有鸡心滩，工作甚为繁巨。东澳水势虽深，然而面积较小，易于着力。于是乃决定先从东澳着手，开为船池船坞，俾北洋兵舰可以停泊修理。计划既定，于是工作亦即展开：（1）验土性：东澳开作船坞必以掘土见底，为全题命脉所系。盖以二丈五尺以下为沙、为石、为水，无从测度，如遇地泉及随时雷雨积水，惟有吸水机方可施工。但如有流沙蛰陷，或巨石层叠，则虽费重工多，亦为无从着手。故必须先验土性，而后始可开挖。经委员黄建藩及洋员汉纳根扦试多次，发现深者一丈二尺，浅者八九尺以下，概为全石。作为坞基，不仅省费且亦坚实，于是乃于九年四月正式动工。（2）备工具：开挖船澳必须先将积水吸出，工程始有法进行，故特命人分别在上海及德国等地购买大型吸水机器，以备工需。（3）招夫工：计由内地所募豫、皖、冀、鲁等工二千五百余人，辽东等地之本地夫三千余人，合约五六千人（工资以工方计算，每方一千六百文，约合湘平银五钱之谱）。（4）筑埝坝：为防山水下流，特于东南北三面挑筑拦水埝坝数道，并于东南对面沟一带开浚引河一条，借使山水引流入海，而免向澳中汇注。（5）定大小：关于船澳的大小问题，曾经一度发生争议。保龄等初拟工程费为348000两之多，俟以北洋无巨款可筹，经费拮据。鸿章乃饬刘含芳及袁保龄等再议，将“如何节缩收小变通变法”，通盘筹议具覆。于是刘含芳乃提出一个“九十丈方池”之说，主张将澳身缩小，改为九十丈宽，九十丈长，可容两铁舰之回旋，则节省在十万以外。袁保龄也力赞其议。惟海军方面却坚持异议，认为面积过小，尤其是英籍海军总查琅威理（W.M.Lang）反对尤烈。虽然“反覆译问”，琅氏依旧“不甚谓然”。经过数度磋商，最后琅氏方才勉强同意。惟经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建议，宽度不变，长度却增加三十丈。(59)观保龄致津海关道周馥一函所言，即知彼等意见歧异之所在：
坝澳全单三十四万，不独傅相踌躇，即龄亦何尝不踌躇？踌躇一月而后发动，至于今尚踌躇未已也。总之，北洋财力止有此数，况此单以外，工作尚多且广，又邑可不谋定而后动！两日筹思，别无良策，……隹有香兄所示九十丈方池之说，深得我心之所同然。昨日与琅威理、丁雨亭会商，琅将开口便说须将南北两山脚为限，可谓大言炎炎，自是西人常态。反覆辩论，渐觉点头。雨亭则谓九十丈宽，一百二十丈长必可敷用。(60)
平情而论，琅威理之说自然较有远见。盖以国防建设乃为百年之大计，决不能为节省区区小费而纯为一时着想。但保龄也有他的难处，他以为“通筹全局，以财力盈缩为断”，旅顺工程“在踏实不在宏阔”，“果如鄙言，百余万亦可粗成一格，三年或可有成”。(61)他也知道节费省工决难万全无弊，可是他却辩称：“际此时艰帑绌，又岂能如西人所修船澳，动以数千百万为言？”(62)由是观之，保龄之举实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决非目光短浅者可比。（6）船坞位置的选定：关于船坞的位置，按照袁保龄的原来计划，本在新筑大坝之东二百六十丈处之水师营旧坞。俟以用费太多，鸿章乃于光绪八年十二月饬令津海关道周馥改估，并会同美国水师官某定议移建船坞处于水师营旧官厅之东两山之凹，视老水师营废船坞西移数十丈。将澳工缩短为九十丈方池，以供铁舰回旋停泊之地。其北则为船坞可以修理，其西则为船路（宽五十丈，长九十丈），共计改估澳工须银254000余两，视原估省土83000余方，省费不及七万。可是这次的修改计划并未成为定局，后经英人琅威理的勘察，亦未成为决策。光绪十一年德国副将哲宁又曾在其〈保守旅顺海防条陈〉之内，提出了 一项新的建议，主张在白玉山后建造船厂，其地宽敞平坦，四面均有高山围护，的确较诸琅威理等所定澳坞地势为佳。惟以所费不止三倍，巨款无着，自然无法照办。最后始决定仍就澳工南北，考求山外抛物线所不及之处，择地先行修建船坞一座，以期铁舰来华有所归宿。(63)
值得注意的船池与船坞的工程虽然大力准备，可是它的进行却很不顺利。（1）因拦潮大坝不固，时常蛰陷漏水，直至光绪九年十月的危机高潮过去之后，才算化险为夷。然为长久之计，尚必须于其东筑石备坝一条，方可保其无虞。（2）因中法战争时期，海防紧迫，为了加强旅顺的防卫，保龄乃决定“急炮台而缓船坞”，并且获得李鸿章的首肯。(64)（3）因船澳除北面近底二三尺稍见黄土外，其余澳东、澳南各处几乎全系黑色稀淤。虽然挑成六收大坦坡，依然常有软泥塌陷。故就全局形势而言，若不修石岸，任其自然，一则收坡太坦，船难靠岸，工作倶多不便。一则潮汐冲刷，坦坡必坍，数年后不免淤浅。起初拟将船池四面石岸工程，全用条石、块石分层间做法，收坡一分，内外取其陡直，便于靠船。船路两旁拟用块石大坦坡做法，取其易杀潮势，兼减稀土膨胀之力。凡根脚皆杂用塞门德土（水泥）作托，其最稀软之澳南六七丈，则添用松竿下桩，可是实际情形却并不若保龄等设想的那么简单。盖以旅顺东澳本系大海潮汐灌注之区，蛎壳稀淤，层递间积，本色黄土不过百之一、二，每遇阴雨之际，澳内稀淤日益外挤，黄土虽有三丈，难敌数十丈稀淤之力。因之已砲泊岸，经常随着坍土下陷，欹侧倾斜，石工尽坏，旷日靡帑，伤尽脑筋。(65)最后不得已，乃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推荐德国工程师善威（Mr。 Samwer）赴旅作为工程局的帮办，(66)希望能解决此一工程上的难题。可是善威非但未能解决旧的问题，反而制造了许多新的问题，实非意料之所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