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沽后路的经营
李鸿章除兴建旅顺军港及基地之外，对于北洋其他港口也先后展开经营，以便互为声援。尤其是北洋大臣驻节所在的津沽一带防务，更是多方布置，经营不遗余力。北洋防务重心在渤海湾，以渤海形势而言，则京师以天津为门户，而天津又以大沽口为外港，故津沽防务实关系于京师的安全至巨。鸿章对于海防的经营，决以天津之外港大沽及北塘等地为优先，实属理之所当然。
（一）大沽船坞的修筑
光绪六年（1880）正月，鸿章鉴于北洋海防兵轮日增，每有损坏须赴闽沪各厂修理，途程穷远，往返需时，设遇有事之秋，尤难克期猝力，而有贻误军机之虑。因此，决定奏请清廷，准于大沽海口选购民地，建造船坞一所，此即为大沽木坞。该坞位于大沽口海神庙的东北，面积长320尺，宽92尺，深20尺，是为东坞。此外，尚于海神庙西北建有西坞一所，迤西又有乙、丙、丁三坞，惟面积均较东坞略小。其他还有土坞数所，以备舰艇避冻之用。天津之有近代的船坞，即由此始。该坞工程凡坞工庀材皆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人德璀琳（G.Detring）主持，监工者亦由该关中熟习工程的人员兼任，故建筑相当坚固。自光绪六年正月开工，至同年十月工竣，进行颇为顺利。其后复经数次修整，历时将近两载，始得完成。计耗银总计四十余万两。不但历修“操江”、“镇北”各轮，皆能妥速如法，而且坞基坚实，屡经海潮震撼都可力保无虞，较诸南洋的广东、福州、上海各坞，实为有过之而无不及。(112)不过，大沽船坞也有其本身的缺点，是即面积较狭，深度不够，以之容纳或修理小型的轮船炮艇尚可，以之停修大的铁甲战舰，却感无法使用。加以港口泥沙淤积水道受阻，所以大沽仅可作为北洋海军的辅助港，而难以负起大军港的任务。
（二）塘沽炮台的加强
关于津沽一带的防务，鸿章于就任直隶总督之初，即深为留意。认为：“津郡形势，以水为险，当九河之下游，五大河倶汇于城外之海河而东入于海，故大沽海口南北必须修筑炮台，以利防守。”因此乃在同治十年（1870）四月十二日轻骑简从，驰赴大沽、北塘海口一带查勘，察度防军布置，炮台营垒。发现英法联军期间僧格林沁之布置，大多遭受破坏。大沽南岸原有三营，炮台五座，仅存营垒及炮台三座，其原扎郝家庄河口炮台已被洋兵拆除。北岸原有二营，炮台三座，仅存一营及炮台二座，且炮位既少佳品，架具亦不齐全。于是乃一面令大沽协副将罗荣光将炮台营垒重加修复，仿照洋式添筑拦潮土坝一道，免致潮汐侵刷；一面命人将原有之粤东土炮拆除，而代以苏局之大小炸炮及江宁制造局所制之洋炮，并委员添购西洋新式巨炮。至于北塘方面，亦以与大沽相距三千里，彼此可以互为犄角，加以咸丰十年（1860）洋兵从此登陆抄我后路，关系甚要。故亦命通永镇总兵唐得胜率领遵化练军一千名驻扎，而将该处南北岸炮台三座重加修整，以备不虞；(113)此为鸿章经营塘沽防务的第一步。接着，又酌定《大沽海口营制章程》，于大沽协内添设海口六营，分布各处炮台，以资防守。至于南北岸之现存大炮台五座，平炮台十座及旧式大小铁炮93尊，则予以汰旧换新。自同治十年（1871）五月起，陆续添购外洋200磅炸弹来复钢炮二尊，68磅炸弹开花铁长炮二尊，68磅炸弹开花铁炮二尊，计共设炮位99尊，内3000斤以上大炮64尊，1000斤以上中炮13尊，1000斤以下次炮22尊。此外，为巩固后路计，尚命周盛传于运河北岸增建新城一座，另建官署，驻扎大批军旅（计约八千至一万二千人），以便水陆互为呼应。同时，又将天津海关道的职权扩大，改定章程，使天津海关道兼辖海防，充当北洋海防行营翼长，各营自都守以下，均受节制。如遇督臣旋省（保定），即与海防统带各员，会同钤束，借使文武联为一体。(114)至此津沽的防务始大致规划完毕。至光绪六年之春，虽以北洋地面辽阔，陆上兵力尚感单薄，可是沿海炮台的建筑，却已“粗有头绪”，(115)根据次年七月英国“中国舰队”（China Station）“科玛斯”（Comus）舰长齐芮理（Lieutenant Chelvallier）在天津附近海域对于大沽及白河防务的调查报告，可知大沽两岸的南炮台与北炮台工程均已加强，而白河至天津之间的防御工事修筑也是一样，设非使用大批兵力，甚难将之攻占。南炮台距离海面约有半公里，可以看到上有两座武装炮台，那些炮多为往日的无膛线炮（smooth-bore guns of small calibre），但在中间却安装有几座大炮，其为后膛炮（breech-loading ）或为前膛炮（mazzle-loading），尚难确定。最大威力的巨炮已建于三座较大的炮塔之上，而可以控制全部的海面。此外，在距离河岸一二处，尚有一所军械库（a military store house），内有大批军火枪械，还有若干尊克鹿卜（Krupp）大炮，估计约有陆军四千人防守。但如有必要，即可增加到二十余倍。大沽有一座船坞，计有300尺长，仅有六艘字母型的炮船，属于天津舰队（Tientsin Squadron）停于彼处，但并无陆战队。在天津似乎尚无有煤的补给站，虽在海边有一大堆来自日本的煤，亦多为商船之用，而非为海军（参看附图）。(116)
不过论及塘沽炮台的大量修筑，实应以中法战争（1884—1885）时期达于高峰。为了预防敌舰深入，而大沽及北塘又为京津门户，因此非惟两地的炮台大为加强，即对于后路亦作有周密的部署。在大沽口方面，南岸修有大炮台四座，周围小炮台四十余座，由记名提督大沽协副将罗荣光统协标练兵一千八百人驻守，而以亲军炮队一营为其后援。北岸则有大炮台二座，平炮台六座，由记名总兵刘祺统率直字两营防守，而以副将史济源统带保定练军一营为之接应。其他尚有水雷营为之布置水雷电线，有丁汝昌调派之“镇中”、“镇东”、“镇西”、“镇北”四炮船收入口内与炮台相依护。在北塘方面，南岸则有炮台二座，平台七座，北岸则有炮台一座，平台三座，而由署广西提督唐仁廉统率仁字及义胜各一营，通永练军三营分驻扼守。另尚有专管水雷的哨队，配合“镇南”、“镇边” 二炮舰收入海口与炮台相依护，并由直隶提督李长乐统率武毅马队四营、提标练军马队二营，驻扎芦台为其后应。(117)
鸿章的塘沽海防布置，从英国远东海军的实地调查，可以更为清楚。根据1888年（光绪十四年）4月英国海军有关大沽炮台（Taku Forts）的报告，证明中法战争时期，塘沽地区的工事确已加强许多。
图6-4 英人所绘北洋白河口炮台略图
（采自英海军部挡案）
图6-5 英人所绘大沽口南炮台图
（采自英海军部挡案）
非惟海边的防波堤及炮台周围的掩体，普通的加高加宽加厚（从12米至15米），而且炮位也大量增加，有不少的德国克虏伯制大炮，计南台（South Forts）北端有5英寸中古武士型（ML Vacassers）大炮一尊，中端与北端之炮相同，可是在南端却有21厘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一尊，而可以作全方位的射击。在炮台的南北两端还各有21厘米口径的克虏伯炮一尊，专门用以控制海口。至于陆地方面，自北端至南端虽较前并无多大改变，只有少数几尊榴弹炮（howitzers）安于胸墙之上，但自中端至南端，却有一些星散的炮台，安有各式大炮十尊装于防御工事之上，八尊藏于其下，这些炮都有全侧射的火力。工事下之炮大多是40prs式的旧式无膛线炮（smooth bores），顶上则可能是15厘米的克虏伯炮，但因掩蔽很好，看不清楚。除了南台之外，还有一座新南台（The New South Forts），大约在南台以西的四分之一处，附近是100码长、宽的一道壕沟，在此有十一尊炮对着海面装置，其中六尊是15厘米克虏伯炮，其余是旧式的无膛线炮。此外在南方的盆地上大约还有二尊21厘米的克虏伯炮，而且有全方位的射击火力（all-round fire），其他在此炮台之北，还可能有六尊15厘米克虏伯炮，但也与其他炮台一样，被掩蔽得很好。
另在南台与新南台的后方还散布有若干的八角形炮台（octangonat part），围绕在重重壕沟的后面。至于北台（North Fort），则因无法接近，且建有木屋，不详其炮数多少（参考附图）。(118)
（三）天津机器局的扩大
天津机器局设立于同治五年（1866），同治九年，李鸿章出任北洋，辞退英国总办密妥士（G.A.T.Meadows），而由中国人自理，先后任命沈保靖、吴赞诚、黎兆棠等为总办，规模逐年扩充，收效颇为可观，成为北洋主要的兵工厂。不仅畿辅各营淮练等军，及北洋海军中的铁舰快船鱼雷艇水雷营各口炮台所需军火，皆由该厂供应，即其他各省水陆各营所用的火药子弹也多由该厂取给，其重要性于兹可见。(119)
天津机器厂下设两局：一在城东贾家沽，名为东局，分造洋火药、铜帽、洋枪炮各式子弹、水雷等物。一在城南海光寺，名为西局或南局，分造军用西洋器具，添配杂用物件，兼造开花炮弹。该厂当初原以生产火药铜帽及子弹为主，其后又扩大而造水雷、地雷、毛瑟枪、挖泥船、布雷艇、游艇，及小型轮船，且于东局之内附设电气学堂与水雷学堂，训练专门施放水雷人材。(120)根据李鸿章于光绪七年（1881）八月所作的报告，可知截至光绪六年止，该厂计共生产洋火药437万余磅，铜帽23860.5万余颗，前后膛大小炸炮弹36.47万余发，林明敦（Remington）中铖枪520支，林明敦枪格林（Galling）炮子846.8万余颗，各式拉火95万余支，行军桥船130余只，130匹马力布雷船2只，500磅药碰雷28枚，20磅药沉雷34枚，70磅至150磅药撞雷120枚。而西厂亦行仿造克虏伯（Kmpp）炮弹，改造士乃得（Sneider）后门枪及弹子以及各种炮车器具，电线电机电引等供给各军使用。(121)
另据英国海军人员于1888（光绪十四年）有关天津机器局（Arsenals of Tientsin）的调查报告，则可知该厂的东局在英籍工程师司徒华（Mr.J.Steward）监督下，所生产的有火药、药棉、小型武器的子弹，以及各式各样的炮弹等物，火药每天生产2吨，其中有1200磅的德国式栗色火药，药棉每周可产1544磅（12CWT），炮弹及毛瑟枪（Mauser rifle），每天可产炮弹壳30个，子弹一万颗。该局工人大约有一千名，但欧籍工程师却仅有司徒华（苏格兰人）一人。(122)
图6-6 英人所绘大沽口北炮台图
（采自英海军部挡案）
（四）天津堆煤栈及唐胥铁路
煤是机器的动力，海军各类舰艇无煤即难以行驶，故鸿章对于煤的问题亦甚注意。光绪三年（1877）特命唐廷枢设立开平矿务局，开采开平一带的煤铁各矿，聘请英国矿师柏爱特（R.R.Burnett）、金达（Claude W.Kinder）前来调查，而于次年正式生产，计至七年已出煤五六百吨，八年增至三万八千余吨，九年产煤七万五千余吨，十年增至十二万六千余吨，十六年更增至九十六万一十二吨，非但北洋用煤完全解决，且可运至他处销售。不过由于唐山至天津之间的交通不便，运费太高，仍不能与洋煤竞争。故唐廷枢乃于光绪六年九月，禀请鸿章自芦台至胥各庄之间挑修小运河一道，长约七十里，并于胥各庄河头接筑铁路十五里，直抵唐山矿厂，次年二月完工。初用骡马拖曳，至五月改用火车，而成为中国自造的最早的一条铁路——唐胥路，(123)其后这条小铁路又于光绪十三年五月由胥各庄扩展至芦台，次年八月复由芦台延至大沽，而成为塘沽路，运煤困难方才大为改善。此外，为供给北洋海军各舰用煤方便，开平公司且特派“北平轮”自天津运煤到旅顺、威海卫及烟台各处，并于该地分别设立屯煤所，自此北洋海军用煤问题全告解决。(124)
津沽地位虽然重要，然以港口常为泥沙淤积，平均水深仅有五六米，且每年十二月至翌年二月之间，港口结冰，交通困难，所以只可作为北洋海军的一个辅助港。再加以大沽船坞仅为木坞，只能修理吃水稍浅的中级以下轮船，兼充接济旅顺船坞购料雇工之用，而无法容纳巨舰。不过，由于天津是北洋大臣的驻节之所，而北洋海军又为北洋大臣所统辖，且在其地设有军械局、电报局、陆水师学堂，以及海防支应局综理水师营务处，乃至水雷学堂、水雷营、海军医院等诸多机构，无不与北洋舰队息息相关。故当光绪十四年（1888）订立《北洋海军章程》之时，乃规定其为“水师后路”，以示对其地位之重视。
二 大连湾、威海卫基地的经营
（一）大连湾
西人称大连为“亚当斯港”（Port Adams），位于辽东半岛的南端，与旅顺相毗邻，可以称之为“姊妹港”。该地距奉天之金山30里，为一海湾而非海口，山形左右拱抱，为黄海沿岸第一大湾。东西长有8英里，南北距离亦略相等；周围约24英里。由于其中心位置在东经120°39′25″，北纬38°55′55″，年平均温度在10℃2k左右，故冬季无冰，为一不冻港。加以东有钴鱼尾，西有大鹏嘴，两岸对峙，形胜天然。而口外又有数小岛，分水道为南中北三条，其中尤以南水道为最广，且湾内尚有青泥洼等小港五个，非仅可以作为商业的良港，且也是军事上的必守之地。故不论丁日昌及李鸿章都特为重视，有意将之修建为一座海军重要基地。嗣以洋员实地察看，发现其地口门过宽，风浪太大，且无大支海军驻扎，即为不易防守。故始改变计划，专为经营旅顺。(125)
不过，大连虽未建为北洋海军的主要基地，但其地位的重要性却并未丧失。以故光绪十三年（1887）二月，海军衙门乃以北洋沿海一带，虽已先后建筑炮台，驻扎防军，尚有山东界之威海卫，奉天界之大连湾两处，水深口宽，形势扼要，关系渤海门户，不容不量为布置，特函李鸿章注意。于是鸿章遂派铭军提督刘盛休率领淮军十一营前往驻防，除察勘形势，扼扎营垒之外，并择要修筑炮台以壮威势。计共修筑和尚岛、老龙头、黄山、徐家山炮台六座，均系仿照外洋新式建造，曲折坚固，台后兵房子药库纯用石条砲成。前墙厚培素土，宽至十数丈，足御敌弹。其中和尚岛炮台又分为三处：东炮台、中炮台及西炮台，各装有21厘米，35倍口径炮二门，15厘米35倍口径炮二门。老龙头炮台为轰山拓地所建，台基用力尤巨；上安24厘米炮四门，黄山炮台亦装有21厘米35倍口径炮二门，15厘米35倍口径炮二门。徐家山炮台则装有15厘米35倍口径炮四门，8厘米野战炮八门，4厘米野战炮四门。此外，由于该处口宽澳阔，非扼要设雷营不足以资捍御。又拟于口西之青泥洼，西北之老龙头，东北之小孤山等海湾冲要之区，分设水雷三营，每营员匠兵夫一百三十余人。惟以饷力不充，仅先完成内口之柳树屯一营，居中控驭，以壮声势。(126)
（二）威海卫基地的建设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北端，地当东经122°14′，北纬37°31′处，前临黄海，后负北山嘴、佛顶山与金丝顶诸峰峦，与旅顺、大连隔海相望，同扼渤海湾的门户。威海卫非但为一不冻港，且以地理条件的优越，口门有刘公岛为外障，东西三公里，南北二公里，超出海面160米，岩石峭壁、形成一座天然的良港。刘公岛分水道为东西二口，东口水势较浅，故以西口为主要航道，港内面积55平方公里，可以停泊巨舰，(127)其地位的重要，早为有识者所留意。光绪元年（1875）山东巡抚丁宝桢便曾在其〈筹办海防〉一折内，议以其处为海军基地；并谓其地三面皆系高山，唯一面临海，外有刘公岛为屏蔽，“胜则可追，败则可退而自固，此威海之防也”。(128)其后，李鸿章亦渐发现其地之价值，曾云：“鸿章综览北洋海岸，水师扼要之所，惟旅顺口、威海卫两处，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过由于威海卫工程繁巨，乃决定先行建设旅顺，作为战舰的收宿重地，兼以屏蔽奉天，控制大沽之需。(129)
威海卫的地位，直至中法战争之后始为转变。光绪十三年（1887）二月，李鸿章受到海军衙门的催促，决定调派吴大澂所部练军十一营，淮军的铭军十一营，分别前往威海卫及大连湾布防；并派天津海关道周馥兼任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负责督办旅顺坞工；联络旅顺、大连湾、威海卫水陆各将领，妥筹布置，建营筑垒设栈，以及购办巨炮鱼雷等事宜。同时并征得海署的同意，指定由江海、浙海两关洋药加厘内岁拨三十万两，以十年为期，逐渐经营，自是威海卫的建设工程方才展开。(130)
威海卫的建设工程颇为艰巨，由于其地瀕临大海，地段绵长，碛砂林立，又当黑水洋的来路，水势既宽且深。刘公岛南北各口必须分筑大炮十余处，每台必须巨炮二三尊，且须于水面布置鱼雷水雷，方可凭以扼守。而遍山石骨嶙峋，驻扎营垒又必先凿石填坡，翻山运土，募匠雇工，再由远道运送各项物品材料始克进行，因此施工备极艰难。该处工程除由周馥、刘含芳及洋员汉纳根等的设计指导之外，其基本工作大多由驻扎威海卫的巩绥军官兵担任。该军原有十一营，后裁减为八营二哨（马队，水雷），约有五千人，由戴宗骞统领分驻南北竹岛村、天后宫、沟北村、城子村、百尺崖、海埠村等地。次年（1888），调派护军两营驻扎刘公岛，由总兵张文宣统领，加入建设的行列。(131)
威海卫的海防工程以修筑炮台为主，计至光绪十七年（1891）戴宗骞已率所部于威海卫南北两岸修筑炮台六座。北岸原修北山嘴及祭祀台各一座，嗣又于黄泥崖增修一座，以便居中策应。南岸原修龙庙嘴及鹿角嘴各一座，嗣又于赵北口增修大炮台一座，以便向外迎击。“均得形势，做法坚固，足与大连湾各台相埒。”同时，护军统领张文宣亦率所部在刘公岛上修成炮台二座，一为东北之东风扫滩炮台。以与隔岸威海卫南帮之赵北嘴、鹿角嘴、龙庙嘴三台相联络。该台为新筑之地阱炮台，“凿山通穴，夹层隧道，安设二十四生特后膛炮，机器升降，灵速非常，能狙击敌船，而炮身蛰藏不受攻击，为西国最新之式”。一为黄岛炮台，位于刘公岛之西，以与威海卫北帮之黄山嘴、黄泥崖、祭祀台三炮台相犄角，“跨海通道，工力尤艰”。此外，并于刘公岛南相距七里之日岛修有炮台一座，亦为地阱式，以与威海卫南岸之赵北嘴炮台相锁钥。日岛当威海港东口之中央，矗立水中，尤为险要，故特加意经营。岛上之炮台营房药库等工均系德国军事专家汉纳根（von Hanneken ）仿照西洋新式所监造，工程结构极为坚实。上装27至28吨之大炮数尊，威力相当强大，故李鸿章非常满意，特别为之请奖，以示鼓励。(132)
关于威海炮台与用炮问题，当时西报颇有传言，谓李鸿章有意修筑两座短炮型的旋转铁甲炮台，价值约为六万英镑，因此曾经引起德、英二国军事专家的一场争辩。德人赞成格鲁生（Grusons）或马德堡（Maderburg）所生产的冷冻式铁甲（chilled castiron armour），认为此种装置已在意大利的Meppen及Spezzin与法国等地证明其优于英厂阿模士庄（Armstrong）所生产的旋转式铁甲（rolled iron）。因为旋转式铁甲不能阻挡炮弹而易于击穿，并易引起爆炸。但英人却不以格鲁生式的炮台为然，认为设使敌舰炮火太强，此种铁甲对于堡垒炮台无法保护。惟有英式的装甲炮台（armoured forts）之炮塔（turret）及活动炮台（mobile fortification）较为优越。此种争论，很明显地是在争夺中国的军火生意。(133)实际上威海卫炮台多为汉纳根的设计，仍以采取德式为主。但在大炮的采用方面，则仍以英德兼用为原则，这是中国平衡英德竞争惯用的政策，购船如此，购炮亦复如此。根据李鸿章的奏报，可知自光绪十五、十六年两年，先后购到德国克鹿卜（或克虏伯，Krupp）24生脱（cent）后膛钢炮十尊、21生脱后膛钢炮二尊、15生脱后膛钢炮四尊；英国阿模士庄厂后膛地阱钢炮二尊，至于其他尚未购到之炮，为数多少，则因资料缺乏，无法预测。(134)
威海卫除于陆上筑有炮台九座之外，对于水上的防务也同时进行。鉴于威海及刘公岛二处隔海相峙，区分水道为南北二 口。北口水宽四里有余，南口更宽，但又为日岛分隔为两口，各宽五里，共有三口。一片汪洋，毫无拦阻，实为兵家之大忌。于是乃由水陆营务处道员刘含芳联合绥军统领戴宗骞等相度形势，分别于北口及日岛之南添设水雷二营，联同原有绥军水雷一哨（系为护营之用），共计三营，以资防守。
先是，自光绪七年（1881）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已常率舰在威海操演，展开训练活动。除于岛上设立军械厂、军火库及储煤栈之外，并为运煤之便，延聘德人修建铁码头一座。及至北洋舰队成立，依照章程，威海卫成为北洋海军的行营，提督的驻扎之地，又先后修建提督衙门、水师学堂、练勇学堂、海军医院，此外尚有一所小型的倶乐部，作为外国军官的休憩之所。不虞，此一辛苦经营的北洋海军基地，竟于甲午战争时几全为日军所毁坏，惟有故垒残垣，徒供后人所凭吊。(135)
（三）其他有关后路的布置
1.山海关：即直隶省临榆县之东门，又称临榆关或榆关；以明代于此设山海卫，因而又称为山海关。其地东临大海，西接长城，北负覆舟、兔耳二山，形势险峻，仅有东北一路可通，控扼冀辽二省的门户，而为兵家必争之地，故有天下第一关之称。鸿章鉴于其地在北洋海防上的重要，特派津胜营于此驻防，修筑营垒炮台。计有炮位十四座，并设水雷营一营，配有起重船一艘，以加强防务。(136)
图6-7 威海卫军港兵备要图
2。菅口：营口位于辽河的出海口，鸿章以该地为奉省门户，各国通商口岸，华洋杂处，地方重要。特派练军洋枪队五百名驻扎营制饷章悉依直隶练军章程，并由大沽派员教习。又择地修筑大小炮台五座，炮洞八处，仿照大沽章程派员训练操演，借防战时敌船闯入。(137)
3。烟台：烟台位于山东半岛的东部，前临黄海，背负毓璜山，北与旅顺、大连隔海相望，南距威海卫百余里。港宽水深，是山东沿海的唯一大商埠。以其位居南北洋交通的要津，洋船北上常于此停泊，接济煤粮，故早已辟为中外的通商口岸。由于要口多为洋商所占，无法设防，惟有在其后路酌为备御。除派驻东勇、振字三营之外，复由东抚陈士杰外派二营，以备不虞。光绪十七年（1891）鉴于烟台仅有埠外十里处之通伸冈炮台及玉带山炮台各一座，距口门过远，不能得力。该埠既为威防后路，自不容加以忽视。于是鸿章乃商得鲁抚张曜的同意，于山东海防捐内截留若干经费，增修岿岱炮台一座，以便控制轮船进口之路。又于东南相连之玉带山，增筑炮台一座，以便与之策应。经东海关道盛宣怀及总兵孙彪就德员汉纳根的建言，多次协商始成定议。而于二地老炮台边各修小型铁炮台一座，合用十五生的土炮。(138)
4。青岛：青岛港面临胶州湾，该湾乃由劳山与灵山二嘴合抱而成，水域广达197平方公里，水深港宽，冬不结冰。天造地设，形胜天然，为中国北方黄海沿岸的最佳军港所在地。故于北洋建港之时，极为中外人士所重视，且曾为旅顺与胶澳形势的优劣，建港的孰先孰后问题，引发一场热烈的争论。关于此点，本书已于前章有所论述，此处不拟再为多赘。至于李鸿章对胶澳的认识，在光绪十二年（1886）之初，他尚以为其地之形势甚阔，且僻在山东半岛之南，嫌其太远。及至同年四月，他与醇亲王奕擐巡阅海防，亲临其地视察之后，方才完全改观，而了解其地理价值。如在其向朝廷所上的奏报中即言：
二十九日开赴胶州，次日由黑水洋抵澳，详阅形势。轮船进口系向西行，青岛在北，陈家岛在南，相距六里。既进口，转向北行，坦岛在东，黄岛在西，相距七里。澳内周围百余里，可泊大队兵舰。口门系属湾形，从东至北，环山蔽海，形胜天成。实为旅顺、威海以南一大要隘。(139)
不过，认识其地之重要是一回事，是否要在此修建大的军港，又是另一回事。一则因为胶澳形势虽佳，但位于直隶之南一千三百里，距离毕竟相当地僻远，交通运输均为不便。再则因为旅顺控扼渤海门户，对于北洋海防而言，距京津较近，比青岛及胶州湾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且该处施工已经数年，势难中途停顿，舍旅顺而改建胶澳。再加以海军经费困难万端，欲求两工同时并举，亦为势所不能。观鸿章之屡命管理鱼雷营道员刘含芳及北洋提督丁汝昌与北洋海军总查英员琅威理前往胶澳实地调查，开具说帖，详作比较，并将此事对海军衙门王大臣细作分析，即可知其用心良苦，而并无任何的偏见。(140)鸿章对胶澳的经营既然是心有余而力所不足，是以虽然琅威理曾经为该地的防务作过一番的筹划布置，拟议设置炮台六座，分筑土垒数处，装设大小后膛炮四十尊，大小鱼雷艇十二只，鱼雷一百具，浮雷七十个，灯楼（塔）数座，船坞一座，军械厂、机器厂各一所，陆军六营，可是却不啻是一纸具文。而鸿章在当时所能做的，只有商请东抚酌拨数营分驻南岸的陈家岛、北岸的坦岛，以及西岸的黄岛数处扩充防务。其后又曾与东抚张曜筹议，将山东海防捐截留若干，作为胶州口修建炮台经费，分年兴办。似此情形，自难望有若何可观的成果。吊诡的是青岛的建港工程反而在其后由外国人所完成。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租借给德国后，德人即展开积极的经营，计包括第一、二、三号码头的全部，与第四、第五码头的一部分，以及防波堤等各项设施，皆于清末次第完成，并使青岛也成为中国沿海的一个新的都市。(141)
（四）海军后路建设的检讨
中法战争（1884—1885）之后，清廷鉴于闽台被袭，我国损失惨重；而日本又野心勃勃，不断地在朝鲜滋事，随时可能触发战端；因之决心大整海军，设置海军衙门（1886），成立北洋舰队（1888），派遣大批海军学生赴欧留学，购买大量的船炮器械。同时，对于沿海沿江各地的防务，也不断地设法加强，分布营垒，修筑炮台，设立水雷营、鱼雷营。尤其是北洋，因为津沽系京畿的门户，威旅控渤海的咽喉，更使李鸿章深感责任重大，认为“海防一日不密，其心即为一日不安”。(142)在经营旅顺与威海卫两地的同时，除了正面的防御工事力求周密之外，对于基地的后方，他也至为留意，预防敌人的偷袭。在旅顺方面，他从光绪十三年（1887）起，便于其背后修筑陆路炮台17座，安装各式口径大小不同的炮位78门，派遣总兵张光前、黄仕林率兵驻守；又命四川提督宋庆统领九营一哨与张光前等军互相配合。在威海卫方面，他也于光绪十七年先后命人修筑陆路炮台三座，安装12厘米至15厘米口径大炮九门，而命绥巩军及护军营各军驻守。于此可见其用意的周到。想不到光绪十七年四月，户部停购船械之议居然为清廷所批准，致使水陆的各项工程相继陷于停顿，而守军的装备与训练也随之日益废弛。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于旅顺及威海二处正面攻击的同时，又采取大迂回的战略，派兵攻击海军后方的陆防。一由金山卫登陆（1894年11月6日），以抚旅顺之背，使我海军腹背受敌；一由荣成湾登陆（1895年1月20日），以陆防的台炮，向威海港内的军舰猛轰，以致此二海军基地皆因此沦陷，而北洋海军亦全部被毁。于此可见海军与陆军实在有如鸟之双翼，仅有优良的海军而无优良的陆军与之配合作战，则势必孤立无援，而易为敌人各个击破。(143)关于此点，早在甲午战前，德人西铎即曾上书与中国驻德公使李凤苞论及此事。认为有炮台非有守台之精兵不可，设使中国陆军不能作战，则前此一切经营，悉为敌所据，反而借以为资，实为非常危险之举。(144)
【注释】
(1)参看池仲祐：《海军实记》〈造舰篇下〉，文载包遵彭等编：《中国近代史论丛》（台北，正中书局，1959年，3版），第1辑第6册，页68—101。有关福州船坞、江南造船所、大沽造船所、黄埔船坞等纪略。
(2)参看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7，页19、31；卷19，页20。
(3)参看 Ralph L.Powell，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p.48；“Port Arthur”为1860年法联军之役，英海军统帅Admiral Sevmour所命名。参看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pp.250—252。“亚锁港”一词之翻译，见光绪二年〈江海险要图〉，卷5，图195（大连则名之为“亚当斯港”，Port Adams）。
(4)参见乾隆元年奉天府尹王河修。人钦定盛京通志》，卷16，页15，〈战船〉，及《清史》，卷136，〈兵志〉6，奉天水师。又见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卷1，页4，〈勘旅顺记〉。
(5)分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页15，及《养知书屋文集》，卷7，页17，〈书海国图志后〉。
(6)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页19，华世芳：〈海防形势论〉。
(7)参看王洸著：《中国海港志》（《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二辑），页25。
(8)分见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8，页3、21;卷19，页20;卷20，页19。
(9)见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10，页7，〈条议海防〉。
(10)见《朋僚函稿》，卷页4，〈复沈幼丹制军〉。
(11)见《译署函稿》，卷11，页13，〈议造铁舰并留戈登〉。
(12)参看 The Chinese Times，July16th，1887，p.588，Naval D
(13)见《朋僚函稿》，卷19，页41—42，〈复周福陔中丞〉
(14)同232页注(2)。
(15)见《朋僚函稿》，卷20，页12，〈复黎召民京卿〉。
(16)见李文忠公：《奏稿》，卷42，页17—18，光绪七年十月十一日奏，〈订购快船来华折〉。
(17)见《项城袁氏家集》，收入丁振铎编：《项城袁氏有关资料汇刊》（文海印），第八册；袁保龄著：《阁学公集》，卷8，〈书札录遗〉，〈致蒉斋〉：“岸上炮台因陆令废事，汉纳根叵测，以黄道瑞兰往经理之。”
(18)关于黄瑞兰在旅工之败行及其工程之弊，在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书札录遗〉及家书中所言甚多。见《阁学公集》，〈家书〉，卷6，页8—10，〈与九弟书〉等；工程之弊见〈书札〉，卷1，页7—8、9、18—20、23—24。而《中国时报》亦谓筑拦水坝浪费甚多，耗银三万两。可是却简单的以泥土筑成，可以想像不久必将崩塌（The Chinese Times，Nov6th.1886.p.5）。
(19)见《朋僚函稿》，卷20，页37，光绪八年六月三十日，〈复张振轩制军〉；（奏稿》，卷51，页54，光绪十年九月廿六日，〈黄瑞兰不堪任用片〉。至于袁保龄之出主旅顺工程局，乃系出于津海关道周馥的推荐（参看The ChineseTimes，Nov.6th，1886），而鸿章则拟用徐建寅未果。
(20)见《阁学公集》，〈书札〉，卷1，页36—37，〈致绳盒〉。
(21)见上书，卷2，页28—29，〈致绳盒〉。
(22)分见《阁学公集》，〈书札〉，卷1，页26—27、39。
(23)见《阁学公集》，〈书札〉，卷1，页39。按此处谓建港之决策，乃系因保龄的意见而定，显属夸大而不符事实，由本文第二节即可证明。
(24)见《阁学公集》，〈书札〉，卷2，页12，〈上张香涛中丞〉。按类此意见，书札中尚多，并非只此一处，余皆省略。
(25)见《阁学公集》，〈文稿〉，〈拾遗〉，页29—39，〈建海军衙门议〉。
(26)见《阁学公集》，〈书札〉，卷1，页49—50，〈致津海关周观察〉。
(27)分见《阁学公集》，〈书札〉，卷1，页9—10，〈复津海关周观察〉，页18—19， 〈致津海关观察〉。又卷2，页16—18，〈致周玉山观察〉，亦云：“不才所最怕开口者为添款，每念以饮冰茹药之操持，而大类河工积习之行径，此嫌此疑又谁知之，而谁辨之！”
(28)见《阁学公集》，〈人书札〉，〈录遗〉，页16，〈上李傅相〉：“壬午秋蒙恩委董斯役，夙夜恐惴，于今四年矣。在事各员幸尚得力，二十余万之土工未至陨越。”按旅工一切用款均向北洋海防支应局收领及报销，由此次上李鸿章书可知其言之不虚。
(29)见《阁学公集》，〈书札〉，卷1，页30，〈致吴仲怿同年〉，有云：“不学之身，于土木会计均非夙习，加以停泊铁舰，修建炮台，本须参用西法，与各项工程回别，绝无轨辙可循，不知将来如何陨越。夙夜惴惴，若临渊谷。”按其他类似之论尚多。至于工程做法，李氏《奏稿》，卷46，页10—11一折亦可参考。
(30)见《阁学公集》，〈书札〉，卷1，页35—36，〈致津海关周观察〉，按据袁氏估计，澳工共约二十八万余（土）方，必须六千人同时动工，二百五十天始可初步完工，平均每日五人一方，五千人每日可出一千土方，至于工银每方约钱一千六百文合五钱之谱，工费共约一万四千两。
(31)分见《阁学公集》、〈公牍〉，卷2，页13，光绪九年五月十四日，〈请领挖泥用件及垫用煤价禀〉，卷10，页3，光绪十二年三月廿二日，〈陈报与法监工妥酌旅顺全防禀〉。“按旅顺挖泥船及接泥船等用煤颇多，每月总需百数十吨，除酌用旅顺、开平、烟台等地之煤外，多向欧洲日本购买西煤及“东洋煤”。物廉价好，比旧用各煤均胜数倍，先后共购之煤2000余吨。计西煤1600吨（每吨湘平5两2钱）用银8320两；东洋煤110吨每吨5两6钱（连搬运费），用银1150两。本地煤价每吨4两，共约购买275吨，用银1178两，两项共计用银（湘平）10648两。塞门德先后经驻德公使李凤苞所购计有10199桶，耗银32826两。李文忠公《奏稿&，卷71，页16，-海防报销〉。
(32)旅工前后在德购买4英寸口径10英寸之吸水机五架，用银5007两。关于挖泥与接泥船初用舳板小轮，光绪八年十月始经李凤苞于德国购到大挖泥舶一艘，十年六月到旅，命名为“导海”，计船身长85尺，腰宽20尺，深9尺，挖泥深度可及1.5丈至2丈，装泥量为300吨，除管轮外，船上夫匠55人，每月支薪699两。分见《阁学公集》，〈公牍〉，卷2，页4—5；卷5，页5—6、25—26；卷9，页12—19。
(33)见《阁学公集》，〈书札〉，卷4，页30上，〈致津海关周观察〉。按旅工所用西方技术人员颇多，据李鸿章奏报约廿余人，彼等的薪水普通都较华员为高。如汉纳根（委办旅顺口炮台工程洋员）光绪十一一十二年的薪水，马干及川资银为9977两，平均的月薪约为300—400两；善威（督办旅顺口工程洋员）光绪十一年来华，至十二年的薪俸及安家费为7200两，平均的月薪约为400—460两；舒尔次（派管浚澳潮标洋员）的月薪为200两；士本格（管理船澳机器洋员）的月薪约为150—200两，额德茂（大炮教习）的月薪为150两（以上均以湘平计算）。可是袁保龄的薪俸每月却不过130两左右，而一个华员的工程提调每月则仅有35—50两左右。
(34)〈公牍〉，卷9，页25上，〈拟留洋匠士本格差遣禀〉。
(35)〈公牍〉，卷8，页34—40，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九日，〈旅工重要陈请奏派大员督办禀〉。
(36)〈公牍〉卷1，页10/20；卷2，页42—43，光绪九年十月十日，〈海口进船炮台试炮禀〉。
(37)〈公牍〉，卷1，页12，光绪八年十月十八日，〈统筹旅顺全局工程禀〉。
(38)〈公牍〉，卷1，页22—36，光绪八年十一月廿四日，〈做埽挖浅情形并请各物禀 〉。按氏于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又拟筹设小型制造局一所，惟以其后工程移交与法人未果。见〈公牍〉，卷8，页41一42，〈拟请旅防添设制造局禀〉。
(39)〈公牍〉，卷2，页20，光绪九年八月一日，〈估办军库各工程禀〉；卷3，页6，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估修水师煤库等工程并领款禀〉；卷3，页49—50，光绪十年三月十五日，〈库屋粗成，请发军火存储禀〉。
(40)〈公牍〉，卷4，页20—21，光绪十年五月十八日，〈请发起卸大炮垫发各款禀〉；页25，光绪十年五月十九日，〈遵饬验收起重大架并拟建码头图式禀〉。
(41)见〈公牍〉，卷2，页44；卷6，页16—29。按自台运往天津之铁路（即铁轨）乃为上海吴淞路所拆除，而由丁日昌运往台湾者，后经袁保龄之请，始自台湾转运旅顺，以备工程道路之需。一般人不知吴淞路轨下落，或云沉于台湾之打狗港（高雄港），或云锈蚀毁坏，皆非事实。此外尚向外国购买双轨铁路1759丈5尺，铁车104辆，用银10652两。
(42)关于筑拦潮坝一事，于袁保龄《阁学公集》中保留之资料极丰，可分见〈公牍〉，卷1及卷2多次向李鸿章之报告。〈书札〉，卷1、卷2，与津海关道周馥等函。
(43)见〈公牍〉 ，卷5，页14—15、17—18、24—25、34—35；卷6，27—28。
(44)见〈公牍〉，卷3，页10、13—14、19一34；卷4，页58、9—14；卷5，页30—31、40；卷7，页2—3、10—11、8—27；卷8，页13—14、51—53；卷10，页9—10、45—46。
(45)同上。
(46)见《李文忠公奏稿》，卷64，页37，光绪十一—十二年，〈北洋海防经费报销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