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见《阁学公集》，〈书札〉，〈录遗〉，页16，〈上李傅相〉。
(48)见《李文忠公奏稿》，卷66，页3，光绪十五年八月五日，〈袁保龄请恤片〉。
(49)参考《李文忠公奏稿》，卷46，页10—11，及〈奏稿〉；卷58，页17—27；卷61，页11—43；卷63，页15—25；卷64，页14—40，〈北洋海防经费报销清单〉。
(50)有关黄金山炮台可参看袁保龄《阁学公集》，〈公牍〉，卷2，页42—43；卷5，页9—11、20—21、45—46；卷6，页1—2；卷7，页14—15；卷9，页1—4、30—31。
(51)有关老驴嘴（或唠嘥嘴）炮台可参看袁氏〈公牍〉，卷2，页25—27、43—55。
(52)有关老虎尾炮台可参看袁氏〈公牍〉，卷3，页393；卷4，页18—19、19一20；卷9，页40—42。
(53)有关威远炮台可参看袁氏〈公牍〉，卷5，页22—23；卷6，页32—33。
(54)关于蛮子营炮台可参看袁氏〈公牍〉，卷5，页43—45；卷9，页4—6、42—43。
(55)母猪礁炮台参看〈公牍〉，卷7，页13—14；卷8，页6—8。
(56)馒头山炮台参看〈公牍〉，卷5，页9—14；卷6，页5—17。
(57)田鸡炮台参看〈公牍〉，卷6，页17—18；卷9，页39、44—45。
(58)团山及田家屯炮台均为辅助性的小的土炮台，可参看〈公牍〉，卷4，页44、48。
(59)见《阁学公集》，〈书札〉，卷1，页30—31，光绪八年十二月，〈复津海关周观察〉。
(60)同上。
(61)同上书，页42，〈致丰润〉（张佩纶）。
(62)〈公牍〉，卷4，页28，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一日，〈估计石岸石坝工程，请派员覆核禀〉。按保龄甚至曾经一度有意缓修旅顺船坞，主张利用广东的黄埔石坞修理大铁船；此事自非鸿章所能接受。据袁氏的初步估计，坝澳坞底各项土工约卅万两，船坞约廿万两，三处炮台约廿一卅万两；军库、公所、军械、水雷及挖泥大船，吸水机器之属约廿万两。此外再加上经营大连湾，南关岭各要隘以与旅顺相表里者又须数万两，至少当须百数十万两之数，故有此说。见〈公牍〉，卷1，页47，光绪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旅工计划集事禀〉。
(63)见〈公牍〉，卷6，页43，光绪十一年，〈哲宁拟建白玉山船厂等工议从缓办说帖〉。〈书札〉，卷3，页54—55，〈致津海关周观察〉。
(64)见《阁学公集》，〈书札〉，卷2，页6，〈致章晴笙太史〉。
(65)见 〈公牍〉，卷10，页39，光绪十二年七月八日，〈陈报勘核旅工各情形禀〉。
(66)见 〈公牍〉，卷8，页29，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七日，〈拟具订购机器合同请饬核议禀〉。
(67)见 〈公牍〉，卷7，页28—30，〈核议洋员估计澳坞各工清折〉，卷10，页40—43，〈核计善威造砖折据实陈明禀〉，页43，〈附报开平成砖情形禀〉；〈书札〉，卷4，页27，〈致津海关周观察〉。
(68)见 〈公牍〉，卷10，页8，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奉饬核计坞工蒇事需款确数禀〉。
(69)分见 〈公牍〉，卷7，页30，〈核议洋员估计澳坞各工清单〉；〈公牍〉，卷10，页8—9，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奉饬核计坞工蒇事需款确数禀〉。
(70)见〈书札〉，〈录遗〉，页16—17，〈上李傅相〉。
(71)见 〈书札〉卷4，页10—11，〈致鱼雷营刘芗林〉。
(72)分见 〈公牍〉，卷7，页28—31，〈核计洋员估计澳坞各工清折〉（光绪十一年四月）；〈公牍〉，卷8，页28—36，〈拟具订购机器合同请饬核议禀〉（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七日）；页37—38，〈照抄德税司函及宓克节略〉（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页38—39，〈照抄善威移送怡和洋行宓克禀〉（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页39，〈照抄德税司复函〉（光绪十一年十月廿九日）；〈公牍〉，卷9，页19—22，〈核议善威澳坞估折禀〉（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页47—51，〈定购洋商机器改订合同详〉（光绪十二年二月十一日，附合同）；〈公牍〉，卷10，页2—7，〈陈报与法监工妥酌旅防全局情形禀〉（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页8—9，〈奉饬核计坞工蒇事需款确数禀〉（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页10—11，〈转陈洋员筹计澳坞各工情形禀〉（光绪十二年三月卅日）；页14—34，〈陈报与洋商订购各器名目禀〉（光绪十二年六月六日）；页37—40，〈陈报履勘旅工各情形禀〉（光绪十二年七月八日）；页40—43，〈核计善威造砖估折据实陈明禀〉（光绪十二年七月八日）；页44—45，〈遵饬核议英商勘估机器禀〉（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二日。按此次英商乃为上海之耶松厂洋员其代表为霨霞，其他尚可参看《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Jan.13，1886，pp.34—34。China's Northern Naval Port。
(73)见〈书札〉，卷4，页46—47，〈复张中丞〉；页48—49，〈致高勉之〉。按保龄深感自己工程知识不足，早即有意将坞工交与洋人包办，适以德璀琳之中伤，故特乘机将之摆脱。《北华捷报》记者谓其无能，企图推卸责任，以免获咎。虽然言之太过，然亦近于事实（North China Herald，Oct.1886，p.423）。
(74)见〈书札〉，卷4，页48—49，〈致高勉之〉。
(75)见 〈李文忠公奏稿〉，卷16，页3，〈袁保龄请恤片〉。
(76)见《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周馥自订年谱〉，卷上，页23，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商德威尼包办旅顺船合同签押〉。“是日，袁于久观察病痪，遂自督工。十月往旅顺撤退袁手所用洋人善威等。”The Chinese Times，13th Nov.1886，p.18，Local and General from Sheh-pao.
(77)参看 Unbound Correspondence in Letter Box，July，29，1886.Tientsin，to J.Keswick；vid. Edward LeFevour，West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A Selective Survey of Jordine，Matheson & Company’s Operations，1842—1895。Haru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1968，p.86。
(78)见〈公牍〉，卷9，页19，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核拟善威澳坞估折禀〉。
(79)参看 The Chinese Times，Nov.6th.1886，pp.4—5.Letter to the editor，a calm and well disposed individual，”Nothing Remarkable in the So Called Remarkable Affair”。
(80)见《李文忠公奏稿》，卷63，页71—72，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旅顺兴办船坞片〉。按当法国监工德威尼返国时，李鸿章曾令其进谒中国公使刘瑞芬及驻法参赞陈季同，商酌由法国政府派一新监工来华，惟未成功。见《李文忠公尺牍》，卷19，页67—69，〈复钦差大臣刘芝田〉。德人怨望事见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18，页55—57，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八日〈论京津铁路及进退德法人员〉。
(81)参看 The Chinese Times.Mar.12th1887.p.287.Notes。
(82)参看The Chinese Timmes，April30th.1887.p.49。据云当时共有大抽水机二架每时可抽水30tons，小抽水机一架，每时可抽水12tons；May5th.1888.p.287.Notes；Sept.22/88.p.6080.Notes；Nov.3.1888.p.708。
(83)见《李文忠公电稿》，卷11，页13，光绪十五年三月十七日，〈致潘道骏德〉转禀醇亲王电报；另天津英文《中国时报》亦于此事有所报道，惟亦谓西北石坝倒塌之段，后来卒为一有才干有经验之法国首席工程师（the chief engineer）吉礼丰（Monsieur Grffon）修复。
(84)旅工因工人甚多，设备太差，曾于光绪十三年夏发生“虎列拉”（cholera），后为法国医生Dr.Duchon-Doris所扑灭。Dr.Duchon-Doris为前巴黎医院之实习医生（interne），1884年曾以无我的精神及丰富的知识参加吐伦（Toulon）城的扑灭虎疫工作而获得该城的奖章。参看 The Chinese Times，Oct.29th1887，p.857。
(85)参看 The Chinese Times，July7，1888，p.431；Aug.25，1888.p.553。
(86)参看 North China Herald，December first，1886，p.595；Jan.18，p.62，Sept.21，p.365，1889. The Chinese Times，Dec.11，1886.pp.87—88，Mar.19，1887.p.307，June11，1887，p.507；Mar.24，1888，p.190，153，Notes；July1，1888，p.431，Notes；Feb.16，1889.p.99；May18，1889，pp.305—306。
(87)见《李文忠公电稿》，卷11，页13，又法国记者亦谓法国上海银行几乎为了旅工而濒于破产（参看 The Chinese Times，Sept.20，1890，p.599，The Dockyard at Port Arthur）。
(88)(i)见《李文忠公奏稿》，卷69，页21—24，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五日，〈验收旅顺要工折〉；及《李文忠公尺牍》，卷1，页88，〈复宁绍台道薛叔耘〉。
(89)参看 The Chinese Times，Sept.20，1890，p.599，The Dockyard At Port Arthur。
(90)见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4，页18B。
(91)见同书卷6，页5A。
(92)见英国海军部档案 ADM1/7108.23th Nov.，1891，China Station；General Letter，Port Arthur。
(93)参看 Edward LeFevour，West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p.185，Nore40；Private Letter Book.Aug.15，1886，Keswick to Michie。
(94)《北华捷报》记者曾经指出，周馥、袁保龄、刘含芳等人根本即缺乏工程方面的常识，他们虽然负责修建船坞，可是他们自己却从来不知船坞为何物，因为他们一生都未见过大的船坞。他们手下只有三位河工专家，指导着数千的苦力去挖掘，可是四十万两银子花光了，而坞澳却依然是一塌糊涂……这些话当然相当的刻薄，但平心而论，中国当事者之不懂工程容易吃亏，则亦是实情（参看Noith China Herald，Oct.20.1886，p.423）。
(95)当旅顺建港期间前往参观者颇多，计有法人署领事法兰亭、英国水师提督哈米敦（Admiral Hamilton），茄士渡兵船船主某某、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二人）、日本人东靖民木村九郎（名为商人实则间谍）、德国水师提督诺尔（Admiral Knorr）等人。
(96)《阁学公集》，〈公牍〉，卷10，页2，〈陈报与法监工妥酌旅防全局禀〉。
(97)参看 The Chinese Times，Sept.20，1890，The Dockyard At Port Arthur。
(98)参看 North China Herald，Oct.20，1886，p.423，Port Arthur。
(99)参看North China Herald，0ct.20，1886，p.423，Port Arthur，又天津英文《中国时报》记者亦有类似之见。参看 The Chinese Times，July6th，1887，p.588，Naval Docks。
(100)同上注。
(101)见《阁学公集》，〈议〉，页29、39，〈建海防衙门议〉，页33，〈建军府〉。
(102)见《阁学公集》，〈书札〉，卷4，页46，〈复张中丞〉。
(103)见佚名辑：《北洋海军章程》，册6，页287—291，后路。
(104)见许同莘辑：《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奏稿一，页13—14。
(105)按里希霍芬曾于1860年随同普鲁士探险队至远东调查，在日本、中国、泰国、爪哇、菲律宾及台湾等地达十二年之久。返国后，旋即受聘于波昂、莱比锡与柏林各大学。著述甚丰，其中关于中国港湾的调查研究颇有相当的价值。德国自19世纪下半叶以后，工商业日益发展，人口亦不断地增加，因此极思对外扩张，向非洲及南洋等寻觅殖民地。远东以中国为最大市场，自然特加注意，故很早即拟在中国沿海取一海港，作为其对华贸易及侵略的根据地，其目标殆即为胶州湾及青岛。由此可知其1898年强迫租借胶州湾，实为数十年前之处心积虑，决非偶然之举。参考Encyclopedia Americana，International Edition，1968，Vol.23；《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1期，页84—112，李国祁：〈三国干涉还辽后中德租借港湾的洽商与德璀琳上德政府建议书〉。
(106)见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军机处月折档》，光绪十二年，六月份，上册。
(107)见《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1，页22—23，〈筹议胶澳〉，其文并附有刘含芳：〈查勘胶州湾条陈〉及琅威理：〈布置胶澳说帖〉。由此可见鸿章之郑重其事，并不固执主观成见。
(108)见 〈海军函稿〉，卷1，页28—29，〈议覆朱一新条陈〉，及同书页15—16，〈论旅顺布置〉。
(109)见《大陆杂志》，卷9，8期，马幼垣：〈甲午战役前旅顺、威海卫、大连等地之经营〉。
(110)见 〈海军函稿〉，卷1，页16—17，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论旅顺布置〉。
(111)见《阁学公集》，〈书札〉，卷4，页38，〈复钱军机〉。
(112)李鸿章：《奏稿》，卷58，页44，〈船坞酌定工价片 〉；池仲祐：《海军实记》，〈造舰篇〉 下。
(113)李鸿章：《奏稿》，卷18，同治十年四月廿二日，〈查阅大沽炮台片〉。
(114)同上书，卷17，页49—52，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一日，〈筹议天津设防事宜折〉；卷18，页66—67，同治十年十月十一日，〈大沽海口酌定营制章程折〉；卷26，页42—43，光绪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按新城工程历时二年又十月，计自同治十一—十二年开工，至光绪元年始为完成〉；卷17，页31—36，同治九年十一月六日，〈酌议津海关章程折〉。
(115)同上书，卷36，页16—17，光绪六年三月初一日，〈遵旨密筹防务折〉。
(116)英国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所藏之海军部档案，ADM1/6576No.2694，Enclosure No.1，Letter No.482，29th November，1881：Defence of Tientsin，H.M.S.Comus，at Yokohama，1st Oct.1881.Sub-Enclosure No.1，Remarks about South Fort，Peiho River，H.M.S.Comus at Sea，22nd June，1881。
(117)《奏稿》，卷50，页15—17，光绪十年闰五月十三日，〈力筹战借折〉。
(118)英国海军部档案，ADM1/6966No.1793，Appendix B.Enclosure in China Letter，No.147of9th May，1888.Taku Forts，W.M.Matesrin，H.M.S.Merlin，Hong Kong，7th April，1888。
(119)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中研院近史所专刊，1963年，页85—92，〈天津机器局〉。
(120)李鸿章：《奏稿》，卷42，页3—4，光绪七年八月二日，〈机器局请奖折〉；卷75，页38—39，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廿五日，〈机器局报销折〉。按该局经费为东津两关四成洋税及海军衙门所拨，沪关洋药厘金八万两，实则后项之款有名无实，全靠前者支持，少时二十余万，多时五六十万，平均约三四十万两（见王尔敏：《天津机器局历年岁入岁出表》，页92，同治五年至光绪十七年）。
(121)李鸿章：《奏稿》，卷42，页3—4，光绪七年八月二日人机器局请奖折〉。
(122)英国海军部档案，ADM1/6966，No.1793，Appendix B.Eiclosure in China Letter，No.147of9th May，1888，Lieutenant and Commander W.M.Maturin，Taku Forts。
(123)根据天津英文《中国时报》的报道，开平铁路筑到天津，在运输方面自然较前较为经济。但如与日本自长崎运来之高岛（Takashima）小块煤，每吨墨银四元相较，在价格方面，开平仍难与之竞争。不过在蒸发力方面，即使是日本的最好之煤，亦不如开平之煤为优（1887，Oct.22，p.83）。
(124)王玺：《中英开平矿权交涉》，中研院近史所专刊，1962年，台北，页25—28。惟关于开平路请购之车头，该书根据 Rercy Horace Kent，Railway Enterprise in China（ London1907，p.25），谓系购自英国（见王玺，页37，注26）。但天津英文《中国时报》却言购自美国。参看The Chinese Jies，pp.74—79，Sep.17/87。该报并云“该车头重约六吨”。
(125)王洸：《中国海港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刊，台北，1954年六月，再版，页14—17，〈大连港〉；李鸿章：《朋僚函稿》，卷1，页41—42。
(126)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72，页2—3，光绪十七年五月五日，〈巡阅海军竣事折〉。
(127)王洸：《中国海港志》，页67—68，〈威海卫港〉。
(128)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卷12，页12，〈筹办海防折〉。
(129)李鸿章：《海军函稿》，卷1，页15—16，光绪十二年一月十八日，〈论旅顺事宜〉。
(130)《奏稿》，卷58，页31、34；卷60，页9—10。
(131)《奏稿》，卷60，页9—10，〈威海办防裁营济用折〉；戚其章：《北洋舰队》（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60—61。
(132)《奏稿》，卷72，页2—3；卷73，页4；卷75，页40。
(133)关于英、德二国在华专家对于炮台的争论可参阅天津英文《中国时报》（The Chinese Times），p.84，Feb.9.1889Notes；p.116，Feb.23/89，Notes；p.121，Feb.23/89。
(134)根据英国海军部档案，ADM1/710S，1890（光绪十六年）英海军官员对威海卫海防之报告，该处炮台工程大半尚未完成。
(135)参看拙著：〈李鸿章对于中国海军近代化的贡献〉，载于1988年6月出版之《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6期，页91—105。按刘公岛北洋海军提督行营现已改设为“甲午战争博物馆”。
(136)《奏稿》，卷63，页25；卷69，页432—433。
(137)《奏稿》，卷40，页30—31；卷42，页16；卷46，页45—46。
(138)王洸：《中国海港志》，页63，〈烟台港〉；《奏稿》，卷72，页5—6；《电稿》，页84—89。
(139)《奏稿》，卷72，页3。
(140)《海军函稿》，卷1，页22—30，〈筹议胶澳〉。
(141)《奏稿》，卷72，页5，〈烟台胶州添筑炮台片〉。
(142)《奏稿》，卷72，页5，〈烟台胶州添筑炮台片〉。
(143)参看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2册（清季），页891、899。按此一迂回的大包抄战略至抗战时似仍为日军所常用之惯伎，如台儿庄会战时之进攻徐州，淞沪战役时之登陆杭州湾，皆为例证。
(144)于绣庄：《皇朝蓄艾文编》（光绪廿九年，上海刊），卷43，军政6，〈德人西铎上李星使论中国宜改用西法治兵书〉。内谓，闻中国近不借帑项极意经营海防，且购极为灵便炮位安置各口，以备意外，此举既成，可省无数之费。“然使一旦为敌所得，则亦枉费心力耳。故于此宜加注意，无令敌人反得借以为资也”（页1下）。不幸的是当时防守旅顺、大连及威海卫之淮练各军及毅军，装备训练与组织皆差，而与日本之陆军无法为敌，竟为西铎所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