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洋海军章程的制定及其特色
一支现代化的海军，不但要具备新式的战船与枪炮，尤需要有严格的训练与组织，方能成为一支海上的劲旅。但如何组织海军舰队，在中国则无前例可循，(15)而成为一大难题。李鸿章早就注意及此，远于光绪元年（1875）受任北洋大臣时，即曾移书向南洋大臣求教，询以“究竟一军应设兵轮若干艘？何人堪为统领？”(16)可是却未获得沈葆桢肯定的答覆。光绪六年三月，他又曾于会见翰林院侍讲张佩纶时，嘱其代为筹议海军。张氏虽喜谈兵，然于近代海军则毫无所知，鸿章不啻问道于盲，且亦不会有何结果。(17)次年，其幕僚薛福成虽曾代拟一份〈北洋海防水师章程〉，以为创设北洋水师一支应该包括铁甲战船二艘，碰快船三艘，新式木壳大兵船四只，二等兵船四只，师丹式蚊船八只，根驳小轮八只，水雷船十只，共计大小三十九只。以大本营设于津沽，酌布辽海旅顺、大连、烟台及威海卫等要口，不时巡哨操练。(18)薛氏对于海军并不了解，所拟章程只不过是纸上谈兵，殊乏价值，故鸿章似亦未加重视。
光绪十一年（1885）海军衙门成立，决定先办北洋一支。次年，醇亲王以海军大臣亲赴北洋巡阅，深感北洋虽然船械粗具，章法尚多未备，如不详定章程，断难垂诸永久。(19)然以各种条件尚未成熟，因循贻误，并未积极进行。及至光绪十三四年，于英、德所购之船陆续回华，海军的编组问题刻不容缓。醇亲王始于光绪十四年三月致电鸿章，嘱将北洋定额兵制、驻扎会哨各章程拟底寄京，公酌会奏。至是鸿章方命其幕僚综理水陆营务处、直隶按察使周馥督饬文武将领，悉心筹议。而鸿章虽卧病经旬，仍与讨论不辍。端午节病愈之后，再度“详加考核”，方成定稿。(20)依据周馥的记载，可知此一章程乃是他与北洋海军统领丁汝昌、记名总兵林泰曾，以及总理水师营务处道员罗丰禄等人拟议而成。同时并曾周咨博访，参酌北洋海军总查英人琅威理的意见，自四月至六月，历时三月方才完成。(21)初稿完成后，当即于六月间由周馥携带入京，进呈醇亲王审阅。十二日召见一次，旋奉海军衙门奏留襄办北洋海军章程。醇亲王除屡次接见周馥商定妥协之外，与鸿章亦不断往返函商。直至八月方成定议，上奏慈禧。慈禧太后览毕，甚感满意，特为传旨嘉奖。许其“钜细毕赅，有条不紊，洵为经国要图”。(22)
该一章程不但沿袭清代旧有的绿营水师及长江水师的旧有营制及官制，且曾参考英法德各国的海军组织。尤以取撷于英国皇家海军军制者为多，较之以前的南北洋海军组织大为严密。(23)醇亲王于奏报朝廷时云：
李鸿章博采外洋规制，参以中国军律，从此大纲既立，一切条目，随时损益，自易为力。
李鸿章于致醇亲王函内对于此一章程之精神亦言：
查各国水阵，惟英最精最强，而法德诸国后起学步，其规模亦略相仿。吾华船政学堂，本袭英国成法，故北洋现在办法及此次所拟章程，大半采用英章。其力量未到之处，或参仿德国初式，或仍遵中国旧例。盖人材猝难多得，经费未能顺手，量时处势，而有不得不然者也。(24)
英国的皇家海军名震全球，组织严密，训练精良，又具有先进的装备，故能执世界海军的牛耳。我国于建军之初，即以英国为楷模，洵属正确。该章程共分十二章：一为船制，二为官制，三为升擢，四为考核，五为俸饷，六为恤赏，七为仪制，八为钤制，九为军规，十为简阅，十一为战备，十二为水师后路各局，几可谓应有尽有，相当地完备。此一章程的最大特点乃为海军后路之重视，诸如沿海港口/船厂、学堂、病院、军械所、鱼雷营/水雷营、支应局等，皆纳入其系统之内，足示后路乃海军的根本。次为海军人员升迁与恤赏之重视，借以激励海军的忠诚与斗志。再次为明定各种训练方式及与世界各国海军往来之相见礼。其他军医及军乐之设置，亦为中国以往水陆各军之所无。
二 北洋海军总查的设立及其利弊
（一）海军总查设置的原因
海军总查一职并未规定于《北洋海军章程》之内，其所以不用明文规定者，乃因此一职务仅是一项临时措施，方便行事，并非一国家的定制。故在北洋海军之内，亦可说是一个特殊的事例。论其来历，实有其时代的背景；一是知识问题：近代的海军已成为一种专门之学，非仅涉及驾驶作战、行军布阵等的特殊技术，而且还须备有天文、地理、气象、海洋等的科学知识。若非受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具有丰富的海上经验，殊难胜任此项指挥与教育的任务。北洋于创设海军之初，实在不易获致此种训练海军的人材。故鸿章早有“各船购集固难，统领将才尤难”之叹。(25)二是船政学生年轻，虽于学堂毕业之后赴英深造，但毕竟知识有限，经验不足，无法担当指挥与训练的重任。三是中国为保持海军的自主之权，规定提督一职必须由华人出任。但丁汝昌虽为提督却未曾习过海军，因此必须海军专材的协助。中国本身既无适当的可用之材，自惟有向外国寻求。此一见解早已为丁日昌所提出，鸿章虽然尚以“平日倚洋员教练，临事必守局外之规辞退此差，是有船与无驾驶等”为虑。然以当时前后学堂难得其选，而组织与训练又为当务之急；且总署亦有“必延洋将练兵”之议。是以，除此之外，亦别无他途可循。(26)实际上自光绪五年（1879）五月间，鸿章已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请其于海关洋人中择其曾充英国水师之职者加以延聘。几经交涉，始得借调英员葛雷森（Capt. Glayson） 为总教习，哥嘉（Capt. Coker）及章斯敦（Capt. Johnstone） 为教习，至北洋海军服务。然因三人皆系商船出身，仍难得力。鸿章不得已，只得又缄驻英公使曾纪泽，请其代觅能手。不意就在此时，竟然引起一场国际间的竞争，并造成中美之间的人事不快。原因是光绪五年四月间（1879年5月）美国卸任总统葛兰特（U.S. Grant）曾经来华访问。其友人海军少将薛斐尔（Commander Schufeldt）亦以随员身份与之偕行。是时，适以日本宣布合并琉球，引起中日争执，鸿章拟挽葛兰特从中调停，对于薛斐尔亦蓄意交欢，并请其协助订立〈美韩条约〉。其间鸿章亦可能与之谈及中国拟向美国聘用海军人员训练北洋海军之事，而薛斐尔对此一职兴趣颇高，且自以为舍我其谁，故特留在北京，伫候好音。不虞结果中国反而转向英国借聘琅威理（M.Lang），因之乃使薛斐尔大为愤慨，牢骚满腹。投书于《旧金山日报》，对于鸿章大肆抨击，责其食言背信。嗣以鸿章未予置理，亦不了了之。(27)除此之外，法国人亦对此事甚为注意，拟借两位海军将官（commandant）为中国海陆战队的总教习（directers general）；而德国则拟派海军军官将中国在德新购的镇远及定远二大铁甲战舰驾驶返国。当然英国人也不愿意将此良机放弃，并且获得最后的胜利。(28)
（二）琅威理之受聘来华及对中国海军之贡献
关于聘请琅威理来华的问题，经过颇为曲折，并非如此的顺利，前后历时数年，方得如愿以偿，可谓得来殊为不易。自光绪五年（1879）鸿章即不断地利用各种管道设法进行，(29)一面函知总署经由外交途径与英交涉；一面致函驻英公使曾纪泽径与英海军部洽商。此外还曾一再地向英国驻天津领事福士特（Forsert）及英籍总税司赫德表示其诚意。光绪八年五月，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返国述职，行经天津，鸿章虽在丁忧期中，尚遣海军将领刘步蟾及英文秘书罗丰禄向之请托，希望英国政府破例应允。可是一则因为琅威理是现役军人，升迁问题不能解决。再则英海部不愿其现职军官为外人作战，迟迟不肯答覆，是以一再稽延。其后经过赫德、威妥玛、金登干（James Campbell，赫德之驻英代表）等人的推动，英国驻远东舰队提督威尔斯（Admiml Wells）的报告，英国海军部长凯古柏（Sir Astley Cooper Key）方才为了英国的利益，而向其事让步，允许琅威理的升迁不受影响，并同意琅威理可以受聘于中国。琅威理于八年九月（1882年11月）到津，九月廿日（11月5日）正式签约，出任北洋海军总查（The Chief Inspector of the Northern Naval Squadron），负责全军的组织操练、教育等工作。且可以署副提督的名义，发布命令而向北洋大臣提出报告。如对海军有何意见，亦可向北洋大臣提供建议，以备参考。至其薪金则为每月库平银六百两，较之鸿章以前所拟议之每月三四百两高出一倍或二分之一。不料，次年以中法之间即将发生战争，英国采取中立政策，琅氏乃于光绪十年三月（1884年4月）辞职返国。以致使李鸿章措手不及，而改派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S. Siebelin）临时取代其职务。(30)
中法战争之后，清廷因受战败的刺激，决心将海防严加整顿。一面将台湾建省，一面筹设海军衙门。而北洋海军舰队的成立亦在积极进行，借期不论在装备、组织与训练各方面均可成为一支远东的劲旅。外国在华人士鉴于中国缺乏海军方面的专门人材，于是又展开明争暗斗，企图加以染指，希望将中国的海军组织及指挥权操于其国人之手。美国公使田贝（C. Denby）特为致电其政府，告以中国可能聘请美国海军军官前来服务；前总统葛兰特（General Grant）则拟介绍阿浦顿将军（General Upton），谓其能力优异，堪以出任教职。德国方面态度也很积极；中法战争时，其水师总兵式百龄（S. Siebelin）即被延入北洋海军服务，有意取代琅威理所留下来的职位。继又称德国拟派卢恩将军（von Roon）及毛奇将军（Moltke）的学生来华充作顾问。而英国公使也有意介聘韩黎（General Hamley）或哲斯奈上校（Colonel Chesnay）前来中国，各国竞争的激烈可以想见。不过由于英国驻华代办欧格讷（Mr. O'Conor）及天津领事布利南（Mr。Brenan）对李鸿章的游说，以及英籍总税务司赫德在北京对醇亲王等人的活动，结果仍以重聘琅威理占了上风。(31)
此次琅氏受聘与上次颇为不同，其一，职称方面，除总查之外尚赋以提督之衔。其次，职权方面，除负责全军的教育训练，并有建议及奖惩之权。其三，薪金方面，则由中法战前的每月库平银六百两，增加为七百两。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责任也相对的加重，他必须承诺在五年之内依照欧洲最新的方式，将中国的海军训练提升到一定的国际水准。同时，还必须允许在战时帮同中国作战，除非其对方为英国。(32)琅威理出身英国皇家海军，经验丰富，热情负责，任职之后，治军极严，举凡官兵的教育、航海的技术、枪炮的施放、机械的操作、炮台的修建、战阵的布置，无不出于其手。因此不久即为海军官兵所敬惮，而使军容为之一肃。再次为国际礼仪的采用，海军原为国际性的兵种，彼此交往均有一定的礼节，我国海军于建军之初对此未加注意。自从琅氏任事之后，始与外国海军讲求往来迎送庆节交接之礼，而使我国的海军纳入国际行列的正轨。再次为英国海军人员的大量聘用；琅氏雄心勃勃，颇拟将中国的海军训练达到世界的水准。为使计划顺利进行，于是乃设法延聘大批英国海军专门人材，参与北洋海军的工作。初聘霍克尔（Henry William Walker）、希耳顺（George Henry Hearson），至北洋水师学堂充当管轮正副教习；继聘古柏尔（S。H。 Cooper）、雷登（Thomas Layton）、费纳宁（Thomas Finenon）、赖世（William Rash）、锡伦司（Benjamin Silence）、希勤司（Charles Higgins）等六员为操炮教习。同年，北洋创设水雷学堂，琅氏又聘罗觉斯（Mr. K.W.Scott Rogers）、纪奢（Charles Cheshire）、贝孙（Christopher Beasant）、海麦尔（Joseph Hamer）等四人为教习，因之乃使北洋海军中的技术人员大为充实。其他则为海上活动的加强，海上活动原为海军的例行工作，亦为重要的海军训练。自琅氏至军后，北洋海军的海上活动大为增加，范围亦较为扩大。北至海参崴，东至朝鲜、琉球、日本；南达香港、新加坡以及南洋群岛各地。不仅使中国的海权大为增强，也使我国的海军成为西北太平洋上最为活跃的一支舰队。同时，在战略上来说，也使我国由海岸防御，一变而为近海防线。依据1891年的《英国武备报》载，当时中国的海军名列世界海军的第八位，位居亚洲之首。而日本的海军则名列第十六，远落于中国之后。清季中国的海军发展至此已达巅峰时期。(33)不意，光绪十六年（1890）竟以“升旗事件”而使琅氏愤而辞职，而北洋海军的训练亦随之日渐废弛，无形中为四年后的甲午战败埋下了一颗潜在的因子。
（三）“升旗事件”与琅威理辞职的影响
所谓“升旗事件”（The Incident of the Flag），又称为“香港事件”（Hong Kong Incident），地点发生于香港，时在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十六日（3月6日）。其时北洋海军援例开赴南洋度冬，船泊香港。提督丁汝昌率领“镇远”等四舰巡逻海南岛，以琅威理留港照顾并修理其他各舰。不虞当丁氏离队后，其提督旗遂即为总兵刘步蟾及林泰曾等命人取下而改升总兵旗。琅威理因中国曾赏予提督衔，且时人亦谓“军中有两提督”，故常以提督自居。认为提督旗乃彼与丁提督所共用，该军官等未经其允许即将提督旗降下，殊为无礼，因之争执乃起。刘步蟾等以为琅氏仅具“提督衔”，乃为虚衔，并非实缺，故依法琅并不能称为真正的提督。但是琅威理却不懂得中国官制中的“实缺”与“虚衔”的区别，而以为是他们的排外。双方的争论既然毫无结果，琅威理只好致电北洋大臣李鸿章请示。原以为李鸿章会对他支持，想不到李鸿章并没有直接对他答覆，反而于次日（二月十七日）覆电刘步蟾与林泰曾等，告以提督不在时，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提督有别”。(34)鸿章的此一答覆，使琅氏深觉羞辱，乃于六月间南巡北返时到天津面谒鸿章，表示他如无实权，工作即将无法继续，惟有辞职。可是鸿章却仍坚持前说，且认为琅氏并无辞职之理由。事情发展至此，已无转圜余地，琅氏乃立刻提出辞呈，而鸿章亦遂加以接受。(35)
“升旗事件”的发生，无疑地使中国付出相当的代价。以英国而论，其海军部因之极为愤怒，认为受到很大的侮辱。于是乃采取两项措施予以报复：一是撤退所有在北洋海军中服务的英国技术人员，以示抗议。二是拒绝中国派遣第四批海军学生赴英留学，以示杯葛。虽然中英邦交未至断绝，但对海军的训练工作却产生重大的影响。以中国而论，北洋海军在琅威理数年的悉心教导之下，纪律严明，军容整齐，诸多表现俨然可观，颇受西方海军人士所称赞。设能再过一段时间，必会更为精强，而具有更大的战斗力。可是由于军中的少壮派干部不服其调度，竟蓄意地将琅威理驱逐，以致使形势大为改观。琅威理亦知此批人的图谋，而称他们为“福建帮”（Fuchienese clan）。(36)琅氏离职后，罗丰禄曾向李鸿章推荐其以前的船政学堂教习德理塞（Capt.Tmcey）；而严复则拟请其前格林尼茨皇家学院教习蓝保德（Capt.Lambert），以继琅威理之职。可见他们并无信心或能力指挥一支大舰队，还是需要外国人的协助。不过因为琅威理治军过严，而企图以其他之人替代而已。以当时中英关系之不快，英国政府自无可能批准。故只有使总查一职虚悬，而后继无人，殊为北洋海军的不幸。(37)平实而论，此次的琅威理辞职风波，固然由于关系海军将领的策划，但亦由于李鸿章对于罗丰禄等闽人的包围所致。一时的偏听，造成如此重大影响，恐非其初料之所及。(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