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船制与营制
北洋海军的发展较南洋为晚。当同治九年（1870）福建及江苏二支舰队成立时，北洋尚无任何新式船只，两年之后，才分别从福州船厂及江南制造局调拨到“镇海”与“操江”两只兵轮，作为巡洋缉私之用。再两年（1874），日军犯台，大议海防。次年，方才着手创建海军，向外订购炮艇，但态度仍不积极，以致进行非常缓慢。直至光绪五年（1879）日本侵并琉球，而沈葆桢又告病逝，这时海军发展的重心始由南洋转移到北洋。在李鸿章的惨淡经营下，排除万难，选将练兵，购船置炮，花费十余年的精力，终于光绪十三年拥有国产及外购的大小各式舰艇三十六艘。以北洋一隅之力，而有如此成就，殊为不易。在此三十多艘舰艇之内，属于战船者五艘，守船者四艘，练船二艘，运船一艘，小轮船四艘，大鱼雷艇十一艘，小鱼雷艇五艘。次年二月，由英德二国所购之“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快船来华，合计共达四十艘。不过其中不适于海战者颇多，故当是年（光绪十四年）八月北洋舰队组成之时，所包括的船只仅有大小二十五艘。计有“镇远”、“定远”铁甲战船（ironclad war ship） 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巡洋舰（cuiser）七艘；“镇中”、“镇边”、“镇东”、“镇西”、“镇南”、“镇北“蚊炮船（或名根驳，gunboat）六艘；鱼雷艇（torpeds）六艘；“威远”、“康济“、“敏捷“练船（training ships）三艘；“利运“运船（transport）一艘。按照当时欧洲各国海军的标准，鸿章原知“战船犹嫌甚少，运船太单，测量探信各船皆未备，似尚未足云成军”。而拟继续添购大快船一艘，浅水快船四艘，鱼雷快船二艘，鱼雷艇六艘，练船一艘，运船一艘，军火船一艘，测量船一艘，通信船一艘，使该舰队共拥有战船十六艘，雷艇十二艘，守船六艘，练运等船八艘，合计四十二艘，41400吨。(39)不虞，因受光绪十七年（1891）户部停购船械两年的影响，自北洋舰队成立之后，除了闽厂所制的“平远”（光绪十七年）之外，竟未再增添任何新船。以致原比日本海军装备为优的中国海军，逐渐落于日本之后。甲午战争的挫败，此为一重要因素。(40)
表7-1 北洋海军舰艇概况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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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北洋海军章程》〈船制〉；日本海军军令部《清国海军编制》〈船舰〉。
基于上表所示，可知北洋海军的船只主要的多系购自外国；计购自英国者有十二艘，购自德国者有十艘，国产者仅有“平远”战舰一艘，勉为凑数。其他虽有闽、沪两厂出产的小炮船数艘，但其任务不过限于巡逻、放哨、送粮、运械或通信等辅助工作，实不如上述各船的重要。由于各船的装备不一，性能各异，兼以其下水的年代不同，新旧杂陈，在先天上即已存在许多缺点。不过若从另一方面着眼，则知北洋海军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发展成为一支规模粗具，装备新颖而又具有战斗力的现代化舰队。举凡担当海战主力的铁甲战船；保护主力战舰的巡洋快船；辅助战守之用的鱼雷快艇，以及用以守口的蚊炮船，乃至其他有关的练船、运船、信船等都已应有尽有。虽然比较西方先进国家的海军，尚为相形见绌，但较诸以往海军的杂乱无章，实可谓为一大进步。在组织方面也较过去远为严密，其编制主要以船为单位，规定一船为一营，三船（或营）为一路。全军共分中军及左右翼为三路，合计九船（九营），是为战斗的主力。其他蚊炮船则专为守口之用，编为后军。鱼雷练船、鱼雷艇及练船、运船、信船等则编为左右前后各翼，不与中军及左右翼相混。各军互相配合，形成一个整齐划一的战斗体系。兹将其船制与营制表列于后。
表7-2 北洋海军船制营制表
资料来源：佚名辑：《北洋海军章程》（文海出版社刊），〈船制〉、〈营制〉。
二 官制与人事
（一）官制
北洋海军的官制，大体仍沿清代绿营水师及长江水师官制的名称，而与陆路的绿营不加区别。全军设提督一员以为统领，初属于北洋大臣节制调遣，后改隶于海军衙门。提督衙门设于山东的威海卫，另于旅顺口设行营一所，以便其轮流驻节。提督之下设有总兵二员，分属左右两翼，各带铁甲战船以为领队翼长。其余副将、参将等官则各以其所带船只的大小、职务的轻重，而别其品秩。计全军共有提督（相当于舰队司令）1员、总兵（相当于支队司令）2员、副将5员、参将4员、游击9员，分别担任管带（舰长）、副管驾（副舰长）、总管轮（轮机长）等职务；都司27员、守备60员，分别充当帮带大副（副舰长）、总管轮（轮机长）及鱼雷大副，驾驶二副与枪炮二副等职务；千总65员、把总99员、经制外委43员，分别担任船械三副、舢舨三副、二等管轮、驾驶二副、帮带大副、大管轮、正管轮、正炮弁、鱼雷管轮、舱面管轮、水手总头目、正巡查员等职务。此外尚有文案26员、医官22员，合为363员，如再与各船之水手士兵合计，则全军的总人数共有2803员名，(41)而由外国所延之洋教习人数尚未包括于内。
北洋海军的官制虽与长江水师雷同，但其编制却有所异。长江水师以一船为一哨；北洋海军则以一船为一营。长江水师提督、总兵、营官皆有衙署；北洋海军则仅提督及总兵可以建衙或建公馆，总兵以下各官皆须终年在船，不得建衙亦不得建公馆。长江水师以提统镇，以镇辖营，以营管哨。而北洋海军则缺乏哨官一职。长江水师的编制，有提督、总兵、营官、哨官、舵工、工兵、炮手、桨手；而北洋海军却模仿西洋，设官分职远较复杂。计分为管带、副管带、帮带大副、管驾二副、二等管轮、枪炮大副、枪炮二副（或炮务二副）、操练大副、舢板三副、正炮弁、副炮弁、炮弁、水手总头目、正巡查、巡查、总管轮、大管轮、二等管轮、船械三副、舱面管轮，以及鱼雷大副、正管轮、鱼雷管轮等。其他总理全军者尚有提督中军参将1员，提标管轮参将1员，提标游击1员，提标都司1员，提标守备2员，提标把总6员。至于办理文书及医疗事务者，则有一等文案兼支应官（提标）2员，二等文案兼支应官4员（提标2员，左翼中营1员），三等文案兼支应委员21员，总医官及一、二、三等医官20员（平均约一船一人为原则）。至于各级人员之职务约如下述：
提督：1人。驻于“定远”旗舰，统领及指挥全军。其下设有提标中军参将一员，兼理全军粮饷事宜。提标管轮参将1员，稽查全军轮械事务，提标游击1员，稽查全军军械事务。提标都司1员，充督队船大副。提标守备2员，一充督队员二副，一帮查军械。提标把总6员，充兼督队船委员。其他尚有文案、医官等人员。
总兵人：2人分为左右2员，兼左右翼长：
左翼总兵领“经远”、“镇远”、“超勇”三船，兼管中营事、委带“镇远”铁甲战舰。
右翼总兵领“扬威”、“定远”、“来远”三船，兼管中营事、委带“定远”铁战舰。
副将：5人。中军中营副将一，委带“致远”快船。
中军左营副将一，委带“济远”快船。
中军右营副将一，委带“靖远”快船。
左翼左营副将一，委带“经远”快船。
右翼左营副将一，委带“来远”快船。
参将：4人。提标中军参将一（职务见上）
提标管轮参将一（同上）
左翼右营参将一，委带“超勇”快船。
右翼左营参将一，委带“扬威”快船。
游击：9人。提标游击（职务见上）
左翼中营游击二，分充“镇远”船之管驾大副及总管轮。
右翼中营游击二，分充“定远”船之副管驾及总管轮。
精练前营游击一，委带“威远”练船。
精练左营游击一，委带“康济”练船。
精练右营游击一，委带“敏捷”练船。
督运中营游击一，委带“利运”练船。
都司：27人。内提标1员，督标1员，管带7员（六镇及左一鱼雷），大副7员，管轮11员。
守备：60人。内提标一员，管带5员（即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号鱼雷艇），大副、二副34员，管轮19员。
千总：65人。内提标2员，大、二、三副28员，管轮35员。
把总：99人。内提标6员，大、二、三副18员，管轮49员，弁目26员。
外委：43人。内巡查5员，副巡查2员，副炮弁29员，炮弁7员。
以上合计自提督至外委共有314员，可是，在实际上由于人员缺乏，各船缺额并未补足。(42)且以合格人员不够，常须以官阶较低者先行署理。根据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李鸿章对朝廷的报告，新设人员计有副将5缺、参将4缺、游击9缺、都司27缺、守备60缺，合共105缺。然以参将一缺、游击2缺、守备14缺，以及守口炮船管带4缺尚未补足，所余者仅有82缺。外加备调文职人员1缺，合提督一总兵二在内，亦不过八十六人。分别充任舰队中的舰队司令（提督）、支舰队司令（总兵）、舰长（管带）、副舰长（副管驾）以及大副、二副、总管轮（轮机长）等的职务。
（二）人事
北洋海军中的基干人员，来源有三：一是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学生，二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学生，三是留美返国留于北洋差遣的学生，其中尤以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占绝大多数。兹将北洋海军各级军官姓名、籍贯、官职及出身表列于后。
依据下表，所得人员共有105人，其中有原列名额而被免除职务者，有以人事变迁而新补者，较之原先之86人，多出将近20人。以教育出身而论，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者45人，约占总人数的42.86%；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者13人，约占总人数的12.38%，二者合为58人，约占全人数的55.2%，超过半数以上。其他出身于淮军者二人，出身于福建水师者二人，各占全人数的0.19%，实可谓微不足道。至于不详者则有38人，约占全人数的36.19%。其中似仍以闽人为多数。以留学国别而论：曾经留学于英国者18人，约占全人数的17.14%；曾经留学于美国者12人，约占全人数的11.42%，再加留学于德国者二人，三者合为32人，约占全人数的30.04%，其他尚有曾赴英德考察海军（如丁汝昌），接运新舰者多人不计于内（如邓世昌等人）。于此可见，北洋舰队海军军官的素质，实较绿营水师及
表7-3 北洋舰队各级人员姓名官职及出身一览表（以姓氏笔画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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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李文忠公奏稿》、《军机处月折档册》、《清末海军史料》。
长江水师之军官高出甚多，即使同时的南洋舰队及广东、福建舰队，亦望尘而莫及。再由其出身的籍贯来分析，则可知福建因开风气之先实居于首位，已知者计41人，约占全人数的39%以上，其未经查出者尚多，决不止此数。广东人次之，计有11人，约占全人数的9.5%，其他尚有安徽籍者二人，江苏籍者二人，浙江籍者一人，湖北籍者一人，直隶籍者六人，合占全人数的9.5%，至于不详者则有42人，合占全人数的40.38%。福建人非但在北洋海军中的军官人数最多，而且也高踞舰队要津。左翼总兵刘步蟾，右翼总兵林泰曾之外，十个战斗舰的舰长有八个是福建人，三艘练船的舰长则全为福建人所包办。其他十个战斗舰的副舰长及轮机长之中，也有半数（十名）为福建人，内中尚有不详者七人，亦可能会有数人出身于闽籍者。其势力之大，于此可以概见。(43)
此外，北洋海军之中的洋员，也是人事方面一大特色。说起洋员的聘用，中国实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盖以海军乃是一种富有现代性与机动性的兵种，不但船炮器械等装备需要现代化，就是船械的管理与操纵、教育与训练也都要具有高度科学与技术知识，而这两方面都是中国传统的绿营水师或长江水师所未具备的。而新训练与新教育所培养出来的海军人员，也深嫌其知识不足缺乏历练，而难以担当此种重任。故借材异邦，实为中国当时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李鸿章于论及中国聘用洋员时，曾对其事说得非常明白：
北洋创设外海水师，本系仿照泰西成法，意在取彼之长以为自强之计。所购船炮枪械机器等项，日新月异，理法精奥，中国素未经见，其用法亦未谙悉。以至精至利之器，授诸不谙用法之员弁，几同废物。是以不得不借材异域，应募洋员，来华教习，以期一物得一物之用。非好为此糜费，亦绝非冗员可比（也）。(44)
此外，外患日亟，海防日紧，在时间上不允许中国从容发展，亦为中国在从事各种现代化建设时，必须向外国延聘专家学者来华襄助的一大原因。至于海军，仅不过其中之一端而已。清末学者薛福成久居北洋幕府，后又奉派出使英法，对于此事认识甚深，也曾表示：外侮日迫，极图借才异国，迅速集事，殆有不得已之苦衷。(45)实则此一构想，远在鸦片战争之后，即曾为一位湖南学者魏源所提出，他的口号便是“师夷长技以制夷”，(46)可见此一观念在当时已形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
不过，中国政府虽然向国外借聘大批的洋员，但也有其一定的任用原则：（1）以专家或技术人员为限，既不得担任中国的主管，亦不得干预中国的行政，主权必自我操。（2）双方订有固定的合同，权利义务明列其中，不得逾越或违反；否则即可解约，令其返国。（3）提高其待遇，实施高薪制度，以广招徕。（4）极力培植本国的人材，随时可以将洋员予以取代。故洋员虽多，大半均为依约行事。其间虽有数次牵涉中国的主权立场，均以中国坚持原则，而迫使洋人就范。唯一例外的是海关系统，因其情形特殊，可以另作别论。(47)
北洋海军所用洋员大体可分四类：一为临时雇用性者，事毕即行遣回，二为专业性的军事顾问，三为技术性的教习，四为负责全军教育训练的总查，第一类人数最多，如光绪十一年（1885）在德国所购之“定远”、“镇远”及“济远”三舰，运送回华时，即曾雇用洋员455人；光绪十四年，于英、德二国订购之“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接运来华时，除由琅威理带去之中国海军员并水手200余人之外，复雇募管轮驾驶洋员32人。第二类洋员较少，所知者仅李鸿章之德籍军事顾问汉纳根一人。第三类洋员亦复不少，分别担任鱼雷营、水师学堂、练船驾驶、旅顺及威海卫基地以及舰队中之教习，前后计达数十人。至于负责全军之教育与训练的总查，则前后计有五人，其中以英人琅威理为最久，贡献亦较多。其次是英人葛雷森，由北洋向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商借出任北洋海军总教习，并且率同中国海军前赴英国接舰。但因系商船出身，不娴于海军，不及二年即行辞退。他如德国之式百龄、汉纳根，英国之马格禄等大多是临危授命，时间均甚短暂。兹将各人之任期依次表列于下。
表7-4 北洋舰队舰长（管带）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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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李文忠公奏稿》；《清末海军史料》。
表7-5 北洋海军历任总教习、总査等一览表
资料来源：参考《李文忠公奏稿》、《海军函稿》及拙著：《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
关于其他的洋员，根据日本方面的调查报告，舰队中计有21名，基地上计有8名，合计共有29名，兹将其姓名、国籍、职务开列于后，以备参考。
表7-6 北洋海军历年聘用洋教习表
又据日本方面调查所得，威海卫及旅顺口 二海军基地亦有洋员数人服务。至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中所聘之英国教习二人尚未包括于内，兹一并列举于下：
表7-7 威海卫、旅顺海军基地聘用洋教习表
资料来源：明治廿七年（1894）四月日本海军军令部第二局刊：《清国海军编制》。
当日本海军方面刊出此书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四个月，而日人竟对中国的海军动态及军力洞悉无遗，足见其情报之周密，消息之灵通，亦可知其对华早有侵略之野心。不过由于在华洋员之流动性颇大，其所刊布人员之正确性如何，尚恐仍有疑问。以时间论，起码是在光绪十六年（1890）琅威理辞职以前的情形。但在此后，却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根据李鸿章的报告，甲午战争时北洋舰队之中仅有洋员八名，而且其中有二员阵亡，四员受伤，他们是：
哈卜们 （G。Hoffman） 德国 总管镇远炮务 受伤
戴乐尔 （W.F.Taylor） 英国 帮办定远副管驾 受伤
阿壁成 （J.Albrecht，疑为亚伯烈希脱） 德国 帮办定远总管轮 受伤
马吉芬 （Philo McGiffin） 美国 襄办镇远管带 受伤
尼格路士 （ T.Nicholls） 英国 定远管炮教习 阵亡
佘锡尔 （C.Cheshire.又译作纪奢） 英国 定远管炮教习 阵亡
汉纳根 （von Hannecken） 德国 北洋海军副提 督兼总查
另尚有一人，不得其详。根据戴乐尔《甲午中国海战见闻记》，似应为英人马格禄（McClure）。此人曾于甲午战后之次年二月一度取代汉纳根出任北洋舰队的副提督。(48)又根据李鸿章的奏报，甲午战时尚有六位洋员（皆由海关借用），他们虽未直接参战，但对于战时的交通运输却作出很大的贡献，因此同为鸿章所奏奖。(49)这六位洋员是：
摩 顿 英国 北洋海军“利运”运船管驾
毕利腾 美国北洋海军“新裕”轮船管驾（“新裕”疑为海关船只）
温 苏 美国北洋海军“镇东”管驾
卢 义 英国北洋海军“图南”管驾
士 珠 英国北洋海军“海定”管驾
惟 柏 英国北洋海军“仁爱”管驾
必须指出，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并非限于舰队的本身。其他船坞、基地、炮台、学堂乃至工厂等，皆为一个海军的生命共同体，彼此息息相关。故北洋历年雇聘洋员实际上决不止于此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