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俸饷
根据《北洋海军章程》，可知其俸饷制度乃系仿照北洋现发饷银数，参以英德海军饷章，“衡度事任，略有增损”而成，而与绿营水陆各军之情形迥不相同。英国海军饷章分为常俸、膳俸、劳绩俸、责任俸四个部分；德国海军饷章计有常俸、房租粮食马匹膳银等项。此外二国海军尚有养老俸、养伤俸、恤赡孤寡名目，足示西方海军先进国家对于海军官兵之重视及其制度的完备。北洋海军于制定章程之始，即能以英、德二国为蓝本，认识到“海军为护国威远之大计，不宜过从省啬”，实为具有相当的远见。
比较起来，北洋海军之俸饷远较绿营为高。其所以然者，即以“兵船将士，终年涉历风涛，毕常劳苦，与绿营水陆性质迥不相同，不能不格外体恤”。(50)不过，由于中国海军创设伊始，饷力有所未充，虽然参酌英、德旧制，但亦未能全数援引，故较西洋仍有所不逮。
北洋薪饷银数主要的划分为十成，并区分为两大部分：以四成为本官之俸，视官职的大小而定；以六成为带船之俸，视船只的大小而异。其余兵匠夫役之月饷，差员之薪粮，行船之公费以及医药之费，均有定额。至官弁之老病俸，兵士之加赏酬应费等，亦参酌中外情形薄定其数目。此外，自提督以下至兵役应支俸饷，均仍加闰扣建，随时调整。至于其他所有八旗、绿营例支之养廉、薪蔬、烛炭心
提督丁汝昌
“致远”管带邓世昌
左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
“经远”管带林永升
图7-1 北洋舰队将领
红、纸张，案衣什物、马干等名目，则一概删除，以归简易。官弁俸银则分为“实缺”与“署事”两类，而本任官俸及船俸亦有不同的规定。(51)一般而论，舰长（管带）及轮机长（总管轮）皆可支领官俸及船俸的全额；大、二及三副等职官员除官俸外，则可支领船俸的三分之二 ；经制外委各员亦同。至于提督专属之官，则于官俸之外，仅可支领船俸
图7-2 北洋英籍总查琅威理（左）、德籍总查汉纳根（右）
图7-3 “镇远”美籍航海教习马吉芬（左）“镇远”德籍兵舰炮术教习赫克曼（右）
图7-4 北洋海军鱼雷学堂的官兵与教习（原藏北京图书馆，此处采自《清季海军史料》图7-4北洋海军鱼雷学堂的官兵与教习（原藏北京图书馆，此处采自《清季海军史料》）
的三分之一。惟有全军的总管轮为例外，而可以支领官俸及船俸的全额。士官以下兵员水手人等的月俸，虽然较低，但在扣除被服伙食诸费之外，仍较绿营乃至长江水师人员为优。淮楚各军的士卒月饷均为银四钱；长江水师舵工月支三两六钱，炮手月支三两，桨手月支二两七钱。而北洋海军中的一个一等水手即可月支十两，二等水手月饷八两，三等水手月饷七两。一等练勇月饷六两，二等练勇月饷五两，三等练勇月饷四两。惟其美中不足者，是即每舰应发之饷，应备之物，例由各管带官分向支应所（局）领银包办，因之弊窦遂亦由此而生，造成许多克扣军饷和贪污中饱的现象。(52)
在北洋海军中的洋员方面，他们的薪俸却与中国的官兵有所不同，而在《北洋海军章程》内亦无任何此类的规定。一般而论，此等洋员皆属专家或技术人员，其薪俸相当优厚，且依合同而有不同的规定，差旅川资等费亦不包括于内。自每月四五十两至二三百或四五百两不等;最高者每月且达六七百两。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的月薪初聘时为六百两，续聘即达七百两。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月薪则仅二百八十两，与船俸四百二十两合计方有七百两。左、右翼总兵的月薪仅一百三十二两，合船俸每月一百九十八两计，不过三百三十两，尚不如一个洋员教习之多，这恐怕也是造成中国海军军官嫉视洋员的原因之一。(53)
表7-8 北洋海军各级官员年俸表
单位：银两
表7-9 北洋海军僚佐人员月俸表
单位：银两
表7-10 北洋海军士兵水手人等月俸表
单位：银两
资料来源：佚名编：《北洋海军章程；日本海军参谋部编：《清季北洋海军实况一斑》，佚名辑。
二 刑赏章程
刑赏为维持一军之风纪与战力的工具，盖以赏有功，则人始有奋进向上之思，勇于战阵而尽忠职守；罚有过’则人方可时常戒慎警惕，服从军令而不敢怠忽。二者相辅相成，实不可偏废。《北洋海军章程》在刑赏方面的规定，值得注意者有二：其一’在赏的方面’于记功之外，尤重保举与外擢；此一规定乃系参酌西洋海军按年擢升，无缺即升俸一条而来。惟以经费困难，势难完全仿办，不得已乃求其次，特定三品以上官员俸满应升而无缺可升者，准升他省员缺，并准保举升阶，开缺候补，另派别差，薄予官俸。如此则可劝励有功储备将才而免上下壅滞，阻塞海军后起上进之途。鸿章于制定章程之时，特就此一问题与醇亲王多方协商，明白建言。如谓：
鸿章尤有虑者，各国水师皆以水师练船为根本，按资升擢，武材辈兴，未有不学而能任海军者。中国风气未开，士绅争趋括帖，议论多不着痛痒，目前仅以公款设一、二学堂，造就实虞不广。若升擢保举两途仍如旧例，不能变通，实无以鼓励士心，启其观感。故稿中所拟外擢一门，将应升而无缺可升者，开缺当差，薄予官俸。简阅一门，遇三年军政，酌加奖叙。此乃作育人材之道，与俸饷一门同为此中扼要枢纽，尚乞察鉴。(54)
其次是罚的方面，规定相当严格，在题名为“军规” 一章之内，有如下的条文：
（一）凡管带官违犯军令，由提督随时妥酌呈报北洋大臣核办轻者记过，重则分别降级革职撤任。凡记一过者，停资一个月，记二过者，停资两个月，记三过者，停资三个月。遇擢升之日扣资，资不足者，不准升补。
（二）凡该船管带之属官，游击以下，守备以上人员，如违犯军令，由管带官随时酌办。轻则记过、停资，重则禀请提督究办，分别降革撤任。倘有酗酒聚赌不法等事，由管带官一面先行监禁，一面禀办，其记过停资之法与管带同。
（三）凡副将以下，守备以上人员如获降革处分仍留任者，作为署事官，俸只给一半，仍全支船俸。
（四）凡船上属官，千总以下人员由学堂出身者如违犯军令，由管带官分别轻重，酌予记过停职，降革撤任与惩办。守备以上人员同。其应降革撤任者，豫先禀明提督批准。
（五）凡船上属官，千总以下人员，由水手出身者，如违犯军令，由管带官酌予棍责，不记过停资。事体重者，分别降革撤任，仍先禀请提督批准。
（六）凡副将以下，经制外委以上人员，应得记过降革处分，仍由提督按季汇册报请北洋大臣查考，并资报支应局、营务处备案。
（七）凡经制外委以上人员应得参革撤任处分者，不准在原船当差，不准回籍，亦不准投效他营。由提督酌量移送岸上船坞机械局等处效力，或调往别船效力。倘有私逃者，拿获照逃官例加等治罪。
（八）凡船上头目水手及一切无职人等，如违犯军令，由管带官分别轻重惩处。或遇每月放假之日，罚令不准登岸，仍以若干日为度。或鞭责，或械系，或革退；其革退遗缺即在本船水手内调补。
（九）凡水手逃亡者，拿回鞭责八十，监禁一个月。临阵时逃亡者，斩立决。
（十）凡管带官遇罚办之事应报明提督者，如提督他往，即应报明督队官，不得专擅。
（十一）凡船上官兵工匠人等损坏器械军火事件，由提督及管带官督查官讯明，实系疏懈不慎，分别轻重罚令赔偿。倘系有意损坏，按行军例，从重治罪。
（十二）凡船上官弁人等违犯军令，照以上所拟各条惩处外，其余不法等事，由提督等援引会典所载雍正九年钦定军规四十条，参酌办理。仍先恭录，行知各船，一体懔遵。
从以上军规十二条看来，可以发现以下几点特色：第一，管带官之权甚大，他是一船的长官，执掌全船官兵的刑罚之权，虽在章程内规定遇有罚办之事，必先禀明提督或督队官，不得专擅，但亦不过是一种形式。第二，官兵的惩罚办法颇有不同；军官的处罚之法，高级者仅有记过、降级、革职、撤任和扣资五种。中级者，除上述五种外，尚有酗酒、聚赌二项，违者即可先行监禁。至于千总以下人等，则分为三类，由学堂出身者比照其他军官办理，由水手出身者酌予棍责而不记过、不停资，遇有事体重大者始行将之降革撤任。其对学堂出身者之优待，于兹可见。第三，由第八、第九两条之规定，可见其对于水手的管束远较军官为严。对于军官的处罚，并无体罚（棍责）及禁足、械系之规定，借以维护军官之人格与尊严。第四，在第十二条内所说的雍正九年（1731） “钦定军规四十条”，其中约有二十六与海军有关。此二十六条又有十八条可以判处死刑，而与战阵有关者计有十条。其次，则为逃亡、泄密、怯懦及煽动军变等。这些规定，不仅适用于士兵，而且也适用于一切军职人员。
北洋海军虽有恤赏之法，规定员弁遇有病故或阵亡，给予恤赏，惟其规定殊为简略。直至甲午战争前夕，方应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之请，匆匆地补订一个〈海军赏恤章程〉，上奏朝廷：
近日倭人构衅，战局已开。海战之艰危，较陆军为尤甚。以全舰性命争胜负于风涛弹雨之中，一船被沉，即全营覆没。自非严明赏罚，难以鼓励军心。(55)
这份章程的详细内容如何？因文献缺乏，已不得而知。然仅据鸿章的奏折而言，已可略知在惩罚方面仅有一条。严申：“如有临阵退缩，贻误军机者，立按军法治罪，决不姑宽。”同时，对于勇于战阵者则提高赏恤，“其有奋勇立功、捐躯死事者，应优予赏恤，以昭激励”。依据折中所拟“奖格”，计有：
（一）有能击破敌人大舰一只，赏银一万五千两；小舰五千两。夺获船只者按照大小加倍计赏。
（二）其阵亡各员、副将、参将、游击给恤银六百两；都司、守备四百两；千总、把总、外委及管驾、管轮教习、炮目等二百两，受伤者按照官阶减半给予养伤之费。
（三）文员在船当差者，道府照副参游同通；州县照都守，佐杂教职举贡生监，照千把外委之例核给。
（四）匠役兵勇阵亡者，给恤银一百两；头目一百五十两；受伤者分别等差酌给伤费；一等六十两；二等四十两；三等二十两。(56)
此一章程诚如鸿章所言，主要的乃在为“激励戎行起见”，且系“临时酌定”者，故其有欠完备，自亦为意料中事。其中特别是“临阵退缩”及“贻误军机” 二条，最堪争议。一则因为军情复杂，变数甚多，孰轻孰重，界定困难，必须经过长期的详细审讯、调查、搜证、研判，始可定谳，否则即易造成冤狱。再则赏罚之权操于提督一人之手，在主观认定上，亦易导致不公之处，而使人心不服。如同甲午战争期中“济远”舰长方伯谦之因“临阵脱逃，贻误军机”而被杀，便曾引起史家的质疑。甚至在当时也曾有其同事为之不平，著成《冤海述闻》流传于世。是是非非迄今犹为聚讼不已，其原因殆即在此。美人卢麟森（John L.Rawlinson）认为北洋海军缺乏军事法庭（courtsmartial），既无检查官可以调查，又无被告上诉之规定，仅依管带及提督调查设备的损坏程度作为处罚的依据一条，与西方的军事法庭殊相径庭。(57)此一观点自然不无道理，殊不知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与西方根本即不相同。中国的司法向来与行政合而为一，审检不分。一个行政区的长官如知县、知州或知府之类，即兼有该一地区的司法责任。此一传统极为可能与中国的家族伦理及社会制度具有密切的关系。亦可能受到重人治而轻法治、重道德而轻制度的儒家政治文化的影响，结果遂使中国的政治带有一种浓厚的家长制色彩。由于父亲在家族社会中具有无上的权威，而知县、知州乃至皇帝的权力又转为父权的投射（projects），具有父亲的意象（father's image，诸如称知县或知州为父母官，称皇帝为君父之类）。故军队之中亦于无形之中受其感染，士兵视长官如父兄，而官长亦视士兵如子弟（袍泽）；具有私军性质的勇营固然如此，而北洋海军恐怕也不例外。
【注释】
(1)李鸿章：《海军函稿》，卷3，页7—8，〈议拟海军章程奏底〉。
(2)如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及美国驻华使馆人员何天爵都曾有此评论，分见英国外交部档案，F.0.17/782，pp.172—173，No.152Thomas Wade to Salisburg，Peking，Aug.27，1878。
(3)North China Herald，Dec.10，1876，p.624，The Chinese Navy。按该报记者曾前往福州船厂及江南制造局访问，并至广州参观各地的海军训练，故对中国当时的海军情形，多有深入的了解。至于福建海军他以为属于闽浙总督管辖，似稍有误。
(4)如丁日昌于同治六年（1867）在江苏布政使内即曾提出“三洋水师”之议，主张组织南北洋及中洋三支水师，设立三洋水师提督统一指挥。同治九年两江总督曾国藩亦曾于其所订之〈洋防章程〉内，主张沿海七省沿江三省归并设防，统一沿海防务。同治十三年及光绪五年日本先后侵台并琉，两江总督沈葆桢又联合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沿海七省水师合操，使南北洋联为一气，仿照长江水师之例，以松江水师提督李朝斌为外海兵轮统领，皆可证明，参看拙著：《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刊，1984年，页200—203，〈清季的海军衙门〉。
(5)参看拙著：《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页206—211。清廷设立海军衙门诏书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72，页14;《德宗景皇帝实录》，卷215，页4—5，〈上谕〉。
(6)英国的海军部甚至早于中国三百余年，时在1546年。参看Oliver Warner，Navy，pp.15—16，London，1968。海军衙门于甲午战败后一度撤销，至宣统二年（1910）方又恢复。
(7)参看拙著：《清季的海军衙门》，《中国历史学会集刊》（台北，1973年），第5期，页1—32，后辑入《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页199—238。
(8)设立中英银行等三事见英档 F.0.17/954，Oct.10，1885，0'Conor to Salisburg；F.0.17/985，Oct.24. O'Conar to Salisburg。
(9)李鸿章：《朋僚函稿》，卷20，页60，光绪十一年十月五日，〈复曾沅甫宫保〉。按鸿章此次奉召入京系在是年八月中旬，在京停留二十余日，活动频繁。除与醇亲王及军机大臣，总署大臣等交换意见外，慈禧太后亦曾召见五次，详加垂询。北洋海军名虽归属中央，实则仍由鸿章负责，即其会商结果。
(10)参看《北华捷报》之访问报道:North China Herald，Feb.15，1884，p.185，Mr。 Norman，An Interview with the Uncrowned King of China。
(11)朱寿朋：《东华续录》，卷22，页2-3，黄体芳奏人大臣会办海军，恐召贻误，请电谕使臣！按指曾纪泽）遄归练师折〉，为清廷斥责，降二级处分。另光禄寺卿屠仁守亦曾上章反对李鸿章出任海军会办大臣，见《屠光禄疏稿》，卷3，页16-17。
(12)参看拙著：《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页235，附注68。
(13)North China Herald，Feb。15，1889， p。185; The Chinese Times，Tientsin，Jan。4th，1890，〈社论〉。
(14)参见张一鏖：《心太平室集》，卷8，页24：金梁：《四朝佚史》，页59;徐珂：《清代野史大观》，卷1，页92。按当时持此论者颇多，咸认为甲午战败，与此有关。关于醇亲王奕澴与慈禧之间矛盾，可参看拙著：〈醇亲王与晚清政局 〉，文载拙著：《清史研究论薮》（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页415—421。
(15)屠仁守：《屠光禄奏疏》（民国十一年刊），卷3，页1，〈奏请收回醇亲王会办成命疏〉。
(16)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页481，同治十二年二月闽浙总督英桂曾上〈轮船训练章程十二条〉。其后沈葆桢及曾国藩均曾制定过轮船章程，然均过于简略。参看拙著：〈清季南洋海军的创建与演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期，1991年6月，页7—8/12—14。
(17)《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5，页16，〈复沈幼丹制军〉。
(18)张佩纶：《涧于集》，庚辰三月廿六日记：“夜请合肥定北洋水师规模，以阻浮议，戒因循，合肥遂以相属。”
(19)薛福成：《庸庵文外编》，卷1，页24—30， 〈酌议北洋海防章程〉。
(20)北京图书馆藏’佚名辑：《北洋海军章程》，总理海军衙门原奏。光绪十四年八月廿五日（1888年9月30日），〈海军衙门奏为拟定北洋海军章程，缮具清册恭呈慈览折〉。
(21)《李文忠公海军函稿》，卷3，页7，光绪十四年六月七日，〈议拟海军章程奏底〉
(22)周馥：《秋浦尚书（玉山）全集》，〈 自订年谱 〉，卷2，页34，光绪十四年记。
(23)光绪十四年八月廿六日，〈邸钞〉，〈皇太后谕旨〉，见李慈铭：《荀学斋日记》，亥集上，页39。
(2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军机处月折档册》，光绪十四年八月份下。
(25)《朋僚函稿》，卷15，页33。
(26)同上书，卷17，页19、24—25；卷19，页6。
(27)按薛斐尔为美海军少将，美卸任总统葛兰特（General Grant）的随员。1879年葛氏于环球政治旅行中访问北京，在天津受到李鸿章的热烈欢迎，希望葛氏支持中日琉球争执的立场。同时也表示中国可能聘请一位美国军官在中国海军服务。报界且传言如果薛氏被聘，其地位可能成为中国海军部门中的首领（参看F.0.17/895，p.1，Wade to Sranviile，Peking，Jan.16，1882）。又薛斐尔曾经投函《旧金山日报》，对于李鸿章公开指控。美国署理公使何天爵（&ester Holcombe）恐影响中美邦交，亦曾特别向其政府提出报告。参看胡适：《美国对华政策百年来要件选读》，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Diplomatic and Public Documents（1839—1939），Paul Clyde，1940，pp.159—168。
(28)参看 F.0.17/898，No.35，Sir Thomas Wade to Lord Sranviile. June3，1882. Tientsin。关于法德英各国对于中国海军训练权之争夺，可参考E.V.S.Kiernan，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1880—1885，pp.215—216。
(29)李鸿章之决心延聘琅威理来华，丁日昌、曾纪泽对琅之称许皆有影响，而鸿章本人亦曾于天津接见过琅氏一次，留下良好的印象。认为：“其人虽近刚毅，而办事似尚尽心，或可勉强就范。”《朋僚函稿》，卷19，页6，光绪五年十月廿七日，〈致曾劼刚星使〉。
(30)参看拙著：《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页62—69，〈琅威理之应聘来华及其辞职风波〉。
(31)参看North China Herald，Mar.30/87，pp.350—351；拙著：《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页70—72。
(32)参看 F.0.17/1170，British Naval Officiers in the Chinese Service，1885—93，No.242，Walsham to Earl of Roseberg，29July，1886。
(33)参看 F.0.17/1034，July6，1886，Chinese Legation to（ British） Foreign Office；拙著：《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页74—75。
(34)《李文忠公电稿》，卷12，页12，光绪十六年二月十七日辰刻电。
(35)按当时外人亦以琅与丁汝昌同为北洋海军之提督，而有“co-admi-rals”之称。
(36)参见 〈琅威理之借聘来华及其辞职风波〉，原载1978年5月《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6期，后收入《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页61—94。
(37)参看拙著：《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页82—86。
(38)其后西方学者多以此责备李鸿章具有排外思想，殊不正确。但谓其为闽人所谗，则似接近事实。另此举亦与李鸿章之不欲为外人所胁之个性大有关系，故其后鸿章亦颇有悔意。参看拙著：《近代中国海军史论集》，页87—88。至于北洋海军总查一职，则自此一度中辍。甲午战争时，方又先后任命汉纳根及马格禄协助丁汝昌帮办军务，并予副提督衔或提督衔，临时主管总查职务，如汉纳根即被称为“汉总查”。
(39)《李文忠公海军函稿》，卷1，页2，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廿九日，〈覆陈海军规模筹办船坞〉。
(40)《李文忠公奏稿》，卷72，页25—26， 〈覆奏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折〉。
(41)参看佚名辑：《北洋海军章程》（台北，文海书局影印本），页7—159。
(42)本规定员额为363员，此处仅有314员，相差将近50员，可见并未补足额。主要的还是各类技术人员管驾，大、二、三副，管轮、锅炉、及升火、大管旗等的缺乏。分见《奏稿》，卷55，页18；卷64，页1—3。
(43)此处所统计之人员及各类比例数字与作者前刊之（李鸿章与北洋海军）一文所作之分析稍有差异。主要的是资料问题，此详彼略而已，实际上大前提并无多大改变。拙文请参考(美)刘广京、朱昌崚合编，陈绛译校：《李鸿章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5），页312。
(44)%奏稿》，卷57，页18，光绪十二年四月十日（洋员资费请准销片）。
(45)薛福成：《庸庵内外编》，（海外文编），卷2，页31。
(46)魏源：《海国图志》，卷2,（筹海篇三），“议战”。
(47)海关交与洋人办理，一切组织及人事均照西方模式办理，清政府甚少干涉。
(48)《奏稿》，卷79，页22,（海战请奖恤洋员）。《张荫麟文集》（1977，台北），页49S-496，（泰莱甲午海战见闻记）。“惟以英汉对音不同，二者颇有差异。如哈卜们，张则译为赫克曼（Heckman）。另张氏译文内尚有普菲士（ Purvis），为英国工程师，则未见李鸿《奏稿》。此外，在威海卫保卫战时尚有德国之瑞乃尔（Schnell，张氏译为斯奈尔；山东练军洋教习），美国人满宜生（Mannii）及英国人汤玛斯（Thomas）、华尔浦尔（Walpole）、海军工程师好域（Howard，或浩威Howe）、医生克尔克（Kirk）、马格禄（McClure，张氏译作玛克莱尔）等七人。
(49)《奏稿》，卷79，页38，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管驾运船洋员请奖片）。
(50)佚名辑：《北洋海军章程》（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册4，页1，（俸饷）。
(51)佚名辑。《北洋海军章程》（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册4，页2—4。
(52)参看日本海军参谋部编：《清国北洋海军实况一斑》，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7月刊，页47-48；《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页27—39。又北洋海军船主包领粮银一事，可见美人林乐知摘译（蔡尔康劄记），（ 英斐利曼特而水师提督语录 ），文载《甲午战献汇编》，册7，页543。
(53)关于洋员薪俸可参考《李文忠公奏稿》，卷57、61、63、71等卷内之（ 海防经费报销、各折，但陆军中的洋员待遇则不如海军之高。
(54)《李文忠公海军函稿》，卷3，页7（议拟海军章程奏底）。
(55)《李文忠公奏稿》，卷78，页50上，光绪廿年七月廿二日（酌定海军赏恤章程折〉。
(56)同上折，页50下。
(57)参看 John L.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1839—1895，pp.192—195，197，203—20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