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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北洋舰队的训练与活动第一节 基本的训练

作者:王家俭 当前章节:10919 字 更新时间:2026-6-19 11:15

一 官兵训练

北洋海军的训练起初并无一定的成规,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海军订立章程,方才采用英国的海军训练之法,将海军人员分为三种:一为战官,由水师学堂出身者充任各船管带及大、二、三副之职,专司指挥作战之责。二为艺官,由管轮学堂出身者充当各船之管轮官,专司轮机驾驶之事。三为弁兵,由练勇水手出身者充当各船炮弁、水手、总头目等职,专司枪炮帆绳等事。依照规定,各级人事的选拔与训练,均相当严格。兹分练勇、水手、弁目、管轮及管驾等次等说明于后:

(一)练勇

练勇为海军的备补兵额,此制乃系依照西方海军募兵之法而来。其益有三:(1)兵船不用生手,操作整齐,无虞错乱。(2)水手时有告假,练勇时有添募,风气渐开,有事时增兵较易。(3)练勇派兵督操,专补兵额,各船管带不能召艺劣者以充兵数。北洋海军筹建之初,每添一船,所有官兵水手人等,均仰福州船政供应,光绪六年(1880)始谋自立。一方面创设天津水师学堂,培植驾驶与管轮人材;一方面奏调山东曾经德弁瑞乃尔所训练的登莱水师至大沽口加以整编。(1)不过这次由登莱水师之中所挑选的官弁4员,士兵306人,其主要目的乃在准备接管在英所购的“超勇”与“扬威” 二快船来华之需,尚不能谓为有计划地培养海军预备兵额。及至光绪八年北洋海军成船日多,而由英国所聘之海军总查琅威理亦已来到中国,方才设立水师屯船于烟台,招募沿海渔户、船户之十六岁至十七岁半青年子弟250人,作为练勇。遇有各船水手告假、革职或病故出缺者,即以其中之练勇挑补。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成立,复将北洋水师屯船扩大,改为海军精练后营练勇学堂,移驻于刘公岛。自是,练勇之制始有成规可循。(2)此外,在海军章程之内,对于练勇的要求亦颇为严格。一须身强体壮,十六岁至十六岁半者,身高须裁衣4尺7寸、胸围2尺3寸;十六岁半至十七岁者,身高须4尺7寸5分,胸围2尺3寸5分;十七岁至十七岁半者,身高须4尺8寸,胸围2尺4寸。二须身家清白,凡刑伤罪犯之人,概不录取。三须略识文字,自书姓名者。四须由其父兄或保人出结。五练勇分为三等,必须以考升:三等练勇在海上习练一年,经练勇学堂监督官或练船管带官、管驾大副考试及格,方得升为二等练勇;二等练勇必须年在十九岁以上,且其船艺、枪炮均经考试及格者,方得晋升为一等练勇。至于一等练勇挑补三等水手,则可不必再考。惟二等练勇如欲被挑选为三等水手,则必须在海上历练六个月,深谙枪炮刀剑操法,或未及六个月而技艺甚精,且深谙枪炮刀剑操法者,始可挑补。

(二)水手

水手为海军的基干,舰艇的活动,机械的操作,乃至战斗的展开,莫不赖其通力合作,为之进行。故海军当局对之特为重视。规定水手必由练勇调补,不准别募生手充数。又规定凡兵船遇有二等水手出缺,须在三等水手之内考升,其船艺枪炮各项考法与二等练勇考升一等练勇相同。船艺项下计有荡桨、把舵、量水、结绳、接缆,以及叠帆等法;枪炮项下计有四轮炮操法、大炮操法、洋枪操法、刀剑操法。此外,尚须添考结接索绳之法。凡兵船遇有一等水手出缺,须在二等水手之内考升,并深明大炮操法,无论派充几等炮手,均能称职无误。且能发令操演洋枪刀剑手枪各技,方为合格。凡一等水手考后,每过三年,仍须将应知各艺重考一次,俾免日久荒疏。又规定:凡水手副头目出缺时,应于一等水手之内考升,必深明把舵、量水、修船、结绳、使用各型枪炮等技术。凡水手正头目出缺时,则由副头目按资推升,严格执行,不可躐等。

(三)炮目

凡一等水手年在三十岁以下,于大炮操法、洋枪、手枪、刀剑操法,引信使用,操演队法,倶能熟悉,平日善于打靶,曾放过大炮若干响,略能识字者,始能应考炮目,由枪炮练船大副主试,枪炮练船管带官录取。炮目之中又分为一、二、三等,分别依次考升递补。

(四)杂兵

包括正副管旗、正副管舱、正副鱼雷头目、正副管油、正副管汽、一二三等升火、电灯匠、锅炉匠、铜匠、铁匠、洋枪匠、油漆匠、木匠、帆匠等人,其选拔及升补之法,亦有严格的规定。

(五)艺官

指管轮人员,其要求较水手炮目为高。规定凡管轮人员必由学堂出身,学过几何算法、代数、三角、格致、轮机理法等课程,名列优等,尚须派入机器厂学习拆卸合拢、修理锅炉汽机零件,经由管带战船官会同全军总管轮官考试及格者,始准登上兵船练习,保以管轮把总,遇有把总出缺时,即予挑补。管轮把总计资五年,始可升补管轮千总;管轮千总遇有管轮守备出缺时,则由管带官会同全军总管轮官考试,如能深解机器、锅炉制造之理,洞悉汽机利弊,并能将机器拆开各部位均能绘图无讹者,方为合格。其他管轮守备之升补管轮都司,管轮都司之升补管轮游击,管轮游击之升补管轮参将、副将,均须具有多年之实际经验,并经考试列于优等,始可成功。惟管轮守备至副将阶级,由海署派为稽查全军轮机事务者,则须由北洋大臣保奏补升。此外,尚规定管轮官自授职把总之日起,必须服务二十年。凡未满年限者,除有要事准假及病假,不能供职外,不准无故告退。

(六)战官

为一船之首脑,或主要负责之人员,包括管带及一、 二 、三副等官在内。故依规定,必须由学堂出身者始可充任。海军学生于学堂学习四年期满,并考列优等之后,尚须再上练船学习一年,经考试及格者始可咨部委以把总候补之缺。再过一年,考试及格,送回水师学堂学习六个月,枪炮练船学习三个月,如列一等,始保以千总候补之缺。其列次等者,则仍为候补把总,惟加“尽先”字样,均随时由北洋大臣咨部给奖,不归三年军政保举之案。其千总升守备,守备升都司,都司升游击、参将、副将、总兵、提督者,均须经历外海战船俸或常船俸满,三年之后始可拣选。至其服役年限,则与艺官相等,必须满二十年方可退伍。

二 舰队训练

依据《北洋海军章程》,对于日常的训练计有如下数类:

1.小操:每日一次,由管带率领,日记功过。

2.大操:每月一次。

3.会操:每二月一次,会操与大操同,均由提督亲自校阅,分别功过,酌量赏罚。

4.会哨:规定每年北洋各船必须与南洋各船会哨一次。提督应于立冬以后,小雪以前,统率铁快各船开赴南洋,会同南洋各船,巡阅闽广各要隘,以资历练。或巡历新加坡以南各岛,借以护侨,至次年春分前后返防。所有各船会哨巡历日期、地方及每日操练情形,均须由左右翼总兵,中军副将等细登日记,呈由提督册报北洋大臣,咨送海军衙门查考。

5.合操:南北洋海军于每年会哨一次之外,为求号令一致起见,又有每年合操之规定。凡南洋舰队之兵船如“南琛”、“南瑞”、“开济”、“镜清”、“寰泰”、“保民”之能海战者,应由海军衙门调归北洋合操,暂归北洋舰队提督节制。逐日督同操练,视如北洋兵船一律办理。并就近由北洋大臣随时阅操,分别赏罚,咨会南洋大臣备案。

6.操巡:北洋舰队各船除于每年春夏秋三季在沿海操练,尚应经常开赴奉天、直隶、山东三省洋面巡历。而朝鲜东西两岸及俄国的海参崴等地亦为其巡行范围。至于每次应从某处至某处,则由提督核酌,先期向北洋大臣报备。俟操巡毕回至威海基地后,再行将其巡历情形报明北洋大臣查考。

7.校阅:每年一次,由北洋大臣阅操。副将以下者存记汇奖;头目以下者酌赏功牌顶戴,技艺生疏者则分别记过降罚。(3)

基于以上规章,可知北洋海军在官兵的训练方面,要求甚严。各级人员的任用皆以技艺为本而不许杂有生手。遇有缺额或升迁,亦皆以公开的考试,作为甄选的标准。自此之后,遂为中国海军人员的专业化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在舰队的训练方面,亦有严格的要求。小操、大操、会操、合操等经常不断;演阵打靶、鱼雷操演、枪炮施放,经常举行。(4)在英将琅威理的热心教导之下,不久即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纪律严明,阵容整肃,引起国际人士的称许。他们除在中国的南北洋各口巡历外,并且也经常地出现于朝鲜的仁川、釜山、元山与巨文岛(5)各口,负起保护藩属国的责任。有时航程尚达到香港、新加坡等南洋各岛;日本的神户、横滨、长崎;俄国的穆湖威、海参崴各地,俨然已成远东的海上劲旅,稳操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权。

三 校阅

(一)第一次校阅

为北洋海军训练最重要的项目,每三年举行一次,由海军衙门请旨特派大臣举行军政一次,会同北洋大臣出海校阅。举凡南北海军之布阵演习,北洋沿海各口之淮练陆军、船厂、机器局、水陆学堂、鱼雷营、炮台等项,均在检阅之列。并视其成绩优良者,按照异常劳绩或寻常劳绩奏奖,其不称职者则分别记过降罚。计自光绪十一年(1885)海门衙门成立,至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发生,前后十年之间总共举行大阅三次。其中尤以第一次最为中外人士所注目,一以此次校阅的都是一些新式陆海军队及相关的海防设施,可以展现中国现代化的国防与战备。二以此次主持大阅的是当今皇上的生父,又是新任的总理海军王大臣或中国第一位海军部长的醇亲王奕擐,显示清廷比较以往对于海军及海防的重视。爱新觉罗奕擐(1839—1890)是道光皇帝的七子,咸丰皇帝之弟,故又称为“七王”。由于他与其六兄(六王,恭亲王奕诉)皆与咸丰皇帝(文宗,行四)为同母所生,身为天潢贵胄,故与恭亲王同为晚清政局中的两大支柱。不过不论是对内或对外,此二人的态度均为不同。在对内方面,恭王对慈禧较为矜持,而醇王则较为恭顺;在对外方面,恭王较为温和,被视为开明派,而醇王则主强硬,被视为好战派。醇王初封为郡王,咸丰十一年(1872)晋封为亲王兼御前大臣。光绪十年三月(1884年4月)恭亲王以对法政策软弱为言路所劾,遭受慈禧太后罢黜,而改由醇王主政。谕令军机大臣遇有紧急要件必须会同他商办,是为其当权之始。鉴于台海的危亟,海军的不足恃,深感非改弦更张,大加整顿,不能为功。如在其〈致军机处尺牍〉之内,即曾透露此一意向:

查此次法人入侵,一战而基隆炮台毁,再战而马尾兵船沉。是我之炮台不固,战舰不坚,历有明证。若仍恃二者拒敌,定无胜算可操。及至岸上获胜,我兵伤亡已多,实为非计。近观南北洋不肯拨船援闽,非曰恐敌所掳,即曰难敌敌舰。所虑诚是,然不援他处则可,若敌以大帮铁木等船来犯,仍将恃此不足恃之兵船炮台御之乎?抑当翻然变计乎?(6)

中法战后,朝廷议建海军时,即获他的大力支持,毅然允将北洋舰队中的主力“镇远”等七舰经费全由海军衙门拨付。而慈禧太后之令他出长海部,亦可能与他对海军的热心有关。至于这一次的出巡可能是出于他的主动,有意了解北洋各口的海防战备实际状况。此次的出巡,堪称当时中国的一件大事,中外报纸皆大肆报道。兹由策划其事的天津海关道周馥之记载,即可知其声势浩大,军威隆重,为清季海军建军史所罕见。

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初九日(5月12日),慈禧为巡阅海军之事特别召见醇王等勉其远行,并特派其心腹太监李莲英沿途照拂醇王,以示体恤之情。

四月十一日(5月14日)醇王出都,偕带文武随员三十余人,王府护卫太监人等二百三十余人。海部大员帮办大臣善庆、总办恩佑等高级人员几乎全部出笼,借期一开眼界并得因功邀赏。首达通州,改乘“长龙”座船,并由杉板水师护行,是夜宿于码头(7)。

四月十二日(5月15日),舟行二百里,夜泊杨村。

四月十三日(5月16日),王舟抵达天津,李鸿章率同大批北洋文武官员恭迎,晚宿海光寺行辕。稍事休息,先后传见提镇司道与天津府等官员。又传见淮练各军统领提督周盛波、唐仁廉;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等人。

四月十四日(5月17日)辰刻分别接见英、法、德、美、日、俄各国驻天津领事,由伍廷芳、罗丰禄充当翻译。先见法国领事林椿(天津领事团代表,Ristehueber)、副领事安迪(?),次俄国领事师史(Shish-manoff),次美国领事巴拉密(Bromley)、毕得格(?),次英国领事璧利南(Brenan)、日本领事国波多野承五郎(Hanado)、德国领事连梓(Leuz),皆按其就职先后晋谒。虽然每人仅略谈数分钟,但因其态度亲切,语言得体,却使外人咸表钦服。(8)接着视察武备学堂,午刻乘“快马”小轮转赴大沽口,与李鸿章、善庆等改乘“海宴”轮礼船,夜泊大沽炮台下。

四月十五日(5月18日)丑刻,与北洋舰队各船乘潮出大沽口。“定远”、“镇远”、“济远”、“超勇”、“扬威“北洋五舰,瑞”、“开济”南洋三舰分左右各四行护行,六“镇”炮船则尾随其后。酉刻抵达旅顺口,夜宿营务处公所。因屋狭人多,扈从人员仍留住“保大”轮,而李鸿章则宿于“海宴”。

四月十六日(5月19日)辰刻检阅宋庆之毅军(时已改习德式训练)、张文宣之护军、黄仕林之庆军及雷正绾之奉天东边防军,观看陆操及打靶、地雷演放。同行者尚有李鸿章、德璀琳、汉纳根等。

四月十七日(5月20日)卯刻,英国驻烟台领事宝士德(H.B. Bristow)陪同英国驻远东舰队(China Station)副司令哈密敦(Vice Adm.Hamilton)率领舰长十人来旅拜会,并向醇亲王致敬。宾主相见甚欢,并由李鸿章提议摄影留念。来去均由北洋舰队之洋乐队演奏英国国歌。午后二时,醇王登黄金山炮台观看南北洋舰队“定”、“镇”等八舰布阵打靶,鱼雷五艇演习,各炮台大炮射击。晚仍宿旅顺口营务处公所(时营务处道员为袁保龄)。

四月十八日(5月21日)卯刻,偕李鸿章、善庆、袁保龄及德国工程师善威(Samwer)等视察建港工程、东唠哨嘴炮台、西澳鱼雷工厂。午后与李鸿章等乘“海宴”轮开赴威海卫。

四月十九日(5月22日)卯刻,王大臣等阅六“镇”打靶,继而分登各舰检查。醇王乘“镇东”验看“定远”;善庆乘“镇中”验看“镇远”;恩佑验看“济远”。申刻抵烟台,英驻远东舰队副司令哈密敦带领兵舰十艘,法国水师提督理尧年(Admiral Rieunkr)率舰六艘排队烟台口外,并鸣礼炮二十一响向醇王致敬。彼等旋登“海宴”晋谒,受到醇亲王的热烈招待与礼遇。晚七时李鸿章亦偕善庆等分别登英国旗舰“ H.M.S.Audacious”及法国旗舰“ Turenne”,向哈密敦及理尧年答拜,并参观舰上大炮。(9)

四月二十日(5月23日)展轮回大沽,英法兵舰各鸣二十一响相送,午后四时余抵大沽口。二十一日(5月24日)阅看大沽南岸炮台打靶及鱼雷演放,水勇泅水表演。下午看北岸炮台及炮兵打靶,并赴海神庙向所祀之大士及天后行礼。二十二日(5月25日)检阅淮军行营制造局。二十三日(5月26日)巡阅南郭津防各军操演,赏赐有加。二十四日(5月27日)巡视机器总局及水师学堂,并对学生给银奖励。继又于四月二十五日(5月28日)参观西沽武库,然后结束巡阅,而于五月一日(6月2日)返抵北京,计前后历时三周。

醇亲王的巡海之行至于返京覆命)后本应告一段落,不意北京外交使团代表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von Brandt)却拟借此机会向醇王晋谒。自五月九日(6月10日)起一再地致函总署,提出此一要求。依照清朝定例王公向不准接交大臣,对于外国洋员更不可无故接见,总署自不敢轻易应允。无奈巴兰德执意甚坚,且以敦睦邦交为由。嗣经请旨允准,方于五月十四日(6月15日)将醇王所列四个条件转交与巴兰德遵守。再经巴使与其他各国公使协商,倶为同意,始订七月初五(8月23日)于总署约见各国公使。参加谒见者计有德国公使巴兰德、英国公使华尔参(Sir John Walsham)、俄国公使拉德仁(Ladygensky)、日本公使盐田、美国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法国公使恺自尔(?署理)、荷兰公使来因(?署理)、比利时公使维礼用(Leon Verhage de Naeyer)八国。其他各公使尚带有参赞及书记官等大批随员,皆着本国礼服,佩带勋章,由总理大臣庆郡王引见,逐一介绍。醇王皆温语慰问,继而举行酒会,主席分别致辞,结果尽欢而散,而使醇王的此次巡阅又增一新的插曲。(10)

一般而论,醇王的此次出巡,大体可谓相当地成功。经过此次视察,多少使他对于直隶湾的诸多海防设施、陆海军的训练、军港炮台的修建,以及船械机局水陆师学堂等的概况,均获得一个深刻的印象,并感到相当满意。同时,经由此次的出行,也使他与外国的外交人员、海军将领,乃至军工专家得以接触,而获得不少国际人士的好感。诚如当时一位《北华捷报》记者所说的:“这位亲王的优雅风范,已赢得所有与他会面人的衷心钦佩。”(11)除此之外,他也成功地为他的海军部群僚上了 一课。那些在海军衙门高踞要津的满洲权贵,根本既不知海军为何物,对于轮船枪炮也缺乏任何的了解。他们非但未曾乘过轮船,甚至也未见过轮船,遑论雷艇战舰。经过此次的阅历与考察,总算使他们增添不少见闻,而一开其眼界。再者,经过此次航行,也使醇王对于海军的兴趣大增,因之诗兴大发,留下数首〈航海吟〉。同时,为了培养满洲的海军人材,他并特别在北京的昆明湖创设一所小型的水师学堂,(12)以便引起慈禧的注意,而得到她对海军的支持。再者,在此次出巡之中,还使醇王与李鸿章建立了一重深厚的友谊。由于李鸿章的蓄意联络,再加以英法舰队对李的称许,(13)使醇王对鸿章倍增信任,建立了彼此合作的伙伴关系,影响了晚清的政局。(14)

在这次出巡之时,唯一美中不足,而又为人所诟病的,便是内监李莲英居然也在醇亲王的随行人员名单之中。实际上,李莲英的公开出现,在清代政治体制上的确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因为鉴于明代太监为患之烈,清廷对于太监的干政,一直悬为厉禁。此次亲王出巡,竟有太监相随,而且此一太监又系慈禧太后的亲信“小李子”,自属意义不凡,而易引起揣测。关于慈禧之遣李莲英参与此次的巡阅,依据官方的解释,乃是因为醇王的健康欠佳,故而太后特派李莲英随身照拂。或有人说是出之于醇亲王的个人请求。但此一说词并不为外间人所接受,咸信与政治攸关,以为乃系太后与醇王之间因有权力冲突,故特派人为之监视。此外,还有一种传闻,说是慈禧对于海军也有兴趣,故特派李莲英先往察看,以便将来亲自前往天津校阅。(15)然而无论如何,此事总不是一件正常的现象,故而引起一些忠于体制的儒家大臣之愤怒。如御史朱一新便曾公开地上疏指责此举的不当,如言:

我朝家法,严驭宦寺,……乃今夏巡阅海军之役,太监李莲英随至天津。道路哗传,士庶惊愕。意深宫别有不得已苦衷,匪外廷所能喻。然藩王至戚,阅军大典,而令刑余之辈厕乎其间,其将何以诘戎兵崇体制!(16)

文中的“意深宫别有不得已苦衷” 一语,即隐指太后别有用心,可谓一语道破。正因为如此,所以慈禧阅后也特别大怒。旋即传旨诘责疏言“苦衷”何指?谕令明白回奏。其后,虽经一新委婉解释,太后仍然不怿。下诏切责,降为主事。不久,一新随即乞终归养。后为两广总督张之洞所延,主讲于广东的广雅书院,政治生涯亦因之告终。(17)

(二)第二次校阅

也是北洋海军成立后的第一次大检阅,时在光绪十七年(1891)的四月。是时,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醇亲王已卒,由庆郡王奕劻接掌部务,无法成行。廷命李鸿章及山东巡抚兼海军衙门帮办大臣张曜前往,实际仍以鸿章为主。鸿章于是年二月十七日(3月26日)奉旨后,旋即着手筹划,并与张曜联络,商定行程。而于四月六日(5月13日)奏报朝廷,决于四月十六日(5月23日)出海。李鸿章由大沽赴旅顺,张曜由烟台至旅相会,南洋海军及粤洋海军亦将北上一体参加校阅。(18)

四月十六日(5月23日),鸿章按照预定日期率领大批随员,包括北洋水陆营务处直隶按察使周馥、天津海关道刘汝翼等,由大沽乘轮出海。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等十二舰,及“广甲”三舰,南洋水师统领前寿春镇总兵郭宝昌率“南琛”、“南瑞”等六舰护行。

四月十七日(5月24日),晨驶抵旅顺,鲁抚张曜亦于是日由烟台渡海来会。

四月十八日(5月25日),首先校阅宋庆所部毅军八营演习德国陆操,继阅淮军黄仕林、张光前所部亲庆六营所习之英、德操法,并观各军枪炮射击打靶。

四月十九日(5月26日),查看旅顺港澳工程、大石船坞、机器厂库、电灯厂、铁码头、铁道。

四月二十日(5月27日),派员考校鱼雷及水雷学堂,观看西岸试放水雷。

四月二十一日(5月28日),赴大连湾观看海军操演,分行布阵,奇正相生,进止有节。夜看鱼雷六艇试演泰西袭营阵法,兵舰整备御敌攻守各法。

四月二十二日(5月29日),驶往三山岛,调集各舰轮流打靶。又看三铁船、四快船、六鱼雷,演放鱼雷;南洋各舰亦随同布阵打靶。

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5月30日一31日):连日查看淮军刘盛休所部铭军修筑之大连附近炮台,和尚岛、老龙头、黄山、徐家山等各处炮台及兵房、子弹库。

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6月1日——4日)赴威海卫,阅看戴宗骞所部绥、巩军新修之南北两岸各炮台,北岸之北山嘴、祭祀台、黄泥岩;南岸之龙庙嘴、鹿角嘴、赵北口。又看副将张文宣之护军营所修刘公岛北地阱式炮台,岛西接连黄岛炮台、大铁码头、绥巩八营操演,兼看洋枪打靶;又派员考校刘公岛水师学堂课业、操法。各兵舰小队登陆演习;“威远”、“敏捷”、“广甲”操使风帆。夜合操水陆全军,“万炮齐放,无稍参差,外人纵观,亦皆称美”。

四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6月5日——6月6日)赴胶州湾,形势天成,实为旅顺、威海以南一大要隘。

五月初一日(6月7日),张曜于胶州登陆,取道青州回省(济南),李鸿章仍乘轮北驶。

五月初二日(6月8日),李至烟台调阅孙金彪部嵩武军四营陆操(按嵩武军原为张曜旧部,是年七月张曜卒,改归李鸿章节制调遣)。

五月初三日(6月9日),驶回大沽口,察看南北两岸炮台。并校阅淮军罗荣光、史济源所部各营操演,然后乘轮驶回天津,结束此一为期十八日的行程。

此次的校阅,距上次醇亲王出巡,为时已有五年。在此五年之间,北洋的海防建设已经大体布置就绪。鸿章亦自觉相当满意,认为:“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原冀“益加申儆,以期日进精强”,却不料朝廷竟有停购两年之令,因之乃使他大感意外。同时也使醇亲王原订的海防三大目标“陆军之不可轻裁,船政之尚须添置,学堂之必应推广”,遭遇到一个极大的挫折。由他与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书内之所言,即可知其心情之沉重:

海军三年会操,本是奏定章程。今岁为成军后第一次校阅之期,各口台坞新工又须逐处勘履,并南至胶州澳察看形势。周历三省海面往还遂至两旬。朝廷慎重海防,方期日有起功,而农部遽议停购船械,裁减防兵。是岂诏书整饬海军,精益求精之意耶!

实际上在他此次出海之前,他对户部停购船械以供建园之费的计划已早有所闻,在其致老友郭嵩焘信内曾透露出此一消息,以为:“大农拟节外以助内,则恐非旦夕可期也”。(19)

(三)第三次校阅

第三次校阅,也是北洋海军的最后一次校阅,时在光绪二十年(1894)的四月,也即是甲午战争的前夕。是时海军衙门大臣为庆亲王奕劻,南洋帮办海军大臣已由台湾巡抚刘铭传,换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北洋帮办海军大臣已由山东巡抚张曜,换成为钦差大臣督办东三省练兵事宜的定安;此次即由李鸿章与定安共同主持。是年二月十七日首由海军衙门奏请派员出海会校北洋合操,旋即奉旨谕李鸿章与定安“认真会校”。鸿章因即致函定安联络,约定日期,于四月三日分别启程。李鸿章由天津出发,初六日出海,初七日至旅顺。定安则于先一日至旅顺候齐,一同出发。此次检阅的路线及方式都与上次差不多,除了阅看水陆军操演打靶、鱼雷艇(十三艘)演习之外,最主要的即是察看威海、大连各处的炮台,和旅顺的船坞工程。且计划加强胶州湾的防务,增修青岛、坦岛与团岛炮台。同时且于烟台、大连湾亲往英法俄各舰详加察看,历时共计三周(4月3日——4月21日)。鸿章虽风尘仆仆,却依然毫无倦容,因此使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对于这位“中国的俾斯麦”不禁大为佩服。认为虽然李已七旬向外(按鸿章时年七十一岁),“而仍真(精)力弥满,大为难能可贵”。(20)

不过,尽管鸿章的身体尚健,但是他的精神却已不如往昔,特别是在经过两次大病之后。(21)再加以他身负军国重任,力赞晚清政局。洋务、外交、国防、陆军、海军、电线、铁路、船厂、机局、水陆军学堂,诸事丛脞,集于一身,更是精力分散,难于兼顾。(22)因此北洋海军纪律渐坏,操练日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絜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值北洋封冻,海军南巡之时,“率淫赌于香港、上海”。丁汝昌因非海军出身,常为部下所轻,只有束手无策,“以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而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23)本来在上次跟随鸿章校阅的周馥,便曾指出北洋海军章程虽有赏罚条例,“而将官多不遵行”。(24)此外,北洋僚属张佩纶与刘含芳等也深感“北洋水师,将骄卒怨。合肥老矣,左右又无良佐”,而引以为虑。(25)兼以鸿章对部下原不重视精神训练,仅以功名利禄相维系。即令军士偶有违犯风纪,亦不严加约束。例如光绪十六年(1890)北洋海军于长崎因嫖妓而与日本警察发生互殴事件,他便淡然处之,不予追究。即令有人指责水兵缺乏纪律,丁汝昌约束不严,他也不为警觉。非独不肯检讨,反而还为丁汝昌辩护。(26)且每于巡阅时,又好多“示以宽大”,动谓“此(辈)武夫,难拘绳墨”。由于淮军将士多其昔日偏裨,而水师之内又多新进少年,“其肯励志图功者不多”。复以“部臣惜费,局外造谣”,以故,有心之人早已预知“国事(已)难为矣”。(27)

实际上鸿章在此次校阅之后,也深感北洋舰队的装备日益陈旧,匪仅与西洋无法相比,且亦将为日本所超过。因之特于奏报〈校阅海军竣事〉一折之内沉痛指出:

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新月异。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阅看,规模均极精坚,而英尤胜。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28)

但是不管鸿章是如何地忧心忡忡,再三地疏请重视海军。可是清廷却一味地置之不理。非仅颐和园工万人方在昼夜进行,而朝臣亦在策划为慈禧的六十万寿点景。东邻日本方且跃跃欲试,积极谋华,而中国却犹醉生梦死,粉饰升平,几于不知大难之将临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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